人们对时空结构的科学认知, 源于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揭示了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的联系, 是以时空观审视事务发展的创新研究。基于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基础,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欲获得外交空间的现实拓展, 应有效把握驱动因素的逻辑起点。无偿体育对外援助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平台, 派遣体育教练员搭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相互联系的桥梁, 援建体育场馆设施被看作中外友好的象征。2017年,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迎来了60周年的光辉历程。基于此, 对开启体育对外援助的动因进行探究, 旨在更好地确立和把握改革方向, 推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科学发展, 达成双边互利及多方共赢的理想目标。

1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开端与起步

1957年, 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援助请求, 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在体育领域的帮助。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心与指示下, 在国家体委的积极配合和调派下, 中国首批援外教练组迅速集结。1957年10月, 在足球名将史万春的带领下, 体育援外教练团队启程赴越, 开始执行技术训练、理论指导、裁判员培训等方面的援外任务, 中国迈出了体育对外援助的脚步^[1]。1957年, 中国为蒙古无偿援建了中央体育馆和体育场, 为蒙古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提高运动训练条件做出了保障。这一时期, 中国采用无偿赠予的方式, 以蒙古、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 向亚洲地区的近邻重点给予援助(表 1)。

1960年, 苏联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 中苏关系开始走向恶化, 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不和谐“音符”。中国政府适时调整体育对外援助方针, 逐步向广大的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拓展。1961年起, 亚洲的缅甸、印度尼西亚, 非洲的马里、几内亚、突尼斯, 拉丁美洲的古巴等国家, 成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此段时期, 中国通过驻外大使分别向阿尔及利亚、加纳、索马里等国家援送了大批的体育器材, 并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尼日利亚等国签署了援建项目协议。中国提供的体育援助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 体现了“国际义务我们必须承担”的豪迈, 发扬了“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2]。1964年1月, 中国政府公开发布《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为体育对外援助的有序实施确立了基本准则。1965年1月, 国家体委成立了援外办公室, 以保障体育对外援助的顺利开展^[3]。

2 中国开启体育对外援助的动因 2.1 政治动因 2.1.1 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对外援助是二战结束后冷战条件下的产物, 起源于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其目的是拉拢盟友以巩固自身阵营的力量, 扩张势力赢得政治筹码, 最终取得军事对峙的冷战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 美苏冷战的阴云已经笼罩着国际社会,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正进行着尖锐的对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共产主义发展深感恐惧,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传播和影响的扩大, 将中国列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敌视的重点国家, 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包围。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家独立, 如何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捍卫来之不易的自由至关重要, 也理所应当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正如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摩根索强调, 对外援助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保卫民族生存空间、抵御各种外界压力的一种成效显著且被广泛使用的外交工具。因此, “对外援助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其本质都是政治性的。这是对外援助性质所决定的, 是不会受到任何内外部环境变化而改变的”^[4]。

国家安全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是国家利益的最核心部分, 要始终坚持把国家的安全放在首位^[5]。在外交部的成立大会上, 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外交工作就是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6]。中华民族在百年的民族民主革命中, 不畏牺牲、前赴后继, 就是要赋予人民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因此, 在“一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 中国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对外援助, 主要目的是“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 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 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7]。人力资源体系建设是体育事业进步的关键, 中国政府不但外派教练员和专家, 还吸收兄弟国家的人才来华接受培训。上海体育学院等高校积极配合外交工作, 在教练员培训、留学生培养等方面贡献力量, 促进了兄弟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这些国家在反帝斗争上同中华民族的立场相一致, 并且处在反美斗争的前沿阵地, 对其进行援助会巩固自身阵营的强大, 也会有效遏制资本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扩张, 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得以进一步保障。为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力求让全国人民了解对外援助的重要性,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报告中强调:“我们不能不援助。现在如果不抵抗, 美帝会得寸进尺。反之, 如果给予打击, 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8]辩证地看, 让“敌人无法进攻中国”, 也是保护国家安全的一种外交策略。因此, 中共中央在批转《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中, 特别强调:“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 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9]

2.1.2 构建国际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处于不同集团的人、国家或组织, 为了一致的目标而结成共同阵营。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 还是抗日战争时期, 或是解放战争时期, 构建正义的统一战线, 都是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第三世界国家占全球国家总数的3/4, 与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 自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为了打破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封锁, 周恩来总理强调:“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 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 反过来就是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 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10]因此, 紧紧团结第三世界国家, 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共同对抗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 是保持民族独立胜利果实的必然途径, 也是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战略重点。中国国家对外政策有所转变, 国家外交工作适度调整, 但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体育援助的规模和力度稳步上升。中国政府既增加了软件资源的无偿支援, 也在低息或无息贷款的政策配合下, 扩大了硬件体育资源的全面援助。1967年, 中国政府单次援助索马里的体育器材就超过4万元, 帮助坦桑尼亚扩建体育场馆的费用高达12万英镑^[11]。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 对外援助的直接受益方是受援国, 但通过人文交往与资源流动, 也会给援助国间接带来积极的影响。理性的体育对外援助应是援助与受援的互动, 而冷战格局中成为拉拢盟友的外交手段。20世纪60年代, 毛泽东主席发展了其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 即在互为对立的美国和苏联之外, 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 由美苏之外的广大国家组成。为了建立反对美苏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夺“中间地带”, 既援助那些受到美苏侵略与干预的国家, 也援助那些美苏不给予支援的民族解放组织和那些能够保持合作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段时期, 中国在没有接受任何外援的情况下, 加大了向亚非拉国家进行体育援助的力度, 派遣体育教练员、援送体育器材装备、援建体育场馆设施(表 2)。法国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 但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指引下, 中国政府于1966年6月向其派出教练员, 以加强与法国的沟通和互信, 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连接和凝聚。国际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 让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小觑的新兴力量, 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搭建了桥梁, 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知名度。无偿支援有效推动了世界范围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 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加速了殖民体系的崩溃和瓦解。

2.1.3 在国际社会获得认可

作为一个初登国际舞台的主权国家, 新中国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的了解与承认, 希望参与多元的经贸交流^[12]。虽然国际援助体系主要由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主导, 但中国克服了重重的资金压力, 积极进行无偿体育对外援助, 以期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及跨地区合作。1963年的新兴力量运动会, 就是在中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下, 才得以顺利召开。这种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促进了国际公平与正义的全球传播, 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的广泛认可。

中国只有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拥有应得的国际话语权, 取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可, 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行使权利, 缓解军事包围, 达成巩固国家安全的目的, 这是以政治手段解决军事对峙的最佳选择。国际社会的认可会带来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 有利于中国发展民族经济, 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重任。体育对外援助的受援国由周边社会主义国家, 逐步向全球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扩展。同时,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严格遵循八项原则, 对受援国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发展民族体育事业、改善体育锻炼设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获得了国际友人与进步力量的好评, 推动了亚非拉国家与中国建交, 迎来了中国外交史上的又一次建交高潮。突尼斯《青年非洲周刊》评价:“周总理访问非洲的影响, 已经超出他所到的国家范围, 个别国家对未能与中国建交而深表遗憾。”^[13]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周总理自1963年底访问非洲以来,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成绩, 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普遍认可。”1971年, 由23个发展中国家提出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获得通过, 充分表达出国际社会的普遍心声, 也侧面反映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巨大贡献。毛泽东主席风趣地说:“我们是被穷朋友抬进联合国的。”

2.2 人文动因 2.2.1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

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奉行国际联合的基本理念,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指导原则, 是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互助的思想基础, 也是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精神指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际社会的巨大变化是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一个阵营, 这就推动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发扬和传播, 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外交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 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内经济建设的恢复, 都离不开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因此, 在体育事务管理、体育产业初创、体育人才涌现的基础上, 中国果断接受兄弟国家的援助请求, 坚决开展体育对外援助工作。周恩来总理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 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并援助那些经济不够发达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7]毛泽东主席强调:“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 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斗争, 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14]

作为马列主义思想的坚定拥护者, 中国领导人坚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侵略。虽然, 体育对外援助应谨遵平等互利原则, 应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 但在实际操作与具体执行中, 中国始终坚持把国际主义放在首位。1964年, 在王幼良和王义润2位组长的带领下, 由8人组成的体育援外专家团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支援。在热带地区的生活环境里, 体育援外专家不但要奋战在教学的第一线, 按时完成援助任务, 还要亲自去挑水种稻、生火做饭, 自给自足维持生活^[15]。这时, 正值越南抗击美国入侵的艰难时期, 开展体育对外援助正是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援助。

2.2.2 秉承中华优秀文化

(1)“和合”的文化内核。“和合”是指在多种相互冲突的物质和元素之间, 通过克服矛盾而并存, 进而达到平衡和谐的一种状态^[16-17]。它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 也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精髓。它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也渗透到人们生活的不同领域, 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富生命力的智慧结晶。孔子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 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18], 孟子进一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19], 老子强调“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20]。在中华文化史上, 不同学派均以“和合”理论基础做支撑, 在承认世界多样性、差别性和矛盾性的前提下, 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期待“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古人倡导协和万邦, 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最高理想境界, 主张国家间平等相待, “和实生物”而共同发展。提倡外交高于战争, 以和亲、赠礼、结盟、通商等手段避免矛盾的激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就向世界各国人民伸出了和平共处的友谊之手, 正是“和合”文化在体育对外援助中的全面贯彻。

(2)“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 把重义看作是衡量行为的最高准则。儒家各派在义利观上虽有不同见解, 但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因为义与利实际上是统一的, 只是有轻重、主次之分, 不容混淆、颠倒。所谓“重义轻利”, 是个人或局部利益与整体或长远利益相互矛盾时, 应严格遵循社会秩序与道德准则, 突出大局观念和整体意识。尽管“尚利”思想是无法消除的客观现象, 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时刻影响着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实施, 即为了帮助贫困国家完善体育基础设施, 完备体育人才梯队而进行的义举。虽然平等互利是指导体育对外援助的首要原则, 但具体实践中并未体现出互利, 而始终优先考虑受援国的发展和利益。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促进了受援国体育成绩的提升, 推动了国际体育事业格局的整体优化, 完全体现了“重义轻利”的大局观。

(3)“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仁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核, 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仁的精神是“爱人”, 要用一颗仁爱之心看待所有的人和事, 不仅仅是爱自己, 更要关怀和爱护他人, 爱一切的人。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就是“仁爱”, 凡有人生存的地方, 就自然会出现流传久远的动人故事。“仁者爱人”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所尊崇的最高境界, 是处理人际关系普遍存在的道德义务和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纽带, 推动着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实施。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外国人民都表现出特别友好的态度, 并给予深切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 在急需资金进行经济建设的困境下, 依然援送最好的体育器材与设备, 援派最优秀的体育教练员和专家, 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的仁爱之心。

3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启示 3.1 营造体育对外援助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体育对外援助是外交工作中丰富多彩的一环, 是中国参与国际事物、承担国际责任、展现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政治动因是开启体育对外援助的首要因素, 深刻影响着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 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21]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政治生态, 是政治现状及发展情况的反映。因此, 重视政治生态环境的发展, 有效治理与全面解决内外部政治问题, 是推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涉及的主要政治因素, 包括外交政策的调整、意识形态的干扰、政治意图的强弱、软实力发展的侧重等多个方面。因此, 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就要加强运行机制的建设, 推动以上政治因素的均衡发展和良性运行, 达成中外友好合作的互利共赢。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中, 曾出现过一些政治问题, 如援助目标的随意性、援助数额的盲目性、援助地域的局限性等, 这些都与体育援外运行机制的不完善直接相关。运行机制是动态规范体育对外援助的管理行为, 是带有规律性的运行模式, 是体育对外援助稳定运行的保障, 也是涉及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 能指引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运行机制, 可优化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政治生态环境, 是时代所需和现实责任的完美体现。

开启体育对外援助的政治动因, 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政府首要考虑的要素。随着冷战终结和时代转换,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进步的主题, 每个国家和不同民族都生活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只有通过国家、非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 才能促进体育对外援助的开展。必须淡化体育对外援助的政治色彩, 避免过多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让国际社会和国外民众真正享受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亲、诚、惠、荣”的友好理念^[22]。

为了促进国际社会的友情支持, 实现体育援助与受援需求的无缝对接, 推进政治生态环境的良好营造, 还需要完善体育对外援助的评价体系。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体育对外援助既要重视国外民众的需求, 还要考虑国内民众的支持。运行机制与评价体系是相辅相成的, 是体育对外援助的实践与反馈, 能够真实反映国内外民众的满意程度。因此, 在对运行机制进行建设的基础上, 根据评价体系的各个指标, 规范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运行机制, 有效摒弃冷战思维的惯性延续, 深化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功能的多元开发。未来, 在国家外交政策的宏观调控下, 及时对政治生态环境进行评价, 推进中观执行的高效有序, 增进微观操作的丰富多彩。在政治生态环境优化的带动下, 能充分发挥体育对外援助独特的外交使命, 积极调动国外民众讲述助人为乐的中国故事, 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

3.2 充分发挥体育对外援助的文化传播作用

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是开启体育对外援助的重要动因, 也是推动其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 体育对外援助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人文要素, 承载着传播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使命。在实施体育对外援助的较长时间内, 政治目标的发展受到了较多侧重, 文化传播作用在改革开放后才有所突出。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的, 政治与文化更是密不可分。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就要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吸引中外友好交流的前提和保障。例如, 武术源于中国, 是强身健体、内外兼修的传统体育项目, 也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新时期, 要扩大武术教练员的派出数量, 保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均衡援助, 充分发挥体育对外援助的文化传播作用。“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 会以体育对外援助为载体传播到世界各地, 使之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 促进西方国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有效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

1981年12月, 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武术教练员前往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进行援助, 开启了官方武术对外援助的征程^[23]。伴随着援助需求的增加和扩大, 配合武术教练员的短期出国讲学, 向受援国武术协会援赠体育器材等措施, 中国政府充分表现出“仁者爱人”之心。从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 到富裕发达的欧美国家, 武术对外援助承载着中华文化, 跨越了地域和民族, 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交融。

虽然中国武术对外援助的形式多样, 既有政府主导的援外行为, 也有民间流动的技术支持、社会参与的志愿服务, 但是, 武术对外援助投入力度仍然不够。同时, 应淡化体育对外援助的官方意愿, 避免国外民众产生戒备心理和反感情绪, 这也是中国大力推行公共外交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要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多方主体参与, 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主体结构的优化指明了方向。新时期, 应发挥中国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理论指导, 全面扩大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逐步推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主体, 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构转变。深入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宝藏, 促进公共外交的大力发展和有效落实, 这也有利于国外民众对中华文化产生心理信任与文化认同。

3.3 全面开发体育对外援助的经济创汇功能

体育对外援助的经济因素主要涉及2个方面:一方面是给予他国支援时的经济投入; 另一方面是受援国对援助付出的经济成本。中国在开启体育对外援助的动因中, 对自身承受的经济负担是有所考虑的, 这是政府实行的计划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然而, 由于政治动因与人文动因的双重影响, 无偿体育对外援助占据了主导, 真正体现了中国政府“重义轻利”的责任和担当。伴随着冷战终结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中国对外援助与经济贸易有机结合, 推动了体育援外创汇功能的逐步开发。体育援外教练员是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任务来源是受援国提出的援助请求, 其工作属性是具有公益性和援助性的一种国际交流。在受援国中, 有的国家是西方发达国家, 有的国家是富裕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 仅是在弱势体育项目上需要中国的援助。如海湾各石油输出国就是中国体育援外教练员的主要聘请方, 仅科威特就曾有多达50余位中国援外教练员分别在其各个俱乐部任教^[24]。

援派体育教练员不是商业活动, 一定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既要行使和承担国际责任, 也要考虑和兼顾经济因素; 既应紧握外交政策的方向指引, 也应把握体育对外援助的运行规律。在受援国家中,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也是硬件与软件资源协调援助的重要区域。同时, 对发达国家的体育援外创汇要有所侧重, 充分运用软件资源的主要区域, 将是开发的重点更是发展的重心。拓展与发达国家的软实力合作, 可以向西方宣传中国的“和合”文化, 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认同。

不能仅把体育对外援助当作无偿援助, 且片面认为其不能进行有偿合作; 也不能简单把体育对外援助视为单向的给予, 而严重忽视其经济创汇功能的正常行使与有效开发。这种错误认识是狭隘和危险的, 约束了其丰富多彩的交流互动, 制约了其灵活多样的平台路径, 限制了其独特作用的充分发挥。这种思维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 使民众产生更多的质疑, 为体育对外援助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的阻碍。中国为国外提供了大量只考虑政治因素的无偿援助, 但有些援助结果事与愿违, 带来了让人难以理解的负面影响。

体育对外援助在盲目追求政治意义的目标下, 短期效果是明显的, 经济负担却是沉重的。体育援外创汇是体育援外合作的理性表现, 是对外援助中平等互利原则的具体表达, 会对体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贡献力量。中国援外教练员的国外工资部分, 都是经过中外双方主管部门根据市场价格和汇率变动协商的, 是低于市场价格的“友谊价”。体育援外教练工作的管理费收益, 会保障派出教练员的国内相关福利, 节约体育对外援助资金, 支持并增加无偿援助性派遣, 促进体育援外资金的循环使用, 激发援外教练员和地方主管部门的参与积极性。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也会利用体育对外援助的创汇收入, 增加省市体育事业发展的经济投入, 推动优势运动项目发展和对弱势运动项目的扶持。

4 结束语

经过60年的实践, 体育对外援助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赢得了国际援助体系的关注和认可, 成为外交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当今, 体育事业改革已在逐步深化, 体育组织发展正面临着转型升级, 体育对外援助必将随势而动。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 在各异的空间结构内, 体育对外援助都会被赋予不同的角色, 如国家利益的实现、中国特色的构建、大国责任的行使、合作共赢的贯彻等。因此, 在充分考虑政治与人文的双方动因、援外与创汇的双效互助、历史与现实的双面结合下, 推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