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体育锻炼带有浓厚的社会属性。人们在体育锻炼中会拓展人际交往网络, 增进相互信任, 提高公民社会参与, 而网络、信任和参与正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1]。正如Putnam^[2]所述:“一个社会要想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 需要每个公民能够超越个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和专业身份去与他人建立联系, 而体育锻炼中产生的广泛联系为社会资本的创造提供了良好平台。”因此, 体育锻炼具有生成社会资本的功能^[3-4], 可将体育锻炼作为培育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5]。体育锻炼生成的社会资本对于个体和社会都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个体而言, 社会资本有助于他们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 提升其社会经济地位、促进心理健康、提升生活幸福感; 对于社会而言, 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互惠互利, 增强社会参与和合作,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提高社会运转效率, 最终有利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

与国外相比, 我国对于“体育锻炼提升社会资本”这一主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蔡东山^[6]从理论上探讨了高校体育有助于拓展大学生的社会网络、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培养合作意识、实现社会资本的累积。周结友等^[5]从理论层面上论证了全民健身运动具有培育社会资本(信任、网络和规范)的功能, 这是我国首次将全民健身与社会资本结合起来的研究, 但是仅限于理论探讨, 缺乏实证数据支持。田恩庆等^[7]2014年就“体育参与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但该研究对象为“5·12灾后村民”, 社会资本也仅选取了个体社会资本, 因此研究的普及性有限。当前我国对于体育锻炼提升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缺陷:①理论探讨为主, 缺乏实证研究; ②少量的实证研究中, 仅仅探讨了体育参与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 缺乏对集体社会资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③研究的群体比较特殊, 缺乏全国范围内大样本数据的调查分析。

基于此, 本文利用2014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研究所边燕杰组织发起的JSNET(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8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 利用Stata12.0统计软件建立回归模型, 检验体育锻炼对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的提升作用。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体育、体力活动、体育锻炼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人们体育意识的改变, “体育(sports)”一词的概念和内涵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8]指出, “在中国, 体育的广义含义与体育运动相同, 包括身体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3个方面”。《体育概论》^[9]指出, “体育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 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包括体育(狭义)、竞技运动、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

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一般是国外学者的提法, 其内涵和外延也不尽相同, 较权威的定义来自Carsprson等^[10], 他们认为体力活动是指任何由骨骼肌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活动。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时间和空间特征, 将其划分为4类:职业中的体力活动、交通中的体力活动、休闲时间的体力活动(包括体育锻炼)和家务劳动^[11]。

文献[12]中指出, “体育锻炼(physical exercise)是指运用各种体育手段, 并结合自然力来锻炼身体, 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为目的的从事体力活动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体育锻炼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体力活动的下位概念, 也是其最主要、最积极的组成部分, 它必须以某一项或多项体育运动为载体, 更加强调其目的性——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如中小学生参与学校的午间操、中青年参加足球社团或健身俱乐部, 老年人参与广场舞等。以下文本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均为体育锻炼。

2.2 社会资本理论与测量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中资本的概念演变而来, 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对个人和群体的生产力也会产生影响。尽管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议题较多, 研究对象也各不相同, 但并未取得一个公认的定义。参考笔者之前对此方面的研究^[13], 总结了目前影响较大的几个观点:①社会资源说, 代表人物是Pierre^[14]、Lin^[15]、边燕杰^[16]等。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这种定义的研究对象是个体行动者, 属于社会资本的微观层次内涵。②社会结构说, 代表人物是Colman^[17], 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 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个人的某些行动; 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 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 而在缺少它的时候, 这些目的不会实现”。这一定义的研究对象涉及社会结构, 属于社会资本的中观层次。③社会组织说, 代表人物是Putnam^[2], 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 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 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这种定义的研究对象再次扩大到社会组织, 是社会资本宏观层面的内涵。

尽管在上述论述中指出: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 但是在测量时, 一般将中观和宏观层次合并, 称之为“集体社会资本”, 而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又叫“个体社会资本”, 这2类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也有所差异。个体社会资本一般通过测量被访者的个体中心网络来实现, 主要测量个体在其社会网络中的连接关系, 最常用的方法有提名法^[18-19]和定位法^[20]。由于提名法测量的网络规模大多不超过5, 且被访者列出的网络成员大都与自己是强关系, 弱关系的成员较难测量, 因此不适合本文的研究。定位法测量的社会资本覆盖面更广, 通过职业地位反映的社会资源含量更加丰富, 测量指标更加成熟稳定, 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使用和认可, 因此本文选用该方法, 通过测量个体2014年春节拜年网络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异质性、网络差异等。

集体社会资本一般是通过不同的指标测量的。Putnam是较早开始研究集体社会资本的学者^[1], 他使用信任、规范和网络3个指标测量意大利的社会资本, 后又利用社会参与(包括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宗教参与、志愿活动和慈善活动)、社会联系(包括工作联系和非正式联系)、社会信任(包括互惠、信任和诚实)等3类指标测量了美国的社区社会资本^[2]。Paxton^[21]直接使用信任(分为对同事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2类)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22]也将信任等同于社会资本。笔者认为, 单纯将信任作为测量集体社会资本的指标过于单薄, 不足以体现集体社会资本的丰富内涵。社会联系本质上是社会网络的测量指标, 应当归属于个体社会资本的范畴, 因此, Putnam^[1-2]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最终可划分为2大类指标: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赵延东^[23]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信任和参与2个指标测量了中国西部城乡居民的集体社会资本, 这些前期研究均为本文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2.3 体育锻炼对提升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

无论哪种参与形式的体育锻炼方式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社会联系, 有助于构建和维持跨越年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差异的社会网络, 促进社会资本的生成。Fred^[24]的研究表明:参加俱乐部的成员与同伴(强关系)一起运动产生“黏着型”社会资本, 而与熟人(弱关系)一起打保龄球更容易产生“桥接型”社会资本。Andersen^[25]指出:工作场所内的体育锻炼能够增加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联系, 增加其个人社会资本。Ottesen^[26]通过对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妇女进行了跑步和足球2项体育活动干预之后发现, 参加这2项体育活动妇女的社会资本均显著提高。傅潮峰^[27]对空巢老人的体育锻炼和社会网络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 参加体育锻炼的空巢老人在与其个人社会网络成员的互动频率、情感亲密度、信任程度以及互惠程度上明显优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空巢老人; 同时, 体育锻炼会提升其人际关系的满意度, 提高其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使其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体育锻炼的这一功能在青少年^[28]及大学生^[29]身上也得到了验证。张瑞云等^[30]针对青少年参与体育组织的研究表明:参与体育组织的青少年体育社会资本远高于未参与体育组织的青少年。任波^[31]的研究也发现, 居民可以通过参与社区体育活动, 拓展其社会关系网络, 从而达到累积个人社会资本的目的。田恩庆等^[7]对“5·12灾后村民”进行研究发现, 村民参与体育能够显著提高其个体社会资本, 对拜年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等都有正向的显著促进作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第1个假设:人们参与体育锻炼频率越高, 个体社会资本含量越丰富。

2.4 体育锻炼对提升集体社会资本的影响

集体社会资本中有2个核心概念: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社会信任既是人们相互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更是相互合作的结果。弗兰西斯·福山^[22]认为, 信任是在一个团体中, 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动的期待, 基础是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哪个组织的角色。在体育锻炼中, 尤其是参与同一个团体项目(如足球、篮球等)时, 其成员之间必须相互信任、相互协作才能取得胜利, 从体育锻炼中获取更大的愉悦和满足。因此, 经常进行体育运动可以增强对他人的信任。Giovanni等^[32]发现, 相比起不爱参加体育活动的人而言, 参加体育活动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和亲社会行为, 而且这种影响是持久性的。阴志慧^[33]通过对体育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的比较发现, 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与信任存在正向关系, 体育专业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度显著高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秦曼等^[34]也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发现, 体育拓展训练对于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社会参与是指社会组织或公众通过直接与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互动的方式决定公共事务和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35], 主要类型包括政治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等。参与性也是体育锻炼的基本特征, 无论是参加各种草根体育社团、社区体育社团还是营利性健身场所, 这些组织或场所都为参与社会活动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人们借助运动强化了公民社会参与身份, 增强了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Jarvie^[36]发现, 体育运动有助于促成广泛的公民社会参与。Lopez等^[37]对北美青年人进行研究发现, 体育参与和政治投票相关, 即体育参与越频繁, 越有可能在选举中投票, 女性投票率高于男性, 且北美青年人的体育参与提高了其对新闻(包括政治新闻)的关注度, 也增加了他们在公开会议中发言的可能性。Matthews^[38]通过对新西兰的成年人研究发现, 越爱体育运动的人, 越喜欢参与“被动型”公民活动(如读报纸)。Hirokazu^[39]通过对社区居民的日常体育锻炼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 与从不参加日常体育锻炼的居民相比, 参加体育锻炼的居民更容易参与社会活动。基于此, 本文提出第2个假设:人们参与体育锻炼频率越高, 集体社会资本含量越丰富, 即社会信任度越高, 社会参与越积极。

2.5 体育锻炼提升社会资本的群体差异

已经有较多研究从不平等或社会分层的视角研究了体育锻炼中的群体差异。如Lise对欧盟25个成员国的研究发现, 体育参与存在着普遍的性别差异, 男性参与度显著高于女性, 原因是体育长久以来作为男性的专利, 而女性则受到了文化和习俗等的限制^[39]。Smith等^[40]分析加拿大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发现, 体育参与存在着教育差异, 即受教育水平越高, 个体的体育参与水平也相应越高。彭大松^[41]研究发现, 体育锻炼行为中存在年龄、性别、户籍、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分层现象, 处于相对劣势的人(如中年人、女性、农村人和已婚者)体育锻炼的频率远远低于优势者(如青年人、男性、城市人和未婚者), 这样的群体差异同样存在于社会资本中^[42-45]。

体育锻炼在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时是否存在着群体差异？这种差异是倾向于“趋势平等论”还是倾向于“马太效应”？目前还未发现此类研究, 但是“竞争性资源配置机制”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思路, 该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竞争取胜^[46]。体育锻炼和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 即均与资源相关。体育锻炼虽然是个人行为, 但其背后必然受体育资源的限制, Pierre^[14]认为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既然2者都属于资源的范畴, 就必然存在着竞争, 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正如罗伯特·莫顿的“马太效应”那样: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 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 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 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47]。具有优势的群体具备了获取体育资源的优先权, 进而通过体育锻炼获取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社会资本。基于此, 本文提出第3个假设:体育锻炼在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时存在着“马太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数据

数据来自2014 JSNET 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在8个城市(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采用多阶段系统随机抽样方法, 共抽取了5 480位城市居民作为调查对象, 年龄在18~69岁。去除不符合该研究的样本(缺失或拒绝回答), 共得到4 456份有效样本。

3.2 变量及操作化

使用的自变量是体育锻炼, 按照体育锻炼频率由低到高的顺序分为4类:从不锻炼、低频率锻炼(一年几次甚至更少或一个月几次)、中频率锻炼(一周几次)和高频率锻炼(每天锻炼)。

因变量是社会资本, 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其中, 使用边燕杰^[16]提出的个人拜年网络作为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 将各指标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1个公因子——个体社会资本总量。通过因子负载发现:使用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异质性、网络差异4个指标提取个体社会资本是较优的模型, 个体社会资本总量服从均值为0, 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各指标的含义如下:网络规模即个体在2014年春节期间拜年对象的总数量; 网络顶端即个体拜年对象中最高的职业声望分数; 网络异质性即个体拜年对象不同职业类型的数量之和; 网络差异即个体拜年对象中最高职业声望分数与最低职业声望分数的差值。

集体社会资本采用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2个指标测量。其中, 本文所讨论的社会信任是社会普遍信任, 即对大多数人(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的善意, 而非对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的信任, 按照信任水平由低到高划分为3类:不信任(包括根本不信任和不信任)、一般和信任(包括比较信任和信任)。通过社会参与测量, 最终把社会参与划分为2类:参与和不参与。

相关控制变量主要包括3类。①社会人口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青年人为16~44岁、中年人为45~59、老年人为60岁及以上), 受教育程度(“低”为初中及以下、“中”为高中和中专、“高”为大专及以上), 婚姻状况(已婚包括已婚和再婚, 未婚包括单身、离异和丧偶),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和民族(汉族和非汉族)。②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家庭年收入(低收入为0~4.99万元、中收入为5~9.99万元、高收入为10万元及以上)和是否拥有房产。③社会结构变量包括:户籍(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原住地(本地人、外地人)、地区(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主要变量的均值或比例分布如表 1所示。

4 结果与分析 4.1 体育锻炼与个体社会资本、集体社会资本的初步关系

首先对体育锻炼与个体社会资本、集体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因为个体社会资本的4个测量指标均为连续变量, 因此根据体育锻炼的频率对个体社会资本各指标进行了方差分析发现:个体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在不同的体育锻炼频率上均呈现显著性差异(表 2)。随着体育锻炼频率的增加, 网络规模的平均值也在增大, 而其他3个指标呈现出了其他的一致性结果:其均值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呈现了倒U型曲线, 中等体育锻炼频率的均值最大。这说明体育锻炼频率的高低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变化, 但只有适度体育锻炼者才是获取个体社会资本的最大受益者。

由于集体社会资本的指标均为分类变量, 因此, 将体育锻炼频率与相关指标进行了列联表分析发现:体育锻炼与社会信任虽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但随着体育锻炼频率的增加, 社会信任水平增加, 尤其是信任这一变量的上升更加明显; 体育锻炼越频繁的人, 社会参与度越高(表 3)。

4.2 体育锻炼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证明体育锻炼对2类社会资本的提升作用, 采用Stata 12.0, 将体育锻炼作为自变量, 将社会资本各指标作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个体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均为连续变量, 但不符合正态分布, 因此均取对数处理, 选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集体社会资本的2个指标中, 社会信任为定序变量, 选择定序逻辑回归模型(O-logistic), 而社会参与选择二元逻辑回归模型(logistic), 最终分析结果见表 4。

(1) 体育锻炼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由表 4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与“从不锻炼”的人群相比, 参与任何频率的体育锻炼都能对个体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 体育锻炼频率越高, 拜年网络规模越大, 这说明体育锻炼的确有助于拓展人际交往, 形成广泛的社会连接。然而, 体育锻炼对个体社会资本其他3个指标的影响却呈现了与网络规模不同的趋势:体育锻炼与网络顶端、网络异质性和网络差异呈现了“倒U型”关系, 在4类不同的体育锻炼频率人群中, 中频率锻炼人群对这3个指标的影响系数最高, 这与表 2的结论一致, 即:体育锻炼的确有助于提升个体社会资本, 适度体育锻炼者(一周几次)是获取个体社会资本的最大受益者, 而每天参加体育锻炼和较少参加体育锻炼者的差异不大, 这一研究结论与研究假设只是部分相符。

(2) 体育锻炼对集体社会资本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随着体育锻炼频率的增加, 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参与度也有了显著提升, 但对2个指标的影响模式并不相同。体育锻炼频率与社会信任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中频率锻炼人群对其社会信任影响最大, 其次是高频率锻炼人群, 低频率锻炼人群和从不锻炼人群无显著性差异。这一结论与体育锻炼对个体社会资本3个指标(网络顶端、网络异质性和网络差异)的影响基本相同。在对社会参与的影响上, 随着体育锻炼频率的增加, 人们社会参与的概率显著上升。

(3) 在3类控制变量中, 社会人口变量中的绝大多数变量均对个体和集体社会资本各指标产生了显著影响, 其中:具有男性、青年人、高受教育程度、已婚和中共党员等特点的人群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 高收入人群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以上结果再次验证了“马太效应”理论。在社会结构变量中, 具有农业户口、外地人和内陆人等特点的人群有着更高的个体社会资本和较低的集体社会资本。

4.3 体育锻炼影响社会资本的群体性差异检验

体育锻炼影响社会资本的群体性差异的结果如表 5所示。建模方法是在表 4的相关模型基础上, 加入体育锻炼频率与各控制变量的交互项, 控制变量的分类与表 4相同, 每一个交互项都设置了参照项。为了节约篇幅, 表 5只列出交互项回归系数与参照项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的变量。

由表 5可知, 体育锻炼影响社会资本主要在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的群体中存在差异:与女性、老年人、低学历和已婚等人群相比, 体育锻炼更有助于提升男性、青年人、高学历和未婚等人群的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 这一结论与彭大松^[41]的体育锻炼分层研究结论一致。男性(性别优势)、高学历(教育优势)、青年人和未婚(年龄优势)人群是一类具有相对优势的群体, 他们首先在体育锻炼频率上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进而通过体育锻炼又获取到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即体育锻炼在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时存在着“马太效应”。

另外, 收入和地区与体育锻炼的交互项虽然在个体社会资本各指标和集体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上无显著性差异, 但是在社会参与这一指标上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体育锻炼更有助于提升高收入群体和沿海地区人们的社会参与机会。正如Putnam等^[1]所述, 真正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 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模式是平等的。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 体育锻炼对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均有提升作用。①体育锻炼有效地拓展了人际交往, 增加了人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在体育运动过程中, 人际交往规模进一步增大、有更多的机会结识来自不同行业的社会精英, 交往人群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进一步扩大, 这都是体育锻炼对个体社会资本提升的体现, 也在本文中得到了数据支持和验证。②体育锻炼, 尤其是在团体运动项目中, 运动者在彼此配合、彼此依赖的体育运动中, 人际信任进一步增强。③体育运动所构建的场所为人们社会参与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锻炼者借助于运动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政治、新闻、社会活动等各类信息, 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 这都是体育锻炼对于集体社会资本提升的表现。

(2) 体育锻炼与社会资本大部分测量指标呈“倒U型”关系, 中频率锻炼人群获取的社会资本最多。体育锻炼与社会资本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 即并非体育锻炼最频繁的人获取到了最大的社会资本, 反而那些中频率锻炼人群才是获取社会资本的最大赢家。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个体社会资本中, 除了网络规模, 中频率锻炼人群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其他3个指标(网络顶端、网络异质性、网络差异)影响最大, 而在集体社会资本的2个指标(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中, 中频率锻炼人群对社会信任影响最高。简言之, 在2类社会资本的6个测量指标中, 中频率锻炼人群对4个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影响最大, 因此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相对于低频率和高频率锻炼人群, 中频率锻炼人群能够获得最大的社会资本提升。

(3) 体育锻炼在提升社会资本时存在“马太效应”。本文发现:体育锻炼更有助于提升优势男性、青年人、高学历、高收入群体的社会资本。这些人群本来就是一群优势群体, 他们具备性别、年龄、教育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势, 因而也比较容易获取到相对丰富的体育锻炼资源。同时这些人有着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加上明确的体育锻炼目的, 这些都是导致他们获取更大社会资本利益的原因。

综上, 体育锻炼既可以扩大人们的社会交往、增加结识人群的多样性, 从而提高个体社会资本; 也可以增加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互帮互助, 促使人们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 提高社会和谐, 从而提高集体社会资本。因此, 可以将体育锻炼作为培育社会资本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 体育锻炼在提升社会资本时存在“马太效应”。

5.2 建议

(1) 国家层面应继续推进“全民健身”, 从而实现体育资源均衡化发展。①体育锻炼受体育资源的约束, 一个地方体育资源越丰富, 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就越高; 相反, 在贫穷落后地区, 体育资源相对匮乏, 人们的健身观念也比较落后, 参加体育锻炼的机会也会相应受到限制。因此, 国家和各地政府要通过加大体育场馆建设、组建各类正式和非正式体育组织、推进休闲体育项目等手段, 使“全民健身”覆盖到全国每个城市、每条街道、每个乡村, 从而保障体育资源均等化发展。如此, 人们体育锻炼的机会才有可能实现均等化, “通过体育锻炼提升社会资本(尤其是集体社会资本)”也才成为可能。②对于社区而言, 应加强体育场地建设(如增加健身步道、健身广场、健身俱乐部等)和通过举办社区体育赛事(如广场舞、社区运动会)等增强邻里之间的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 形成和谐互助互惠的社区氛围, 从而提高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③对于个体而言, 应进一步明确体育锻炼的目的。体育锻炼不仅具有强身健体的功能, 它还具备一些社会性功能, 如结交人群、拓展人脉、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等。这对于相对劣势群体(如女性、老年人、低学历和低收入者)尤其重要。如果他们体育锻炼目的在“强身健体”的基础上, 适当增加“社交目的”, 那么通过体育锻炼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就会成为可能。

(2) 虽然本文的研究证实体育锻炼对于提升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也要注意体育锻炼对于社会资本的“负向影响”, 如加大了社会阶层的隔阂, 增加了社会排斥, 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等。Stempel^[48]通过美国全国健康访问调查(NHIS)数据分析发现, 成年人体育参与有着高度的排他性特征, 社会不同阶层的体育参与方式及运动强度有着明显的界限。弗兰西斯·福山^[49]认为, 并非所有的志愿性活动都能提升社会资本, 这取决于志愿组织是否开放, 如果它们是封闭性组织, 就会排斥其他群体进入其中, 由此所形成的特殊信任会严重限制社会形成大规模的合作能力, 反而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

(3)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全国8个城市样本(仅有少量农业户口人群), 后续研究应使用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全国范围样本, 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另外, 囿于调查问卷的限制, 体育锻炼的测量指标仅仅使用了“体育锻炼频率”这一指标, 后续研究应通过“体育锻炼时长”“体育锻炼场所”“体育锻炼项目”等多个指标测量体育锻炼。同时, 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应选择更好的个体网络代替拜年网络, 如运动网络; 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除了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 最好再增加社会规范等指标, 使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