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竞技体育就不是一种孤独的自我表演,而是一项充满对世界感知和相互对话的社会化活动,是在他者的注视中完成的自我展示,更是在他者的平等承认中实现的自我认同。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看,竞技体育及其展开的过程是自我与他者在共同开辟的竞技空间中逐渐达成相互确证和实现的过程,包含了一种积极的和谐意象。竞技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不仅仅表现了自己的力量、能力、素质,而且在与他人的竞赛中抑或在他人的积极肯定或消极否定的评价中取得了更为明确的自我认知,做出了对“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围绕竞技体育会形成一种运动者、观看者、潜在关注者等共同构成的场域,各方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形成了一种交流互动、和谐融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竞技体育运动包含着一种隐秘的认同取向,本文基于当代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哲学人类学观点,将自我认同与竞技体育解释的范式转换相结合进行考量。

1 现有竞技体育解释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1]。由于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科学家群体,范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2]。基于此,所谓的竞技体育解释范式就是指竞技体育研究者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知识背景、人际交往网络等因素,对有关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竞技体育运动的整体认知及其隐含的大众化价值诉求所进行的理论表达,反映了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在体育及其发展趋向问题上的相对稳定的常态化思维模式。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观点,“范式的转换”发生于少部分人在现有被广泛接受的范式里发现的该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外”,并由此以竞争性理论解释而对之加以取代。本文尝试以自我认同的哲学人类学观点进行的竞技体育解释范式也正是基于这种“例外”而做出的,或者说是在当前流行的竞技体育解释范式的存在问题的背景中形成的。当前的竞技体育解释范式形成于强调人的非理性需求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技术至上的社会心理依赖感、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认知逻辑等相互交错的背景之中,在以下3个方面呈现自身的问题。

(1) 将生命欲望中扩张意识无限放大,遮蔽了人应有的精神共在。在现有的有关竞技体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文献中看到,人的肉体及其生命欲望中的扩张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挖掘,这与尼采开启的后现代哲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关注人的非理性的后现代文化确实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全面认识自我、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但如果一味放大这种非理性诉求有可能造成理解的片面化和极端化,造成对人类社会生活解释力的不足进而可能影响更有创造力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发生。在当前的竞技体育解释范式中,充斥着肉体、生命、欲望、享乐和权力意志等非理性话语,仿佛离开了这些,竞技体育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价值与意义。如今,奥运冠军已走下了英雄主义的“神坛”,与此同时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祭坛”:在过去,人们认为运动成绩更多体现在肌肉的强壮、速度和力量方面，对美德和荣誉的追求是运动员让身体遭受更持久、更艰难、更严酷训练的原动力^[3];现在人们却更愿意把目光聚焦于体育明星背后的绯闻、争议或小道消息,追求的是体育活动带来的感官享乐和视觉刺激,注重的是体育活动的表象意义^[4]。体育比赛要使运动员发挥最大的潜能,然而竞技运动崇尚的尊重生命、增进健康、扩大参与、公平竞争以及“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健壮、更谨慎、更落落大方”^[5]的价值理念已基本无人问津。这种竞技体育价值观的片面放大,说到底是以自我话语的霸权遮蔽了自我存在应有的社会背景:竞技体育彰显和突出了自我存在的与众不同,但又放纵了这种自我的差异化存在,并最终损害了竞技体育所呈现的自我与他者的精神共在状态。

(2) 突出身体机能的技术化提升,造成竞技体育人文价值的式微。技术崇拜在现代社会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对于竞技体育运动的认知与解释也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借助技术话语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的语言与方法,没有了定量分析,就是不科学、非科学,甚至反科学了。例如,早期田径百米赛跑的跑姿是随意的,到了后来随着生物力学等科学的介入,蹲踞式起跑及一些技术动作才被逐步规范起来。为了寻找一个最佳角度以达到最高起跑速度,由此引起了运动场上起跑器、钉鞋、塑胶跑道以及发令枪的改进等一系列技术问题^[6]。由此,所谓科学技术的标准化开始成为影响竞技体育的最关键因素,更可怕的是,这种科技的标准化固定和格式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决定着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一切。

近年来,为了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类的运动潜能提高其运动成绩,人们动用了生理学、营养学、生物学、材料学等科学领域的知识来对竞技体育进行改良。以竞技体育中的“阻力”研究为例,假设光头的阻力为0,那么长发而不戴帽的阻力将增大6.5%,汗毛为0.7%,鞋带外露为0.5%,即依照科学在竞争到甚至只有0.001 s的微差时,运动员要想战胜对手,0.7%的汗毛阻力都不能忽略^[7]。又如运动员的跑鞋,从运动生物力学测量的结果可知,在运动员跑步时,着地的一只脚所承受的质量是体重的3倍。体重是70 kg的运动员,每跑一步,着地的一只脚便要承受210 kg的质量;跑鞋的质量每增加100 g,运动员的体能消耗就将增加1%^[8]。更可怕的是,现代科技及其产品在竞技体育运动中损害到运动员的身体健康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生命,比如兴奋剂的滥用就是如此。据调查：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运动员詹森就因大量服用“苯丙胺”而在公路自行车比赛中死亡；1987年苏联医生查出了200名年轻的退役运动员所患有的前列腺癌几乎都是服用激素所致;1994年美国证实因长期滥用合成类固醇而患肝癌的运动员达到38人^[9]。

科技本为包括竞技体育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服务,但最终异化为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障碍。我们并不仅仅生活在定量化的技术规范之中,还有自由裁量的巨大生活空间,这才是我们真正积极自由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在当前的竞技体育解释范式中,身体的技术化已经具有了话语霸权的地位,对身体机能的大量数据的定量分析成为竞技体育科学化发展的代名词,而身体所能够得到的真正人文的诗意栖居的自由空间正在遭到无情的剪裁和分割。科学的技术化及其标准化、工具化思维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前的竞技体育解释范式,并正从根本上剥离竞技体育应有的人文价值和意蕴。

(3) 工具理性思维逻辑的绝对强势,催生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单向度发展。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10]。伴随着西方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工具理性将手段与目的的简单逻辑关系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在竞技体育上就是,通过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以统一的目标、层层衔接的竞赛,构筑了一个“合理性”的“铁笼”,在这个铁笼之中,运动员只能被动适应,而无法有意识地控制这种环境,造成主体性地位的弱化和丧失^[11]。

美国教练乔治·卡尔在评论已有50多年历史的NBA时就曾经指出:“贪婪是篮球竞赛的大敌,我们带着越多的钱和私心进入球队,所看到的情况就越糟。赛事变成了讨价还价的交易,我看不出这样的赛事还有什么趣味和意义,比赛本身和精神完全被遗忘了。”^[9]本为充分彰显人的生命超越性和完整性的竞技体育竟然成为了人性贪婪与放纵的竞技场,这是名利场,也是竞技体育被蚕食和异化的结果。诸如此类的现代功利主义的话语如“政治意识的强力指涉”“高新科技的无孔不入”“商业利益的过度诉求”等到处充斥在竞技体育解释范式之中,尽管在很多时候是以非常隐蔽的形式出现。对此，英国社会学家希恩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我们长大成人的道路上,绩效导向的体育将运动的欢快变成乏味和苦役。”^[12]竞技体育的功利性价值被一味地放大和突出,竞技体育在这种单向度的追求中越来越背离了自身应有的价值和诉求。在这种意义上,原来作为一种自我自由实现与积极社会融入之存在展现的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化的手段,这是竞技体育本真的丧失和体育异化的呈现。由这种体育解释范式而引导的体育文化将功利性目的作为基本的价值主导,在日趋简单化、形式化和片面化的工具理性逻辑中单向度演进,窒息了竞技体育以及竞技体育解释所能开启的更加广阔和自由无限的创造性可能。

综上所述,现有的竞技体育解释范式存在对竞技体育理解的片面化趋向,这已影响到竞技体育在其自身的存在逻辑内正常发展,当然也根本无法适应对未来竞技体育本真发展的积极引导。对竞技体育的认知和解释,应超越对现有竞技体育的简单描述和功利化诉求表达,具有更为深远和丰厚的人文期待。这种人文期待就是明晰我们现有的生存处境和未来的生活走向,在竞技体育本真化发展中达成真正积极的自我实现。竞技体育的人文缺失,已经不再是体育领域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和社会的价值难题。查尔斯·泰勒作为当代著名哲学家,以对自我认同的哲学人类学构思而著称于世,基于哲学人类学思想,从自我认同实现的角度重构竞技体育解释的范式,是使竞技体育回归真正生活世界的尝试与努力。

2 查尔斯·泰勒哲学人类学及其对行为主义的批判

查尔斯·泰勒是当代著名哲学家,他基于哲学人类学对现代认同问题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考察。在他看来,哲学人类学产生于“伟大的存在之链”断裂之后人处于困顿、迷茫的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在身体上势必会得到更大的解放,我们所拥有的节假空余时间将会越来越多,然而我们心灵的安闲恬适之感没有相应地增强,相反紧张压抑、认同危机、焦躁不安、困顿抑郁等却有增无减”^[13]。哲学人类学就是要重建日渐衰垮的认同体系,弥合现代性危机造成的割裂,表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应有的与众不同与独特存在,彰显人存在于世的完整性。

按照哲学人类学观点,人是一种能够实现自我解释的动物,“我们对自身的解释和经验构成了我们是什么,并且,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种有关现实的并可以同现实加以分离的观点,或者是现实的衍生现象,可以在对现实的理解中规避这种观点”^[14]。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服从一种解释学的逻辑,而非按照常用的自然科学的逻辑,换言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基于真实生活世界的生存体验,而非简单按照形式理性的方式以所谓简洁理论话语作答,因为纯粹客观化的理论知识是无法被人理解的,必须还原到现实的生活实践之中才能显现出它的意义。在查尔斯·泰勒看来,“人被视为一种自我解释的动物,就意味着他不能只是作为一个客体在生活中得到理解,因为生活包含了一种解释,一种对未得到表达就不能存在的东西的表达,而将要得到解释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解释的存在”^[15]。为了避免人类在解释力的日渐匮乏中陷入认同危机的泥沼,我们需要彻底击破事实与价值绝对二分的迷梦,将解释融入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行动之中,以“具身能动性”的态度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遭遇到的真实他者、参与其中的生活实践进行彻底存在论意义上的重新思考与解释。

查尔斯·泰勒对认同问题的解释学分析与其对身体的存在论分析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人的身体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塑造了人对世界的感知,并进而改变了我们的经验世界。身体并非被动消极的适应外部客观环境,而是在不断影响和改变着自身的遭遇,同时也是丰富和完善着自身在环境中的存在方式和状态。更进一步而言,经验世界是由人的身体所具有的行动能力所塑造形成的,这种行动在很大情况下并不是由完全明晰的意识所指导的,而是在一种晦暗不清的背景中顺理成章地自然发生的。这就是查尔斯·泰勒所说的“处境”(situation),这种处境对身体行动以及在身体行动中完成的自我认同具有潜在的定向作用。我们需要对这种处境加以表达,尽管表达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只有表达才能彰显身体行动的积极指向和自我认同的肯定性意义。查尔斯·泰勒将之称为本体论叙述:“既识别出什么东西使某物成为这些回应的确切对象,正确而较充分地阐明回应的本性;也讲清楚它所预先假定的有关我们自身及我们在世界中的处境的所有内容。这里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在任何对正确性的主张中我们所假定和利用的背景,当我们为回应的正确性做辩护时,其中的部分是必须要讲清楚的。”^[16]身体的行动不仅仅是“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模式再现,而是一种基于价值预设的意义创造。唯有如此,自我认同才是可能的。

查尔斯·泰勒对身体与空间问题的阐释包含了对行为主义的深刻批判。行为主义由于其中的极端和夸张因素而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一是存在着经验主义的危险。行为主义者可能陷入搜集大量数据资料,而无法把握明确的理论重心。二是它可能导致过分地强调方法,特别是计量的方法,从而用那些严格要求数据完整性的统计学方法处理所有有关政治行为的经验性资料。三是它可能堕入科学主义或确信政治生活受一系列自然法则的控制,而这些法是在进行大量的经验主义探讨时被发现的。四是对道德问题的忽视,可能会把有关正义的关键性问题简单地归入某些非科学的推理范围。”^[17]查尔斯·泰勒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是“关于人及其行为得以被描述和被解释的基本范畴的研究”,直接针对了行为主义的机械主义倾向及其造成的误解:“这些误解自始至终堵住了通往下述这种伦理学的道路,这种伦理学与实践政治和市民社会中的人文主义理想不相协调。”^[18]概言之,简单依靠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理解人类行为及其社会根源的复杂性,当我们把人作为一个绝对的科学研究的客体时,就陷入到了这种行为主义的困境之中,所得到仅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肉体分析,难以把握身体及其蕴涵的复杂社会伦理意义,当然自我实现的人类价值追求以及自我认同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

在当前的竞技体育实践、竞技体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这种严重的行为主义倾向。这种行为主义片面地认为竞技体育的过程就是一种单纯的生理行为的过程,可以依靠自然科学技术对人的身体行为进行严密的分析,从而得出绝对科学有效的结论,展开有针对性的训练,就可以实现运动成绩与身体素质的提高。这是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态度,也是一种伪科学的态度,无法真正把握竞技体育蕴涵的社会伦理意义以及由此而建构的积极自我认同。在这种行为主义的体育认知和体育解释中,隐藏着将人的身体完全生理化、绝对标准化的危险。即将自然科学的形式理性标尺盲目地运用到对人的分析上,忽视了人可能具有的多元化发展与实现的诉求,蛮横压制了人的多元化需要,客观上造成了单向度的人以及社会。

从更深层次上看,这种行为主义的竞技体育观具有很强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在“手段—目的”的工具理性逻辑中追求所谓的成功与胜利,在现代竞技体育对竞赛成绩的极端片面化追求中看到了这种基于科学行为主义的训练模式和一味讨巧的竞赛技巧。完全行为主义化的竞技体育,从表面上看最科学,也许还是最有效率的或是最符合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但从人的根本存在价值和自我实现意义看,又是最不尊重人性的，因而也是最不人文的,因为它割裂了竞技体育应该有的精神维度,使我们在看似科学规范的身体锻炼中迷失了自我的根本追求,缺少认同诉求的竞技体育运动成为了完全的行为展示和赤裸裸的机械运动。我们需要改变竞技体育认知和解释方式,在发掘竞技体育蕴涵的认同维度中实现体育更高远的价值与意义。必须认识到,“体育运动不仅是游戏,不仅是纪录的创造,它同样也是一种升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恢复”^[19]。为此,需要基于自我认同实现竞技体育解释范式的转换。

3 基于自我认同的竞技体育解释范式转换

结合上述查尔斯·泰勒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以及由此展开的对竞技体育领域的行为主义倾向的分析及其批判,为了更好地呈现竞技体育应有的社会伦理价值,需要从认同的角度对竞技体育解释的范式进行转换,这种转换至少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从行为到行动的竞技体育认知转换。按照哲学人类学的观点,“行为”(behavior)更多地是反映了身体在外部物理刺激下的生理性反应,表明了主体更多地是在被动适应和消极应对外部环境,而且这种适应和应对带有很强的程序性和可操作性,在其中能够体现行为主体作为主体的自主能动性非常有限,缺乏内在的意向性维度,在“行为”的层面上很难触及自由实现问题。“行动”(action)则带有很强的外在扩张性和自主能动性,具有很强的内在意向性,突出了行动主体在既定规范的约束下积极寻求突破与超越的进取意识,而且这种进取不是盲目的生理性冲动和不受节制的自然勃发,而且带有明确的社会伦理意向的自我超越与自我突破。换言之,在“行动”中主体的自由意识、自由取向和自由实践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体现。由此可见:消极被动的“行为”无法确证“我是谁”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因为在“行为”中主体的自由度是非常低的;积极主体的“行动”则表明了主体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反思能力和实践旨趣,因而在自我认同的确证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由此看来,我们对竞技体育认知也急需从行为到行动的解释范式转换,因为竞技体育行动与竞技体育行为相比具有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意义。比如,可以通过竞赛行动与竞赛行为的区别理解这一点,“竞赛行为的必要性是建立在竞赛行动的重要性和根本性这一基础之上的,竞赛行为虽然是基本的，却不是根本的,只有竞赛行动才是竞技道德意义上的‘自为价值’”^[20]。如果我们一味地从行为的视角看待和理解竞技体育,那么我们获得更多的是所谓竞技体育的自然规律性,由此而展开的竞技体育将会更多地盲从自然科学技术的运用及其效果,将外部刺激对人运动潜能的激发作为唯一的信条,忽视了人的意志品质、精神诉求在体育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人在体育运动中的人文诉求和精神内涵更是无从谈起。相反,如果我们超越简单的行为模式,而上升到行动层面看待竞技体育,则就能突破当前竞技体育发展中的某些根本性制约问题。在竞技体育行动层面,需要把竞技体育看成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那么我们在体育中获得的不仅仅是物质需要的满足,更多的是来自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他人的积极承认以及自己在竞技体育中所达成的自我精神实现。在这种竞技体育行动的过程中,我们证明了自身对于世界的价值与意义,也表达了自身在标准化的突破和对超越的追求中实现了自我存在于世的与众不同和独一无二,由此竞技体育真正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

(2) 从失范到规范的竞技体育实践转换。“失范”与“规范”描述的实践问题。我们现在经常热衷于从制度设计层面讨论体育失范问题,“失范”意味着失去规范之后的无序和混乱状态。那么究竟何谓规范呢？“规范系指一种调节人的意愿、地位和形象的标记。规范这一概念涵盖了社会—政治(宪法、社会和经济的组织结构)、技术(德国工业标准)、美学(艺术风格)、科学(研究方法)、宗教(礼俗和信仰)等方面的一般形式,并对规定结构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借助于这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上述各个方面就可以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从风俗、习惯、约定和时尚一直到法律和道德”^[21]。由此可见,规范不仅仅是简单的约束性规则,而是具有丰富的哲学人类学意蕴。我们在当下对竞技体育失范问题的讨论,更多的是将竞技体育发展中负面问题归之于制度与规则的缺乏与无力,将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与人整体身体素质的下滑的背谬性结合归之于人类塑造意识和建构能力的有限与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讨论缺少了对规范问题的深厚哲学人类学意蕴的挖掘。如果将竞技体育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放到更为宏大的现代性语境之中加以考量,或许能够看到竞技体育失范问题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得出更为明智的看法和结论。查尔斯·泰勒认为,在现代性语境中,我们“怎么做”远比“做什么”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强烈的程序主义取向,正是因为这种取向让我们将制度与规则的建构神圣化,一旦生活出现了问题那就归罪于制度与规则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制度与规则的林立已经成为困囚我们行动自由的“铁笼”。生活的失范恰恰是因为我们对标准、规范采取了绝对盲从的态度,这种盲从是对人自身所具有的建构能力的盲目自信。换言之,正是因为我们过多地依赖了制度和规范,导致在处理日常生活的复杂社会实践中失去了自由裁量和合理措置的能力,最终致使我们陷入失范的无序状态之中。

具体到竞技体育领域,规则被越来越细化到刻板的程度,在规则面前竞技体育运动者所能达成的自由展现空间越来越有限,在竞技体育运动中所能达到的自我实现的价值与意义越来越小。真正的竞技体育必然需要规范,但我们相信,规范不是僵死的、完全形式理性的、程序主义的,而是蕴含明确实质性内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规范不是刻板僵化的行为规制,而是积极生动的行动引导,是对个体生命如何在组织化生活中得到充分实现的有效保障。实现竞技体育的失范到规范的转变,需要尊重竞技体育应有的人本价值取向,将竞技体育运动中的人真正当作活生生的、有多元价值诉求的意义承载者而非简单的机械化的运动机器。竞技体育规范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确保人在体育运动中的自由实现而非简单的行为管制,竞技体育规范的运行应该是一种充满伦理自主性的社会化活动,充分展现处于其中的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与承认,并确保主体之间充盈的活动张力。

(3) 从异化到本真的竞技体育价值转换。在古希腊时代,体育与知识、艺术共同承担了教化人类的伟大使命,竞技体育运动虽然以身体的强力竞争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但其中蕴含了最重要的人类文明基因,表征着人作为人从混沌无序的大自然中抬起了高贵的头颅,迈向了尽管充满苦难却通达文明与尊重的征途。这是原始的本真状态的竞技体育,在此,竞技体育拒绝一切虚假和欺骗性的手段,完美彰显人类力量与文明教化的结合。“正是文明竞争使人类展示自我、超越他人的普遍性需要,经历了一场以战胜自己、提高自己为首要目标的战斗洗礼。虽然不排除在一些运动项目中存在出格和暴力现象,但是文明竞争拒绝一切侮辱、虚伪、欺诈、谎言和狡猾。任何含有上述特点的人类活动都无法称为竞技体育”^[22]8-9。原生态的竞技体育实现着文明教化的历史使命,涤荡着人的本能的野性与野蛮,勾划着人类自我发展与演化的文明路线,证实着神圣秩序下人的独特存在和自我实现。在这里，带有强烈人文气息的竞技体育是人存在的重要方式，展现着人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和谐关联，印证着人在伟大的存在之链中特定的位格和使命。竞技体育使人强大但不失文明,竞技体育使人充实但并不膨胀,此时,竞技体育所承担的自我认同的使命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传统神圣社会向现代世俗社会的过渡,整个世界在人的巨大力量的祛魅中变成了纯粹的客体和有待开发利用的对象,原本作为人与世界和谐关联的竞技体育也开始变成为一种用于炫耀人的强大的手段与工具。借助于竞技体育可以表现自己在同类中的卓尔不群,可以获取赞叹、钦慕与荣耀之外更多的物质性回报与奖赏,这是资本所代表的世俗化力量对竞技体育领域的强行侵入与野蛮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披着人类文明的外衣进行的,但无法掩盖背后真正野蛮与丑恶的反文明实质。在不顾一切地对体育竞技成绩的追逐中,我们感受到竞技体育仿佛越来越难以承受文明教化的重要使命而日渐沦落为纯粹功利性目标的手段与工具,在竞技体育中越来越难以真切感受到自我存在于世的独特性，而是在对市场逻辑的被迫附庸中渐渐迷失了自我,即竞技体育在自我认同的使命担当中愈发力不从心了。这是竞技体育的异化,我们在其中感受不到自我力量的彰显,而是面对工具理性在制度与规则的巨大铁笼中、在无助与乏力里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了生存虚无之中。

祛魅的世俗化趋势是无法改变的,要复归竞技体育实现自我认同的本真价值,唯有人类自我做出改变。我们对竞技体育的需求要超越简单的物质性和功利性模式,需要进入到自我自由实现的层次和高度加以认识,即竞技体育本身要突破作为手段与工具的异化状态而真正与人的存在结合起来考虑,在竞技体育中我们将感受不到外在地压迫和强制性束缚，而是一种自主自我的积极自由实现。我们要看到,“竞技体育所具有的对抗与竞争氛围,能够给予人们充分而积极的外在阻碍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的努力应对。在竞技体育的参与过程中,人是绝对的参与主体,有着对自身充分的支配权与控制权。人们能够凭借身体的切身体验与体育意识的积累,积淀起连续不断且内在一致的能量储备。从而在人们面对身体疲劳、技能水平停滞、比赛失利等阻碍时,能够通过能量储备的积极释放而产生积极抵抗,并由此产生对自我的积极超越”^[23]。这是后现代竞技体育对现代性模式的突破与超越,是在人的彻底解放以后对人的自由存在状态的肯定性表达,是对消极虚无的彻底扬弃和对积极自我认同的充分肯定。

4 结束语

竞技体育运动不是简单的身体舒展和力量展现,也不是简单的竞赛与对抗,而是一种包含认同旨趣的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印证,这种相互印证外在地呈现为带有竞争性、对抗性的社会交往,而内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对话、比较而达成的自我超越性的实现方式^[24-28]。按照查尔斯·泰勒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人的自我认同感是在公共空间中通过与有意义的他者的积极对话而确立的,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性存在,这种对话性存在的本质能够确保人明确的自我认知,唯有社会交往才能使人对“我是谁”这个自我认同的根本性问题作出完全肯定的回答。基于上述思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化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自我表演的层次,而是蕴含着竞技运动员相互之间的彼此平等的承认关系及由此达成的自我积极确证。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一种能够促成人的自我认同的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即便是竞技失败者也能在这个过程获得对自我的更理性、更准确和更积极的认知。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竞技体育作为人类文明教化的重要方式,毫无疑问为人在支离破碎的后现代生活状态中开启了一种积极的公共生活空间。在这种公共空间中,自我与他者达成了平等的相互承认,自我独白与失语的孤寂生存状态将不复存在,价值虚无主义将在体育所传递的拼搏、超越、责任与担当精神中慢慢消解,社会和谐的氛围将会孕育更坚定与明确的自我认同感^[29-30]。我们能否在竞技体育发展中增强人类的自我认同感,将是对竞技体育运动文明程度的有效检验。尽管竞技体育失范的问题仍然存在,竞技体育发展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但我们相信,在人类拒绝野蛮、驯服欲望、告别无知、趋向文明的共同事业中,竞技体育将在完善自我的角色认同、促进自我的社会认同方面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正如塞莫斯·古里奥尼斯在《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22]171结尾处所言:“一种理想,用只有体育竞赛才了解的方式,驯服了人类的狂野激情,赋予世界文明以新的呼吸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