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体育德育本体问题及研究现状 1.1 体育德育与体育的德育化

道德是人类自进入社会化阶段起一直追寻的一个问题。在古希腊先贤柏拉图眼中，“美德能否被教学”是一个未解的难题，而亚里士多德说“美德是习惯和练习的结果”，其也未提供解答该难题的答案。人的道德应如何塑造，中西方先哲均进行了不懈尝试。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从德尔斐神庙获得了“重新开始体育比赛吧”的“神谕”，开启了一条从肢体向内心的道德建构之路；东方文明则从周公至孔孟开启了身、家、国的人伦道德建构之路。道德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代表，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认同，其在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特点，所以如何进行道德教育就成为了时代难题。

另外，体育是道德吗？体育与道德的关系如何？随着“体育即道德”“体育即教育”理论不断被阐释，体育以其身体直观性成为各时期人类道德教育的重要“道具”，各式各样的体育比赛成为道德教育的身体手段，体育德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属于特定时代的德育教育，即体育的德育化或道德工具化。目前学界对于体育德育在各类教育模式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但对于何为体育德育，始终扑朔迷离。当前在体育德育研究领域，多是研究特定德育教育内涵如何通过特定体育途径实现。无论是使用体育的教育性使之贯穿学校教育，还是以体育活动的竞争性培养人的“抗挫精神”和“家国观念”，问题的关键都在于体育德育不是主体，而是手段，即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德育根本不存在，存在的是体育道德化和德育工具化的体育。

1.2 体育理念与相应的体育德育理论发展状况

无论按照应用、对应人群，还是其他学科的分类标准，体育都是一种含义模糊的概念“星云”，唯独以下2点被公认：①体育的实践者是人；②体育的实践对象是人。自体育一词从日本舶来，其含义在中国近现代不同社会文化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解释，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体育的起源、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论述。随着哲学、心理学、医学的不断发展，人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的理性与肢体分离，关于肢体在生物学、医学意义上的发展也成为体育定义的来源。总体而言，对于体育的概念及其本质的论述主要有以下2类。

1.2.1 健身功能论(physical education)

日本人萁作麟祥最早将英语的physical education翻译为“体之教”。1876年，近藤镇三将各种日文译法统一为“体育”。近代中国改革人士将体育作为拯救民生、救亡图存的重要方式。“1899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一篇评论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时局的文章说，变法失败后，‘人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帅，以研究体育之学’”^[1]13。这里的体育即身体培养和教育，其以强壮肌体继而强健意志为目标。这一类定义方式强调肢体的发展与增强，突出体育的目的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概念的定义问题也一直被讨论，但体育对于体质强化的作用，以及作为教育手段的概念定位贯穿始终。如：林笑峰认为，“体育是身体教育或体质教育的简称，指的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授增强体质的知识技能和动用这些知识技能实际锻炼身体的过程”^[2]；苏萍等^[3]认为，“体育(广义亦称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约，也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包括体育(狭义的)、竞技运动、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在此体育思想指导下，体育德育完全是体育的德育化，体育作为工具理性的附属出现在教育工作中的现象十分普遍。体育的身体实践性及其德育功能的渗透性被发掘出来：针对体育课堂教学如何进行渗透性德育教育，伍冶金的《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张伟东的《高校体育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途径研究》、王彤的《新时期高校体育教学的德育价值及实现》等有所论述；针对体育项目中德育价值的发掘与应用、德育目标如何通过体育运动或教育教学实现，张华敏等的《足球项目的家国情怀在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中的价值探析》、金红梅的《武术文化传播在高校德育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于超的《高等院校篮球教学与思想道德教育的耦合效用研究》等亦有讨论。总体而言，在目前国内研究中，体育作为一种德育手段得到了强化和重视，其对于个体的意志品质塑造作用以单个项目或运动的方式被强化，并根据人的生长规律进行塑造。在现代竞技体育发展中，体育伦理的发展为德育教育提供了竞争、公平等元素，集中体现在对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和追求上。在比赛中须坚持道德操守等，成为一种公民教育方式。

1.2.2 本能发展论(从game到sport)

在印欧语系中，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和竞技运动(sport)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共同之处在于都以身体活动(physical exercise或activity)为手段。其中，play泛指游戏，game主要指有组织、有规则并通常具有竞争性质的游戏。在西方学术界，关于sport起源于游戏并具有游戏的本质属性的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认可。例如，德国体育学者笛姆认为：“从广义上来说，竞技运动就是游戏；从狭义上来说，竞技运动是有组织的身体性游戏。”美国体育学者托马斯说：“竞技运动具有游戏的要素，但在规则、组织性和对结果的评价等方面超出了游戏的范畴。”日本体育学者今村浩明主张：“竞技运动在广义上与游戏同义，在狭义上是游戏的诸多形式之一。”^[1]24西方学者之所以将体育的本质看作游戏，主要因为：游戏是人类生物本能的体现，即其具有自发性和模仿性，其自发的本能性可用生物进化的生存本能解释；在对游戏的研究中，西方学者还看到游戏中体现的人的社会性，游戏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性活动。此外，西方心理学者发现游戏可实现认知的转换，即通过游戏认知世界、社会、自己和他人等。

总体而言，这些在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与体育交叉研究之后产生的理念，其中不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杜威的生活哲学等。在这种体育理念的影响下，以体育为手段的德育工作体系被建立起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按照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建立的学校体育教育教学体系。在此体育德育功能教育体系中，最容易出现围绕一个具体的德育功能而建立的贯通学生学习生命周期的体育教育教学体系，以及针对不同学生身心阶段特点而进行德育教育的体育渗透性教育教学路径。

2 中西文化源头时期体育项目的体育德育本体

将体育德育的本体问题推至中西文化的源头探析，原因如下：①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文明发育的早期都将体育作为一种极重要的社会活动，体育对于民族文化及社会伦理道德发展具有较大影响；②此时的人类实践活动未进入现代，便于在前现代时期重新发掘体育德育的原初内涵与特点；③最值得注意的是，体育是当时社会广泛认同的社会伦理道德来源，先贤们通过体育运动传达社会性道德追求，同时，人们也在体育运动中切身感受何为道德。此外，体育是一种具有人的类本质性的实践活动，因而，只有中西横向比较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2.1 西方文化源头时期的体育运动：抚牛腾跃与场地跑

在世界文化发展历史中，古希腊是西方世界公认的文化源头。古希腊开创了人类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诸多现代学科的先河，奠定了当今人类社会的诸多基础性原理。体育运动在古希腊时期具有崇高的地位，体育比赛的获胜者被认为是崇高道德的化身，获得一种“神样凡人”的永恒。在古希腊历史中，以下2个重要的运动项目值得铭记，其中蕴含着古希腊人通过体育获得的道德体验。

2.1.1 克里特文明的标志——抚牛腾跃

抚牛腾跃是西方体育文明史前存在的一项体育运动。“抚牛腾跃是人与公牛间的一次完美‘邂逅’，之前未曾有过，之后未再有过。手无寸铁的童男玉女身着盛装，冒着生命威胁，瞬间轻抚一下公牛的背部，旋即飞身跃过”^[4]12。与这项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现代斗牛运动。“人类的目标是用尊敬、爱意和绝对的温柔来抚摸这种骄傲而又善良的动物的背部。公牛象征着大自然的善意力量，以及大自然本身(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对公牛的轻抚展现了人类希望与所有生灵和睦相处、和谐共存的意愿，而不是要求它们屈服于他那无法满足的贪婪和难以驾驭的攻击性本能”^[4]18。在这项随着米诺斯时期克里特文明消失的运动中，可以看到古希腊体育运动缘起时人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不仅尊重人的生命，更尊重其他生命。

2.1.2 古代奥林匹克之魂——场地跑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具有极崇高的地位。自第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起，古希腊人就以此纪年，同时，是否具有参赛资格是一个城邦公民可否被视为古希腊人的标志。“场地跑是指从古奥林匹克竞技场一端到另一端的短跑比赛，长度约200 m，在古奥林匹克运动会1 277年的漫长岁月中(公元前884年—公元393年)，场地跑被认为是基本的、主要的赛事。普卢塔克(公元1—2世纪的古希腊哲人)说，只有场地跑才是奥运会的嫡系赛事，其余的都是旁系、附加项目。……事实证明：首先，前14届古代奥运会只有场地跑一项比赛；其次，当后来其他项目慢慢增加后，每届古代奥运会还是以场地跑获胜者的名字命名(如首届古代奥运会又名科利沃斯的奥运会)”^[4]137。这是希腊学者在《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一书中对于场地跑的总体描述，同时也对场地跑这一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为何能经久不衰做了如下说明。

要素一：平行的跑道。通过这种方式，杜绝了对立和摩擦，比赛成为理想化的相互竞争，没有仇恨和纷争，运动员们平行地争取胜利。要素二：用一条白线严格划分跑道。通过这种方式，结合平行跑道，杜绝了各种可能的违规行为和运动员间的互相干扰；同时又能感受到竞争者的脚步声、奋力拼搏的喘息声，使运动员不会感到孤独和封闭。要素三：所有人的目光注视前方。通过这种方式，运动员们获得同感，时间和人类的身体极限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的目光平行地注视同一个方向，在无穷的远方汇成一点……通过与时间的争斗，他们明白通向野橄榄枝环的道路上，首先必须战胜自己，这是一种最独特、最诚实的胜利。要素四：没有任何技巧，自然没有任何计谋。通过这种方式，充分表现出体育精神超越逻辑的“构造”。对于赛跑运动员而言，计谋是陌生的事物，更别提任何形式的伪善、欺骗和侮辱了。要素五：在古代奥运会的其他比赛项目中同样存在，参赛运动员裸体、赤脚比赛，与大地完全接触。在约200 m的赛道上进行与人体极限间的一次执着较量，犹如人生轨迹的一段缩影，象征着美德战胜狡诈后的凯旋^[4]139-140。

在场地跑中可以感受到古希腊体育追求的“体育即道德”的状态。体育应是纯粹的超越自我、以自我为对象的单纯活动，智慧只是用来保证比赛的公平与纯粹，并不是为了结果，场地跑是竞技而不是竞争，它不以消灭对手为目的，也不以打破纪录为目的。在场地跑不断举行的1 200多年里，与后世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比赛纪录，没有人专注于比赛之外的东西，追求的只是此刻的胜利。古希腊人从获得改变社会方法的神谕中复兴体育比赛，场地跑的获胜者获得的野橄榄枝环代表的不仅是一场比赛的荣誉，更是一种崇高道德的象征，参加比赛的人和观看比赛的人没有将其视为一场娱乐或厮杀，失败者和观众对获胜者表达的是对其美好品德的赞赏。

2.2 中国文化源头时期的思想与体育项目：《易经》与射礼

中国以其自身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种基于发达农耕文明的道德伦理思想。中国的伦理思想和文化思维方式起于《易经》，而大成于儒家，《易经》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前漫长萌芽期的结晶。进入轴心时代，儒家以天人感应、家国同构的身份伦理结构构建了“君子”这一影响至今的内在伦理主题。在君子六艺中，“射”不仅是一种培养君子品行的方式，更是一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礼仪化体现，以“射”观德为一时所重。

2.2.1 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

《易经》保存着中国文化源起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中国文化变迁的“基因”。《易经》成书较早，其传播的“阴阳化合而成物”的思想，不仅成为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更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5]。这是《易经·系辞上传》的开篇，即世界上万物生长，各有其蕴含的阴阳之道，所以才会有生生不息的世界。正如苏轼在《东坡易传》^[6]中对这段话的解读：“天地之间，或贵或贱，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或刚或柔，未有断之者也，动静常而刚柔自断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类聚群分而吉凶自生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雷霆风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于其间，杂然施之，而未尝有择也；忽然成之，而未尝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显，体分而名立，则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我有是道，物各得之。”苏轼进行的诠释是万物各得其道，进而是一种万物并生并育、道并行不悖的状态。中国人原始的生命观就蕴含其中，即生生之感，人与人，人与身边万物乃至世界，都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局面，生命是一种各得其道的生存状态。对于中国体育而言，《易经》的思想开启了中国体育思想的源头，因此，中国人在“以体养生”和“以武修德”方面有很大突破，其中可以读出“道”由物“自成”的意蕴，东方的生命哲理蕴含于《易经》之中。

2.2.2 中国人的君子追求——射礼

射箭是体育活动源自生产实践和军事活动的最典型的例子。在古代中国，射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人伦之礼，在周朝就拥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和礼仪范式。射礼成为影响上至庙堂、下至乡野的大事。在周朝分封制的社会结构中，周天子通过重大祭祀、庆典等活动集结各诸侯。《礼记·射艺》记载，参加庆典和集会的王公大臣必须进行射箭活动，射箭的靶称为侯，根据参与人的等级又分为：大射，天子与诸侯的射礼；宾射，诸侯招待宾客而举行的射礼；燕射，贵族及士人宴饮时举行的射礼；乡射，乡大夫和士在乡学中举办的重要礼节，具有军事教习的作用。“行射礼一般分为4个步骤。首先是‘戒宾’，由司马宣布规则和注意事项。其中有5项要求：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和’即所谓‘内志正，外体直’，指参加射箭的人必须心平志正，气貌轩昂。‘容’即所谓‘进退周还必中礼’，要求射者的一举一动，务必要合乎礼仪”^[7]。

射礼具有礼序人伦和修身养德的作用和要求：一方面，射礼的举行需要遵循严格的等级秩序，依礼制人伦进而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古人通过射礼考察一个人的德行修养，因为射需“内志正，外体直”，“君子慎其独也”，射礼上的成绩就是一个人修身的结果。在周天子权力鼎盛时期，诸侯的射礼成绩如果接连几次都很差，会被削城减地，理由很简单，射礼有失，则其德行有亏，德行有亏则不适合治理地方，必先修好自身德行。儒家追求“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的文武双全的君子，需会“射”“御”，以德御勇，“射不主皮”，“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 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君子不以争强好胜和恃勇而骄为目的，不崇尚争斗，如果是争也是德行之争，在一场考量品德的竞技中，成绩只是度量德行的一种标准。

2.3 体育德育本体的四重和谐追求

综合比较中西文化源头时期的体育项目和思想可以发现，在中西文化源头时期体育运动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是社会进行伦理构建的主体。无论中西，此时的体育运动都主动体现着对于生命、自身、他人以及精神获得与物质获得多重关系的定位，这正是体育德育的真正本体，也是体育作为德育主体所具有的真正功能。

2.3.1 尊重彼此生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体育是人类生命力的一种文明式释放。抚牛腾跃与现在斗争至死的斗牛比赛，二者面对的都是公牛，却产生截然不同的结局，其中人对于非人的自然生命的审视变化值得反思。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从人与其他动物并生在寰宇之间，变成了所有动植物都是人类的自然资源。如果说抚牛腾跃体现的是同为“自然之子”彼此之间的爱，那么血腥的斗牛体现的就是一种征服，是人征服、驯服自然的野蛮再现。千百年前，人类平等看待其他生命，千百年后其他生命都只是人的臣属，这样的转变也与《易经》倡导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念大相径庭。

从抚牛腾跃到《易经》，中西文明在文化的萌芽状态或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准备期，都深刻地传达着一种生命意识，对自然万物和人的生命有着共同的感悟，即以一种完全平等的心态看待生命的价值，赞同和尊重同为异己生命的人、物。因此，在中西文化源头，体育德育的缘起即是对生命价值的认可和尊重。人应以“自然之子”的角色看待其他自然生命，在寰宇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人不是主宰而是同行者。

2.3.2 诚实“守拙”，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

在场地跑和射礼中，所有参赛者都不是在同一绝对空间中博弈，而可被视作在平行空间中的自我展示，每个参赛者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在这样的赛场上，每位参赛者没有捷径可走，自身展示的不是狡黠，而是背后的付出。在此，体育为人的智慧确定位置，也为诚实和努力确定位置，体育与游戏具有清晰的分界线。

西方学者普遍将体育的本质定义为游戏，进而形成了关于游戏演化为体育的观点。诚然，游戏确实是人类儿童时期对于社会生活的模仿与尝试，但体育中不应存在欺骗和娱乐，游戏则因欺骗和娱乐才有意义。游戏与体育的区别在于：诚实是体育公平、公正的基石，而对于游戏，诚实是一种被淘汰的特质。诚实与正直是一切体育活动开展的前提，对自己诚实，才能对他人诚实，这是每个参与体育的人必须遵守的底线。在游戏中，智慧的运用常为人津津乐道，原因在于智慧的运用让人具有获胜的快感，表现为走捷径、少费力。在体育中，智慧的运用在于培育自身，发现自身缺点，进而认识自身、超越自身，智慧不应为体育提供投机取巧的机会和准备。这既保证了体育作为身体活动的纯粹性，也是用道德约束人的智慧，智慧的应用在于保证参赛者正确看待比赛过程和结果，即保证道德的崇高。对于间接参与体育活动的人而言，在纯粹的体育运动中，智慧是用来感受生命力的内涵和人不断向前的力量，以及对于道德追求高于物质追求的体验。智慧使人能感受道德的力量，即体育德育的力量，而不是被用于寻找窍门或获取好处。

场地跑和射礼传达出一种人对于自身的要求，不仅要诚实待人，更要诚实待己。人的无穷智慧应是不断发现自我不足、自我成长的思想武器，而不是投机取巧的“帮手”。人只有认识自身，实现自身肌体和智慧的和谐，才能真正获得道德体验。

2.3.3 竞技与自成，实现人与他人、社会的和谐发展

就实践活动本质而言，体育是一种人本能的外化和投射。在中西文明的源头时期，人们都看到了人本能的攻击性。中国提出通过礼制人伦，使社会中人与人处在一种等级层级中，实现对人的限制，防止出现人与人的敌对状态，进而提出人与人相和相善，自然万物并育共生。古希腊的古奥运会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不仅源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于生命力彰显的渴望，更源于其“神圣休战月”的故事。它带给古希腊各个城邦人民的是一种同为古希腊人，并且享受人的乐趣的可能。无论是昔日的仇敌还是今日的对手，都能在运动场上，以最公平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能力，这实现了体育对人攻击本能的有效控制和转化。

竞争与竞技是2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竞争是一种二元对立语境下的词汇，是为了一个共同结果，通过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斗争过程，进而实现对目标的占有，如锦标赛、大奖赛，甚至战争(斗争双方必须有一方倒下，不接受平局和并立)；竞技的典型例子就是场地跑，所有参与者的目标不是击倒或击溃对方，而是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将自己的最高训练水平和体育素质展现出来，即以充分展现自我能量对自身进行检验，是纯粹的自我较量而非敌对较量。获胜方所获得的赞誉不是对人本能的赞赏，而是对其自身修养的肯定。可以说，竞争遵从的是规则，规则制定的目的是防止攻击本能的过激发泄，以确保比赛顺利进行以及评判输赢；而竞技遵从的是道德，所有运动员展示的是自我修养和品德，规则在竞技中的作用是保证每个人不受外界干扰，充分展现自我。

《易经》诠释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状态；在场地跑和射礼中，每个参与比赛的人都以发挥自身最好状态为目的。这都是竞技而非竞争，运动员追求的是如何超越自我而不是击败对手。这样的比赛环境和动机为人协调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正向参考，即自身的发展不应以牺牲他人和伤害他人利益为代价，在整个社会中每个个体的成功和发展本质上都是自身努力的结果，道德不仅应限制人的本能，更应为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提供方向，这正是此时体育运动为人做出的指引。

2.3.4 野橄榄枝环，实现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和谐发展

当古希腊人困惑于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各个城邦战火不休、民不聊生时，阿波罗的神谕让古希腊人重新开始了有道德的文明生活。在神谕中，对于比赛获胜者的奖励就是“科斯蒂诺”——野橄榄枝环。为何必须是“野”的，且不是任何物质的或荣誉的奖赏，而单单只是一个橄榄枝环？在中国的射礼中，获胜者连野橄榄枝环也没有，只有失败者的祝酒。尽管古希腊人对于数学早有研究，毕达哥拉斯学派甚至将世界的本源归于数，但在古代奥运会的历史上，漫长岁月里没有成绩纪录，也没有人通晓那段时间每届冠军跑得多快，哪届冠军跑得最快，哪届又打破了哪届的纪录。孔子善射，旁观者曾经站满了院子，但孔子射箭的成绩如何从无史料记载，且在中国漫长的岁月里也无任何人问起。这对于现代体坛而言不可思议。

笔者认为，这就是体育成绩的真意，纯粹的体育结果与纪录无关，如果人的体育比赛是为了打破纪录，那人就在为了一个非人的数字而努力，全然丧失了体育的意义。因而野橄榄枝环的意义在于，向人展示体育是人原初生命力的绝对呈现，所以要野生的而非人工栽培的橄榄树。它自身毫无经济、政治价值，也向人展示体育与世俗生活无关，戴上野橄榄枝环象征的不是权力、经济实力的至高无上，而是一种精神的、道德的高贵与高尚，是人生命尊严的张扬，体现纯粹体育活动的真正意义。在这个维度上，人类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共同追求和谐统一，通过物质载体表现出对于崇高精神世界的无限追求。

3 体育德育本体的概念、特点及时代价值 3.1 体育德育本体的概念及其道德伦理追求的和谐维度

体育德育即体育自身具有的道德伦理价值与功能，而非体育的德育化。在总体上，体育德育是通过体育实践而获得的一种人的类本质性意识，伦理价值认同是其表现形式，包括一种基于人类生命力的价值认同，以及特定文化、意识形态范式下的道德体验。

具体而言，体育实践是体育德育的唯一来源。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上，体育德育以对所有自然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生命力的认同为基础，在“物各得之”的状态中力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②在人自身的身心关系维度上，从中西古代体育竞技项目中可以发现，其欲传达的伦理追求是将人的智慧合理地用于指引自身提升而非投机取巧，实现一种人与自己身心的和谐发展。③在人与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维度上，体育实践赋予人对己、对人、对事以诚信的态度，同时在人生之路上，永远追求一种自我超越，而非以击败或毁灭他者为目标，传达一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④在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维度上，体育所传达的伦理追求是，人生的最终意义并非来自于物质的享受，而是来自于精神的丰富，体现着一种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和谐发展。

在体育德育4个和谐维度的框架下，可以明白德尔菲神谕的奥秘：体育德育协调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的关系，使之进入一种和谐发展的状态。这正是马克思^[8]所书写的人的状态：“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样的体育德育本体影响下，人与自然生物将各得其道，和谐共存，人与人诚信相待，互不对立，不再以打破任何纪录为目标，人生意义也将不再以财富的多少衡量，这就是体育德育的本体意义。

3.2 体育德育的自身特点 3.2.1 体育德育具有时空脱域性

体育德育是基于人类共同性身体价值体验的生命意识, 其在时空维度上具有脱域性。脱域动力来源于人对于体育所具有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共性价值意义的认同。一方面，由于体育的人的类本质属性，体育德育具有穿越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样式性；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范式和意识形态下，体育德育的主体、客体不同，其所获得的体育德育内容不同。

3.2.2 体育德育具有意识形态与文化形态的穿越性

体育德育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穿越性，因而广义上的体育德育是直接或间接参与体育类实践活动的主体，在体育类活动中体验或习得一种价值观认同。此种价值观以人类生命价值意识为基础，以对人的类本质属性的占有为特征，以不断超越肌体自然局限为追求，以强调和实现人类生命价值和意义为终极关怀。讲求竞技而非竞争，讲求诚实而非欺骗，讲求人与人、人与世界和谐同构，尊重生命本原和其自然发展。体育德育的本质是人的自发追求和超越，强调身心合一，以及自我的实现与构建。体育中的人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体育不应以实现打破纪录等社会需求为唯一前提，而是实践主体通过体育活动自然习得的价值认同，并能对实践主体提供道德生活的内化影响。

3.2.3 体育德育价值伦理体验中的主客体关系

体育德育是体育进入“认识论”阶段所具有的特质，其中自然存在着一种主客体性。由于体育活动具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性，其对于人而言，也就具有2种价值伦理体验维度。

第1个维度是主体直接参与、主客一致。体育德育本体对于人的意义，体现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在体育的直接参与者中，体育这一实践的主体是人，客体则是人的自然身体，即体育是人以自身为实践对象的实践活动。实践的认识是人关于自身的认识，进行体育实践的对象是人有机的身体；有机的身体来自于自然，是人的自然属性的标志，其既是人存在的根本，也是人最大的极限。人道主义是对人的关怀，强调人的价值和发展，自然主义强调的则是自然的意义，除体育外，人与自然发生实践关系时，人永远是占有和改造自然的主体。只有在进行体育活动时，人在实践关系上实现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在价值层面的趋同，身体的自然健康与人道的健康价值殊途同归。在此意义上，体育德育的主体是直接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其客体则是直接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本身。

第2个维度是主体间接参与、主客相异。此时，体育德育的主体是体育活动的间接参与者，如体育比赛的观众、体育教育教学的对象等，即体育活动的观摩者和学习者，其客体是人的体育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达，间接参与体育的方式产生了时空分离，可以在场，更可以在线。在这一维度里，主体对于体育德育内涵的感知，更多地源于对体育运动的本能渴望和体验期待，在体育环境下形成一种人的类本质特性共鸣。

这2个维度同样说明体育德育不是德育教育，却超越德育教育。在体育德育中没有直接的施教者，也不存在直接的受教者，甚至可以超越时空局限，可以直接更可以间接地进行体验与实践。人的无限性从来不源自身体，而源自人的思想，所以体育最大的意义在于人不仅可以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更能正确对待局限并努力超越局限，这种超越冲动就是人真正赋予体育意义的根源。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体育成为人控制自身攻击性本能，转而成为塑造自身形体并认识和把控自身的行为，成为超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作为人的、为了人的，进而塑造人的价值性存在，体现了体育德育的意义。

3.3 体育德育的时代价值

体育德育是人基于体育实践而获得的一种类本质意识，其源自于体育实践本身具有的道德伦理价值与功能。体育德育自中西文明源头起，就深深根植于人的肢体行为之中，不断向其参与者传达其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和谐发展的理念，它是“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追求可体验式的代表。在体育德育的内涵中，尊重一切生命是其基础，懂得诚信和合理运用智慧是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和谐的前提。人与人、人与世界都不是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关系，最终体育德育在平行竞技运动中向人传达一种人生终极价值理念，即追求一种高尚的、有道德的生活，而不是世俗欲望的一次次超越。

体育这项充分体现人的类本质特性的实践活动，最珍贵的价值在于当人被物质世界奴役和异化时，可以让人找到回归本身的路径。虽然体育这个词对于中国而言是舶来品，但不代表中国没有真正的体育。我们不应囿于语言文字的哲学逻辑中，如果人没有自然的身体，何谈生存与理性？理性与科学如果不能认识人真正的生命价值又何谈理性？体育是当下对抗现代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对人“捆绑”的出路，因其可使人重新认识自我，进而实现自我。

4 结束语

体育德育作为体育对于人品德的塑造过程，从人的角度看，具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甚至时空的穿越性。它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给出了“人应如何生活”这一历史问题的答案。在体育逐渐丧失主体性的今天，体育的工具性意义已得到普遍认同，应回归中西文化源头时期考察体育德育的本质，而非将德育目标强加于体育中实现。体育德育是体育自身的人类文明属性，是人对于自身本能的自我控制，它不应是为了某个特定时期的德育目标而进行的工具性教育，而应渗入民族品格教育之中，成为认识自我、改造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复归路径。

作者贡献声明：

熊小健：提出论文选题、研究思路，收集资料，撰写、修改论文；

陈晓峰：修改论文框架，指导修改、审核论文；

刘云龙：探讨论文选题，协助收集资料，设计论文框架，撰写、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