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诺贝特·埃利亚斯与古希腊竞技审美的“历史困境”

苏轼诗云:“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汉代赵飞燕的轻盈与唐代杨玉环的丰腴都成为当时审美的标杆。从体态表现上看,轻盈与丰腴是一对反义词。由此可见，由汉至唐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在美学研究中,这一历史变迁过程是清晰且有迹可循的,在此不作赘述。当现代学人对古希腊竞技进行审美时,却遭遇了困境。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体育社会学作品中进行了如下呈现。

诺贝特·埃利亚斯发现，古希腊竞技与现代体育的某些项目在行为方式上有着极大的相似,但是它们对身体暴力的允许程度已经达到了现代人所说的“血腥”和“残忍”的程度。早期奥林匹克学者波耶提切将其归咎于审美意识上的问题,即“我们都无法想象,一个高度文明、有着非凡审美鉴赏力的民族会从这种野蛮的景象中获得快感”^[1]163。对此,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一方面我们习惯于认为他们(古希腊人:笔者)对人的价值评价很高,这主要表现在哲学、科学、艺术和诗歌领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古希腊人:笔者)对身体暴力的反感限度较低,我们又觉得他们对人的价值认识要比我们要低,是‘不文明的’‘野蛮的’。”^[1]157整合波耶提切与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表述便形成了分析古希腊竞技之美的一个“困境”:古希腊竞技与同时代的艺术、诗歌等方面所呈现的审美情趣格格不入,有着极大的落差,且充斥着大量的身体暴力和极高的血腥程度。

作为对波耶提切的回应,诺贝特·埃利亚斯对古希腊竞技审美的“困境”做出了简论,认为对古希腊竞技持消极贬斥态度的学人是“不加质疑地将我们自己的反感限度用于特殊的身体暴力形式,以为我们的限度是人类一切社会的普遍标准,根本不考虑他们所达到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1]163。可见,诺贝特·埃利亚斯已认识到在古希腊竞技审美“困境”的发生过程中,对古希腊竞技进行审美的现代学人其实并非古希腊人,而是现代人,而审美对象是通过壁画、瓶画等历史记录方式保留下来的古希腊竞技形式。波耶提切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古希腊竞技而质疑其审美价值,从而形成所谓的“困境”。这实际上漠视了现代人与古希腊人在审美意识上的历史差异,故本质上古希腊竞技审美中的困境是一个“历史困境”。

古希腊竞技审美的“历史困境”仅占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进程理论”中较小的体量,而且是作为一个历史案例被阐释的,所以他本人对其并未有所宏论。若要深入解析,继而跨越“历史困境”,在体育美学基础理论层面上的分析是首当其冲的,从而才能重新审读古希腊竞技之美。

2 体育审美理论反思及重建 2.1 体育审美的“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模式的形成与断裂 2.1.1 体育审美的“同时在场”预设与“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模式

在体育美学理论层面上解析古希腊竞技审美中的“历史困境”,首先需要在体育审美理论层面上反思导致困境形成的内因。体育美学的分析折射着体育哲学的思考。英国体育哲学学者Steven Connor尖刻地指出当代欧美西方体育哲学的发展浸润着康德哲学的色彩。康德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理性是当代欧美体育哲学发展的3个重要方向^[2]。正是由于康德的判断力理论造成了“历史困境”形成的2个内因——“同时在场”预设与“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模式。

针对体育美学中“审美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一哲学命题,有学人发展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思想转换方式,将追问“客观美”的“美学传统提问方式”转向追问“主观美”的现当代美学提问方式,主张人的“主观美”在先的观点。Han Gumbrecht便以康德的判断力理性为理论基础,发展出注重体育中由人的主观体验而形成的“内在美”的体育美学研究流派^[2]。简言之,这一流派的观点认为美产生于人的主观体验之中,而并非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形成了在体育之美形成的“从审美表象到审美愉悦,从审美愉悦到审美体验”的逻辑过程^[3]。进而有学人细化了体育之美中人的 “主观美”,厘清其中存在的“体验的美”和“观察的美”的区别与关联。前者“体验的美”形成于人在运动过程中身体对运动的整体性体验和感知。因为只有先存在“体验的美”,然后发展成可被观众观察到的运动“范例”,观众心中的“观察的美”就能得以发生,“体验的美”和“观察的美”之间融通方能形成,才能形成完整的“主观美”,这便可解释可以在不同主体间相互交流、共鸣的“美感”一说^[4]。无论强调何种美在先,如何细化“主观美”的形成过程,只要在康德判断力理论的引导下,上述体育美学分析方式都预设了“审美对象”“审美主体”,“主体体验”过程、“客观观察”过程是“同时在场”的,即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下发生。

在斯宾格勒、梅洛·庞蒂与波兰尼的“知性”与“知觉”理论下,“同时在场”模式下审美体验发生的逻辑过程一览无遗。“知性”概念区别于我们熟悉的“理性”概念,与康德一样，斯宾格勒首先承认“知性”是一种鉴别能力,同时他也认识到“知性”是从人的日常感觉中抽象发展而成的一种“思想”^[5]10-11。斯宾格勒对鉴别力知性的描述正符合了“同时在场”预设下审美过程的发生：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观察和体验会形成一种“思维”,即“美感”；而这种思维方式还会留存在审美主体心灵中,成为一种先在的思维方式预设,制约着之后主体的审美体验形成。人的审美过程中会形成先后递进的2种“鉴别力知性”,在进行审美之前主体具有的“鉴别力知性1”与进行审美之后留存在主体中的“鉴别力知性2”。这就能解释为何人判断美与丑总是会存在一个预设,而经过多次审美体验后,人的审美观会或多或少发生一定的变化。“知觉”是形成“知性”的基础。梅洛·庞蒂与波兰尼对“知觉”概念的界定丰富了斯宾格勒的理论,即审美中鉴别力知性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逻辑概念推展过程,而是一个人类知觉的过程。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6]。波兰尼进行了推进,认为知觉发生的过程就是“把身体经验转化为关于外部对象的觉知”^[7]。基于“知觉”概念对“知性”内涵的丰富,审美体验不再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简单反应,而是饱含了主体原有的“身体经验”,然后再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互融合的过程。正由于人生而有涯,目有不能及,存在着时空上的局限性,这更平添了康德审美“鉴别力知性”的“同时在场”特性。

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同时在场”的预设下,形成了“鉴别力知性”的“美感”,发展出了 “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的审美模式。以康德判断力理论为基石的体育美学思想也是如此解读体育中审美体验过程。

2.1.2 古希腊竞技审美“历史困境”中“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模式的断裂

在“同时在场”预设下,体育审美中的“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的分析模式是通行和有效的,但是古希腊竞技审美的“历史困境”将这一有效的模式打破,其中关键因素便是“同时在场”预设在历史问题上的失效。

“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模式在“同时在场”预设下通行的原因:作为审美行为发生前主体带有的 “思维方式”——“鉴别力知性1”,作为审美体验的结果——“鉴别力知性2”,以及在“知觉”过程中的“身体经验”与审美对象均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属于同一个时空背景下。在历史问题之下,逻辑过程则发生了转变。在对古希腊竞技的审美中,现代学者所带有的思维方式——“鉴别力知性1”与知觉的“身体经验”均属于现代社会的,而“审美对象”——古希腊竞技行为却是千年之前的人类行为,“同时在场”预设失效,形成了历史性的断裂。自然作为审美体验的结果,对古希腊竞技行为的美感——“鉴别力知性2”也就无法正常获得,那么“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模式的断裂亦在所难免,这就是古希腊竞技审美“历史困境”形成的内在原因。

2.2 古希腊竞技审美的理论与方法重构

历史问题背景下“同时在场”预设失效,导致了体育审美的“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模式断裂,形成了古希腊竞技审美的“历史困境”。对诸如古希腊竞技等历史现象的审美是体育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所以需要重新寻找与之相适应的美学理论,从而形成对体育历史现象审美的理论与方法。

2.2.1 理论重构:斯宾格勒对康德的哲学批判

理论的重构来自于理论的批判。正如前所述,在体育美学中运用康德的判断力理论带来了对古希腊竞技审美的“历史困境”,所以理论反思当从反思康德开始。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对康德理论作出了深刻批判,形成了在美学理论上的反思,也为破解古希腊竞技审美的“历史困境”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方向。

从本质上看审美过程是一种“人的认知力”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方式,但是以康德理论为基础的“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审美模式只将人类的理性能力认作是审美过程的鉴别力知性。斯宾格勒则认为,康德局限了“鉴别力知性”的内涵,仅将其限于数学等理性的知识,而忽略了 人类有“领会历史印象”的鉴别力知性^[5]6。由此斯宾格勒形成了以下2种批判,揭示古希腊竞技审美“历史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

(1) 首先斯宾格勒深入批判了康德的知性概念,认为它只注重人头脑中“想象的世界”,而漠视了人眼中“视觉的世界”。斯宾格勒认为其中必然包含一个“荒谬”:人的知性源于 “实际世界”。人脱离感觉的思维是处于“想象的世界”,漠视了“实际世界”变动性,一直试图将“实际世界”进行人为的抽象、静止化。人本身就是“实际世界”中的一员,所以人的思维仍然不能摆脱“实际世界”的潜在影响^[8]。这样人对“实际世界”的抽象界说自然不能解释真正的“实际世界”。康德的审美理论也正包含了这种荒谬。

(2) 康德理论中的知性是服从于 “因果律”的。“因果律”中的“原因”和“结果”从本质上说是 “某一方出现时,也必有另一方出现”^[8]。“因果律”只关注了“原因”与“结果”之间是逻辑的、抽象的联系,而没有注意到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历史发展的时间过程。在“同时在场”预设下,“原因”和“结果”是在同一个时空维度下,时间的历程不长,所以现代人的因果律通行无阻。对历史现象的审美分析却会遇到“困境”，故为解决古希腊竞技审美中存在的“历史困境”,面向“实际世界”,抛弃“因果律”,破除“同时在场”预设重新形成审美体验的分析势在必行。

2.2.2 方法重构:历史“观相”的方法

既然康德判断力理论下的“同时在场”预设漠视了历史因素,那么如要破解古希腊竞技审美中的“历史困境”,就需要在“历史”的主题下重新形成审美理论内核。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理论为此目的提供了理论基础。

(1) 斯宾格勒丰富了“鉴别力”与“知性”概念,提出了对历史现象感知的“鉴别力知性”的特殊性。根据“实际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区分,斯宾格勒将世界分为“作为历史之世界”和“作为自然之世界”。在对“历史之世界”进行感知的时候,“生命运用的是鉴别力的执行力”,观察者更关注“永不重复的事实”;在对“自然之世界”进行感知的时候,“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服从“因果律”,关注“抽象的真理”和“公式”,“观察者则力图为一个永久有效的体系找到真理”^[5]17。斯宾格勒的理论区分揭示了认识历史与认识自然之间知性性质的区别。由于前者属于“历史的世界”,是人的“生命的鉴别力知性”在发挥作用,而后者是在因果律下发生作用,是人的“因果的鉴别力知性”在发挥作用。故在对历史现象的审美分析中原有的“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模式中“知性”概念将被具体为“生命的鉴别力知性”。

(2) 斯宾格勒也提出了对历史现象进行审美知觉的方法。由于斯宾格勒转变与深化了知性概念,由此也重新理解了知性与知觉之间的关联方式。诚如文章导言中所述,对历史现象的审美主体仍然是现世的人,所以对历史遗迹、遗物的审美形成知觉仍然是对历史现象审美的主要方式。由于历史审美对现代人因果律的排斥,那么一种知性与知觉间新的关联方式是形成新审美方法的基础。为此，斯宾格勒区别了“系统”与“观相”的方法。前者与康德判断力理论一样,探寻“机械的、数字的、概念的、既成”的真理,而后者是探寻历史的方法^[5]100。斯宾格勒以数学家为例说明“观相”的方法:“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位或那位数学家的意图,也不是学者本身或他的结论对知识积累的贡献,而是数学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他的作品作为其自身现象的一部分的表现,是他的知识和目标作为其表现的一部分的特征。只有这些对于此处的我们最为重要。数学家即是一种文化的代言人,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那一文化,而他作为人格和心灵,作为发现者、思考者和创造者,则属于那一文化的观相学”^[5]98-99,可见,斯宾格勒的“观相”方法并不是试图探究某一历史现象自身的特征和抽象逻辑,而是寻求它在当时社会与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继而斯宾格勒将这一方法推广,“如果我们知道了观相的节奏,就有可能从装饰、建筑、雕刻的散落的片段中,从没有联系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历史的各个时代的有机特征,并从艺术表现领域已知的要素中发现政治形式的领域对应的要素,从数学形式的要素中读出经济的要素”^[5]111。简言之,“观相”的方法是重现研究对象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生存”的方式,再现对象生命的历程。

斯宾格勒的理论创见,为体育历史现象的审美提供了理论基石和方法,区分了“同时在场”预设下与历史变迁背景下2种不同的审美对象,将笼统的“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模式进行细化:在前者“同时在场”模式下,审美形式是“因果律下的鉴别力知性1—系统的知觉—因果律下的鉴别力知性2”,后者历史背景下审美形式则是“生命的鉴别力知性1—观相的知觉—生命的鉴别力知性2”模式。由此出发对体育历史现象——古希腊竞技的审美方式，不应当以一个设定的“美”的抽象概念来套用古希腊竞技行为,而应以“观相”的方法,重新理解古希腊美的内涵,继而审视古希腊竞技与社会各个层面,如文化、教育、建筑等方面的关联和形成的作用。

3 古希腊竞技美的重新审读

斯宾格勒通过对“自然的世界”与“历史的世界”的区分,分化出2种属于不同世界预设的审美形式,在理论层面上弥补了康德的 “鉴别力知性1—知觉—鉴别力知性2”审美模式在历史问题上的失效,通过区分系统的方法与观相的方法,形成了“观相”的审美方法,还历史对象以生命力。上述种种理论分析是否能真正进入古希腊竞技审美之中,是否能走出“历史困境”则是需要将理论进行实践运用的,审视其是否能真正跨越“历史困境”,而非简单地以“改变现代人思维方式”托词搪塞处之。

3.1 古希腊竞技的自然隐喻:古希腊竞技美的社会整体性

针对古希腊竞技审美“历史困境”的第1个方面,即波耶提切所认为的古希腊竞技与古希腊艺术在审美情趣上格格不入的观点。从“观相”的方法出发,就需要重新审视古希腊竞技在古希腊文化中的作用,古希腊竞技与古希腊文化的关联方式。

古希腊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社会。在古希腊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无论是大地、天空、星辰还是植物、水都是“有生命的、活的,就像人类一样”,人类的生命体验“是作为整个有生命的世界的一部分的体验,而不是与之相分离之物的体验”^[9]21。古希腊时代的艺术、诗歌等都是人们体验世界、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古希腊竞技之中,同样存在着将人类融入整体世界的方式——自然神话隐喻。

由于古希腊社会的整体性,古希腊神话中充满了对自然之物的人格化,形成了自然神话。由于在古希腊人心目中“追求身体的完美成为了通向接近众神的一条客观之路”^[10],古希腊人视竞技者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视竞技行为是与众神接触的方式,由此便在古希腊竞技中形成了自然神话隐喻。这一隐喻首先展现为古希腊竞技之中自然神性与人的运动行为的互通,如“摔跤、拳击和战车比赛都是与大地有关”,都是模拟着人格神宙斯在人间化身——公牛和骏马的行为：“投掷性的如铁饼、标枪却与天空相关”“模写着宇宙的一种秩序”“如太阳的东升西落”,诸如此类的隐喻在古希腊竞技中是不胜枚举的^[11],皆说明当时的人与自然是处于一个整体之中。古希腊的艺术诗歌亦同此理。维科发现,在古希腊时代的诗歌中充斥着一种“诗性智慧”,而“这种‘诗性智慧’与(后来)根据抽象的类属对事物理性的、分析的理解毫无关系。它是对于事物突出特征高度机敏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一种高度想象的‘模仿’创造性地用于指代和描述周围的世界”^[9]193。可见,古希腊的诗歌并非一种抽象的语言，而是在“模仿”“隐喻”着周围的世界。

由此可见,古希腊竞技、艺术、诗歌同属于一个体验世界的方式。从这一角度看,古希腊竞技、艺术、诗歌的审美情趣是一体同流,而非相互矛盾隔阂的。鉴于此,古希腊竞技审美的第1种“历史困境”便得到了破解。

3.2 从“美感”到“美德”:古希腊竞技美的“公共服务”意义

针对古希腊竞技审美“历史困境”的第2个方面,即认为古希腊竞技中高度的血腥性有悖于审美价值。“观相”的方法亦给出了破解之路。

根据“观相”的方法,古希腊竞技之美需要寻找一个恰当的社会定位而不是比对抽象“美”的概念,由此可以发现，古希腊竞技之美与古希腊美的概念同处于一个社会定位。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美”并不是纯粹的、抽象的“美感”概念,而是富集了各种道德伦理因素。从词源上看,亚里士多德就将“美”与“善”并举,共同形成“美德” 即arete一词,并将其区分为kalos与kagathos 2种力量,前者便是“美”后者是“善”之意^[12]。正如Miller所说“对‘美德’的定义包含了道德、技艺、杰出、自尊、优秀、勇敢、高尚”^[13]。从中可以发现,在古希腊竞技之美中,很难存在现代人意义上的抽象“美感”而更多是以“美德”形式进行呈现的,故对古希腊竞技的审美并非单纯地欣赏体育中身体技艺表现,而是对德性的欣赏。古希腊人理解中的德性是有着具体的行为,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形式。古希腊竞技中的“美德”不局限于赢得比赛而是在于“公共服务”意义^[12]。

埃利亚斯对古希腊时代的“公共服务”给出了更为明确的描述:“在希腊城邦时期,国家机构虽然有所发展,但他们保护公民人身免遭攻击的方式与我们今天作为国家垄断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古典时期,如果一个公民被另外一个公民残害,他或她的男亲属要为他或她报仇、处理纠纷。跟我们相比,亲族在保护个体免受暴力侵犯方面仍起着重要作用。这同时意味着,每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必须准备保护他的亲属,如果需要,还要准备进攻以帮助亲属或为亲属复仇”^[1]169。可见古希腊时代中的“公共服务”所指的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法制法规,而是采用身体暴力的形式实现亲族利益。由此便可发现,古希腊竞技中的“美”并非现代人心目中的和谐、壮丽、优雅等抽象概念,而是为了切实实现“公共服务”的“美德”行为。在这一前提下,身体暴力是实现“公共服务”的重要条件,由此许多当代人不可理解,甚至不可理喻的血腥暴力场面就成为实现“美德”,呈现“美德”一种重要方式。由此,古希腊竞技中的血腥暴力成分是古希腊人获得“美德”的重要因素。现代人理解中的抽象“美感”尚未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确立。基于“美感”向“美德”的回归,古希腊竞技“历史困境”的第2个方面也得以跨越。

至此可以形成对古希腊竞技进行历史审美的方式,对古希腊竞技之美的重新解读:在古希腊竞技自然神话隐喻的导向下,关注古希腊竞技在社会服务中的意义,摒弃现代人意义下的 “美感”,回归古希腊时代整体性的“美德”。

4 结束语

虽然本文运思发轫于对古希腊竞技审美中“历史困境”的思考,但是随之形成对“困境”形成的理论预设,尤其是对其中蕴含的审美模式的批判,一则能重新理解古希腊竞技之美,二则能发现体育审美理论中对历史现象审美的理论与方法的缺失。

古希腊竞技审美中的“历史困境”的形成来自于以康德判断力理论为理论基石的体育美学理论,而究其根源是来自于古希腊时代先民与现当代人们对世界全然不同的理解、感知方式:前者将人融入天地万物整体之中,而后者将人的个体从世界整体中割裂出来。世界观的差异形成了竞技活动与人们生活全然不同的关联方式,导致了不同的审美方式和美学意义。若要挖掘古希腊竞技中的“美”,则需要在人类学层面上回归古希腊社会“美”的观念,继而回归竞技在先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摒弃现代人对“美”“竞技”的先入之见。然而本文所形成的不仅仅是对古希腊竞技审美中“历史困境”的解析与跨越,在跨越“历史困境”后,古希腊竞技会呈现更为丰富的美学图景,需要在更为宽泛的体育美学理论的历史维度下展开。

古希腊竞技历史审美中“历史困境”的解析与跨越是展开体育美学历史维度构建的一个尝试,这需要美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理论进行协同批判与分析。斯宾格勒曾叹惋:“将来某一天,伦勃朗的最后一幅肖像画和莫扎特的最后一支乐曲将不复存在——尽管有可能着色的画布和五线谱还会存在，因为能够理解它们讯息的最后的眼睛和最后的耳朵都将逝去”^[5]162。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就尽其所能重构能欣赏历史的“眼睛”与“耳朵”。虽然随着西方哲学理论狂飙突进般地进入中国体育哲学研究领域中,解读康德、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思想为体育哲学的思考带来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在康德判断力理论体系下欣赏历史的“眼睛”与“耳朵”是缺憾的。它具有2种身体美学研究形式,表象性身体美学与体验性身体美学。前者“倾向于关注身体外在的或表面的形式”^[14]43,后者则更多地关注“身体体验”和“身体感知”。2种理论形式可以用来共同分析体育中“身体力量、身体技巧或者身体健康(例如武术、体育运动、有氧运动或柔软)”的外在展示和内在感受,形成审美分析^[14]47。这种分析的缺陷就在于只在体育行为展示的那一刻形成审美分析。体育之美不仅仅局限在行为展示、身体体验的那一刻,既然存在时代的变化,也存在着历史的承袭。正如维科所认为的“‘历史意识’追踪事物经过变化的连续性,根据它的由来认识它的现状”^[9]237,所以需要在体育审美理论中培养“历史意识”,形成历史分析的维度。虽然当前体育美学研究中不乏对古希腊竞技之美的真知灼见,但是仅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尚未深挖古希腊竞技之美在体育美学研究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亦尚未形成对古希腊竞技之美展开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对古希腊竞技审美中“历史困境”的解析与跨越是一个体育美学理论与实践的尝试,一方面对体育美学的理论进行反思,而另一方面也寄望于呈现更多的“历史困境”以完善体育美学历史维度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使体育美学的研究不仅探究了身体、运动、服饰等动态和静态之美,还能区分主观与客观下的体验与观察之美,亦不偏废当下与历史之美,使之呈现更为丰富的研究色彩与深刻的研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