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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8, Vol. 42 Issue (5): 72-78, 86  DOI: 10.16099/j.sus.2018.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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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郭发明, 赵光圣, 郭玉成, 李守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武术对外交流及启示——基于武术家口述史的研究[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8, 42(5): 72-78, 86. DOI: 10.16099/j.sus.2018.05.011.
GUO Faming, ZHAO Guangsheng, GUO Yucheng, LI Shoupei. History and Enlightenment of Wushu Foreign Exchange since 1949-Based on the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Wushu Artists[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2018, 42(5): 72-78, 86. DOI: 10.16099/j.sus.2018.05.0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BTY058)

第一作者简介

郭发明(1984-), 男, 山西闻喜人, 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讲师; Tel.:18951801893, E-mail:gfm0405@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

赵光圣(1963-), 男, 安徽寿县人,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Tel.:13901768737, E-mail:zhaoguangsheng@sina.com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 2017-05-23
修回日期: 2017-07-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武术对外交流及启示——基于武术家口述史的研究
郭发明 , 赵光圣 , 郭玉成 , 李守培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摘要: 运用口述史等研究方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武术对外交流的历程进行梳理,将其分为4个主要历史阶段。从"内容体系" "文化能力""文化冲突""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指出当前武术对外交流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转变传播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促进身体健康和精神幸福;深刻认识武术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传播武术文化核心价值观;保障对外交流平等与民主,塑造"和谐""文明""道义"的武术形象;坚定武术文化"走出去"战略,重构科学、系统、完善的文化发展战略。
关键词: 武术    武术家    对外交流    口述史    国际化    
History and Enlightenment of Wushu Foreign Exchange since 1949-Based on the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Wushu Artists
GUO Faming, ZHAO Guangsheng, GUO Yucheng, LI Shoupei     
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oral history, the study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foreign exchange in new China since 1949. With the 4-stage division, the study points out the major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Wushu foreign ex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tent system", "cultural ability", "cultural collision" and "system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Thereafter come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hat is, to transform the communication concept by adhering to "people-oriented" to promote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ushu culture and then spread its core values; to shape the Wushu image of "harmony" "civilization" and "moral" under the guarantee of democracy and equality in foreign exchange; and to stick to the culture "going out" strategy and reconstruct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perfect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Wushu    Wushu artist    foreign exchange    oral history    internationaliza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文化交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角色,是沟通各国、各民族人民心灵的桥梁和通道[1]。如今,武术的对外交流已成为一项旨在发挥中国文化辐射作用和影响力,促进人类文化多元化发展和世界和谐的系统文化工程。伴随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武术对外交流的历程,把握武术对外交流的脉络、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迫在眉睫。基于此,笔者在系统梳理武术对外交流重要事件的前提下,为获取更详实的、超越文献资料的[2]、隐藏于人记忆中的历史客观与真实[3],对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事业并作出突出贡献的15名武术家,进行“生平式”的口述史访谈,重点挖掘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中,武术家对外交流实践的经历、经验和理性反思成果,为深入探索武术文化对外交流和传播路径,搭建灵活、有效的交流模式,打造武术文化国际化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对外交流的发展历程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治挂帅”的访问表演开启了武术对外交流的新形势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对外交流和传播受国家和民族外交政策的制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美苏之间,中国做出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选择[4],并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如“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5]等。这种政策环境,一方面使武术不受外来文化干扰,得以独立、自由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限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术的对外交流。这一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系统或分散的对外武术文化交流全部处于停滞状态。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中苏关系蒙上阴影”后两大国际势力的夹击,“两面反,积极争取中间地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战略选择。体育作为“外交先行官”和辅助手段作出了积极贡献。1960年6月,应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邀请,由李达上将率领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该国第2届全运会“友谊晚会”的表演,这是继5年前“159人体操队”成功出访后,中国又一次参加该国的体育盛会。“我当时(1955年)是表演体操。表演都比较成功,到大使馆的时候,那大使……很出名的一个人,他讲‘你们表演得好,我们外交工作都好做。’”(XYT, 2015.5.13,2)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武术首次走出国门,揭开了武术对外交流的序幕。1960年底,武术队随同周恩来总理率领的“访缅友好代表团”赴缅甸巡回表演,受到该国人民的热烈欢迎[6]192。这2次出访都是以武术作为外交策略和手段,呈现“反苏反美”“争取中间地带”的“政治挂帅”的特点。受此局限,武术对外交流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单一,以“单向交流”的表演为主,辐射深度、广度有限;作为武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武术不但走出了国门,增进了国际友谊,而且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展示了良好的国家形象和优秀的民族文化积淀,增强了武术人乃至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同时,这也是对武术发展成果的检验和肯定,为武术确立发展方向、拓展对外交流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文革”时期的“武术访美”推动了武术对外交流的逐步恢复与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武术活动遭遇停滞和扭曲:武术运动队解散,学校武术教育活动停止,武术器材被收缴,部分武术家被批判,武术对外交流活动停滞。传统的武术习练活动和形式隐匿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别样的革命武术形态。颇具意识形态和革命象征意义的“武术”,在国内、国际政治局势和文化环境中,已失去对外传播的基础和条件。

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在秘密访华期间到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参观,为武术对外交流带来了契机。MHF教授当时是北京体育学院队长兼总教练,据他回忆,“夏老师(夏柏华教授)带着小孩(青训队队员)表演,基辛格看完以后来了精神,问国家体委(军管会)副主任李青川‘这是什么项目啊?……我们想邀请中国武术团到美国表演行吗?’李青川说‘我们请示领导’。夜间就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说‘去,这是好机会。’”(MHF, 2015.5.14,1) “乒乓外交”为中美关系的恢复创造了契机,“这次是用武术,又是一个大的国际交往!”(MHF, 2015.5.14,1)赴美交流,仅有青训队武术班的12名队员,人数和水平均不能完全达到要求,遂向周恩来总理打报告申请批准武术招生,“一批准就是全国招生,轰动很大”“把各个省市的优秀运动员招到北京来集训40天,集训完就去了美国白宫”。(MHF, 2015.5.14,1) 1974年6月3日—7月24日,38人的中国武术代表团赴美成行,在美国和墨西哥的8个城市进行了12场访问表演,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提升了武术的国际认知度和认可度,并为随后出访非洲六国,以及“文革”期间武术教育、教学、训练活动的全面恢复和推进创造了契机。

另外,国际社会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响应也推动了民间武术的双向交流。“文革”后期,国际民间团体陆续来访,逐步与内地各武术组织建立了稳定的交流关系和友谊。如:1974年6月5—17日,由佐藤隆之助任团长的日本太极拳代表团一行16人,先后访问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1975年,由宗道臣率领的日本少林寺拳法代表团,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专业交流表演。

1.3 改革开放后竞技武术引领了武术对外交流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推进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为来华访问的日本众议院副议长三宅正一题词“太极拳好”。这是武术对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揭开了中国武术立足传统的改革和发展大幕,引领了武术对外交流快速发展的潮流。1982年,为适应新的武术发展形势,第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步地把武术推向世界”的战略方针。自此,武术开始系统、全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国外推广[6]193

(1) 通过援外教学、开办国际培训班、招收留学生等方式培养武术技术骨干,充实武术人才资源库。从1982年起,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邀请,中国武术协会多次选派优秀运动队教练员赴日本、墨西哥、加拿大、英国等国家进行援外教学。“1984年以后,学校老师经常到国外教学和表演,像蔡(龙云)先生、王菊蓉、邱(丕相)先生等等”(WPK, 2015.5.2,1)。同时,国家体委主动转变思路,决定在当时的北京体育学院开设国外来华学习武术者训练班。“10年内,仅北京体育学院就培训了3万多人次的外籍武术学员”[7]457,武术对外交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 筹建国际武术组织,举办国际武术比赛。“1984年,全国武术比赛的时候,邀请了12个国家和地区召开座谈会,主要讨论武术如何向国际推广。最后形成几点共识:第一,由中国武术协会牵头,1985年搞一次国际武术邀请赛;第二,尽快成立国际武联筹委会……”(ZS, 2015.5.15,2) 1985年,两项工作计划全部落实。除此之外,欧洲武术联合会、南美武术功夫联合会、亚洲武术联合会纷纷成立,积极举办各洲武术赛事。到1990年,武术作为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表演和正式比赛项目,第1次登上了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的舞台,标志着“武术套路竞赛已跨出国门,迈向世界”[7]424

(3) 民间武术交流频繁。1982年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以后,伴随着竞技武术在国际上的广泛交流和快速发展,国际民间组织和个人赴中国学习武术的热情与日俱增。中国武术协会、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以及各省市民间武术团体积极接待来访团队。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后的十几年间,仅河北、福建等11个省,共接待武术团队282次,来访人数4 121人次”[7]457。结合各项史料和访谈材料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民间武术交流频次不断攀升,交流群体逐步由运动员转向大众,交流目的由传承技术、传播文化转向健身和娱乐,交流内容也从竞技武术向传统武术转移,打破了此前以长拳、太极拳为主的竞技范式和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技和传统武术对外交流的协调发展。

1.4 21世纪初“武术入奥”事件见证了武术对外交流的辉煌

“1936年,中国选拔和组建武术队,随同中国奥运代表团奔赴柏林奥运会表演和展示。……从武术走进奥运会殿堂的那一刻起,武术人便已描绘了神圣的奥运梦想”[8],无论经历多少战火硝烟,延续至今,这种情节从未割断。

(1) 武术组织获得国际奥委会承认。1990年10月,旨在推动各国家和地区武术团体的联合与统一,促进国际武术运动发展的国际武术联合会成立。此后,国际武术联合会积极举办世锦赛,大力发展会员国,增设洲级武术组织,并于2002年正式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武术组织被国际最权威的体育组织承认,表明武术已全面走向世界,步入对外交流和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2) 持之以恒的入奥申请成为武术对外交流的巨大推动力。为适应发端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奥运会,中国武术开始“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如:组织攻关、改革和编制适应奥运比赛的竞赛规则、奥运会武术设项方案以及完善技术体系等。然而,改革创新之努力并未改变武术“入奥”屡次失败的命运。2002年,在“奥运瘦身计划”“时间匆忙,准备不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悖论”[9]等内外因素的限制下,武术遭到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否决,进入2008年奥运会的计划宣告失败。此后,中国奥委会和国际武术联合会经过不懈努力和竭力争取,最终使武术破例以“特设项目”的身份登上奥运舞台,即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举办“北京2008武术比赛”。此后,武术依然无缘第30届和第31届奥运会,并落选2020年东京奥运会。近20年的武术入奥史就是一部对外交流史,是政府支持、组织保障、民众齐心协力的武术文化交流过程,是一项以科研攻关,竞赛规程、规则编制,技术内容体系改革,武术文化宣传、交流和推广等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工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对外交流存在的问题 2.1 技术内容问题

(1) 竞技武术“一枝独大”、技术趋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武术的对外交流以官方为主要渠道,以竞技武术套路为主体内容,通过技术援助、开设系列培训班、组织竞赛等方式,推动了竞技武术的国际化、科学化和标准化工作,引领武术走向世界竞技舞台;然而,竞技武术在当时传播策略中的“一枝独大”现象延续至今,严重压缩了传统武术的生存空间。“我长时间接触竞技武术,曾经在我的概念当中,套路就是武术的全部,在那个时期竞技武术就是武术的全部,因为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QPX, 2015.7.11,1)追求“高、难、美、新”的竞技武术,因技术趋同而逐渐遭受质疑和发展危机。同时,趋同的竞争环境引发创新理念异化,为创新而创新,逐渐脱离武术项目的本质,沦为“类体操”“类舞蹈”等似是而非的形态,失去了可持续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根基。“对专业队来讲,我一直在说,你们不要凭空想象去编动作,否则的话,就会越离越远,变成纯粹的形体表演,严格来讲,就不是武术了。”(QPX, 2015.7.11,1)

(2) 传统武术有待科学化。20世纪80年代,由功夫电影、电视剧、武侠文学风靡掀起的武术热,促使大批国际武术爱好者到中国学习和交流。传统武术内容丰富多彩,不仅有程式化的套路表演,还有擂台上的对抗实战;有科学化、标准化的规定套路,还有更多精彩纷呈、风格各异的传统套路与功法,不仅体现为技术程式,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然而,纷繁复杂的多样性背后,哪一项才真正具有民族、文化、科学与健身价值?哪一项更具对外推广和交流价值?在传统武术的宣传和推广过程中,这一系列问题逐渐演变成“拳种、拳派、拳家是否正宗”的话语结构,传承谱系似乎已成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武术,现在如果放任自由,那就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弄不清,都说自己是第几代传人。”(WB, 2015.9.23,2) “正宗”一词不仅有嫡传承继的意义,亦指传统。如果过分拘泥于名门正宗则预示着技术传承的固步自封,可能会导致技术僵化与理念固化,背离传统武术与时俱进的发展特性。不仅如此,各种具有夸大、美化意图,甚至伪科学、欺骗的宣传噱头层出不穷,吸引武术爱好者趋之若鹜,使“盲从”在心理机制上再度强化。

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因“盲从”“无知”而从影视、广播、报纸、杂志或武侠类书籍中建构而来的武术梦,距现实越来越远。以至于亲身参与“朴实无华”的传统武术运动时,“武术神话”无迹可寻,“武侠梦”无可依托,习武动机和兴趣骤减,制约了传统武术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开展。此外,“健康问题”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武术作为健康的促进方式,具有“内外兼修”的双重功效。然而,因理论、技术科学化工作的滞后,致使受伤、过度劳损等现象频繁出现,作为锻炼手段的合理性和优势正在慢慢消解。上述问题皆归因于传统武术科学化程度的不足。当然,科学化包含诸多方面,不仅涵盖技术内容、训练方法,还包括各种基础理论、仪式、传承方式、教育理念、传播手段等,亟待从内而外彻底地检视与改革。

2.2 文化能力问题

(1) 国外文化环境对武术文化内容的体系、结构缺乏全面、系统的认知。首先,作为对外文化传播主体的武术专业学生普遍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修养,较少涉及传统武术文化的磨砺,缺乏对武术文化精神的体悟。“本科4年学习的东西根本不够,一定要到民间再去学,促使自己提高。其实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应该学,练出来的风格要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现在这一方面的要求不够。”(QPX, 2015.7.11,1)民间武术传播者重技术、轻文化,或对文化内涵认识不深刻,这也是影响综合文化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我觉得孔子学院,它现在推太极拳也好,推武术也好,文化确实应该作为一个重点。”(WB, 2015.9.23,2)武术文化的交流是整体的推进,单个技术交流或文化阐释都是不全面的,缺失文化的技术交流是空虚乏力的,缺乏技术的文化说教无异于空中楼阁。其次,文化能力问题还体现在忽视传播对象语言、行为、情绪、心理、态度等背后对异质文化根源具有的敏感程度和洞察能力,不利于理解传播对象,不利于武术文化工作的推进。

(2) 对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工具的应用能力不强。语言作为传播武术最主要的工具,相比文字、图像等符号对习练者身体技术、技能和精神意志方面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生动,在构建武术社会现实方面具备独特的功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外语的运用能力直接影响武术的传播效果。例如,JBL教授曾于20世纪80年代赴苏联任教9个月,据他回忆“那几个月太单一了,天天训练,完了以后又不能跟运动员交流什么东西,因为你的语言毕竟受限制啊。”(JBL, 2015.5.13,2)

(3) 中国武术对外交流对象和文化平台的打造、利用能力有待提升。如今,国际武术联合会已经拥有146个会员国[10],武术文化辐射面之广阔史无前例;然而,许多国家的武术习练群体很小,并未真正实现普及。有的武术组织“游离于国家和地区习武人群之外”[9],辐射深度和影响力远远不足。QPX教授在回忆罗马世界武术锦标赛时说:“我们说武术走向世界、推向国际,但是在罗马世界武术锦标赛上,当地的市民都不知道,只有运动员,没有观众。所以我感觉,武术真正走向世界不那么容易。”(QPX, 2015.7.11,1)武术的群众基础薄弱,除起步较晚外,传播媒介、平台的选择和利用不足是关键问题。如何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打造强势移动网络话语平台,提高传播广度和频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3 文化冲击与冲突问题

文化交流中文化冲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武术对外交流的国内教练员、运动员、民间武术家面临文化冲击。文化交流的前提是人际交流,武术的对外传播首先受人际交流的影响和制约。武术人工作和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情况和交流活动,对职业热情、生活乐趣,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将产生巨大影响[11]。另一方面,参与学习的国外武术组织、团体及个人遭遇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双方面临的文化冲击和冲突,归根结底是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模型和评价标准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除了影响武术传播效果,还易对武术文化产生误解,对于塑造中国武术的良好形象不利。

以孔子学院为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世界各国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需求急剧增长。我国在借鉴英、法、德、西等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12]。从2004年韩国首尔第一家孔子学院挂牌成立,到2015年12月1日,全球13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 000个孔子课堂。武术在各孔子学院主要通过“开设武术课、举办武术讲座、进行武术表演、在夏令营中开展武术学习活动”[13]等形式对外传播,孔子学院是21世纪以来中国武术对外交流最优秀的传播平台之一。然而,国际社会也出现一些宣扬孔子学院是中国对外实施“文化侵略”的不和谐声音。除个别媒体或个人别有用心的造谣和污蔑,更多是基于文化冲击、文化冲突后的扭曲、误读和误解。

“孔子学院推广太极拳也好,推广武术或其他项目也罢,武术文化应该作为重点,最初做就一定要做好,否则,就要有一个漫长的纠正和缓冲过程。武术跟着孔子学院,已经给人家形成了一个文化侵略的印象,改变这个东西,必须一步一步地改进。”(WB, 2015.9.23,2)武术传播为国际社会解读中国“天人合一”“中庸”等哲学思想及“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富有特色的新途径。“传统武术是中国人千百年智慧的结晶,体现着历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3]。这项传统身体文化中所蕴藏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需要“自觉抽象”并继承发扬,使其成为具备永恒价值的精神资源[14]。然而,如同F先生所说,改变他人的观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何在冲突中发扬中华文化精神、塑造良好的“武术形象”、建构“中国形象”,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4 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问题

在大众传播媒介快速广泛发展的影响下,中国武术逐渐从小范围的人际传播,走向群体传播以及官方组织等国际传播,扩大了武术传播的渠道和规模,为武术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通道;然而,大面积的组织传播对传播者的遴选工作要求更高,繁杂庞大的工作量、认定机构的非权威性、派驻工作的紧迫性以及国内优秀教练员的缺乏,致使推广进程中出现“鱼龙混杂”的状况。“武术界很多到外面教太极拳就是为了糊口,不会太极拳的好些人看个录像带,跟着比划比划,就教起来了。他们仅仅是为了生存,没有想到过真正掌握我们民族的文化,练好以后把真的东西拿出来教人。”(MHF, 2015.5.14,1)这种伴随大发展出现的看似枝节性、无伤大雅、无关大局的问题,却对整个习练人群关于武术的认知、认可,对良好武术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建立,以及对今后开展武术活动有百害而无一利。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带来“快餐式的武术文化”供给,也造成文化传承根基的动摇和缺失,MHF教授说:“时代变了,也出现了武术继承危机。”(MHF, 2015.5.14,1)种种问题都涉及组织、管理和监督,但关键还在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滞后。“竞技武术被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但它现在也慢慢在改造。不过体制不变永远不行,金牌论、金牌战略带来的结果必然就是这样,竞技武术要改革发展,就必须要改变体制!”(JBL, 2015.5.13,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对外交流的启示 3.1 转变武术传播思路和理念,实现传播目标向“人”回归

技术是武术对外交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基石,展示文化与传承技艺相辅相成。有形而上“道”的理想追求,也要有形而下之“术”的支撑,武术理论文化去除说教的基本方式,也须利用身体叙事。

(1) 武术对外交流应以传统武术为主,竞技武术为辅,培养健康武术人生。①对普通民众的普及与传播,要以传统武术为主,牢固树立服务人类健康的意识,以促进身体健康为终极目的,推进武术成为全球健身手段。②加速武术技术动作体系、训练方法体系和竞赛规则体系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稳定化。③在传统武术广泛传承的基础上,以竞技武术为突破,抓住重点,以小部分有意参加竞技比赛的青壮年为主体,利用科学化的训练手段、标准化的技术体系、完善的管理体制、公平的规则和赛制,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竞技武术的开展。

(2) 武术的对外交流以武术美吸引人、以武术文化开示人,培养幸福武术人生。①通过多元化的手段,如改进服装、器材、场地设施以及拳种标志体系,深化传统武术文化内涵的理论阐释,先以武术的独特美吸引人。②练习武术要转变思路,除了对拳术技术规范和内涵的严格要求外,还应突出对习练人群幸福感的培养,注重项目习练带给人们的快乐和愉悦的身心感受,增强自信,提升幸福水平,促进武术认同。

武术的交流与传播,需要“以人为本”“以健康为本”“以幸福为本”,大胆改革和创新,唯有此,才能实现“人本”意义上的融贯对接,才能更好地传递和发挥民族文化的世界价值,造福人类。

3.2 深刻认识自身文化内涵与特征,传播武术文化核心价值观

“中国武术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技能,也不只是教授思想文化的理论、学科,而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博大精深的生命与人文互相交融的文化系统”[15]

(1) 武术的物质文化层。武术的物质文化包含各拳种、门派的武术技术体系、器材器械,传统的武术练功房、具有武术标志的道教佛教圣地,如少林寺、武当山等,以及丰富多样的武术练功服、表演服等各类服饰标志,武术遗址、碑刻等。需要在保留、保存、保护具有文物价值和传承价值的文化实物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开发现有资源;有意识、主动创造新的武术物质文化,丰富武术物质文化体系。同时,牢固树立武术“精品”意识,改变武术制造业“低端”“粗制滥造”的局面,重塑产业格局,增强武术物质产品的竞争力。

(2) 武术的制度文化层。武术的制度文化层是由习武人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及各种组织形式体系,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智慧结晶。武术中直接包含的制度、习俗、习惯凝结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态。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传统文化仍是情有独钟,原因仅在于属于传统文化制度文化层的礼仪、制度、规范等建构了一个人的文化记忆。说精神文化太捉摸不定,谈物质文化不够深入,唯有习武人在学习、交流过程中的身体和精神规训的方式和内容才是实在的体验。武术产生于封建社会,其拳规、拳戒等制度和习俗带有显著的血缘宗法制度的基因,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观念等。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如跪拜礼、门派观念。对待传承传统武术文化,应保持一种与时俱进的心态、批判性继承和创新的魄力。如XBH教授制定的收徒标准和要求既立足传统又具时代新风。“我考虑过收徒的传统应该与时俱进,要传授好的东西,更主要的是示范作用,所以我收徒有4点:第一是选择标准,就按我那64字武术训,特别前8个字‘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择徒的第一条标准。第二是收徒目标,要‘完成武业、服务社会’。第三是不收钱、不磕头。第四,因为武术界有门派之争,团结很重要。所以我就有一个要求:‘你原来的师父必须同意,而且要他推荐,这是尊师重道。’……把武术真正传统的根保留下来,再加上一些好的东西去引导,把这一支传承武术的力量传下去。”(XBH, 2015.5.13,2)

(3) 武术的精神文化层。精神文化是“属于思想、观念、精神范畴的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特点和反映其理论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16]。“武术技术中蕴含着文化,蕴含着中国的哲学、美学、兵学、养生学、伦理学,比如阴阳之道、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武术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正好反映了对待世间的态度是刚和柔两方面,人既要自强刚健,又要包容厚德,恰恰在这两方面武术都是有要求的。所以,武术绝不是仅仅学个拳术健身的问题,通过习练不仅可以培养勇武、刚强、坚毅的精神,还可以培养宽容厚德的品格。所以我一直提倡,武术首先是传播技术,在传播技术的过程中渗透中国文化,让他们感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QPX, 2015.7.11,1)

武术的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文化输出的过程,良好、优质的文化输出过程必须基于武术对三层面文化的深刻认识,并加以深入挖掘、整理、掌握和创新,在提升“文化”能力的同时,结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积极塑造新时代的武术文化精神,彰显天人合一、刚健有为的文化价值追求。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思想的指导下,营造“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生态,共同促进人类身体技术文化的繁荣,促进民族文化的国际共享。

3.3 保障武术对外交流的平等与民主,塑造“和谐”“文明”“道义”的武术形象

武术形象的建立仰赖所有对外传播主体的话语、行为、风俗习惯、心理倾向以及交流和沟通模式,对外交流是一系列自主和非自主行为的综合,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刚健有为”特质的展现,也是对个体思维、言语、行为的习惯偏好,抑或陈规陋习的流露。在对外交流活动中,不仅要突出优秀民族文化基因的表达,还要防止陈规陋习等对个体形象乃至群体、国家形象的破坏。这就需要作为传播主体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树立跨文化传播的平等和民主心态,以体现大国风范、武人气度。

摒弃个人中心论,相互尊重,加强沟通,凸显武术对外交流中的平等。首先,文化传播者与受众的沟通和交流的身份平等、角色透明、言论自由、强化互动。其次,思维方式的平等。新时代武术对外交流并不是走出圈子和重建圈子的问题,而是在更广阔的意义层面建构一种平等意识。在这个与交流对象或受众共同建构的群体中找寻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和传播自己的文化,不能固执于“说教”。再好的文化,只有受众接受才算真正实现传播。武术文化的全球化与受众的日常生活秩序和社会心理结构密切相关,受众群体的生活习惯、当地风俗、文化传统,以至于受众群体参与武术行为的切实需求,理应成为武术国际传播亟待考虑的关键因素;至少在意识层面建立平等概念,建构合作共赢的思维模式。

传播和发扬中国武术还需要切实保障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民主氛围。首先,管控媒介暴力,把握媒介民主的尺度。交流的民主包括媒介的民主和交流主体的民主。目前武术的大众文化传播,尤其是影视武术的叙事方式,大多表现为以暴制暴、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暴力表达和宣泄方式。虽然出现了中国文化和传统习俗强化表达的转向,但是充斥暴力的场面以及不和谐的虚拟社会情境,成为塑造武术良好形象的障碍。其次,简政放权,打造交流主体民主平台。武术文化的对外交流不能局限在国家文化资源的视角下被官方组织“垄断”而一枝独大。在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克服思维惯性,放开权力、放低身段,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及个人进行武术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以“把关人”的身份切实履行监督、监管的责任,塑造和谐、文明、道义的武术形象,进而构建“和谐”“文明”“道义”的国家形象,促进新时代武术对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

3.4 坚定武术文化“走出去”战略,重构科学、系统、完善的文化发展战略

中国武术的对外交流需要树立高远的发展理念,制定科学系统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武术的国际发展是一项综合性文化工程,它的有效推广应该是在国务院协调小组的领导下,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由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积极配合参与的国家级行为”[17]。武术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是着眼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根本利益的长远主张。作为实施形态和组织文本的武术发展规划,必然会造成现有武术文化秩序的变动和重组,从而再建立武术文化秩序的合理性。武术文化发展战略就是在国家整体战略和国家文化战略的前提下,为武术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和拓展提供全部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在“文化强国”大战略背景下,武术在“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担任何种角色,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何种作用,代表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形象,将是我们首要思考的关键问题。武术在创造文化辉煌的强国兴邦文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和落脚点,这也正是武术发展战略的逻辑起点和立足点。

武术文化战略是武术对外推广和交流内容、原则与方法的总纲,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它受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的双重制约。首先,武术文化内在质的规定性,是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发展的战略,也是区别于中国其他文化内容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区别于国外类似武技类文化的基本内涵。武术在内外构成关系中的内容、地位、价值、特色和方法,决定了其在全球化语境下推广策略选择的原则和规定。武术文化软实力需要在相对稳定的、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下彰显。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武术在时代潮流中徘徊,在“文革”破坏中异化留存和逐渐恢复成长,改革开放后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下重新走上快速发展通道,使得今日能在改革和保护传统拳种方面、竞技武术国际推广和赛事举办方面、文化内涵的深层阐释和科学化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几十年的交流历程显示,牢固树立“大武术观”的战略方针,研究武术对外交流所依赖的主客观环境,认识武术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以“武术标准化”战略措施为基本手段,实现“走出去”战略谋划和目的,是实现武术对外交流的正确选择,但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新时代的顶层设计,如“段位制的设立与改革”“武术入奥计划”“武术标准化”“大武术观”,为武术的现代化改革和发展、国际传承与传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关于武术国际化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具备科学合理的文化战略规划并不是终极目的,需要继续从交流实践中总结规律,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深化设计理念,细化操作手段,不能滞留在政策文本或研究报告中,应将理念转化成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此外,还需要建立人才储备库,设立技术研究推广中心,组织专人研究,专门管理,保障组织管理规范、高效,再将科学化的、依据文化战略设计的交流内容和方法贯彻实施,才能实现武术的当代传承和发展。

4 结束语

“世界资源和社会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国家的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仅仅是国家硬实力的角逐,而是基于文化实力、社会能力的博弈”[18]。这种文化和社会能力,在武术的对外交流中最先体现为对历史挖掘整理、认知与把握的能力。武术家口述史研究为全方位审视中国武术史和建构现代武术发展方略打开了一扇“窗户”。在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互证中,探寻隐匿于过去的历史细节;在官方史料之外,倾听隐蔽的个体声音,拯救武术历史记忆,这不单是武术人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更是一种能够源源不断地继承、改革、发展并获得超越自身文化局限的关键能力,是推动武术“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17]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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