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健康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3;
3.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061
2. School of Sport and Health, Guangdo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Sport, Guangzhou 510663, Guangdong, China;
3. China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 Beijing 100061, China
力量训练是运动员提升竞技表现和预防损伤的一个重要途径[1-2],也是普通人群提升健康水平[3]、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4]的重要措施。对强度(阻力大小)、量(包括重复次数和组数)等负荷指标进行科学设定是实现力量训练积极效果的关键[5]。然而,常用的基于重量的最大力量(或阻力)百分比(%1RM)和最大重复次数(RM)法存在一定不足:前者需进行繁琐和具有损伤风险的最大力量测试[6],不但实时性不强,也不适用于不适宜进行最大力量测量的人群;后者力竭式的训练安排可能对爆发力、力量生成率等关键能力产生负面影响[7-8]。
20世纪末,国内研究人员陈松等[9-10]采用自制的动作速度测试仪器,试图建立一种以速度与重量曲线为理论依据,利用动作速度量化力量训练负荷强度的方法,并证实了该方法提升速度力量优于传统的%1RM法。此外,肖毅等[11]根据超等长训练的特殊要求,设计了专门的位移传感器监控速度,控制深蹲跳的负荷强度,亦证明其具有可行性。遗憾的是,由于自制测速设备应用的局限性,这些理论方法并未在国内获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发展。此后,随着国外拉线测速、红外捕捉和加速度计等的商用化,相关仪器设备被证明具有很好的信效度[12]。这些设备的研发和应用为力量训练的科学化和普及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前提。2010年,González-Badillo等[13]首先采用商用拉线测速设备(T-FORCE)证实动作的平均速度(Mean Velocity,MV)用于量化常规力量训练负荷的可行性,并据此提出了Velocity Based Training(VBT)。鉴于该训练本质上属于力量训练,故将其翻译为“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自提出以来,VBT迅速发展为国外力量训练研究和实践领域关注的一个重点,并成为数字化体能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14]。VBT包括最高动作速度和速度损失百分比(Velocity Loss,VL)这2个速度类指标,并通过明确其与传统的强度(%1RM)和重复次数的相关性,在训练中可实现前者对后者的替代[13,15]。综合而言,VBT是利用动作速度与%1RM、重复次数、疲劳的强相关关系,制定、监控和调整力量训练负荷的一种新的训练方法[15-16]。
相比传统方法,VBT可以根据动作速度与%1RM的强相关性实时量化和监控力量训练的强度[13],保证训练的实际强度与目标强度一致;可以通过VL控制每组的疲劳程度,避免过度疲劳或刺激不足给练习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实现个体间刺激水平的一致性;可以实时反馈每一次练习的动作速度,提高练习者的训练动机[17]和竞争性[18-19],并提升运动员练习中的动作速度和功率输出[19];可以帮助不适宜进行最大力量测量的人群(如老年人、青少年等)进行更精确的力量训练负荷设置。
以“Velocity Based Training”或“VBT”为关键词在PubMed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进行全文检索,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后,获得经过同行评议的英文期刊文献94篇,文献集中发表于2015—2020年(占89%),这表明VBT是近年来国外力量训练研究领域的新兴热点。以“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基于速度的抗阻训练”“速度量化负荷”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剔除无关文献后,筛选出硕士学位论文2篇[20-21]、会议论文2篇[22-23]、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献5篇[9-11,14,24],这表明虽然国内较早地开展了速度量化力量训练负荷的理论研究,但对VBT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备战期间,我国在数字化体能训练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4,25]。力量训练是体能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数字化的实现将有利于体能训练数字化和科学化的推进。VBT是力量训练数字化的重要方式,对其应用基础与训练效果等问题进行研究证据的系统梳理,能为国内训练与研究领域认识、理解和应用该训练方法,积极推动体能训练的数字化和科学化提供参考。
2 VBT的应用基础VBT的应用基础是动作速度与%1RM、动作速度与重复次数、VL与疲劳的强相关关系(图 1)。VBT通过构建各相关关系的回归方程,并根据不同VL的不同训练效果,可以实现以动作速度指标取代传统力量训练负荷指标(%1RM和重复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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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动作速度与负荷及疲劳的关系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ment velocity, load and fatigue 注:VL为速度损失百分比,MPV为平均推动速度。 |
LVP(Load-Velocity Profile)是动作速度与阻力(重量)关系的变化图谱。在实践和科研应用中,由于力量训练中的阻力(重量)常用%1RM量化,LVP也特指速度与%1RM的关系。力(Force)与速度(Velocity)的关系(力速关系)是肌肉发力的基础性原理,其可被描述为肌肉收缩速度越快,产生的力越小,反之亦然。早期大量研究证实,受横桥循环和三磷酸腺苷(ATP)水解速率影响,离体肌纤维对应的力与速度呈高度曲线关系[即希尔曲线,图 1(a)][26,28-30]。然而,后续对人体多关节动作的研究发现,受关节节段动力学影响,力与速度并非完全是曲线关系,而是线性关系或近似线性的曲线关系(二次多项式)[31]。
González-Badillo等[13]对史密斯架卧推动作进行研究,发现MV和平均推动速度[Mean Propulsive Velocity(MPV),指力量训练动作向心收缩加速阶段的平均推动速度]均与卧推%1RM存在极强的负线性关系(R2=0.98)。这一发现也得到了他人研究的支持,针对不同力量训练动作的多项研究一致发现,MV或MPV与%1RM存在近乎完美(R2 > 0.95)的负线性关系或二次多项式函数关系(表 1)。这种强负线性关系在20%~80%1RM的重量(或力值)范围内尤为明显。这为动作速度替代%1RM量化力量训练强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动作的LVP具有个体性,且受动作规格、动作执行方式、器材类型、训练的影响。
表 1 不同动作的速度与重量关系 Table 1 Load-velocity profile of various exerci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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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观点认为,每个动作的标准LVP(基于大样本数据建立的LVP)可以适用于不同运动水平和性别的运动员[13],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后续研究否定了这一观点,指出动作的LVP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变异系数(CV)=12.9%~24.6%][32-33]。相比个体LVP,标准LVP推算的1RM值偏离了真实值[34-35]。①相对力量水平的不同是影响个体间LVP差异的主要因素,相对力量水平越高的练习者,LVP线性关系的斜率更为陡峭,高强度区间(> 90%1RM)的%1RM对应的速度值趋向于更低[36-38]。②人体测量学指标对个体的LVP也会产生影响,其中身高对LVP的影响最大[36],而四肢长度根据动作不同有所差异,手臂越长的练习者,中低强度(20%~60%1RM)下卧推的MV越快[39],但下肢长度似乎不会影响深蹲、硬拉等动作的LVP[36]。③由于相对力量水平和肌肉含量更高,在相同强度下,男性的动作速度比女性更高[37]。值得注意的是,Dorrell等[40]比较了标准LVP和个体LVP应用于VBT的训练效果,结果表明在为期6周、每周2次的训练中,两者均能显著提高各项结局指标,组间差异不显著,但个体LVP组提高的百分比更大,表现出更大的优势。这意味着,对于普通健身人群而言,动作的标准LVP已经足以用于进行力量训练,而对于运动能力接近个人极限的精英运动员,个体LVP可能更适用。
2.1.2 动作规格对LVP的影响不同动作规格对应的肌肉参与不同,并造成动作LVP的不同。参与肌肉群的差异越大,动作间LVP的差异越大,反之亦然。且相比大肌群动作,小肌群动作的LVP斜率更为陡峭,即动作的相对速度变化更大。例如,在水平卧推、45º斜上卧推和坐姿肩上推举这3个上肢推的动作中,胸大肌参与度依次减少,三者对应的最大力量、%1RM时的速度、LVP线性斜率均存在较大差异[38]。相比之下,由于不同握法(窄、中、宽和自选握距)的水平卧推肌肉参与度差异较小,个体的LVP并无显著差异(P≥0.13)[39]。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下肢动作中。例如,传统硬拉和相扑式硬拉由于在站立宽度、握法、动作幅度和肌肉用力程度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二者在任一强度下的速度值均表现出较低的相关性(r=0.443)[41]。颈前深蹲和颈后深蹲由于只是在载荷位置上存在细微差异,当强度 < 80%1RM时,二者在相同强度下对应的速度值无明显差异[41]。因此,在采用动作的LVP进行力量训练强度设定时,须对动作的规格进行严格规定。
2.1.3 动作执行方式对LVP的影响在动作执行过程中,牵拉-缩短周期(Stretch Shortening Cycle,SSC)效应可以提高动作的完成速度。然而,在不同重量下动作的执行方式和节奏差异较大,这增加了控制SSC效应的难度,并进一步导致速度指标变异性的增加[42]。Pallarés等[43]在对卧推和深蹲的研究中发现,有停顿的动作(离心和向心间停顿2 s,无SSC)相比无停顿的动作(离心和向心间无停顿,有SSC)的个体LVP变异更低(卧推CV 2.9% vs. 4.1%;深蹲CV 2.9% vs. 3.9%),且无停顿动作推算的%1RM误差高达37.9%(卧推)和57.5%(深蹲)。目前,大部分研究在建立动作的LVP时均采用离心和向心收缩间停顿1~2 s的方式,以消除SSC效应的影响,提高动作LVP的稳定性和精确度,但在实际训练过程中,大部分动作的完成要求充分利用SSC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有停顿动作的LVP在实际训练中的适用性。
2.1.4 器械类型对LVP的影响力量训练器械可分为固定轨迹式(如史密斯架)和自由轨迹式(如杠铃)两大类。从表 1可见,大部分研究采用的器械是固定轨迹式的史密斯架,其构建的LVP的拟合优度(R2)明显高于自由轨迹式的自由重量器械。其原因可能在于自由负重增加了矢状面内的动作幅度,以及动作速度的波动,导致测速设备对动作速度的估偏[56]。因此,动作轨迹越难控制的动作,其%1RM所对应的速度值的重测信度越低。例如,同为自由负重,稳定性要求更高的肩上推举和深蹲的重测信度明显低于轨迹更可控的卧推和卧拉[57];相较于中、小负重,大负重(> 90%1RM)动作对应的速度值的波动也更大[56]。此外,动作熟练、经验丰富和力量水平较高的运动员可更好地控制动作轨迹的稳定性,提高自由负重动作LVP的拟合优度和重测信度[51]。
2.1.5 训练对LVP的影响动作的LVP具有较长时间的稳定性是其能长期使用的前提。González-Badillo等[13]发现,经过6周的史密斯架卧推训练(60%~85%1RM)后,虽然个体平均最大力量提升了9.3%,但标准LVP的%1RM对应速度值的变化极其微小(< 0.01 m/s)。Balsalobre-Fernandez等[32]对6周的史密斯架坐姿上举的研究发现,训练对标准LVP改变显著,但对个体LVP的影响较小(r=0.96;CV < 3.6%)。Sánchez-Moreno等[47]采用了50%~80%1RM负重的引体向上,并将训练时长增加至12周,同样发现个体平均最大力量提升了9.8%,但动作的速度变化极其微小(< 0.01 m/s)。上述3项研究均采用一般的力量训练形式,结论均支持了动作的LVP具有较好的稳定性,然而,不同的训练形式可能对LVP的影响不一。Pérez-Castilla等[58]比较了爆发力训练和一般力量训练(70%~90%1RM)对个体LVP的影响,发现4周的下蹲跳和卧推末端释放的爆发力训练能提升深蹲和卧推%1RM对应的速度值(ES=0.70~0.90),但一般力量训练似乎对其改变较小(ES < 0.35)。因此,动作的个体LVP在一般力量训练中具有较长时间(6~12周)的稳定性,但在爆发力训练阶段,个体LVP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改变。
2.2 速度与重复次数的关系动作和负重相同时,VL与动作的完成次数百分比存在强正相关关系(R2 = 0.83,SEE=0.09)[6,8]。不同强度的组内最高MV/MPV与最大重复次数也存在强正相关关系(R2=0.84)[59]。通过构建两两之间的回归关系方程能准确估算组内剩余次数(CV=4.4%~8.0%)和最大重复次数[59-60]。这为采用速度指标控制组内剩余次数和疲劳提供了应用基础。
VL与动作完成次数百分比的关系具有较高的重测稳定性,且似乎不受运动水平和训练的影响。Morán-Navarro等[60]发现,低、中、高力量水平的研究对象在史密斯架深蹲、卧推、卧拉和肩上推举动作中的VL与完成次数百分比关系不受运动水平的影响,差异不明显(CV=4.4%~8.0%)。Sánches-Moreno等[47]发现,运动员经过12周的引体向上训练后,虽然最大重复次数增加了15%,但相同VL对应的完成次数百分比未发生明显变化。
然而,不同负重下VL与完成次数百分比的关系有所差异。在50%~70%1RM负重区间内,相同的VL对应的完成次数百分比差异不显著(P > 0.05),而当负重 > 70%1RM时,完成次数百分比随着相对负重的增加而逐渐升高[6]。并且,不同动作的VL和完成次数百分比也存在差异。在相同的VL下,肌肉参与量少的动作的完成次数百分比低于肌肉参与量多的动作[61];在相同的负重下,不同动作的最大重复次数存在差异,下肢动作比上肢动作速度下降得更慢[62]。此外,在相同动作和VL下,每组的最大重复次数随组数的增加而降低,但组间的动作平均功率和MV保持相对稳定[63]。
这些证据表明,尽管受动作和负重的影响,但动作的VL与完成次数百分比的关系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其在短期内并不受运动水平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大样本数据构建的VL和完成次数百分比的标准模型似乎不适用于无停顿的动作[64],且每组最高MV出现在第1次(37.1%)和第2次(40.0%)的概率相似,在计算VL时不能简单地将第1次的MV视为组内最高MV。
2.3 VL与疲劳的关系疲劳是无法维持所需或期望水平力量输出的状态[65],是衡量和反映刺激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力量训练中,在相同强度下,动作速度随着动作次数增加而逐渐降低[66]。根据疲劳的定义,在全力运动中,可将组内力竭的最后一次动作速度视为组内最大疲劳,组内第1次动作(最高速度)视为无疲劳,而VL可作为衡量两者间疲劳变化的指标。
2.3.1 VL与疲劳指标的关系常用的判定疲劳的指标包括主观疲劳度(RPE)、血乳酸浓度、纵跳高度等。研究[67]发现,不同负重的深蹲或卧推下的MV和RPE呈高度负相关(r=0.79~0.87),最大负重时的RPE接近最大值(分别为9.6±0.5、9.7±0.4和9.6±0.5),对应的动作MV也接近最低值,且组内动作的MV和功率随VL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同时,VL、血乳酸浓度的增加和纵跳高度的损失间均存在极高的正相关(r=0.91~0.97),且当完成次数百分比大于50%时,代表高强度反应的血氨浓度(肌肉脱氨速率的指标)开始高于静息水平,并逐渐升高[27,63]。然而,在相同的VL下,负重越小,机体的疲劳水平越高,恢复速度越慢[63]。这些研究结论均表明,VL与疲劳的常用量化指标关联紧密,可以作为客观、实时、非侵入式的力量训练疲劳量化指标。此外,研究[68]发现,在相同%1RM和VL下,2次课间完成的训练总机械功和总重量相近(CV < 10%),而在同一课次内,虽然不同组间的最大完成次数差异较大(CV=18.92%~67.49%),但动作的MV和功率无显著差异[63,68]。这表明,根据VL设定的训练量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能给予运动员较一致的外负荷刺激,这弥补了传统的基于次数方法的缺陷。因此,VL可以作为监控和控制力量训练中疲劳的实时性指标,在相同的动作、负重和VL安排下,能较好地统一个体间、课次间及组间的疲劳水平,使训练目标的实现更为均衡和可控。
2.3.2 不同VL的训练效果在相同中高强度下,不同VL的力量训练有着不同的效果(表 2)。Pareja-Blanco等[66]对比了20%和40%VL的训练效果,发现40%VL组肌肉肥大程度显著高于20%VL组,但40%VL组肌纤维ⅡX型百分比和蛋白重链ⅡX出现减少,20%VL组蛋白重链ⅡX和纵跳能力提升更优。Martinez-Canton等[69]指出,40%VL组较大的疲劳引发的蛋白激酶和肌脂蛋白增加是造成ⅡX百分比降低(ⅡX向ⅡA转换)的原因。在另一项研究中,Pareja-Blanco等[70]对比4种不同的VL(0%、15%、25%、50%),发现VL值越高,肌肉肥大效果越明显,VL值越低,快速力量提升越明显。此外,Rodríguez-Rosell等[71]发现,10%VL和30%VL组在静息血清睾酮浓度和肌肉力量提升方面差异不显著,但10%VL组提升股外侧肌肌电活性和纵跳高度的效果更佳。
表 2 不同速度损失百分比的训练效果比较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training effects between different velocity lo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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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 2中的各项研究结果可以推断,在中高强度下,20%VL是一个临界点,超过20%VL更利于肌肉的肥大(20%~40%VL),低于20%VL更利于快速力量的提高,且VL相差值在10%以内,训练效果似乎不会有明显差异。这些研究结果为采用基于速度指标进行分期训练的设计提供了证据,也为以速度量化力量训练量找到了更为简便的方法,避免了构建不同强度下VL和重复次数关系方程的复杂过程。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涉及的动作绝大部分是利用史密斯架进行的深蹲,研究对象绝大部分是大学生和业余力量训练爱好者,这些结果能否完全适用于其他动作、其他负重方式和精英运动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4 小结研究一致证明了动作速度与%1RM、重复次数、疲劳间的强相关关系。动作的LVP能准确量化力量训练的强度,但需要考虑个体、动作规格、动作执行方式、使用器械和训练等因素的影响。动作速度与重复次数、疲劳的关系为VBT利用VL设定训练量、控制组内疲劳和平衡个体刺激水平奠定了应用基础。可以根据不同VL的训练效果,采用与训练目标一致的VL值设定力量训练量(图 2)。然而,有关VBT应用基础的研究证据主要建立在固定轨迹和有停顿的动作之上,存在生态学效度不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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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应用基础示意 Figure 2 The diagram of foundation of velocity-based training 注:VL为速度损失百分比,MV为平均速度,MPV为平均推动速度,RPE为主观疲劳度,↑代表提高,↓代表降低。 |
VBT弥补了传统力量训练量化方法的不足,实现了负荷强度的实时调整、疲劳的更精确控制和肌耐力个体差异的平衡。VBT的这些优势为力量训练的科学化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和实现途径。然而,VBT需要得到力量训练实践领域的认可还取决于其实际应用效果。
3.1 VBT的独立训练效果目前,几项对VBT训练效果的对照研究和个案追踪研究均证实VBT能有效提升力量训练的效果。López-Segovia等[76]和González-Badillo等[77]分别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14~19岁)进行了为期16和26周、每周2~4次的VBT力量训练,均发现VBT训练组的最大深蹲力量、下蹲跳和冲刺提升效果显著优于控制组。Martinez等[78]对一名举重运动员进行VBT高频次深蹲的个案追踪研究,运动员的训练强度按照动作速度进行每日调整,每组的训练次数采用10%VL进行控制。训练30 d后,该名34岁的举重运动员30 d内最大深蹲重量提高了26 kg(16.7%),比最好成绩提高了4.3 kg。这些研究表明,VBT能有效提升力量和爆发力,可适用于不适宜进行最大力量测试的青少年运动员,且其具有的训练强度可精细调控优势,能帮助高水平运动员打破力量瓶颈。
不同的VBT训练周期模式产生的训练效果趋同。Riscart-López等[79]对比了线性周期(逐渐增加强度、降低训练量)、波动周期(强度和训练量重复增加和降低)、倒周期(逐渐降低强度、增加训练量)和不变周期(训练强度和训练量维持不变)安排的VBT训练效果,发现在8周的深蹲训练过程中,4组均能有效提升受试者的最大力量、爆发力和冲刺能力,但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同样,Rauch等[80]也发现,在7周×3次/周深蹲、卧推和硬拉训练中,线性周期的VBT模式(动作速度由低至高)和最佳功率负荷的VBT模式(动作速度不变,调整负荷)均能提升大学生排球运动员的力量和爆发力表现,但组间差异不显著。不同训练负荷模式的周期安排产生同样的训练效果似乎有异于传统的量化方法,这可能归因于VBT要求受试者在每次训练过程中均需尽最大努力,导致在重量负荷降低时,速度负荷反而上升,从而维持了总的应激负荷的不变,造成各训练周期模式的训练效果趋同。
3.2 VBT与传统量化方法应用效果的比较要实现VBT对传统基于重量的量化方法的替代或补充,取决于其能否产生更好的训练效果。Orange等[81]在竞赛期对比了VBT和%1RM法的深蹲训练效果,保持2组相对负荷强度、组数和次数的相同,其中VBT组根据速度对每组的强度进行调整,当平均速度超过或低于目标速度0.06 m/s时,相应增加或减少5%的重量。结果显示,2组运动员的力量和爆发力均得以提高,但VBT组在训练中杠铃的MV和峰值速度显著大于%1RM组,其对60%1RM的杠铃速度改善更多,而且运动员在训练中的疲劳感更低。Banyard等[82]采用同样的训练负荷设计,但按照力量水平对研究对象进行平衡分组。同样发现VBT组在训练中的疲劳感显著低于传统组。此外,VBT组还能更好地提升纵跳的峰值速度、深蹲的杠铃速度、短距离冲刺和变向表现。但这2项研究均仅采用单一的深蹲动作作为干预控制变量,可能无法排除其他训练内容对结果的干扰,而且对训练量的控制均采用调整重量的方式,这可能导致整个训练过程调换重量较为繁琐。Dorrell等[83]沿用以上2项研究的设计,但增加了力量训练动作(深蹲、卧推、肩上推举),在训练量的控制上,VBT组采用固定重复次数和20%VL结合的方式;该研究同样发现,相比%1RM组,VBT组提升最大力量和爆发力效果更佳,而且对应的总训练量更小。上述3项研究的研究对象均是成年男性。Ortega等[84]以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员[(13.6±1.2)岁]为对象,在为期12周、每周3次的训练中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证实了VBT相比%1RM法更适用于不适宜测量最大力量的青少年。此外,来自国内的一项研究[21]也支持了上述结论。这些研究(表 3)均表明,相比传统的%1RM法,VBT法在降低运动员疲劳感和总训练量的同时,不仅不会削弱力量的提升效果,还能更好地提高爆发力和最大力量,而且在青少年人群中的应用具有优势。
表 3 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与其他量化方法的训练效果比较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training effects between velocity-based training and other load quantitative metho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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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PE的剩余次数法(Repetition in Reserve,RIR)和VBT法均是根据组内训练次数进行实时负荷调整的自主负荷调整法。目前,仅有1篇研究对比了两者的训练效果(表 3)。研究[85]发现,在组内推算剩余次数、强度和组数一致的情况下,VBT组和RIR组的训练总重量相当,均能显著提高深蹲最大力量[VBT:(7.5±1.5)%;RIR:(3.5±1.8)%]和纵跳高度[VBT:(8.2±1.1)%;RIR:(3.8±0.9)%],组间差异不显著,但VBT组的提升百分比更高。需要注意的是,此项研究采用的速度监控工具是信效度较低的PUSH加速度计,这可能会降低VBT对刺激水平的精确把控,后续研究可以采用更精确的速度测量工具(如GymAware)做进一步对比。此外,RIR法需要在训练过程中不断口头询问运动员的RPE值,这可能对运动员的训练存在干扰。相比之下,VBT法可能受限于测速设备(数量和操作人员)的可获得性。因此,在实际训练中,练习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实际条件进行自行选择。
3.4 小结VBT是一种新型的量化力量训练负荷的方式,能有效提升参与者的力量水平,适用于不宜测量最大力量的人群,而且其训练效果不受训练模式影响。相比%1RM法和RIR法,VBT能更精确地控制训练负荷,不受个体生理波动的影响,并在较小的疲劳程度下获得同样甚至更优的运动表现提升效果。尽管VBT的训练效果可能受自由负重负荷控制精度的影响(见本文2.1节),但总体上还是优于其他负荷量化方法。综合而言,VBT适用于日常的自由负重训练,可用于力量训练实践。
4 研究局限与展望近5年来国外有关VBT的研究井喷式涌现,迎合了运动训练科学化的国际发展趋势[86]。运动训练的科学化始于量化[87],力量训练的科学化同样需要建立在力量训练负荷的量化上。VBT的兴起得益于科技的发展,拉线测速、红外捕捉和加速度计等技术为力量训练中动作速度的量化创造了可能。尽管其为力量训练的科学化提供了契机,但作为一种新兴的训练理念和方法,VBT仍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改进之处。
(1)对VBT的科学研究过于注重与传统力量训练量化负荷方法的精确关联,对各种变量的信效度要求过于严苛,限制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应用的生态学效度。例如,绝大部分动作构建的速度与%1RM关系方程是基于固定轨迹的史密斯架,但在实际训练的应用中,大多采取自由重量的训练动作。此外,为避免动作速度受SSC效应的影响,绝大部分研究都要求动作在离心转化为向心收缩阶段停顿≥1.5 s,这不符合绝大多数实际训练情况的要求。
(2)每一个不同动作的速度与%1RM关系均存在差异,目前仅针对一些力量训练的主要动作(如深蹲、卧推、硬拉、引体向上等)进行了VBT的适用性研究,缺乏对其他功能性动作的研究,如单边的分腿蹲等。这影响了VBT在力量训练中的全面应用。
(3)VBT需要测速仪器实时监控动作,而现有较精确的线性速度传感器成本高、易损坏,可能由于经费和监控人员的原因仅能对1~3个主要训练动作进行VBT训练。且VBT所涉及的知识较复杂,尤其是在采用个体LVP进行训练时,需要教练员和实践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背景,可能会影响其使用范围。
(4)许多重要基础研究均出自少数几个研究团队,如González-Badillo研究团队、Weakley研究团队和García-Ramos研究团队,这可能导致证据强度的作者偏倚,亟待更多研究人员从多方面去证实。
在竞技体育成绩愈加接近人类极限的情况下,对训练负荷的精确控制和微调是获得运动表现历史性突破的必然选择。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力量训练对健康促进的重要作用,采用速度精确量化训练负荷的优势将得以放大,未来VBT极有可能成为力量训练的主要方法。对VBT的未来发展展望如下:
(1)随着大数据、物联网、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VBT将成为健身和训练场馆力量训练计划制订、监控和评估智能化的重要实现路径。
(2)VBT将广泛应用于不适宜进行传统基于最大力量负荷设定的场景(如太空等失重环境、水下的力量训练)及人群(如儿童、青少年、孕妇、老年人及残障人群),进一步推动力量训练在健康促进领域及特种行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3)VBT将成为精英运动员个性化精确负荷确定、监控和评估的有效手段,协助其打破力量水平瓶颈,提升竞技运动表现水平。
5 结论VBT是一种基于速度与%1RM、速度与动作重复次数、速度与疲劳的关系建立的有效、实时和客观的自主负荷调整的新型力量训练方法。个体LVP能用于力量训练强度的设定,使其更为精确地匹配预期训练目标。VL与重复次数、疲劳的关系能客观、稳定和统一地量化运动员在力量训练中的疲劳水平,精确调控运动员的组内疲劳,更加精准地把握训练适应的方向。相比传统的力量训练,VBT能在较低的训练量和疲劳状态下,获得更好的训练效果,这一优势在提高速度和爆发力方面尤为明显,且VBT可适用于不能进行最大力量测量的场景和人群。VBT未来将成为力量训练科学化的重要推动力,应加强对其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
作者贡献声明:
廖开放:设计论文框架,搜集数据,撰写论文;
高崇:搜集、核对数据,制作图表,修改论文;
杨威:搜集、核对数据,修改论文;
李博:搜集、核对数据,修改论文;
闫琪:修改论文;
黎涌明:提出论文选题,修改、审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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