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学看来,每一种文化形式都涉及传播[1],传播也是武术文化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当下武术传播学研究除了"研究广度不够、基础理论研究不足"之外[2],还如中国传播学研究一样"缺少有分量的本土研究[3]、需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4]",并存在研究话语上重引进而轻发掘、研究任务上重现代发展的对策研究而轻传统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在实践探索中常将日本、韩国作为"礼失而求诸野"的对象而忘却了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之鉴等问题。为了开辟中国武术传播研究的新路径,推进中国武术传播学的理论建设,深化中国武术文化研究,本文整合武术历史和武术文化研究样式,立足中国武术的历史,从武术历史发展的文化实践中寻找中国武术传播"对象、内容、目标"的本土话语,整理中国武术历史发展的独特经验,思考中国武术传播研究的新思路和新内容。
1 武术的传播对象传播与传承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并时常混用的概念。《说文解字》曰:"传,递也""播,种也""承,奉也,受也"。可见,传播与传承一方面各有侧重:传播是在传中播撒而突出其空间性,强调传之一方;传承,在传中让人承接,突出人际性,强调传与承的双方。另一方面传播与传承又相互包含:在"传播"的空间移动、作用他人的"播"中有着"承"之基础,无"承"也就没有传之"播";同样,在人际传承中也有武术文化的"播"之效,无"播"之果也就没有"承"之求。可见,武术传播是经过师徒的传与承将武术文化种植于徒弟身体后的空间新布局,是由"接种"的徒弟而将武术传播到新空间,使武术文化由一地而传播到另一地的过程。现今关于武术传播对象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贵乎择人"(吴殳《手臂录·附录》)的道德向度考量[5]和非遗传承人的技术向度确认之上[6]。在中国教育具有"易子而教"(《孟子·离娄》)的传统[7]、国外有家庭之间交换子弟而学到更多本事的实践[8]、梅花拳有"父子不可为师徒"规定[9]的同时,中国武术历史发展总体而言形成的是"传内不传外"传统,武术"传给谁"的传播对象研究应围绕"儿子与弟子"的本土话语而整理其文化遗产。
武术传播对象"儿子与弟子"话语与我国君权传承的传统相关。对从唐尧到周初的君权传承,人们不仅形成了"天命转换、王权民授"2种认识,而且认为是道德统治问题决定了王权"从一个氏族成员到另一个氏族成员"的世袭与非世袭传递[10]。武术世袭的血族传承有其合理性,一方面会通过基因传给儿子以武术天赋的可能性,如民间有"龙生龙,凤生凤"之说;另一方面会通过武术化的生活方式影响儿子和同族子弟的武术理解与成就,如创造"场域、惯习、资本"的法国思想家布迪厄认为,惯习反映社会阶层,是家庭生活影响的结果。但是,武术的血族传承能走多远?或者武术的"传内"能坚持多久而不外溢于他人?该问是对国家权力传承在传统社会夏朝以降以兄弟、父子相传形成血族传承传统后"哪一家进行了千秋万代的传承"之问,也是对现代企业以职业经纪人克服"富不过三代"的制度选择以及孔子儒学流传至今"是其儿子抑或弟子之功"的反思,还是对武术血族传承与非血族传承相结合的史实的正视。即武术世袭的血族传承也有其局限性。这样看来,关于武术传播对象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在"如何保持血族与非血族传承的张力"主题下,从武术师父不得不面对儿子和弟子两类人群的史实出发进行创新性研究。
(1) 武术文化传播实践中对传播对象有入室和非入室之分[11],其中入室弟子作为特殊弟子或广义的儿子、非入室弟子作为一般弟子而转述武术传播对象"儿子与弟子"话题,并在武术门户传承中"区别对待"。据蔡龙云先生口述,"除了领他走上武术这条路的人要系统地接受散打训练,一般练武者基本上都不接触散打,没有系统的散打训练,顶多是拆招,或教教小缠丝,以提高兴趣"[5]387-388。从中首先可见的是武术传播内容的全面与片面之分,武术文化样式的套路与散打成为武术门户传播中对室内外弟子区别对待的内容,不仅将套路和散打作为入室弟子全面传承的内容,对非入室弟子只实施以套路教学的不全面传承,而且也有志然1936年所说的"教拳不教步""教手不教口,教口不教手"的不全面传承[12]。另外,不论是全面还是片面,武术的传承都离不开套路,套路是武术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这样,武术也有了室内外弟子不同套路传承的"区别对待",如陈氏太极拳"对内传小架、对外传大架"[13]。其次可见的是武术门户传承对室内外弟子的不同角色定位:一方面将一般弟子作为解决生计问题的传承对象,类似课程论的"学生中心"而按照学生的需要进行趣味性教学、决定武术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容、方式"等;另一方面将入室弟子作为解决传道问题的传承对象,就像课程论的"学科中心"根据武术发展、武术学科(知识)的逻辑以及作为武术传道者的需要决定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容与程度而进行全面性教学。那么,武术师父"如何确定可教之人、如何认识室内外徒弟、如何区分儿子与徒弟两类人群的差异,如何对入室弟子和一般弟子以内场和外场进行因材施教,如何对待两者的不同成绩,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则需要我们在武术拳种的发展史中寻找答案。例如,王芗斋一方面对求学者"来者不拒,……有来则教,教必尽力,有问则告,告必尽义",另一方面在常常面对"有听而不悟,或悟而不见诸实行者""辄起撼然之恨"之后,而认为非"敏捷英勇之资,……难得其神髓"[14],并形成"然技虽小道,殊不知学理无穷,凡学此技者,非风神潇洒而无轻浮尘俗之气,堪与圣贤名儒雅乐相称者,不足学此技也"之观念(王芗斋《意拳正轨》)。
(2) 在武术传播历史中,拳种门户掌门人确认的"传位"或领导权的授予中不仅有"儿子中心"的血族传承,也有"弟子中心"的德技传承。首先,武术掌门人遴选"儿子中心"的血族传承有杨露禅门户传播为证。在杨露禅成功传艺给凌山、全佑、万春3人,并在武林享有"得其师'筋、骨、皮’"之誉后[15],杨露禅不仅让3人拜其子班侯为师[16],而且还在临终前当着众弟子面上演了向其子秘授心法以确认其子掌门人地位的仪式。这种"儿子中心"的血族传承,一方面使这些得到杨家艺的弟子以"不与杨家争名、争利"作为回报[17],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吴氏太极拳的出现。其次,武术掌门人遴选"弟子中心"的德技传承,在蔡龙云先生看来,是师父面对子女缺乏才能时所采用的"传外不传内"策略[18]。在武术史有李存义门户的传播实践,并非第1个进入李门的尚云祥,因"练得纯"而被李存义收为弟子、又以"我教的是我这一套"光大了李门[19]。还如孙禄堂"拳非私有,唯德者居之"所言因其德才而成为李存义门户的掌门,并在门户内外解决了薛颠与傅昌荣的纷争[20]106。这种"弟子中心"的德技传承,一方面有利于门户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提升门户在武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会因破坏西周形成的嫡长子继承制传统,而带来门户社会秩序的动荡。最后,武术师父确定执掌门户的"传位"对象,既有杨露禅以"言传"仪式的"信息发布会"广而告其所传位的对象杨班候不在"传艺不传诀"的行列,也有李存义以"物传"方式授予掌门人永久之凭证,手握李存义的"五行丹"就成为得其师"衣钵之传"的信物[20]105。可见,武术文化传承继承了中国王权"德行的禅让、血族的世袭、非血族的革命"传承方式的哪些传统,对师父而言如何面对有德有能的弟子而确定可授艺的弟子、可传位的掌门人,对弟子而言如何处理好与师父儿子的关系,对门户而言如何处理儿子与弟子、大师兄与掌门人的关系,是武术文化传播研究的新期待。
2 武术的传播内容当前人们从传播学、教育学、文化学等视角探讨了武术传播内容,其中,教育学侧重于武术传播阶梯的安排[21],传播学偏重于纸媒视媒等手段的寻找[22],文化学倾向聚焦于德艺内容的组成和精神追求的分析[23]。但是,关于武术"传什么"的研究,现代以降学校武术和社会武术不断创编新的套路[24]、竞技武术将"新"作为其本质[25],其"趋新"的武术文化实践形成了武术传播内容的"新与旧"话语。
现代以来尤其是武术体育化发展中,武术的传播内容表现为新内容的变化,仿佛"无新"便无法传播,现代武术发展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传播内容的"接力"。但是,传播内容"新与旧"问题,在中国教育学有"温故知新"的目标,在武术历史发展中有武术人一辈子锻炼一个拳种(或一个套路)的传播学经验,在运动训练上有散打与功法对"旧"的重复训练以及提高套路演练水平的千锤百炼的实践。这样看来,在武术传播中关于传播内容的历史经验至少有2类主题需要我们探讨其文化遗产。
(1) 从课程论角度看,武术传播内容的"新与旧"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学习系统。首先,武术传播内容"新与旧"系统是学习内容"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浅到深"先后顺序的安排。一般而言,武术传播内容的序列是"基本功—套路—格斗""徒手—器械""技术(术)—技理(道)"。如心意六合对入门到出师大约6年时光进行"有用—好用—妙用—大用"等阶段的制度设计[26],这个序列不仅是武术传播内容的先后顺序,也是对武术传播内容由初级到高级的制度设计。其次,武术传播内容"新与旧"系统是学习程度的度量。其功力状态的"小成—中成—大成"的阶梯,在形意拳是"明劲—暗劲—化劲"的阶段划分、在太极拳是"着熟—懂劲—神明"境界的规划、在动作的质量可概括为"动作准确稳健—方法清楚完整—劲力顺达充实—节奏鲜明多变"的层次[27]。再次,武术传播内容"新与旧"系统是学习内容和程度转换的标准。传统武术不少拳种门户传播有"不达到某一标准不教学新内容"的规定,例如,王卓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70年代完成的整理清民武术著作的《武术学》中说:"每套功法对身体各部位修炼都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和功力达到的标准"[28],其标准表现为熟练;吴殳1678年编成的《手臂录》曰:"练未熟,不教第二。第二法未熟,不教第三"[29],清写本《倚山武论》有"习武贵熟,熟则举手即是。熟了还向熟中习"之言,沈家祯1936年认为太极拳"练习架子者,必须在第1步中已有规模后,方可进于第2步"[30],拳谚的概括是"练势千着,一熟为先"。其"新与旧"学习内容的转换标准是动作质量的"熟(练)"(水平),对应的是"生(疏)"(状态),武术动作质量"熟与生"不仅是对"熟能生巧"境界的向往,而且也是对学习内容"旧与新"的转述。最后,武术传播内容的"新与旧"系统具有"2个中心":一方面主要表现为现代武术传播对新的传播内容的关注,人们不仅以一个又一个拾级而上的"台阶"组成了武术传播内容的"新系统",也以"新"激发弟子学习动机,在他们眼中武术传播在内容上是"以新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主要是传统武术传播实践反对弟子求"新"贪多而强调"旧"以练精,他们不仅认为"贪多泛乱无功""一势精则百势皆精",而且要求"习一拳须加千百遍功夫"(清写本《倚山武论》)。在传统武术人眼中,太极拳不同套路的盘架子和推手运动方式都是"十三势"的变奏,武术传播内容的"新"是"旧"的重复,是以不同形式的"新"来复习、强化与肯定"旧",这些"新"的传播内容就像杜威所说的"糖衣",旨在促进传播对象练好"旧",武术传播的内容是"以旧为中心"。换言之,"旧"的传播内容是为了继承门户技术,"新"则旨在推进武术技术的新发展。这样看来,武术拳种门户间关于"新与旧"传播内容的不同认识与实践,以及新/旧中心的不同传播效果,是武术传播研究、武术历史研究以及武术文化研究的新内容而值得探索。
(2) 从教育学视角看,武术传播内容的"新与旧"是2种学习方式。首先,武术传播内容的"新与旧"不仅对应于武术教学"新授与复习"2个教学阶段,也被武术术语化为"学与练"2个教学环节。对此李存义的说法是"学,很容易,一会儿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19]10、武术拳谚的总结是"学会三天,练好三年"。具体而言,在师父新授中弟子学会新内容,其后需要以"时习之"方式不断复习旧内容,并以"习之以恒,究之以专"而最终转化为"身法自然"与"随心所欲"的身体化。其次,武术传播内容的"新与旧"呼应的是"独学一门"与"游学他师"2种培养方式[20]75-77。其"独学一门"有尚云祥在其师李存义说教后集中形意拳的劈崩二法"独学"地"练"十一二年而成为一代宗师,其"游学他师"有唐维禄为深化弟子对形意拳的理解而安排李仲轩"游学"于师兄弟之间,"转学"于尚云祥、薛颠师伯之间[19]10,以及孙禄堂在"兼学"形意、八卦、太极后而创孙式太极拳的史实[31]。因此,武术拳种门户的师父如何具体处理武术传播中"新授与复习"2个教学阶段、"学与练"2个教学环节、"独学一门与游学他师"2种培养方式,即如何以徒弟对某一拳种(某一势)的"独学一门"方式,强化"复习"的"练"之环节,以促进弟子深化理解、丰富体验、提高运动技能、实现学精求深的目标,以及如何以新拳种、新门户、新师父的"游学"之方式,强化"新授"的"学"之环节,以促进弟子激发动机、丰富认识、开拓视野、实现博学广闻的传播功效,进而言之武术拳种积累了哪些处理"新与旧"的历史经验(以过去或未来为圆心所划"今天之圆"的做法),这不仅是武术历史发展的文化遗产,也是促进中国武术当代发展的历史经验。
3 武术的传播目标近代以来,在严复动用国际关系"病夫"概念描述晚清政府无力改革之后,人们不仅将"病夫"作为中国人身体的表征,而且吹响了"强国强种"号角,将传播武术视为疗治中国的一剂药方[20]114-123。在以武术改造国民身体的"强国强种"实践中,作为新概念的"国民"(如奋翮生1902年"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之言[32],王维泰1897年"千万人习之则一国强"之论[32])使"大众与精英"成为武术传播目标的本土话语,"学练人的数量"(如北京市政府参事吴甘侯1936年"学习国术非仅独善其身,应普遍教授……一传十,十传百,发挥而光大之,则国术兴隆可期,民众强健有望"之语[33])成为现代武术发展的目标。
现代武术发展中关于习练人数量问题和"大众与精英"话语,可以回到孔子"三千弟子与七十二贤人"的文化事象中来思考。从传播效果的时间看,"三千弟子"追求武术传播的即时效应,"七十二贤人"体现武术传播的长远影响;从传播效果的内容看,"三千弟子"形成的是社会影响力,"七十二贤人"体现的是专业发展水平;从传播效果的主体看,"三千弟子"以其束脩解决师父的生计问题,"七十二贤人"则以其荣耀门楣而体现师父的弘道使命。因此,"传之效"的传播目标研究需要围绕两类人群从三类新问题探究武术传播目标的文化遗产。
(1) 王芗斋在面对"有听而不悟,或悟而不见诸实行者""辄起撼然之恨"之后[14]165,而认为非"敏捷英勇之资,……难得其神髓"[14]148;程廷华则赞孙禄堂为"敏捷过于人,人亦乐授之"的传授对象(《拳意述真·陈曾则序》);季羡林曾以少林寺学拳类比出国留学而区分了3种武术学习成效:一是去过学过,但未学成;二是精通而归,但未光大;三是不仅本人精通,而且通过"代有才人出、别开新派"光大少林[20]98。可见,不论是王芗斋的"敏捷英勇"者与"听而不悟"者、程廷华眼中的"敏捷过人",还是季羡林的"光大者"与"未学成和未光大者",都是武术拳种门户必然面对的"七十二贤人与三千弟子"。因此,在武术历史发展中,一方面拳种门户的师父如何区别对待"三千弟子与七十二贤人"、如何认识武术传播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分配两类人群继承与发展的门户角色、如何遴选掌门人,另一方面在武术历史发展中拳种门户的"三千弟子与七十二贤人"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两类人群如何以"得到师父的东西"与"形成自己的东西"保持了武术传播继承与创新的张力。作为武术文化"托命人"的掌门人如何在"一拳兴旺"之外接续拳种或武术的根脉而谋求新发展、如何在胡适所说的"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时势中左冲右突、如何在门户内外的管理中成其岗位职责,当是中国武术传播目标需要探究的历史经验。
(2) 在中国武术史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或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时学派代表人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英雄涌现"的时期,在此创拳者新体验系统化的拳种流派在具体门户中不仅有尚云祥那样的授拳者以"我教的是我这一套"的"自编教材"的创新教学,也有李洛能八大弟子那样的习拳者在"得到老师的东西"之后"练就专长、形成自己的东西"的创新学习成果[34],此刻的门户不仅高亢地传唱着武术的创新之歌,而且也为我们留下门户"七十二贤人"创新接力的动人故事。
另一方面,在没有"王者"、代表人物的平凡岁月里,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拳种门户的"三千弟子"们默默地坚守在继承的平凡岗位上,以拳种门户技术的保真为己任,以拳种门户技术范式的量变为目标,力争为拳种门户技术范式的革命、创新的质变积累量的基础。可见,在武术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中,如何以其独特的文化生产方式而辩证地统一继承与创新的交替与共生,武术的拳种门户如何在其文化传播历史中以"英雄创新的高亢"与"平凡继承的低吟"而交响其武术传播的乐章,理应成为我们理解、分析和阐明武术传播目标的一个理由。
(3) 老子关于不同学生需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有"上士心传,中士言传,下士身教"之名言,在师父将武术技术区分为有形技术的言传、无形技术的心授之后[35],推进拳种门户传播新研究的内容有四。
一是从师父角度看,如何面对不同弟子对武术之道"勤而行之,若存若亡,大笑之"(《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之异,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出发,形成"以身教为主干、穿插言传、点缀心传"的武术文化传播实践的系统。
二是从弟子视角看,在武术文化的承继活动中,"得到师父的东西"是门户技术的标准化生产过程,是弟子吸收门户营养、分享门户遗产、形成门户集体记忆的过程;"形成自己的东西"是弟子贡献门户经验、形成个体记忆、变奏门户主旋律的过程;问题是弟子如何"刻录师父的武术语言与形象、存储师父的心语、输入自己的心得"而建构独特身体记忆的过程。
三是从门户角度看,武术的传播史如何探索了以下士和中士为传播对象、以言传身教为传播方式的普通传播学,以及以上士为传播对象、以心传为传播方式的高级传播学。其中,从教学方式看,"言传"对应于教学的讲解、"身教"相当于示范、"心传"类似于熏陶与传道;从哲学角度看,"言传""身教"是有形、直接的,"心传"是无形、间接的,武术传播学可谓是有形与无形、直接与间接传播的组合。
四是作为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心传武术传播学,有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最值得整理:一方面对师父而言,在以体悟推进弟子由"技"至"道"转化的基础上[35]76-81,师父们如何以非语言传播的"以心传心"方式"行不言之教"[36],或似尚云祥以不同其师李存义的敲钟法而以抱在怀里的猫来说教形意拳的"虎豹雷音"那样向弟子心传武术的悟道精神[19]74-75,或似孙禄堂等武术师父们在对弟子"口德、手德、身德"的教育中心传其做人、做事的武德之道[5]401。换言之,应勘探中国武术心传的内容(哪些类型的知识需要心传)与心传的方式(如何激发学生的意会式学习)。另一方面对弟子而言,作为上士的七十二贤人,不仅与师父心心相印、心领神会,而且也以跨越时空的再创造实现张载所描绘的"继往圣之绝学"的理想目标,或将师父的心传作为密码在随后的体悟中加以解码[5]202-216,或用"意领"师父的"心传"并作为酵母于日后的体悟中"发酵",或以"多练加琢磨"[37]的方式通过"旁若无人似有人"的情景营造,想象和体验武术动作与虚拟对手的对白,或似姬际可偶得《武穆王拳谱》后揣摩数载尽悟其奥妙而继形意绝学(清写本《六合形意拳谱》),或在"着熟、懂劲"后体悟动作意象、寻找"内中之消息"、理解创拳者的孤诣、接近创拳者武术境界、抵达与创拳者心灵沟通的"神明"境地[38],而追求拳种发展史的时间连续感,延续拳种的文化逻辑和目标,最终站在巨人的肩上将师父的心传"发酵"为"练就特长、形成自己东西、开辟武术新气象"的"悟道"。
4 结束语在文化自觉的中国人文社会学者看来,中国传播学研究应像世界级思想家布尔迪厄的研究那样,研究的案例和问题源于法国本土,而其解释力应具全球性[39]。因此,在武术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拿来国外的"主义",但问题和理论应源于中国武术传播的文化实践[40]。这样看来,武术历史发展中关于"传播对象的儿子与弟子、传播内容的新与旧、传播目标的大众与精英"的话语,需要我们爬梳中国武术文化传播的遗产:在传播对象上以"传内不传外"和"传外不传内"处理儿子与弟子关系的文化传播实践;在传播内容上以"学习内容的先后顺序、学习程度的度量、新旧转换的标准"等由初级到高级的学习系统,以及"新授与复习2个教学阶段、学与练2个教学环节、独学与游学2种培养方式"的学习方式保持"新与旧"的张力;在传播目标上面对"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的武术门户以师父的"言传、身教、心传"之传承方式,弟子的"得到师父的东西"和"形成自己的东西"的传承成果保持大众与精英的同步发展。其中:"得到师父的东西"是门户主旋律的重复,是弟子"临摹"师艺的标准化生产,是"旧"的门户技术的继承,是弟子吸收门户营养形成门户集体记忆的过程;"形成自己的东西"是门户主旋律的变奏,是"新"的门户技术的创新与"创作",是弟子们对门户经验的贡献、为门户注入的新的生命,是弟子的个体记忆;其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都是武术人对武术拳种流派的文化认同,也是"和而不同"的体现。"和"以体现门户技术的家族相似性,"不同"于门户成员的差异性;源远流长武术的文化生产秘诀是不仅以"继承"体现武术的标准化、程式化,守成武术已有的文化成果,而且也以"发展"探索武术的可能性、当代性、广泛性,而开拓武术文化的新天地。换言之,传统武术于门户"创新高亢与继承低吟"的发展史到了现代裂变为国家武术的创新与民间武术继承的遥相呼应。
另外,传播对象、内容、目标,作为文化遗产的武术,其门户技术就像莫斯的礼物,具有"师父给予、弟子接受和弟子回赠"三阶段的"演进图式"和礼物交换的互惠关系[41];像马林诺夫斯基的库拉交换[42],在武术象征性礼物的交换中,不仅将门户成员编织在一个剪不断的纽带上,也在武术人门户技术的继承与创新中强化了门户成员对武术拳种流派共同体的家庭感、责任感。这样看来,门户所有成员都是武术技术继承与创新生产链中的一环。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又是"以创拳者的创新技术系统作为第1桶金(资本),以师父自编教材作为投资(投入)唤醒弟子们文化增值(产出)"的生产过程,也以成员将武术门户技术身体化后通过成员不同地域的生活而将门户技术四处携带、实现武术文化传播的地域性和空间性,还以门户成员"顺武术之道,因拳种之性"的新探索而与往圣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与对话,体现武术文化的生命性以及其文化传播的活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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