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库恩认为:“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 是“研究的前提”^[1], 也是学术共同体共享的一种思维方式。最早对我国体育传播理论研究进行系统阐述的是郝勤和郭晴于2003发表的《论体育传播学的性质特点及理论架构》一文, 此后, 国内依次出版了任光耀撰写的《体育传播学》(2004)、王慧琳和阎伟撰写的《体育传播学概论》(2005)、王大中撰写的《体育传播——运动、媒介与社会》、邓星华撰写的《现代体育传播》、郝勤主编的《体育传播论》(2008)、许正林撰写的《体育传播学》(2010)、尚志强主编的《体育传播》(2010)和肖焕禹撰写的《体育传播学》(2011)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 来自体育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在思考和探索体育传播研究理论的同时, 也在建立体育传播研究范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国内体育传播研究者的努力为我国体育传播研究的起步作出了贡献, 然而也共同表现出以下问题。①以大众传播研究理论作为体育传播的元理论, 所建构的体育传播研究的“体育+传播过程”和“体育+传播类型”范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大众传播过程理论强调对大众传播过程的研究, 因此“体育+传播过程”范式将体育传播研究的领域划分为体育传播者、体育传播媒介、体育受众、体育信息、体育传播效果等研究领域, 这一范式适合解释大众传媒对体育赛事转播、体育新闻传递的研究, 难以阐释体育作为游戏、民俗活动等文化现象的变迁, 也难以涵盖体育教育过程中的交流与互动现象, 这一范式忽视了大众传播理论解释力的有限性。“体育+传播类型”范式将体育传播研究划分为体育人内传播、体育人际传播、体育组织传播、体育大众传播等研究领域。当代传播实践证明, 互联网的兴起、移动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展, 使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分类失去了意义, 上述所有的传播活动已被整合入网络传播中, 这种整合后的传播方式, 既是大众的, 也是群体的, 更是个人的, 因此从传播类型的角度指导体育传播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目前的体育传播研究将“体育信息”或“体育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具有模糊性。无论是在体育理论界还是传播学界, “体育”与“传播”都未达成一致的概念, 因此将“体育信息”或“体育传播现象”作为体育传播研究的对象内涵不清, 边界不明。③在体育传播研究中, 研究者们为体育传播研究建构的上述2种范式都是从“传播是信息传递”这一定义出发, 忽略了传播的交流互动意义、控制意义和游戏等属性, 屏蔽了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 窄化了体育传播研究的视域, 阻碍了体育传播研究的发展。许正林指出:“传播过程模式、传播类型模式与体育运动机械捏合而成的体育传播研究范式阻碍了体育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

1 话语分析策略:从本质主义向非本质主义的转向

科学研究范式的确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研究者所具有的价值观、认识论和研究惯习往往影响着研究范式的确立。体育传播研究2种范式的局限性表面上看是对概念理解和定义方式的偏差, 其背后的哲学渊源则是本质主义认识论。

本质主义源自于柏拉图。本质主义的认识论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深藏着的唯一本质。作为一种知识观, 本质主义也提供了人类观察事物的基本概念图式。本质主义把人类认识世界, 特别是现代以来所谓科学认识的任务规定为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 把反映事物唯一本质的知识概念、命题与理论体系尊崇为“真知识”, 即真理, 其他不反映客观实在的称为“伪知识”或“谬误”。然而, 本质主义认识论并非是认识事物的唯一的终极方法。20世纪下半叶, 非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开始兴起。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非本质主义是对2000多年来西方哲学中的“本质主义”思潮的否定和反抗。库恩、维特根斯坦、费耶阿本德、夏佩尔是非本质主义的代表。非本质主义倾向于把各类事物还原到关系之中, 认为各类事物的命名、标签、固有属性以及看似牢固的真理, 都是历史的产物, 它们并非恒久不变, 而是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变化。近年来, 在文学研究、教育领域以及体育基本理论研究中, 基于非本质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日渐兴盛。

基于本质主义认识论, 体育理论界和传播学界的研究者们都试图给体育和传播下一个能揭示其属(本质)的定义,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 谭华教授认为, 国内对体育概念“不但没有哪怕是接近一致的理解, 甚至连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表述的方式都变得模糊不清了”^[3]。同样, 在1976年出版的《人类传播的功能》一书中, Dance和Larson^[4]也列出了126个传播的定义, 如美国社会学家库利给传播下的定义是:传播指的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5]。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认为传播是“对一组高知型符号采取同一意向”。国内学者郭庆光认为, 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6]。同样, 国内对体育传播概念的讨论也未达成过一致, 如“体育传播是体育领域里体育信息传播的过程”^[7]、“体育传播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而进行的人类体育信息传播活动”^[8]、“体育传播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类体育信息(包括体育新闻、体育知识等信息)的传播活动”^[9]。

既然本质主义的认识方式不能让我们对体育/传播概念有统一的认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采用另一种定义策略, 从而建构体育传播研究的范式呢？话语分析则为回答这些问题打开了一扇“窗户”。英国文化研究者霍尔认为, 话语是“一组陈述, 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10]。费克尔拉夫认为:话语是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 是围绕着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所形成的传播实践和社会实践^[11]。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研究策略, 话语分析不关注事物的本质, 而是将重点放在对事物本质所作出的种种表述上; 话语分析的目标不是去争论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而是去研究人们对这种概念持有哪些不同的看法, 它产生的社会语境是什么, 其认识背景是什么。

在具体论述之前, 须澄明本文对体育传播研究中体育与传播2个概念关系的认识。如前所述, 我国目前体育传播研究呈现出的“体育+传播过程”和“体育+传播类型”是“大众传播观”的反映; 在体育传播的研究对象上, 这2种范式则是将“体育信息”或“体育传播过程”视为体育传播研究的对象。本文不反对将这两者作为体育传播研究的对象, 但是本文所建构的体育传播研究范式是对学术语境和日常语境中的体育进行考察以后, 找出在形式上不同但又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体育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以传播话语作为理论工具阐释这些体育现象(表 1)。

2 传播话语与当下体育传播研究的关系解析

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教程》^[12]从社会学和信息科学的视角, 梳理了中外传播学者对传播的定义, 将其分为了传递说、共享说、影响说、反应说、互动说、过程说、关系说、信息说等8种定义类型。国内学者刘海龙在梳理传播学史上欧美学者对传播采用的话语分析方法, 将传播的话语分为了6类, 分别是:传播是传递; 传播是控制; 传播是游戏; 传播是权力; 传播是撒播; 传播是共享和互动^[13]。当然, 传播还存在其他的一些话语方式, 如“传播是关系”“传播是叙事”等。

传播学家Littlejohn^[14]在阐释传播学的核心理论时, 将传播的核心要素分为了5种:一是信息的形成和发展, 即研究信息是如何创制、传递的, 以及在传递中传者和受者的思维过程及受者的解读机制。从这个层面看, 这与传播6种话语中的“传播是传递”话语对应; 二是意义的生成和解读, 即意义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被阐释和理解, 这可以看作与“传播是撒播”的话语异曲同工; 三是信息的结构, 即信息是以何种方式组合从而产生效果的, 也与“传播是控制”的话语有一定关系; 四是交互的动因, 包括传播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性,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传播是共享与互动”的话语相契合; 五是社会和机构的动因, 即权力和资源如何在社会中分配, 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这与“传播是权力”的话语异曲同工。因此, 本文借用了传播的6种话语作为分析的起点。

2.1 传递话语视角下的体育传播研究

传播是传递的话语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占领了传播学研究的制高点。部分传播学家把传播学的主题界定为“研究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行为的过程”^[15]。支撑传播是传递的话语的典型模式是拉斯韦尔的传播5W模式, 即“谁, 说了什么, 向谁说的, 通过什么渠道, 有什么效果”^[16]。5W模式不仅揭示了传播的过程, 也产生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传播者研究、媒介研究、传者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 直到今天传播是传递的话语在传播学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目前体育传播学者们对体育传播的定义主要借助的是这一话语方式, 如“体育传播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类体育信息(包括体育新闻、体育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9]、“体育传播是体育领域里体育信息传播的过程”^[7]、“体育传播是人类传递体育信息传播活动与过程”^[17]。

2.2 控制话语视角下的体育传播研究

控制话语来源于控制论。数学家维纳认为, 社会过程充满了偶然性, 传播与控制是一个过程, 要使这个社会更加有序, 需要通过信息反馈来作出调整, 以便更好执行控制者的命令。传播在社会调整中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18]。控制论视角下的传播还意味着“有意图施加影响”。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家帕克提出:报刊有助于现代社会的控制, 重视移民报刊则可以减少移民的不适应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帕克认为, 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被看作是控制问题^[19]。传播是控制的话语深刻地反映了功能主义对传播研究的影响。

目前我国体育传播学界对体育宣传、体育赛事包装、体育明星形象塑造、体育新闻发言人、体育赛事媒体运行、赛事展演、体育广告研究、体育赛事转播权开发及保护等的研究是热点^[20]。该话语支撑下的体育传播研究在目的上具有协调关系、整合社会的意图, 存在功能主义倾向, 但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功能主义研究的规范性。

2.3 游戏话语视角下的体育传播研究

荷兰学者赫伊津哈是第一个把游戏作为人类文化重要内核而进行研究的学者。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 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 游戏的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 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 它以自身为目的并伴有一种紧张、愉悦的情感^[21]。戈夫曼也把人们的日常交往看做是游戏互动, 并对游戏中规则或资源的分配与使用进行了分析^[22]。持相同研究旨趣的是布尔迪厄, 他的场域理论也探讨了传播中的情境与规则^[13]。在体育传播研究领域, 目前少有采用传播是游戏这一话语方式审视身体锻炼、赛事观看、民俗体育的研究, 而这恰恰是研究体育现象的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2.4 权力话语视角下的体育传播研究

在传播学中, 如果控制话语是指政府、企业采用宣传、公关、广告等“科学”的手段对大众实施的明显影响, 权力话语则是指统治阶级(权力所有者)对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控制, 以及隐藏在文化中和语言中的不平等关系。前者通常以对国家主义、文化霸权、国家软实力、法律的研究呈现, 后者则是隐含在常识、同意、习俗甚至知识和真理中, 令人难以觉察。体育传播中的权力话语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体育与国家形象、国家软实力研究之关系、体育传播中的相关法律, 如赛事版权、转播权的开发与分配、体育运动中隐含的国家主义、文化霸权以及体育影视及新闻文本中呈现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体育精神和体育意识。受到国家在意识形态管控方面的影响, 目前此领域中的批判和反思性研究还处于空白。

2.5 撒播话语视角下的体育传播研究

传播是撒播的话语主要来自于后现代主义, 是一种崇尚绝对自由, 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主要出现在文学批评中。德里达认为, 撒播就是在摆脱概念的控制和决定性作用的同时, 形成一种蕴含比较丰富的语言或文本。在文本素材使用中, 读者对文本意义进行颠覆性的解构, 让作者的权力化为乌有^[23]。法国文学批评家和符号学家巴尔特也持相同的观点, 在巴尔特看来, 在作者完成作品之后, 作者不再有权力去控制意义的自由发展, 文本的意义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24]。在当下的体育传播研究中, 撒播话语主要用于解读中西方体育影视作品和体育新闻、赛事转播中作者的编码意图及编码过程以及和读者或观众的解码过程。

2.6 互动与共享话语视角下的体育传播研究

传播研究中互动与共享话语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库利、米德、帕克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传播是互动的理解。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 更确切地说, 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25]。杜威对传播是共享与互动的认识影响了库利和米德, 库利提出的“镜中我理论”和米德的“象征互动理论”是互动与共享话语的代表。近期重要的发展主要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和语用学理论。大众传播可以形成社群、共同身份、文化, 也通过传播维护身份秩序, 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传播获得共识, 即保证参与者具有理性, 开放、真诚地进行交流, 最终达成共识。

杜威对传播的表述中所蕴含的“沟通”、“共享”的意味是仪式观思想的开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认为:人们读新闻并不是通过它了解现实世界, 而是通过履行这个仪式得到类似于参加宗教仪式或民间传统活动所取得的满足和安全感^[26]。由此可见, 阅读和观看新闻的行为与参加宗教活动、纪念活动具有相同的目的, 是一种消除不确定的仪式, 这一行为将我们脱离杂乱无章、难以捉摸的世界, 帮助我们建构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可知的主观世界, 给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传播是互动与共享的话语在当下的体育传播研究中也处于缺席状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传播的6种话语可以体现出传播研究的2种取向:功能主义取向和文化研究取向, 也有学者称为社会向度和文化向度^[27]。虽然这2个取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差异。从功能主义取向看, 为了达成传播的社会控制功能, 在结构功能主义影响下的传播研究“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强调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传播, 遮蔽了日常生活的交流; 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强调传播的单向性与控制性, 遮蔽了交流的双向性、协商性和建构性”^[28]。与文化研究取向不同, 传播功能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体制化和学科化; 文化研究取向则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知识与权力、通俗文化、话语与权力、文本语境分析中, 包含了传播研究的诠释经验主义范式和批判理论范式。

3 话语分析策略下的体育传播研究路径

罗伯特·克雷格认为, 传播学科永远不会被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统一起来, 由于日常生活中传播实践体现出的多样性特征, 因此会有多种多样的学术路向, 而非单一的理论体系^[29]。笔者尝试将传播话语作为理论工具, 以体育现象为研究对象, 勾勒我国体育传播研究的路径。

如前文所述, 国内外对体育本质主义的概念充满了争议, 对什么是体育的属、即本质属性存在不同看法。我们也可以不纠结于该本质, 而去考察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各类体育运动在各种语境中的表现, 从体育现象入手去认识体育。通过对体育一词在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场合、语境的观察、对体育学术期刊中栏目的设定的观察发现, 日常生活、大众传媒和学术场域中体育形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竞技运动、体育教学、身体锻炼、运动休闲、游戏民俗和武术, 前5种形态语这恰好与谭华所描述的5种体育现象相吻合, 即竞技运动、体育教育、身体锻炼、运动休闲和体育民俗^[3]。

3.1 功能主义取向下的体育传播研究及路径

功能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包含了传播是传递、传播是控制的话语, 该取向强调通过传播实现社会的控制和整合。

竞技运动是大众传媒中体育主要的表现形式。报刊、电视、网络、社交媒体中的体育新闻主要以对竞技运动的报道为主。竞技运动指那些以追求锦标为终极目的、以运动竞赛为手段的体育活动, 这类活动具有一套表达其意志和利益的完整组织体系。虽然竞技运动起初是指“在户外根据体力而进行的充满欢乐的行动^[30], 包括射击、钓鱼、狩猎等娱乐活动, 但是随着社会交往特别是国际交往的发展, 竞技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主要供他者观赏的运动游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风靡全世界的足球世界杯赛, 在美国具有超级影响力的“超级碗”和NBA, 就是竞技运动的代表。目前从全世界范围看, 竞技运动则变成了一个巨大产业, 围绕体育赛事所延伸的赛事包装、赛事展演、媒体服务和媒体运行、体育广告、延伸产品推广与营销是体育传播中控制话语的研究领域。根据传播是传递的话语意义, 可以对体育信息传播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展开研究。在目前我国体育赛事蓬勃发展的今天, 传播是传递的话语有助于研究者对体育赛事的媒介生产和消费, 对竞技体育节目的受众心理、结构、互动进行分析, 为高水平体育赛事转播和版权营销提供依据。

运动休闲是以享受为目的的游戏, 是体育主体自我选择、通过身体活动而体验超越、审美和精神愉悦的体验。所有不以追求锦标、健康而只追求个人愉悦体验的身体活动都是运动休闲, 如目前非常流行的“徒步族”“登山族”以及“定向越野族”等群体所追求的超越自我的体验就经常被参与者和媒体津津乐道。在群体休闲体育活动中, 通过互动, 建立社群、共同身份、文化, 在休闲运动群体中实现个体自我认同、身份认同。从这一角度看, 农民工、城市新移民可以通过参与休闲体育从而获得和提升对城市的归属感。在此方面, 传播是控制的话语可以提供丰富的分析工具。

中国的体育概念中包含一项中国独有的体育门类——武术。武术是围绕“武”的价值和规律发展出来的一类特殊的技能和技艺。武术不仅蕴含并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还具有系统的击技理论、完整的锻炼系统以及神奇的健身及攻防效果^[31]。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 中国的武术开始在全世界传播, 并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中国的影视及文学作品中, 武术担负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救亡的使命。20世纪80年代令万人空巷的电影《少林寺》《武当》、电视剧《霍元甲》《精武门》以塑造民族英雄的方式将武术与中华民族的独立崛起相联接; 20世纪90年代北京亚运会后, 呼吁武术进入奥运会的声音更是将武术的国际传播看作中国是否强大、是否被国际世界认可的标志, 武术的国际传播策略成为武术与传播学结合的宏大叙事, 这是武术与权力话语融合的典型代表, 远远超出了武术推广的传递意义。对武术传播的理解既可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研究武术如何借助各类大众传媒和个人化媒体得以广为知晓的策略, 也可以讨论如何借助武术的推广实现群体认同和社会整合。

3.2 文化研究取向下的体育传播研究及重要议题

对竞技运动中表现出的权力关系、性别主义研究属于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召唤, 作用于人的潜意识, 塑造了人的主体, 同时令其成为意识形态的臣服者。中国政府借助体育比赛所传递的“为国争光”、女排精神以及通过北京奥运会、南京青奥会实现的国家和城市营销也会成为权力话语涉及的问题。在《游戏的人》一书中, 赫伊津哈将“体育竞技”纳入游戏研究的视野,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也为研究者们对比赛情境及其规则的研究提供了启发, 为研究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场景关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 体育迷观看体育比赛的动机、对运动员身体语言的解读和体验的研究属于游戏话语的不同层面。

与竞技运动、身体教学的组织化不同, 身体锻炼是一种非组织化、非强制化的、完全基于个人意志的体育现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的“锻炼”“健身”“群众体育”“大众体育”“全民健身”可以看作是身体锻炼的同义词。身体是人类存在的生理性基础, 是主体实践的工具、被实践的对象和被支配的他者, 身体姿态和习性被身体所处的场域中的各种力量所塑造, 这是权力话语研究的内容。此外, 在身体锻炼过程中, 个体愉悦情感的产生、惯习的烙印、规则的建立和体验则是游戏话语关注的内容。

狭义的体育教育是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或训练计划, 在教师或教练的主持下传授运动技能和运动规则的教学活动。目前, 青少年体育教育、体能训练、拓展训练等体育教育活动在发达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广义的体育教育是将体育看作是教育的手段, 如康有为在论及德、智、体三者关系时, 描述到“其为教也, 德育居十之七, 智育居十之三, 而体育亦重焉”。对体育教学中传播行为的研究目前在国内是空白, 体育训练中教练员、运动员彼此之间的传授互动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沟通对促进体育群体规范、目标和合意的达成有重要意义。在美国学者安迪·比林斯教授撰写的《传播与体育》一书中, 探讨体育训练中教研员与运动员及其父母的互动关系占据了整整一章的篇幅, 仪式、语言与非语言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值得关注。这是“传播是互动”的话语在体育教育领域中运用的集中体现。当然, 研究体育意识、体育观念如何影响社会与人的发展、研究体育文化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方式与途径则是“传播是控制”的话语体现。

体育民俗属于学术性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 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 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 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如节日、礼仪等)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性、传统性、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 也是一种生活文化。在《游戏的人》一书中, 赫伊津哈不仅将游戏视为愉悦的活动, 也将其视为严肃的活动或神圣的仪式和典礼。无论是苗族赛马、荡秋千、独木龙舟, 还是蒙古族的摔跤, 体育民俗都具有仪式的目的。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是一个制造、保存、修补和转换现实的象征性过程。通过传播, 一定群体的人们共享民族、阶级、性别身份、信仰等, 或者说通过传播, 他们共享文化。从游戏话语和共享话语对体育民俗进行研究, 能摆脱仅仅将其作为体育竞技项目让更多人知晓的传递话语的束缚。

20世纪90年代由旷文楠先生主编的《武术文化概论》, 将武术作为中华文化的子系统, 从武术的哲学渊源、伦理思维、美学特征、娱乐功能以及武术与军事、宗教、医学、民俗的关系等方面予以探讨, 包含了对武术技艺传习、武术表演、武术娱乐等内容^[31]。他的研究从武术的游戏话语、共享与互动话语的角度开启了我国武术与传播研究的先河。遗憾的是, 近几年武术传播研究中权力话语的高涨淹没了其他传播话语, 而对这种文化霸权式的武术传播则是武术研究需要警惕的。

媒介体育分析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媒介体育是以影视、文字再现体育运动的文本, 不仅表现了体育运动本身, 也加入了媒介体育生产者, 如体育记者、解说员、评论员、导播、摄影师的个人意图与价值观, 虽然受众存在解码上的主动性。正如莫利所言: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 受众的解读仍然局限于传播者的意义框架之内^[32]。除意识形态、媒体组织的目标、权利结构、同伴压力外, 媒介体育生产者作为传播者在媒介内容生产过程中接受的文化、风俗都对受众具有无形的影响。如果将游戏看作是规则和情感体验, 媒介体育传播者和受传者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和情感体验也是“传播是互动”话语的关注重点。

4 结束语

有人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消解了传播理论的说服力, 社交媒体的普及终结了大众传播, 由大众传播理论所建构的传播学失去了学科的独立性, 但回到传播研究的学科传统和源头可以发现, 对个人、群体(社会)、媒介(符号)这三者的结构关系的研究永远是传播学研究的关键词, 无论是“个人激活”“关系资源”, 还是“场域要素”, 都离不开对这三者关系的审视。从功能主义取向和文化取向开展的传播研究则可以超越媒介技术的限制, 为我国日益丰富的体育传播研究提供分析、审视、反省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