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实践,在大众体育参与的测量与调查方面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与做法。本文拟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大众体育参与情况的追踪与比较分析,把握国际大众体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同时在与上海大众体育参与比较的基础上,为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国家政府政治架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大众体育发展在管理体制、政策重点、运行机制、组织结构等方面差异极大,在大众体育参与的测量与调查方面同样也各具特色。因此,本文拟通过选取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大众体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案例分析。
1.1 研究方法(1) 案例研究:通过选取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案例,深入剖析其大众体育的发展现状。
(2) 档案研究:多渠道收集以上国家大众体育发展的政策文件、政府或体育组织的原始文档、研究报告约20份,并进行深度解读与分析。
(3) 专家访谈:通过对所在国家部分专家学者的访谈,更好地把握有关国家大众体育参与发展实践、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4) 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归纳,把握国际大众体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并在与上海市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1.2 资料来源英国:伦敦市体育规划(2009—2012);伦敦及沃尔瑟姆福雷斯特区体育参与报告(2014);英格兰体育参与8号国家指标分布表(2014);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体育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威尔逊女士访谈记录(2015)。
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大众体育战略(2007—2016);澳大利亚体育参与报告(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澳大利亚统计局,2013);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体育参与报告(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澳大利亚统计局,2013);澳大利亚体育产业统计报告(澳大利亚统计局,2013);维多利亚大学施华茨教授访谈记录。
日本:日本体育白皮书(2014);日本2012体育生活调查报告解读[1]。
德国:德国成人健康与体育活动调查报告[2];德国体育俱乐部调查报告(2014);欧盟体育参与调查报告(欧盟委员会,2014);科隆体育大学副校长布鲁尔教授访谈记录。
美国:2015美国体育参与报告(体育活动委员会,2015);美国国民健康调查报告(美国卫生部疾控中心、健康统计中心,2014);美国公共休闲与体育设施标准指南(NRPA)。
上海:主要引自2015年上海城乡居民健身活动状况专项调查报告。
2 研究结果 2.1 英格兰大众体育参与水平与测量实际上英国是由4个相对独立的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等“国中之国”(地区)组成的国家,因此又称为联合王国。4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等都相对独立,体育亦不例外,尤其是大众体育。负责英格兰地区大众体育事务最重要的机构是英格兰体育理事会(Sport England),定期开展全英格兰的体育活动参与情况调查并形成报告,本文所选英国部分也主要聚焦英格兰地区。
为了衡量和掌握民众的体育运动参与情况,英格兰体育理事会每年开展一次全英格兰地区的“体育参与问卷调查”(Active People Survey,APS),调查工作委托给著名的市场调研公司Ipsos MORI完成。该调查始于2005年,调查的对象是16岁及以上民众(2012年后扩展至14岁),通过电话调查的方式,第7轮APS(2012—2013)调查的样本量达到16.6万人。APS调查依据对体育参与的界定口径不同提供多个指标体系,其中包括体育运动参与指数(participation in sport)和体育运动与积极休闲活动指数(participation in sport & active recreation,又称8号国家指标或NI8)。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包括了休闲步行(类似于我国的健步走)与休闲骑行。因为NI8自2007年推出以来,是英格兰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体育参与的绩效考核指标,因此以下重点介绍该指标的调查结果。NI8反映的是英国成年人口平均每周参加体育运动或积极休闲活动3次或以上,每次活动不少于30 min且在中等强度以上的人口比例。
2012—2013年度NI8指数(16岁及以上)调查结果显示,伦敦每周1次及以上和每周3次及以上体育参与人口比例分别为53.9%和23.7%,且与全国水平非常接近;英格兰分别为53.0%和24.7%。同时,伦敦16岁及以上人口中参与体育俱乐部的比例达到21.1%,与英格兰水平也基本相当(21.0%)。从参与(每周3次及以上)的性别差异看,英格兰男性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28.3%)远高于女性(21.3%);伦敦男性(27.6%)也比女性(19.9%)高。
从伦敦Waltham forest区体育参与(每周3次及以上)的人口年龄分布看,16~25岁年龄段参与率最高(31.3%);26~34岁次之(27.3%),接下来是35~55岁(23.4%),而55岁以上年龄人口参与率最低(9.0%)。
从参与的项目看,英格兰民众按参与频率高低依次为:健步走、游泳、健身房健身、跑步、足球、自行车、高尔夫球、羽毛球、网球;而伦敦民众参与项目也非常类似,只是位次稍有不同,从高到低依次为:健步走、健身房健身、游泳、跑步、足球、骑行、高尔夫球、羽毛球、网球。
2.2 澳大利亚大众体育参与水平与测量自2001始,澳大利亚每年开展健身休闲与体育电话调查(Exercise,Recreation and Sport Survey)。该调查由联邦、州及地方政府共同资助,以掌握15岁及以上民众体育参与的情况,一直持续至2010年。2011年始,该调查被澳大利亚统计局2年一度的多用途入户调查(Multi-Purpose Household Survey,MPHS)所取代。2011—2012年MPHS调查样本量为13 630人,调查的体育参与频率指标包括从未活动、每周不足1次、每周1~2次、3~4次和5次及以上等不同水平。其中每周3次及以上参与者被称为经常性体育参与人口。本次调查的澳大利亚体育参与情况显示,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省每周1次及以上与每周3次及以上参与人口比例分别为49.4%和25.4%,且与全国水平非常接近。调查结果同时显示,澳大利亚参加体育俱乐部的人口比例为15.4%。
从澳大利亚的情况可以看出,与英国不同,体育参与的性别差异不大,而且男性参与体育活动(每周3次及以上)的比例(24.7%)还略低于女性(26.5%)。总体上看,墨尔本与整个澳大利亚的差别也很小。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的首府,约占整个州人口的3/4,因此,维多利亚州的情况基本可以反映墨尔本市的情况。维多利亚州每周3次及以上参与体育活动的男性为24.7%,也低于女性(26.2%)
从年龄分布看,澳大利亚的体育参与(每周3次及以上)人口年龄分布较为均匀,其中以55~64岁人口参与率为最高(表 1)。从参与的项目看,澳大利亚民众参与的项目按频率高低依次为:健步走、健身房健身、游泳、自行车、跑步、高尔夫球、网球、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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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澳大利亚体育参与者(每周3次及以上)年龄分布 Table 1 Participation in sport and physical recreation in Australia by age (at least 3 times a week) |
为了掌握日本成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动向,从1992年开始,日本笹川体育财团(以下简称SSF)每2年进行一次全国体育活动的调查,并发布日本体育白皮书。SSF调查根据运动频度、时间、强度设定5个水平,水平0为过去1年中从未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水平1为1年参加1次以上,每周未满2次的人口(1~103次/年);水平2为每周参加2次以上但每次活动未达到30 min的体育活动的人口(104次以上/年);水平3为每周参加2次以上体育活动,每次30 min以上但强度未达到中等以上的人口;水平4为每周参加2次以上,每次30 min以上,运动强度为中等以上的人口。其中水平4为日本厚生劳动省与美国体育医学院推荐的体育参与水平,被SSF称为积极体育参与人口。
2012年调查的样本量为2 000个,结果显示,20%的日本人达到了水平4的日本厚生劳动省推荐体育参与水平,其中男性占20.4%,略高于女性(19.5%),但性别差异较小。结果还显示,日本成人中是体育俱乐部会员的比例为19.7%。
从年龄分布看,日本的体育参与年龄分布也相对均衡,但60~69岁人口参与率最高,达到26.2%,高出平均值6.2%(表 2)。从参与的项目看,日本民众参与的项目按参与频率高低依次为:散步、健步走、体操、保龄球、力量训练、跑步、高尔夫球、场地高尔夫球、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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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日本积极体育参与人口的年龄分布 Table 2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in Japan by age |
在美国,由美国体育、健身与休闲领域的六大行业协会组成的体育活动委员会(the Physical Activity Council,简称PAC)多年来一直追踪美国民众的体育活动参与情况。在2015年的调查中,通过在线方式共获得了10 778个样本量的数据(5 067个人与5 711个家庭样本)。同时,美国卫生部对积极体育参与人口的界定如下:每周至少150 min中等强度以上的体育活动,或每周至少75 min高强度体育活动的人群。美国卫生部也定期进行美国体育参与情况的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美国49.9%的成人达到了美国卫生部设定的积极体育人口的标准,男性为54.1%,远远高于女性的46.1%(该结果与美国另一家机构盖洛普调查极为接近)。另外,美国成人体育参与呈现出随年龄递减的趋势(表 3),而PAC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参与的运动项目按参与频率高低依次为:健步走、健身房健身、跑步、钓鱼、自行车、台球、篮球、保龄球、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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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3年美国成人积极体育参与人口的年龄分布 Table 3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ies in U.S.by age in 2013 |
德国成人健康调查“German Health Interview and Examination Survey for Adults”(DEGS1)是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院国民体质健康检查系统的一部分。其于2008—2011年开展的、针对18~79岁德国成年人的调查获得了8 152个样本,选取的参与水平核心指标是美国卫生部推荐的每周至少150 min的体育参与。与美国的指标不同,本次德国调查未包含每周75 min及以上高强度体育活动的人群,因此,比例有可能被大幅度低估。与此同时,德国科隆体育大学Breuer教授及其团队开展了一次体育参与的全国性调查,样本量为26 263个(包括4 675名3~17岁受众)。
调查结果显示,73.6%的德国民众(3岁及以上)每周至少参与1次体育活动,每周至少150 min运动的人口中男性比例为25.4%,女性比例为15.5%。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体育俱乐部在大众体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截至2012年,德国体育俱乐部总数已达91 148个。德国体育俱乐部由于数量之多、会员之众,成为德国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以及民众休闲娱乐活动的坚实基础。
从整体上看,德国成年人(18岁及以上)的体育参与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表 4)。参与的运动项目按参与频率高低依次为:自行车、游泳、跑步、健身、体操、步行、足球、北欧式行走、舞蹈、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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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德国成人积极体育参与人口的年龄分布 Table 4 Active adults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ies in Germany by age |
为及时了解上海市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活动开展的状况,向相关部门提供评估上海城乡居民体育健身和消费水平及质量的基础数据,同时也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开展的“201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的一部分,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5年开展了一次上海市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调查分为青少年组和20岁及以上成人组,在全市17个区县开展,每区调查700个样本,全市共调查有效样本11 900个,其中成人样本8 020个,青少年3 880个,较好地反映了上海市民体育参与的情况,以下比较中上海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本次调查报告。
2.6.1 大众体育参与调查的实施许多发达国家均将体育参与视为衡量大众体育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并进行了长期、系统和科学的研究与跟踪调查。从国外的实践看,大众体育参与调查已成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调查的主体或资助机构以体育行政部门、卫生部门或政府授权的公共机构为主,调查的实施一般由专业第三方机构或统计局承担,以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与权威。
包括上海市在内,我国目前仍未开展常态化的大众体育参与情况调查。国家体育总局自1997年首次进行全国范围的群众体育状况调查以来,近20年仅仅开展过4次全国范围的群众体育状况调查。最新开展的包括上海在内的“201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距离2007年的调查已时隔7年,国家体育总局的官方文件也认为“远不能满足当前群众体育研究和决策的需求”[3]。
在我国体育参与调查的实践中,从实际承担机构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虽然本次上海市全民健身调查委托统计局完成,应该说专业机构的调查保证了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但是作为全国全民健身调查的一部分,其他省市则出现了较大的分化。国家体育总局在《201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方案》[4]中,对调查队的说明沿用了前几次的做法,即由各地承担抽样的地市体育局负责组建调查队,开展入户调查。在实践中,大部分地区的体育行政部门往往通过抽调行政工作人员或临时招募社会人员的方式组建临时的调查队伍,完成调查任务,调查的质量监控和结果的准确性难以保障。从总体上看,我国体育参与水平调查的系统性、延续性和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2.6.2 大众体育参与测量指标的选取从各国对体育参与水平衡量指标的选取看,口径差异较大,核心指标的选取不尽相同,并不存在所谓统一的“体育人口”概念。在实践操作中,大多数国家采取了比较务实的做法,一方面确定一个重要的核心指标,按体育参与的程度划分多个层次,其中还对完全或基本不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进行统计(往往称为“体育活动消极人口”)并进行重点关注,从而相对全面、客观地反映国民体育参与的实际情况。各国在测量时,往往选取某个年龄(如16岁及以上)为起点的国民作为调查对象,结果也仅限所确定的年龄范围内的国民参与情况,而不会推算至全体国民。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对“体育人口”概念的误用,往往还会将学生或青少年儿童作为所谓自然的“体育人口”推算全体国民的体育人口比例。例如,最新公布的《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为33.9%(含儿童青少年),比2007年增加了5.7个百分点。”不但难以客观呈现国民体育参与的实际水平,还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让人无法确定到底是特指某个年龄段还是全体国民的比例。再如,同样是基于前3次全国群众体育状况调查的结果分析,李宁[5]提出2001年我国体育人口为33.90%,2007年达到37.10%,得出“我国体育人口数量上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的结论。李国等[6]却指出,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达到“经常锻炼”人数比例为28.2%(含在校学生),比2001年的33.9%下降了5.7%,从而得出“我国经常参与锻炼人数下降已成事实”这样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种反差与矛盾正是由对体育人口概念的误用与滥用造成的结果,若依据2014年度的结果,且2007年的数据采用28.2%,意味着中国的体育人口从2001年的33.9%下降到2007年的28.2%(下降了5.7%)后,又于2014年恰好反弹回升5.7%,回复至15年前完全相同的水平,在统计学上也让人感觉比较“惊讶”。
2.6.3 体育参与的水平比较从各国所选取的核心参与指标比较看(表 5),上海成年居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总体水平并不低,其中每周参加体育活动至少3次,每次活动不少于30 min且中等强度以上人口比例为31.3%,甚至远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从年龄结构看,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即上海居民中年轻人“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相对较低,20~29岁为26.2%,30~39岁年龄组人数比例仅为25.5%,而中老年人“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高,60~69岁年龄组最高,为41.9%,50~59岁为39.8%,70岁及以上为28.8%,40~49岁为28.4%。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老年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的比例遥遥领先,但年轻人的比例并不高,甚至低于一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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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体育参与水平测量核心指标及结果对比 Table 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key sport participation indicators |
从参与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比较看(表 6),发达国家居民参与的体育项目往往包括健身房健身、网球、高尔夫球等相对时尚的付费项目,而上海居民参与的体育项目中往往以走路、跑 步、舞蹈等简单易行、不太需要专业器材与设施的免费运动项目居多,显示上海居民体育参与的项目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仍处于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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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参与度最高体育活动项目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of participation in most popular sports |
本次上海市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访成人居民认为,影响自身参与体育健身的主要障碍中除了“工作忙,缺少时间”等个人因素外,客观因素主要包括“缺乏场地设施”“没有人组织”以及“缺乏锻炼指导”等。在发达国家,体育社会化程度非常高,其中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国外发达的体育社会组织,许多国家大众参与体育俱乐部的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还显示,体育社会组织不仅在促进大众体育参与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意义还远远超越了体育本身。例如:德国今天的体育俱乐部早已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体育服务的供给层面,而是自视为促进公共福利的重要力量,对于促进志愿者精神、消除歧视、减少犯罪、培育公平竞争与社会包容的氛围、增加社会资本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从而对德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7, 8]。目前在我国包括上海等东部发达城市在内,体育社会化的程度还很低,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仍处在早期阶段,在促进体育参与和社会功能方面的价值尚未充分体现。
2.6.6 体育场馆设施的比较通过上海与发达国家或城市的比较看,目前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体育设施的建设上比较滞后,不仅人均拥有的体育设施数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不到中国近邻日本的60%(表 7),而且在游泳池、足球场、网球场、室内体育馆等重要体育设施上差距更大(表 8),人均游泳池的数量不到伦敦的1/2,只有日本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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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上海与发达国家人均体育设施数量比较 Table 7 Comparison of per capita facilities between Shanghai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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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上海与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常用体育设施数量比较 Table 8 Comparison of popular sports facilities between Shanghai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per 10 000 persons |
从对各国体育参与调查资料的比较可以看出,各国所选取衡量体育参与水平的指标差异较大,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所谓“体育人口”界定,同时,抽样方法等也大相径庭。每个国家或地区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体育参与调查指标体系,并且一以贯之地执行,从而积累历史数据;同时也可以通过国家或区域内的横向或纵向比较,为各项大众体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基于对部分发达国家及与上海的比较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对全民健身体育参与的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国情与本地实际,建立和完善体育参与调查指标体系,提高调查的质量。同时核心指标的选取要在借鉴发达国家或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推荐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居民的实证研究,科学合理地确定有效体育参与水平,并作为推荐指标向社会公布,纳入体育参与的调查指标体系。
(2) 建议调查中合理划分体育参与的水平层次,合理确定调查对象的年龄划分,同时区分学校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参与情况,避免将学生视为所谓“自然的体育人口”,从而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反映市民体育参与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便于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异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从而提高大众体育政策与措施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3) 建立常态化的大众体育调查工作制度。建议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或统计局每年定期开展体育参与的抽样调查,以便及时掌握和追踪大众的体育参与现状与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调查数据结果的深度挖掘,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4) 优先发展民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特别应加大对深受市民欢迎的体育项目的体育场馆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力度。
(5) 大力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与体育俱乐部是大众体育的组织保障,也是政府推动全民健身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与公共体育服务政府购买的配送对象。不仅如此,体育俱乐部还可以在培育志愿者精神、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增加社会资本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1] | Naoyuki Fujiwara, Yasuko Kudo, Kazutoshi Watanabe, et al.The 2012 SSF national sports-life survey:Sports 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dults[J].Journal of Asian Sports for All, 2015, 13(1):45-53(![]() |
[2] | Krug, Jordan, Mensink, et al.Physical activity:Results of the german health interview and examination survey for adults[J].Bundesgesundheitsbl, 2013, 56:765-771(![]() |
[3] |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201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的通知[EB/OL].[2014-11-14].http://www.sport.gov.cn/n16/n33193/n33208/n33418/n33598/5877564.html(![]() |
[4] | 国家体育总局.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EB/OL].[2015-11-16].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422/7300210.html(![]() |
[5] | 李宁.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趋势研究——基于全国3次群众体育调查结果的比较分析[J].体育学刊, 2012, 19(1):31-34(![]() |
[6] | 李国, 孙庆祝, 刘超.我国3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比较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3(4):27-31(![]() |
[7] | Breuer, Feiler.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sports clubs in Germany[R].Koln:Sportverlag Strau B, 2013:6-7(![]() |
[8] | Wicker P, Breuer C.Scarcity of resources in German non-profit sport clubs[J].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1, 14(2):188-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