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技能是体育素养的内容要素之一^[1]，它包含基本运动技能(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FMS)和专项运动技能。其中FMS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习惯、健康体重、心血管适能、肌肉力量耐力具有积极影响^[2]；尤为重要的是，在体育教育中促进FMS的发展有利于儿童青少年达到更高的身体活动水平和减少久坐的时间^[3]，而持续降低的身体活动量和增加的久坐时间正是威胁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4]。“动作技能发展高峰”(mountain of motor development)理论认为，1~12岁是运动技能发展的敏感时期^[5]，如果该时期FMS发展缺陷得不到识别和补救，儿童就有可能在运动能力方面受到影响。根据上述论述可知，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发展FMS是非常必要的^[5]。

FMS的评估在发达国家被广泛地用于确定儿童青少年成长和发育的总体水平和发展水平^[6-8]。同时，FMS的科学测量是进行儿童青少年运动技能教学、干预等后续研究的前提。虽然我国针对青少年儿童的体质健康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的调研，但缺乏针对儿童青少年FMS的测评。当前国际主流的运动技能测评工具都是由欧美学者基于本国儿童数据制定的^[9]，我国还没有基于本国操作情境下相关运动技能的测评工具。由于各国人种、文化环境、体育教育背景等存在较大差异，以外国儿童青少年为数据样本建立的数据常模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儿童。笔者在前期的文献工作中发现，我国有学者引入了美国的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评(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TGMD)第2版，并在国内进行了信效度测试^[10-11]，此外，国内体育学术界鲜有关于FMS测评类研究见诸于报道。因此，本文对当前国际上广泛应用或受到同行认可且信效度良好的10个系列的测评工具进行评述，主要涉及测评工具的基本内容、测量体系、信度、效度、应用等指标，为后续我国儿童青少年FMS测评工具的研发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1 基本运动技能概念的阐释

虽然学术界对于基本运动技能存在通用的情况，但其内涵是有差异的。为此，由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Barnett教授牵头，来自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欧洲各国体育教育学、运动学、生物力学、公共卫生学背景的学者们在2016年对基本运动技能进行了重新定义^[8]。基本运动技能被定义为人体非自然发生的基础运动学习模式(basic learnt movement patterns)，它是进行复杂的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PA)和体育活动(sport activity)的基础。包括3个下位范畴：①位移(locomotion)技能，具体动作形式如走、跑、跳、滑步等；②物体控制(object control)技能，如抓、抛、踢、接、击打等；③稳定性(stability)技能，如旋转、转身、弯腰等。可以看出这3个下位范畴隶属于大肌肉群动作(gross motor)。此外，动作协调(motor coordination)是使身体各部位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工作的能力^[12]，被认为是FMS的潜在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手-眼协调(hand-eye coordination)、左右手协调等，如书写和绘画(涂鸦)、用筷子(勺子)进餐、拍手等，这些技术动作隶属于精细动作(fine motor)。

需要说明的是，基本运动技能(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和基本动作技能(fundamental motor skills)都可以简称为FMS，但它们是2个不完全一致的概念^{[8, 13]}。两者的区别在于：①在工作肌肉划分上，基本运动技能包含大肌肉群动作和精细动作，而基本动作技能强调大肌肉群工作技能对动作发展的重要性。②在动作发展的序列上，1~12岁是基本运动技能形成的敏感时期，而0~6岁是人类基本动作技能形成的关键时期，后续在12岁之前则是基本动作技能的运用泛化时期。③基本运动技能的早期发展需要建立在人体反射和早期认知发展的基础上，基本动作技能的早期发展建立在婴幼儿固有的姿势反射和基础动作(rudimentary movements)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前者包含后者，比后者有更大的外延。因此，在实际的测量操作中，也出现了许多专门针对儿童早期基本动作技能而设计的测量工具，这些工具同样可以用来评估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情况。

2 选取FMS测评工具的依据

按照FMS测评工具应用广泛性程度及对我国儿童青少年基本运动技能参考意义的大小选取了10个系列的FMS测评工具进行介绍(表 1)。前期的文献检索策略如下：采用的是WOS核心数据库和EBSCO两大数据库，检索主题词是“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和“children”，在WOS核心数据库中初步检索出336篇相关文献，在EBSCO数据库中初步检索出186篇相关文献。筛选策略如下：文献类型是“article”；删除两数据库重复收录的论文；剔除综述类论文；剔除研究对象超龄论文(年龄为1~12岁)，以及非测试类论文，其中测评工具的信效度检测类论文也要剔除。共纳入论文49篇。从前期的文献中大致了解到，当前有不低于14种儿童青少年基本运动技能测评工具。根据运用该种测评研究的数量，选择了文献中较多运用的7种测评方法进行介绍(表 1中的第1~7种)，同时文献检索所展现的结果和一些著作中的观点一致^{[9, 14-15]}；第8种测评工具是我国台湾学者在参照欧美运动技能测评的基础上研发的以我国台湾地区儿童为数据常模的测评工具，这对于我国大陆地区的FMS测评的研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9种测评工具是专门测量8岁儿童的FMS的量具，效度较高；第10种测评工具是最新开发的测评工具，其研发的相关信息刊发在国际体育类一流刊物上，说明获得了同行的认可^[16]，并且其测量结果是加拿大体育素养测评(Canadian assessment of physical literacy，CAPL)的一部分，这对我国体育素养测评工具的研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尽管这些测评工具的研发初衷、内容形式、施测对象等不尽相同，但它们均被学者应用到FMS的测评中。

3 FMS测评工具述评 3.1 儿童身体协调测评(KTK)^[17-18]

儿童身体协调测评系列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Kiphard和Schilling在1974年研制的。其编制的初始目的是评估儿童的运动能力，衡量儿童成长中的整体动态协调和身体控制能力，在临床上用于筛查患有脑损伤、行为障碍的儿童。该系列适用于5~14岁的儿童，包括4个测试项目：①连续侧向双脚折返跳跃，连续15次记录时间；②不同高度的平衡木条上倒退走，记录时间；③单脚跳过逐级增高的海绵块，记录高度；④连续移动木板(侧向移动)，记录时间。个体完成整个测评需要15~20 min。

在信效度方面，1 228名儿童的测量数据显示，常模评分者间信度相关系数r＞0.85、再测信度相关系数r＞0.85，各子测试项目之间组内相关系数ICC为0.80~0.96。研发者通过以下假设证明量具的有效性：①城乡儿童的社会文化差异；②性别差异；③弱势儿童(脑障碍、行为问题等)的分化增强与年龄的相关性。KTK系列应用范围：①适合于具有典型发育模式的儿童，如脑损伤、行为问题或学习困难的儿童^[19]、听力障碍的儿童^[20]、先天性或器械性心脏病患儿^[21]、超重或肥胖儿童^[19]以及好动症儿童^[22]等；②测试评估身体总体控制和协调，主要是动态平衡技能；③儿童体质量与协调能力的相关性。在利用KTK评测佛兰德斯(Flemish)肥胖、超重、健康体质量的儿童体质量与运动协调的相关性后发现，超重以及肥胖儿童的运动协调能力较差^[23]。

3.2 皮博迪动作发育量表(PDMS)^[24-25]

皮博迪动作发育量表(PDMS)是由美国学者Folio和Fewell在1974年研发的，最新版PDMS-2在2000年发布，适用于0~6岁儿童，侧重于对残疾儿童运动的评价、干预和治疗。PDMS-2测试较为全面，涵盖了6个测试维度，其中4个维度测量粗大动作，2个维度测量精细动作，测量了FMS中的位移、物体控制、稳定性以及精细动作。粗大动作测试项目包括反应(8项测试)、静力性表现(30项测试，其中涉及稳定技能的有18项)、移动(16项测试)和实物操作(10项测试)；精细动作测试项目包括抓握(26项测试)和视觉-运动整合(72项测试)。其中反应测评只用于11个月前的婴儿，实物操作只用于12个月以上的儿童。个体完成整个测评需要45~60 min。

PDMS-2的常模信效度测试是基于美国20个州的2 003个儿童样本数据进行的，取样过程考虑了外部环境因素(包括人种和种族特征)，随后研发者将常模数据的采集扩展到加拿大地区的儿童。两代测试方法之间的相关系数r=0.84。尽管研发者在2000年报道了对于各种亚组(如智力障碍儿童)以及普通人群的检测有效性的支持，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它能够跨区域、跨文化差异统一使用。如PDMS-2在测量5岁的佛兰德斯学龄前儿童时出现严重高估的现象，因此，研究者认为PDMS-2并不适合在该地区使用^[26]。此外还有研究显示PDMS-2对轻度运动障碍检测的敏感程度(区分度)较低^[27]。

3.3 布尼氏动作熟练度测评(BOTMP)^[28]

布尼氏动作熟练度测评系列(BOT)是由加拿大的R. H. Bruininks教授及B.D. Bruininks教授联合研制的。初始版本在1978年研制并推广应用，2005年改良版的BOT-2是在BOTMP的基础上修订的，BOT-2是一个标准化的运动能力测评工具，常模是基于美国本土38个州的1 520名4~21岁学生构建的。BOT-2适用年龄层从BOTMP的4~14岁扩展到4~21岁。测评内容细分为4个维度, 分别为精细动作控制、四肢协调、全身协调、力量和灵敏；按项目性质又可分8个分测试项目，分别为精细动作精确性、精细动作整合性、手臂敏捷性、上肢协调、双侧协调、平衡、跑的速度、灵敏和力量，测量了FMS中的位移、物体控制、稳定性以及精细动作，个体完成整个测评需要20~25 min。

BOT-2分别有完整版和简易版2种版本，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简易版测评的内部一致性大于0.08，完整版测评可达0.93；在BOT-2测评信度上，除精细动作项目是0.86外，其他测试项目均大于0.90。BOT-2评估工具具有评估范围广、评估指标细和评分标准严三大特点^[29]。在这套测评中，施测者的年龄范围大，测评内容多样化，包含了体能、精细和大肌肉动作技能，并且施测者不需要具备特别的相关专业的知识。在临床上，BOT-2可以可靠地支持发育协调障碍(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DCD)、轻中度智力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AS)以及高功能自闭症等病症的诊断。过于细化的测试项目会延长测试所需时间，从而增大误差；此外，由于不同的年龄段使用同一套测量体系，对于低年龄段的施测对象会出现“地板效应”(floor effect)，高年龄段的施测对象可能会出现“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修订版的BOT-2是临床医生、物理治疗师、心理师和适应体育教师们筛检和鉴定动作障碍程度、评估运动能力的重要工具。

3.4 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评(TGMD)^[30-32]

常模测评样本是居住在美国8个州的909名儿童，并根据性别、种族和居住地等指标进行了区分，信效度测量结果都较理想。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该量具已经发展到了第3版，并于2013年发布，现已开始进行大样本规范性的信效度数据收集工作。TGMD-3中主要包含了位移和球技2个子测评。位移测评包含跑、前滑步、单脚跳、侧滑步、立定跳远、跨跳步6项技能；球技测评包括双手击固定球、单手正手击反弹球、单手原地拍球、双手接球、踢固定球、上手投球、低手抛球7项技能。个体完成整个测评需要15~20 min。

TGMD-2操作手册中对常模信效度的报告如下：评分者间信度显示子测评和综合测评的相关性范围为0.97~0.99，r=0.84~0.96。再测信度中位移技能，r=0.85；物体控制技能，r=0.88。结构效度中Ulrich通过检查5个关键假设来验证TGMD-2的结构效度，分别是：①与实际年龄的相关性；②每组按照高、中、低3个层次之间存在个体差异；③总分与分测评得分高度相关；④分测评与测试本身高度相关；⑤因子分析，最终指数显示为0.90~0.96。内容效度是3位专家评定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应该选取的测试项目。效标关联效度是采用与CSSA子测评比较的方法，其中位移维度相关系数为0.63，物体控制维度相关系数为0.41。我国学者已经引入了该系列，并于2005年就TGMD-2的信效度在我国山东省进行了测试，其结果表明TGMD-2在山东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1]。该系列的应用如下：①FMS的评估^[33]；②评估个体或群体在FMS发展方面的进程；③评估FMS干预或教学的成功与否；④为涉及运动表现的研究提供测量工具。此外，由于该量具发展体系成熟，其测量结果常被作为“金标准”与相关测评工具的结果进行比较，如我国台湾地区研制的PGMQ的检测效果就是与TGMD-2进行比较的^[34]。

3.5 4~6岁儿童运动技能发展测评(MOT4-6)^[35]

4~6岁儿童运动技能发展测评(MOT4-6)是由德国学者Zimmer和Volkamer于1987年开发的专门针对学龄前儿童FMS水平的测评体系。研发者认为，4~6岁是儿童发展FMS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个阶段的儿童需要使用一个独立的测评系统。初始版本的测评适用于4~6岁儿童；在2006年，MOT4-6进行了修订，将被试年龄的范围提高到8岁，适合对4~8岁的儿童进行FMS测评，其他方面则保留了MOT4-6的原始信息。MOT4-6测评体系共包含18个测试项目，分为位移、物体控制、稳定性和精细动作4个维度。每个维度的测试项目具体如下：位移维度包括斜向跳绳、从箱子间移动球、传球穿过圆圈、开合跨跳、跳过细绳、横向滚动、团身闯过圆圈；物体控制维度包括抓住棍棒、抛球击中目标圆盘、抓住一个网球圈；稳定性包括保持平衡在一条直线上前进、保持平衡在一条直线上后退、单腿跳进圆圈由站立下蹲坐拿起一个球后恢复到站立；精细动作维度包括将点状物放置在表单上、用脚趾抓住薄片、物品转移比赛。个体完成整个测评需要15~20 min。

研发者报告了MOT4-6的重测信度为0.85(间隔4周)，评分者之间的信度为0.88，分半信度为0.80，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与KTK的共时效度相关系数r=0.78，说明MOT4-6的信效度较好，能实现可靠并准确的测量。2016年，Bardid等^[36]对MOT4-6的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分歧效度(divergent validity)进行了研究，该项研究选取638名5~6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选择KTK测评体系作为评价效度的参考工具。研究发现，MOT4-6的4个测试维度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儿童中(6岁女孩的精细技能除外，r=0.20，P=0.012)的效度为0.24~0.72^[36]。总体上，MOT4-6的信效度表现较好，达到了科学测量的基本要求。该测评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甄别个体的早期发育情况以及FMS干预研究中。

3.6 儿童运动发展测评(MABC)^[37-38]

儿童运动发展测评(MABC)系列是由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Henderson教授和英国利兹大学Sugden教授联合开发的。初始版本适用于4~12岁儿童，第2版的测试项目适用于3~16岁儿童青少年，其常模数据的建立均是在美国本土完成的。原始版本MABC-1的测试部分分为4~6岁、7~8岁、9~10岁和11~12岁4个年龄段分组测试，每个年龄段的测试项目标准不尽相同；MABC-2的测试部分分为3~6岁、7~10岁和11~16岁3个年龄段分组。2个版本都是由测试表和检查表两部分构成，个体完成整个测评流程需要20~40 min，检查表的完成大约需要10 min，检查表的实际填写人一般由熟悉儿童日常行为习惯的家长、教师完成。MABC-2的测试部分由3个维度的8个测试项目组成：①灵巧动手(手塞硬币，针线穿珠，描图绘画)；②球技能(抓沙包，沙包投靶)；③静态和动态平衡(单腿站立平衡，踮脚尖直线走，垫上跳跃)，主要测试了FMS中的物体控制技能和稳定性技能。检查表包含30个项目。

在效度方面，MABC与BOT的共时效度相关系数r=-0.53，与KTK的共时效度相关系数r=0.63^[39]。在应用上：①用于鉴别3~16岁儿童轻度或中度运动障碍。现阶段MABC-2是全世界用于评估儿童动作问题使用的最广泛的工具^[40]。②临床上应用于评估运动障碍儿童的治疗康复程度。该测试体系有助于指导临床医生对患儿的干预或治疗措施，但不应将其用作诊断工具。儿童在被运动干预的过程中，MABC测试的分数也可用于跟踪干预的进度。③评估环境和社会因素对儿童运动表现的影响。一项研究运用MABC-2评估了4 001名中国苏州3~6岁儿童的运动表现，并采用剖面观察的方法收集儿童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数据，从而得出不同环境对儿童运动表现的影响^[41]。

3.7 马氏灵敏运动技能测评(MMT)^[42]

马氏灵敏动作技能测评(MMT)是由荷兰学者Vles、Kroes和Feron于2004年研发并推广应用的一款动作技能测评工具，适用对象年龄段为5~6岁，该年龄段被视为小学前与小学之间的过渡阶段。此评估方法的常模样本量为800例，取自荷兰地区的普通小学。MMT测试总共包括70个测试项目，其中有34个定量测量和36个定性测量项目，主要测量了FMS中的物体控制(8项测试)、稳定性(34项测试)和精细动作(28项测试)。个体完成整个测评需要20~25 min。

MMT信度效度表现良好，对运动定性方面的评分需要测试者(观察者)具备一定的观察技能。研发者为了检验MMT的信效度，采集了荷兰小学487名儿童的数据样本。专家小组与学校各方在MMT的操作中密切合作，将2名受过良好训练的观察员的MMT观察结果与学校医生的判断结果进行了比较。观察员与学校医生分开评估儿童，并未刻意修正MMT的测试结果。在测试期间制作了24名儿童的视频记录，以调查评估者评估结果的可靠性。一组儿童(43例)由同一名检查员进行了2次测试，第2次测试的儿童得分略好，但未发现显著性差异。因为该量具的性别测试差异很大，所以提供了男、女2种标准打分表。MMT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在体育教育领域现阶段的文献中主要体现了该量具对儿童FMS测评的贡献。

3.8 学龄前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评(PGMQS)^[34-44]

学龄前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评(PGMQS)是由我国台湾医药大学孙世恒等在参照了多个欧美国家常用的动作发展测评后，于2010年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推广的一个FMS测量工具，其适用对象是3~6岁儿童。该工具可以用来快速评估学龄前儿童动作的发展状况，并据此制定动作发展迟缓儿童的训练计划。总共包含17个项目来评价学龄前儿童粗大动作的发展水平，包括：①位移能力。包括下楼梯、跑步、立定跳远、单脚连续跳、滑步侧移、跑马步、跨步跳、双脚左右折返跳，共8项。②物品传接能力。包括过肩投球、双手接球、踢球、原地拍球、击打静止的球，共5项。③平衡能力。单脚站立、两脚前后站立、走直线、倒退走直线，共4项。个体完成整个测评需要15~20 min。

常模信效度测评选取我国台湾地区北部、中部、南部、东部的43所幼儿园，随机选取1 121名3~6岁儿童作为常模的测试对象。整体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8，各题目的评分者间信度介于0.67~1.00，评分者内信度介于0.70~1.00。在效度方面，研发者们以PDMS^[44]、TGMD-2^[34]等测评为“金标准”进行了比较，都显示该测评具有较好的共时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各评估项目与所属因素中度适配；以Pearson积差相关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内聚效度；量表所属的3个维度的分测评分数会随着测试者年龄的增加而递增，以上显示了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目前该系列仅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相关信效度的检测，并应用于一线教学和临床治疗效果监测中。

3.9 基本运动技能多维测评(FMS-POLYGON)^[45]

基本运动技能多维测评(FMS-POLYGON)是由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大学运动学系的Zuvela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2011年推出的一款专门针对8岁儿童FMS评估的测评工具。FMS-POLYGON测评共有4个项目，依次是：投和抓击打到墙上固定区域的排球；障碍跑；运输药球(健身重力球)；20 m直线跑。测试时，施测对象手持排球站立在距离墙面1 m的投掷线之后，听到考官下达开始的指令后，将排球砸向墙上的目标区域，排球反弹后在不落地的情况下将球抓到，反复6次；之后转身至障碍跑起点，顺利穿过3个障碍物到达第3个测试项目(总长17 m)；将2个药球同时放到跳箱上(球的位置距跳箱2.35 m)；加速跑20 m，直至通过光电计时器，整个测试结束。需要说明的是，在完成障碍跑之后，障碍需要清除。测评结果即为成功完成上述4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

3.10 加拿大灵敏与运动技能测评(CAMSA)^[16]

加拿大灵敏与运动技能测评(CAMSA)体系是由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Longmuir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于2015年进行推广的一款FMS测评工具，其研发的整个流程刊发在《运动与健康科学(英文)》(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JSHS)上^[16]，该量具主要用于测评体育素养中基础的、组合式的或复杂的运动技能。主要包含位移和球技2个维度，测量FMS中的位移技能和物体控制技能。测试主要包含位移和球技2个子测评的7项基本动作测试，其中位移测评包括双脚跳跃、侧滑步、跨步跳、单脚跳4项技能；球技测评包括双手接球、过肩投球、踢固定球3项技能。测评中一连串的动作技能更贴近现实的体育活动情境，当一个技能转化到下一个动作技能时，不仅要注意完成时间，还要把控动作质量。该测试适合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对大批儿童进行FMS评估，因为测试只需要体育课中有限的设备和空间，并且只需要1.5~2 min就可以评估一个受试者。

自2007年起，CAMSA已经在1 165名儿童中开始了常模建设。CAMSA测评中常模信效度的报告如下：①测试中有995名儿童的总分数是可行的，完成技能表现中位数分值为21分(范围为5~28)，完成时间的中位数为17 s，可认为量具的区分度较高。②测试内部和外部环境时总分无差异，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差异为-0.7~0.6。③专家间的客观性证据很好(ICC=0.99)。④评分者客观性中等(ICC=0.52)。在体育教学中，CAMSA被认为是评估FMS的有效方式。有研究曾在澳大利亚七年级女生的体育教学中使用该CAMSA，同时访谈18名体育教师对该量具的使用感想，结果表明，CAMSA可用于现实的学校环境，被广大一线教师认为是FMS测评的有效工具^[46]。CAMSA适用于测评体育素养中基础的、组合式的或复杂的运动技能。加拿大专家咨询小组曾对8~12岁共1 165名青少年进行了一系列动态的运动技能测评，测评结果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对于运动技能的测定不再是单一孤立的，测试内容更贴近现实情境^[16]。

4 FMS测评工具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4.1 标准化程度较高

经典测量理论(Classical Test Theory，CTT)认为，测评体系的构建需要经过信效度检验、项目分析、常模、标准化等基本建造程序。标准化测评对实施程序、对象范围、施测环境、测试方式、测验时限、分数解释(常模)作了统一的规定，这样测评能够在异时、异地及不同的主试等条件下进行，并能得到同等有效的测评结果^[47]。标准化的思想主要来自于自然科学中对实验条件进行严格控制，以降低测量误差，其方法主要源自实验科学中对无关变量和干扰变量控制的方法。本文选取的测评工具在现实操作中均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操作手册，并对操作情景、工具规格以及测试人员品质等提出了要求，较高的标准化程度保证了测试的信效度，同时保证了常模解释的准确性，这也是它们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

4.2 测评趋向于定性测试，由结果性评价转向过程性评价

FMS包括动作方式和动作结果，这也是其可以被测量与比较的原因之一^[13]。上述基本动作技能发展主要基于2个层面：①量化层面。速度、距离、时间和运动频率。②定性层面。运用预设标准人工计分评定运动质量。量化层面的测试是指用量化的指标评估儿童动作发展的情况，如跳的远度和高度，单脚站立的时间等等；定性测量是指对施测对象完成的动作技能进行定性分析，需要测评研发人根据儿童动作技能发展序列预先设定多级评分标准，典型的如TGMD-3。相较而言，从动作发展序列的角度分析，定性测量更多的是关注动作的过程，而定量测量更多的是关注动作的结果^[13]。可以看出，早期的FMS测评工具多是以定量测试为主，而近几年的测试多是以定性测试为主，动作发展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动作的结果转变为动作的过程。分析认为，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基于人类自身对于人体美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运动损伤带来的疾病迫使研究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到动作过程上。

4.3 注重常模参照评价在评估中的应用

常模参照评价是一种以经典测评理论为基础的测量，其主要目的在于将施测对象与常模比较，从而判断施测对象在所属团体中的相对位置。FMS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于运动技能模式发展的认识，一般是采用辨别运动技能发展的序列和阶段的方法，这也是判断FMS是否形成的常用方法^{[13, 48-49]}。因此，通常FMS的测评是对不同年龄段儿童使用相同的测评工具，随着年龄的增长，FMS表现会随之发展，这样可以将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行直接比较，或将单个儿童与常模进行比较，这凸显了常模参照评价的优点。运用常模参照评价评估的最大短板是由于地区差异导致的测评工具推广难的问题，这也是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独立的FMS测评体系的原因之一。

4.4 计算机辅助的人体动作测试系统为FMS的测评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可穿戴式传感技术、无线网络技术以及信号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科学的发展，一批具有高新技术的计算机辅助的人体动作测试系统诞生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仑科学艺术实验中心研制的“人体动作采集和动作识别系统”，这种动作采集识别系统的研发或许可以为FMS的测评提供借鉴。近年来，传统运动测量范式的应用瓶颈不断凸显，主要观点如下：①由于FMS是人体非自然发生的基础运动学习模式，现有的测评情景多是人工制造情景，较少考虑操作情景对结果的影响，这会导致测试结果“不真实”。②过程性评价多是由测试人员进行现场评分，测试人员的主观评判差异也会导致测试结果“不真实”^[50-52]。鉴于此，运用以计算机辅助的人体动作测试系统或许是近年来运动技能测评的一种新思路。

5 FMS测评研究的展望与启示 5.1 他山之石：积极引进FMS测量的先进理念与方法

FMS的测评是实施运动技能干预和教学的前提，尽管对于FMS的操作概念还存在争议，但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基于本国操作情景的FMS测评工具。回溯我国体育教育中关于动作发展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并没有学者对运动技能发展进行研究。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全版翻译出版了苏联А.В.克涅曼和Д.В.胡赫拉耶娃的著作《学前儿童体育的理论和教学法》，系统论述了0~6岁儿童身体发育的年龄特征和运动技能发展的过程，开辟了我国儿童运动技能发展研究的先河，但后续缺乏深入研究，对FMS测评研究的文献也屈指可数。可以看出，我国对于运动技能测量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应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在FMS测量研究中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同时紧密结合我国体育教育的现状，取长补短，批判吸收。

5.2 国际对话：积极推进FMS测评工具在我国儿童青少年群体中的信效度测试

以美国的TGMD-3为例，研发者Ulrich教授在2013年开发推广该测评工具伊始，便开始公开进行大规模的信效度测试，Ulrich教授声称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测试将TGMD-3打造成一款可以全球通用的FMS测评工具，这样可以建造一个以全球儿童为数据基准的常模，从而可以进行国际比较^[53]。通过不断地扩充基础数据带动了该量具的应用，经过Ulrich教授及其团队的努力，TGMD系列已经成为一款FMS测评的经典工具，国际影响力远大于其他量具。但遗憾的是，我国学者除了采用TGMD-2对我国儿童的信效度进行测验之外，其他测评工具均未被引入我国，我国学者也很少参与相关测评工具的信效度检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学者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这与当前“双一流”建设的宗旨和要求不符。FMS测评工具在我国儿童青少年群体中的信效度检测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其在我国的应用，以此促进相关测评工具的跨文化比较。因此，需要积极“走出去”，进一步扩大我国儿童青少年FMS测量数据，加强与国际上先进研究者、研究单位的合作，争取与国际前沿学术并轨。

5.3 迫在眉睫：以我国儿童为数据常模的FMS测评工具的研制应提上议程

① 当前主流的儿童运动技能发展评价的方法都是由美、德等国的学者基于本国儿童青少年运动技能数据研发的，注重常模参照评价在评估中的运用，但多数测评工具存在因跨文化测评而效度减弱的缺点，其数据常模不能精确地适用于他国儿童。②“体育素养”已经被我国学者认可^{[1, 54]}，建立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素养的测评体系是目前体育素养研究中的热点，而FMS测评是体育素养测评的一个维度，基于我国儿童数据常模的FMS测评是研发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素养测评的关键环节。③FMS的推广已经成为体育教育和竞技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的重点^[8]，并已成为发达国家体育教育效果实施的评估标准。大量的文献也证实，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改变和控制任务及环境因素影响儿童青少年FMS的发展^{[8, 55]}，而我国在FMS相关研究上的力度依旧薄弱。鉴于此，以我国儿童为数据常模的FMS测评工具的研制应提上议程，进而评估我国儿童FMS的发展状况，进一步丰富我国运动技能教育和儿童健康促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