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史料收集功能能体现历史的生动性和鲜活性。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在直接体会到武术家对这段历史的情绪、感受到历史的活力的同时, 还能体会到当时社会变革带来的改变和人们对改变的态度。本研究历时3个月, 笔者跨越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成都、太原等城市, 前后对14位中国九段武术家(代码为A~N)进行了访谈, 获取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并依据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1949—1956年, 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最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基础, 从而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走向。武术作为传统文化, 受一系列政策和文化变化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了解武术变化深层次原因, 本文以武术在该时期的生存状态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该时期武术生存状态的研究, 了解武术发展变化的原因及过程, 为现代武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1 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术的生存状态 1.1 经济制度改变, 动摇了武术生存根基

武术是传统文化生态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生态下的产物, 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武术文化形成的基础。传统的经济模式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 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给自足的模式压制了物质资料的繁荣, 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抑制了人们追求经济繁荣和物质丰足的意识, 使人们满足于农业社会的生活模式。农时以外的大量闲置时间为从事武术活动提供了时间保障, 表演、收徒传艺等能产生额外的经济效益, 满足习武人的生活所需, 还能为习武人带来额外的心理满足, 因此武术不仅仅是作为一项技能, 而是作为一种生产资料, 在家族和师徒两种传承制度的保障下能传承数百年。正如武术家A所说, “从我曾祖父开始, 在北京就开始教拳了, 并以此为生; 到我祖父, 一直到我父亲, 都一直在教拳, 所以我们弟兄们在家的时候, 因为是所谓世家, 我们弟兄几个起小就开始练拳”(A, 2015.5.25, 1)。在新中国成立前, 武术所带给这个家族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 还包括精神和社会地位的满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立即开始对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这些改革是后续国家现代化和科学化建设的前奏。改革丰富了所有制形式, 提升了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 开始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经济建设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首要任务, 经济模式的变化打破了狭隘、闭塞、自给自足的模式, 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发展策略, 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的渴望, 国家开始大力推动工业型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下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的变化安排时间, 农忙和农闲时间人们从事的活动有明显的差异。传统武术的练习也受季节的影响, 武术家Ⅰ在回忆前辈的练武场景时指出:“有的是常年的练, 有的是到了冬天练, 到了春天该干啥就干啥去。冬天他没事啊, 一个人领着一帮子人, 开始练武。”(I, 2015.5.13, 1)在农业经济体制下, 人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人们的各类活动的时间安排必须在确保农时的情况下进行。

工业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自然对人们活动时间的限制, 消除了由季节性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农忙与农闲时人们的活动差异, 使人们的时间安排更为细碎, 但是也更为规律, 武术由季节性的集中练习转变为以天为单位的练习方式。工业经济实行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 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 人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获取生存资料的活动中, 由此带来的稳定收入使武术的价值也由获取生存资本的生产资料转变为更具休闲意义的运动项目。同时,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心理预期发生了变化, 不再满足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如何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成为人们更加关注的问题。经济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投入、物质需求和人们对武术的诉求, 时间投入的改变减少了人们从事武术活动的时间, 淡化了传承多年的习武风气; 物质需求的改变和工业经济带来收入的稳定性进一步弱化了武术的存在价值, 使得武术作为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减弱。对武术价值诉求的改变减弱了人们的习武动机。由此可见, 经济制度的改变从根本上动摇了武术的生存根基。

1.2 社会道德内涵改变, 转变了武术人伦关系

武术的武德、师徒关系以及与其他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传统文化生态系统的另一层面。武德以儒家刚健有为、尊礼崇德的思想为指导, 形成了锄强扶弱、重义轻利、恪守承诺的行为导向, 武德在传统道德允许的行为范围内为武术人划定了特定的区域, 将习武者的行为约束在特定范围内, 并赋予武术社会使命, 确立了武术的正直形象, 从而提高了武术的社会地位, 使习武人能获得社会的尊敬, 满足习武人的精神需求。在封建伦理制度的基础上, 武术形成了特有的师徒关系。传统的师徒关系模拟血缘关系、父子关系, 通过模拟血缘关系的形式, 将外来人员纳入门派、社团、派系、家族之内, 构成一个新的群体, 保证了技艺的传承、稳定与延续, 同时也拉近了门派成员之间的关系, 增加了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习武人以武术为中介形成一个群体, 武德和师徒关系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群体面对外界挑战和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 因此, 武术门派和社团等在新中国成立前较为盛行, 而这些也符合传统文化生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新的道德标准, 改变了武术人伦关系。道德关系的历史嬗变实则是道德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调整与重构,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权利主体社会地位的升迁变化^[1]。权利主体的变化是武术人伦关系改变的重要原因。在封建社会中, 社会治理形成了“德主法辅”的模式, 道德伦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要准则。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是社会管理的权利来源, 传统社会在传统道德伦理的管理下形成了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关系, 以等级关系界定权利范围和区分地位尊卑, 因此传统的道德的实质是为个人和家族服务, 他的受益者是在等级制度中的上层人物。1949年中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道德与传统道德内涵截然不同。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法制的补充, 以集体主义为基础, 倡导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社会主义道德的实质是为群体服务, 其受益群体是人民大众,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得武德的内涵与新的社会道德产生了冲突。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 刑上至大夫、下达庶民, 成为公平、公正的守护神。武德匡扶正义的功能被法律取代, 并且武德锄强扶弱的价值取向暗含了违反社会法制的可能, 与社会法制相抵触, 在新的道德环境下武德所提倡的行为已不适用于法制社会, 在武德规训下形成的武术的高大形象随着社会道德内涵的变化而逐渐被消解。

武术的师徒关系建立在传统伦理基础上, 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孟子言“天降于民, 作之君, 作之师”, 把师与君相提并论, 突出了师的地位。师的重要作用在于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 除此之外教师的言行是封建礼法制度的体现, 他们以亲身师范演义着何为道德、何为伦理、何为礼法, 因此在封建等级制度中师被列为天、地、君、亲、师五伦之内。传统伦理关系赋予师以尊贵的地位, 在传统武术中这种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师父和徒弟的关系犹如父与子的关系, 传统道德伦理赋予师父类似于父的掌控权利, 要求徒弟做到“事师犹如事父”, 在徒弟和师父之间形成了一种从属关系。徒弟拜师必须经过敬祖、递贴、拜师、敬茶、献礼等多个仪式^[2], 这些仪式表明徒弟已经被这个“家族”接受, 同时也提醒学生还肩负着为师门尽忠、为师父尽孝、维护同门之义的义务。新中国成立后, 新道德标准下传统的师徒关系发生了变化。首先, 师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打破了武术师生间的束缚关系, 师父和徒弟同为同一阶层, 这一改变使得以教师为中心的家族式的人伦关系被打破。其次, 师生关系发生了改变, 师徒关系不再是传统的从属关系, 而是一种契约关系, 在契约关系下学生的诸多义务被免除, 并且两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在调查的武术家中, 14个武术家无一人经历过传统的拜师仪式, 武术家的老师们也未向学生收取任何的学习费用, 徒弟尊敬老师但是不依附于老师, 武术家F、J、C、M、L等在后期的工作中与老师之间的关系由师徒关系转变成同事关系, 等级森严的传统人伦关系在新的社会道德体系中被以平等为主的同事关系、朋友关系所取代。

1.3 生活模式改变, 改变了武术生存空间

在风俗改造中开展的清理民间反动“会、道、门”活动, 对庙会、灯会等活动进行了改造^[3], 并严禁各种有可能危害到社会稳定的组织形式, 传统武术形成的各种组织也被取缔。传统的庙会、灯会等活动是接触和了解武术的重要场所, 武术家在回忆儿时经历时描绘了武术在庙会、灯会中充当的角色, 如武术家Ⅰ回忆指出:“你到了庙会的时候, 我的前辈他们就会表演空手夺刀、对练、擒拿。当时啊, 我小的时候, 反正看着他们, 非常欣赏。”(I, 2015.5.13, 1)武术家D回忆庙会的情形时指出:“我们民间的灯会呀, 好多动作那就是架子的东西……这些跟武术都有关系的, 我小时候跑过这个灯, 也有关系, 就这样打打闹闹摆个架子, 打斗, 小时候从小开始就喜欢这个。”(D, 2015.7.12, 1)庙会、灯会等活动是武术传播的重要产所, 对庙会、灯会等风俗习惯的改造剥夺了宣传武术的平台, 减少了民众接触和了解武术的机会。

在传统社会中武术是司空见惯的活动, 在家庭、宗族、村落到处有武术的存在, 从小的耳濡目染形成了良好的习武氛围。在调查的武术家中, 回忆儿时的武术启蒙时大致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受家族影响, 另外一类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武术家A家族从清代开始就习练武术, 传承至今, 家族将武术视为家族遗产, 族内的习武风气十分兴盛, 从小的耳濡目染对后来的武术工作成就起决定性的作用。武术家B是在幼年时受哥哥的影响(B, 2015.5.30, 2), 武术家Ⅰ是受家族前辈的影响而从事武术工作(I, 2015.5.13, 1)。其他武术家对于幼年时的武术启蒙也有十分清晰的记忆, 但是与家族传承的武术氛围不同, 他们都受益身边的尚武氛围。武术家C从小在煤矿长大(C, 2015.5.12, 1), 看煤矿工人武术队表演是他对武术的最初记忆, 而后跟工人们一起学习了小炮锤。武术家G也表示他小时最初习武是跟他家附近一个老头儿练了小红拳和大红拳。武术家K则是从小在家附近看着别人练拳(H, 2015.7.28, 1)。武术家H(H, 2015.5.23.1)、D(D.2015.7.12, 2)则表示他最初对武术感兴趣是受武侠小说和英雄人物的影响, 民间所流传的关于《岳飞演义》《三国传》等中描绘的英雄形象和高超技艺使他们对武术心驰神往。

这些在1949年以前十分常见又非常典型的生活场景, 构成了武术的生存生态:庙会、灯会活动中的武术通过精彩的表演形象地向大众展示了武术的技艺; 说书艺人通过刻画一系列的英雄形象, 突出了习武人的气节和品质, 凸显了武术的教化作用; 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习武群体, 为人们提供了学习和体验的机会, 众多的拳种分布满足了不同爱好者的需求。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风俗习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随着改造的进行人们对武术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1953年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后, 《新体育》评论道:“毕竟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 不免会受封建性的影响……如何使民族形式体育更能具备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 就是今后民族形式体育发展的方向”^[4], 武术被定性为封建遗留。

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社会风俗习惯进行了集中改革, 在风俗习惯改革方面完成了对封建和旧社会旧习俗的改造, 破除了封建迷信, 移风易俗, 净化了社会风气, 树立了科学的健身观念^[5]。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被视为治疗人民“孱弱体质”的良药, 为了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 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6]的口号, 推动了全民体育的热潮。但是这一时期的运动项目主要以广播体操以及西方的体育运动为主, 尤其是“劳卫制”的实行, 推动了球类、田径、自行车、举重等一些旨在增强职工身体基本素质, 同时对运动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运动项目的普及和发展^[7]。在全国各地兴建各类体育设施, 1949 —1952年, 已建成各类体育场地10 271个, 是解放前的2倍多, 1953—1956年, 又增长了1倍多^[4]。公共运动场所的建立将人们生活带入了集体化模式, 推动了西方体育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休闲模式^[8]。

风俗习惯的改造以科学化为改革目标, 生活模式改革趋向于以集体主义为主的发展方向。科学、理性在政治和舆论推动下成为了习俗和文化的评价标准, 挤占了传统文化的话语权, 对传统风俗习惯及生活模式等传统文化生存载体的改造, 剥夺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开始在国内盛行, 西方生活模式也开始在国内普及, 篮球、游泳、体操等运动挤占了原本属于武术的文化空间。国内对武术的错误定位使人们从心里开始排斥武术, 传统的说书则被评价为“愚昧人民的封建毒素”^[6], 对庙会、灯会、说书等风俗习惯的改造减小了武术的影响力, 多因素的合力挤压了武术的生存空间。

1.4 教育体制转变, 制约了武术人才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加快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初期提出了“全心全意向苏联学习”的口号, 很多教育制度照搬苏联模式。体育教育方面采取了引进苏联学校体育思想、翻译苏联体育教材、聘请苏联专家讲学等措施促进国内体育教育的发展^[9]。受此影响, 在学校受教育的年轻一代多数从事篮球、足球、体操、田径等运动项目, 武术被人忽略。1949—1956年, 武术家们多数处于初、高中阶段, 调查表明多数武术家在这期间都未系统地学习武术, 甚至很多武术家在这期间将武术暂时搁置了, 直至大学之后才接受了完整、系统的武术训练。武术家们在学校的经历也进一步表明武术在1949—1956年学校普及程度较低, 如武术家M在小学练了一段时间, 初中也练了一段时间, 到初高中阶段主要学习篮球、排球、田径、体操等体育项目, 到大学也是从游泳专业转到武术专业后才进行系统的武术训练(M, 2015.7.12, 2)。武术家H在访谈中也表示, 他们初中阶段的课程中根本没有武术课, 高中体育课也是学习田径、体操、篮球等项目(H, 2015.5.24, 2)。武术家D在高中前一直是竞走运动员, 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到大学才开始学习武术(D, 2015.7.13, 2)。武术家C也是到大学之后才系统学习武术(C.2015.5.12, 2)。国家意志对武术也持否定态度, 1950年颁布新中国首部小学体育课程实施标准, 规定的小学体育教学内容有体操、游戏、舞蹈、技巧运动、球类运动、田径运动^[10], 其中不包括武术。这种情况持续到1961年, 在1961年的体育教学大纲修订中武术才被规定为中小学教学内容。这些武术家都是因后来的成倍付出才走上了武术事业的巅峰。

在1949—1956年这段时间内, 武术在学校的普及程度很低, 严重制约了武术人才的培养。国内教学理念全盘照搬苏联模式是导致武术人才匮乏的原因之一, 但是制约这段时间武术人才培养的因素还有3个。①国家对传统项目的定位。武术被划为封建遗留, 在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的学校开展显然不合适。②教学内容匮乏。武术在被定位为封建遗留后长期内无人问津, 直到1956年刘少奇同志在与国家体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 研究其科学价值, 采用各种办法, 传授推广。”此后才打开武术发展的新局面, 并于1957年出现了《青年拳》等新编拳法作为教学内容。③缺乏武术师资。1949—1956年各大院校武术专业尚未能建立, 上海体育学院直到1958年才建立了武术水上系, 而真正的武术专项班直到1959年才建立(L, 2015.5.3, 1);北京体育大学也是在1958年才建立武术系(D, 2015.7.13, 1)。这直接导致武术人才的断层, 现存中国武术九段全国仅有16人。武术人才的断层不仅影响了武术的发展, 并且致使很多传统武术项目流逝,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推广西方体育教育内容, 将武术排除在体育课程体系外, 使武术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落后于其他运动项目。

1.5 对传统的排斥, 削弱了文化间支撑关系

武术、戏曲、中医是在统一文化下成长起来的3种文化形式, 三者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渗透形成了相互支撑关系。通过借用传统医学理论武术中形成了擒拿和点穴2种技法^[11], 借用中医养生观点、筋络理论和对人体运动形式的客观认识形成了“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武术和戏曲也有密切联系, 在元朝禁武政策的影响下, 武术开始融入戏曲, 戏曲中出现了专业的武生角色; 随着戏曲的发展其进一步分化出了武生、武旦、武净、武丑等角色, 戏曲和武术的训练内容很多也都重合。武术套路的发展也受益于戏曲表演形式, 武术动作的节奏、表演韵律等直接受到戏曲表演形式的影响。武术家们的亲身经历也证明了武术与戏曲、中医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武术家B的老师不仅是一名武术家, 他跟随老师学习了蔡李佛拳, 而且还学习了中医正骨之术(B, 2015.5.30, 1)。武术家C的老师郑怀贤不仅是一名武术家, 更是著名的骨科医生, 并创立了全国第一个运动医学系(C, 2015.5.13, 2)。武术家D从小就学习戏剧, 他的老师原来是武生, 教他戏曲中武生的技能, 他是由武戏过渡到武术行业, 所经历的训练都是戏曲的训练(D, 2015.7.12, 1)。武术家E也是受戏曲的影响而喜欢上武术, 他回忆幼年时看到的戏曲训练时指出:“戏曲演员经常练些武功, 其中就包括拿大顶、蝎子爬、劈叉、踢腿类似这些基本功的东西, 小的时候看他们排练, 练这些功夫, 并开始喜欢武术。”(E, 2015.5.14, 1)他对戏曲训练内容的回忆表明了武术和戏曲的密切联系。这些人都是在戏曲和中医的影响下走上了武术道路, 最后成为了九段武术家。由此可见, 武术和戏曲、中医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共生关系, 而武术、戏曲项目的相似性也为两者之间人才的流动提供了可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社会进行的一系列改造使得人们失去了分析理性, 对现代化充满了憧憬, 传统则被推到了现代的对立面, 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 并展开了对中医、戏曲等传统文化的改造运动。1949年9月上海中华医学会举行的“改造中医座谈会”拉开了中医改造的序幕, 虽然其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毛泽东等人也明确表示中医文化对中国贡献巨大, 但是中医“科学化”改造的脚步并未停下。1951年中医进修学校所颁布的课表中仅有简要针灸学、针灸正骨术、中医学术研究3门课程与中医有关, 其余均以西医课程为主, 中医医师执照发放数量大幅下降。1953年统计全国92个大中城市163个县的调查结果显示, 合格中医数为14 000人, 绝大多数中医被取缔^[12]。1951年5月5日周恩来签署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明确了“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曲改革任务, 制定了去神、去古、去秽、去冗、去滞的改革标准^[13], 确立了艺术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的改革方向^[14]。对传统文化的相继改革, 从心底激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抵制态度, 文化为人编织的意义之网^[15], 文化网络的改变使人们对整体文化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武术的健身理念源于中医理论, 对传统中医的科学化改革否定了传统中医理论健康理念, 武术的健身功能也受影响, 在传统穴位基础上形成的技击术也受到了怀疑。武术表演功能及武术套路受戏曲表演形式的影响而形成, 对传统戏曲文化的改革也意味着对武术的表演形式和表演内容的否定, 武术和中医、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互支撑、相互融通的关系被破坏, 同时也破坏了武术和戏曲之间的人员流动机制。对中医和戏曲两种传统文化的改革标志着武术也无法逃离被改革的命运。1956年国家将武术列为竞技体育项目, 1957年开始大规模的套路编创运动标志着武术走上了改革之路。

2 武术生存状态变化因素分析 2.1 认识论的转变

武术生存状态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在诸多因素中认识论的变化是武术生存状态最为直接的变化因素。认识论通常被定义为“关于知识的理论”, 主要考察知识何以可能^[16], 柏拉图认为知识是被证实为真的信念, 从知识的来源、属性和判断标准3个方面考察知识。认识论的转变是建立在对信念、真以及证实方法彻底变革的基础上, 在新的认识论下“真”的评判以科学为标准, 科学观念在五四运动以及新民主主义的推动下已经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成为了突破西方封锁的唯一途径, 经济建设方面科学技术的使用使中国经济在3年内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1952、1956年的2次扫盲运动进一步宣传了科学的观念, 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唯物主义哲学教育的盛行使人们形成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观念, 人们对科学理解的简单化、极端化的趋势使得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成为评价标准。在传统文化方面, 对传统中医、武术等的排斥也表明人们的评价标准已然发生变化。“证实”作为判定知识科学性的主要手段, 新认识论主要遵循了外在论的观点, 从外在的自然环境下寻找“信念”成立的证据, 而传统文化的感性特征难以通过实证手段证实, 使人们对一切感性的、非直观的传统文化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因此, 以实践性和客观性为主确证方式和以科学为主的评价标准的确立, 使人们的认知模式逐渐转变成狭隘的科学认识论, 从而影响了武术生存状态的变化。1956年在获得对武术、气功等传统项目进行科学化改造的指示后, 武术进入了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 但是该时期武术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已经与传统武术相左。这也证实了正是因为科学认知观念的确立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武术的态度, 从而影响了武术的生存状态。

2.2 文化生态的改变

1949—1956年一系列的改革改变了武术传统的生存土壤, 这一系列的变化通过武术家对这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经历得以凸显。经济模式的改变使传统营生方式发生变化, 稳定的收入来源使武术作为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 从而使得从事武术活动的人群减少。道德人伦的变化使传统的等级关系、师徒关系被改变, 以武术为中介形成的拟血源纽带的束缚作用减弱, 从而使以武术为中心的小团队组织逐渐消散。生活习惯的变化使得传统的村落文化逐步退出, 城市化的生活模式逐步兴起, 西方的生活方式开始渗透并挤压了传统武术的生存空间, 传统的庙会、灯会等传统民俗文化的消逝减少了民众了解武术的通道。教育体制的改变, 以苏联为模版的体育课程体系的建立使整个国家体育工作的重心转移至西方体育项目上, 武术人才的培养受到影响, 武术教育的发展落后于其他体育项目。对传统文化的排斥以及唯科学主义观念的盛行使得传统文化思想土壤流失, 对戏曲、中医的改造打破了同一文化下不同形态文化间的共生关系, 尤其是对中医内容和戏曲形式的否定等同于直接否定了武术的健身等功能, 使得武术走向竞技化的路线。武术得以栖生的经济、道德、风俗、教育、思想土壤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完全被改变, 因此武术的生存状态也开始变化。

3 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术生存状态对现代武术发展的启示 3.1 着力挖掘武术经济价值, 夯实武术发展的基础

经济基础改变消弱了武术作为生产资料的价值, 这是影响武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存状态的主要原因。在农业经济时代武术作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受到重视, 产生了专业的护院武士、镖师、路歧人等群体, 武术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经济取代了武术作为生产资料的价值, 武术职业人群锐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以市场需求为基本导向, 追求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成为了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如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空手道、剑道等^[18], 通过自身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产生了以培训、赛事、服装、器械、段位考核等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满足人们的经济需求, 并逐渐发展成为风靡全球的运动项目, 吸引了大量的习练人群。从目前形势看, 从事武术项目的人群很少, 与武术有关的赛事、器械、服装、段位考核为一体的产业集群还未能形成。在未来武术发展的过程中, 注重武术产业的发展, 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武术的推广与普及工作, 通过武术产业的发展夯实武术发展的基础。

3.2 加强现代武德内涵阐释, 确立新的武术人伦关系

道德辩证法认为, 道德具有流变性, 随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武德亦如此^[19]。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 武德一直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而存在, 很少有人将武德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层次, 对武德的内涵、范围、具体规范做出明确的界定, 因此, 武术人对武德的理解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这种情况导致虽然时代变化, 但是人们对武德的了解仍没有变化, 人们对武德的误解严重阻碍武术的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新的道德体系已形成, 传统武德所提倡的部分行为规范与现代社会制度以及道德体系相抵触, 传统武德已成为现代社会道德和武术发展的阻滞力量, 必须通过对武德的重新阐释, 重新发挥武德塑造武术形象的功能, 将武术塑造成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文化力量。在现代社会武术师徒、同门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 调节武术人与社会人及武术人之间的关系, 构建和谐、平等的武术人伦关系都必须以武德为指导。因此, 必须注意武德的时代性, 在不同的时代、政治环境下对武德进行新的阐释, 使其沿着时代的前进方向发展。

3.3 改革武术教学内容, 凸显武术教育的科学性

教育是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 武术教育受教师不足、教学内容缺乏等因素影响而未能进入中小学课程大纲, 武术人才的培养受到了限制, 反而使得国外的体育项目飞速发展。武术作为传统文化承担着培育民族性的重任, 因此教育部将武术列为7个重点支持的学校体育项目之一, 但是现代武术课程还不能达到现代体育课程所要求的科学性要求。武术教学方法基本沿用体育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陈旧且与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相脱节, 致使武术课堂枯燥, 磨灭了学生对武术的兴趣。教学评价无法客观评价武术教育的教学效果, 致使武术课堂无法受到学校重视。武术教学内容缺乏连贯性, 致使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在重复学习。发展武术教育的重点就在于3个方面:一是改革教学方法, 突出方法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二是改革教学内容, 突出武术教学内容的连贯性和层次性; 三是设定评价标准, 突出武术教学评价的科学性。

3.4 构建武术文化生态, 树立系统性的文化保护观点

武术文化生态的变化以思想观念的改变为起点, 无论是保护武术文化生态还是保护武术文化, 最终都是保护人的思想观念。人生活在由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构成的结构化社会中, 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的相互作用促进了文化生态的形成。人对文化的观点是武术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中的价值体现, 当文化不能在结构化的社会中找到其存在的价值时, 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使其满足经济、政治、教育等制度的需求, 通过凸显其价值而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在人们认可文化的价值后便能通过人们的实践促使形成新的文化生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武术的封建性使其难以适应新的政治制度, 武德所提倡的不平等性和等级性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武术的神秘性和经验性使其难以适用于新的教育制度, 在这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武术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被人们忽略。在武术改革后, 武术逐渐找到了在政治、经济、道德生活中的地位, 并且受到关注。近年的研究使武术文化、健身、竞技、教育等价值受到关注, 但是这些价值还未能得到很好地利用, 新的武术文化生态还未能形成。未来的发展重点是以系统性的观念为指导, 进一步发挥武术的价值, 促进新的武术文化生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