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体育社团是指以传统体育健身项目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体育社团形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的日益重视, 传统体育逐渐成为当下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健身活动项目, 而社团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即传统体育社团, 也已成为当前我国志愿性最强、参与度最高、群众基础最强的中间组织形式。根据传统体育活动内容, 传统体育社团又可划分为武术社团、养生气功社团、民俗体育社团和少数民族体育社团4种基本类型。就其组织形式而言, 传统体育社团是为了更好地开展传统体育活动, 满足群众健康、娱乐和社交等多种需要而设立, 包括民间的传统体育爱好者自发组织与公共部门设立2种具体形式, 其中民间的传统体育社团具有志愿性、参与性和自组织特性。本文旨在探究民间的传统体育社团, 即作为内容的传统体育项目和作为形式的社团生活, 如何在生命质量、社会资本和社会质量等不同层面提升社会福利。

大福利概念为传统体育社团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景天魁等^[1]指出, “大福利”具有4层含义: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对象; 以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需求为本; 通过多元主体共同提供资源支持; 涵盖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共福利和社会互助等多种供给方式。按照这一界定, 凡有助于提高民众福祉的社会要素皆可称之为福利要素。社会福利不再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负担, 而是促进和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2]。运用大福利概念对传统体育社团的社会功能进行再分析、再认识, 有利于进一步厘清武术、健身气功、民俗体育和少数民族体育等传统体育社团的活动内容, 以及志愿性、参与性、自组织等社团生活形式的特性, 在生命质量改善、社会资本培育以及社会质量(社会和谐度)提升等诸层面产生的积极功能。此外, 大福利视角有助于拓展传统体育社团研究的新领域, 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有着广阔的学术应用前景。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1.1 文献回顾

(1) 国外研究方面。笔者尚未检索到关于中国的传统体育社团方面的专门研究, 但有不少分别关注民间体育社团和中国传统体育的研究, 其中有一些研究重点考察两者的社会功能。关于民间的体育社团方面的研究, 主要探讨市民社会条件下, 民间体育社团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功能。在西方, 社会组织有参与“有限政府”治理的传统, 有较为深厚的共治(co-governance)理念^[3]。帕特南^[4]研究了体育社团衰弱、公民参与减少与美国社会资本存量减少之间的关联, 并以意大利的一些民间体育团体为例, 指出公民参与体育社团在培育规范意识, 促进社会交往和信息沟通, 进而推动社会普遍信任建构机制上的意义; 强调社团参与在国家的民主政治上的不可或缺性。

此后, 社会资本理论在地方性体育社团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实践。Delaney等^[5]研究发现, 一个地区人口中的体育俱乐部成员比重与该地区的社会信任度之间存在正向的线性相关。此外, Burnett^[6]在南非的调查, Seippel^[7]在挪威的调查, Atherley^[8]在澳大利亚的调查, Harvey^[9]在加拿大的调查, Doherty等^[10]在英国的调查, Numerato^[11]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调查, 以及Brown^[12]对澳大利亚和俄罗斯民间体育社团的研究, 均发现并验证了体育社团在提高居民的信任水平和互惠水平, 增强社区凝聚力和社区融合, 提高公民的公共参与程度, 拓展社会网络, 培育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此外, Loy^[13]研究指出, 体育社团在个体层面满足了人们健康的需求, 不但能够强身健体, 还有助于心智的发展和提高。关于中国传统体育的研究, 主要关注它在身体、心理和精神等层面产生的影响。例如有研究^[14]发现, 太极拳对心力衰竭、冠心病、糖尿病、肌骨疼痛、慢性中风、帕金森症、关节炎等各疾病人群的生理机理恢复、疾病预防和控制均有积极的改善作用, 还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平衡和睡眠质量等身体机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有研究^[15]表明, 武术运动可以增强个人安全感和责任感, 从而成为改善暴力倾向的有效手段。此外, 太极拳还能够增强人的成就动机、自我情绪调节能力、注意力、自信心等^[16]。这些研究表明:作为一种体育项目, 武术运动多数情况下有助于增强体质, 进而也会增强练习者的信心, 有利于改善社会生活质量。

(2) 国内研究方面。卢元镇较早关注并系统研究传统体育社团社会功能。他指出, 传统体育社团能够“发展成员在体育知识、技术、技能等方面的素质, 表达成员的情感、能力。为成员寻求体育机会, 以获得社会承认, 实现自我, 这是社团的主要功能之一”^[17]。除此之外, 传统体育社团还有促进公民政治参与, 辅助社会管理之功能, 还能帮助个体维护自身权益, 促进成员自我发展的重要社会功能。周进国等^[18]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本视角认为, 传统体育社团是“建立在信任、规范、认知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 能增强社会公信力, 帮助政府部门获取有效信息, 提高管理效率等。支建明等^[19]则以中国澳门体育社团为个案, 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系统剖析了传统体育社团的组织凝聚、目标指向、行为规范以及文化传递功能, 认为传统体育社团的功能发挥对社会整体有积极作用。

上述研究代表了2种不同的视角, 或称之为传统体育社团功能研究的两大传统:一是基于传统体育社团对增进身心健康的一般职能, 进而拓展到由此引致的参与者个体的自我素质与社会认同度的提升; 二是重在分析传统体育社团的职能, 以实证方式分析民间体育社团参与对信任、互惠等社会资本建构的益处。毋庸置疑, 已有研究是得以继续开展的基石。本文也发现, 帕特南之后的西方学者虽在民间体育社团的功能研究上屡有建树, 但多局限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具体运用或实例印证, 难有新的理论建构或突破; 国内学者虽多有传统体育社团的社会功能宏观分析, 但除社会资本的借鉴外, 理论性与系统性还略显不足。基于此, 在大福利理论视角下对传统体育社团功能再认识、再挖掘, 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突破“某种具有历史局限性的语言和学术传统, 将……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语义空间”的意义^[20]。

1.2 研究方法

本文将传统体育社团的社会功能放在大福利视域下, 从多层次透视其福利功能。从传统体育社团在生命质量促进、社会资本培育以及社会质量提升3个层面展开, 从微观、中观、宏观不同维度揭示我国迈向大福利社会背景下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职能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以传统体育开展较好的烟台市为例, 重点考察传统体育社团对生活质量、社会资本培育以及社会质量等方面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烟台市是中国传统武术螳螂拳的发源地, 也是受道教养生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 民间的传统体育爱好者众多, 传统体育社团数量较多, 为本文提供了充足的调查对象。

笔者采用立意抽样方式, 对600余名居民和区域内72个传统体育社团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居民问卷发放600份, 回收596份, 其中有效问卷544份, 回收率与有效率分别为99.3%和91.3%。被访者基本样态分布如下:参与传统体育社团活动的共回收有效问卷364份, 其中女性272人, 男性92人; 未参与传统体育社团活动的共回收有效问卷180份, 男女分别为72人和108人。从年龄分布看, 参与传统体育社团活动的青年人(30岁以下)26人、中年(31~60岁)166人、老年人(61岁及以上)172人, 分别占7.14%、45.60%和47.25%;未参与传统体育社团活动的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分别为20人、84人和76人, 分别占11.11%、46.67%和42.22%。

2 传统体育社团社会福利功能的多层次透视 2.1 传统体育社团是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

在微观层面, 持续、科学的健身活动无疑有助于参与者的身心健康, 可以提升参与者的活力乃至生活、工作的效率, 进而获得更好的认同。有组织、成系统的传统体育社团活动在改善参与者生活质量层面上具有优势。研究借鉴生命质量量表(The Short Form-36 Health Survey, SF-36) 测量方案, 从躯体健康、躯体角色功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社会功能、情绪角色功能、精力以及心理健康8个指标, 测量传统体育社团参与者与未参与者在生理、心理、功能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调查结果显示, 传统体育社团参与者在全部8个测量指标上的分值均明显高于未参与者, 即参与传统体育社团能全面改善生命质量, 这一结果在不同性别的调查者中未见显著性差异。

继续引入年龄变量后, 将调查对象分为青年男性、青年女性、中年男性、中年女性、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6类人群, 进行比较发现:在青年男性群体中, 参加传统体育社团对躯体健康和躯体角色功能2个方面的影响最明显(图 1); 对于青年女性群体, 改善最大的是躯体健康、躯体角色功能、躯体疼痛和社会功能4个方面(图 2); 对于中年男性而言, 除了社会功能的改善不太明显, 其他各指标上都有非常明显的积极变化(图 3); 对于中年女性而言, 除了情绪角色功能方面的影响较小, 其他指标均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图 4); 老年男性方面, 对社会功能和心理健康的影响较小, 其他指标差异明显(图 5); 老年女性方面, 对躯体健康方面影响不大, 其他方面影响较为明显(图 6)。

对比6类人群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传统体育社团参与对中年、老年群体影响比青年群体显著, 尤其是对中年群体的影响更大; 传统体育社团参与对女性社会功能的改进比男性更为明显, 这表现在各个年龄段上; 传统体育社团参与对中年人的心理状态的改善最明显; 传统体育社团参与对男性老年生命质量的改善要比对女性老年群体更明显。这些特点说明传统体育社团参与对不同属性的人群所发挥的作用程度不同, 各有侧重。总体上, 传统体育社团在改善生命质量方面发挥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2.2 传统体育社团是孕育社会资本的合适空间

在中观层面, 社会资本提供了信任、互惠等社会运行的润滑机制, 是个体与社会结构良性互动的基础。志愿性组织能够孕育社会资本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传统体育社团具有突出的志愿性、参与性和互惠特性特征。本文借鉴林聚任等^[21]的社会资本分析框架, 从“公共参与意识”“普遍信任程度”“信任网络结构”3个维度分析传统体育社团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作用。

(1) 公共参与意识方面。参加传统体育社团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参与”, 是公共参与意识的体现。那么, 在参与传统体育社团以后, 参与者的公共参与意识是否会进一步加强？笔者将“公共参与意识指标”划分为认知和态度2个层面。调查发现, 在受访的未参与者中大约有2/3的人“不了解当地是否有民间社团”, 而参与者很显然至少知晓和了解自己参加的社团。这表明在社会团体的认知层面, 传统体育社团的参加者比未参加者的认知度更高。在公共参与意识的态度方面, 有超50%(55.6%)的未参与者认为“公共事务是领导的事, 与自己无关”, 高于参与传统体育社团的受访者(37.4%); 受访的参与者中有超过60%(62.6%)的人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 但大部分人(50.5%)表示“缺乏参与渠道”, 高于受访的未参与者。可见, 参与传统体育社团的受访者具有更强的社会参与意愿, 传统体育社团参与对公共参与意识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2) 普遍信任程度方面。普遍信任可以减少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成本与社会运行成本, 是现代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 普遍信任往往被视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传统体育社团的参与者与非参与者进行社会行动时的“首要准则”, 发现两类人群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为人处事的首要准则上, 未参与者人群中, 排在前2位的是信赖(51.11%)和原则(22.23%); 在参与者中, 排在前2位的准则是原则(40.11%)和信赖(39.01%)(表 1)。这显示出参加社团的人在社会交往时更加重视遵守普遍原则的重要性, 把“原则”作为人际交往的首要准则是建立普遍信任的前提。普遍信任的基础不是私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而是对共享原则的尊重和遵守。可见, 参与传统体育社团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

(3) 信任网络结构方面。在中国文化中, “差序格局”的信任结构根深蒂固, 信任程度也亲疏有别, 信任程度与熟悉程度成正比, 重内轻外。信任结构的差序格局不利于拓展交往范围和对象, 结果将交往圈子限定在有限的、周围的熟人身上, 呈现为内向型的社交网络。参加民间传统体育社团让人们更加容易接纳外围交往对象, 使其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呈现为外向型。对2类受访者的信任结构进行的测量结果显示, 受访的参与者更愿意将公共机构(37.4%)和自己(37.4%)作为晚年的生活寄托, 只有25.3%的参与者选择寄托于子女; 而受访的未参加者中, 有接近50%(46.7%)的人选择子女作为晚年的生活寄托。这反映了体育社团参与者的信任结构更具有外向性, 倾向求助于私人关系以外的、正式的制度资源, 而未参加体育社团的人倾向于差序格局中圆心附近的关系资源。这表明在志愿性组织发育缓慢、参与度不高的当下, 传统体育社团在拓展信任网络结构方面的作用尤为明显。

2.3 传统体育社团是提升社会质量的关键动力

在宏观层面, 传统体育社团可以激发社会活力, 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近年来, 在体育和民政部门的推动下, 传统体育社团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自身的优势, 成为参与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笔者从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3个方面讨论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

(1) 传统体育社团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是指基于集体认同而形成的社会团结和整合, 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 涉及现代社会的系统信任和公共责任。笔者分别将系统信任指数、公共责任指数作为因变量, 以参加传统体育社团的年数作为唯一自变量, 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 建立模型1、模型2。模型1显示, 传统体育社团的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系统信任, 他们当中有更高比例的人选择“大部分人都值得信任”; 模型2显示, 传统体育社团的参与者对公共部门——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宣传媒体也有着更好的公信力判断。传统体育社团的参与者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更强, 并且参与时间越长, 他们也就越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残障人士、老弱妇孺以及失业者、贫困者等社会弱势群体。

(2) 传统体育社团有助于提升社会包容度。社会包容是指人们与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接近程度, 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 以及减少社会排斥的程度。笔者分别将群体融入指数、社会接纳指数、制度融合指数作为因变量, 以参加传统体育社团的年数作为唯一自变量, 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后, 建立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3显示, 参与者与周边的亲朋、同事、邻居甚至陌生人都形成了较好的、良性的互动关系, 保持了更密切的交往, 从而让人感到更易于亲近。模型4显示, 传统体育社团的参与年限越长, 越能够融入周边群体、社区和单位, 从而较少有孤独感。模型5显示, 传统体育社团的持续参与, 在有效增进社会资本存量的同时, 客观上有助于加强社团参与者的制度信任, 增进与社会各部门的互动, 从而最终有助于促进居民个体与社会公共部门及社会制度之间的融合。

(3) 传统体育社团及其社团参与有助于提高社会赋权感。社会赋权维度主要反映生活于某个社会中的个体是否感受到自由和尊严, 是否能够感受到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达到某种社会和经济的期望, 主要包括主体能力感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内容。笔者分别将主体能力感指数、社会心态指数作为因变量, 以参加传统体育社团的年数作为唯一自变量, 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 建立模型6、模型7。模型6显示, 传统体育社团参与的时间越长, 也就越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自由而非压制。模型7显示, 传统体育社团参与的时间越长, 也就越少有挫败感、遗弃感或被强迫感, 从而有自主、自信、乐观的积极心态。

上述7个模型的解释力分别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并且通过了检验, 说明传统体育社团对社会质量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表 2)。

3 结论

(1) 传统体育社团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在微观层面, 传统体育社团能够改进个体的生命质量, 在中观层面可以培育现代社会资本, 在宏观层面能够提升社会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其福利功能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在每一个层次上, 传统体育社团的作用都是多维度的, 在生命质量的8个指标、社会资本的3个指标、社会质量的7个指标上均有显著性影响, 从而构成大福利的图景。

(2) 传统体育社团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有所偏重。传统体育社团对生命质量、社会资本、社会质量各指标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而且对不同的人群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传统体育社团的社会福利功能是具体的, 有所偏重, 不能一概而论。

(3) 传统体育社团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一种耦合机制。传统体育社团对生命质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活动内容实现的, 即传统体育的练习对生命质量的各个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传统体育社团对社会资本和社会质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活动形式实现的, 即志愿性、参与性和自组织性的社团生活形式, 培育了现代社会资本, 提升了社会质量。可见, 传统体育社团的内容和形式实现了很好的耦合作用, 互为补充地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

在当前迈向大福利社会的背景下, 通过营造健康和谐的传统体育社团, 建立自上而下的民间社会生活体系, 对于保证宏观社会的正常运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 本文所研究的传统体育社团以民间自主参与的健身团体为主, 参加者的权利意识、个体意识和平等意识较强, 且加入、退出的机制都有较高的自由度, 与传统社会的帮派社团存在本质不同。如果传统体育社团演变为组织性较强、内部等级严格并对参与者实行较强控制的组织, 参与者的个体意识、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就会受到压制, 这些组织的社会功能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状况。这些问题须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