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从福利角度看，由于家务劳动的负效用性，在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在家庭内部生产规模和劳动强度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家务时间配置可以作为度量福利水平的工具或手段之一。在家庭内部分工上，家务劳动产品在家庭内部具有公共品属性而家务劳动又是一项不计酬劳动，因而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状况直接关系到家庭中男女劳动者基于分工而引致的性别平等和福利均等问题。同时，我国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性的特征尚未完全消除，社会福利制度、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在城乡间仍存在巨大的差距，面对城乡有别的家庭外部环境，必然促使城乡家庭及其成员相应地调整家务分工和时间配置，从而产生家务时间配置差异的福利效应。由于总量时间恒定，劳动力配置于工作、家务劳动和闲暇的时间之间必然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影响的。工作的性质和劳动纪律对于劳动力从事家务劳动形成了约束，而家务劳动的相对封闭性和无偿性，则在挤占闲暇、增加负效用之外，也使劳动者加速了人力资本的折旧，甚至还可能影响到职业发展，以至于在市场上丧失竞争能力。在家庭内部，家务劳动通常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男性或丈夫在家务劳动中所承担的比例大致仅占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只有少数丈夫会帮妻子做点家务，且被看作是对妻子的疼爱而非丈夫的责任(Kamo，1988)。

研究家务时间配置问题，不仅需要考虑可支配时间既定下工作和闲暇时间的制约，而且需要较多地聚焦于家庭内部的分工(Begoa和Daniel，2003；Parkman，2004；齐良书，2005)。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户籍制度造成了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social spatial hierarchy)(Cheng和Mark ，1994)，工作中设置的诸如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准入门槛，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大大减少了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Dorothy，1999；王美艳，2005；陆益龙，2008)。不仅如此，不同工作在收入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劳动力在市场工作和非市场工作(比如家务劳动)中的时间配置选择。因此，在当前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双元结构的社会经济背景下(Pirore，1970)，探讨城乡家庭劳动力的家务时间配置问题，在个人效用和家庭福利层面，可以为我们深入解读城乡差别的实质性内涵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①在此处强调“市场”，意在区分工作与家务劳动在市场化上的差异，因为家务劳动通常在家庭内部进行而具有封闭性，通常缺乏严格的监督，而工作中则有正式的监督者，后者也会决定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内容；家务劳动通常并不带来直接的货币价值，市场也并不向家务劳动提供永久性的重置成本，因而家务劳动一般为不计酬劳动(特别是针对家庭成员)，但市场工作除了有一定的支付率(其交换价值往往以工资作为完成的工作价值的测量尺度)之外，还有一些诸如支配工作行为、休假期及工作小时长短的规则；此外，除非发生婚姻破裂、家庭解体，家务劳动往往缺乏流动性，但工人经常会发现另外一些更为合适的工作，并且他们在寻找新的工作期间享有失业保险的资助。为简略起见，下文的“工作”意即“市场工作”。

工作的特征各有不同，这些特征至少包括了收入、时间灵活性及从业者平均学历程度等方面。尽管关于工作影响家务时间配置的专门性研究并不多见，但劳动力的收入、工作时间和教育在家务时间配置中的作用和影响，可分别散见于一些理论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文献之中，现综述如下：

1.收入。新家庭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工资是其在家庭内部从事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贝克尔，2005)，而且在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博弈中，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主要取决于其对家庭的相对收入贡献大小(McElroy和Horney，1981；Ravi和Lawrence，1994；齐良书，2005)，因此收入与家务时间配置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大多数实证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而且这种效应在不同性别上有明显的差异。女性劳动者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务责任，妻子的收入与其家务时间投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arkman，2004；Alenezi和Walden，2004；齐良书，2005；Bloemen等,2008)，但这种状况并没有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上升而得到明显的改观，而且并不同样地体现在丈夫身上(Begoa和Daniel，2003；Joni和Leslie，1994)。此外，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变动也将影响家庭购买雇佣服务和时间密集型商品的能力，在调整劳动者家务分工地位的同时，也会引起整个家庭家务时间投入需要量的变化。

2.工作时间的灵活性。由于不同活动类型的重要性程度不同，特别是家务活动的分配与夫妻双方的空闲时间有关，在可支配时间恒定的前提下，必然受到工作的“时间约束”(Hiller，1984；IshiiKuntz 等，1992)。在现实中，特别是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参与市场工作与从事家务劳动之间相互替代、相互制约，家务时间与工作的工资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为市场工资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致力于市场工作中的时间和努力程度的影响(Joni和Leslie，1994)。Becker(2005)的精力分配理论认为女性劳动者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减少其人力资本积累和在市场工作中努力程度下降的重要原因，Bielby(1988)则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女性劳动者为了顾及家务劳动而选择了时间安排相对灵活的工作，对雇主而言这种工作时间的灵活安置本身就是一种成本，那么支付给女性劳动者的低工资正是对这种成本的补偿。

但是，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对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选择的影响具有“双刃”作用，一方面工作时间的灵活性能够为劳动者从事家务劳动创造条件，使其减轻工作的“时间约束”程度；另一方面，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灵活性也意味着增加工作时间可以使其获得更多的市场报酬，特别是在实行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制度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劳动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压缩家务时间和闲暇。

3.从业者的学历。不同的工作通常对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有着不同的要求，从业者的平均学历反过来也就代表了一定的工作特征。学者们发现女性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其所投入的家务时间和在家庭生产中的时间比例均有所减少或下降(Malathy，1994；Thomas 等，2001)，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更趋于平等(Krista等，2012)。对于男性劳动者来说，受教育程度与其家务时间投入则呈正相关性，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丈夫越乐于与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劳动(畅红琴等，2009)。但也有研究认为男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时间投入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因为这种效应还受到家庭内部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相对差距的影响(Begoa和Daniel，2003；Thomas 等，2001；王亚林，1991)，而且这种效应有可能存在一个产生分化的临界值(比如高中以上)(Joni和Leslie，1994)。

从以上文献综述来看，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以明确：一是在家庭内部分工的决策机制上尚未形成统一性的理论解释，比如家庭分工决策是按利己还是利他原则决定的；家庭分工是以效率为基础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还是强调个体决策，以讨价还价的博弈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来决定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二是在实证研究中，由于研究重点和目的不同，样本数据的来源也不尽相同，导致研究结论中市场工作特征对家务时间配置的作用方向和效应结构也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有的甚至是相矛盾的。三是市场工作特征的效应方向和结构有可能依据不同条件和背景而发生变化，这一点在现有研究中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在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时，也往往忽略了人们的价值认知等社会意识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一个中国城乡劳动力的调查数据，采用HLM方法，详尽分解工作特征对于家务时间配置的效应结构，并结合价值认知、性别平等意识等非经济因素，通过该效应在不同性别、城乡背景下的比较，来检验家庭内部决策理论的适用性，评估家务时间配置的福利效应。本文的研究思路可用图1简单表示如下：

图 1 研究思路简图

图选项

(一)数据样本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①，所有数据资料均从CHNS官方网站下载获取，该调查覆盖了中国9个省份^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选取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成年城乡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

①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官方网址：http://www.cpc.unc.edu/china。

①9个省份分别为辽宁、山东、江苏、广西、黑龙江、河南、湖南、湖北和贵州。

本文实证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和揭示工作如何通过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家庭内外部因素的效应结构发挥调节作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r Model，HLM)方法可以同时研究个体水平的解释变量和社会场景变量对结局测量的影响，并判断个体水平解释变量和结局测量之间的关系是否随个体所处的社会场景的特征变化而变化，以及社会场景变量对个体水平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而且，多层线性模型方法还可以有效克服样本相互独立、同方差性及正态分布的严格要求，从而保证用模型估计参数进行统计推论的准确性(王济川等，2008)。因此，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的统计分析方法。

HLM模型设定如下：

Level-1 Model:

LnY=B0+B1×X1+B2×X2+B3×X3+B4×X4+B5×X5+B6×X6

       +B7×X7+B8×X8+B9×X9+B10×X10+R

Level-2 Model:

B0=G00+G01×T+U0

B1=G10

B2=G20

B3=G30+G31×T+U3

B4=G40+G41×T+U4

B5=G50

B6=G60

B7=G70

B8=G80

B9=G90+G91×T+U9

B10=G100

在第一层模型中，LnY是劳动者日均家务时间取自然对数值，因为大多数的微观调查数据往往存在异方差性和偏态性问题，根据伍德里奇(2003)的建议，变量取对数形式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两方面的问题，但至少可以使之有所缓和，而且取对数后通常会缩小变量的取值范围，即使缩小的幅度很小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相当可观的，从而使得估计值对因变量或自变量的异常(或极端)观测不再显得那么敏感。X1- X10分别指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在正规学校里接受教育的年限是否在10年以上：是=1，否=0)、个人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婚姻状况、家庭人口、家庭人口的平方、是否有工作、日均闲暇时间的自然对数值和是否为南方地区。

在第二层模型中，以工作时间的灵活性、从业者平均学历和平均工作收入来代表工作特征。

(一)工作影响家务时间效应的性别比较

1.基本统计和零模型结果

表1是分性别的劳动力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结果看，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较为严重，女性投入的家务时间要远远大于男性(女性和男性的日均家务时间均值分别为5.045和4.215，由于这个数值是自然对数值，因此，即使数值很小但还原为时间绝对值时其差距还是非常可观的)。

零模型(The Null Model)也称为方差成分分析(Variance Component Analysis),是在多层线性模型中不包含任何解释变量的空模型，利用方差结果可据以计算组内相关系数值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以评估因变量的总体变异中有多大比例是由于组间差异造成的。以δ²_μ0和δ²_r分别表示零模型第二层和第一层方差，那么组间相关系数(Inter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可表示为：

根据表2零模型结果，可计算出女性和男性的组间相关系数(ICC)ρ值分别为0.172/(0.172+0.887)＝16.24%和0.152/(0.152+0.667)＝18.56%。这一结果表明，在女性和男性劳动力的家务时间(自然对数形式)配置差异中，有83.76%和81.44%是由劳动者的个体和家庭特征所引起的，由工作所导致的配置差异比例分别占16.24%和18.56%。相对而言，对男性劳动力的影响要略大于女性，这表明市场工作对于劳动者配置家务时间的影响还是相当显著的，按照Cohen所建议的判断标准(ICC＞0.138)，属于高关联强度，运用HLM来考察这种分层嵌套信息是合适的。

2.工作影响家务时间效应的性别比较

多层线性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表3显示：

(1)工作时间灵活性效应的性别比较

工作时间的方差反映了劳动力支配市场化劳动时间的灵活程度，它取决于工作性质和劳动纪律要求。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女性劳动力还是男性劳动力，随着工作时间灵活性的增强，均增加了平均家务时间(效应值分别为0.0001和0.0022，与截距项方向一致，但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

男性劳动力个人对家庭收入比例与其家务时间配置效应的截距项为-0.0177，但女性劳动力该项系数值为0.4751且在5%水平上显著。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其调节作用与上述系数值方向一致，也就是说具有强化作用(效用系数值分别为0.0003和-0.0125，但只有后者达到了10%的显著性水平)。

(2)收入效应的性别比较

工作收入是劳动力从事家务劳动的影子成本，而且随着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其更有能力和意愿通过市场化购买家政服务或者购置家用电器等来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劳动力，随着工作收入的提高，均将显著减少平均家务时间(效用系数值分别为-0.0644和-0.4500，在10%和5%水平上显著，均与截距项方向相反)，而且在显著性和作用强度上，男性劳动力均要远大于女性劳动力。这一结果预示着，在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工资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男性劳动力从事家务劳动的影子成本要远大于女性劳动力。

在总量时间既定，特别是当工作时间约束较紧的条件下，劳动力的闲暇必然与其家务时间配置相冲突。收入的调节效应表现为，随着男性劳动力收入的提高，明显地减少了家务时间(效用系数值为-0.2467，达到5%显著性水平，且与截距项方向相同)，但随着女性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反而增加了家务时间的投入水平(效用系数值为0.1933，在10%水平上显著，且与截距项方向相反)。这一结果预示着，除了女性在家庭内部生产中具有较高的效率之外，女性劳动力也比男性更有意愿和利他精神来承担起家庭责任，不因为经济地位的改变而减弱。在家庭内部，家务劳动的产品具有“公共品”属性，按照博弈论的观点，个人的经济能力决定了劳动力在家庭分工中的谈判地位，支配经济资源的能力也就形成了其议价能力的高低，议价能力越高也就越能改善个人在家庭中的分工地位，减少配置“负效用”的家务时间。但是家庭经济不同于“完全利己”的市场经济，家庭成员间的协作与分工事实上起着相互保险的功能，也就是说，在家庭内部分工中可能存在着“利他主义”精神，家庭分工的决策是依据家庭利益最大化而非个人效用最大化进行的。从收入的调节效应来看，女性在家庭中的这种“利他主义”精神比男性劳动力更强一些。

(3)教育效应的性别比较

从业者的平均学历，既是劳动力进入市场工作的门槛，反映工作的智力和知识密集程度，同时也会营造出特定的工作环境和价值观念，反作用于劳动力对于家务劳动的价值认知，从而影响其家务时间的配置。从表3中可以看出，随着从业者平均学历层次的提高，促使男性劳动力在家务劳动中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效用系数值为0.2915，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且与截距项方向一致)，但女性劳动力的效应系数值为-0.1324，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但与截距项方向相反。由于在家务劳动分工中，性别分工不平等较为严重，女性已经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由男性进行补充，也就意味着教育的调节作用使得家庭内部分工更趋于平等化。

一般来说，教育具有强化人们性别平等意识的功能，鉴于女性劳动力的家务负担要远高于男性，随着这种平等意识的增强，女性会减少家务时间(效用系数值为-0.3014，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男性劳动力将更多地分担家务劳动(效用系数值为0.0022，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要求)。随着工作中平均学历层次的提高，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教育的这种效应(效用系数值分别为0.7152和-0.4233，且前者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均与截距项方向相同)。这再次印证了教育使劳动力更能接受和践行性别平等的理念，也就能在家庭内部分工中减少性别歧视。

在个人收入贡献影响家务时间配置效应的调节中，从业者的平均学历起到了弱化作用(效用系数值分别为-0.5645和0.1788，前者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两者均与截距项方向相反)，这也再次表明教育促进性别平等意识的作用，尤其是女性劳动力的这种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从业者的平均学历与闲暇的截距项方向相反，表明随着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无论是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对闲暇的边际效用价值评价也更高，但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要求。

1.基本统计和零模型结果

表4是城乡劳动力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城乡对比来看，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家务时间配置要远多于农村劳动力(对数的均值分别为4.705和4.555)，这与城镇家庭内部生产的范围更大有关，尽管从家庭人口数来看，农村家庭人口要多于城镇家庭(均值分别为3.475和4.150)，但由于城镇家庭的消费更为精致，家庭生产产品的质量要求更高，故需要耗费更多的家务时间。

表5是城乡劳动力的零模型结果，据此我们依然可以计算城镇和农村劳动力的组间相关系数(ICC)值，分别为0.014/(0.014+0.089)＝13.59%和0.019/(0.019+0.083)＝18.63%。从调查结果来看，城镇劳动力的职业分布相对较为均匀，而与此相对，农村劳动力仍以农民、渔民或猎人为主要职业类型，即便包含登记为失业或就业信息不明的职业组，男性与女性劳动力从事该职业的人数占其样本总人数的比例依然分别达到48.91%和49.81%。而且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也大多集中于工人和服务行业人员等城市低端职业类型，处于二级或次级劳动力市场之中，可以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割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导致市场工作对于农村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城镇劳动力的重要原因。

2.工作影响家务时间效应的城乡比较

多层模型的统计结果同样列于表3中。表3显示：

(1)工作时间灵活性效应的城乡比较

工作时间的灵活性虽然有助于城乡劳动力投入更多的家务时间，但只有城镇劳动力的效应值达到了10%的显著性水平(效用系数值分别为0.0033和0.0001)。两者的作用方向与截距项一致，尽管影响值较小，但同样表明市场工作对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的配置仍存在“时间约束”，而且城镇劳动力的这种约束程度要强于农村劳动力。其原因在于，大部分城镇劳动力在城市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劳动作息和休假制度较为严格，工作时间对家务劳动具有较强的“时间约束”。而农村劳动力在实行农业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劳动者只能通过付出更多的市场劳动时间以获取相对较多的经济回报，即使摆脱了农业生产活动，也只能在城市二级或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劳动休假制度的不规范反而使其通过加班加点、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取更多报酬。社会福利保障的缺失和收入水平的低下，甚至在面临生存约束的境况下，劳动者只能在低工资下增加劳动供给水平，为自己和家庭实施自我保险。因此，随着工作时间灵活性的增强，可以使城镇劳动力投入更多的家务时间，但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这种效应并不明显。

随着个人对家庭收入贡献的提高，城镇劳动力会更多地配置家务时间(0.0865)，而农村劳动力的影响效应却相反(-0.0749)，说明城镇劳动力工作时间约束较强，而农村劳动力增加收入需要压缩其他非市场时间，工作时间的灵活性所起的结构性调节作用再一次印证了这种推测。对于城镇劳动力调节作用体现为强化效应(0.0011，且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调节方向与截距项相同；但农村劳动力调节作用体现为弱化效应(0.0003，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且调节方向也与截距项相反。也就是说，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对于城镇劳动力而言，可以起到缓解其配置家务时间约束的功能，但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反而弱化了个人对家庭的收入贡献，这也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仍依赖于工作时间的延长。

(2)收入效应的城乡比较

平均收入对于城乡劳动力的平均家务时间配置都产生了负向调节效应(效应系数值分别为-0.2176和-0.5844，分别达到1%和5%的显著性水平，但均与截距项方向相反)，这意味着城乡劳动力随着收入的提高，均将显著减少家务时间的配置，但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程度更大。由于当前城镇家庭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家庭，随着收入的提高，城镇劳动力也就更有能力通过从市场购买家务服务的方式以减少家务时间配置。但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收入对于维持一个更为庞大的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收入高的家庭成员就能够在家庭内部分工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减少的家务时间幅度更大。

闲暇对于城乡劳动力均起到减少平均家务时间配置的作用，从截距项来看，由于城镇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更高、社会福利保障也相对更加健全，因此城镇劳动力对闲暇的边际效用价值也要高于农村劳动力，闲暇项的截距值分别为-2.0371和-0.0847，体现出闲暇作为一种“正常品”甚至“奢侈品”的商品属性。尽管随着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城乡劳动力均将增加家务时间的投入水平(调节效应值分别为0.2212和0.4462，分别达到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且调节方向均与截距项相反)，也就是说，对于闲暇—家务时间的边际替代产生弱化效应，但比较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这种弱化效应更强。这说明城镇劳动力更有意愿购买时间密集型家务产品或者其他市场化替代手段，以此协调闲暇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3)教育效应的城乡比较

从业者的平均文化程度均有助于城乡劳动力提高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识，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家务负担，两者的效应值分别为0.4555和0.3042，均与截距项方向相同，但只有城镇劳动力的效应值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这可能与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环境中从业者整体文化程度偏低有关。

尽管城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时间投入的平均效应截距项方向不同(分别为-0.0105和0.0439)，但从业者平均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其增加家务时间配置(效用系数值分别为0.0976和0.1250，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其中对城镇劳动力的调节效应为弱化作用，而对农村劳动力则起强化调节作用。这再一次表明工作环境中的整体文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劳动力强化对家务劳动社会价值的认知，从而自觉地承担起家庭责任。

从业者的平均学历对个人收入贡献和闲暇的结构性调整作用较为轻微，且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故在此处不展开比较。

劳动力在工作、闲暇和家务劳动上的时间配置选择，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决策系统。以家务时间为例，它既取决于劳动力的个体特征，也与家庭状况和家庭外部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这其中，工作不可避免地对劳动力配置家务时间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的效应结构因性别和经济社会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HLM模型详细分解了工作影响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效应结构，并从性别差异和城乡背景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价值观和社会意识与教育相关，并可反作用于劳动力的时间配置决策机制。从业者的平均学历越高，越有助于劳动力提高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识，在家务分工中树立性别平等的意识，从而促进家庭内部分工更趋于平等。鉴于家务劳动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分工不平等现象，教育程度的提高将导致女性减轻家务负担，而男性则相应地增加家务时间配置。

第二，收入效应在家务分工中依性别而异。收入增加使男性劳动力进一步减轻了家务负担，而女性却增加了家务时间的配置。在家庭经济中，利他主义经济学比博弈论可能更富有解释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通常比男性更具有主动承担家务劳动的利他主义精神，按效率原则进行的协作与分工是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女性劳动力的努力有利于家庭整体福利的提升。

第三，由于工作性质和劳动纪律不同，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对城镇劳动力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约束”要强于农村劳动力。

第四，城镇家庭整体收入水平更高，社会福利保障也更为健全，随着收入提高，城镇劳动力更有意愿通过市场化手段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缓解闲暇与家务时间的冲突与矛盾。而收入提高进一步提升和改善了农村劳动力在家庭分工中的处境和地位，减轻了家务负担，这种按效率原则的分工模式有利于改善家庭整体经济利益，但也会使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更不平等。

与市场劳动相比，家务劳动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相对封闭性、不计酬和特殊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家庭经济与市场经济有其独立的价值结构、工作结构与报酬结构。但在家务劳动中同样凝结了一定量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因而它自然也是有价值的，而且在家庭生活中的追加劳动也是社会总劳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创造的价值与其他劳动价值一样都是社会总价值中的一部分(沙吉才，1998)，是维持家庭内部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意义在于：对于劳动力个体而言，从事家务劳动不像闲暇那样能够愉悦身心，给人带来生理和精神上的享受，劳动(包括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对于劳动力本人将产生负效用，对于劳动者来说显然只能算作劣质品。而且家务劳动也不同于体育锻炼，长期重复单调的动作不仅有损于劳动者的健康，也有碍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降低个人的福利水平和市场工作的竞争能力(Chiappori等，2009)。家务劳动的相对封闭性和无偿性，在挤占闲暇、增加负效用之外，也使劳动力加速了人力资本的折旧，从而反过来使自己在将来的市场竞争和家庭资源支配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但从家庭福利的角度来看，由于家务劳动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至少在家庭内部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家务劳动又是一项典型的不计酬劳动，因此，劳动力基于利他主义精神，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显然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家庭的整体福利状况，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家庭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一个组成单位，千百年来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而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家务劳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庭内部生产活动，对于保证社会再生产和维持家庭生存、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家庭内部的这种分工与协作，不仅可以强化家庭成员各自的比较优势，为家庭提供更为坚实的自我保险机制，而且也可以进一步融洽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提升家庭幸福感。

研究市场工作影响家务时间配置的效应机制，对于促进性别平等、实现城乡福利均等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发展教育，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职业准入的性别和户籍歧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