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2013年第7期和第8期连载了何祚庥先生的长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提出由于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所以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需要重新审视”。在他看来，“对于落后的贫穷的不发达国家，在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所谓‘原始积累’的早期，不仅会出现工人和农民的相对贫穷，而且还大量地普遍地走向绝对贫穷”。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在发达国家中，不仅没有出现无产阶级日益趋向贫穷化的‘事实’；反而连‘三大差别’似乎也在发达国家中已逐渐消失。”这就是说，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即原始积累时期是适用的，对其往后的发展就不适用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新事实。实际上，放眼国内国际学界，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并不止何祚庥先生，而且其观点也并不新鲜。

例如，英国的彼得·桑德斯就讲：“马克思的贫困化命题已经被证明毫无意义”，因为按照这一命题，“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无法满足最基本的人类需要”，并且，“资本主义越发展，大多数人口的物质状况就越悲惨”。而现实情况则是：“资本主义的确制造并长久维持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它同样地提升了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已经令所有社会阶级受益；在上一代尚只归属极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很快就成为下一代中绝大多数人均具有的标准件”。“资本主义不仅提高了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标准，而且改变了我们的‘贫穷’(什么样的状况才算是贫穷？)概念。……我们今天称之为‘贫困’的，在仅仅几代人之前却代表着‘富足’，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标准的影响由此可见。^①

①”彼得·桑德斯：《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张浩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3、19-20页。

笔者首先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体现工人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的，既不是“绝对贫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具有“悖论性”的贫困。其具体表现是：作为劳动者，工人的贫困与其劳动、与其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关系。工人越是努力劳动，他就越是贫困；工人劳动的生产力越是发展，他就越是贫困。作为工人阶级无法改变的一种宿命，“悖论性”贫困产生于结构化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制，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制度性”贫困。以此来看，任何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的层面，向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批评，都是一种无的放矢。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悖论性”贫困问题，笔者将另作专文进行详细阐释。在此，笔者撇开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悖论性贫困的区别，就如何看待何祚庥先生所理解的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展开讨论，并向何祚庥先生请教。

早在1845年夏，恩格斯就“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发表了描述工人阶级的“苦难和斗争”、“希望和要求”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47年后的1892年，在为该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讲：“现在重新呈现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②个中原因一如何祚庥先生所说的，“1892年的英国社会和恩格斯在1844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描写已有相当大的不同，甚而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极为详细地描述了的1865年左右’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有较大变化”。这些变化例如：有一条“旧德国规矩基本守则”，这就是：“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蹩脚货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现在这条守则“声誉扫地了”，“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又如：“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不仅“工厂主靠对工人偷偷摸摸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而且，“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营业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③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4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19-420页。

问题是，上述变化是否表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过时了呢？何祚庥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变化即“事实证明，即使在1892年，英国的工人阶级状况，并没有出现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而笔者的看法则相反。道理很简单，上述第一个变化所显示的，是资本家阶级的经营理念和手段的变化，质言之，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和方式的变化。但是，剥削的手段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没有剥削了，并不意味着资本家阶级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有无剥削与怎样剥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只要存在着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遭受绝对贫困就是必然的。而上述第二个变化所显示的，则是资本家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的变化，质言之，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的调整和改进。但是，剥削关系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剥削关系的消亡，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消失了，并不意味着具有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失了。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就会有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剥削关系，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就是对立的，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也就不会过时。

其实，同样是面对19世纪末叶的变化，恩格斯所作的判断却迥异于何祚庥先生。恩格斯认为，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只能说“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①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②恩格斯不否认工人阶级的状况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只是暂时的，不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第二，在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因为，“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由于“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所以，“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③第三，至于说广大工人群众，恩格斯认为：“他们的贫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只不过，“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④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根本找不到证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不再成立的任何依据，更何况，即使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找到了没有绝对贫困的证据，也无法推翻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在本质上是一种悖论性贫困，它属于相对贫困的范畴，但又不等于相对贫困。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42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421页。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英国资本主义的情况，何祚庥先生讲：“至于20世纪的英国，显然又比1892年的英国，有更大的发展。”例如：在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虽然一开始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而“现在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早已从10小时工作日的制度，改成8小时工作日，而且每周的工作时间，由6天缩短为5天”。“当代发达国家，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现实’，甚而连‘相对’贫穷，也大大‘缩小’，或正在‘缩小’之中”。何祚庥先生以“联合国公布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作为凭证，认为：“来自联合国公布的基尼系数的数值证明，当代发达国家，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工资收入均有相当大的改善和提高。既未出现包括白领工人在内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穷，也未出现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相对贫穷。”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何祚庥先生对马克思贫困理论的理解是偏颇的，因为撇开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悖论特征，如果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这也仅仅是在“整体特征”和“总的趋势”的意义上讲的，并不排除在某些部分和特定时期存在的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

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无须否认，否则就有失客观和公允；但是，需要认真探讨的则是引起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及其历史影响和意义，否则就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历史深处的本质和规律。何祚庥先生讲：“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会出现这些新动向？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有识人士’，也会懂得‘发展是硬道理’。”这种解释显然似是而非、不得要领。我们以为，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些变化与资产阶级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按照法国学者皮凯蒂的解释，从整个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况看，“政府只能履行基本的‘王权’职能(警察、法庭、军队、外交以及一般管理等)，而不能介入太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与此不同，“政府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近几十年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更是“发挥着空前大的作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强。^①例如，征收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甚至对过高收入实行“没收性”税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加之，在社会职能方面，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成本大部分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同时，政府推行“替代收入”(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和“转移支付”(家庭补贴以及低收入补助等)政策，以保证家庭的可支配收入。^②这些都有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有助于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从而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和措施。

①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88-489、491页。

②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19、491-492页。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发达资产阶级国家之所以能够推行各种“反贫困”措施，与下列两个因素不可分割：一是过去的殖民统治，二是现在的垄断地位。从历史发展方面看，过去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政策，对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它们在现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中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可以说，正是过去对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残酷剥削，使现当代资本主义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为其后来的蜕变准备了“家底”。割断历史，无视起点，就不能正确认识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何祚庥先生正是如此，他只是注意到了殖民剥削对于古典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却全然无视这种剥削对于现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从国际关系方面看，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虽然说殖民制度和殖民剥削不复存在，但是，“中心—外围”式的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依然如故，处于中心位置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处于外围和半外围的国家和民族的跨国剥削仍在继续。只不过，实现剥削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靠的是坚船利炮，现在靠的则是科技和人才优势。恩格斯早就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垄断地位，为其国内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时的帝国主义狰狞面目，与其在处理国内事务和国内关系时所摆出的温文尔雅、悔过自新的姿态并行不悖。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极为罕见的“双头婴儿”。^⑤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当然，上述两方面因素只是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和历史嬗变提供了可能条件，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重要推动因素也有两个：一是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二是一些全局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倒逼。前者一如马克思所讲的：“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同样，国家通过法律对工人上工、下工、休息时间的各种规定，“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绝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⑥无论是1848年欧洲革命还是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地迫使资产阶级做出政策调整，“实现革命的纲领”，以满足无产阶级提出的一些要求。在此意义上，资产阶级扮演了“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①而后者则如恩格斯所言：“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②资产阶级要使自己不至于在同无产阶级的冲突中、在各种社会灾难和文明病的肆虐中灭亡，就必须行动起来，寻求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变革。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2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要把握现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深层原因，而且要反思资产阶级国家的反贫困行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把握由此造成的种种变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从历史上看在一国内部表现为把行会强制、政府调节、国内关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取消，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把闭关自守、禁止性关税或保护关税废除，总之，从历史上看它表现为对作为资本的前导的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的否定”。^③因此，不仅“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即供给适应事先提出的需求，作为一般的或占统治的情况，……绝不是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条件”^④，而且“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全面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念。”^⑤这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任何“控制”，而是说，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自由竞争或自由放任，所以，任何“有意识”的控制与资本的本性、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是不相容的，因而是对资本的一种扬弃和否定。事实上，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反贫困政策及其客观效果来看，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还是在他们离世之后的年代，资产阶级国家毕竟给了资本各种必要的控制和限制。“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⑥，各种反贫困政策更是国家给予资本的自觉而有力的控制和限制。由此完全可以说，通过这种反作用，通过对资本的限制和控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种“社会性”成就，而不是“制度性”成就；因为它们是“抑制”资本的结果，而不是“放任”资本的结果。人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从“坏的”向“好的”的转变，从“不规范”向“规范”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放任资本”向“抑制资本”的转变。尽管说，对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奈之举，但是，它在客观上却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层面不断成长、不断增加的局面。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0-4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548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3页。

可见，自由竞争或自由放任体现了资本的精神和本性，表明资本的趋势是摆脱一切有碍于获取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值的界限和限制，包括国家调节和法律控制；但是，各种现实问题，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及其对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限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对资本统治的威胁等，又迫使资本不得不对自身加以必要的控制和限制，从而把资本送上一条“自我扬弃”的不归之路。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吊诡之处，它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资本的悖论性质。

英国的阿尔布里坦认为：“商品形式对非经济领域渗透，至少是对部分非资本主义组织的渗透，引起的问题已经在处在领先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很长时期了，这些国家大众往往试图对资本对使用价值的冷漠进行制约。在美国，至少二百年来的大众的斗争已经形成抑制资本主义过分之处的体系。”^①日本的中谷岩也认为：“政府介入创造了‘富裕的美国’”；“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是因为执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政府实行了适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劳资协调路线以及对企业采取了统筹管制措施，未必只是采纳市场原理的成果。”在谈到日本的情况时，中谷岩讲：“同样，日本经济在战后取得如此大的飞跃性发展，无非就是因为超越了市场原理，采取了重视长期性关系的战略。具体讲就是：重视企业之间(‘系列’)、企业与员工之间(以终身雇佣为轴心的劳资协调)、金融机构与实业公司之间(主银行制度)或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审议会制度)的关系。”^②其中所谓的“系列”，指的就是“企业间在资本、经营者、生产、销售等方面结成的一种紧密的联合关系，以确保持续、良好的交易关系”。^③这些见解均在着重强调超越自由竞争或自由放任、抑制或节制资本，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它们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是一种证明而不是证伪，因为它们说明，只有抑制资本，给资本套上锁链并关进牢笼，才能减少或减轻贫困，放任资本的结果必然是贫困的加剧、经济的紊乱和社会的动荡。当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其中，朝鲜战争，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遏制战略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其经济腾飞更多的是“历史机遇”使然，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则既倚仗了这样的历史机遇，也与战前雄厚的经济底子、人才和科技基础分不开。

①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李国亮、王道云、贾海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②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郑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61页

③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郑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从“共时态”角度看，资本主义世界并非铁板一块。从何祚庥先生提供的数据看，贫富差距较小的是法国、德国和日本，法国1995年的基尼系数是0.33，德国2000年是0.28，而日本1993年则是0.25。而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贫富差距则较大，澳大利亚1994年的基尼系数是0.35，英国1999年是0.36，美国2000年则是0.41，后者已经突破0.4的所谓“警戒线”。耐人寻味的是，何祚庥先生并没有提供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或许，这些国家在他眼中既不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因而与其阐释的观点无关。这个问题可以放下不谈，另一个问题则值得追问：法国、德国和日本通常被称作资本主义发展的“莱茵模式”，而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则通常被称作“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中两种不同模式之间的这种差异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在莱茵式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调控经济的作用较强，抑制资本的力度较大，因而其贫富差距就较小；比较而言，在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调控经济的作用较弱，抑制资本的力度较小，因而其贫富差距就较大。

即便如此，美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要好于一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如南非、巴西和阿根廷等。从何祚庥先生提供的数据看，2004年阿根廷的基尼系数是0.51，巴西是0.57，而南非2000年的基尼系数则高达0.58，它们都已接近0.6，远远高于“警戒线”。这说明了什么呢？下列关于智利的材料，完全可以拿来做参考，因为它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验场所，与巴西、阿根廷同在南部美洲，经济发展的背景、特点和轨迹也极为相似。

在20世纪70到90年代的智利，一些“芝加哥弟子”(指在芝加哥大学等欧美高等学府中受过教育、回国后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要职的“海归派”)，以“把民主体制引入智利的工会组织，并着手解决几十年来阻碍工人进步的问题”为幌子，于1979年颁布了新的《劳工法》。一方面极力恢复资本家和权势阶级过去所拥有的特权，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限制政府在调解劳资矛盾、调控经济发展中的作用。^①这无疑是典型的放任资本的自由主义政策，其结果也可想而知。它使得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工人运动受到镇压，工会会员遭受迫害，工人所享有的142项权利被剥夺，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在与资本家谈判中的力量。进而，它使得工人的工资水平急剧下降，平均失业率在1974—1987年间高达20%，工人陷入极度贫困，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仅在1978—1988年的10年间，智利最富有的10%的人群的收入从37%上升到47%，占人口30%的中间人群的收入从23%下降到18%，而占人口1／4的最贫穷人群的收入则从5%下降到4%。到1990年，500多万智利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放任资本的自由市场政策，并未给智利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可面对这样的结果，芝加哥弟子却将之归结为“发展中国家过渡时期所产生的贫困现象”，以暂时性搪塞公众、混淆视听。^②与此同时，智利、巴西和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的财富，却源源不断地流向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中心地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遍及拉美的左翼运动勃兴，左翼政党先后取得执政地位。这无疑是对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种反驳，不论其成效如何，都以铁的事实证明，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就无法摆脱贫困的境地。

①罗纳德·奇尔科特、江时学：《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拉美透视〉专辑》，江心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②罗纳德·奇尔科特、江时学：《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拉美透视〉专辑》，江心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46页。

由此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尽管说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剥削，劳动者的贫困就在所难免，但是哪个国家和地区抑制资本，那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就较小，两极分化的情况就不太严重，而劳动者就不仅不会陷于绝对贫困的境地，其悖论性贫困也会得到改善。这不是证伪了而恰恰是证明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从“历时态”角度看，资本主义世界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总体情况也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每况愈下，最终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欣欣向荣，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受此影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掀起了“国有化”运动，把水利、能源、交通、电信等一些重要经济部门收归国家所有。然而到了80年代，以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代表，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了重新私有化，从而使私有化成为20世纪末叶以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与国有化运动相伴生的，是国家调控经济作用的加强，抑制资本力度的加大，其中包括前述各种反贫困措施的出台，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的缩小也就不足为怪了。反之，与私有化运动相伴生的，则是国家调控经济作用的减弱，抑制资本力度的减小，其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2005年，以关注全球性问题而享有盛名的“罗马俱乐部”，推出了题为“私有化的局限”的研究报告，“针对全球范围内所有部门的私有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与“认为私有化是件好事”这种“普遍想法”不同，该报告侧重于揭示“私有化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其核心论点和基本立场是：“近来持续不断的私有化活动有好事过头的危险，它有可能使我们超越合理的界限而导致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甚至盖过了许多私有化形式所带来的无可否认的好处。”^①例如，该报告中很多批评意见认为：“私有化导致了不公平——伤害了穷人和被剥夺权利者，在某些情况下还伤害到了受困工人，而使富人、有权势者和特权者受益。”在这些批评者的笔下，“私有化被看作是将大量的人逐出工作或者迫使他们接受报酬较低、保障较差和获益较少的工作；是提高了所售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为投机者和腐败者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是普遍使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②特别是，一些批评者把私有化运动与恐怖主义相联系，认为私有化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在很多地方会引起疏远甚至仇恨，这是我们在受到恐怖主义蔓延和升级的威胁之下所忽视的一个事实”。^③受私有化运动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重新拉大，并且越来越严重，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①魏伯乐、奥兰·扬、马塞厄斯·芬格：《私有化的局限》，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魏伯乐、奥兰·扬、马塞厄斯·芬格：《私有化的局限》，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0页。

③魏伯乐、奥兰·扬、马塞厄斯·芬格：《私有化的局限》，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佐证。如前所述，在中谷岩看来，“‘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劳资协调精神，以及终身雇佣制使劳动者地位得到的保障”，因为，“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下，雇用得到保障，因此员工自然能对公司产生忠诚心”。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日本社会渗透，“在美国式市场主义观点看来，这样的劳资协调路线，或者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之类的保障员工地位的制度，从经济合理性讲，是极无效率、不合理的习惯”。^④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推行了所谓的“结构改革”，导入了“建立在能力主义、成果主义基础上的人事制度”，使曾经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形同虚设，并最终废除了这种所谓“不透明的雇佣制度”。同时，对“随时可以解雇的非正式员工”采用积极灵活利用的策略，致使“日本全部劳动者的1/3变成了非正式雇佣员工”。从长期来看，中谷岩认为“结构改革”的结果是：“日本企业失去了应是它‘竞争力源泉’的劳资协调关系和现场主义”，“日本社会中，无暇顾及他人、一心考虑自己的风气增强了。地方政府更显疲惫，收入差距更加扩大。由于医疗改革，老人们的内心也不得安宁。由于异常犯罪增加，日本社会失去了‘安心感和安全感’。”^⑤特别是，一个难以动摇的事实是：“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贫困大国’”，到2005年时，“日本的贫困率(二次分配前)从1985年的12.5%上升到26.9%。仅仅20年时间，贫困人口的比例增长了一倍以上”。“在日本这个国家里，4个家庭中就有1个被归类到贫困家庭中”。人们“想工作也无处工作，即使工作也只能得到勉强度日的工资”，“被逼迫到这种境地的日本人，在这20年中急剧地增加。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人超过了1000万。这绝不是由于他们懒惰，也不是努力不够。这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和以‘责任自负’为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造成的贫困”。^⑥中谷岩不无愤慨地指出：“这种人心的荒芜、贫富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一时性、过渡性的现象，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至上主义内在因素的反映。”他质问道：“如果听任美国式市场原理在日本发展，日本就能培养出‘健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吗？”他对此存疑，因为，“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由于实行优先遵从市场原理的‘结构改革’，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受到了多么大的打击，就清楚了”。^⑦

④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郑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03-204页。

⑤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郑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7、32-33页。

⑥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郑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193-195、201页。

⑦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郑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61页。

由此可以得出另一条规律：尽管说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剥削，劳动者的贫困就在所难免，但是哪一个阶段和时期抑制资本，这个时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就较小，两极分化的情况就不太严重，而劳动者就不仅不会陷于绝对贫困的境地，其悖论性贫困也会得到改善。这不是证伪了而恰恰是证明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以上是对资本主义与贫困的关系问题的总体考察，也是对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实践检视。就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而言，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贫困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根源不同、性质不同、社会影响和结果也不同，所以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决不能一概而论。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或者是落后的生产力所致，或者是赶超战略所致，或者是国际环境所致，或者是自身失误所致，总之，其原因均不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或者说，它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构成本质性联系，因而是一种“社会性”贫困，而不是“制度性”贫困，一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一种“社会性”成就，而不是“制度性”成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果说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贫困，明显是资本强势渗透和强力作用的结果，那么，在转型后的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贫困，则完全是背离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贫困与资本剥削、贫困与雇佣劳动制度的内在联系，因而都是对马克思贫困理论的证明而不是证伪。对现实社会主义与贫困的关系问题，笔者也将另作专文进行详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