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研究的关注对象在不断拓展。特别是近年来提出的长三角等区域旅游一体化，长征、长城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红色、非遗与文学等主题旅游线路战略政策的发布实施，催生了对旅游现象复杂性的再认识，学界也涌现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但与此同时，将旅游学术问题置于当下复杂文化和社会进程的语境下，进行旅游本体的理论化思考仍不够充分^{[1, 2]}。在某种程度上，这表明学术研究“繁荣”不仅意味着数量的扩张，而且涉及遵循、重复并强化某一特定方法的模板^{[3, 4]}。在此脉络下，为突破以往基于结构主义，聚焦在家/离家、普通/非凡、日常生活/旅游世界二分法解释旅游现象的思路^[5]，旅游研究受“批判转向”影响，开启了一种迈向新范式和新知识生产的“新旅游研究”^[6]。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作为一种基于关系主义的“另类”社会理论^[7]被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旨在重新思考旅游活动是如何通过连接话语、物质性和实践，从而被组织和展演^[1]。

ANT发源于科学与技术社会学，后被引介到乡村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旅游学等学科中^[8]。在旅游研究中，Frankin^[5]、Jóhannesson^[9]、Cloke和Perkins^[10]等学者较早介绍ANT的转译、秩序化、物质性等概念，重点讨论如何促进对旅游现象关系性的理解。而后Ren^{[11, 12]}较为系统地梳理并反思了ANT在旅游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问题，特别是《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ourism》一书的出版，表明在国外旅游研究中，ANT已经广泛运用到可持续性、企业家精神、流动性、目的地管理等多种议题中，并在理论上向Post-ANT推进^{[13, 14]}。与之相呼应，国内学者也分别从研究范式^[15]、空间转向^[16]与应用进展^{[17, 18]}的角度，对ANT在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洞见和经验研究进行梳理与述评，深化对旅游现象的理解。

然而，从国内外旅游中有关ANT研究的比较来看，国内对于ANT运用到旅游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和助推经验研究的范式创新方面仍具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在理论层面，有关基于ANT如何展开旅游研究？ANT在旅游研究中的边界与局限？旅游研究实践又如何助推ANT本身的理论性反思等问题仍缺乏充分探索。在经验层面，国外同行积极将ANT运用到经验研究并加以批判性反思。与之有差异，虽然ANT在10多年前就被引入国内旅游研究中，但目前仍多将其运用乡村空间的重构^[19]、发展转型^{[20, 21]}、绅士化^[22]与演化路径^{[23, 24]}等议题，对于社会层面的关注较明显超过物质层面，诸如有关游览对象（如动物、景观）、环境、基础设施（如观光车）等非人类主体在旅游活动展演过程中的能动性仍缺乏关注^[11]，后续经验分析对ANT运用的适用性、必要性与批判性反思似乎也不充分^[25]。一方面，这可能由于对ANT运用到旅游研究中的衔接概念缺乏充分的明晰、梳理与反思。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大多数经验研究往往聚焦于转译过程，而对于ANT的其他概念关注较少。由此，ANT视角下的概念研究具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性。实际上，概念研究有助于构建新概念并重新解释现有概念，可为传统问题增加新见解并揭示新的研究轨道^[26]。

鉴于旅游景观（Tourismscapes）强调旅游活动中人、人工制品与环境等异质行动者的关联性^[27]，有助于进一步厘清ANT推动旅游研究的理论优势与实证价值，促进对旅游研究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再思考^[28]。为此，本文拟以旅游景观作为透镜，旨在从理论层面系统分析ANT运用到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源流、核心概念与重要观点，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辩与反思等。同时，从经验层面推进对旅游现象复杂性的理解，促进对“旅游是如何运作的”等关乎旅游研究关键问题^[5]的再认识。为此，本文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从对称性原则、非还原、行动者网络、转译四个方面明晰旅游景观的理论源流。其次，阐述旅游景观的界定、特点与边界，秩序模式，空间逻辑。再次，剖析旅游景观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以目的地为例，对旅游景观经验研究的展开理路进行分析。最后，基于旅游景观的理论观点，结合中国旅游发展情景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不同于以往将景观理解为与土地、事物、单元、综合体相关的研究对象^[29]，旅游景观是一种将Tourism与Scapes进行关联的合成词，并非传统意义上对旅游场域里自然或人文景观的认知。该词由Van^[12]提出，它旨在开辟超越以往结构式思考旅游现象的范式。同时，由于ANT包含许多分析概念，科学技术社会学以外的学者往往基于所在学科理论谱系选择性借鉴ANT的分析概念^[8]。通过文献梳理，旅游景观主要借鉴ANT有关对称性原则、非还原、消解二元论的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的思想观点^[30]，同时通过旅游景观的理论分析，也在反思ANT的观点主张（图 1）。

图 1(Fig. 1)

图 1 ANT视角下旅游景观的理论源流 Fig.1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ourismsca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

对称性原则聚焦旅游景观中社会与物质的对称性分析。该原则强调人与物之间对称，拒绝先验地区分人类行动者与技术、自然对象之间的差异，主张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差异扁平化，以促进对事物协同工作的启发式理解^[31]。一方面，对称性原则引发了学界对旅游研究物质性的关注。Franklin指出旅游不能被简化为社会活动，它与物体、机器、文本、系统、非人类、空间等异质性实体都有关系^[32]。围绕此问题，Van ^[12]进一步将旅游物质性具体化为身体、物体、信息和媒体三个方面。另一方面，对称性原则通过强调自然与社会之间交流是双向的，即通过站在中间并向外工作，从而在社会和物质领域都看到了变化^[33]。由此，超越了以往学界的两种主张：一是强调旅游景点地位的获得，必须具有象征性框架^[34]；另一种认为旅游实践中社会关系需要以物质为基础，以获得时间和空间上的持久性^[35]。可见，对称性原则强调关系唯物主义，将社会秩序本身与物质异质性进行关联。由此，需将物质包括在社会学分析中，但物质被视为效果而不是事物本身所赋予的属性。

非还原主张旅游景观中的任何要素均没有解释上的先验性与优先权。与对称性原则相关，非还原是ANT影响旅游景观理论化的又一重要概念。还原论因其具有解释的简约性，在科学研究中十分常见，它认为存在一类现象驱动其他一切的现象、对象或事件^[31]。一般而言，运用还原论包括两个步骤。首先，在两类现象之间划清界限，区分驱动现象和被驱动现象。其次，阐述后者行为是由前者行为所引起。实际上，学界对旅游本质的探索^{[36, 37]}，如审美和愉悦、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非惯常环境、诗意的栖居、游历等，在某种程度上与还原论具有相通之处。此种关于旅游本质的学术争鸣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对旅游现象的深度理解，同时，也假定了某一范畴解释的优先性与先验性，似乎也进入了“二分法”的争辩中。而非还原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旅游现象的可能性，它主张任何实体既没有解释的特权，也不能被先验地简化。相应地，非还原从“旅游是什么”的问题，转向对“旅游如何运作”问题的关注，注重分析旅游活动是如何被拼装、制定（Enacted）与秩序化，它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又如何分崩离析^[13]。如此，为旅游研究提供了除“二元论”式结构主义描述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学界有关旅游的概念化思考，较难形成具有普遍共识的观点^[5]。

行动者网络主张异质网络在旅游景观形成中的重要性。在对称性原则与非还原语境下呈现的行动者网络，与社会网络、物流网络等其他单一网络不同，它聚焦异质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联。行动者网络将自然与社会等二元范畴作为异质网络构建的结果而非原因^[38]。行动者和网络是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它保留了Callon和Law提出的“人与物的集体”，集体不是共同加入某种形式组织人的集合，而是由组成它异质部分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涌现效应^[39]。其中，构成行动者网络的人类和非人类元素都参与了一个集体行动。例如在有关司机转动点火钥匙开车去法国露营地的分析，Callon指出“司机不仅启动了发动机，还触发了一个完美协调的集体行动”^[40]。具体而言，这一行动涉及：石油公司提炼石油，分配石油，并建立加油站；装配车辆的机器和操作人员；为道路铺设混凝土的工人；轮胎的橡胶与道路，调节交通流量的交通信号灯等。由此，可利用行动者网络的每个元素来表明，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以其自身方式为车辆上路和游客前往法国做出了贡献。在此过程中，关联生产方式、主体与客体、行动者与中介、人类和非人类角色和功能如何归属和稳定，是行动者网络探究的重点^[33]。

转译进一步明晰旅游景观异质网络的关联过程。在“深描”行动者网络形成中，学界以转译过程为切入点展开，它是ANT设定的探索任务之一。转译是指行动者、实体和地点之间的协商、表征和置换的过程，它涉及到对这些现象的重新定义，以便说服行动者按照网络要求行事，这些重新定义经常被铭刻在用于巩固网络的异质物质中^[41]。一般而言，转译可分为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异议五个时刻^[42]，它是一种面临阻力的努力，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这表明转译可能导致趋同和分歧，甚至在成功动员以后最终也可能崩溃。与此相关，某些网络配置产生的效果，在其他配置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其他网络更加持久。因此，转译旨在构建可能更持久的网络安排，关注什么实体会使网络更持久与传播的更远。该过程涉及到社会技术创新及其异质性，以及转译中心经由监视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促动反身性和自我反身性^[31]。如Ren关于哥斯达黎加与荷兰之间可持续发展项目实施的案例中^[27]，转译过程涉及到咨询公司、大学人员，被转译实体涉及合作基金组织、旅游运营商、被筛选的项目以及转译被铭刻的媒介（包含会议、合同、标准、出版物、电子邮件等），该案例也表明转译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是一个非线性的递归过程。

在上述核心观点的启发下，Van提出了旅游景观的概念，以促进旅游研究对ANT思维方式的反思。本节从旅游景观的界定、特点与边界，旅游景观的秩序模式，旅游景观的空间逻辑三个方面剖析旅游景观的概念内涵（图 2）。

图 2(Fig. 2)

图 2 旅游景观概念内涵解析 Fig.2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Tourismscapes

旅游景观是由分散在特定时空格局中人与物的关系构成，正是由不同社会和地区内部和之间的行动者网络，将交通、住宿和设施、旅游资源、环境、技术以及人员和组织系统连接在一起^[27]。从组成要素来看，旅游景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2, 34]}：其一，使用旅游服务的人或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和组织；其二，混合环境，由“自然”和“文化”物体、酒店、餐厅和娱乐设施等人类遗迹以及满足游客目光的其他资源形成的旅游空间；其三，扩展了旅游景观的物体、机器和技术，例如包括航空等人员运输网络，以及传递信息与图片的电线、电缆等。此外，旅游景观中的行动者通过其投入流通的中介来定义彼此^[43]，中介将行动者连接到网络中，并定义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各自位置。中介是在行动者之间传递的任何东西，它定义了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旅游景观的角度对旅游进行概念化意味着试图超越人类/非人类等二元论，它是一个递归过程结果^[31]。沿循此观点，旅游景观可视为一种暂时掩盖了其产生过程的效应，应当关注其中的事物是如何被执行，又如何将自身执行为相对稳定并保持不变的关系。

实际上，旅游景观的界定也凸显其特点及边界的问题。就特点而言，旅游景观与互联网具有相似之处，它是复杂的，具有不均匀、突现、不可预测和开放性的特点，包含相互连接的节点^[44]。例如旅游景观的节点包括机场、目的地地区、入境旅游经营者、酒店综合体和旅游设施等。这种开放性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旅游景观行动之网的边界。由于行动者和行动者网络自然地嵌入在开放的关系范围内，因此应当在经验层面解决该问题，而非预设分析范围的特定边界^[12]。旅游景观包括实现和维持其目标所必需的元素，其中每个组成部分的功能都是参与网络中其他组成部分的生产或转化^[45]。其中，当环境被网络的一个或多个组件转译为网络并产生影响之时，转译发生的地方便是“逻辑”或“功能”边界^[12]。从旅游景观的界定、特点与边界来看，旅游研究者应将自身定位在中间点，从而对称地遵循人类和非人类属性的归属。在阐述旅游景观的理论基础及概念化之后，文章将进一步说明旅游景观展开经验研究的切入点即秩序模式（Modes of Ordering）。

如上所述，旅游景观的集体边界，先前是不可知的，须由研究者跟随行动者展开。因此，研究旅游景观，应当跟踪游客、旅游经营者、入境代理、导游等及其带入流通的中介体。而不同行动者的秩序模式不仅反映了其定义旅游的方式，还反映其如何展演旅游，以及如何将人和事结合起来以产生影响。这些模式被研究者称为秩序模式^[31]。

受农村社会学影响，旅游研究中秩序模式可从三个相互关联的不同层面进行定义和研究。首先，秩序模式应被视为一系列连贯性旅游实践的战略观念。每一种秩序模式都包含一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框架，作为特定战略和相关决策过程的支柱^[46]。其次，秩序模式不仅包含了一套观念，而且还指涉了一系列实践。由此，秩序模式可以反映如经济可持续性、利润财富等工具性目的，也可反映经济上通常被视为非理性的目的，如声望、公平贸易、社会责任或相关的生活方式目标。第三，由于实践须通过不同项目的交织来实现，秩序模式也意味着与其他项目和秩序模式相结合的特定方式^[46]。从一般意义上看，在旅游景观的展演中，秩序模式是相互构成的，旅游企业（旅游经营者、酒店、运输公司等）和他人（银行、政府、自然保护组织、当地人、供应商）项目的交织是旅游企业和旅游景观的基础。其中，连贯性和一致性作为成功的秩序^[31]，成为不同秩序模式达成的目标。

秩序模式首先以简单的故事或叙述的形式出现，但秩序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这促使旅游研究者关注旅游景观的一致性、战术与权力配置等问题。实际上，秩序过程的效果往往和秩序的初始策略并不相同。由此，旅游研究者关注旅游经营者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协调参与旅游景观展演的所有人的秩序模式，来创造旅游景观的一致性？部署了什么样的战术？这些转译策略如何产生权力关系并实现权力的运作？在旅游发展实践中，尽管旅游经营者不断地追求相对的持久性，致力于在混乱环境中建立暂时秩序，但其总是处于秩序化和修复之中，且必须不断地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交织秩序模式^[12]。在此过程中，由于其依赖于其他人能够展演，旅游经营者必须运用多种转译策略。基于此，旅游景观的秩序模式研究关注如何产生权力中心与其他地方之间的不对称。

旅游景观通过关联而非实体产生权力关系，秩序模式中的权力不对称是关联的结果和效应。因此，能动性不是分析权力的出发点，而是构成能动性的社会关系。对于旅游景观中的权力，关键在于将权力视为一种只能通过关系来把握的现象，它不是一件具有排他性的“东西”，不同行动者只有在关系的意义上才“拥有”权力^[47]。在此层面上，应将行使权力的行为与维持行使权力而动员的资源和能力区分开来。这种能力来自不同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调动和部署资源的方式。例如金钱、思想、关系、土地、知识等作为行使权力的媒介，均是可以调动的资源。这种超越绝对时空观的拓扑观点将促使研究者从旅游经营者的地理尺度上，转向对其所处的关系安排上。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旅游景观与空间分析之间的辩证关系。

（旅游）空间是在旅游景观中构建，而旅游景观始终是作用于（旅游）空间的一种手段。空间转化为旅游景观的特定方式反映了不同秩序模式的碰撞方式和随后的权力关系。秩序模式则通过建筑、景观和交通基础设施来实现，它不仅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定义了人与空间的互动。旅游景观体现在一系列的展演、物质和空间安排中^[31]。沿循秩序模式的三个层面，旅游景观的空间分析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它涉及旅游空间实践在心理建构中的表现方式，具体包括旅游规划者、旅游企业家、游客和当地人的价值观、事实或愿望^[48]。同时，它是一种“想象的旅游空间”^[49]，经由明信片或度假手册上描绘有关特定地方的话语与图片，反映了不同群体所持有的旅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其次，秩序模式不仅需要特定的“梦想”，还需空间实践以及在空间上展演旅游的方式。然而，旅游空间的发展是多种相互作用、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秩序模式的结果。最后，特定群体的权力问题。某些群体对特定资源（如金钱、土地、人脉等）的控制可能导致被“占有”的空间。其中，特定权力关系被物质对象和空间所巩固和保存。在强收敛网络中，特定秩序模式占主导地位，随后的转译完美地完成，可能会配置“限制空间”（Spaces of Prescription）^[41]。

“限制空间”与“协商空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秩序模式从来都不是永恒的、完整的和封闭的整体，它总是产生不确定性、矛盾、越界和抵抗，由此产生“协商空间”（Space of Negotiation）^[41]。在此空间中，行动者之间联系是暂时，联盟是可变的，由网络塑造的空间将更加流动和不稳定。因此，研究者不应将秩序和抵抗看作是对立的，而应确定此两个维度如何在特定异质关系中相互依赖，并探索复杂关系是如何编织成各种空间形式^[31]。实际上，洞察旅游景观的基本思考，在于如何将秩序化转化为秩序，并追求其中相对持久性。由此，旅游景观在多种秩序模式中相遇、互动、相互影响和制约中产生，而其中权力关系则通过授权、设立强制性通过点、尺度转换和自由裁量（Discretion）^[50]的方式再生产。在具体分析中，由于空间与网络紧密相连，因此空间分析也是网络分析，对空间质量的任何评估同时也是对网络关系的评估^[51]。在此意义上，旅游景观空间分析可基于网络分析展开，并通过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52]“深描”行动之网。旅游景观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的结果，其中人与物相互关联地汇集到酒店、景点、机场和度假胜地，不同类型的景观被转译为游客消费与体验的景观。需指出的是，旅游景观虽然以网络拓扑的方式展开，但其也在特定的地方扎根，如土地利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等有形结果，反映了特定行动者网络通过某种手段规定空间组织和生产的方式^[41]。

旅游景观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在连接经验研究与理论观点方面具有自身的学术立场^[12]。在本体论方面，旅游景观主张基于现实的建构，并伴随秩序过程的发生而创造和出现。认识论方面，研究者应检查和理解执行旅游景观的秩序模式，不对其所描述形式或内容做出先验判断，视旅游景观为人类和非人类实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方法论上，主张研究人员必须“跟随行动者”，从旅游业真实世界和内部人士角度收集数据，从而彻底地“深描”这些秩序过程及其后果。

这种学术立场重点关注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从旅游景观角度审视旅游业；以拓扑方式审视旅游景观；找寻多重秩序模式；研究转译过程和策略；旅游景观中的权力分析；考虑旅游景观作为物质异质性；将空间分析整合到行动者网络分析中^[12]。在此立场下，ANT与旅游景观结合的经验研究从根本上重构了学界对旅游物体、空间、目的地、风险、可持续性和企业家精神的分析^[13]。由于篇幅限制，本部分以目的地为例，归纳ANT视角下旅游景观研究如何推进了目的地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分析，它与秩序化、物质性和多重性（Multiplicity）密切相关。

目的地是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但现有研究对目的地概念本身的深入分析并不充分，旅游研究者引入ANT后并加以批判性思考后，重新思考了目的地的理论内涵以及与旅游发展实践的现实联系。目的地通常与某种地理区域相关，一般将游客去的地方或地区作为目的地，它被视为一个有边界的绝对空间的领域问题，包括景点、住宿和各种服务^[53]。鉴于旅游研究中目的地概念化不充分的问题，Saarinen^[54]将旅游地的变迁作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过程的一部分，由此提出从社会建构主义立场来理解目的地身份。然而，此种立场与以往传统的相对稳定的区域及区域身份观点密切相关，未能有效整合当下旅游流动性研究^[55]。特别是，诸如地方吸引流动实践的可能特点是什么？目的地是如何出现的？它们是如何制定的，由谁制定，用什么制定等问题，仍然缺乏一种批判性理解目的地的视角。

与此同时，旅游研究中对目的地由什么构成，如何构成及存在方式等本体论问题仍较少探讨^[56]。更为重要的是，在目的地发展实践中，吸引、动员、服务、接待和娱乐游客所涉及的网络和流程，远比特定地理区域中行动者所构想和实践的想法要复杂，由此目的地并非如以往视角认知下的稳定、连贯，而是更具有偶然性和分散性。基于此，传统的目的地视角在旅游政策和旅游研究中的有用性受到质疑^[57]，导致研究焦点从稳定的、制度化的旅游目的地转向偶然的、展演的游客目的地。在此情景下，由于ANT对目的地涌现和制定过程中的多样性具有敏感性，为寻找理解旅游地的新视角提供了可能，主张探索“目的地如何在涉及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具体实践和展演中不断拼装的新理解”^[58]。实际上，目的地传统认知观点已无法有效解释第二居所与节事旅游等目的地的生产^{[59, 60]}，此类现象均挑战了目的地作为一个稳定有边界的绝对空间的概念。

为深化对目的地形成过程的研究，文章结合奈克宾法尔斯特中世纪中心目的地这一典型案例剖析，从可供性（Affordance）、制定、展演和缺场—在场（AbsencePresence），提出目的地经验研究理路。

目的地可供性研究。可供性是沟通物理环境与人类行为的一个媒介概念，如环境可供性指环境支持人（或动物）开展某些特定行为的属性，同时又依据主体不同而发生相应变化^[61]。如案例地环境可供性包括建筑、港口、火炮等服务设施，以及天气、海洋、光线和阴影等更为持久的实体，这些要素高度嵌入在地方氛围、主客互动与旅游体验之中，但具体哪些要素成为旅游者体验到的可供性，需要从经验层面加以分析。如此，可以深化以往目的地供需、旅游者感知与旅游效能等话题的探索。

目的地制定与展演研究。制定强调在某一对象形成过程的演变、涌现、动员特征，它关注非人类实体，由此它意味着没有明显人类中心角色的行动，而展演则更多强调所涉及的人类实践，关注社会互动的作用^[53]。如案例地通过征召员工、游客、实体（绳索、鞋子、衣服、蜡烛、珠宝、木制品、食品铁制品和草药）、事件（投石机演示、比赛、大炮射击等）等异质行动者，创造出一种氛围，再现和重塑了中世纪中心的形象。在此过程中，游客有机会看到、感受、品尝和闻到手工产品，并具身体验各种“中世纪”活动。

目的地在场和缺场研究。在场和缺场强调目的地生产性创造是一个复杂的、正在进行的过程，它制定了多重现实。这表明虚幻现实不仅仅作为抽象想象，而是作为现实，它的确在吸引游客、景观营造等方面发挥了作用^[56]。例如在游客展演季节之外，中世纪中心虽真实存在，但只是一个空白物理区域和某种想象。对于游客而言，目的地远不是“生活的目的地”，它是高度时效性的。即游客在游览完离开后便不在场，但是通过地方记忆，便可与在场时的体验产生共鸣，目的地的“价值”必须在游客缺场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即通过记忆工作以各种方式在一定距离内重新呈现。如何使旅游地对游客而言一直保持某种价值与意义尤显重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涌现诸多高质量的旅游学术研究，但“旅游是如何运作，又是如何展演”等基本问题却缺乏充分思考^[6]。同时，考虑到ANT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理论对话与议题广泛性等方面仍具有较大差异，这阻碍了旅游研究的知识创新与溢出。为此，本文系统梳理了ANT视角下旅游景观的源流、内涵与研究理路，为传统旅游研究的概念和观点增加新见解，呼应有关“概念研究在旅游知识贡献中具有重要性”的观点 ^[62]。

其一、旅游景观的理论源流包括对称性原则、非还原、行动者网络、转译四个方面。对称性原则聚焦旅游景观中社会与物质的对称性分析。非还原与对称性原则相关，其主张旅游景观中的任何要素均没有解释的先验性。在此基础上，行动者网络主张异质网络在旅游景观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转译则进一步明晰旅游景观异质网络的关联过程。

其二、旅游景观的概念内涵可从界定、边界与特点，秩序模式，空间逻辑三个层面剖析。旅游景观由分散在特定时空中的人与物的关系构成，它具有复杂性，其边界位于转译发生的地方。相应地，其秩序模式包含战略观念、实践与其他项目交织的方式。而秩序模式的再生产是在空间中建构，有限制空间和协商空间两种形式。

其三、旅游景观的研究理路反映了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学术关照。旅游景观透视旅游现象所依托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与传统旅游研究认知方式具有较大差异。由此，旅游景观重构了对目的地、旅游物体、空间等概念的认知。在旅游景观研究范式下，目的地可从可供性、制定、展演和缺场—在场四个方面推进目的地经验研究理论化。

实际上，伴随学界从ANT转向后ANT，旅游研究也在批判性反思旅游景观的局限性。在此方面，旅游景观聚焦于现实中的异质网络，而对欲望、虚拟以及流过程关注不够，特别是无法有效解释瞬间的、发生剧烈变化的活动与行为。相应的，早期ANT大多致力于打开特定旅游景观秩序的黑箱，强调转译引发的单一秩序。而后ANT开始关注混乱，而不是特定秩序，强调行动者网络的多重性、异质性以及制定现实的能力^[63]。基于此，国内ANT与旅游研究相结合仍具有较大探索空间，未来可结合中国语境下旅游实践复杂性与旅游研究的理论贡献^[64]，加强旅游景观范式下旅游理论与经验研究，贡献旅游行动之网的“中国之眼”，凸显对旅游景观的再思考。为此，文章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将以往旅游研究的话题与旅游景观相结合，以增进对旅游现象秩序化、物质性、多重性的再认识。国外旅游研究领域在关注乡村旅游的基础上，节事展演、风险管理、企业家精神、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均被纳入旅游景观的研究视野^[65]。而国内旅游研究中，目前仍多限于乡村旅游，这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多样性不匹配。因此，应加强对遗产旅游、生态旅游、节事旅游等话题的再认识，加之中国地域特征的差异性，中国语境下旅游景观的经验研究势必会批判性发展西方语境下ANT。

其次，基于旅游发展的现实，积极将ANT与科学技术社会学之外的学科结合起来，以进一步增强旅游景观透视现实的解释力，从而实现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在理论发展方面，旅游研究者已不再固守ANT发展之初的主张，开始逐渐将ANT与可供性、物质现象学、实践理论、虚拟等其他学科的概念结合起来^[11]。由此，旅游学者提出超越一般对称性的“第三对称性”原则^[56]，以弥补ANT对虚拟世界关注的不足。此外，通过综合其他概念，ANT增强了洞察旅游活动复杂性、偶然性与不稳定性的能力，带来一种全新看待旅游业的方式，并最终涉及对旅游本体论条件的哲学和经验调查^[66]。

最后，探索旅游景观空间性的其他可能，以贴近旅游空间生产现实的多重版本。按照旅游景观的研究范式，旅游现象中的关系是秩序的，并通过空间发生，具有某种空间性^[9]。早期ANT仅关注区域和网络空间，后期ANT开始将流体（Fluid）和火（Fire）空间纳入思考范畴^[30]，从而更加匹配旅游发展的现实世界。总体上，空间隐喻包含区域、网络、流体和火四种类型^[60]。然而，已有研究多关注前两种类型，较少基于后两种类型探索旅游空间生产^[67]。由此，加强对空间性其他可能的探索，既能够进一步扩充以往分析旅游空间生产的理论基础如空间生产理论^[68]，又能深入理解旅游展演是如何通过不同空间性的介入而发生与涌现^[69]，将对旅游地的拼装过程及其关系物质主义带来新的思考路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