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的建成环境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变化，过度依赖机动出行导致休闲活动减少，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病成为城市公共健康的主要问题[1]。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2]，2021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为7.61亿，预计2050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将增加到16亿。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老龄化率不断增长，截止2023年底，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97亿，占总人口的21.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17亿，占总人口的15.4%[3]。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预测，203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将达到30%，这一趋势的持续深化将给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在“健康中国”战略与老龄化程度加剧背景下，老年人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作为城市中的特殊群体，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活动易受到建成环境的影响。年龄的增长使得老年人的各项身体和心理机能出现衰退，日常活动空间更为固定，建成环境对其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4]。通过对城市建成环境的优化提升，主动干预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活动，进而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将是推动宜老城市和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社区建成环境包括客观建成环境与感知建成环境。已有研究证明建成环境的优化能够营造有利于公共健康的人居环境，有效提高身心健康水平[5]，国内外学者从城市形态、交通规划、周围设施可达性和居民日常休闲活动等层面对建成环境和居民健康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6-8]。客观建成环境方面，针对西方的研究指出长期处于杂货店较少而商店、快餐店较多的地区更易增加健康风险[9]，城市密度的增加能够降低使用机动车的可能性，促使人们使用公共交通、体力型交通等健康积极的出行方式[10]。而针对中国研究中发现，娱乐设施与康体设施密度的增加能降低抑郁风险[11]，超重肥胖风险会随着居住密度的增加而上升[12]。对于不同地域背景与研究范围下的相同建成环境要素，其健康效应仍存在差异，可见中西方大城市研究结果并不具备完全普适性。感知建成环境是对客观建成环境的一种主观感知，单一从客观建成环境研究问题具备一定局限性，无法准确反映人们接触建成环境的感受以及对健康的影响[13]。因此部分学者将客观与感知相结合去探究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建成环境的目的地可达性与可步行性以及感知的功能丰富度与设计适宜性均对老年人主动式健康产生显著影响[14, 15]，此外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客观建成环境要素，居民对于居住满意度的感知更能够影响其心理状态和活动意愿，产生更为显著的健康作用[16]。值得注意的是，客观建成环境与感知建成环境并不是影响健康的两个独立因素，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感知建成环境在客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健康的作用路径中可能发挥着中介作用，如张延吉在福州市研究中发现高密度、高可达性的建成环境能够通过安全感感知带动休闲型步行增加，对慢性病种类数和生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17]，这也增加了理解建成环境如何影响居民健康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首先，目前多数研究仅针对于中西方的特大城市，忽视了其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更多实证研究对此予以补充；其次，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单一客观建成环境或感知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对于客观建成环境和感知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日常休闲活动、健康等方面产生的效应差异考虑不足；最后，现阶段研究大多关注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对感知建成环境和日常休闲活动在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产生的链式中介作用探讨不够深入。
基于此，研究选取合肥市为案例地，探索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机理，为我国社区建成环境优化及养老宜居城市的创建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水平？第二，揭示日常休闲活动在社区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第三，揭示感知建成环境和日常休闲活动在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是否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2 理论研究框架“健康”已不是单纯的无疾病和无疼痛的状态，它还涵盖了个体在身体、心理和社会三个维度上的健康状态[18]。现有研究关于老年人健康水平测度方式主要包括客观健康指标和主观健康指标两类。在客观健康指标方面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应用性生活自理能力、是否患有慢性病以及患慢性病的数量等作为老年人健康的重要的评价指标[19-21]。此外，身体健康指数（BMI，Body Mass Index）作为国际通用的衡量成年人肥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常被用来测度老年人健康[22]。主观健康指标包括健康满意度、自评健康、躯体疼痛等状况评估[16, 23]，其中自评健康是基于对自身健康状态的主观判断，与客观健康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和有效性且可操作性较强，因此使用最为广泛[4, 13]。
建成环境是由土地利用、交通系统、建筑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多要素构成的空间组织[24]。建成环境主要分为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两种。客观建成环境测度大多研究基于5D模型，即密度（Density）、多样性（Diversity）、设计（Design）、公共交通可达性（Distance to Transit）及目标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感知建成环境则基于居民对周边建成环境要素的感知填写问卷或者量表，更容易通过满意度、情绪等对健康产生间接作用。仅考虑客观建成环境或感知建成环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考虑客观与感知建成环境，尤其是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日常休闲活动作用于健康，将能够更加准确有效的探究建成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具有多因素、复杂性等特点，已有研究揭示了建成环境要素与健康之间存在关联，但未清楚揭示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要在建成环境要素与健康之间建立直观的联系，中介变量分析是较为可信的方法[4]。关于建成环境与健康水平关系的中介变量研究目前包括体力活动、社会交往、饮食环境等[25, 26]，其中体力活动是讨论度最高的中介变量。日常休闲活动作为类型之一，其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以休憩娱乐为主要目的的身体活动，一般以散步、邻里交往以及景区旅游等形式进行[24, 27]。不同类型的体力活动所受的建成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健康的具体影响存在差异，相比于其他类型活动，老年人作为相对不活跃群体，其活动受到身体、心理等状况的限制，日常休闲活动已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表明良好的街道布局、宽敞的人行道和邻近公园绿地能够吸引老年人外出活动[28-30]，而适度的活动能够有效降低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病的发病率[31, 32]，且这种健康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为显著[33]。
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将建成环境要素分为客观建成环境和感知建成环境，采用客观健康指标与主观自评健康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来评价老年人健康状况，将日常休闲活动作为中介变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日常休闲活动在社区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感知建成环境与日常休闲活动在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产生的链式中介效应。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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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区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研究框架 Fig.1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Older Adults |
已有研究采用绿色空间、土地利用、道路交通等空间要素作为建成环境核心要素，一般来说，居住绿地可用性高、土地利用混合度高、小尺度街道网络等对居民健康能够产生明显健康效应[34]。结合已有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客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表明老年人对社区休闲娱乐设施满意度越高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居民对城市绿化、基础设施状况、住房保障和医疗服务的感知成为影响自评健康主要的环境感知因素[23]。据此，提出假设：
H2：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正向影响。
日常休闲活动能够改善老年人身体机能、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已成为事实。高质量物质环境如畅通的道路空间、充足的交通站点数、良好的步行道路状况能够提升社区活动环境，且进一步促进老年人休闲活动频率[35, 36]。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属性和个人状况的差异，对建成环境可达性、安全性以及吸引力的感知能够带来不同程度的行为选择且产生持续性影响，作用于身体健康[27]。可以看出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与老年人健康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日常休闲活动在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H4：日常休闲活动在感知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客观建成环境与感知建成环境对健康的作用并非仅独立或者并列存在，客观建成环境可能会对感知建成环境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建成环境条件的不同能够影响对建成环境的感知，并且以直接影响的方式作用于日常休闲活动，高质量的物质空间能够提高居民空间活动的满意度、舒适度和愉悦感，影响开展休闲活动的频率，一定程度上能够延长休闲活动的持续时间，从而产生一定的健康效应[37]。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5：感知建成环境与日常休闲活动在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3 数据与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本研究以合肥市主城4区（瑶海、庐阳、蜀山、包河区）为案例地，共选取了11个社区，社区样本如图 2所示。合肥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常住人口已达到985.3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6.6%，其中65岁及以上占12.82%。随着“银发浪潮”的到来，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合肥市未来需要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合肥市积极推进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先后获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全国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城市、全国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国家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地区等国家级改革试点。截至目前，合肥已打造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131个，成效显著。合肥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建成面积不断增加，《2022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合肥城区总人口达到650.4万，已进入特大城市行列，但其在人口密度、城市空间发展、建成环境要素等方面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存在差距，关注合肥市社区环境与老年人健康问题能够补充已有研究并且为其推进健康老龄化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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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样本社区的空间分布图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ample Communities |
研究数据包括个体数据与社区数据两类。个体数据来自于2022年8月对合肥市进行的“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影响”调查问卷，调查过程中采用分层抽样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在合肥市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和包河区四个辖区中，对社区内部使用随机抽样方法，在每个社区中随机选择60岁及以上的居民发放调查问卷，两次调研共计发放1100份问卷，剔除关键信息缺失的问卷，共计回收有效问卷929份。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居民个人基本信息、日常休闲活动情况、健康状况以及对其所在社区建成环境的主观感知评价。表 1展示了有效样本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调查样本年龄均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女性的比例要略多于男性，占55% 左右，70—79岁的老年人占比40.60%，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和70岁以下的老年人比例接近，73.20% 的老年人为合肥市本地人，其余为外地人，超过半数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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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会经济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1 Th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cial Economic Variables |
考虑到老年人日常活动多集中在居住区周边，本文以调研小区的几何中心为圆心，1000米为半径作为小区边界。老年人一般出行耗时集中在10—15分钟内，出行方式多为步行，1000米缓冲区正好处于老年人步行15分钟可达的范围内，是老年人主要日常活动空间[38]。社区数据一方面来源于高德地图抓取城市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再通过ArcGIS提取各社区1000米缓冲区内POI数据，其次来源于OpenStreetMap平台提供的城市路网数据。
3.3 变量说明老年人健康水平包括BMI指数、患慢性病情况以及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满意度。根据受访者提供的身高体重计算BMI指数（BMI=体重（kg）/身高（m）2）来衡量居民肥胖水平；直接询问受访者“是否患有慢性病？如有具体是哪些？”来了解老年人患病情况；同时自评健康是衡量个体健康状况的工具之一，其信度和效度均已得到检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调查对象真实健康水平，通过询问被访者“您认为您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状况怎么样”获得其健康评价结果，按照5分制李克特量表对其评价进行赋分，“5”为“很好”，“1”为“很不好”，得分越高表明其自评健康水平越高。以有序变量衡量每周休闲活动频率，等级越高表明受访者休闲活动水平越高。
客观建成环境参考衡量宏观建成环境的“5Ds”维度[4, 15]，结合实地调研情况，筛选与老年人日常休闲活动和健康状况关联度最高的客观建成环境指标，包括道路交叉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到最近公交站的距离、休闲娱乐场所数量（包括社区周边的公园、广场、绿地等公共开放空间）等，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表明商店、快餐店较多的地区更易增加自评健康一般或者较差的风险[9]，基于此，本文仅选取了与老年人健康存在较强相关性的小吃快餐店和甜品蛋糕店两类食品商店作为代表；感知建成环境因素多从微观层面的街道环境以及设计因素出发，已有研究关注到环境安全性、适宜性以及吸引力等方面[23, 27]，因此本文使用受访者对社区交通便捷性、治安状况、休闲设施、绿化水平和步行环境的满意度进行评分，以此作为感知建成环境变量。具体的建成环境指标赋值说明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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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赋值说明 Tab.2 Variable Assignment Description |
结构方程模型（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它测量潜在变量与其指标之间的关系（测量模型），同时测量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39]，用于研究多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相对于简单回归分析来说，SEM能够对中间变量进行建模，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考虑所有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来保证准确性。测量模型包括观察到的指标，可分为外生和内生变量。外生变量是由模型外的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是由模型内的因素决定的。感知建成环境、客观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均通过测量变量获得，从而构成测量模型，并建立起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形成结构模型，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变量，结合路径分析探究潜在变量结构因素关系，表达式如下：
| $ \eta=\beta \cdot \eta+\varGamma \cdot \xi+\zeta $ | (1) |
式中，η为未观测到的内生变量向量（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老年人健康），ξ为未观测到的外生变量向量（日常休闲活动），ζ为不可观测误差向量，β和Γ是要估计的结构参数矩阵。测量模型由两个方程解释：
| $ x=\varLambda x \cdot \xi+\delta $ | (2) |
| $ y=\varLambda y \cdot \eta+\varepsilon $ | (3) |
式中，x和y为外生和内生观测变量，Λ为参数矩阵，用来解释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δ和ε是外生观测变量、内生观测变量的残差项，研究通过AMOS26.0软件计算各潜在变量的关系，验证提出的理论模型。
4 合肥市老年人健康水平总体特征评价以受访老年人的身体质量指数（BMI）、患慢性病情况以及他们对其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自评状况作为衡量合肥市老年人健康水平总体特征的评价指标。基于合肥市主城区的老年人抽样样本发现，41.77%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均值为0.42。在调查过程中，通过直接询问老年人的身高和体重计算出每位受访者BMI，均值为23.17。按照中国现行的划分标准（BMI＜18.5偏瘦；18.5—23.9为正常；24—27.9为超重；BMI≥28为肥胖）[40]。在调查样本中，有3.77% 的老年人偏瘦，59.31% 的老年人BMI在正常区间内，30.89% 的老年人超重，6.03% 的老年人处于肥胖状态，其中36.92% 的老年人体重超重（BMI≥24），老年人健康状况面临较大挑战。在自评健康方面，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得分均较高，分别为3.99、4.31，反映了合肥市老年人对自身健康水平状况总体比较满意。
通过对老年人患慢性病情况与其BMI进行双变量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0.01），超重肥胖的老年人患慢性病的概率相对较高。在对老年人患病情况、自评身体健康和自评心理健康进行简单相关分析后发现，老年人患病情况与其自评身体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其自评心理健康结果不存在显著关联，表明患慢性病的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得分可能较低，但自评心理健康并不一定会受到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老年人自评身体和心理健康得分产生差异的原因。
5 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5.1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首先对采集的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得到信度值为0.816，说明调查结果具有较好的信度。其次对相关的观察变量进行适用性检验，经检验，KMO值为0.723，表明相关变量间相关性较强，适宜进行因子分析，感知建成环境变量、客观建成环境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值都大于0.5，信效度值分别为0.842、0.891，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效度。在概念模型的基础上，使用AMOS26.0软件进行了模型构建并判断模型的拟合优度是否合理。常用的模型适配度检验指标包括绝对拟合指标和增值拟合指标，表 3展示了具体的指标及相应适配标准，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卡方值略大，导致卡方和自由度的比值大于3，这主要是由于卡方值容易受样本量大小及样本分布状态影响，本研究中包括929份样本，样本量较大，但该指标拟合值仍然处于合理范围内，对模型整体拟合优度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在剩余指标中，除了模型的RMSEA值在可接受范围内，GFI、AGFI、NFI、CFI、IFI等5个指标均大于0.90，处于理想状态。因此，整体模型拟合程度较高，适配度良好，保证了后续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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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拟合结果 Tab.3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 Fit |
结合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的概念模型（图 1），绘制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路径（图 3）。整个模型包括3个潜变量，分别为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健康状况。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从感知建成环境来看，5个观测变量对该潜变量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社区步行环境、社区交通便捷度、社区绿化、休闲场所满意度和社区治安。从客观建成环境来看，各观测变量对其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食品商店数、土地利用混合度、最近公交站距离、交叉口密度、休闲场所数、公交站点数。在4个表征老年人健康水平的观测变量中，患慢性病情况的贡献率最大，其次为BMI、自评身体健康及自评心理健康。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结构方程模型中，1个潜变量最好应该对应3个及以上的观测变量，而研究中涉及到的休闲活动相关变量仅有休闲频率与休闲时间，在构建模型时用每周日常休闲频率来表征日常休闲活动，并将其直接作为观测变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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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社区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的路径分析 Fig.3 Path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Older Adults |
在AMOS软件中采用极大似然估计进行系数计算，并对估计出的系数进行了显著性检验（表 4）。控制了个体社会经济变量后，从直接影响路径来看，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以及日常休闲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状况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日常休闲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的直接效应为0.417，表明通过开展日常休闲活动，能有效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此外，客观建成环境和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标准化路径影响系数分别为0.211、0.733，表明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更大，客观建成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感知建成环境是老年人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感知评价，这种环境感知不仅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到其社会经济属性和态度偏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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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结构模型影响路径系数 Tab.4 The Coefficients for Influence Pathway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
结合图 3和表 4可知，无论是客观建成环境还是感知建成环境，均对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活动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客观建成环境对日常休闲活动的直接效应为0.630，并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高混合的土地利用、高密度的道路交叉口提高了目的地的可达性，休闲场所数量的增多会吸引老年人外出且增加其日常休闲活动频率，公交站点增加能够促进老年人步行出门但距离最近公交站过远则会抑制老年人外出的频率，这与已有研究成果的结论相似[41, 42]。客观建成环境对感知建成环境的直接效应为0.670，良好的客观建成环境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感知评价。感知建成环境对日常休闲活动有显著促进作用，路径系数为0.179。老年人对社区治安、社区绿化、社区步行环境、交通便捷和休闲场所的满意程度越高，老年人进行日常休闲活动的次数和频率就越高。
5.2.2 日常休闲活动的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模型包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其中总效应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当总效应显著时，若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则为部分中介，若间接效应显著但直接效应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43]。从间接影响路径来看，主要有三条，分别是客观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感知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表 5显示了三条中介路径的检验结果，表中数据显示在95% 的置信区间内，各路径中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估计值均不包括0，说明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也显著，均为部分中介，即建成环境不仅对老年人健康状况有直接影响，而且通过日常休闲活动间接地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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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日常休闲活动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5 Test Results fo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aily Leisure Activities |
客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这意味着日常休闲活动是客观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路径中的部分中介变量，其直接效应（0.211）小于间接效应（0.264），说明客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大部分需要通过提高日常休闲活动的频率实现。一方面，土地利用类型多样，表明不同功能用地的距离较近，能够促使老年人选择更加积极的出行方式（如步行），提高其体力活动水平，降低老年人BMI值。另外，受调查数据限制，研究中的食品商店仅包括小吃快餐店和甜品蛋糕店两类，这两类商店提供的多为不健康食品，因此这类食品商店的数量越多，意味着不健康食品的可得性和可达性越高，老年人在日常饮食中摄取高热量食物的可能性也越大，致使其BMI值增加，患慢性病和超重肥胖的概率上升。交叉口密度的增加会使社区周边的交通环境更加复杂，降低了老年人出行的安全感，可能会导致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的下降，增加了老年人超重肥胖的风险；休闲娱乐场所的数量与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休闲活动场所为老年人开展社会交往活动提供了空间，这类场所越多，越有利于老年人进行邻里交往，维持社会网络，获得社会支持，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此外，休闲活动场所中包括的公园等绿色空间，减轻了环境污染，能够有效促进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
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这意味着日常休闲活动是感知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路径中的部分中介变量，但由于直接效应（0.733）远大于间接效应（0.075），意味着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小部分需要通过提高日常休闲活动的频率才能实现。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的直接效应值大于客观建成环境的影响，表明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安全的社区环境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身体活动水平，改善其身体健康状况；此外，社区治安对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具有正向影响，犯罪行为通常会使老年人感到恐惧、担忧，容易引起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因此对社区治安的感知评价越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对社区绿化的满意度越高，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绿化景观能够给老年人带来愉悦的精神体验，提高居住舒适感，有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社区步行环境的感知评价越高，自评身体健康得分越高，步行环境质量越好，更能促使老年人在社区广场、小花园内开展户外活动，增加日常活动时间及邻里交往程度，从而改善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老年人对社区交通便捷度的满意度与其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呈正相关关系，社区交通便捷度的提高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增加其出行活动次数，间接地提高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对休闲娱乐场所的评价仅对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与休闲娱乐场所数量的影响类似，主要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水平，来改善其心理健康状态。
客观建成环境对感知建成环境的标准化路径影响系数为0.670，表明老年人对社区的主观感知评价有67%来自于客观建成环境的贡献，由此产生了一种链式的中介作用，即客观建成环境先影响感知建成环境，再通过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的休闲活动产生作用，而后基于休闲活动影响老年人健康。在“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路径中，客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表明感知建成环境与日常休闲活动是客观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路径中的部分中介变量，直接效应（0.211）大于间接效应（0.050），结合“客观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可知，日常休闲活动在客观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水平中，产生的中介效应贡献率更大，因此客观建成环境的改善，将更有利于日常休闲活动的中介作用的发挥。
将建成环境区分为感知建成环境和客观建成环境，发现客观建成环境和感知建成环境均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且感知建成环境和客观建成环境都分别通过日常休闲活动影响老年人健康，客观建成环境还会通过影响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休闲活动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其健康水平。因此，研究得出5条不同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路径，如图 4所示。两条直接路径包括：①客观建成环境→老年人健康，②感知建成环境→老年人健康；三条间接路径包括：③客观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④感知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⑤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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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日常休闲活动视角下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路径 Fig.4 The Impact Pathway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Older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eisure Activities |
本文以合肥市为例，基于11个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及城市POI和路网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识别出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路径，得出以下结论：
（1）整体来看，合肥市老年人对自评健康状况具有较高的满意度，慢性病患病情况与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未发现慢性病患病情况与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但从客观健康测度变量看，BMI值与老年人是否患慢性病存在正向关联，超重肥胖的老年人患慢性病概率显著增加，老龄人口的健康存在风险。
（2）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以及日常休闲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状况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感知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贡献率更大。交叉口密度高、土地利用混合度高能够吸引开展日常休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人健康水平。老年人对社区治安、社区绿化、社区步行环境、交通便捷和休闲场所的满意程度越高，开展日常休闲活动的频率越高。
（3）社区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主要存在三条路径：①客观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②感知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③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日常休闲活动→老年人健康。日常休闲活动在客观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水平中，产生的中介效应贡献率更大，因此客观建成环境的改善，将更有利于日常休闲活动的中介作用的发挥。
6.2 讨论本研究将日常休闲活动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析日常休闲活动在建成环境和老年人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感知建成环境和日常休闲活动在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链式中介，揭示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存在多个路径。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对老年人BMI值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以往的部分研究结论一致[15, 34]，但也与少数研究结论不同[44, 45]。如张延吉等认为高密度、紧凑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促使人们采用步行或骑行等更加健康积极的出行方式[17]；而Cao研究发现美国土地利用混合度、密度等客观建成环境要素的增加会减小出行时间与活动距离，增加健康风险[44]。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说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区域特征可能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效果。此外，已有文献探究了土地混合利用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但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同的健康效应容易被忽略，例如本文研究发现食品商店的增加会给老年人带来健康风险。因此，合肥市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应采用紧凑型的土地利用模式，使得老年人活动、生活、就医等需求在步行可达的空间范围内得到满足，协调配置社区内各种建成环境要素，适当增加大型超市、水果店等售卖绿色食品的商店，提高健康食品的可得性和可达性，控制不健康食品商店的数量。
老年人对步行环境和绿化满意度越高，其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越好，这一结论与已有结论相似，如姜玉培等以南京为例发现绿地规模越大，更适合开展多样的体育活动，从而增加户外活动时长[45]。Chaudhury等的研究发现交通安全、社区安全和环境质量等社区环境与社会交往特征共同影响老年人的体力活动，具有明显的健康效应[46]。因此，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应统筹公园、广场等绿色空间的布局，设计步行可达的路径，增强居住区与绿色开放空间之间的关联；城市交通设计要合理布局机动车道与慢行道路，设立缓冲带，增强老年人出行安全感。
另外，客观建成环境要素能够影响主观感知，促进日常休闲活动的增加，从而产生健康效应，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于建成环境—体力活动、体力活动—健康、建成环境—健康等片段式研究[47]，但建成环境对老年人身体健康仍发挥重要影响，日常休闲活动在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之间建立了一个明显的中介机制 [4, 47]。本文发现对客观建成环境要素的感知满意度越高，老年人日常休闲活动频率增加，因而降低BMI值、提高自评健康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述路径的存在。南京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感知建成环境是客观建成环境对体力活动影响的中介变量[27]。老年人健康水平主要得益于自身的健康行为以及周围环境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相关部门要制定政策法规，完善社区服务机制，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引导老年人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增加社区归属感和生活满意度。
本文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由于难以获取到老年人休闲及健康状况的长时间序列数据，只能基于截面数据对建成环境与二者的相关关系进行探讨；其次忽略了建成环境存在多个尺度，而个体的行为也受到特定的时空尺度的制约。未来将考虑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验证本文的结论，并探索多尺度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休闲活动行为及健康的影响；结合GPS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确定老年人实际活动空间，探讨动态地理环境对个体行为和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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