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社会学“空间转向”和地理学“社会转向”的背景下，空间生产成为解读乡村传统社会空间向旅游商品空间转型的新视角^{[1, 2]}。乡村地区凭借文化景观或田园生活实践，吸引外部资本进入乡村空间实现流通增值，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典型实践路径^[3]。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精英凭借资本、权力和关系等资源优势嵌入地方政府、消费市场和社会建构的结构秩序中，为传统村落的旅游商品空间生产注入了发展活力^[4-6]。在此背景下，审视精英嵌入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阶段特征及其内在逻辑，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为乡村旅游地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7, 8]}。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Lefebvre^[9]、Harvey^[10]、Castells^[11]等围绕资本、权力和阶层等因素解析了空间生产的内涵^[12]，即空间生产的实质是以人为主体，密切联系资本、知识和权力，通过规划、设计、开发空间，实现物质资料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而创造出多功能空间的过程^{[13, 14]}。精英阶层凭借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其拥有的资本或权力优势，成为控制空间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关键主体，其赋能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得到了多学科学者的深入研究^{[15, 16]}。基于Pareto的精英循环^[17]、贺雪峰等提出的精英权力互动格局等分析框架^[18]，从嵌入—脱嵌^[19]、增权—去权^[20]、行动者网络^[21]等理论视角，探究了乡村精英的身份认同^[22]、权力维度^[23]、日常实践等内容^[24]，辨析了精英驱动乡村旅游空间转型的关键行动者构成及其治理成效^{[25, 26]}，证实了精英嵌入乡村旅游地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关注到精英俘获等劣绅效应和权力配置失衡引致的社会—空间不正义问题^{[27, 28]}。既有研究为深入刻画乡村旅游空间中的资本循环和权力运作、社会公正与空间斗争等复杂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充足的案例参考^{[29, 30]}。

精英嵌入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过程和影响效应^{[31, 32]}，从微观层面展现了资本与权力话语下乡村新消费空间营造的机制^[33]。资本和权力主要依托精英和地方主体构建的关系网络进行互动，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资本、权力分别作用于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机制，其背后的资本—权力互动特征及内在逻辑则有待进一步探讨^[34]。基于此，选取沂蒙山区典型传统村落竹泉村为案例地，基于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探究精英嵌入驱动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过程，解读乡村旅游实践中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多元主体关系的协同演化特征，阐释这一过程背后资本与权力的互动逻辑，为科学借助精英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和案例支撑。

2 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资本—权力”互动分析框架

空间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权力与阶层在空间中的互动博弈是乡村旅游地演化和重构的重要动力。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工具，构建“资本—权力”互动框架解构精英嵌入空间生产的过程（图 1），深入解读乡村社会、经济和空间的微观演化机制，弥补已有研究视资本为主导生产因素而相对忽视权力作用的不足^[35]。具体分析思路如下：

（1）乡村旅游空间的生产是资本和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旅游空间生产是以旅游实践为基础，资本与权力等社会经济与政治要素对旅游空间的结构、形态与关系不断重新塑造的过程^[12]。该过程涉及空间资本化、权力化和商品化，是“旅游空间实践”“旅游空间表征”和“旅游表征空间”的三元一体螺旋式的发展体系^[36]。旅游空间实践是旅游地景观商品的开发，旅游空间表征是运用策划、规划、宣传等手段构想旅游地的文化符号和商品消费空间，旅游表征空间与空间使用者和消费者的感知体悟密切联系，属于社会文化与心理的空间形态，包括旅游空间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可能性的社会响应与地方体验。旅游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对分析旅游实践的静态空间结构以及动态的空间重构与关系转换过程具有重要理论指导价值。

（2）资本和权力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互动^[37]。资本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资源，包括工商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权力可视为保障空间生产目标实现的工具和手段，通过政策或制度话语为精英阶层实现资本积累扫除障碍^[38]，旅游实践中的权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类型。资本主要作用于物质的社会经济空间，权力主要作用于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两者相互影响、互相辅助。资本积累是空间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必要环节^{[39, 40]}，由于资本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生产目标，在克服制度摩擦、破除文化壁垒等方面，需要借助权力铲除阻碍其积累、流动和增值的限制^[10]。权力赋予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发展权，借助社会关系、知识话语等手段整合经济、社会等资本，约束资本的活动并控制其影响范围，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空间生产制度^{[41, 42]}，为缓和阶层矛盾和资本稳定循环提供保障。旅游空间生产中资本和权力协同互动，为优化旅游空间生产格局、缓和社会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3）资本与权力借助多元精英主导乡村旅游空间生产过程。资本类型与权力结构属性建构精英身份特征，决定精英的类型与效能，学界普遍采用权力、财富和声望“三分法”将精英划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43]，政治精英拥有乡村发展权力，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则是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持有者。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通常由政治精英凭借权力话语吸纳其他类型精英构建行动者网络进行旅游空间的表征。之后，经济和社会精英在乡村旅游物质空间生产中通过资本投入掌控阶段性的发展话语权，形成精英集团支配普通民众的发展模式，并搭建了二者斗争协调的复杂日常生活空间。

总体来看，精英主导构建乡村旅游行动者网络，为资本和权力等社会政治要素提供流动场域，资本在乡村建设的时空序列上不断更新循环，权力重新规制生产要素并改变利益主体的力量关系，创造了新的实践场所和社会关系并影响精英的话语和身份建构^[44]，进而激活新一轮资本循环和空间生产过程。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竹泉村位于山东省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沂蒙山区腹地，距今有400余年的历史，占地面积1.2 km²，景区规划面积0.53 km²，距离沂南县城12 km。2006年，临沂市人均GDP 14400元，在山东省排名相对靠后，沂南县人均GDP 9000元，竹泉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0元，是典型的贫困村。为实现脱贫，沂南县政府整合竹泉村竹林、泉水、古村落等资源，征召开发商投资1.56亿元开启了乡村旅游发展之路。2009年，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依据专家团队编制的《沂南县竹泉村旅游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建成了竹泉村旅游景区和新农村安置区，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系统开发的古村落旅游景区。2011年以来，竹泉村先后获“国家水利风景区”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等荣誉（图 2）。

竹泉村是精英通过资本—权力互动博弈协商生产的乡村旅游地，也是培育乡村精英的重要场域。首先，竹泉村近20年的旅游发展历程，贯穿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政策实施过程，较完整并清晰地展现了多元精英驱动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过程。其次，“景区+新村”的建设模式是政商精英联合生产的产物，政府、开发商、专家学者等精英在竹泉村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分别发挥了关键行动者的作用，催化了文化景观价值链的再生产，激活了地方主体参与旅游活动的热情，在乡村产业振兴和民生福祉提升等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效。最后，作为从贫困村向中国最美乡村转型的“齐鲁样板”，其减贫脱贫和乡村振兴等实践行为启发了省内其他乡村的旅游开发实践，也成为助力沂南县探索全域旅游开发路径的起点，具有较好的实践借鉴价值。综上，研究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作者团队主要成员全程参与了竹泉村的旅游规划与开发，与政府旅游部门工作人员、村委会、投资开发商以及规划组核心成员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获取了村庄发展历史、旅游政策文件、景区开发规划等文献资料。2018年5月至今，研究团队多次在竹泉村开展旅游空间实践与乡村转型的实地调研，熟悉村落旅游空间生产的过程。前期的调研发现竹泉村旅游空间生产的主体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因此，依据本文研究框架，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方法，深度访谈了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村委会干部、景区规划师和投资商、景区商贩等精英以及部分村民，并从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双重角度印证调研信息的科学性。访谈内容包括乡村旅游发展过程、村庄搬迁细节、景区土地租赁合同拟定过程、乡村商业空间权属演变等内容，据此重点探究不同类型精英对乡村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重构的作用。后期，通过登录政府与景区的官方媒体平台，并采用电话访谈等方式持续关注村庄与景区发展的新动态，直至收集的数据能够完整刻画竹泉村乡村旅游空间生产过程，无法形成新的理论范畴，视为信息饱和^[45]。

4 精英嵌入竹泉村旅游空间生产的过程 4.1 旅游构想空间生产：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权力话语实践

权力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和主体博弈的基础，其在乡村场域运作的表现是多元行动者在非零和博弈情景下，通过整合资源和排除异议达成合作共识并建立社会新秩序的动态过程。乡村脱贫诉求和景观价值吸引权力话语联合社会经济资本开发乡村旅游，影响旅游空间构想、规划、开发和管理等各个方面，本质是政治精英通过权力规制资本要素，将构想空间生产为旅游商品空间的过程^[46]。精英作为关键行动者嵌入地方发展网络主导乡村旅游空间生产，前期重点表现在政治精英凭借权力话语动员重要的社会关系和发展资源，征召规划专家、投资企业、村集体和村民等主体，形成了基于权力结构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普通民众”互动的格局（图 3）。

（1）政治与经济精英建立合作联盟。2006年以前，竹泉村是景观独特但面貌老旧的山区村落，村民多以农耕和外出务工为主，对当地景观价值的认知程度较低，资本主要投入流通缓慢的农业生产领域。2006年，沂南县政府借助山东省旅游局打造的“逍遥游”品牌，联结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话语，确定将发展旅游经济作为解决产业短板的突破口，并选定竹泉村作为乡村旅游建设示范村，至此，权力话语将村庄带入旅游发展阶段。县政府通过组织与关系征召沂南籍经济精英返乡投资竹泉村旅游景区建设项目，聘请旅游规划专家提供智力支撑，同时征召沂南县农商银行批准专项贷款，保障开发商获得充足的建设资金，成功建构了“资本—权力”利益共同体并嵌入乡村地方发展网络。

（2）文化精英规划设计旅游景区。作为构想的空间，旅游景区规划是空间实践的指南，为乡村旅游提供发展目标和行动路径。当地政府聘请山东省旅游领域的知名专家编制了《沂南县竹泉村旅游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但在规划方案论证过程中，多元主体针对旅游景区的区位选择展开了激烈博弈。不同于评审专家择址另建的观点，规划专家组认为在村落原址上进行建设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景观组合作用，经过多次协商和博弈，以上建议最终通过专家评审、并得到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认可，使规划得以通过并执行。“评审专家的建议很有分量，我们多次协商才最终通过项目规划，后期的发展也证实了我们的发展思路是正确的”（规划组组长，2022年）。借助Foucault权力关系理论分析景区规划专家和评审专家的博弈过程，发现旅游规划的创造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高阶权力^{[40, 47]}。后期，景区建设项目落地并成功运营后，显著提升了规划专家作为文化精英的话语权，其与政府、旅游开发企业的联系更加密切，开发商在景区后期发展决策过程中曾多次咨询规划专家组的建议。

（3）村庄本土政治精英积极响应。旅游规划通过之后，以村支部书记为代表的本土政治精英认同这种构想的空间并主动嵌入网络开展相应行动，如动员村民通过土地转让、竹林租赁等方式把空间开发主体的身份让渡给开发商。之后，资本开始从投入农作物生产转向投资古建筑保护开发、生态环境整治修复和文化景观生产等领域，实现了土地资本化和景观商品化^{[12, 37]}，资本流动开始加速，乡村功能逐步重构。

4.2 旅游消费空间生产：资本循环驱动旅游空间实践

2007年竹泉村旅游规划通过评审后，以景区开发商为主的经济精英凭借开发权和经济资本等发展优势，成为主导旅游开发的关键行动者，竹泉村原有权力格局相应发生解构，多元行动者的博弈趋向平衡，为资本增值和循环提供了稳定的权力运作格局。2009年，竹泉村旅游景区开始运营，营造了符合旅游市场需求的商品空间和消费环境，开发商成为主要获益者并快速收回成本，提高了资本流通速率，增值资本继续服务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旅游空间实践，形成了人本和资本密切互动的空间新秩序^{[8, 27]}。随着竹泉村商业空间价值激增，旅游经济溢出效应加深了精英和社会资本嵌入合作网络的程度，实现了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乡村景观和社会关系的重塑。

（1）旅游空间实践的资本逻辑。缓解资本积累危机并促进空间生产的有效手段是时空修复^[48]。Harvey提出的时空修复理论包括空间修复和时间修复两个维度，空间修复以资本的地理空间扩张为主，包括资本开辟新市场和控制新空间等物质空间修复；时间修复以资本三级循环为依托，关注对隐含的精神文化空间的修复^[49]。资本三级循环是分析多元精英嵌入乡村旅游空间动态发展特征的切入点^[50]，资本第一级循环是对旅游商品的生产性投入，当资本出现过度积累时进入第二级循环，关注旅游商品空间和消费环境的建设，资本第三级循环则长期投资文化、教育、制度等社会服务要素，之后开启下一轮循环补救过度积累和利润贬值的危机，实现乡村产业价值链的再生产。

竹泉村景区由村委会和景区运营公司联合管理，因资本性质和力量的差异，两者主导的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并不同步，资本投资偏好与循环阶段也呈现出空间延迟的特性^[51]。总体来看，竹泉村旅游实践中资本循环经历生产性、消费性和社会性转向，可划分三个阶段（图 4）：资本第一级循环阶段，开发商在村庄规划工作完成后专门成立景区运营公司，独立投资建设景区，资本流向景区竹林、泉水与古建筑等旅游商品并获益（表 1），随后运营公司投资1.7亿元建设了红石寨景区，期望继续营造符合旅游市场需求的消费空间，实现资本的地理扩张和跨域流动；以改善景区环境为事件节点，资本向第二级循环阶段跃迁，资本投入从旅游产业建设领域转向旅游商品空间生产领域，如景区运营公司投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修复以提升旅游商品价值，开发旅游节庆和赛事活动以营造地方化消费氛围，这些举措提高了乡村空间的价值和商品化程度，推动了旅游空间形态和格局的演变^[45]；资本第三级循环阶段以社会服务与文化投入为主，经济精英通过整合和调适社会资本帮扶资源禀赋相对较差的村民，将经济收益转化为社会效益，提高了村民的社会福祉。

与景区开发商相比，由于村集体可支配的社会与经济资本相对较少，导致村集体的空间实践响应存在滞后性。随着资本收益外溢至村属空间，资本的逐利性驱使村集体申请政府资金补贴建设商业街区，营造村属商业消费环境，使村集体的收益在企业支付的土地租用和村庄公益事业费用基础上，增加了商业街租金等收益，逐步实现了减贫脱贫，符合先富带动后富的旅游实践逻辑。“村里申请资金建设商业街，集体有了稳定的收益，允许我们在景区马路两边的空地免费摆摊卖东西”（本村村民，2022年）。

（2）精英更迭与社会关系重构。精英嵌入和脱嵌的环节贯穿乡村旅游空间生产全过程，伴随旅游空间生产主体从开发运营商逐渐扩展到村集体、村民和商户经营者等群体，引起精英的更迭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凭借资金、人脉和声望实现身份转化，是嵌入程度最深且有机更新最集中的类型^{[34, 52]}。竹泉村原党支部书记是发展初期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精英，但受限于知识视野未能给村民谋取更长远的利益，村民期望新兴经济精英继续领导村庄的发展，认为曾在北京工作的退休官员是合适人选。“从北京退休以后，回村里花了100多万买下这栋楼做住宿和餐饮，景区里面还有我20亩果园。当时村民推选我当村干部（支部书记），但因身体原因婉拒了”（返乡政治和经济精英，2023年）。在此背景下，老支部书记完成前期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后从合作网络中脱嵌，在景区内从事传统手工技艺表演工作，而有广东务工经历的经济精英最终被推选为新的党支部书记，政治精英以温和方式实现了循环。

同时，景区运营管理精英代替投资开发商后重构运营规则以提高效益，如从收取房租转为收取提成，并将竹泉村门票收益权等优质资产抵押给银行获取贷款。本土经济精英利用信息差和人脉资源获取建房指标，建造了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酒店，依托空间使用权和个体发展权嵌入旅游经济，演化为新的经济精英，对后期从事旅游创业活动的村民产生较深远影响。“景区刚建完我们就卖掉城里房子回来了，在村里建了4层楼共1000 m²的宾馆，旺季时35个客房天天爆满”（返乡经济精英，2022年）。

4.3 日常生活空间生产：投资社会领域缓解过度积累危机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构建的“资本—权力”利益共同体，使旅游发展的经济收益导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指向社会层面的旅游表征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旅游空间表征和实践建构了乡村旅游地系统，乡村空间功能和社会关系更加多元，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正向的空间效应。另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质重构了行动者的权力关系，收益较少的弱势群体通过动员内部力量和获取外部支持进行反抗，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迫使精英群体关注并投资社会领域，以缓和阶层矛盾并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推动了旅游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三元一体的螺旋式互动。

（1）村民日常生活的反抗。精英集团追逐资本收益容易引致资本的过度积累，并加剧空间生产主体的贫富差距，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官方话语目标不一致。竹泉村精英集团垄断发展资源、异化发展权力也呈现出了劣绅效应的苗头，包括不均衡的收益分配和非常规的日常治理手段，但尚未出现激烈的对抗性危机。村民面对旅游收益分配不均的现状产生了不满情绪和心理落差，要求企业增加土地租金并且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面对村民的发展诉求，企业和村集体管理精英尝试改革景区发展制度，在保证资本获取增值收益的同时，引导资本投入社会领域，如通过就业培训、资金补贴帮扶村民参与旅游活动和积累创业资本，可视为村民等非精英群体作为自下而上的力量反馈于“空间的表征”和“空间的实践”的具体表现。

（2）资本的社会性投入。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投资成为解决空间主体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为村民提供多样化的就业优惠政策和技能培育显化了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效应^[50]。一方面，景区运营商重视旅游产业的社会文化事业属性，从拓宽旅游市场转向培育文化产业与塑造品牌形象，邀请文化精英设计了竹泉村山区人家旅游形象，将泉水和竹林等北方罕见的景观组合为反差性的旅游吸引物，再造和展演了北方人记忆中的江南乡村印象。景区运营商将当地婚庆等传统民俗以及蓝印花布拓染、摊煎饼、炒枣茶等手工技艺开发为旅游体验项目，满足游客消费需求，景区的旅游形象和民俗文化为经济精英宣传和开拓市场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另一方面，村委会建设爱心食堂等公益性设施并免费向村民提供商业街流动摊位，获得了村民的认同，增强了社区的归属感。这些社会领域的投资举措弱化了竹泉村社会分层问题，带有福利性质的社会资本缓解了创造性提升和破坏隐含的结构性不平等危机，降低了精英集团和普通民众因资本和权力不对等引致激烈对抗和冲突的可能。

5 竹泉村旅游空间生产的“资本—权力”互动逻辑

精英嵌入视角下，乡村旅游空间实践过程中的资本与权力关系，展现了多元主体通过政治话语、市场话语和社会话语等开展的权力运作行为，契合资本空间化、空间资本化和空间社会化的演化过程，体现了资本循环与制度调控互动的空间生产机制（图 5）。

5.1 空间为资本—权力运作和主体博弈提供场域

空间承载着动态演进的要素和活动，具有容纳和生产物质的功能以及价值属性，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反作用于社会^[2]。空间借助具体可见的物质介入地方发展网络生产剩余价值，为资本积累、权力运作和阶级重构提供场域^[53]。竹泉村凭借独特的景观风貌和资源获得资本青睐，成为获取收益的生产载体。多元精英在竹泉村空间交织互动与博弈，重构了乡村地缘和业缘等社会关系，有效激活了乡村资源要素的发展活力，促使乡村旧有社会经济空间解体并生产出新兴旅游商品空间。旅游空间的建构密切关联自然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政治制度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等多个维度，是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的产物，反映了商品化的逻辑和策略。自然地理空间是旅游物质载体开发的基础，社会经济空间和政治制度空间是多元行动者建构网络生产的结果，而日常生活空间展演了文化符号化和生活场景化的生产特点，体现出游客和村民等主体对传统村落文化的感知体悟与斗争，并反馈于社会经济空间和政治制度空间。总体而言，空间各维度的结构和形态交织耦合，集合载体、介质和产物多维一体的生产功能，为旅游实践中资本和权力的介入以及行动者网络建构提供了有效支撑。

5.2 权力通过支配资本牵引空间的生产

权力与话语、身份及政治密切联系，是空间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和知识话语的集中体现。通常来说，政治精英相较于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对空间生产的影响更加直接强劲，政府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合更强化了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旅游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策略突出了资本空间化受权力逻辑牵引的痕迹^[12]。权力主体在旅游发展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其选择行为影响旅游空间想象、规划设计和开发建设等环节，决定了资本的投入、流通与空间扩张效率。县级政府、开发商和旅游规划专家将专项资金、知识服务等外源性资本投入到乡村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乡镇政府、驻村干部具体负责执行旅游发展规划。精英权力话语主导财富积累，导致普通民众陷入缺失发展话语权的困境，产生了明显的“马太效应”。可见，权力在乡村旅游空间生产向度通常以强势方限制弱势方诉求的形式运作，弱势方在日常生活空间存在微弱的局部抵抗，并通过尺度上推以获取外部力量支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权力对比关系并重构空间生产格局。

5.3 资本改变权力关系并提升社会空间效益

资本以乡村物质空间为支撑，在城乡融合、产业振兴等政策背景下循环增值，创新了资本形态并重塑乡村空间结构和功能，为顺利开展新一轮资本循环提供支撑。发展初期，政治和经济精英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则优先投资竹泉村核心旅游景区，强化了不均衡的地理空间、不平等的政治空间等实践样态。随着景区社会经济发展外溢至景区外围的村属区域，资本在空间尺度扩张并在核心景区与外围村落之间流动，改变了资本投入主体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企业与村委共治的权力格局。尽管资本生产出了流动的商品消费空间并提升了村社精英发展话语权，但乡村旅游空间中仍充斥收益差距大、发展机会不均衡和空间隔离等问题，亟需通过优化权力生产格局和社会关系破解。在此背景下，新精英集团开始重视旅游业的社会事业属性并尝试克服旅游实践过程中的心理异化现象。竹泉村景区与村集体通过调整乡村产业生产方式，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并组织知识技能培训，使村民日常生活实践内化于精英主体建构的旅游表征空间^[54]。资本投入惠民实践缓解了农户生计资本和村域地理资本的双重劣势效应^[55]，弱化了资本、权力和阶层在自利性因素影响下产生的社会问题，促进了旅游空间和消费环境的良性重构。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以竹泉村为案例，基于精英嵌入视角，探究资本—权力驱动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的过程及其互动逻辑，主要结论如下：

（1）掌控乡村旅游发展权力、资金和知识等资源的精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政治和经济双轨协商下，他们借助资源优势主动嵌入乡村旅游空间生产过程。资本对旅游优越区位的选择促使资本不平衡流动，致使投资开发商与村集体分别主导的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并不同步，体现了资本的趋利性和空间响应的滞后性。同时，资本增益流向少数精英群体，存在“精英俘获”等负面现象，影响了乡村旅游空间的再生产和新兴旅游精英的培育。

（2）竹泉村乡村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主要分为乡村旅游构想空间、商品消费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生产三个阶段。在旅游构想空间生产阶段，政府权力话语征召精英构建合作网络，村集体响应精英构想的空间并让渡旅游开发权，吸引资本投入旅游商品生产，实现了乡村空间的增值；旅游商品消费空间生产阶段，经济精英通过商业化运作连接旅游景区和市场，投资开发商和村集体联合生产了旅游消费空间和居民的生活空间，建构了新的乡村空间格局；日常生活空间生产阶段，乡村精英重视社会福祉的提升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村民有效参与旅游活动优化了原有社会经济生产关系，为资本开启新一轮的循环提供了社会保障。

（3）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本质是精英嵌入旅游地系统后资本和权力持续互动的过程，政治精英主导了资本第一级循环过程，构想乡村旅游空间并支配经济精英建成旅游景区实体环境；经济精英主导资本第二级循环，营造了旅游商品空间和消费环境；资本第三级循环包含了精英与非精英的复杂互动，资本倾向于投资社会服务和劳动力培训等方面，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深刻转型。

6.2 讨论

基于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探究精英嵌入驱动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过程，解读权力与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互动逻辑，弥补了以往单一分析视角的不足，深化了精英嵌入在乡村旅游空间实践方面的研究。竹泉村区别于陕西省袁家村^[23]、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54]、江苏省汤家家村^[56]等案例展演的乡村实践历程，呈现出“地方政府+企业+村委”的政商精英协同管理的特殊模式，其旅游实践过程符合资本三级循环规律，尤其是一二级资本循环过程中重视商品空间生产和消费环境建设，促使竹泉村在近20年的时间迅速实现商品化，较好呼应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话语。面对竹泉村景区核心区和外围地区的投资收益差距引致的收入分配不正义现象，村集体和企业将发展资金和旅游就业机会投向外围地区以缓和社会关系，有效实现了资本的第三级循环，证实了“旅游经济正外部性在权力话语调节下有效转换为提升民生福祉的社会效益”的空间生产倾向^[2]，深化了对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伴随的伦理价值问题的认识。

以下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论文重点关注了空间生产者的话语实践，而相对忽略了旅游消费者建构乡村旅游空间的作用^[57]。其次，乡村旅游投资回报率下降促使空间使用主体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以缓解发展危机^{[2, 37]}，但是盲目扩张景区实体空间和旅游市场会导致空间过度商业化，因此仍需探索适合旅游企业和村集体互利的发展机制，以有效缓解空间冲突与相对剥夺等社会问题。最后，精英在资本逐利行为驱动下容易滋生精英俘获与基层腐败问题，进而通过剥夺积累和创造性破坏过程集聚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加剧了权力失语、行政失范和差序格局等社会空间危机^[45]，面对这一问题，明确精英从合作到勾结的边界，探索科学评价和监督精英发挥作用的政策和机制等内容是以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