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家庭在中国文化传承中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从古至今，事业上追求光宗耀祖，婚姻上讲究门当户对，类同价值观念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每一位家庭成员。近年来，虽然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传统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中国人在老人赡养、婚姻幸福和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依然显示出家庭在中国文化中无可比拟的地位^[1]。

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是家庭的社会文化剪影，也是现代家庭关系的普适价值与社会责任展演^[2]。当代社会，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不仅是传统孝道文化的当代承载与展演，也是子女“立身以显父母”“养亲”“敬亲”的直接体现^[3]。转型时期的中国，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思想观念变迁纷繁交织，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中国的家庭形态构成与家庭关系演变^[4]。家庭是个人在物质与精神情感方面极其重要的支持来源，回报家庭也是个体重要的义务与责任^[5]。通常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呈现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为主的“交换”关系；夫妻之间则表现为物质价值和情绪价值的稳固亲密关系^[6]；亲子关系则进一步表现为抚养、管教、培育及期待寄托的责任义务关系^[7]。

上述“价值”在中国家庭日常生活和关系维系中得以存在和传递，不同家庭关系类型的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有何种差异化表现，其价值传递又有何种具体表达，均有待深化探索。为明确上述问题，本文借助CFPS2018中国家庭跟踪调查宏观数据，采用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等量化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中，孝亲、亲情与亲子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希冀研究结论有助于中国本土文化视域下家庭关系研究的理论延伸与实践需要。

2 研究基础 2.1 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心理需求

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不仅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生活或行为方式，更体现了一种思想和人生态度。《休闲的权利》和《有闲阶级论》提到休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人”摆脱外部压力、寻求自由自在生活状态的过程^[8]，它的功能包括休息、心情转换和自我实现^[9]，是一种非市场消费活动，故有学者将其定义为“非生产性的时间消费”，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旅游与休闲在心理发展和认知提升方面的体现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家庭在心理需求上的互惠关系主要表现为以情感纽带为联结的家庭亲密度^[10]、以调整家庭权利结构和规则的家庭适应性^[11]、作为中介和桥梁作用的家庭沟通^[12]三个部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决策人需要综合考虑“我们”的需求，而不只是每个人的自我意愿，代际间的模式主要表现为双向沟通、均衡互惠的“反馈模式”，这也就呈现出孝敬老人、增进夫妻关系、教育子女等外部溢出效应。家庭旅游与休闲会因为孩子的年龄、能力和父母的期待而做出适应性的选择，子女是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有利于成年父母引导孩子价值观和习惯的形成，有利于与子女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增进家庭交流、增强凝聚力。

2.2 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影响因素

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消费阈值。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决策的角色分配，在收入较高的家庭中多由丈夫主导，中等水平的家庭则由夫妻双方共同决策，低收入家庭则由妻子主导^[13]。在家庭群体动力的推动下，财富效应表现为在家庭资产净值、家庭区位优势、家庭地位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进而影响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需求^[14]。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家庭资产结构的组成也趋向多元化，丰富的资产价值变动改变着家庭的整体财富水平，也促使着新的家庭的消费观念的形成与变革，提升高资产净值家庭的旅游与休闲消费动力。

家庭秩序直接影响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决策。家庭结构中不同家庭成员的角色会因身份和地位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家庭模式，这些都是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女性家庭成员因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工作收入的增加和社会声望的提高，更多地成为主导者或决策者^[15]，在餐饮、纪念品购买、新奇体验产品方面拥有较高的话语权，而成年男性更多负责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日程安排、住宿、交通等方面的选择^[16]。相关研究表明，主观婚姻权力比客观婚姻权力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决策影响更显著^[17]。主导人在充分考虑各家庭成员在身体条件、心理状况、生活经历和旅游休闲经验等方面的不同情况，排除一些限制性因素，通过家庭成员间的反复沟通，达成妥协或共识，使得家庭关系在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中得到重塑^[18]。

家庭意识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具有功能性导向。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以实体旅游休闲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为主体，可以分为娱乐型、享受型、社交型、教育型等不同类型^[19]。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动机，更多地集中在对长辈和未成年子女的陪伴^[20]。考虑到家庭成员人员和人口结构的特点，为了满足不同家庭成员在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中的体验需求，使每个人都能完整地享受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过程，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决策人需要重点考量老人和小孩的个性化需求^[21]。其中，子女的非正式学习体验、对老年父母的炫耀性需求的满足，均会提升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决策人的成就感^[22]。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婚姻关系中的双方为了维护和增进婚姻关系，会定期组织开展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23]。为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习得相关知识与技能，父母更倾向于将历史文化遗迹、海洋公园等作为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的核心目的地 ^[24]。他们希望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既丰富孩子的非正式学习阅历 ^[25]，又让孩子通过主动参与社会互动，收获丰厚的教育收益 ^[26]。借此培养孩子的集体意识、交际能力等通用技能^[27]，引导孩子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构建理想的“幸福家庭”的形象^[28]。当孩子拥有建议权时，孩子会主动表达对丰富、有趣的活动的喜爱，这也有助于整个家庭关系的增进。

产品和服务质量会影响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体验的整体评价^[29]。有学者基于价值共创理论，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群体互动分为生活见闻、旅途收获和旅游感知三个方面^[30]。各家庭成员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存在木桶效应，部分体验满意度较低的家庭成员，会影响整个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体验的总体满意度^[31]。通过合理的分工，受日常生活琐事羁绊的家庭成员可以从短暂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中解脱出来，这种舒适的群体互动促使个人空间与家人游乐之间的张力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帮助每一位家庭成员从中得到放松和愉悦体验，不仅如此，优质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服务体验还会有效提升家庭的整体满意度^[32]，实现“家庭沉浸”。

2.3 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价值传递

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因家庭背景的不同，不仅体现了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生活品质，而且展现了个体性格的形成所受家庭的价值影响^[33]。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不仅影响所有家庭成员的消费、决策等一系列经济行为的偏好和习惯，而且有助于家庭成员个体和整体家庭关系的改善^[34]。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过程中，不仅会缩小家庭成员之间心理距离，也会增强家庭成员对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帮助家庭成员的身心发展与成长，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家庭成员的价值观^[35]。

国外对于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在价值传递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态度、品质养成、情感价值等方面。Durko发现家庭旅游不仅是放松的途径，而且是降低离婚率、增加儿童幸福感等增进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方式^[36]。Streicher发现家庭旅游有助于家庭中的个体形成良好家庭价值观，并在游后的生活中产生利他性行为的概率更高^[37]。Bronner发现家庭旅游通过共同在场寻求忠诚、亲密和挚爱关系的价值传递^[38]。Kidron通过研究以色列后裔家庭旅游大屠杀纪念场地，发现其存在寻根以及共同存在的家庭意义^[39]。Bertella发现蜜月旅行的婚姻家庭，重视情感价值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蜜月旅行价值的存在主义原真性^[40]。

对中国家庭来说，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逐步推进，基于扩展型家庭的“多代同游”的市场份额正在逐步增大^[41]，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研究主要在家庭决策行为、家庭角色和模式、约束与动力因素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价值传递。中国家庭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在进行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时的溢出效应显著，致使考虑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多变，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决策人就需要综合考量每位家庭成员如生活习惯等诸多个性化需求，让各家庭成员达成一致，这其中渗透着家庭观念的深刻影响。在隔代关系中，祖代与孙代可以一起在重温家庭历史、分享家庭故事中传承家庭价值观^[42]，这不仅对家族价值观念的延续具有积极意义，也是家长通过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实现工具化价值的过程。同时，“伴侣游”有助于家庭关系的改善、提升婚姻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43]，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建设内容。除此以外，城乡差异、生活质量调节^[44]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将价值传递贯穿在整个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中。

总之，心理需求、影响因素和价值传递是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研究的重要组成。以情感纽带为联结的家庭亲密度、以调整家庭权利结构和规则的家庭适应性与起到中介和桥梁作用的家庭沟通，在不同家庭关系类型中体现出独特的“润滑”效用。家庭收入、家庭秩序、家庭意识、社会传统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阈值、决策部署和导向。在整个过程中，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包括生活态度、品质养成、情感期待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性格的形成，促成其家庭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进一步提升，这其中孝道观念的深化、夫妻之间对生活的满足感与弥补感情的措施、良益亲子关系帮助下少儿身心的发展与成长等，均具有显著的研究价值和挖掘空间。

3 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3.1 数据说明

为回应本文开篇所提出的如何审视不同家庭关系类型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基本影响及其差异，隐含“价值”在家庭关系分类基础上的作用如何，又如何通过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作用于家庭关系等问题，基于文献综述分析中所总结的家庭收入、家庭秩序、家庭意识、社会传统等均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阈值、决策部署和导向的结论，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为数据源。

CFPS是由北京大学研究团队设计的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其调查以家庭为出发点，关注中国社会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的变动、家庭教育等诸多议题；其数据能够相对全面地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消费、教育和健康的变化，可满足本研究的大样本数据研究需要和涉及的问题分析需要^[45]。2020年是CFPS最近一次公布调查数据的一年，囿于疫情的社会面管控，该年度旅游与休闲数据不具有常态化管理下的参考价值，其趋势判断与稳健性展望均有待考量。故此，本文研究选取常态社会管理下，2018年的截面数据用于研究分析。当然，对本研究而言，CFPS数据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追踪调查逻辑不是为本文逻辑结构“预设”，导致部分截面数据颗粒度无法对齐；反向因果关系的数据检验中，往往会出现一个自变量对应若干个因变量的情况，致使在研究方法上需根据数据的情况寻找局部最优方法；另外，CFPS数据库完整年份的数据有限，且各年份问卷内容和组成有一定差异，变量不一致，导致意欲深化探索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模型搭建与完全理想的ARIMA模型存在一定的差距。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金额，选取CFPS2018数据中家庭旅游与文化娱乐支出部分，采用旅游支出及文化娱乐支出求和，除以家庭成员人数所得结果。

3.2.2 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对象是三种家庭关系类型。以个人ID为主键，匹配CFPS的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通过与行业专家的讨论，在CFPS问卷中筛选出能够体现家庭关系类型的问项。随后开展数据清洗工作，先筛选出满足统计分析标准的变量，再将适配的名义变量转换为定序变量，并对数值变量的有效数字与精度进行规范校准，最终形成文章所需的解释变量数据集。

3.2.3 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控制了受访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该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省份、户籍状态与健康状况。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 1所示。

3.3 模型设定

本研究首先使用二阶聚类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金额定序分类，然后使用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人口学特征方向嗅探，探索多变量间的多重交互关系，其后运用不同的神经网络进行探索性分析，然后根据因子分子和有序回归模型建立定量模型，其中，多元分析用于验证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交互关系。

回归模型的表达式为：

$ \begin{aligned} \eta & =B \eta+\varGamma \xi+\zeta \end{aligned} $

(1)

$\begin{aligned} Y & =\varLambda_Y \eta+\varepsilon \end{aligned} $

(2)

$\begin{aligned} X & =\varLambda_X \xi+\delta \end{aligned} $

(3)

其中：表达式（1）是结构模型部分，代表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间的因果关系。B表示内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效应系数矩阵；Γ表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效应系数矩阵；ζ是残差项构成的向量。表达式（2）和（3）对应测量模型的部分。（2）规定了内生显变量Y和内生潜变量η之间的关系。（3）规定了外生显变量X和外生潜变量ξ之间的关系。Λ_Y和Λ_X分别表示对潜变量η和ξ回归系数或因素负荷量矩阵。ε和δ分别表示显变量的测量误差。

4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通过探究祖代与亲代关系、亲代间婚姻关系、亲代与子代关系间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特征，采用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径向基函数、因子分析、有序回归的方法，其中，聚类分析用于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金额评定等级；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和径向基函数用于探索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在线性或非线性方面的重要程度；因子分析用于提取自变量的主要成分，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干扰；有序回归分析用于探索各变量之间数量关系。

既有研究多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在处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金额时，多将其设定为二元变量：0表示无该类消费金额，1表示有该类消费金额。本研究考虑此种处理可能会失去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金额的程度比较，故本研究的因变量拟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金额进行二阶聚类，在保证适合探索变量关系的复杂度上，尽可能保留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金额的程度信息，为在后续回归分析上提高精度做好准备。自变量最终聚为10类，聚类质量超过0.7，各指标所占绝对分布差异明显。

为了判别省份、城乡分类、性别、学历及其交互作用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影响程度，进行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采用全因子模型、Ⅲ类平方和计算各效应的偏差平方和，此方差模型已经解释了因变量总变异的28.1%，其中省份、城乡分类、学历的显著性均＜0.01，性别的显著性为0.013，但性别参与的交互项显著性不平稳。事后多重比较采用LSD最小显著差异法，从城乡分类多重比较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城镇和乡村存在明显差异。从学历多重比较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博士和硕士差异不够显著，其余学历差异显著。综合以上分析，省份、城乡分类、性别、学历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影响程度均已十分显著，其交互作用的引入并未明显提升变量的显著性。因此，后期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影响协变量不再专门考虑交互项。

4.1 事亲与情孝：孝亲在祖代与亲代关系中的变化

在祖代与亲代关系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特征研究方面，对各变量进行量化，通过描述性统计检查各变量，暂未发现存在异常值和变量不适用的情况。考虑到祖代与亲代关系的变量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了能够分辨变量的重要性，在该项分析中采用“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建模。本研究设置近70% 的样本用于创建模型，近30% 的样本用于验证模型结果，排除样本为总样本中各变量未应答样本的累计结果。曲线下方的区域AUC值基本均大于0.7，结果表明，基于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金额划分的10类数据所建立的模型辨别力尚可。

通过计算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矩阵，初步判断父母的关系类变量与联系频率类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根据KMO和巴特利特检验，此处KMO=0.504>0.5，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P=0.000＜0.5，说明各变量不独立，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适合进行因子提取。公因子方差显示因子分析的变量，共同度均很高，表明变量中大部分信息均能够被因子所提取，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有效的。为得到变量间独立不相关的线性组合，提取方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逐个提取最大方差获取最初因子解（见表 2）。

总方差解释表和碎石图结果显示，前三个因子已经可以解释总变异的75%，且特征值>1，对前三个因子保留，基于特征值进行成分提取。通过计算成分矩阵，得到三个成分因子所包含信息量，为下一步因子旋转做准备。提取后，进行因子旋转，采用最大方差法，通过正交旋转，使每个因子具有高载荷。最终将三个因子依此命名为与祖代见面频率因子、与祖代关系评价因子、与祖代联系频率因子，进行有序回归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祖代与亲代关系中的孝亲方面，亲代为高学历的城镇群体，与祖代联系频率高、但是见面频率少，其所在家庭在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中消费更高。通过有序回归换算，祖代的联系频率每提升一个等级，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可增加18% 的金额，联系频率高、见面频率低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普遍偏高。在学历的影响下，以小学为基准，硕士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的贡献正向最大，为小学的22倍，受教育年限与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呈正相关。在城乡分类中，相比较于农村，城镇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是农村的2.4倍。从年龄上看，年龄每增加1岁，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增加3%。

4.2 财产与责任：亲情在亲代间婚姻关系中的质量调试

在研究亲代间婚姻关系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特征方面，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判断变量的有效性，是否存在异常值。考虑到自变量个数有限，但其满意度评分所包含内容丰富，为了能从众多样本中探索自变量与因变量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金额之间的关系，采用径向基函数，将低维空间数据映射到高维空间，以期最大化释放数据信息。随后，使用传统统计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统计个案数，计算数据的有效和缺失情况，检查异常值。通过计算有序回归模型拟合信息，得到模型是显著的，通过计算各变量的有序回归模型效应，得到对方经济贡献度、城乡分类、健康状况、学历、年龄、性别、省份均十分显著（见表 4）。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亲代间婚姻关系亲情方面，高学历的城镇女性对丈夫在家庭经济贡献方面更满意、更看重健康状况，其所在家庭在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中消费更高。从有序回归的结果可得，婚姻关系中双方在对方经济贡献满意度方面最为明显且为正向，“婚姻同居”生活整体满意度、对方家务贡献满意度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的贡献度均不够显著。加入性别进行综合考虑，女性相较于男性在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的花费平均高出19%。从城乡分类上看，城镇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是乡村的2.5倍。健康状况方面，每提升一个等级，平均可增加14% 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金额，相比较于健康状况好的人，健康状况差的人所在的家庭，其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的金额更低。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小学学历为基准组，整体呈现“学历越高，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金额越高”的正向关联：硕博学历家庭的旅游与休闲消费金额约为小学学历家庭的20倍，大学本科学历家庭的该类消费金额约为小学学历家庭的10倍。从年龄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亲代婚姻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平均程度逐步增加，年龄每增长1岁，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金额增加1%。

4.3 教育与沟通：亲子在亲代与子代关系中的代际传递

考虑到此处子女关系变量含义明确，并相互独立，故直接采用有序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首先，进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排查变量有效性和异常值。最终模型卡方检验P=0.000＜0.05，说明最终模型是有效模型。通过计算各变量的有序回归模型效应，得到父母关心孩子教育、常与孩子谈论学校里的事、检查孩子作业、省份、城乡分类、子代性别均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具有显著贡献（见表 5）。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亲代与子代关系中的亲子方面，子代性别为男孩的城镇父母更关心男孩教育、常与男孩谈论学校里的事、常检查男孩作业，其所在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更高。通过计算有序回归模型的参数估算值，得出在亲代与子代关系中，父母关心孩子教育、常与孩子谈论学校里的事、检查孩子作业与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显著相关，每提升1个等级，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至少增加16%。从城乡分类上看，城镇相比较于乡村，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为其4.5倍。从子代性别上看，家庭有男孩，相比较于有女孩的家庭，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平均多出30%，子代年龄上没有显著差异。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探究祖代与亲代关系、亲代间婚姻关系、亲代与子代关系，分别探索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文化情境下三种典型家庭关系类型中，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均能够发挥巩固家庭亲情、增强家庭归属、促进家庭认同的基本功能；同时，在维护家庭关系、感知家庭关系，缓冲家庭冲突与促进良性互动方面，均具有较好的功能性支持与表现，说明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已成为家庭关系的有效预警与增进工具。细化结论为：①祖代与亲代关系方面，经济发达区域、亲代为高学历的城镇群体，虽与祖代见面频率低但联系频率高，其家庭的旅游与休闲消费动力较强；②亲代间婚姻关系方面，经济发达区域、高学历的城镇女性，对丈夫的家庭经济贡献更满意且更看重其健康状况，这对其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有正向强化作用；③亲代与子代关系方面，经济发达区域、子代为男孩的城镇父母，更关注男孩教育（常谈论学校事务、检查作业），这与其家庭旅游与休闲的高消费呈显著正向关联。

上述研究结论在理论层面说明，家庭成员对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的期望是“有界理性”的，即受到时间和认知能力有限以及信息不完整的限制，旅游与休闲消费的个体或家庭并不总是产生完全理性的行为。同时，研究结论也说明了中国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发生更偏向“社会人”假设，即家庭成员对社会性关系发展的期待会强化其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制约，迫使其选择所在社群认知下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努力营造父慈子孝、举案齐眉的家庭氛围。这也说明，中国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领域，孝亲、亲情与亲子三类价值通过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得以有效传递。该结论不仅丰富了James Coleman所强调的社会资本通过家庭关系得以传递的论断^[46]，还显现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在家庭关系促进类型上的基本效用和实践差异。

由此提出的营销管理启示为：首先，在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产品的开发与推广阶段中，市场细分需侧重“小而美”策略，通过价值挖掘进一步细化家庭用户群体画像，从“携老游”“亲子游”“蜜月旅行”等方面区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群体的特点和异质性需求，通过地理细分、人口细分、心理细分、行为细分在不同家庭关系类型的补缺市场中探索市场利基，通过家庭社群画像让营销目标更聚焦。其次，衡量现有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的价值存量，大力发展半包价旅游，有机植入亲子场景和孝亲元素，注重家庭关系的人性关怀和生活意趣的差别化营销，朝着“向社会传递美好生活标准”的目标进发。最后，通过家庭旅游客户关系管理，更有针对性地将服务价值与目标消费者的真实需求相匹配，勾画“银发经济”群体和“她经济”群体等顾客的轮廓，进行顾客区隔，评估顾客价值，提高用户黏性。通过保持个人空间与家庭空间之间的张力，充分考虑在社会转型期“银发经济”群体和“她经济”群体在传统家庭观念与个体化追求之间的异同，努力弥合代际和两性之间共担责任、共同成长的家庭意识，引导代际价值观和偏好的转换。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受限于客观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数据分析仅采用了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金额合计的方式，结论上无法细化旅游与休闲消费对家庭关系的深入影响；消费侧视角的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活动分析，也会导致研究方法上趋向于神经网络分析为主的探索式递进模型研究，无法进行市场侧与消费侧的双向引导定向。未来应持续丰富数据的横向组成维度，纳入如景点类型、交通方式、住宿选择等细化追踪数据；还可以考虑消费层级、决策类型、功能体验等具体影响，亦可与健康管理、旅行保险等产品供给方联合研发家庭旅游与休闲消费产品，持续深化该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逻辑思路、文献综述的内容与结构优化、行文表达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