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沈阳 110169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进入人类世以来，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加剧、极端事件与灾害频发等一系列冲击，给人类福祉带来了严重威胁[1, 2]。为推进福祉建设，联合国先后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等计划。福祉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在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可持续发展2030议程》中，17个目标直接或间接与增进福祉有关[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40多年来，居民恩格尔系数由67.7%降至30.3%，居民福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目前中国福祉建设仍存在区域福祉发展失调、不平衡及主客观福祉错位等问题[4]，上述问题在山区农村尤为显著。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农户是农村发展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5]，其福祉高低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效与质量[6]。因此，应对日益复杂的冲击与风险的同时有效增进农户福祉，对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作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3]，持续改善人民福祉已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4]。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客观福祉改善，人们对福祉的追求也逐渐由寻求收入提高转向寻求幸福感提升[6]。与客观福祉相比，主观福祉更加关注主体对生活状况及生活满意度的反馈[7, 8]，其已成为目前福祉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内容[5, 6]。目前研究主要围绕主观福祉评价[7, 9, 10]、影响因素分析及作用机制探析3方面展开[11-13]。其中，在主观福祉评价方面，由于不同学者对主观福祉概念解析存在分歧[14, 15]，继而形成了不丹国民幸福指数（NWI）、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成人个人幸福指数（PWI-A）及情绪健康量表（GHQ-12）等评价体系；在主观福祉影响因素分析方面，多由早期的关注收入、年龄与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逐渐拓展至地理因素和政策实施等外部环境[5, 13, 14]，并结合特定案例进一步探寻主观福祉提升的作用机制[5, 14]。生计恢复力是保障农户更好地应对风险与增进主观福祉的有效手段[16, 17]。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生计恢复力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等内容[18-20]，较少考虑生计恢复力提升带来的防止返贫及减小风险等社会经济效应；同时，已有研究在揭示生计恢复力对农户主观福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面尚不明晰，尤其较少探析主观福祉的提升路径。鉴于此，辨析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对其主观福祉及构成维度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农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共同富裕的实现。
山区是全球生态系统的屏障，世界有15% 的人口生活在山区。山区生态环境为域内人口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灾害频发、生计环境恶劣等诸多生计压力，同时受限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山区也是贫困人口集中区[1, 21]。陇南山区地处秦巴山区西麓与青藏、黄土高原交汇地，具有地形地势复杂、气候多变的环境特征[22]。复杂的自然环境导致该区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自然灾害频次高、影响重，加之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区内农户生计、福祉问题突出[1]。同时，作为曾经脱贫的主战场，该区在2020年底实现全部人口脱贫，并因此被誉为“中国减贫实践的缩影”。此外，在产业、就业与教育等多元措施的帮扶下，农户收入提高、就业与教育等生活压力减小，主观福祉显著提高。然而，山区农户仍面临着自然风险多发与生计问题突出的双重压力，加之农户恢复力较差、返贫风险较高，实现增进农户主观福祉、改善生活品质面临着巨大挑战。鉴于此，本文以脱贫山区陇南山区为例，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基于Spernaza等[23]提出的生计恢复力框架以及主观福祉框架评价农户生计恢复力与主观福祉现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对其主观福祉增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旨在为更好地促进山区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借鉴参考。
2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陇南山区地处西秦岭西端，是秦巴山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内地势起伏大，山川河谷交错分布，具有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特征，平均海拔1000 m；属亚热带季风与温带季风性气候交汇区，年均温2—14 ℃，年降水量600 mm；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22]。受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等因素限制，区内水土流失严重，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24]。作为中国西部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区内水土流失面积达1.5万km2，滑坡、泥石流发生面积超0.8万km2，是滑坡、泥石流主要危害地区之一[21]。
陇南山区总人口238.7万，其中，农村人口172.28万人，占比72.17%。截至2020年底，在现行标准下陇南山区13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707个贫困村全部退出、9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陇南山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其中，2022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10元，仅相当于该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也远低于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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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 Fig.1 Study Area |
研究数据主要基于问卷调查。正式调查前，于2020年5月，在陇南山区随机选择5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5—10户进行预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2020年7月进行正式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9个县（区）、54个乡（镇）、73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0—15户脱贫农户开展入户调查。在调研中，采取面对面访谈方式展开，每户家庭访谈时间约20—30分钟。此次调研共发放814份问卷，去除问题与无效问卷，共回收796份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7.78%。问卷内容包括：①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包含性别、年龄、家庭规模与受教育程度等；②家庭拥有的生计资本，包含耕地/林地面积、房屋结构与面积、家庭收入、劳动力数量及其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家庭社会网络等；③主观福祉状况：包含生活状况满意度、基础设施满意度与就业满意度等。④政策干预与农户思想观念：包含政策多远干预强度、合作社带动作用；⑤农户生计环境与生计风险：包含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
3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3.1 分析框架福祉是对人们生活条件和生活满意度的衡量，通常有主观和客观之分[7, 8]。其中，客观福祉侧重于反映农户实际的生活、经济状况等[10]，主观福祉作为客观福祉的重要补充[14]，是农户对自身及家庭心理健康、生活状况、安全、幸福感等多个维度的感知评价。相较于客观福祉，主观福祉能更好地反映农户目前的生活、精神状态及主观诉求[10, 25]。因此，本文从主观视角出发，基于生活状况、就业、教育、基础设施与人际关系5个维度的满意度评估农户主观福祉水平。
生计恢复力指农户应对冲击与风险时，维系家庭生计与改善福祉的能力[17, 26]。提高生计恢复力能显著增强农户对现有资源的组合配置能力，使其在应对冲击时能稳定生计状况，并增强其主观福祉水平。生计恢复力越高，农户抗风险能力就越强，能更有效地调配更多生计资源来抵御冲击、维系农户的主观福祉水平；生计恢复力越低，则农户抗风险能力越弱，在冲击发生时，家庭生计资源及福祉水平遭受的损害越严重。Spernaza等[23]提出的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及学习能力3个维度综合评估了农户生计恢复力，因其较为综合地考虑了农户生计系统的稳定性、获取资源及不断学习的能力而得到了广泛应用[27]。其中，缓冲能力作为生计恢复力的触发器[16]，是指农户利用自身资源来应对、缓解风险与冲击，并利用新的机遇实现更高收益的能力[27]，它是构建生计恢复力的首要环节。具体来看，缓冲能力越高意味着农户可利用自身资源减小家庭损失的能力越强[17]、越能更快地恢复生计，并从新变化中获得更高收益。如在应对自然灾害时，缓冲能力高的农户能调配更多资源保障家庭成员健康及财产安全、并改善家庭“衣、食、住”等方面的生活条件，也能为孩子提供更优越的教育环境，同时，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更易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继而减小就业压力[18]；自组织能力作为生计恢复力的优化器[16]，指农户内部相互作用、互动构建灵活网络及连结经济、社会、制度的能力[17]，是构建生计恢复力的关键。自组织能力高的农户可通过重新配置外部资源、构建社会网络来有效分散和消纳风险，广泛的社会网络也能帮助其获取教育、就业及农业等资源与经验，进而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农业收成，并在此过程中增加社会信任[28]，从而增进其就业、生活状况与人际关系满意度；学习能力作为生计恢复力的推动器[16]，指农户吸取经验教训、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以更好地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计策略的能力。若农户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就能熟悉掌握市场行情，进而合理配置生计资源、减少风险对自身的冲击，也能更好地将获取的知识及提高的技能熟练度转化为生计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从而改善家庭生活状况、增进福祉。
政策干预、生计风险、生计环境及农户思想观念等因素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户福祉[21, 24]。其中，多元干预强度和参与合作社能通过丰富生计策略与提高获取生计资源能力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24]，进而改善其生活状况；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等生计风险通常以直接或间接地方式影响农户主观福祉，如通过间接影响农业收入降低其生活水平，直接伤害身体与心理健康的方式作用于农户主观福祉[6]；良好的生计环境不仅能降低农户生产生活成本与生计风险的影响，也能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来提高农户收入，继而提高农户生活的获得感与安全感、增进农户主观福祉；内生动力反映着农户的发展意愿与思想观念[29]，农户内生动力越强，越愿意接触新的生计活动，获取更多生计资源，同时克服风险的信心也更强，有利于其采取积极措施降低风险的负面影响[24]，进而提高农户主观福祉（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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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计恢复力与福祉增进分析框架 Fig.2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Well-being Enhancement |
（1）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Speranza等[23]构建的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3个维度评价农户生计恢复力（表 1）。其中，缓冲能力主要采用自然、物质、人力与金融资本表征[24]。通常，农户拥有的资源越多，越能有效地应对冲击与提升家庭收益，其缓冲能力也就越高；加强自组织能力是农户利用社会网络与社区合作等途径增强自身与外界联结及获取资源的过程[19]，通常采用社会网络规模、社区参与等表征。其中农户拥有的社会网络越广泛、紧密，社区合作程度越高，其自组织能力也越强；学习能力的改善指农户不断获取知识与技能，从而提高自身能力并指导家庭生计活动[1]，学习能力较强的农户可利用新知识与见解来及时调整、完善生计策略以适应新变化[16]，故选取技能培训、风险防范能力与信息获取能力表征学习能力，其中农户参与技能培训次数越多，收获的技能知识就越多，学习能力更强；农户具备较强的风险感知能力，可促使其合理配置资源以减小自身损失[1]；具备较强获取信息能力的农户，可获取更多有效信息，从而使其学习能力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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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户生计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Resilience of Farmers' Livelihoods |
（2）生计恢复力评估模型
为消除不同维度指标间量纲差异的影响，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其次，为避免各指标间出现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对各指标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指标间不存在较强相关性。鉴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自组织能力在生计恢复力中发挥同等作用[24]。因此，本文采用等权重加权法来构建生计恢复力指数。公式如下：
| $ A_i=\frac{1}{3}\left(C_i+L_i+S_i\right) $ | (1) |
式中：Ai为第i位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Ci为第i位农户的缓冲能力，Li为第i位农户的学习能力，Si为第i位农户的自组织能力。
3.2.2 主观福祉评估方法（1）主观福祉评价体系
主观福祉是个人基于对生活各方面的感知而形成的主观评价[11]，涵盖生活状况、工作、人际关系、健康与教育等多个维度[14]。作为评价主观福祉的最佳代表，生活满意度是对农户生活质量、幸福感的认知与评价，反映特定或总体生活的满意程度[9, 12]。本文从生活状况、教育、就业、人际关系及基础设施5个维度刻画农户主观福祉。
其中，生活状况是农户基于物质条件对自身生活水平、状态的主观感知。农户在满足自身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其精神需求的安全感与获得感越高，生活状况满意度就越高；就业是维系家庭正常生活的保障，就业满意度是农户对自身工作稳定与否、就业难易程度及薪酬水平等方面的综合反映，较高的就业满意度表明收入水平与工作稳定性符合农户心理预期，会为家庭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基础，也会减轻生存压力与心理负担[30]；基础设施关乎农户的基本生存需求与发展需求[31]，良好的基础设施能便利农户生活，节省生活、生产和就业成本，也能丰富其业余生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5, 32]，因而采用农户对村庄道路条件、文化设施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此外，人际关系、教育也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构成[14]。本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农户主观福祉。
（2）主观福祉评估方法
为消除不同维度指标间量纲差异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不同维度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在此基础上，利用等权重加权法评价农户主观福祉。公式如下：
| $ F_i=\frac{1}{5}\left(M_i+E_i+J_i+O_i+P_i\right) $ | (2) |
式中：Fi为第i位农户家庭主观福祉水平，Mi、Ei、Ji、Oi、Pi分别为第i位农户的生活状况满意度、就业满意度、教育满意度、基础设施满意度及人际关系满意度。
3.2.3 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方法（1）变量选择
农户主观福祉在受生计恢复力影响的同时，也受政策干预、生计环境、农户思想观念及生计风险等因素的影响[1, 5]。①政策干预是改善山区农户主观福祉的重要途径[1]，主要通过产业、健康、教育、旅游及电商帮扶5大措施干预农户生活与发展[24]，多元干预强度表明其受到干预措施帮助的规模与大小[21]；合作社是乡村振兴中新型经营主体的代表，是否参加合作社及其对家庭的影响反映了合作社联农带农的效用[33]。②农户思想观念是其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及未来预期的规划能力[12]，内生动力反映着农户对未来进行生计转型等新事物的心理支持度与接受度[24]。③生计环境通过影响农户获取生计资源的难易程度来影响其主观福祉[5, 34]，采用海拔、距市场距离与距县城距离来表征生计环境。其中，高海拔地区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较差且成本较高，会对农户主观福祉产生负面影响；距离集市更远的农户，因其受限于消息闭塞的困境，不仅难以及时获取市场信息，不利于农产品销售[21]，也不便购买各项生活用品；距离县城更远的农户，更难享受到县城各类便捷的设施及服务[32]。此外，农户主观福祉也受生计风险的影响，调查中发现陇南山区农户主要遭受以滑坡/泥石流为主的自然风险与农牧产品价格波动为主的市场风险的冲击，故用滑坡/泥石流影响的严重性及农牧产品价格波动状况来表征生计风险。
（2）分位数回归模型
与传统线性回归方法相比，分位数回归能有效避免传统方法中因出现极端值而影响结果不稳健的弊端。加之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促进作用可能存在门槛效应[27]，在不同福祉水平下生计恢复力对其促进效用存在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将农户生计恢复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主观福祉作为被解释变量，政策干预、生计风险、生计环境及农户思想观念为解释变量。公式如下：
| $ Q_q\left(y_i \mid x_{i, } z_i\right)=\beta_{0 q}+\beta_{1 q} x_i+\beta_{2 q} z_i+\varepsilon_i $ | (3) |
式中：yi表示农户家庭主观福祉，xi表示农户生计恢复力，zi（i=1, …, 9）表示帮扶政策、生计风险等变量，εi表示残差项。
4 结果分析 4.1 农户的生计恢复力陇南山区农户的平均生计恢复力指数为0.354，有48.55% 的农户高于该平均值，且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水平存在差异。具体来看，不同地貌类型区①农户的生计恢复力不同，呈现随海拔升高逐渐下降的特征。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最高，为0.356，半山区农户次之，高山区农户最低，仅为0.348。箱线图能较直观地反映数据分布趋势，因此采用箱线图分析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分布特征。由箱线图可知（图 3），川坝河谷区与半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中位数位于箱体中部且距上下限距离相等，表明两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呈正态分布、分布较为集中且农户间差异较小；高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四分位距较窄且中位数偏向下四分位，表明该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整体水平偏低、偏态度较高且分布较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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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 Fig.3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
其次，不同抚养比农户②的生计恢复力也存在一定差异，且呈现随抚养比升高逐渐下降的特征。就不同抚养比农户而言，低抚养比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的中位数位于箱体中部且1.5IQR内的距离最大，表明其生计恢复力分布的离散程度较高，农户间差异较大；中抚养比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的中位数偏向上四分位且四分位距较窄，表明该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分布呈左偏态分布、数据集中程度较高且农户间差异较小；高抚养比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的中位数偏向下四分位且指数的平均值大于中位数，表明该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呈右偏态分布且整体水平较低。
4.2 农户的主观福祉陇南山区农户主观福祉指数的平均值为0.603，有50.69%的农户高于平均水平（图 4a），这表明山区农户对目前的生活感觉较为满意，同时不同类型农户间的福祉水平存在差异。具体来看，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主观福祉水平随海拔升高而逐渐下降。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的主观福祉水平最高，为0.609，半山区农户次之，高山区农户最低，为0.596；而不同抚养比农户的主观福祉水平则随抚养比的升高而下降。其中，低抚养比农户的主观福祉水平最高，为0.607，中抚养农户次之，高抚养比农户最低，为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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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农户主观福祉水平分布与不同维度主观福祉分布峰峦 Fig.4 Level Distribu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and Peak Distribu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
核密度曲线能表示农户不同维度主观福祉的差异，分析发现农户的生活状况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及基础设施满意度较高，而就业与教育满意度偏低（图 4b）。具体来看，生活状况满意度与人际关系满意度的核密度曲线形态相似，皆呈左偏态分布，但人际关系满意度主峰更陡峭，并同时出现多个波峰，表明二者满意度的平均水平较高，而人际关系满意度指数更集中且出现了多极化分布现象；其次，就业满意度与教育满意度的核密度曲线皆呈右偏态分布、主峰扁而宽且存在多个较平缓的侧峰，表明农户的就业满意度与教育满意度水平较低且指数离散程度较高，同时两类满意度指数分布在多个等级内；基础设施满意度的核密度曲线大致呈偏正态分布，且拖尾较短，表明基础设施满意度的组内差距较小。
4.3 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增进农户主观福祉作为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5]，有必要了解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程度（表 4）。结果显示，25%、50%、75%分位点处主观福祉受到生计恢复力的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具体来看，生计恢复力每提升一个单位，农户的主观福祉分别提高0.287、0.302及0.252个单位，这表明在低（q=0.25）、中（q=0.50）主观福祉水平下，生计恢复力对农户主观福祉的增进作用更强，且影响程度呈“倒U型”变化趋势；同时，多元干预强度、合作社带动及内生动力对农户主观福祉也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风险、距县中心距离及距市场距离呈显著负向影响。此外，随主观福祉水平的提高（q=0.25—0.75），生计恢复力、多元干预强度及合作社带动的影响呈波动下降态势，而农户内生动力的影响呈波动上升趋势；在此过程中，市场风险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而距市场距离及距县中心距离的显著负向影响程度变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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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户主观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Tab.2 Subjective Well-be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arm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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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解释变量 Tab.3 Explanatory Variab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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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农户主观福祉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Tab.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
因农户所处地貌类型及家庭资源禀赋的差异，其生计恢复力存在分化。孙彦等[1]指出农户生计恢复力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而本文研究发现，虽然生计恢复力因农户所处地形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差异不显著（差异性未通过卡方检验）。原因在于陇南山区农户享受的帮扶措施基本一致，农户大都是在政府引导下发展种植花椒、油橄榄与中蜂养殖等特色山区产业，并参与合作社带动就业等项目增强自身获取资源的能力与机会[5]。此外，当地政府还通过完善山区道路、网络等设施加强外部沟通能力[18, 32]，从而缩小了不同区域间农户生计恢复力差距。然而，因川坝河谷区在自然环境、交通通达度、市场可及性与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仍存在优势，加之该区生计策略已开始逐步转型，致使不同区域间农户生计恢复力仍存在一定差距。Andreas等[18]的研究也发现，政策干预后低海拔地区农户在生活状况、生计资产积累等方面仍优于山区农户。
研究还发现，高抚养比农户的生计恢复力较低。这与熊鹰等[35]的结论基本一致，主要原因在于高抚养比家庭生计策略单一，对自然资源依赖度更高，且多从事农业活动，而农业收成受气候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从而使其资本积累能力偏弱。单德朋等[36]也指出，高抚养比家庭会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用于照护老人和小孩，导致其用于维系社会关系网络或参加种植、就业等培训的时间更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自组织能力及学习能力。然而，Tang等[37]则认为高抚养比并不会限制家庭获取生计，相反部分老人仍能参与种植业、林果业等生计活动，平时还可帮忙照看小孩，以减少外出务工成员的“后顾之忧”。然而调查中发现，陇南山区耕地破碎化程度较高且耕地半径较大，加之通往耕地的路多为盘山路，老年人多因体力衰退导致劳动效率较低，难以为家庭实现有效创收。
5.1.2 农户主观福祉分化陇南山区农户的主观福祉水平存在分异。其中，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主观福祉表现出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的态势，但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不显著。陈文婷等[6]也发现海拔不是导致农户主观福祉分异的主要因素。原因在于，陇南针对山区独特的生计环境实施了中药材种植、加工及电商代销等帮扶措施，有效改善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就业环境，并在工作过程中拓展了其社会联系；同时，“雨露计划” “两免一补”等教育帮扶也降低了农户的教育成本；此外，当地还通过增加道路、电力及乡村舞台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山区生活、生产设施覆盖度以改善农户生活生产便利度与舒适度[6]，进而缩小了不同区域农户主观福祉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高、半山区农户与河谷区农户的主观福祉仍存在差距。刘迪等[5]和陈文婷等[6]指出尤其是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山区，灾害不仅会直接危害农户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还会增加农作物歉收的风险，继而影响收入、间接降低其主观福祉；而河谷区如徽成盆地，地势平坦，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可及性高，农户也能凭借丰富的就业与农业生产机会获取更高收入用以改善生活[32]，加之农户能享受便捷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因而其主观福祉更高。
此外，不同抚养比农户的主观福祉水平也存在明显分异，并表现出随抚养比升高，其主观福祉水平降低的特征。Tang等[14]研究提出了一种相反论点，其认为抚养比与农户主观福祉存在正相关关系，因相较于低抚养比农户，高抚养比农户拥有较高的代际情感支持，感受到的安全感和成就感更高。然而，单德朋等[38]则认为在实际情况中担负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任务，可能会限制劳动力从事高报酬的生计活动，迫使家庭面临更重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主观福祉。
研究还发现，农户不同维度的主观福祉水平也存在分异，其中，生活状况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与基础设施满意度较高，而就业与教育满意度偏低。主要原因在于陇南山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程度低，较难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使得多数青壮年人口被迫离乡务工。朱文钰等[39]和Wookjae等[12]进一步指出农户在外务工就业的被动性、不确定性与孤独情绪共同诱导了其较低的就业满意度。同时，陇南山区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尤其是乡村教师资源严重匮乏，乡村师生比仅相当于城镇师生比的65.32%，致使农户对教育的满意度偏低。调研中也发现，约有20% 的山区农户选择以陪读的方式将孩子送入市区读书，以获得更优的教育资源，这无疑增加了家庭间接教育支出，也限制了劳动力外出就业[28]，导致农户教育满意度普遍偏低。
5.2 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主观福祉增进是农户由追求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向满足自身全面发展需求转向的过程[7]。研究发现，生计恢复力对中、低主观福祉水平农户的增进效果更显著。同时，随主观福祉水平的提高，生计恢复力的正向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这与李聪等[27]的结论较一致，其指出因农户资源禀赋与可行能力存在差异，使得生计恢复力效用存在边际递减现象；李昂等[7]进一步强调，即使在同一条件下，农户个体对生活改善的主观感受也存在差异。原因在于，中、低主观福祉水平的农户（如高抚养比农户），其家庭存在抗风险能力弱、可持续生计能力低等发展问题，而生计恢复力具有应对风险、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的作用能“对症下药”解决农户家庭问题[27]，使其直观地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因而生计恢复力对其主观福祉的增进作用更强；而高主观福祉水平农户一般生活状况优越、生活压力小，在物质生活需求已得到较好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故生计恢复力对此类农户主观福祉的增进效用较小。
此外，多元干预强度、市场风险、合作社带动及农户内生动力也显著影响着农户的主观福祉。首先，随农户主观福祉水平的提高，市场风险的负向影响程度有所弱化。原因在于，中、低主观福祉水平的农户（如高抚养比农户）生计策略多以农作物种植与销售为主，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极易导致其收入下降，甚至产生货品堆积情况，这会给农户带来极大的生活压力与心理压力，因而不利于其主观福祉水平提升[40]；而高主观福祉水平的农户（如河谷区农户），生计策略较丰富且多从事电商运营、超市管理员等非农就业岗位，加之距离农贸市场更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势，方便其获取相关农产品市场信息[18]，故受市场风险影响较小。其次，多元干预强度与合作社带动的正向影响程度也趋于减弱。原因在于，处于中、低主观福祉水平的农户（如高抚养比农户），存在教育、医疗负担过重、生计可持续能力较差等诸多问题[35]，而产业、健康与教育等多元帮扶带动措施能针对性地解决农户存在的福祉问题[1]，故多元干预强度与合作社带动对其主观福祉的效用更强。最后，随农户主观福祉水平的提高，内生动力影响趋于增强。原因在于，中、低主观福祉水平的农户没有形成有效的预期规划，加之他们大多畏惧风险、不愿尝试新的生计策略[24]，导致家庭生活状况只能“安于现状”，因而内生动力对其主观福祉的影响较小；而高主观福祉水平的农户愿意接受新事物，能以乐观与自信的心态面对未来，故内生动力对其主观福祉影响更大。
5.3 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机制提高生计恢复力不仅能促使农户维持和改善生计，也能增进其主观福祉。在这一过程中，农户通过利用现有资源不断调整和优化生计资本，提升自身能力，并推动家庭生计转型，继而作用于就业、教育、生活状况、人际关系等满意度，提升主观福祉。
生计恢复力作为保持和发展农户生计的能力，能有效贴合家庭生计发展需求，提升其主观福祉。具体来看，生计恢复力不仅能有效吸纳和缓解市场风险冲击，减轻生活压力，也能促使农户更好地利用自身资源从新机遇中获益，从而提高其生活状况满意度；加强社会关系网络联结度，不仅增加了农户获取就业、市场等信息的途径，有利于其拓展非农就业渠道，也增强了农户间协作沟通能力，有利于其获取外部支持，继而提升其就业与人际关系满意度；通过提高农户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不仅能增加其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也有利于农户合理配置生计资源，推进农户生计转型与多元化，继而增加收入、改善子女受教育条件，以上三种途径对提升农户主观福祉起到了助推作用。同时，农户享受的多元生计干预及合作社带动会加强其社会关系网络联结度，拓展就业、市场等信息获取途径的同时也加强了不同农户间的协作与沟通，继而提升就业与人际关系满意度；农户通过参与种养殖等技能培训，会提升其知识与技能水平，使其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这对增加家庭的教育投资有重要帮助，以此提升其就业、教育和生活状况满意度。内生动力通过提高农户发展积极性与主动性，促使农户敢于接触新兴事物，并增强其应对风险与冲击的能力；同时，内生动力强的农户还会积极探寻新发展机会，拓展增收途径，提升其生活状况满意度。此外，较高的市场风险，可能会降低农户收入，影响家庭生活状况；距农贸市场及县中心距离越远，农户享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可及性越差，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越高，不利于提升其生活状况和基础设施满意度，可能会导致其主观福祉水平下降（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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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计恢复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机制 Fig.5 Mechanism of Impact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
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其主观福祉的影响，对增进农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及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陇南山区为例，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了生计恢复力对农户主观福祉的增进作用。研究发现：
（1）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存在差异。在不同地貌类型农户中，川坝河谷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最高，半山区农户次之，高山区农户最低；在不同抚养比农户中，农户生计恢复力由高至低依次为低、中、高抚养比农户。
（2）不同类型农户的主观福祉存在差异，且主观福祉各维度的满意度也存在差异。其中，川坝河谷区、半山区、高山区农户的主观福祉依次降低，低、中、高抚养比农户的主观福祉也依次降低；从主观福祉各维度来看，生活状况、基础设施及人际关系满意度较高，教育及就业满意度较低。
（3）生计恢复力显著改善了农户的主观福祉，但在不同福祉水平下生计恢复力的作用存在差异。随农户主观福祉水平提高，生计恢复力的改善效用逐渐下降。此外，农户主观福祉还受多元干预强度、合作社带动、农户内生动力、距县中心距离与距市场距离的显著影响。其中，多元干预强度、合作社带动及农户内生动力呈正向影响，距县中心距离及距市场距离则呈负向影响。
6.2 建议农户主观福祉的持续改善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①加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建设，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政策。具体而言，要强化农户“造血能力”，依托龙头企业、帮扶车间及合作社等开展岗位培训，并通过政府搭桥、签订协议等方式强化培训就业对接，让农户边培训边上岗，在保障农户就业的同时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针对高山区、高抚养比等低福祉水平农户，一方面要加强合作社的联农带农作用，以微信交流等方式扩大就业、政策等信息的宣传力度，并通过代收代销农产品、设立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扩大农户的生计来源，另一方面，采取提高补贴标准、延长补贴年限等方式激励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坚持以“输血”+“造血”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农户发展能力。②针对部分农户主观福祉偏低的问题。首先，需努力探索“互联网+农户”的新型经营模式，借助淘宝、京东等平台提升油橄榄、花椒等特色农产品知名度，并结合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以促进在电商运营、销售及加工等环节吸纳更多本地农户就近就业；还可通过“特岗教师”专项招聘、加强与省内师范院校合作建设支教基地，及利用“互联网+”教学等模式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农户教育满意度；其次，需适度加大基建投资，通过拓宽、硬化路面与提质国家油橄榄基地供水工程等项目，进一步改善农户外部发展环境，并结合完善乡村舞台、乡村电影院等文化配套设施的方式，丰富农户精神文化生活；再次，可依托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的“订单”模式，发展规模化的油橄榄、中蜂等特色产业，稳定农产品销路；再次，应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降低市场风险对农产品的影响；最后，还需并结合“抖音” “快手”等平台宣传当地的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农户的生计策略，提高主观福祉水平。
注释：
① 根据农户所处区域的海拔将其分为川坝河谷区农户（≤ 1300m）、半山区农户（1300—1800m）及高山区农户（≥1800m）。
② 根据农户家庭抚养比将其分为低（≤0.5）、中等（0.5—1）及高抚养比家庭（≥1）。
| [1] |
孙彦, 赵雪雁.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恢复力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22, 42(12): 2160-2169. [Sun Yan, Zhao Xueyan. Evolution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ut-of-poverty farmers in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12): 2160-2169.] |
| [2] |
Smith L C, Frankenberger T R. Recovering from severe drought in the drylands of Ethiopia: Impact of co-mprehensive resilience programming[J]. World Development, 2022, 156: 105829. DOI:10.1016/j.worlddev.2022.105829 |
| [3] |
杨武, 陶俊杰, 陆巧玲.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的人类福祉评估技术方法体系[J]. 生态学报, 2021, 41(2): 730-736. [Yang Wu, Tao Junjie, Lu Qiaoling. Methodologies of human well-being assessment from the ecosystem service perspective[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1, 41(2): 730-736.] |
| [4] |
檀学文.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福祉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2): 129-147. [Tan Xuewen. A study on the people's well-being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3(2): 129-147.] |
| [5] |
刘迪, 陈海, 张杰,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域客观福祉评估及其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J]. 地理科学, 2023, 43(3): 530-540. [Liu Di, Chen Hai, Zhang Jie, et al. Village's objective well-being assessment and its impact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izhi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3): 530-540.] |
| [6] |
陈文婷, 陈海, 刘迪, 等. 社区环境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基于陕西省洛川县的实证[J]. 人文地理, 2023, 38(5): 36-43. [Chen Wenting, Chen Hai, Liu Di, et al.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n the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Baes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uoChu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23, 38(5): 36-43.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3.05.005] |
| [7] |
李昂, 杨琰瑛, 师荣光, 等. 居民福祉及其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研究进展[J].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22, 39(5): 948-957. [Li Ang, Yang Yanying, Shi Ronggua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human well-be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cosystem service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9(5): 948-957.] |
| [8] |
李鑫远, 雷敏, 郗家祺, 等. 生态移民福祉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蓝田县农村抽样调研[J]. 地理研究, 2018, 37(6): 1127-1141. [Li Xinyuan, Lei Min, Xi Jiaqi, et al. 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under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Based on the sampling survey of rural areas in Lantian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6): 1127-1141.] |
| [9] |
Kubiszewski I, Mulder K, Jarvis D, et al. Toward better measur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 small number of SDG indicators reliably predict life satisfaction[J].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 30(1): 139-148. DOI:10.1002/sd.2234 |
| [10] |
黄甘霖, 姜亚琼, 刘志锋, 等. 人类福祉研究进展——基于可持续科学视角[J]. 生态学报, 2016, 36(23): 7519-7527. [Huang Ganlin, Jiang Yaqiong, Liu Zhifeng, et al. Advances in human well-being research: A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erspective[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6, 36(23): 7519-7527.] |
| [11] |
Rey-Valette H, Blayac T, Salles J. Evalu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nature to well-being: The case of ecosystem services related to fish-farming ponds in Franc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2, 191: 107217. DOI:10.1016/j.ecolecon.2021.107217 |
| [12] |
Heo W, Lee J M, Park N. Financial-relate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 life satisfaction of farmer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80: 185-194. DOI:10.1016/j.jrurstud.2020.08.053 |
| [13] |
李静, 王月金. 健康与农民主观福祉的关系分析——基于全国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10): 80-88. [Li Jing, Wang Yueji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000 farmers in 5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5(10): 80-88.] |
| [14] |
Tang J J, Xu Y, Ma W L, et al. Does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mes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rural residents in Shanxi,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1, 118: 102455. DOI:10.1016/j.habitatint.2021.102455 |
| [15] |
De P K, Thamarapani D. Impacts of negative shocks on wellbeing and aspirations-Evidence from an earthquake[J]. World Development, 2022, 154: 105876. DOI:10.1016/j.worlddev.2022.105876 |
| [16] |
Li E L, Deng Q Q, Zhou Y.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s out of pover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Lankao county, Henan province,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3: 210-222. DOI:10.1016/j.jrurstud.2019.01.005 |
| [17] |
Lecegui A, Olaizola A M, López-I-Gelats F, et al. Implementing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framework: An indicator-based model for assessing mountain pastoral farming systems[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22, 199: 103405. DOI:10.1016/j.agsy.2022.103405 |
| [18] |
Thulstrup A W.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Tracing changes in household access to capital in central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4: 352-362. DOI:10.1016/j.worlddev.2015.05.019 |
| [19] |
Sina D, Chang-Richards A Y, Wilkinson S, et al.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Relocation experience from Aceh, Indones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9, 117: 253-265. DOI:10.1016/j.worlddev.2019.01.003 |
| [20] |
Arhin P, Erdiaw-Kwasie M O, Abunyewah M. Displacements and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Ghana's mining sect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ping behaviour[J]. Resources Policy, 2022, 78: 102820. DOI:10.1016/j.r-esourpol.2022.102820 |
| [21] |
王鹤霖, 赵雪雁.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1): 2004-2017. [Wang Helin, Zhao Xueyan. Influence of support measures on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 of out-of-poverty farming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1): 2004-2017.] |
| [22] |
王传胜, 李秋秋. 2000年以来西秦岭地区植被覆盖变化特征——以陇南市为例[J]. 水土保持研究, 2016, 23(2): 308-312. [Wang Chuansheng, Li Qiuqiu. Study on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vegetation cover in the western Qinling mountain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10: A case of Longnan, Gansu, China[J]. 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6, 23(2): 308-312.] |
| [23] |
Speranza C I, Wiesmann U, Rist S. An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ecological dynamic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 28: 109-119. DOI:10.1016/j.gloenvcha.2014.06.005 |
| [24] |
赵雪雁, 任娟. 基于生计恢复力的脱贫干预效果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11): 151-162. [Zhao Xueyan, Ren Juan. Effect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rvention based on livelihood resilience: A case study of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11): 151-162.] |
| [25] |
Bauer T, Jong W D, Ingram V, et al. Thriving in turbulent time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Bolivian Indigenous forest households[J]. Land Use Policy, 2022, 119: 106146. DOI:10.1016/j.landusepol.2022.106146 |
| [26] |
Li T, Cai S H, Singh R K, et al.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pastoral communities: Methodological and field insights from QinghaiTibetan Plateau[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2, 838: 155960. DOI:10.1016/j.scitotenv.2022.155960 |
| [27] |
李聪, 高梦, 李树茁, 等. 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7): 150-160. [Li Cong, Gao Meng, Li Shuzhuo, et al. Impact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Evidence from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rea in Shaanxi provinc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1(7): 150-160.] |
| [28] |
刘倩, 蒋金秀, 杨星, 等.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秦巴山区的实证分析[J]. 地理研究, 2022, 41(2): 307-324. [Liu Qian, Jiang Jinxiu, Yang Xing, et al. Poverty vulnerability measurement and its impact factors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 Qinba Mountain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2): 307-324.] |
| [29] |
刘胜强, 赵雪雁. 生态脆弱区农户的返贫脆弱性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J]. 生态学报, 2024, 44(3): 1009-1023. [Liu Shengqiang, Zhao Xueya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farmers returning to poverty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Longnan Mountain Area[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4, 44(3): 1009-1023.] |
| [30] |
白描, 吴国宝. 农民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0县农户调查资料[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1): 41-51, 141-142. [Bai Miao, Wu Guobao.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10 counties in 5 provinces[J]. China Rural Survey, 2017(1): 41-51, 141-142.] |
| [31] |
朱玉春, 唐娟莉, 郑英宁. 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五省1478户农户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2): 82-91, 112. [Zhu Yuchun, Tang Juanli, Zheng Yingning. An analysis of rural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Based on a survey of 1478 rural households in five provinces in Northwest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0(2): 82-91, 112.] |
| [32] |
刘彦随, 李进涛.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61-173. [Liu Yansui, Li Jintao.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61-173.] |
| [33] |
黄玖立, 张玉书, 吴敏, 等. 种植结构与短半径合作——来自合伙制企业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1): 18-38. [Huang Jiuli, Zhang Yushu, Wu Min, et al. Crop structure and short-radius coope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artnership enterprise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3(11): 18-38.] |
| [34] |
赵雪雁, 刘江华, 王伟军, 等. 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干预——以陇南山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982-995. [Zhao Xueyan, Liu Jianghua, Wang Weijun, et al.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and livelihood intervention of out-of-poverty farming households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of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982-995.] |
| [35] |
熊鹰, 申翠玲, 尹建军, 等.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生态资源依赖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 43(3): 188-197. [Xiong Ying, Shen Cuiling, Yin Jianjun, et al. Dependence of farmer livelihood on ecological resource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Cili county, Hu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3): 188-197.] |
| [36] |
单德朋, 王英. 基于时间赤字的隐性贫困测度原理、方法与应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5): 125-144. [Shan Depeng, Wang Ying. The principle,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hidden poverty measurement: Based on time deficit[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22, 39(5): 125-144.] |
| [37] |
Tang S, Lee H F, Huang X, et al. Poverty Storie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The case of North Jiangsu[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1: 1-9. DOI:10.1016/j.jrurstud.2022.02.010 |
| [38] |
单德朋, 张永奇. 家庭照料与农户贫困[J]. 世界农业, 2021(5): 89-100. [Shan Depeng, Zhang Yongqi. Family care and rural poverty[J]. World Agriculture, 2021(5): 89-100.] |
| [39] |
朱文珏, 罗必良. 农地价格幻觉: 由价值评价差异引发的农地流转市场配置"失灵"——基于全国9省(区)农户的微观数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5): 67-81. [Zhu Wenjue, Luo Biliang. Rural land price illusion: Farmland market failure triggered by differences in value evalu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9 provinces[J]. China Rural Survey, 2018(5): 67-81.] |
| [40] |
赵雪雁, 苏慧珍, 何小风, 等.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0, 40(7): 1124-1133. [Zhao Xueyan, Su Huizhen, He Xiaofeng, et al. Livelihood risk and its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farmer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7): 1124-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