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河南省太行山文化与旅游研究院 新乡 453007;
3. 西北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西安 710127
2. Culture and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nan Taihang Mountain, Xinxiang 453007, China;
3.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村振兴对于增进乡村地区民生福祉意义重大[1]。生态搬迁既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2]，也是回应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脱贫地区阻断返贫风险的积极探索。黄河滩区（河南段）作为河南省“三山一滩”（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和黄河滩区）核心区域之一，曾是国家级脱贫攻坚关键区域。基于生态恢复与经济发展双重诉求，河南省于2023年全面完成黄河滩区生态搬迁工程，搬迁前后移民生计能力及其主观福祉发生剧烈变化。然而，当前研究对生态搬迁后移民群体如何通过多维能力重构实现主观福祉提升尚缺少系统解释，尤其较少揭示生计能力要素间组态路径对主观福祉产生影响的动态演变规律。因此，厘清黄河滩区生态移民生计能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对于丰富和完善易地搬迁和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推动黄河滩区移民福祉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生态移民是指将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力不足或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居民迁出，向生态环境适宜、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进行的大规模、有组织的转移[3]。近年来，生态移民研究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4, 5]，主要集中在生态移民的社会影响、移民发展的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其中，学者对生态移民的政策实施效果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聚焦于搬迁对移民群体的生计转型、适应策略以及地方认同等多维度影响[5-7]。随后，开始有学者研究移民发展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探讨了生计资本、政策管控、地理背景等因素对移民社会融入、移民意愿、满意度以及生计决策的影响[3, 8-10]。尽管上述研究充分表明移民政策实施会改善生态环境、居住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10, 11]，但移民群体仍面临社会融入、关系重构以及心理适应等一系列挑战[5, 6, 8]，尤其对移民的幸福感、安全感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移民主观福祉[12]。从目前生态移民的研究来看，学者主要聚焦于大河源区、荒漠化区以及森林保护区等[3, 5, 13]，对大河下游滩区的移民研究十分少见；同时，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移民的生计影响，对移民群体主观福祉的研究较为少见，尤其少见移民前后生计能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变化研究。
主观福祉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水平的主观认知以及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幸福程度，是人类福祉的核心维度之一[14, 15]，研究集中在主观福祉测度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主观福祉维度包括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16]，测度方法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17, 18]、情绪健康量表[19]、积极消极情绪量表[20]、人类福祉感知量表[21]等。近年来，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研究成为研究热点，且对影响因素的关注从单一经济维度转向社会、环境等多维视角[12, 17, 22]。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收入对主观福祉的积极影响[23]；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之后，诸多学者开始探讨非收入因素对主观福祉的积极贡献。例如，社会关系的改善对城市居民主观福祉产生正向影响[20]；乡村社区自然环境质量提升对农户主观福祉产生积极作用[24]。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群体的主观福祉具有特殊性，生态搬迁可能会打破原社会关系以及出现社会融入危机，但也可通过重塑个体生计能力等方式提升其福祉[12, 25, 26]。然而，现有研究对象多聚焦于城市居民或一般农户，对生态移民群体主观福祉的动态变化过程的关注不足，且鲜有探讨生计能力组合对主观福祉非线性影响的案例研究。
作为个体谋生的关键构成，生计能力对主观福祉具有潜在影响[27]。生计能力指人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维持生活质量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能力[25, 28]。相关研究集中在生计能力的测度与生计能力效应两个方面。生计能力测度方面，多数研究采用生计资本表征生计能力[29, 30]，是由于生计资本能够系统反映家庭资源禀赋，从而解释生计策略的选择。然而，这种表征方式存在静态视角局限、结构简化倾向和主观能动性缺失等弊端[25, 30]。随后，有研究辨析了生计资本与生计能力的差异，并从理论和案例角度将生计能力的结构进行扩展，将其概括为基本劳动能力、生计胜任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等[26]。生计能力效应方面，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初步探讨了能力构建与走向幸福和自由的理论逻辑[31]；例如，探讨民生能力如何影响民生福祉[32]；探讨金融能力如何增进金融福祉[33]等。虽然已有理论为能力—福祉关系提供了基础框架，但针对生态移民的实证研究仍存在不足：其一，现有分析多采用线性回归方法，难以捕捉能力要素间的替代或协同效应；其二，对搬迁政策窗口期内能力重构的动态过程缺乏追踪[26, 30]。尽管黄河滩区（河南段）已基本完成搬迁工程，但移民在安置初期面临生计适应期长、政策依赖性强等问题，在短期内可能会抑制主观福祉[27]。因此，亟需从组态视角解析生计能力对主观福祉的非线性影响机制，揭示不同能力要素的协同作用，为优化移民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此，本文以生态搬迁基本完成的黄河滩区（河南段）为例，通过构建生计能力指标体系和主观福祉测度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fsQCA）对比分析移民前后生计能力对主观福祉的组态影响路径，旨在评估黄河滩区生态移民的主观福祉水平，优化移民生计能力结构；结合fsQCA揭示的多重并发因果路径，为解析移民主观福祉和生计能力的互馈关系提供新视角，以期为增进生态移民主观福祉提供对策建议。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黄河滩区（河南段）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3.7℃。地形以平原为主，坡度平缓。其中河道形态可分为游荡段与过渡段：游荡段河床宽浅，主槽摆动频繁且水流分散；过渡段河道缩窄，河势趋于稳定。尽管滩区在防洪减淤体系中起关键作用，但由于降水量集中在夏季且以暴雨形式为主，再加上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大量泥沙在游荡段堆积，进一步加剧河床抬升与主槽摆动，显著增加洪水风险。受限于脆弱的生态环境，黄河滩区居民以农业为主要生计。自2014年12月起，河南省实施生态搬迁项目，首批试点于2017年完成，涉及兰考、封丘和范县；2017—2020年间将范围扩至9个县；至2023年，河南省已全面完成滩区生态搬迁工作。生态搬迁不仅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影响了其生计能力与主观福祉，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平台（图 1）。
|
图 1 研究区概况与样本村庄空间位置 Fig.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and Spatial Location of Sample Villages |
研究小组于2024年7月13日—26日在研究区开展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考虑研究区实际情况与样本点空间位置，通过分层抽样法选取游荡段的封丘县陈桥镇张庄新村、封丘县李庄镇李庄新村、兰考县谷营镇搬迁新区，以及过渡段的范县张庄镇搬迁新区、台前县马楼镇搬迁新区等具有代表性的5个搬迁村庄或社区开展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限于fsQCA的小样本要求，研究小组共发放7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64份，有效率为91.43 %。随后，在SPSS 27.0中进行数据信效度检验。本文使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测量信度，结果显示本文全部变量Cronbach α > 0.8，表明问卷可靠性较高；通过KMO值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测量效度，结果显示KMO=0.864，Bartlett球形检验P=0.00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调查问卷由3部分构成：①移民社会经济概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信息。②移民主观福祉，采用生活满意度7值量表表征。③移民生计能力，构建指标体系进行生计能力表征，包括劳动力数量、生计种类、亲友人数、资源获取能力等信息。在此基础上，本文对5个搬迁村庄的12名男性和7名女性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共19名移民参与。每次访谈持续约20—30分钟，共获得约3.7万字的访谈文本，涵盖生态移民基本信息、移民前后生计变化及其原因、生态移民政策效果评价等方面的开放式问题。结果分析中编号M01—12表示男性，F01—07表示女性。
3 研究方法 3.1 分析框架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是研究生计能力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可行能力是指可能实现的功能性活动组合，主要关注人们拥有何种自由去选择其希望的生活[31]。随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以生计资本视角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得到了广泛应用，该框架目的是增强敏感群体应对风险、满足生活需求并积累资产的能力[26]，通过识别影响生计的关键因素，以制定有效干预措施，确保改善生计[30]。然而，传统理论在解释生态移民的复杂性时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可行能力理论未充分纳入环境突变对能力重构的冲击；另一方面，可持续生计框架的静态资本视角难以捕捉搬迁引发的动态适应过程[25, 30]。基于以上理论与框架，本文结合黄河滩区生态移民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提出以动态生计能力为核心，系统阐释政策干预与外力冲击的双重作用下移民通过重塑与发展生计能力来提升主观福祉的分析框架[12, 34]（图 2）。
|
图 2 分析框架 Fig.2 Analysis Framework |
图 2中，在乡村振兴、易地搬迁等政策的干预以及周期性自然灾害与市场变化等外力冲击的双重作用下，移民需要在相对陌生的生计体系中形成适应新环境的生计能力[35]。结合滩区移民实际，本文从五个维度表征生计能力（表 1）。其中，基本劳动能力为生计能力提升奠定基础；经济维稳能力减少移民的政策依赖，实现其可持续生计[36]，社会交往能力为移民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发展机会[28]；环境适应能力帮助移民应对物理空间重构，影响其在新环境中的资源获取效率[25]；心理调试能力能够缓解焦虑和心理应激，是维护心理韧性的关键能力[37]。本文关注生计能力的动态性，搬迁发生后生计能力转化为一系列行为选择[26, 38]，包括技术培训、社区参与、购买保险、生态保护等，通过具体行为满足提高收入、抵御风险、维系关系以及保障安全等多层次需求[26, 34]，进而提升移民主观福祉。行为选择与福祉生成过程体现了一系列生计策略，并形成生计后果，进一步促进生计能力的动态塑造[12, 26]。
|
表 1 生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Tab.1 Construction of Livelihood Ability Index System |
本文以广泛应用的生活满意度7值量表测度移民主观福祉。生活满意度量表题目包括“多数情况下我的生活接近我的理想生活”“我的生活条件非常好”“我对生活条件感到满意”“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得到生活中想要的重要东西”“如果我能重活一次，我几乎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等5个题项，使用7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总分范围5—35分。该量表易操作，不容易引起受访者抵触，从而提高应答真实性[39]；同时，量表问题简短，易于理解和回答，广泛适用于乡村地区研究对象[17, 24]。因此，同样适用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黄河滩区移民。
3.2.2 生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指标选择依据如下：①基本劳动能力是指个人或家庭能够从事劳动活动所需的基本技能[34]。其中，劳动力数量关系到移民收入和社会参与度[29]；教育程度影响就业能力和技术掌握[22]；健康状况是维持生活质量的基础[34]。②经济维稳能力是指维持经济稳定和保障生计安全的能力[36]。其中，人均年收入反映个人经济状况，高收入意味着拥有较强的风险缓冲能力[38]；生计种类数反映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侧面反映
家庭应对经济冲击的稳定性[34]；收支比衡量家庭的经济平衡状况，是维持财务健康与抗风险能力的基础[40]。③社会交往能力是通过与他人建立协调关系来获取资源和支持，提升自身生计水平的能力[29]。其中，亲友个数反映社会网络的规模，影响移民资源获取效率[34]；邻居融洽程度衡量社区社会资本存量[30]；人情支出体现社会关系维护的主动投入[28, 36]。④环境适应能力是面对环境变化时个体自我调整和采取行动来适应变化的能力[12]。其中，学习新知识/技能的能力是提高就业竞争力和快速适应新环境的基础[28]；资源获取能力影响个体是否能获得生活和生产资料并保障基本生计；生产资料利用能力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活质量[25]。⑤心理调试能力是指个体面对环境变化、社会关系重构等挑战时展现的心理韧性[37]。其中，保持积极心态有助于增强心理韧性，强大的心理调试能力能帮助移民克服迁移带来的诸多挑战[14]。
3.3 模糊集定性比较模糊集定性比较基于组态思维和集合论思想，以集合角度考察因果条件、条件组合与结果的关系，解释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适合中小规模样本[41]。本文分别以生计能力、主观福祉为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首先，采用直接校准法校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设立完全隶属、交叉隶属和完全不隶属3个校准点，校准阈值设置为标准化后数据的95 %、50 %和5 %（表 2）。随后，分析单一条件必要性，当单一条件不足以导致结果发生时，需进行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识别逻辑上可能的条件组态。由于样本数为64，属于中小样本，参考已有研究[42]，将频数阈值设置为1，原始一致性设置为0.9，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最后，利用真值表算法导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复杂解包含过多反事实案例，因此组态分析以中间解为主，简约解为辅。
|
|
表 2 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校准锚点 Tab.2 Calibration Anchors for Explanatory and Outcome Variables |
生态移民前后主观福祉和生计能力的变化如表 3所示。移民前，环境适应能力均值最高，其次是社会交往能力，经济维稳能力最低。由于长期生活在原居住地，居民形成了对当地自然环境的高度适应，这种深厚的本土适应性使其在原有环境中能够稳定维持生计。当地居民的生计高度依赖周期性洪灾的脆弱农业与零工，收入受到自然灾害频繁冲击且缺乏稳定保障。移民后，环境适应能力均值最高，基本劳动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最低。移民需要快速掌握新环境中的生活技能，这种能力对于确保搬迁后生计稳定至关重要。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社会交往能力和经济维稳能力显著性更强；在存在明显个体差异和心理健康稳定性的作用下，心理调试能力在移民前后无显著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主观福祉均值由移民前的0.561显著提升至0.667，表明搬迁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得到提升。这种提升可能与新居住地基础设施完善、生计风险降低直接相关，反映出生态搬迁政策在移民获得感方面的积极效应。
|
|
表 3 黄河滩区生态移民的生计能力与主观福祉 Tab.3 Livelihood Abi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each Area |
单一必要性检验结果示于表 4，一致性大于0.9的条件被称为必要条件。根据表 4所示，一致性分数均小于0.9，说明在基本劳动能力、经济维稳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中均不存在单独提高主观福祉的必要条件。
|
|
表 4 单一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 Tab.4 Results of Single Condition Necessity Test |
表 5是移民前后生计能力对主观福祉影响的路径组合，移民前和移民后分别有3条组态。表 5中每一列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条件组态，各组态单个解和总体解一致性水平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因此6个组态可视为产生高主观福祉的充分条件。移民前后解的总体覆盖度分别达到了0.592、0.710，表明所有路经对结果变量有较强的解释度。
|
|
表 5 前因条件组态分析 Tab.5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Antecedent Conditions |
（1）组态H1：社会交往—心理调试主导下基本劳动辅助型
社会交往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基本劳动能力作为边缘条件存在。该组态一致性为0.931，唯一覆盖度为0.036，表明该路径能解释93.1 %的高主观福祉案例，其中3.6 %的案例仅由该组态所解释。滩区移民前，依靠大家庭模式，农忙时抢收抢种，洪水时合力抗洪，依靠“人多力量大”撑起家庭生计；教育程度虽然不高，但足够应对日常生计问题。多数受访者强调人情往来的重要性：“农忙时邻居互相帮助，谁家有事全村出力，这种‘有来有往’比金钱更管用（M02，编号，下同）”。健康状况虽常受到洪水、潮湿的影响，但常年劳作塑造的强健体魄和互助传统，让居民能够保持乐观心态。“虽然风湿病多发，但大家相互照顾，反而增强了社区凝聚力（M01）”。当地居民通过组织节庆活动构建紧密的社区网络与情感支持的社会关系，进而提高其主观福祉。该组态表明，尽管经济维稳能力不足，但在社会交往、心理调试和基本劳动能力的共同作用下，可突破经济约束，产生高主观福祉。
（2）组态H2：环境适应—心理调试主导下基本劳动辅助型
环境适应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基本劳动能力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搬迁前居民生计高度依赖传统小规模种植，受限于农业技术滞后及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不足，部分居民通过参与政府组织的农业技术培训或参加合作社，促进产量增长与收入提升。参与培训的受访者表示：“刚开始觉得滴灌麻烦，后来发现既省水又增产，现在年轻人也愿意留乡种地了（M10）”。该组态表明，具备环境适应与心理调试能力的个体，即使经济维稳能力薄弱，仍可通过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改善主观福祉。
（3）组态H3：环境适应主导下经济维稳—心理调试协同型
环境适应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经济维稳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滩区移民前，尽管人均年收入不高，但当地居民通过农作+兼业的方式，在周期性洪灾的威胁中维系经济安全；而勤俭的生活习惯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有限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生活，形成“钱不多但够用”的满足感，帮助居民保持乐观和满足。有访谈表明：“自家种菜养鸡，赶集买点土产，虽然存不下钱，但心里踏实（F06）”。该组态表明，即便在基本劳动能力缺位却无需特定社会交往能力支撑的条件下，居民仍能通过环境适应、经济维稳和心理调试能力的协同作用提升其主观福祉。
4.3.2 移民后条件组态分析（1）组态H1：环境适应主导下基本劳动—心理调试协同型
环境适应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基本劳动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滩区移民通过掌握新型农业技术，实现生产效率与经济收入双提升，从而形成增收—福祉的良性循环。参与技术培训的受访者表示：“技术员手把手教，现在手机能控制温湿度，比过去看天吃饭强多了（M07）”。对于不再从事传统农业的家庭，能够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获得工作，既提高经济收入，又增强对新社区的融入能力，从而提升主观福祉。居住环境的变迁催生了多元生计模式，通过拓展收入渠道，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家庭经济结构，从而提升主观福祉。该组态表明，当个体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基本劳动与心理调试能力时，可通过生产效率优化与收入增长机制实现主观福祉提升。
（2）组态H2：心理调试主导下基本劳动—经济维稳协同型
心理调试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基本劳动能力和经济维稳能力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滩区搬迁改变了移民的生活方式与生计角色，移民需快速适应新环境。心理调试能力影响个体如何认识新环境并迅速调整生活习惯。积极心态有助于其克服环境适应障碍，激发移民探索新机遇的能动性。面对社区提供的教育与培训机会，移民能够积极学习新技能，从而改善其主观福祉。“参加面点培训后开了早餐店，现在月收入顶过去半年务农（F02）”。该组态表明，当个体具有心理调试能力、基本劳动能力和经济维稳能力时，即使社会交往能力存在短板，仍可提高主观福祉。
（3）组态H3：经济维稳—社会交往—心理调试多维主导型
经济维稳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滩区移民后，就业培训与创业扶持举措促进构建多元化收入渠道，拓宽了移民的职业发展空间并提升工作满意度。积极投入电商运营的受访者表示：“社区帮忙对接电商平台，客户从滩区老乡扩展到全国，这是以前不敢想的（M05）”。移民面临原社会关系弱化挑战，社交网络健全的移民更易通过社区参与拓展社交圈，而邻里关系成为移民融入新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该组态表明，在经济维稳、社会交往及心理调试能力支撑下，可通过收入增长、社交网络构建及环境适应机制，消解心理压力并提升主观福祉。
4.3.3 移民前后组态的对比（1）移民主观福祉的核心影响因素在移民前后存在明显差异。移民前以心理调试、环境适应及社会交往能力为核心。如组态H2中，传统农户通过滴灌技术培训适应环境以实现农作物增收，其本质是通过技术赋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形成替代性主观福祉路径；在基础设施匮乏时，社会交往提供情感支持，如组态H1中通过人情来往等实现风险分摊。移民后核心能力转变为心理调试、经济维稳与环境适应能力，如组态H3中，移民摆脱资源限制，增加收入渠道，实现多元化收入。环境适应的需求转型，如组态H1中，移民后的环境适应从生存性适应转向发展性适应。心理调试能力始终贯穿移民全过程，维系移民主观福祉。
（2）移民前后生计能力的重要性发生显著变化。经济维稳能力重要性的提升，主要源于新环境创造的就业机会增多与政策支持的优化；社会交往能力作用弱化，主要是由于居住空间垂直化重构了社交模式且居民可能更依赖新建立的社会网络和服务设施；环境适应能力重要性降低得益于基础设施完善与组织支持，减轻了移民面临的技术适应压力。三方面变化共同映射移民从生存保障向发展保障的阶段性跨越。
4.4 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一致性水平和校准锚点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一致性水平由0.75提升到0.8，校准锚点由95 %、50 %、5 %调整为90 %、50 %、10 %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改变一致性水平和校准锚点的组态结果与原组态结果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可见，本文研究结果有较高稳健性。
|
|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6 Robust Test Results |
本文以黄河滩区（河南段）为例分析了移民前后生计能力和主观福祉的变化，利用fsQCA揭示了不同生计能力组态路径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变化。结论如下：
（1）移民政策实施后居民主观福祉呈提升态势。
（2）单一维度生计能力不能构成高主观福祉的必要条件。移民前影响主观福祉的3种组态路径分别是社会交往—心理调试主导下基本劳动辅助型、环境适应—心理调试主导下基本劳动辅助型、环境适应主导下经济维稳—心理调试协同型；移民后分别是：环境适应主导下基本劳动—心理调试协同型、心理调试主导下基本劳动—经济维稳协同型、经济维稳—社会交往—心理调试多维主导型。
（3）移民前后提升主观福祉的组态存在差异。移民前居民的心理调试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是提升主观福祉的关键能力；移民后居民的心理调试能力、经济维稳能力、环境适应能力是提升主观福祉的关键能力。
5.2 讨论黄河滩区生态搬迁政策是解决生态问题和扶贫问题的综合措施，目的是实现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的双重目标。然而，生态搬迁前后，移民的生计能力是否提升？移民主观福祉是否改善？这些问题是检验移民政策的标尺，而目前学界关注较少。因此，本文采用fsQCA方法揭示了黄河滩区生态移民前后生计能力与主观福祉的变化，以及生计能力对主观福祉产生影响的组态路径。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创新体现在2个方面：①目前，多数研究主要以生计资本为研究视角，有关生计能力对主观福祉影响的定量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拓宽了对黄河滩区生态移民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②fsQCA解释了生计能力组合对主观福祉的复杂影响。相较于传统回归分析，该方法不仅能够处理复杂因果，亦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案例，具有高灵活性且具有定性和定量双重属性。结果表明，黄河滩区移民生计能力多种组合对其主观福祉共同产生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移民主观福祉提升路径（图 3），建议通过结合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和自下而上的个体调节来增强移民生计能力，提升主观福祉。
|
图 3 基于生计能力的移民主观福祉提升路径 Fig.3 The Enhancement Path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mmigrants Based on Livelihood Ability |
参考上述研究结果，结合图 3提出如下建议：①心理调试能力是影响移民主观福祉的关键因素。政府层面上，应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心理疏导，并在移民安置点举办专题讲座；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新老居民互动与心理融合；构建社区化、社会化的综合服务体系，组建专业队伍提供相关服务，通过精准对接移民现实需求进而有效提升其生活质量与主观福祉。个体层面上，移民需在新环境中进行自我调节，塑造乐观心态，参与文化活动，积极融入新社区。②基本劳动能力是影响移民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政府层面上，应制定移民职业技能提升计划，针对女性开展家政、护理等培训，为男性开设电工、焊工等培训课程，提升移民职业技能，扩展就业机会；在移民安置点设立职业咨询站，建立企业用工需求与移民就业意向数据库；聚焦有劳动能力与意愿但无法通过市场渠道实现就业的移民，落实移民公益岗位，优先安置移民群体。个人层面上，移民需强化学习意识，以期获得更多就业机会，降低生计风险。③经济维稳能力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显著增强。政府层面上，应积极发展特色农业，重点推广树莓、金银花等耐旱作物，建设产地初加工园区，吸纳移民就业；依托黄河文化资源，与文旅集团合作打造黄河乡村旅游区，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移民参保攻坚行动，促进全民基本医疗与养老保险高覆盖。个人层面上，移民需夯实经济意识，参与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开发，积极实现生计转型。
本文仍有以下不足。一方面，在黄河滩区移民研究中，生计能力指标体系不完善，需要结合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空间剥夺、复杂适应系统等前沿性理论，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滩区移民生计能力指标体系，为易地搬迁移民的生计能力研究提供科学框架，这不仅有助于理解移民生计能力的形成机制，还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积极回应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另一方面，fsQCA虽然揭示了多因素组态，但各个能力影响大小难以判断，且未有效解决具体生计能力指标对移民主观福祉相应维度的影响，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不稳定性，可引入结构方程模型、随机森林等方法进行多模型混合，逐步实现组态驱动机制—变量效应强度—动态演化规律的多层次结果验证。
| [1] |
徐文文. 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诉求: 内涵、根源及意义[J]. 经济问题, 2023(12): 10-15. [Xu Wenwe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Connotation, roots and significance[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23(12): 10-15.] |
| [2] |
李聪, 刘杰, 黎洁.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3(6): 95-105. [Li Cong, Liu Jie, Li Jie. Assessment of comprehensive effect and policy innov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Shaanxi[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43(6): 95-105.] |
| [3] |
胡西武, 刘小鹏, 黄越, 等.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测度及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0, 75(10): 2224-2240. [Hu Xiwu, Liu Xiaopeng, Huang Yue, et al. Measurement of spatial deprivation of ecomigrant villages and its impact factors in Ningxi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10): 2224-2240.] |
| [4] |
张娜, 完德吉. 生态移民社区教育实践与可持续发展——基于三江源生态移民社区的田野考察[J]. 民族教育研究, 2023, 34(5): 125-133. [Zhang Na, Wande Kyi. Ecological migr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practi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eld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community of Sanjiangyuan[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2023, 34(5): 125-133.] |
| [5] |
王帅, 范蒙, 邬友, 等. 地方性感知、地方认同与好客行为——以内蒙古敖鲁古雅乡生态移民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9): 199-208. [Wang Shuai, Fan Meng, Wu You, et al. Perception of placeness, place identity and hospitable behaviour: A case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Ooluguya township, Inner Mongolia[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8(9): 199-208.] |
| [6] |
张梦尧. 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生计转型与心理适应——以青海智格日村为个案[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5): 83-92. [Zhang Mengyao.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Sanjiangyuan area: A case study of Zhigeri village in Qinghai province[J]. Journal of North University, 2022(5): 83-92.] |
| [7] |
王娅, 刘洋, 周立华. 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以武威市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2): 521-537. [Wang Ya, Liu Yang, Zhou Lihua. The livelihood risk and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ecological migrants at the northern foot of Qilian Mountains: A case study of Wuwei city[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2): 521-537.] |
| [8] |
徐如明.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生计资本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宁夏银川市生态移民区的实证调查[J]. 民族学论丛, 2024(2): 101-110. [Xu Ruming.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ecological immigrants in ethnic regions upon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ecological migration areas in Yinchuan of Ningxia[J]. Journal of Hui Muslim Minority Studies, 2024(2): 101-110.] |
| [9] |
赵坤, 杜澍, 沈迟. 自然保护地管控对原住居民民生与生态移民意愿影响[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9): 50-57, 65. [Zhao Kun, Du Shu, Shen Chi. The effect of nature protected areas regulations on the livelihoods and ecological migration willingness of local residents[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1, 28(9): 50-57, 65.] |
| [10] |
陈胜东, 周丙娟. 生态移民政策实施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0, 19(5): 602-610. [Chen Shengdong, Zhou Bingjuan. Farmers' satisfaction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implementation of eco-migration policy: A study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former central soviet areas in Gannan[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0, 19(5): 602-610.] |
| [11] |
王亚娟, 孔福星, 刘小鹏, 等. 中国生态移民村社会空间的生产分析——以宁夏固原市典型生态移民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11): 158-166. [Wang Yajuan, Kong Fuxing, Liu Xiaopeng, et al.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ce in ecological migration village in China: Take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village in Guyuan, Ningxia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1): 158-166.] |
| [12] |
魏旭红, 赵雪雁. 易地扶贫搬迁对山区农户福祉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5): 1068-1083. [Wei Xuhong, Zhao Xueyan.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in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5): 1068-1083.] |
| [13] |
邰秀军, 芦利广, 杨鑫, 等. 沙化区生态移民的沙化感知、社会影响和适应性策略[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3): 168-176. [Tai Xiujun, Lu Liguang, Yang Xin, et al. Sense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social influence and adaptive measures of eco-immigrants in desertification area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0(3): 168-176.] |
| [14] |
李静, 王月金. 健康与农民主观福祉的关系分析——基于全国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10): 80-88. [Li Jing, Wang Yueji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000 farmers in 5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5(10): 80-88.] |
| [15] |
袁东波, 陈美球, 廖彩荣, 等. 土地转出农户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计资本视角[J]. 中国土地科学, 2019, 33(3): 25-33. [Yuan Dongbo, Chen Meiqiu, Liao Cairong, et al. Analysi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with land transfe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capitals[J]. China Land Science, 2019, 33(3): 25-33.] |
| [16] |
黄甘霖, 姜亚琼, 刘志锋, 等. 人类福祉研究进展——基于可持续科学视角[J]. 生态学报, 2016, 36(23): 7519-7527. [Huang Ganlin, Jiang Yaqiong, Liu Zhifeng, et al. Advances in human well-being research: A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erspective[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6, 36(23): 7519-7527.] |
| [17] |
刘迪, 陈海, 张杰,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域客观福祉评估及其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J]. 地理科学, 2023, 43(3): 530-540. [Liu Di, Chen Hai, Zhang Jie, et al. Village's objective well-being assessment and its impact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izhi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3): 530-540.] |
| [18] |
Ettema D, Schekkerman M. How do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Comparing the effect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J]. 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 2016, 5: 56-67. DOI:10.1016/j.tbs.2015.11.001 |
| [19] |
Gilbert A, Colley K, Roberts D. Are rural residents happier?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Scot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4: 37-45. DOI:10.1016/j.jrurstud.2016.01.002 |
| [20] |
Liu Y Q, Zhang F Z, Wu F L, et al.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s in Guangzhou, China: The impacts of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J]. Cities, 2017, 60: 333-342. DOI:10.1016/j.cities.2016.10.008 |
| [21] |
徐荣林, 吴昱芳, 石金莲. 基于旅游感知视角的居民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研究——以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4): 104-114. [Xu Ronglin, Wu Yufang, Shi Jinlia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percep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Jiuzhaigou national nature reserve[J]. Journal of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16(4): 104-114.] |
| [22] |
岳丽莹, 李开明, 吴瑞君. 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多尺度模型的研究[J]. 人文地理, 2021, 36(6): 53-59. [Yue Liying, Li Kaiming, Wu Ruijun. Impact of urba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 study based on multilevel modelling[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53-59.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6.006] |
| [23] |
Richard A. Easterlin, Zhang Qingjin. Lost in transition: Life satisfaction on the road to Capitalism[J]. Open Times, 2009(9): 80-102. |
| [24] |
陈文婷, 陈海, 刘迪, 等. 社区环境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基于陕西省洛川县的实证[J]. 人文地理, 2023, 38(5): 36-43, 171. [Chen Wenting, Chen Hai, Liu Di, et al.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n the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uochu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23, 38(5): 36-43, 171.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3.05.005] |
| [25] |
李雪萍, 魏爱春. 摆动型生计: 生计能力视域下的生存策略选择——以重庆市M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例[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65-74. [Li Xueping, Wei Aichun. Livelihood of pendulum mobility: Survival strategy s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capacity: A case study of the relocation sit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 town of Chongqing[J].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41(4): 65-74.] |
| [26] |
杨红娟, 黄友弛. 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后生计能力提升的内外动力作用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3(10): 98-114. [Yang Hongjuan, Huang Youchi.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ynamics in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capacity of farming household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relocation[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23(10): 98-114.] |
| [27] |
李惠梅, 张雄, 张俊峰, 等. 自然资源保护对参与者多维福祉的影响——以黄河源头玛多牧民为例[J]. 生态学报, 2014, 34(22): 6767-6777. [Li Huimei, Zhang Xiong, Zhang Junfeng, et al. Herdsman's multidimensional well-being in response of na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hina: Case study based on household investigation in Maduo county[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4, 34(22): 6767-6777.] |
| [28] |
刘燕, 魏勃. 可行能力理论视角下脱贫农户发展能力的提升路径探究[J]. 农业经济, 2023(6): 98-100. [Liu Yan, Wei Bo. Research on way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poverty-stricken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sible ability theory[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23(6): 98-100.] |
| [29] |
王振振, 王立剑. 精准扶贫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吗?——基于陕西省70个县(区)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4): 71-87. [Wang Zhenzhen, Wang Lijian. Ca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rural poor household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70 counties in Shaanxi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9(4): 71-87.] |
| [30] |
苏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23(2): 144-153. [Su Fang.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ural households' tourism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on their livelihood 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23(2): 144-153.] |
| [31] |
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62-64. [Amartya Sen. A Free Look at Development[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2: 62-64.]
|
| [32] |
韩喜平, 刘永梅. 中国现代民生福祉增进轨迹——基于民生制度与民生能力建设的视角[J]. 社会科学辑刊, 2018(3): 138-143. [Han Xiping, Liu Yongmei. The improvement track of modern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livelihood system and people's livelihood capacity construction[J].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2018(3): 138-143.] |
| [33] |
周晓春, 方舒, 黄进. 金融福祉: 促进青年发展的新工具[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1, 40(4): 83-90. [Zhou Xiaochun, Fang Shu, Huang Jin. Financial well-being: a new tool for youth development[J]. Chinese Youth Social Sciences, 2021, 40(4): 83-90.] |
| [34] |
李倩娜, 姚娟, 付鹏飞. 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移民生计能力与适应策略——基于适应水平的中介作用[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4, 43(1): 140-145. [Li Qianna, Yao Juan, Fu Pengfeng. Livelihood capacity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natural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mediating role based on the level of adaptation[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4, 43(1): 140-145.] |
| [35] |
宁德鹏, 何玲玲.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治理模式创新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 40(8): 109-117. [Ning Depeng, He Lingling. From poverty eradication to common wealth: Innovations in follow-up governance models for poverty relocation[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4, 40(8): 109-117.] |
| [36] |
殷宇超, 蔡银莺. 城中村拆迁还建居民家庭住房租赁与生计能力提升——以武汉市汉阳区八个拆迁安置小区为例[J]. 城市问题, 2020(9): 86-93, 103. [Yin Yuchao, Cai Yinying. Housing rental and improvement of living ability of residents in urban village relocation: A case study of eight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in Hanyang district, Wuhan city[J]. Urban Problems, 2020(9): 86-93, 103.] |
| [37] |
王晓刚, 陈红, 叶家璨. 从安身到安心: 民族地区扶贫安置社区社会心理服务探索——基于凉山州昭觉县的实地调查[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172-180. [Wang Xiaogang, Chen Hong, Ye Jiacan. From comfort to peace of mind: An exploration of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servic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settle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a field investigation in Zhaojue county, Liangshan prefecture[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5): 172-180.] |
| [38] |
刘伟, 黎洁. 提升或损伤?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9, 24(3): 210-218. [Liu Wei, Li Jie. Improve or damage: The effect on livelihood cap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of relocation and settlement project[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9, 24(3): 210-218.] |
| [39] |
贺艳华, 刘聪, 周国华, 等. 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测度及其差异[J]. 热带地理, 2021, 41(2): 327-339. [He Yanhua, Liu Cong, Zhou Guohua, et al. The gap between the well-being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J]. Tropical Geography, 2021, 41(2): 327-339.] |
| [40] |
陈宏胜, 王兴平, 刘晔, 等. 城镇化与居民主观福祉关系研究——兼论对城乡规划的检视与启示[J]. 城市规划, 2020, 44(7): 18-27, 90. [Chen Hongsheng, Wang Xingping, Liu Ye,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o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 44(7): 18-27, 90.] |
| [41] |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Du Yunzhou, Jia Liangding.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 new approach to management resear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7(6): 155-167.] |
| [42] |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Zhang Ming, Du Yunzhou.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Position, tactics, and direc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16(9): 1312-1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