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市井文化和地方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菜市场、早餐店、小吃街等“烟火气”浓郁的消费场所，构成了我国极具地方特色的消费场景和文化语言。它们凭借特色食物和热闹氛围，生动地展现了人与人、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互动，成为日常生活蓬勃生命力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表达场域。充满烟火气的街道和小巷既承载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吸引了外来游客前来体验和消费。进入数字媒体时代后，“烟火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仅代表食物烹饪的景象或人群拥挤的热闹氛围，还逐步发展为由网络文化和商业逻辑共同塑造的消费景观。地方饮食文化和消费空间经历了符号化和视觉化的重构，传统小吃街、夜市等场所被打造为媒介传播的文化符号，成为人们观看、消费、打卡和分享的重要对象。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的“景观社会”在数字化时代得到了新的诠释。数字媒介的发展将原本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市井空间转化为一种可复制的超真实（Hyperreality）^[1]，催生出更加现代化且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烟火消费景观。

本文从媒介互动视角出发，拓展消费景观理论框架，强调物质空间与媒介空间的互动关系；同时进一步挖掘和阐释“烟火气”如何在数字背景下被重塑和再生产，丰富其作为城市文化消费内容的理解。研究选择传统商业城市广州和新兴网红城市长沙的美食小吃街为案例地，通过田野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和文本分析等综合质性方法，分析烟火消费景观的核心构成要素，并探讨其在数字时代下的生产与体验。广州与长沙两座城市的美食街区在数字媒介的参与下，从单纯的地方性消费空间跃升为具有烟火气息与时代内涵的消费景观。广州的传统小吃街在数字传播下焕发新的地方活力，长沙的网红小吃街也通过社交平台的传播，迅速成为全国知名的消费地标。通过案例分析，研究旨在揭示数字媒介对地方文化传播和消费空间商业化的影响，为城市文化发展、消费空间设计及运营策略提供实践参考。

2 概念框架与相关研究 2.1 城市“烟火气”与烟火消费景观

“烟火气”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自古以来便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墟里烟”、杨万里笔下的“烟火气”，以及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的“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都深刻揭示了饮食文化的精髓，展现了日常生活的诗意美学和细腻情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烟火气被定义为“烧煮食物的气味”或“尘俗习气”^[2]，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市井气息与人们在街巷进行邻里互动的平凡美学。

随着时代的变迁，“烟火气”的概念逐渐扩展为热闹与活力的象征^[3]，反映了城市更新与旅游发展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挖掘与重塑。烟火气作为城市文化符号，弥合了传统日常生活与新颖刺激的旅游情境之间的二元对立，诠释了休闲旅游与日常生活交融带来的独特体验^[4]。烟火气在城市消费场域的延续和重构，催生了新型的文化景观：烟火消费景观。这类消费景观之所以吸引人，并不仅是由于陈列其中的商品，更是因为空间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意义^[5]。

尽管已有学者将“烟火气”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但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城市宣传层面，倾向于将其视为颇具浪漫色彩的文化符号进行分析，难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实际的理论支持和操作路径^[4]。另一方面，承载烟火气的消费场所，如美食街、文化市集和夜经济聚集区等，常被归类为“商业街”或“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研究，侧重于探讨如何通过优化街道的多样性^[6]、连通性^[7]和可步行性^[8]来提升消费者的体验。这些研究为街区的规划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但未充分关注街区所蕴含的烟火气如何作为文化和情感要素参与到城市景观的生产当中，以及烟火气如何提升街区的吸引力。本研究以城市小吃街这一集中展示烟火气的消费景观为案例，重点分析其景观的（再）生产与体验过程，为城市文化与消费空间的融合发展探索实践路径。

2.2 景观生产与媒介互动

在传统地理学中，景观（Landscape）被视为自然环境与人文要素互动的物质性空间系统，包括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9]。以卡尔·索尔（Carl Sauer）为代表的文化景观学派将文化景观定义为“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10]。这一时期，文化被视作稳定覆盖于人类社会之上的“超机体”，呈现出文化决定论色彩^[10]。相关研究关注景观的形态及其演变过程^[11]。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后现代思潮推动了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学者们开始反思将文化视为静态的观念，认为其忽视了人类在文化生产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12]。如丹尼斯·克斯格洛夫（Denis Cosgrove）提出，景观是用以表征和理解周遭环境的“文化影像”，反映了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13]。这一视角下的景观成为人类实践与权力交织建构的场域。

虽然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不同，但二者均关注景观的空间化表达。然而，媒介社会中的景观正被新机制重塑。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影像”（Spectacle）概念，指代“以图像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1]。在他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逐步被商品化图像取代，人类经验被影像机制组织、操控与消费。为回应现实的变化，本文将“影像”理解为建构“景观”的过程机制，它通过图像、媒介和符号系统参与现实的组织与表征，成为当代景观生产的重要动力之一（表 1）。

在媒介社会中，影像的主导性不断增强，媒介逐渐成为景观生产的核心要素。一方面，社交平台强化了影像和符号的渗透力，通过可滑动、可点赞的图像流将“观看”置于“体验”之前。Frayssé形象地指出：现代人在电子屏幕前“观看”商品化的世界，最终每一块屏幕都像覆盖在现实表面的一层薄膜^[14]。物质空间的区位性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由流量和视觉吸引力主导的虚拟热点空间^[15]。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消费”二元结构，有创意的短视频内容使原本小众的地方“一夜爆红”，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16, 17]}。与此同时，景观的消费方式也在转变，当代消费者常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体验景观。实地打卡与远程观看在促成“网红空间”形成的同时，用户也能在媒介实践和体验中获得“媒介地方感”^[18]。

因此，本文将景观（Landscape）视为文化与权力互动在具体空间中的表现，并引入影像（Spectacle）作为建构机制，以揭示媒介社会中景观视觉性、符号化与消费化的生成逻辑。研究以美食小吃街为研究对象，因其集中体现了消费景观的现代发展：作为传统地方饮食文化的物质载体，它承载着市井空间的感官真实；作为媒介消费展演场，它通过社交平台的传播进一步符号化，从烟火气的“小吃街”转变成为“烟火消费景观”。这一典型现象为观察景观生产中的“物质—符号—媒介”三重互动提供了切入点。

3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选择与案例地介绍

近年来，夜间经济成为城市消费的新动能。《2024年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当年国内夜间旅游总花费达1.91万亿元，其中“美食市集”与“特色夜市”以17.4%的占比居首^[19]，凸显美食小吃街的研究价值。美团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表明，长沙与广州均位居全国夜间消费指数前列，充分说明两地在城市夜间经济中的重要地位^[20]。本文因此选取广州与长沙的两条代表性美食街作为研究对象，广州作为岭南商贸中心，拥有悠久的商业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素有“食在广州”的美称。而长沙作为新晋网红城市，其“不夜城”模式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具体而言，广州的龙洞美食街与长沙的太平老街分别代表了“地方性美食街”与“网红美食街”两个典型场景（表 2）。龙洞美食街以本地居民和学生群体为主要消费对象，以家庭作坊经营为主。社交平台显示其小红书累计浏览量达3, 920万次，用户生成内容（UGC）总量15.4万条，大部分内容聚焦平价美食的日常分享。而对长沙太平老街调研的结果显示，约76.3%游客受到网络热度的吸引前来打卡，内容主要涉及特色餐饮和网红建筑。案例对比可以发现：龙洞美食街通过日常化的数字内容生产维系社区消费韧性，而太平老街则借助符号化传播构建旅游消费场域。这种差异化发展路径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烟火消费”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照。

龙洞美食小吃街位于广州天河区，其所处的龙洞村被誉为“广州第一村”，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龙洞步行街是广州最早由农村集体投资建设的、具有乡村特色的商业步行街，全长360米，宽约20米。随着媒介对商业氛围和特色小吃的广泛传播，龙洞街区近年来逐渐成为广州的“热门打卡地”。太平老街位于长沙市五一路以南、沿江大道以东，主街全长380米，宽约7米。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秦汉时期。2005年，长沙市政府对太平老街开展修复改造，保留了明清“五街三片一点”的街巷格局, 再现以青石瓦、坡屋顶、封火墙、木石仿古为主要特征的民国民居风貌^[21]。如今，太平老街已成为长沙最重要的夜间经济集聚区和网红打卡地之一。

3.2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研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调研，并结合线上数据进行分析。包括：①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组分别于2024年7月至10月在广州“龙洞美食小吃街”和长沙“太平老街”开展深入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街区的商业活动与社会生活，观察街区氛围、商铺布局、餐饮特色等与消费者行为之间的互动，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塑造烟火消费景观。同时，访谈不同背景和类型的游客、居民与商户，了解其感知与体验，并探索数字媒介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共访谈38人，其中广州“龙洞美食小吃街”的受访者为18人，长沙“太平老街”的受访者为20人。访谈对象根据其身份进行编码（游客：YK；居民：JM；商户：SH），并按访谈顺序编号，确保数据的可溯性。所有访谈内容均转录为文本，共计7.6万字。②线上数据分析：研究组于2024年10月至12月，分析自媒体平台（如微博、抖音、小红书等）上的消费者评论、打卡分享和互动内容，重点关注消费者在数字平台上的认知、体验与反馈。通过对大量短视频、图文内容及用户评论的分析，探讨数字媒介如何将传统街区的文化符号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传播、再现和强化。

4 城市美食小吃街的烟火消费景观生产

美食小吃街作为传统的饮食消费场所，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味觉需求，还在空间布局与氛围营造中展现文化意涵。感官的叠加—从味觉^[22]到嗅觉^[23]，视觉到听觉^[24]，塑造出一种体验景观（Experiencescape），为消费者提供“快乐、享受和娱乐”^[25]。以食物景观、建筑景观和行为景观为核心的分析路径，揭示了烟火消费景观的空间构成及其文化意义。

4.1 食物景观：美食集群与食物的“赋魅”仪式

食物是小吃街的灵魂，承载着食客“舌尖上的幸福”。现代消费社会中的食物往往通过“赋魅”仪式获得价值^[26]，并转化为承载情感记忆、建构地方认同甚至缔造想象的载体^[27]。在街区中，“煎、炸、烹、煮”的具身展演以及摊贩与食客的互动仪式，增强了情感共鸣与连接。

食物景观折射了全球化消费叙事中地方性与跨地方性的张力^[28]。以广州龙洞美食街为例，粤式肠粉和潮汕蚝烙等本土美食，与韩国芝士棒、柳州螺蛳粉等外来网红食物并置，形成“混杂性食物景观”，彰显了现代城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长沙太平老街则进一步推动地方美食的符号化表达，臭豆腐、糖油粑粑等地方小吃经由“打卡”标签的强化，逐渐脱离其物质性本体，演变为承载城市意象的“可复制性符号”^[2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符号化并未如本雅明预言般导致“灵晕（Aura）”消逝，反而通过装置造景（如巨型小龙虾模型）创造出新的体验^{[29, 30]}：游客在凝视与拍摄中，既消费食物的实体，更消费附着于其上的情感与想象（图 2）。

食物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感官的剧场化运作^[31]。摊贩将厨房后台的烹饪程序移至公共空间，在明火上煮制食物，翻动锅铲、油烟腾起、香气四溢，这些场景构成了美食街区中具有特色的感官符号（图 2）。游客的凝视与摊贩的劳作形成共构表演：“看店家做蚝蛋烧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了，超级香”（龙洞JM15—线下）。当“烟火气”被建构为城市美学的能指^[32]，摊贩的颠勺动作与蒸汽氤氲便成为唤起地方记忆的表演性实践^[33]，街区成为充满烟火气息、富有情感共鸣的消费空间。日常饮食空间也升华为具有审美共通感的剧场，实现从物质消费到情感消费的意义跃迁。

4.2 建筑景观：基于传统街区图底的符号拼贴

美食街区的建筑景观是“烟火气”的核心承载空间。它通过历史符号的激活、视觉元素的编码以及时空逻辑的重组，完成空间形态与符号系统的互动，构建出兼具地方记忆与现代消费特质的城市景观。

广州龙洞美食街的建筑环境保留了城中村原有肌理，杂乱的自建房和错落的雨棚等未经修饰的物质基底成为象征地方生活的重要符号。入口处的铜牛雕塑和仿古装饰，与网红小吃摊的荧光招牌形成对话，传统市井肌理与当代消费元素共生。类似地，长沙太平老街在更新过程中同样注重传统街区格局的保留与文化底蕴的传承。街区规划延续了明清“五街三片一点”的格局，并修缮了贾谊故居、长怀井等历史遗址。主街招牌融合“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湖南卫视的经典节目元素，以及“橘子洲头”“湘江北去”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让传统建筑空间焕发出现代活力；与主街形成对比的马家巷、孚嘉巷则保留露天小吃摊，延续街区的市井气息（图 3）。

灯光系统作为建筑景观的延伸，进一步强化了烟火消费的氛围。龙洞美食街采用高饱和度的霓虹招牌，红色与黄色的强对比色块构建出“平价”“热闹”的视觉隐喻：“我只是路过，这里的氛围让我觉得消费得起，不会有负担”（龙洞JM4—线下）。而太平老街的灯光更具叙事性，主入口的招牌展示了带有湘江元素的繁华夜景。“这条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进大门的整一片灯光，哇，我当下就被震撼到了。它（灯光）这样聚成一堆效果就很好，传递出了一种时尚又前卫的感觉”（太平街YK7—线下）。差异化的光影策略，揭示了建筑景观生产中的不同逻辑——龙洞通过视觉刺激维系本地社群的消费活力，太平街则借助文化符号的展演，将建筑空间转化为旅游凝视的对象。

在烟火消费景观的构建中，建筑不仅作为物质容器存在，更通过符号重组参与意义生产。龙洞的市井肌理成为消费者感知“在地生活”的物质凭证；太平老街的历史符号拼贴转化为城市品牌的视觉资产。二者的实践共同表明，建筑景观的生产既需保留和唤起地方认同的符号基因，又需植入刺激消费欲望的现代元素，最终在传统街区的物质基底上，孵化出适应时代需求的烟火消费新生态。

4.3 行为景观：烟火氛围的渲染

烟火氛围可以通过人们的日常活动进行塑造与呈现。因此，烟火景观的形成也是个体的时空行为与地方动态互动的过程^[34]。“有人的地方才有烟火气”（龙洞JM10—线下）。美食街通过汇聚人气和活力，成为孕育烟火气的重要场域。相较于其他用餐场所，其空间布局更为紧凑。以龙洞美食小吃街为例，这条原本20米宽的街道被压缩成狭窄的步行区，摊位紧密排列，消费者或排队等候，或穿梭其中。太平老街的街道也以步行功能为主，消费者在有限的空间里“边走边吃”。人与人的距离在狭窄空间中被拉近，摩肩接踵间，城市的温情与活力得以充分展现。街道的空间压缩不仅缩短了物理距离，还在情感层面将陌生人的偶遇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契机。在龙洞美食街，商户们在烹饪过程中热情地与顾客交流，询问他们的味觉体验：“你试一下阿妹！不好吃不要钱”（龙洞SH16—线下）。在长沙太平老街，商家操着长沙“塑普”（塑料普通话）热情招揽顾客。一位游客谈到：“我从小看湖南卫视长大，听到塑普就觉得很亲切，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太平街YK10—线下）。

美食街作为城市消费文化的缩影，还通过多样化的商业业态构建出层次丰富的消费空间。例如，龙洞美食街的服装店与连锁餐厅使消费者在“吃”的同时，体验“逛”的乐趣：“来这边也不完全是为了吃东西，这边有很多服装店可以逛，我一般喜欢来这边买衣服顺便吃些小吃”（龙洞JM3—线下）。太平老街也以其多样化的业态布局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从艺术文创店到银器首饰店，再到富有教育意义的小型历史文化博物馆，烟火气进一步渗透至非饮食空间。

4.4 媒介互动下烟火消费景观的再生产及其体验

在高度媒介化的城市生活中，烟火消费景观已成为影像建构的视觉产物，体现了德波所称“景观社会”在空间中的运作逻辑。食物、建筑、行为等景观要素被赋予了可被观看、拍摄与传播的属性，数字媒介也成为意义生产的平台，推动了烟火消费景观在实体与数字空间的生产与再构。

4.4.1 多元要素集聚：网络文化的融合互动

小吃街的消费者除了品尝食物，常常会使用手机拍照分享。自媒体平台成为开放的传播空间，将不同阶层的人群纳入景观的建构过程中，形成比传统美食街更为多元且互动性强的“景观社会”。地方特色美食经由社交媒体的传播，逐渐跨越地域界限，成为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网红小吃”。龙洞美食小吃街一位来自湖南的商户表示：“我刷抖音看到臭豆腐在每个地方都很受欢迎，刚好我儿子在广州读书，我们就来这边卖臭豆腐”（龙洞SH17—线下）。互联网驱动的美食迁徙让各地的特色美食汇聚于小吃街中，共同构建了“味蕾交汇点”。抖音、小红书等平台通过算法重构了地方饮食的文化地理，消解了食物与原产地的绑定，使其成为可移植的“文化插件”^[35]。在访谈中，一位龙洞的学生提到：“我经常来这边买东北烤冷面，一是价格便宜，二是有家乡（东北）的味道”（龙洞JM18—线下）。可见，数字媒介唤醒了移民群体的味觉乡愁，使其通过食物消费在异乡重构了“情感飞地”^[36]。

除了美食的集聚，街区的文化构成也呈现出日益丰富与多元的特点。为了在众多信息流中脱颖而出，商家将现代元素和网络用语加以提炼，并巧妙地融入传统建筑和食物标语之中。店铺装饰上，商家们运用流行的文化符号，使街区呈现出时尚与活力氛围，更与年轻消费者产生共鸣。“看到酱板鸭店挂着‘你过来啊’的招牌，我就想到了沈腾演的电影，还蛮有意思的”（太平街YK17—线下）。通过去语境化的符号移植，影视IP的娱乐价值被注入食物消费场景，形成后现代文化逻辑下的符号拼贴^[37]。在广州龙洞的一家甜点店，店家针对青年群体贴出了“全力以赴，未来可期” “暴打柠檬”等创意标语，既为游客提供了感知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也增强了地方饮食文化的传播力。

4.4.2 “烟火气”媒介景观生产：数字景观与实体景观双重维度

在媒介的推动下，影像化与视觉化已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塑造出“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消费特征^[1]。要成为商品，就要先成为符号^[38]。在城市生活中，“媒介的空间化”和“空间的媒介化”几乎同时发生^[1]：媒介不仅再现物理空间，还通过数字平台的再生产，形成线上（数字）景观与线下（实体）景观交织的复合景观。

美食街的线上景观生产依赖于“网红”等意见领袖以及大众的协同参与。这种网络分享往往通过话题聚焦与影像重复传播，形成符号叠加效应。龙洞美食街的主要消费者是地方居民与学生，受众对性价比的诉求在数字平台上演变为“实用性”景观生产逻辑。消费者围绕“物美价廉” “多样化美食”“十元管饱”等标签展开分享，成功将其塑造成“广州必吃夜市街榜单第一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长沙太平老街的“审美性”景观生产范式（图 4）。在打卡文化的影响下，街区通过灯光装置、垂直招牌与艺术背景墙的视觉编码，将建筑立面转化为可供用户进行图像采集与符号消费的交互界面。当游客以仰角拍摄纵向延伸的霓虹招牌时，三维空间被压缩为二维影像的符号，完成了“物理空间—数字拟像—超真实景观”的跃迁^[39]。

数字媒介不仅改变了街区的传播方式，也深刻影响了线下景观的呈现逻辑。街区的每个角落、摊位都经过精心设计，以迎合社交平台上传播的视觉需求。具有视觉焦点的区域被设计为“网红机位”，以增加人流和曝光度。这种对线下景观的符号化处理，使其逐步嵌入“灯光装置—手机镜头—社交媒体”的闭环传播中。“我喜欢去有特色的地方拍照，也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这些照片”（太平街YK11—线上）。随着数字平台的介入，烟火氛围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原真性”或“生活化”的表现形式，而是更多地与“人群聚集”和“社交互动”等特征紧密关联，实现了从“接地气”到“接人气”的转变。

4.4.3 媒介互动下受众体验的多维扩展

媒介社会推动现代小吃街的消费体验从味觉主导向多维感官体验扩展，并实现视觉延伸与虚拟互动，消解了传统消费场景的物理边界，最终形成虚实交织的具身体验场域。在传统感官秩序中，小吃街体验以味觉和嗅觉为核心，构成最直接、最原始的感官享受。随着消费社会向体验经济的转换，听觉和视觉跃升为氛围建构的装置。摊贩们富有节奏感的吆喝声、食物烹饪的声音，以及霓虹灯牌、色彩斑斓的摊位布置，构成了小吃街独特的声光氛围，也强化了消费者对“烟火气”的感知与情感寄托。“逛小吃街是一种对烟火氛围的体验，这也是日常琐碎中的一份慰藉”（龙洞YK14—线下）。消费者在充满感官刺激的环境中，与街区、食物建立情感连接，触及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感悟。

同时，媒介传播还实现了感官体验的扩展与延伸。一些博主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记录和分享，将食物的烹饪过程和现场气氛转化为可传播的符号，吸引了大量的线上用户。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喜欢看‘吃播’，每次他们在街头品尝美食，感觉就像自己也在那个热闹的地方”（龙洞JM12—线上）。观众能够通过短视频看到不同角度的街头景象，听到街头喧闹的声音，甚至与视频中的主播或其他观众进行互动；并在视觉和听觉的层面上沉浸在该地的文化氛围中，获得类似于亲身体验的感受。“我喜欢看博主在街边小馆吃饭，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流口水”（龙洞YK14—线上）。网络吃播和短视频生动地再现了小吃街的烟火氛围，丰富了消费者的实地及虚拟体验。

此外，社交平台还为地方文化提供了重新演绎的空间。消费者通过“转评赞”等媒介互动^[40]，成为地方记忆的重构者。传统的烟火气场所承载了本地居民及常客群体独有的记忆与情感联结，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先有龙眼洞，后有广州城’。龙洞是我十几年前刚来广州的时候租房的地方，它是一个承载着打工人梦想的地方”（龙洞JM6—线下）。如今，本地居民的怀旧叙事与打卡文化的融合，促使这种个体记忆转化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符号。事实上，这种数字化记忆并未完全消解场所精神。当城中村的市井气息被转化为短视频中的“烟火美学”，传统的地方性知识获得了跨圈层传播的可能。通过媒介的重新演绎，地方文化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与关注。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美食小吃街是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空间。随着网络传播的深入，其烟火气氛围逐渐成为线上与线下、物质与符号交织的现象。本文以广州龙洞美食街和长沙太平老街为例，探讨数字媒介互动下，烟火消费场所如何从单纯的地方性消费空间，转变为以体验为核心的消费景观，并分析这一转变带来的体验重构（图 5）。研究发现：

（1）小吃街“烟火消费景观”是融合地方文化、感官体验与社会实践的空间产物，其生产包括三个维度：食物及其制作过程构成体验的核心，创造出“烟火气”食物景观；建筑景观融合传统历史建筑与现代商业符号，为烟火消费空间提供了物质环境与符号载体；行为景观则构成了其社会实践的维度，通过狭窄街区内人与人的交流互动以及打卡直播等多元化活动，进一步增强烟火气的氛围。三种核心景观元素交织构建了烟火消费景观的物质基础与文化内涵。

（2）影像机制作为过程性力量参与景观的再生产与意义建构。在数字媒介的作用下，小吃街从单纯的地方消费场所转变为具有广泛传播力的文化载体，其视觉形象、食物类型和消费场景都被提炼为易于分享的“网红”素材。原本的地方元素被赋予了流行价值，加速了文化符号的跨地域流动，消费者也通过拍照、评论和分享等数字实践生产的线上内容反过来影响线下小吃街的标语和景观的塑造。“线下—线上—线下”循环的景观再造，揭示了媒介与地方文化的深度互动，也展现了数字时代烟火气景观的复杂生产逻辑。

（3）媒介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消费者体验的多维扩展。传统上以味觉和嗅觉为核心的感官享受，如今融入了视觉、听觉以及线上互动。同时，社交平台作为地方文化的演绎空间，让地方记忆被重新审视和传播。传统的小吃街逐渐转化为流动的文化符号，不再局限于特定地域，而成为跨圈层的“烟火美学”。媒介技术使消费者的体验脱离了单一的物质空间，向符号空间扩展，进而重新定义了地方文化的当代价值。

5.2 讨论

“烟火气”及其依托的小吃街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生活情致和文化意趣。在数字媒介的推动下，它们逐渐转变为烟火消费景观。原本局限于地方社区的烟火氛围在短视频、直播的作用下，被重构为视觉资产，嵌入更广阔的文化网络中。

这一生产过程也是对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的回应。与德波所说的被动观看不同，本文将“影像”理解为一种生产机制，而非单向度的异化逻辑。烟火消费景观的生产需要消费者在拍摄、分享与互动中参与，他们同时扮演了“观看者”与“建构者”的身份。这种去中心化的生产凸显了新文化地理学强调的主体能动性。因此，烟火消费景观并非消费主义的简单再现，而是地方文化在媒介参与下的再编码过程。以“影像”为机制，以“景观”为结果，它反映了图像、媒介与地方动态协商的过程。

烟火消费景观的生产逻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消费景观，既存在空间组织和功能定位上的共性，也因文化基因的差异而呈现分野。如日本的居酒街通常嵌入城市内部小尺度空间，依托半私密的社交氛围强化地方认同与熟人网络；法国的露天市场则围绕日常采购展开，反映出对“慢生活”节奏的推崇和松散优雅社交的生活态度。相比之下，中国的烟火消费景观扎根于转型变迁的城市现实，折射出一种世俗与诗意并存的生活美学。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烟火气成为了一种可传播的视觉资产，消费体验也被重构为开放性场景和可视化叙事参与的过程。

烟火消费景观的演变揭示了地方文化在媒介推动下如何转化为流动的文化节点，有助于我们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理解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未来研究可从两个方向拓展：一是拓宽研究区域，比较不同城市的烟火消费景观在数字化时代的变迁特点和生产逻辑；二是在方法上结合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利用社交媒体数据、消费者行为追踪与地理信息技术，揭示其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中的变化，为地方文化的保护和传播提供更多的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