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电子商务的应用模式不断升级。电商业态的每一次创新，均会催生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机遇^[1]。据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7.77亿，用户规模增长迅猛，直播电商亦成为新型的平台经济。直播电商依赖直播平台输出的短视频内容与直播内容获取关注并积攒粉丝，基于粉丝信任和产品体验实现商品交易^{[2, 3]}。与普通电商相比，直播电商拥有诸多独特优势，用户具有多元身份，既是购买者，也是推荐者^{[4, 5]}。直播电商顺应了多元化、个性化、重视体验的消费需求^[6-8]。伴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延伸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在农村经济崛起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直播电商发展的机会窗口从城市延伸至农村，农村原生态生产生活场景，让消费者在互动中产生信任，将虚拟信息转换成经济增长。直播电商借助社交平台、内容平台和电商平台，实现对传统电商的模式迭代，成为农村电商市场高速增长的新业态。

在农村直播电商的研究上，消费者购买特色农产品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主播专业性、直播互动性、时间压力等技术要素，以及农产品质量、品牌声誉、农产品原产地形象等产品要素均被纳入解释框架予以探讨^[9-11]。此外，张辉峰等学者对农产品电商直播中主播特征如何影响消费者复购率进行了分析^[12]。对直播电商发展效应的研究显示，直播电商通过技术嵌入、市场链接、资源整合等路径赋能农村创业，帮助农村居民增收共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乡村振兴新模式^{[13, 14]}。不仅如此，直播电商在提升乡村居民消费市场可达性，改善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促进城乡居民缩小消费差距方面具有显著价值^[15]。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时代农产品直播电商的“信息茧房”困境及其带来的同质化市场风险、农产品直播电商供应链分级决策及协调机制等农村直播电商存在的问题均得到深入探讨^[16-18]。

目前关于乡村直播电商的诸多方面均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仍需继续拓展分析维度，从人地关系变迁的角度来观察农村电商可为直播电商村的认知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江北下朱村为例，从技术、制度与柔性供应链三个层面分析农村电商模式转型所需的关键要素，对直播电商新模式形成的机制进行阐释，探讨信息技术与平台经济创新在农村经济崛起中作用的普遍性和借鉴意义。研究有助于更清晰地认知信息技术变革与乡村发展的关系，为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技术创新与乡村产业发展

近几十年来，乡村发展逐渐向后生产主义阶段过渡，从农业经济转向更加多样化的经济活动^{[19, 20]}。其中，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农村地区的物理与虚拟互动，深刻影响世界各地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21]。尤其是农村电商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农村人地关系变迁的重要驱动力，改变农村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22]。率先引入电商的乡村，已实现从传统农业向商业服务业的跨越，构建了以电商为导向的完整产业链，这区别于传统农村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平台经济对农村经济的重构^[23]。

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使电商企业能够以直播的新方式展示产品，使消费者能够获得更高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与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不同，直播可以看作是视频内容、实时交流和消费的混合体^[24]。直播电商正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电商业态，偏远地区的农村使用直播向可达距离外的消费者销售商品，给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

2.2 制度与技术协同演化

乡村内外部系统互动，通过制度与技术的适应性改变，进而推动乡村系统的重塑与演变^[25]。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制度与政策构成区域发展的基本保障与环境支撑^[26]。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厚度在区域发展路径决策中的作用，包括技术的选择与引入^[27]。制度厚度与特定地方的制度环境决定区域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技术的能力，制度要素在技术轨道的选择和建立，以及在新技术创新中具有关键作用^[28]。在特定技术发展路径下，制度环境的变化可以使得最初不兼容的创新，随时间演化成适合地区发展的创新系统^[29]。同时，新技术主导的经济范式变迁形成自下而上的环境压力，继而迫使体制反思产业发展的现存技术路径，促进制度层面的发展演化，产生与社会经济远景相适应的转变和调整。依托技术的嵌入，乡村实现场景升级，赋能并增强多元主体可塑性，推动乡村制度规则更新^[30]。在制度与技术的双向互动中，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化共同推动区域产业的更新^[31]。

地方制度影响长期的技术选择，进而作用于乡村经济增长。作为基层制度的集中表征，地方权威主义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等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制度安排为产业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32]。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根植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正式制度通过激励和规制，非正式制度依靠软性约束和主体内在自觉，形成不同的技术选择机制，在微观层面上被看作是创新结果产生的基础^[33]。乡村作为中国最小的基层自治单位，其管辖权内部结构的复杂性远低于城市。村委会在经济发展方向选择上有相当大的权力，决定村庄的发展议程。行动者战略性、有意性和目的性的行为可突破路径依赖和制度稳定性，特别是在微观层面，强有力的行为者可战略性地创造新制度，推动创新并创造新的区域发展路径^[34]。

2.3 柔性供应链与乡村发展

供应链是基于价值链概念提出的一种新的上下游企业间组织结构，包括从生产商到用户之间所经历的所有流程。相较于供应链，柔性供应链具有通过有效地供应链管理，协同供应链成员，进而快速地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35]。互联网时代，电商的繁荣发展导致了商业业态变革，传统经济活动的发展环境产生巨大变化，同时，其运作方式和管理机制也逐渐与以往产生差异^[36]。由于供应链所处的技术条件产生变化，多层次、多目标的供应链管理系统核心任务也产生革新^[37]。

电商情境下，互联网的嵌入导致以内部发展为主的供应链转向消费者，供应链的柔性特征显现，需求端的市场信息及时传导至生产端，形成快速的市场反馈与商业决策^[38]。尤其是直播电商导向下，供应链柔性形成两大突出特点，不仅对于需求变化具有快速的动态响应能力，且上下游组织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39, 40]}。农村直播电商的发展包括了从制造端到消费端的整个流通体系的重塑^[41]。供应链所有环节的协作，带来基于消费需求的动态化逆向整合，强化农村直播电商集群的竞争能力，推动供应链运作效率和经济效益提升^[42]。

2.4 分析框架

根据文献分析，本文构建了“技术—制度—柔性供应链”的分析框架，以阐释直播电商村的发展机制（图 1）。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43]。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来源于技术创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农村技术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数字化越来越成为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赋权手段^[44]。从整个农村的发展来讲，生产手段的变革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途径。随着制度、技术与供应链的互动，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互联网正在重塑农村产业发展的模式，重构乡村人地关系与社会文化结构，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机遇。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江北下朱村位于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图 2），地处义乌市东部，占地面积约0.4平方公里。左邻S310省道，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约2.5公里。江北下朱村人多地少，曾被列为贫困村。村庄在2008年进行旧村改造，建起约100栋五层联排楼房。2015年开始发展微商、群购、团购等社交电商产业。2019年转型直播电商，被称为“网红直播第一村”。

3.2 研究方法

研究使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调研时间为2020年11月21—24日和2021年3月12—14日，受访者共有17人，研究采用的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结合，以进行更多采访和避免样本倾向性（表 1）。受访者中包括1名村委会工作人员，6名供应链批发商，8名电商或直播电商从业者，1名物流相关从业者，1名其他行业从业者。除去管理者和其他行业从业者，其余15名受访者均是直播电商产业链上的从业者。

访谈中调查了村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地关系变迁过程，焦点是直播电商发展态势。除访谈数据外，本文还从天眼查网站获取了2006—2020年村庄的企业注册数量数据。

4 直播电商村形成过程

经济动力的每次重大变化，都会产生“赢家”地区，同时也会出现“后发”地区^[45]。技术的更迭使得区域在经济发展层面不断打乱原有格局，并以有迹可循的方式给不同的地区带来机遇和挑战。随着传统电商模式的迭代与升级，依托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的直播电商正深刻嵌入农村经济发展。

4.1 村域经济原始积累

在电商未兴起的时代，江北下朱村与浙江中西部乡村类似，人口多而土地稀少，是典型的农业村。江北下朱村于2008年进行旧村改造，通过重新规划并修建联排楼房，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2010年，江北下朱村新建江北下朱货运场，成为彼时位居浙江省前三的货运枢纽，极大地提升了江北下朱村的物流便捷度。改造后，江北下朱村尝试引入小商品批发产业，以此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然而这些举措均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015年义乌市举办微商大会，江北下朱村前往会场宣传招商政策，吸引微商企业进驻本村。随后，江北下朱村借势多届微商大会，拓展招商渠道，推动社交电商集聚。通过多年的产业培育，江北下朱村逐渐形成微商产业集群。而后，江北下朱村明确了社交电商的发展路径，积极融入团购和群购电商模式，通过建立数字社群，实现商品交易。江北下朱村日渐形成以微商、群购、团购为主的社交电商产业集群。

4.2 直播电商路径转型

正当社交电商蓬勃发展之际，国家于2019年对微商、团购等业态进行政策性管控，将其纳入电商经营者范畴进行规范管理。由于江北下朱村大部分微商主体受政策规制，其发展路径亟需转型。江北下朱村路径突破未脱离“中国社交电商小镇”的定位，将直播电商视为路径转型的突破口。江北下朱村以社交电商领域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向直播电商领域延伸，形成发展路径的延续。由于直播电商顺应了体验性和个性化的消费特征，这种新的线上购物方式迅速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在直播电商发展的过程中，主播逐渐分层，相较于城市地区的发展模式，江北下朱村以满足消费者对小商品的需求为目标，专注于引进和培养小型主播，探索与城市地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通过举办直播大会等活动，江北下朱村为直播电商构建资源整合的共赢平台。这一举措成功吸引了大量主播和孵化机构，主播数量迅速增长。转型当年，江北下朱村的短视频频繁占据短视频平台播放量的榜首位置，为当地的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奠定基础。“你看到的那个大G（奔驰车）和保时捷，那些车每天上镜率很高，在抖音和快手上刷的都是他们的车牌号，那些拍视频的人都在炒作‘保时捷摆地摊’的话题”(ID6)。在得到关注之后，短视频平台推荐机制对具有潜力的主播推流，江北下朱村创业者在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获得大量的粉丝和关注者，直播电商产业转型逐渐取得成效。2020年实体零售业遭受重创，然而，实体零售遭遇困境的同时，网络电商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直播电商这一新兴的互动营销模式迎来蓬勃发展，江北下朱村的直播电商订单也出现显著增长的势头。“这个老板之前店的规模小的时候就是在店里卖卖货，他现在去附近厂里面去直播带货。以前，我去他家收快递就收一袋子，现在直播的时候，三个车都不够用的”(ID8)。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直播过程中，一些主播经常会出现所谓的“爆单”现象，即某个产品在直播过程中突然被大规模预订，这种规模订单带来的利润庞大，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吸引大量主播集聚。随着创业者的融入，江北下朱村形成规模化的直播电商产业集群，逐渐营造出“全民直播”氛围，被称作中国“网红直播第一村”。

5 直播电商村发展机制

经济学家认为，创新行业往往高度集聚在少数区域，这些地区是高质量经济发展要素的集中地^[46]。对于村域经济而言，江北下朱村在直播电商转型过程中，技术、制度与柔性供应链等要素成为促进电商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

5.1 新技术变革与乡村发展机会窗口

地区经济活跃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反映于企业层面，作为互联网时代涌现的全国知名村庄，江北下朱村是直播电商产业汇聚的单一标志性集群。2016年中国的直播电商新业态在蘑菇街等电商平台上线，形成直播电商发展的机会窗口。在直播电商新兴技术的孕育阶段，仅有少数企业可察觉技术变革的趋势，创造性地探索新技术的内化运用，此时，江北下朱村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由企业注册情况可知（图 3），2012年前，江北下朱村的批发零售企业注册数量基本在11个以下。在2017年以后，江北下朱村企业注册数量呈指数型增长，与之前拉开差距。随着直播电商新技术的转移与扩散，专业化带动整个区域利润的提升，新技术的应用引起其他企业的效仿，逐渐形成规模化的新技术产业集群。直播电商发展的示范效应，通过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扩散和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形成几何式的裂变。尤其在2019年，江北下朱村批发零售企业注册数量超过2500个。乡村地区对直播电商的产业引导为不同企业搭建了交流渠道，促进全产业链的联动并带动对网络主播的培养，整体提升了乡村直播电商产业的发展水平^[47]。2019年江北下朱村现存批发零售企业总量超过6000家，其中从事电商相关企业超过5000家，通过统计企业主营业务可知，从事直播电商的相关企业占比超过80%。“我们硬碰硬的是几千有营业执照的商户，我们核实过的”（ID2）。

在直播电商技术的赋权下，江北下朱村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构，从农业经济走向更加多样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江北下朱村直播电商新技术的规模性应用，快速反馈至商铺与商户之间的供求关系。

“这边商铺周转率快，因为房租贵，买卖不好的就要周转。这一个房租都好几十万，像我这个五十多平米都23万了，中央大道上的商铺，都六七十万了，那一排的位置很贵” (ID6)。直播电商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腾飞，江北下朱村商铺呈现出周转快、租金增长幅度大的特征。从商铺租金变化层面来看，直播电商的出现为乡村带来发展的机会窗口，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明显为村域经济发展带来突出成效。

互联网时代，零售业与信息技术加快融合发展，电商模式不断更新。从传统电商向直播电商的转变，显示出电商业态正不断地演化和更新，新技术和新模式为农村地区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发展机遇。企业注册数量和商铺租金短期内的剧增，凸显了技术的应用为江北下朱村直播电商产业与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支撑作用。

5.2 制度环境与技术协同演化

地方制度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在村域经济发展中，村委等基层自治组织所表征的正式制度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影响体现在对村庄规划和村域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等方面。作为小而同质化的行政区域，行政村决策的妥协性大，村委作为管理者和服务者具有较大的决策权，因此村委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江北下朱村旧村改造工作中，新建联排住房项目被视为其中的重要举措。考虑到大多数村民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新房的建设，村委经过充分商议后做出决策，出售村集体办公用地，以筹集所需资金。住房项目谋划解决了江北下朱村发展中的空间挑战，为村庄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造规划中，最初的街道规划为“S”型道路，居民楼前设置绿地，旨在彰显社区的生活氛围和休闲环境。为支撑后续产业发展，村委计划对道路进行改造，改建为平直宽敞的道路，更好地促进流畅通行，同时还对商铺的布局进行优化，使之更符合商业需求。“中间主路这个大通道，原来的规划是S形的，我们后来把规划改掉了，为了商业气氛才改成现在这样的，S形的话通而不畅，没有商业气氛”（ID2）。改造后联排房屋面临空置，为解决问题，江北下朱村引进商户，打造五金工具专业街，同时吸引电商企业。然而，由于义乌地区已存在同类电商村，导致发展成效有限。对照义乌当地同类乡村发展的轨迹，青岩刘村、五爱村已在平台电商技术的支持下繁荣发展，青岩刘村更是被称为“中国网店第一村”，空间改造后江北下朱村如何突破原有发展的桎梏，如何在技术的倒逼之下，塑造独具特色的新发展路径，成为村委所面临的窘境。2015年，依托义乌市举办首届微商大会的机遇，江北下朱村主动进驻会场展开招商，吸引大量企业实地考察，成功引进众多微商企业。之后每届微商大会，江北下朱村均派遣招商专员前往会场，展开招商活动，以吸引更多企业，逐渐形成微商产业集群。此外，创业社群、电商行业协会等非正式制度也嵌入直播电商发展的各个阶段，构建的网络关系、经营规范等非正式约束渗透到电商的各个领域，调节创业主体的行为。在微商模式的基础上，2017年后江北下朱村村委会主动采取举措，促进群购和团购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社交电商集群。

电商法实施后，国家加强对微商的监管，微商、团购和群购等电商模式的合法性备受争议。江北下朱村的社交电商业态遭遇规制，导致大量企业陷入危机，产业转型势在必行。由于在微商时代积累了大量电商发展经验，江北下朱村在面临发展路径突破时，村委选择直播电商作为新的发展路径。通过举办“中国义乌北下朱爆款产品选品会”和“中国北下朱直播电商新零售高峰论坛”等活动，培育直播电商产业，引领发展方向，吸引网络主播的集聚。同时，通过邀请网络主播孵化机构，提供直播培训和孵化服务，打造完整的产业链联动发展格局。江北下朱村在村委的精心引导和周密规划下，确立经济发展新方向，把握住直播电商发展的早期机会窗口。“互联网变化很快，现在传统电商模式已经落后了！两三年一个风口，我们北下朱15年、16年的微商抓到了风口，17年团购、群购也抓到了风口，现在的直播也抓到了风口”（ID2）。

乡村作为中国最小的基层自治单位，村委会在地方发展上有较大的权力施展空间，决定村庄的事务，体现在对村庄规划、土地用途、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投资等方面的规制。江北下朱村基层自治组织具有较强企业家精神，这种正式制度的决策与非正式制度的软性约束推动了直播电商在江北下朱村的聚集，为乡村的发展指引了明确方向。

5.3 柔性供应链与乡村产业转型

对于电商行业而言，构建高效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对推动产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江北下朱村所在县级市义乌被誉为小商品之都，义乌国际商贸城是全球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国际商贸城毗邻江北下朱村，是江北下朱村直播电商的首选供应链渠道。然而，受制于义乌国际商贸城的隐性交易规定，商品必须进行大宗订购，不支持零售，这种隐形壁垒给创业阶段的小型网络主播带来极大阻碍。“我前天去商贸城拿小孩子护眼的手机防辐射产品，他们说30件起拿，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谁敢拿那么多货堆在家里”（ID15）。对从事小型网络直播的主播来讲，规模订购商品可能导致库存积压，存在资金周转困难等风险。因此，构建小型直播电商专属供应链对于直播电商产业集聚至关重要。

在江北下朱村电商产业发展初期，网商各自独立发展，前往周边市场批发商品，成本的攀升给创业造成较大困难。在电商不断聚集的过程中，为了解决货源问题，江北下朱村创业社群逐渐形成“货源共享”的互动网络，创业成员之间互通有无，构建了自组织的社会网络体系。在社群内部的组织分工过程中，部分创业者逐渐专注于商品渠道构建，随着供货商的逐渐入驻，江北下朱村开始培育根植于直播电商的供应链网络，这些供应链批发商户为与义乌国际商贸城差异化竞争，构建了柔性供应链组织。柔性供应链采用小额混批的“网货超市”模式运营，不设置交易规模的限制，且借鉴“一件代发”模式的优点，以满足网络主播根据直播订单获取情况灵活进货的需求。“商贸城拿货你要量大，量不大的话他不拿给你的，但是这里呢，你一件都可以拿，就这个区别”（ID15）。小额混批的模式为网络主播选择和寄送货物提供巨大支持，无需库存商品，大幅降低了创业成本。随着直播电商的不断发展转型，供应链批发商不断提升其柔性供应水平，当一些直播商品销售规模陡增，网络主播可迅速将信息传导至供应链批发商，批发商户与义乌及其周边的生产厂家反馈，同类产品可在短期内批量生产，形成不同供应链环节的强关联协作，快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除批发环节外，在供应链的物流环节，江北下朱村建成江北下朱货运场，货运场的建成使得供应链批发商和其他企业的经营变得更加便利，节省大量经营成本。在生产基础层面，网商的规模集聚，带动大量供应链批发商户进入，义乌附近的工厂占据供应链生产环节，亦积极主动融入到江北下朱村的分销环节，促进供应链的完善和营销渠道的拓展，最终形成具有根植性的供应链空间组织（图 4）。“我做服装的，我是自己生产的，不自己生产不行的，自己生产自己推，这样就不怕别人卡价格了”（ID9）“我们老板娘都做了几十年的裤子袜子了，这都是我们自己厂里做的过来批发”（ID1）。

在江北下朱村直播电商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后，一定程度上引导并促进了更多供应链批发商的融入，包括原本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户，亦重新审视直播电商发展的技术趋势，逐渐在江北下朱村开设实体店铺，满足小型直播电商的需求。“我以前在商贸城也做过，在商贸城做了八年了，这边我是今年刚过来的”（ID9）“我们都做了几十年了，之前在商贸城，直播火了才到这边来了，这个店是今年刚开的，就是为了方便给主播供货”（ID1）。甚至许多商家在面对互联网经济与平台经济的挑战时，舍弃传统零售的实体店面，投身直播电商供应链业务。“我们以前没做这个直播供货，以前在北京干实体，卖衣服实体不是不好做了嘛，上半年刚过来”（ID6）。

与工业企业重视技术关联不同，零售业的集聚更倚重供应链的支撑。柔性供应链的引入适应了直播电商动态协作与快速响应的特征，为直播电商村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持，为直播电商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渠道基础。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市江北下朱村为案例地，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数据，探讨直播电商村的形成过程，并构建“技术—制度—柔性供应链”分析框架对直播电商村的发展机制进行深入探究。

直播电商村的出现契合了后生产主义农村多样化业态转变对乡村带来的影响。江北下朱村从自然经济转变为社交电商平台经济，由社交电商逐步转向直播电商经济，转型过程具有发展路径上的延续性。江北下朱村通过直播电商发展转型，实现了村庄内部人地关系变迁与社会经济网络的组织生态变化，在人口、企业数量等物理流，以及互联网流量等虚拟流层面形成集聚优势。

江北下朱村直播电商的路径更新背后，信息技术的变革为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研究也发现，在村级自治单元，制度环境的引导和规划成为乡村转型的主要决策力量，是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和规模集聚的关键要素。且不同于工业企业强调的技术关联，柔性供应链的存在为直播电商搭建了富有灵活性的商品流通渠道。这些内外部要素的综合作用，最终促成直播电商村形成与演化这一复杂过程。

6.2 讨论

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为后生产主义农村发展带来无限可能。从普通电商到直播电商，历次电子商务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对于区域发展均是挑战，同时也带来机遇。江北下朱村直播电商集群形成的过程中，吸引规模化的供应链批发商户入驻，依托义乌得天独厚的供应链环节组合与协作关系，构建了本地化的柔性供应链组织，进而形成供应链集群，衍生出难以复制的承载特殊意义的地方空间。同时，江北下朱村从微商转向直播电商的过程中，主播的集聚建构了以直播电商经营信息为主体的知识厚度。嵌入性的地方经营知识构筑起独特的知识地方性。直播电商经营中的缄默知识和围绕地方形成的独特商品渠道，使江北下朱村蕴含其他乡村所不具备的功能，使得江北下朱村的地方经济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依托本地资源或产业组织形成的独特发展模式。

当然，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层面来看，区域发展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主观能动性具有较高的可习得性，同时，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普及与应用的深化，乡村地区将持续受益于技术平权。在乡村发展的路径创造过程中，建立适宜的制度环境，把握制度与新的平台电商技术协同演进的规律，成为村域经济振兴可复制的发展路径。因此，江北下朱村的直播电商发展模式，不是值得全盘复制的典范，也并非完全的特例，形成普遍性与特殊性交织的发展路径。

互联网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区域的经济变化剧烈。捕捉新的数字技术趋势促成经济增长成为乡村地区重要的研究问题。在以往的电商发展阐释机制研究中，产业禀赋、基础设施、企业家精神、政府政策等社会经济方面的单一要素已经被较多探讨，但在实际指导乡村地区电商发展时，单一要素的作用稍显乏力。从传统电商到社交电商，再到直播电商，依托分销环节构建的供应链，支撑义乌地区的青岩刘村、江北下朱村等一批电商村崛起，近年来，以物流为供应链核心的临沂迅速崛起，成为北方最大的直播电商集聚地。因此，基于人地关系系统论视角下的供应链要素，在乡村电商发展解释框架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凸显出来。未来研究中，将供应链视角引入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探讨供应链如何影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将拓展和丰富地理学关于数字经济、乡村发展等领域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