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的生育环境和生育观念也在发生改变。从允许二孩到鼓励三孩，不断宽松的生育政策虽未能阻止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但对新生儿孩次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1, 2]}。一方面，二孩政策的生育堆积效应已逐渐进入消退阶段^[1]，我国新生儿二孩占比在2016年后逐年下降，新生儿三孩及以上占比则在2017年后呈缓慢上升趋势。另一方面，新生儿的孩次结构出现显著的省际差异，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①显示，东北地区的一孩占比较高，东南地区的三孩及以上占比较高，多省呈现一孩、三孩及以上占比双增长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国家发布了《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文件，鼓励出台利好多子女家庭的政策，各省市也纷纷出台二孩、三孩的生育补贴政策，并因地制宜地探索再生育支持政策。

再生育态度是“人们赞成或反对已有孩子的育龄女性在某特定条件下生育二孩、三孩的倾向”，赞成倾向表示持积极的再生育态度，反之则表示持消极的再生育态度。再生育态度被认为是再生育行为的先导^[3]，对人们的再生育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和预测作用^{[4, 5]}。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究再生育态度的影响因素及是否存在省际差异，将有利于预测区域人口变化趋势、提振生育率、推进高质量差异化生育政策^[6]和助力三孩政策的推广实施。

人口学、社会学对于再生育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宏观角度来看，学者普遍认可经济增长带来生育边际效用递减和生育机会成本上升，使公众再生育态度变消极，这在日本、德国等国家得到了体现^[7-9]。生育政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我国一孩政策时期再生育会面临超生惩罚因而再生育态度消极，而二孩政策实施后则明显好转，对首孩为男性偏好得到减轻^[10-12]。从个体角度来看，学者们对生育态度的代际差异、性别差异、职业差异等进行了实证研究。祖父孙三辈人的再生育态度差异显著且关注点不同^[13-15]。男性的再生育态度一般要比女性更加积极，女性独立意识越强再生育态度越消极^[16-18]；职业对女性生育态度有显著影响，生育支持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青年职业女性再生育态度^{[19, 20]}。此外，民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量等被认为影响了再生育态度^[21-24]。

对于再生育态度的空间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关注实际的再生育行为^{[25, 26]}。首先，地方化的生育政策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再生育态度的空间格局。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高度地方化特征^{[27, 28]}，生育政策往往因省而异，也因城市和农村（或非农业和农业）户籍状况而异。各省公众再生育态度整体上自西向东变消极^[29]，全面放开二孩后，胡焕庸线东南侧的省份再生育态度变得积极，西北侧省份则无明显变化^[30-32]；城市青年再生育态度消极，农村青年在流入城市后，再生育态度也会变消极^{[33, 34]}；由于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群体更宽松，且生育补贴更完善，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再生育态度要比一般地区更积极^[35]，这也导致二孩政策实施后少数民族自治县的生育水平变化不大^[36]。此外，中国异质性的社会经济条件也造就了再生育态度的空间差异，城镇化水平高的区域再生育态度更加消极^{[37, 38]}。迁移到经济发达城市的青壮年人口因工作压力、购房压力等，其再生育态度较为消极^[39]。从更微观角度来看，家庭财富对再生育态度的影响也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在我国整体上有促进作用，但在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则起抑制作用^[40]。还有学者发现城市房价水平不同，居民购房能力的降低对于再生育态度的抑制作用也不同^[41]。

综上所述，当前对于再生育态度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①对再生育态度的测度多局限于育龄人口，而忽视社会公众对他人再生育的态度，这种再生育态度会影响个人及其家庭生育意愿和计划^[42]，这些态度汇总交织形成的社会规范和集体的社会心理，对整个社会的生育走向会产生影响^[43]，因而应从公众整体视角进行研究。②对空间的考量较为欠缺，社会生活的空间属性造就了差异化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我国过往的生育政策自上而下实施，各省存在差异，省际因素可能产生影响，而现有研究或是分析宏观空间分布，或是在微观层面分析影响因素，缺少对个人同社会空间的整体分析。③对再生育态度的研究多限于二孩，讨论三孩较少，在全面三孩政策实施后，围绕二孩和三孩的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等进行深入比较分析能及时、全面地理解公众再生育态度的影响因素及省际差异。

因此，本研究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再生育态度的情境模拟实验，利用多层次Logit回归模型深入剖析我国公众对生育二孩、三孩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将省级的空间因素纳入到考量之中，对精准制定和实施省际生育支持政策、推动人口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该数据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设计，在19个省份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性并结合经济社会各项发展指标随机抽取县级样本，在保证城乡均衡分布的前提下确定村（居）委会样本，并据此开展入户访谈，最终收集了8148个调查样本数据。数据集系统收集了各样本社会人口属性、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等内容，覆盖了我国不同类型孩次结构的省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剔除缺少关键变量及存在逻辑问题的数据后共计7776条有效数据。

该数据库在2021年搭载关于再生育态度的随机情境模拟实验，通过随机情境的设置和控制，引导受访者对相应情境下是否应该生育二孩或三孩表明态度，提高填答结果的可比性，适合相对概括和抽象概念的测量^{[44, 45]}，是当前最为有效测度再生育态度的方法之一。

此外，各省的特征数据来源于《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2.2 变量选择 2.2.1 再生育态度的二分设定

问卷中的随机情境模拟实验对受访者提问“32岁的王女士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在下面条件下您觉得她应该生二胎吗？”和“32岁的李女士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如果政策条件允许，在下面条件下您觉得她应该生三胎吗？”，受访者按照“1—5”分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表示越支持生育二孩或三孩。本研究将“1/2”分设为消极的再生育态度（赋值为0），“3/4/5”分设为积极的再生育态度（赋值为1）。

2.2.2 情境条件设定

随机情境模拟实验对再生育态度的提问设定了四个情境条件，即家庭年收入、家庭照料、育儿服务和已有孩子性别。家庭年收入情境包括“5万元、15万元、50万元”；家庭照料情境包括“有父母或公婆帮忙带孩子、自己带孩子”；育儿服务情境包括“家附近有低价优质的公立幼儿园和托儿所、家附近有低价优质公立的私立幼儿园和托儿所、家附近只有价格高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已有孩子性别情境包括“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此为提问生育二胎的态度）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儿一女”（此为提问生育三胎的态度）。四个情境条件进行随机组合并匹配给受访者，情境条件与受访者个体特征不相关。

2.2.3 个体和省层变量选择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选取受访者年龄、性别、居住地类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自评健康、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等7项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理想子女数、父母养老责任归属、是否同意有房产才能生孩子等3个作为和生育观念息息相关的变量也被纳入个体特征变量中。

此外，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婚育相关的社会环境角度选取省层面变量。城镇化率反应了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现有研究也普遍发现，城镇化率越高的地方居民生育意愿越低^{[37, 38]}。“隔代抚养”是我国当前国情下普遍的现象，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方面反映了地方的人口结构，另一方面也是育儿环境的体现^{[15, 19]}。失业率反映了社会整体稳定性，离婚率和结婚率则反映家庭的稳定性，均可以反映婚育相关的社会环境^{[23, 36, 40]}。因此，选取了城镇化率、老年人口抚养比、失业率、离婚率、结婚率等5个省层面变量。

2.3 研究方法

由于CGSS数据集具有层状结构，即个人嵌套在省份内，同一省份内的样本特征往往具有“组内同质，组间异质”特点，多层次回归模型相较传统单层回归模型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个人及省层特征对再生育态度的影响。由于模型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再生育态度积极或消极），因此采用多层次Logit回归^[46]模型探究影响公众再生育态度的个人与省层因素，其公式为：

$ \log e\left(\frac{P_{i j}}{1-P_{i j}}\right)=\beta_0+\alpha X_{i j}+\beta Y_{i j}+\gamma Z_j+u $

(1)

式中：P_ij是省市j的受访者i对生育二孩/三孩持积极态度的概率；β₀是截距项；X_ij是省市j的受访者i的随机情境变量；Y_ij是省市j的i受访者的个体特征变量；Z_j是省市j的区域特征变量。α、β、γ分别为各项的系数；u是省市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本研究构建了两个多层模型，模型1研究生育二孩态度，模型2研究生育三孩态度。多层模型的数据分析采用由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多层次模型研究中心开发的MLwiN3.05软件^[47]。

3 结果分析 3.1 各省份再生育态度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各省样本中持积极生育态度的人数占样本总数的比例绘制19省公众再生育态度空间格局图。在生育二孩态度方面（图 1a），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甘肃省受访者持积极态度占比最高，为81.94%；北京市受访者持积极态度占比最低，为61.41%。在生育三孩态度方面（图 1b），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受访者持积极态度占比最高，为58.59%；江苏省持受访者持积极态度占比最低，为31.11%。

3.2 再生育态度的影响因素

表 1展示了公众再生育二孩态度（模型1）、公众再生育三孩态度（模型2）的Logit回归模型结果。

3.2.1 情境模拟因素分析

经济条件（家庭年收入）与照料条件（家庭照料、托育服务）的提高都能显著提高公众持积极生育二孩、三孩态度的可能性，而已有子女性别构成对再生育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而言，模型1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为15万，公众对生育二孩持积极态度的可能性比家庭年收入为5万时增加187%（模型1，OR=2.87），而家庭年收入为50万时增加663%（模型1，OR=7.63），模型2结果类似，说明家庭收入水平仍是影响公众心中支不支持再生育的重要因素，公众认可家庭收入高的家庭更应该多生育。现阶段各地利用经济支持政策对生育与育儿进行补贴^[48]，这也体现了政府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再生育的关键着力点。

有父母或公婆照料孩子相较于自己带孩子持积极生育二孩、三孩态度可能性分别提高70%和29%（模型1，OR= 1.70，模型2，OR=1.29）。家附近有低价优质的育儿机构也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再生育态度，公立或是私立没有显著差异。通过托育服务减轻家庭照料负担，降低适龄人群生育成本，影响适龄人群的生育态度，从而提高生育意愿^[49]，这启示我们尽快构建全方位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3.2.2 个体特征因素分析

男性比女性持积极生育二孩、三孩态度的可能性分别高15%（模型1，OR=1.15）和26%（模型2，OR=1.26）。生育往往会带来“母职惩罚”^[50]，表现为女性在雇佣时的歧视、降低工资、更少的晋升机会、更严格的就业标准和工作表现要求，而当今的家庭分工中，女性往往承担着孩子的照料工作，孩子越多，给女性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也越大，因而对于生育多孩的态度更加消极。

居住在乡村的群体比在城镇的更可能持积极的再生育态度。城乡之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农村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更大，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比城镇要更早放宽，这也可能导致农村再生育态度更积极。

年龄对持积极生育二孩、三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于年龄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年龄为50岁以上持积极生育二孩、三孩态度的可能性更高，这也体现了当下公众再生育态度的代际差异。“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在祖父辈更明显。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传统模式正渐渐向强调情感体验和生命意义的生育观过渡^[15]，想要提高生育率就要重塑并助推青年群众形成新型生育观。

受教育水平在大学及以上的比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的群体持有积极再生育态度的可能性降低约20%（模型1，OR=0.79，模型2，OR=0.83）。受教育水平为中学的比小学及以下的群体持有积极生育三孩态度的可能性降低约15%，但生育二孩态度影响不显著。教育程度高往往意味着更晚进入社会，职场竞争可能使得人们为了事业对生育持消极态度。

理想子女数2个及以上的相较于1个及以下的更可能支持生育二孩或三孩。理想子女数越多表示自身生育意愿较高，这类受访者可能更倾向于支持他人及社会生育二孩或三孩。

自评健康较差的群体更有可能持积极生育二孩态度（模型1，OR=1.18）。这可能是由于自身健康存在缺陷的人因身体原因不愿或不能再生育，但愿意支持健康的人进行再生育以弥补自己的遗憾，而健康状况良好的群体会更愿意享受生活，对当今社会的育儿压力感到抗拒，两相比较之下出现了该结果，但这一因素对生育三孩影响不显著。认为政府主要承担养老责任的群体比认为子女主要承担养老责任的群体更不支持生育二孩（模型1，OR=0.87），两个孩子更容易分担父母的养老压力，但这在生育三孩问题上并不显著。房产作为当下婚育环境中重要的考虑因素，本研究也发现对于生育二孩问题上，认为有房子才能生孩子的群体更可能持消极态度，房产仍是影响当前我国青年人婚育观点的重要一环。此外，婚姻状况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在两模型中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3.2.3 省层因素分析

城镇化率越低的省份生育二孩、三孩态度都越积极，这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高老年人口抚养比对持有积极生育三孩态度起负面作用，这与有祖辈帮照料起到的正面作用相反。高结婚率、低离婚率象征着婚育环境，婚育友好的环境可以提高公众持有积极生育三孩态度的可能性，但对生育二孩态度影响不明显。失业率在两个模型中均未有显著影响。

3.3 再生育态度的省际差异分析

在不考虑任何因素下，公众对生育二孩、三孩的态度都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在生育二孩态度方面，北京、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显著低于研究区域平均水平，而广西、湖南、甘肃、陕西则显著高于研究区域平均水平（图 2a）。在生育三孩态度方面，江苏、北京显著低于研究区域平均水平，而重庆、宁夏则显著高于研究区域平均水平（图 2b）。

表 1中模型1的随机项中显示，在考虑了本文研究的所有因素变量后，公众对生育二孩态度仍存在一定的省际差异。表 1中模型2的随机项中显示，在综合了多项因素后生育三孩态度不存在显著省际差异。具体来说，如图 3显示，在考虑了情境条件、个人特征和省份特征因素后，河南、江西持积极的生育二孩态度的可能性仍显著低于研究区域水平，其他省份与研究区域平均水平均无显著差异。

图 4展示了各省份公众持积极生育二孩、三孩态度可能性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持积极生育二孩与三孩态度的可能性呈正相关。但部分省份如江西持积极生育二孩态度的可能性低于研究区域平均水平，但持积极的生育三孩态度的可能性却高于研究区域平均水平；陕西、北京则相反。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三孩政策实施后公众再生育态度的空间格局分异。三孩政策实施后，各省持积极生育二孩态度占比情况呈“西高东低”，持积极生育三孩态度占比情况呈“南高北低”，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再生育态度的格局呈现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再生育态度变得更消极。从研究结果来看，高城镇化、低结婚率、高离婚率对再生育态度产生负面影响，即社会和家庭的不稳定性会抑制公众再生育态度，东部沿海地区在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中受到更大的冲击，再生育态度更加消极。房价也是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研究发现“认为有房子才能生孩子”的群体更容易对生育二孩持消极态度。2021年前后我国许多城市房价达到了顶峰，高房价压力下家庭在权衡经济条件和生育需求时更谨慎，再生育态度变消极。虽然近年来房价呈现出下跌趋势，但经济环境下行的不稳定性对购房群体造成压力，这揭示了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在鼓励生育中的重要性，以及合理改善住房负担对提升生育率的促进作用。

（2）公众再生育态度加速向消极转变。持积极生育二孩与生育三孩态度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部分省份出现再生育态度和再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整体上，生育二孩态度越积极，对生育三孩态度也越积极。在考虑了情境条件、个人特征和省份特征因素后，生育二孩态度仍存在一定的省际差异，甚至河南等省份出现了再生育态度和再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这种偏离既与地方婚育文化等未能量化的因素相关，也反映地方再生育态度的转变快于再生育行为转变，即在生育惯性支撑下短期内出生人口降速大于二孩出生人口降速，从而仍有较高的二孩出生占比。河南曾经是“最敢生”的省份，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人口不断外流，2023年河南出生人口数不足2017年的一半，这种断崖式下跌也体现了地方生育氛围的快速转变，再生育态度作为再生育行为的先导也是这一变化的体现。从我们的结果来看，公众再生育态度加速向消极转变，这是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3）“一老一小”组合照料模式有待开发。“隔代照料”对再生育态度起促进作用，但高老年人口抚养比起抑制作用。对情境条件的分析发现，有祖辈帮忙照料同高家庭年收入或有低价优质的育儿服务一样，对任何类型的省份都能起到促进再生育态度积极化的作用，一些老人通过照料孙辈也能获得成就感，增加晚年生活趣味。现有生育支持政策主要从经济补贴、托育机构配置出发，对如何发挥“隔代照料”作用关注不够。此外，研究发现高老年人口抚养比对生育三孩态度起负面影响，这与“隔代照料”促进再生育态度变积极形成对比。高抚养比意味着年轻一代需承受更重的养老负担，其再生育意愿受到抑制。由此可见，统筹考虑老年人口和幼儿的照护问题有助于促进积极再生育态度的形成。

本文还存在诸多可改进和提升的空间。首先，受限于数据限制，本研究仅分析了19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省份，缺少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和广东等人口大省的信息。其次，本研究无法识别省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省份内部的城市差异巨大，如江苏南京和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等远高于苏北城市，内蒙古东部和西部文化差异巨大，这些差异需要更精细的地理尺度来探究。最后，本研究使用横截面数据对再生育态度进行研究，无法纵向研究再生育态度变化趋势及再生育态度与生育行为的研究。未来使用覆盖范围更广、地理精度更高的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数据能研究再生育态度的变化及生育行为，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持续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4.2 启示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公众生育态度从积极占多数快速转变为消极占主导^[51]，要提振公众再生育态度，就需要推进新型婚育观，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探索适应祖辈照料的人口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0—3岁幼儿，鼓励身体健康有精力的祖辈帮助子女照料孩子。拓展社区服务功能，提供适合“老年人+幼儿”的活动空间，关注“一老一小”组合照料。

（2）对再生育态度较为积极的省份要做好生育支持设施建设。生育政策的实际影响存在滞后性，生育三孩需求在再生育态度积极的省份更容易释放，政府应当提前推进对妇婴医疗、托育等配套设施建设，稳定妇婴商品和育儿服务的市场价格，为释放再生育潜力提供良好环境。

（3）对再生育态度较为消极的省份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开展人口基本国情宣传教育，完善再生育补贴、再生育政策支持（如产假、陪产假政策）及育儿配套措施等来鼓励再生育。

注释：

① 第七次人口普查各省新生儿孩次结构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统计范围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的新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