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长春 130102;
3.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哈尔滨 150040
2.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AS, Changchun 130102, China;
3.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随着我国城市更新运动的深入推进，城市商业空间正在经历剧烈转型，新兴商业空间崛起与传统商业街区改造升级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表现[1-3]。近几年，在社交媒体和网络文化影响下，商业街改造策略逐渐转向打造“网红打卡地”，通过增加网红景观和业态迎合网络文化审美以吸引人气。这一策略成功地让一些街区成为人潮涌动的“网红街区”。然而，尽管网红街区人气高涨，但也面临景观业态同质化、缺少文化内涵、过度商业化等批评[4, 5]。与此同时，与热闹的网红街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城中一些曾经繁荣的街区正在陷入严重衰退，面临大规模“空置”的衰败困境。这些问题，让如今网红街区所呈现的“繁荣景象”充满了不确定性。可见，寻找持续繁荣的密码是摆在城市管理者、规划设计者和街区经营者面前的共同课题。
事实上，城市商业街尤其是传统商业街是由众多市场主体与街区长期互动演化形成[6, 7]，具有复杂的商业与社会联系。以往我国的商业街改造侧重于大规模物质空间改造，容易导致切断商脉、人脉，人去楼空[8, 9]。如今则更重视以人为本、以商为本的小尺度微更新，不仅提升街区物质景观的吸引力，更要提升满足社会需求与反映文化特征的能力[10, 11]。在此背景下，全面理解城市商业街发展演化的复杂机制，是商业街更新实践的理论前提。
在西方城市更新语境下所诞生的绅士化概念，其核心将“人”作为概念的主角，将社区作为观察的基本空间单元，从人群的变化出发解释空间变化[12]。其所具有的人本属性、时空属性与地理学经典的人地关系视角以及过程—格局—机制的研究范式十分契合。为细致分析商业街时空演化过程、深入理解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多主体与空间相互作用机理提供了恰当的概念工具。同时，其所具有的批判性逻辑，更有助于审视商业街的发展实践，提供更为科学的参考。
因此，本文基于商业绅士化理论视角，以长春市传统商业街桂林路街区为例，刻画桂林路街区自2000年至今从传统商业街发展为网红商业街过程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群体变化，地方政府、大众媒体、商业资本等主体介入，与街区商业景观和空间格局互动演化过程，并总结街区商业绅士化的阶段性特征和演化机制。
2 文献综述商业绅士化是由绅士化概念衍生而来，最初被认为是依附于住宅绅士化邻里变迁中的商业表现[11, 12]，后来则被认为也可以独立发生[13]。狭义的商业绅士化是指商业空间高档化的过程[14]，如本地小型商店替换为高价值商业，如精品店和连锁店。广义的商业绅士化可理解为迎合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与偏好所进行的商业空间物质景观升级、文化符号变迁、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现象。学者们将商业绅士化现象的核心总结为：①商业空间物质景观升级；②商业空间价值提升；③消费文化与商业业态更新迭代；④经营者和消费者群体演替[16, 17]。
街区尺度商业绅士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17]。Zukin、Ryu等学者从业态构成、零售业集群特征等角度总结商业绅士化阶段性特征，即第一阶段本地商店占据主导地位[16]，出现少量高档绅士化业态；第二阶段绅士化业态数量和比重增加，本地商店数量和比重降低；第三阶段盈利能力较高的业态如连锁店数量和比重上升[18]，因租金上涨，本地传统店铺不得不搬离[19]。学者Forrest、Chatterton、Chang等人从社会群体置换、业态演替、媒体与资本干预等多角度对商业绅士化过程进行综合探究，认为商业绅士化初始阶段通常是因街区或社区因较低租金、靠近市中心的区位优势吸引先锋绅士进入，以艺术家工作室、独立店铺等个性化新颖业态出现，进而吸引更多年轻人和富裕阶层，提升街区活力和声誉[20, 21]；第二阶段新兴业态、高档业态、连锁店增加，吸引更广泛地区消费者和更大企业或开发商进入；第三阶段商业化带来租金上涨，从而驱逐盈利能力较弱的先锋绅士群体[22]。还有学者将文化生产与商业化相互转换关系作为研究视角，例如，Neducin通过对塞尔维亚Laze Telečkog街的观察，将商业绅士化总结为从无商业意识的文化生产到有商业意识的文化生产再到通过品牌开发和文化变革从而实现全面商业化的过程[23]。值得关注的是，少量学者开展了后绅士化阶段研究，Han观察到韩国梨泰院街区新冠流行后所发生的“去绅士化”现象，体现为商业绅士化高峰期将当地居民生活场所转变为外来者的旅游目的地后，产生了租金上涨、空置率上升、绅士群体离开等绅士化衰落现象，认为绅士化是威胁小巷经济的根本原因[24]。
对于街区尺度商业绅士化机制，学者们一般从需求端与供给端解释[20, 25, 26]。从需求端角度，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学生、游客和手艺人等创意群体有可能成为“先锋绅士”，触发新的商业形态[27-29]。王兴中等通过实证研究阐释了大城市中产阶层化过程中创新阶层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对商娱场所空间重塑作用[30]；孙洁等观察到大学周边街区由师生群体文化消费需求所推动的商业绅士化现象[31]。从供给端角度，政府、企业家、媒体等具有驱动商业绅士化的不同力量[32, 33]。中国大城市商业街更新中政府主导力量不可忽视[36]，后工业化时期商业绅士化是政府广泛实施的更新策略，地方政府的经营主义行为是商业绅士化重要推手[34, 35]。与此同时，商业经营者具有自我商业绅士化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是驱动商业绅士化现象的基础力量[36]。此外，社交媒体的普及加速了商业绅士化空间生产，绅士化景观在“线上”被规模化进行数字化生产与传播，加速推动了“线下”空间新业态与景观的迭代[37, 38]。
总得看，商业绅士化理论研究成果丰富，但关于商业绅士化研究仍多以西方城市为背景，国内学者更偏重于城市尺度绅士化现象识别与空间格局、商业绅士化影响效应研究，仍缺少对街区尺度商业绅士化现象长期、细致的观察与阶段性特征的深入总结。同时，关于商业绅士化机制的探讨，国内学者更侧重于从消费者需求变化、政府权力驱动等角度进行解释，但对商业经营者自下而上驱动作用关注不足，对商业街演化过程中多主体相互作用关系的综合研究不足。因此，本文从商业绅士化理论视角对城市商业街商业绅士化过程开展细致研究，从主体更替及其行动引发的绅士化效应出发总结商业绅士化阶段性特征与演化机制，为绅士化理论提供新证据。
3 研究范围和方法 3.1 研究区域长春市是吉林省省会，是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众多科研与高等教育机构。自20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化影响下，西餐、酒吧、时尚服饰等消费文化在长春本地逐渐兴起，加之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发展驱动以及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内生性需求驱动，商业绅士化现象日益凸显。
桂林路是指位于市中心的桂林路商圈，是由隆礼路（北）—自由大路（南）—新疆街（西）—人民大街（东）所围合的区域，东西长约1.1 km，南北宽约0.5 km，面积约3.0 km2（图 1）。街区肌理为由横7条街、纵8条街组合而成的棋盘格路网，街道短小且灵活，适合步行。街区建筑以建于1990年代末期3—7层单位居民楼为主，外形朴素，设施简陋。街区绝大多数居民楼底层住宅均已变为临街商铺，沿街绵延的底层商铺构成了街区商业的主体。桂林路商圈在本地通常被划分为两部分，即同志街以东为“东桂林”，以西为“西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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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桂林路街区位置与街道肌理 Fig.1 Location and Texture of Guilin Road |
桂林路始终是长春市年轻人最集聚的街区。附近分布多所大学，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工业大学、吉林艺术学院等，据初步统计，约有10万余在校生可步行15分钟到达街区。同时，桂林路也是最先锋时尚街区，咖啡馆、酒吧、西餐等新兴业态集聚，商业绅士化景观显著。如今，桂林路是长春市著名“网红商业街”，是游客必去的“打卡地”。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以往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同具有绅士化特征的典型商业业态。早期ABCs（即咖啡馆、精品店、画廊）被认为是绅士化现象典型空间表征[16, 18, 22, 39]，后来学者们拓展了业态类型，将有机食品店、酒吧、精酿啤酒、高档餐厅、文化创意店、时尚沙龙等业态也作为绅士化代理人[40-43]。鉴于此，本文通过识别、提取绅士化特征业态设施，从设施数量、业态类型组合、空间分布等方面刻画街区商业绅士化现象演化过程。结合田野调查、非参与式观察、事件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从街区物质环境景观、消费者构成、商户经营行为、政府街区治理策略等方面综合分析商业绅士化阶段性演化特征。
构建街区商业演化数据集。从天眼查网站获取200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桂林路街区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该数据集近乎全面的记录了街区每年份新增企业名录，共16844条。每一条目包括企业名称、企业类型、所属行业、地址、经营内容与经营状态等信息。依据行业属性和经营内容对数据进行清洗，提取商业服务业相关行业企业，如购物、餐饮业、住宿业、娱乐、生活服务业等，最终保留9868条。依据经营地址逐条进行地理空间匹配，利用ARCGIS软件建立桂林路街区商业基础数据集。
参考《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 2017）》《北美企业分类体系（NAICS）》，以及以往商业绅士化研究成果，依据企业行业属性、经营内容等信息，对业态进行识别和分类，共11类（表 1）。结合田野调查、街景数据、网络数据等，进一步为餐饮类业态赋予反映绅士化特征的属性值，如消费档次、异域风格、进店或提袋消费、独立或连锁经营等；对购物类业态中高档精品店如珠宝店、高档服饰店等，以及满足年轻人个性化消费的时尚店铺如街头风格、动漫、汉服等进行标注；对住宿类企业中连锁经营类进行标注。依据业态类型和数量构成，对绅士化特征进行识别。其中，将精品购物、高档和异域餐厅、咖啡馆、酒吧、娱乐、个人护理、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作为绅士化表征业态。将文化艺术、娱乐、体育健身、咖啡馆、酒吧、西式快餐、提袋饮料、甜品店、纹身、动漫店等作为青年化表征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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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桂林路商业业态类型划分 Tab.1 Classification of Commercial Formats in Guilin Road |
前文中提及的田野调查是指，研究小组于2012年12月、2015年6月、2018年10月、2020年6月、2022年12月、2023年6月、2023年12月对桂林路街区进行的跟踪调查。调查期间采用非参与式方法，观察不同业态经营状况、商业景观等，开展连续街景拍摄，店主访谈等。百度街景地图网站可获取2008年、2014年街景数据，提供道路景观及店铺信息。
此外，收集2000年以来与街区相关政策文件、本地媒体报道、网站等信息。通过整理政策文件及本地媒体报道，梳理政府街区治理做法。通过豆瓣同城、新浪微博、小红书、大众点评等网站了解街区青年文化活动信息以及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认知感受等。
4 桂林路街区商业绅士化表现桂林路街区是中国城市商业街的缩影。改革开放后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住房市场化促使单位住宅私有化、住宅转向商业用途，再加上居民巨大的商品服务需求，城市商业空间迅速扩张[44, 45]。桂林路地处城市中心，周边高校、写字楼较多，大学师生、白领密集，1990年代街区从住宅区转变为商业区，并逐渐成为先锋商业地带。2000年以来桂林路商业迅速发展。2000年商业企业数量为467家，主要包括餐饮、服装、生活服务类等；2023年商业企业数量达1597家，业态类型更加多样，高档餐厅、连锁品牌、咖啡馆、个人护理、精品购物等业态大幅增加，商业绅士化明显。
“桂林路商业绅士化现象表现在四方面：一是绅士化业态数量大幅增加，但占比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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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3年桂林路街区新注册绅士化业态比重变化 Fig.2 Proportion of the New Gentrification Commercial Formats Registrations in Guilin Road from 2000 to 2023 |
二是街区物质景观升级，店铺风格从简单朴素变得更加精致鲜明，政府持续进行街区改造，道路环境设施持续改善，提高了消费舒适性。三是街区经营者与消费者群体的变化，桂林路经营者由本地传统商户演化为连锁、加盟店主，经营模式专业化，中产阶层与游客作为消费者不断涌入街区，促使街区商业绅士化程度加深。四是街区“餐饮化”现象突出。“餐饮化”是学者们所诟病的绅士化后期“商业化”表现[46, 47]（表 2），2000—2023年街区餐饮业态比重由16.78%增至39.84%，尤其是2018—2023年新注册餐饮业占全部新注册商业比例达48.37%（图 3），表明街区业态多样性下降，出现同质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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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2023年桂林路街区商业绅士化代表性业态数量变化（单位：个） Tab.2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 Commercial Formats Gentrification in Guilin Road from 2000 to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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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23年桂林路街区商业业态注册比例变化 Fig.3 Proportions of all Commercial Formats in Guilin Road Registrations from 2000 to 2023 |
综合街区功能、景观、业态构成等多方面特征，本研究将桂林路街区商业绅士化过程划分为萌芽阶段（2000— 2005年）、青年化阶段（2006—2011年）、商业绅士化阶段（2012—2017年）、大众化阶段（2018—2023年）四个阶段。
5.1 萌芽阶段（2000—2005年） 5.1.1 传统生活性街区此阶段，桂林路商业街是完善的生活性街区，消费者主要是周边居民和高校师生。街区人群密集，景观整体上“脏、乱、差”，环境与商业设施处于较低水平。街区商业、居住功能并重，据2005年街区调研统计，共有临街商铺179家，临街商铺与底层住宅数量比约为6：4。2000年我国兴起超市热潮，同志街恒客隆超市开业，带动桂林路市场和几家中低端服饰商场发展。这期间街区商业空间以桂林路市场和恒客隆超市为中心，个体商户零散分布在同志街两侧及同志街以东的西康路、桂林路、桂林胡同路段，以生活服务类业态如个体经营的服装、大众餐馆、农副食品和家居五金用品等为主，沿街有流动摊贩售卖小吃、小饰品等。此时，街区特色在于桂林路市场、地下商场经营大量廉价又时髦的服饰商品，吸引学生群体前来“淘宝”。
5.1.2 舶来文化进入桂林路周边高校众多，有许多来自欧美、日韩等国家留学生，带来全球化生活方式，加上大学生群体对舶来文化的好奇，促使桂林路出现新商业形态。2000年长春市第一家麦当劳在此开业，2001年第一家酒吧“五月花”在此开业。此外，吉林省东部地区朝鲜族数量较多，长期与韩国具有密切人员与贸易往来，桂林路正是长春市韩国进口食品、服装和化妆品等业态集聚的街区，其中经营者中不乏有韩国商人。桂林路街区边缘出现零星“新颖”业态，如隆礼路、西康路上的酒吧，牡丹街上由韩国夫妇经营的咖啡馆。舶来文化进入，带动“西式”“韩流”“日式”风尚悄然兴起。
5.2 青年化阶段（2006—2011年） 5.2.1 青年加入经营者队伍青年进入街区营造青年文化氛围，桂林路成为年轻人精神乐园。此时，一些大学生、公司白领、少量手工艺人们加入了桂林路经营者队伍，旨在创业的同时彰显“文艺范”获得文化认同，并未将经营利润作为创业目标（表 3）。多选择商圈边缘地带租金低的路段开店，利用艺术审美特长以较低成本营造个性化、文艺气息浓厚的店铺景观。这期间，位于桂林路商圈西南部的牡丹街与西康胡同，集中涌现了近百家独立咖啡馆、创意手工坊、异域餐厅等新业态。值得关注的是，此时各家咖啡馆经常举办青年文化活动，如小型表演、读书会、英语角、摄影展、手工制作等（表 4），搭建集聚文艺青年们的社交平台。青年化业态重塑了街区场所精神，青年文化内涵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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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年牡丹街部分咖啡馆店主信息 Tab.3 Statistics of some Cafés' Shopkeepers in Mudan Street in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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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牡丹街部分青年文化活动统计 Tab.4 Statistics on Youth Cultural Activities in Selected Cafes in Mudan Street |
青年文化氛围吸引大量年轻人到来，街区商业活力提升。首先，新兴文化消费业态增加且类型多样，如陶艺馆、心理咨询室、桌游等，新业态紧密契合年轻群体求新猎奇的文化兴趣。相比之前以生活服务为主的业态结构，此阶段街区绅士化业态占比由20.13% 增至31.59%。与此同时，青年化业态拓展了商业空间范围，西南角牡丹咖啡街兴起，带动“西桂林”商业发展，部分底层住宅转变为商业功能。“东桂林”的桂林路市场、桂林商厦、依林小镇等中低端商场进行时尚化改造，另新增柒点捌购物广场、中东淘宝镇等时尚商场，以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桂林路购物类业态迅猛增加。当然，青年化也引发了租金上涨和竞争。根据实地调研，2006—2011年仅牡丹街路段商铺租金涨幅2—3倍。商业竞争激烈，店铺快速更替，许多新开业咖啡馆存活时间不超过半年。青年经营者们是商业绅士化“先锋”，在激发商业活力的同时为自己留下潜在威胁。
5.3 商业绅士化阶段（2012—2017年） 5.3.1 商业升级与空间扩张桂林路街区业态档次升级，绅士化业态数量显著增加。此阶段，街区特色餐饮数量显著增加，共有109家咖啡馆、78家民族特色餐厅和66家烘焙甜品店，是青年化阶段5倍以上；高端业态占比持续提升，高档餐厅75家；个人护理业态新增注册企业数量为211家，其中高档美容美发场所数量有50余家。相比之下，传统生活服务业如洗衣店、杂货店和五金建材店等正从核心商圈向外围区域转移，其数量和业态比重均有所下降，从15.3%降至7.63%（图 3）。桂林路街区业态分布趋向集聚连片，商业活动密集程度急剧上升，尤其是“西桂林”（图 4）。桂林路商业辐射范围、商业活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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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23年桂林路街区商业业态空间分布演化示意图 Fig.4 Spatial Evolution of Commercial Formats in Guilin Road from 2000 to 2023 |
桂林路获得更多商业资本关注，具有较强资金和经营实力的商业精英进入街区。一些连锁品牌如必胜客、星巴克、苹果手机、王鹏眼镜等在街区开设门店；日韩进口高档服装、化妆品、食品、家居用品商店增加；高档西餐厅、日韩料理、时尚餐厅增加。值得关注的是，街区原有的部分经营者逐渐成长，如牡丹街以光阴咖啡、银杏树咖啡为代表的独立咖啡馆经营模式趋向成熟、盈利能力提高，纷纷升级店铺景观、扩大经营规模；桂林路上花都、弘叶等经营效益较好的美发店将店铺从一层拓展至三层，进行高档化改造，并吸引多家高档美发沙龙、美容会所在“东桂林”集聚。精英化经营主体通过升级店铺、筛选高端品牌等方式，迎合新兴中产阶层消费需求，推动街区整体“高档化”。相比之下，富有创业梦想但经营实力不足的年轻店主们，面对高昂房租、激烈竞争，不得不离开。
5.3.3 政府干预商业活动以往政府对桂林路街区多进行道路、建筑和环境设施治理，较少干预商业发展。但随着街区活力显现，媒体和市场关注度提升，政府开始参与街区商业活动和景观改造。起初2012年长春市政府发起“牡丹街咖啡文化街区”建设项目，长春市规划院在牡丹街设立先锋社区规划研究中心，2015、2016年主办牡丹街“幸福市集”活动，极大地提升街区文化影响力。然而，2017年政府改变商业导向，对“西桂林”街区进行环境整治，对牡丹街、西康路胡同大多数咖啡馆门脸进行强制拆除，以打造“津门风情街”为目标，对店铺招牌和门面风格进行规范改造。改造后街区整体商业功能、业态结构并未产生较大改变，但却极大削弱了“文艺范”青年文化氛围，加速了经营实力较弱的青年经营者离开。当然，津门风情也并未形成。
5.4 大众化阶段（2018—2023年） 5.4.1 “网红小吃街”成功打造桂林路街区商业虽整体升级，但仍有一条街传统业态密集且街区环境较差，即桂林路胡同。该胡同临街商铺多为大众快餐店、小吃档口、蔬菜食品店、日用品及装修材料零售店。该胡同也是桂林路夜市的核心街道。多年来夜市地摊均以售卖廉价时尚服饰为主，但在2018年之后，桂林路胡同夜间绵延分布大量的露天烧烤和小吃摊位，有了“小吃街”的雏形。2020年初新冠流行，政府为提振小店经济于同年3月将桂林胡同自由大路至同志街路段改造为“步行街”，并对“东桂林”路面铺装、环境景观设施进行全面高标准改造，增设座椅、花箱、雕塑、彩绘外墙等，改善街道步行环境。在政府推波助澜之下，改造后的桂林路网红化景观凸显，再加上各种网络媒体的营销推动，桂林胡同成为“网红小吃街”，吸引大量外来游客。
5.4.2 街区整体餐饮化现象突出较高成本、激烈竞争，叠加网络消费影响，桂林路商业变得更加“务实”，面向大众游客的餐饮业态增加，文化消费业态减少，绅士化业态比重下降，本地特色弱化。这期间街区餐饮业新注册企业占全部新注册商业企业48.37%，这一比重在2006—2011年间为19.87%，在2012—2017年间为36.94%。这一阶段购物类新注册企业比重为25.54%，在前两个阶段先后是37.66%和31.26%；文化艺术和娱乐类新注册企业比重为2.29%，在前两个阶段先后是4.1% 和7.07%。（图 3）。街区整体绅士化业态比重由前一阶段37.55% 下降为20.97%，异域餐厅、高档餐厅和咖啡馆等业态仅占餐饮业比重9%。街区小吃档口、大众快餐店、烘焙甜品数量迅速增加，多集中于桂林胡同、桂林路（图 5）。2018年以来特许经营店比重从12% 增至39%，来自全国的连锁加盟小吃品牌进入，本地东北特色、朝鲜族餐厅减少。位于桂林胡同一家经营二十余年的朝鲜族饭馆于2022年闭店，现内部空置，仅门脸被分割为若干小吃档口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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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2023年街区餐饮业注册数量变化（单位：个） Fig.5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Registrations of Catering Businesses in Neighborhoods from 2000 to 2023 |
桂林路商业格局的时空不平衡现象越来越突出。从时间维度来看，夜晚是街区商业活动高峰期，消费者密集，白天街区商业活动相对冷清，许多商家缩短营业时间。节假日街区客流量爆满，平日客流量稀少。时间维度不均衡反映了街区与周边居民、学生、上班族日常消费的割裂，也加剧了空间不平衡。从空间维度来看，桂林路街区逐渐呈现扁平化、分散化趋势。中小型商场如恒客隆超市、小燕莎、桂林商厦等集中倒闭，桂林路市场、依林小镇、柒点捌购物广场等面临经营困难、摊床空置问题突出。街区商业空间格局不再以同志街两侧商场为中心，而是以桂林胡同步行街、桂林路网红街区为核心。街区青年文化和中产消费文化氛围被网红小吃街游客爆满局面所掩盖，桂林路被网红小吃街重新定义。
6 桂林路商业绅士化机制商业街发展是市场主体、消费者、政府、媒体等多要素交织互动的过程[17, 46, 48, 49]，本文结合以往供给端、消费端对商业绅士化的解释路径，认为桂林路商业绅士化阶段性演化存在以下机制（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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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桂林路商业绅士化机制 Fig.6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Mechanism of Guilin Road |
当代城市青年群体具有较高文化审美水平和创造力，年轻经营者的出现开启了桂林路街区商业绅士化进程。青年经营者开设以咖啡馆为代表的具有青年文化氛围的新业态，通过店铺设计与装饰对咖啡文化进行想象与再造，营造理想化的文艺氛围和标榜个性的浪漫场所。年轻经营者通过组织文化活动搭建青年社交网络，吸引大量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集聚。青年人群的集体行动促进了青年文化的生产，赋予街区新文化内涵，提升了街区活力。街区商业的青年化带动了空间增值，原底层住宅加速向商业转换，部分传统商户离开街区，街区房租上涨。街区商业氛围提升吸引了商业精英的进入，尽管青年群体是桂林路魅力的发现者和塑造者，但却面临被更有实力的经营者所取代的局面。
6.2 商业化对绅士化的推动与反噬桂林路街区商业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商业精英进入街区，直接推动商业高档化，与中产消费者共同塑造中产消费景观，包括更精致装潢、高端品牌入驻等。这种商业化会带来高房租、激烈竞争和对原商户的驱逐，特别是依赖“文化资本”生存的青年化业态。尽管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商业街更新实践的价值取向相符。另一方面是指商业资本向大众市场下沉，推动各种面向低端消费的连锁加盟品牌进入街区并迅速扩张、迭代，加上网红文化兴起，加速对地方特色和文化多样性的削弱。无论如何，全国各地“特色”小吃在桂林路规模增长与“文化更新”取向是矛盾的，对原青年文化、中产消费文化产生了弱化效应，对文化消费需求产生驱逐效应。在大众化面前，商业绅士化显示出了“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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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桂林路商业绅士化阶段性特征 Tab.5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Guilin Road |
不断进化的媒体对本地商业街介入程度由浅至深。早期，本地传统媒体主要关注桂林路住房改造、环境整治等政府行为，直到牡丹街出现新奇青年化业态，报道了新现象并协助政府组织街区文化活动。以口碑网站为主的网络媒体出现，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便捷展示和查阅平台。总的来看，早期媒体对消费者引领作用仍是有限的，街区商业演化由经营者和消费者互动驱动，经营者和消费者均具有较大的能动性。近年来，社交媒体、外卖平台普及，消费者线上购买、口碑传播更直接、直观，商家更便于营销、捕捉消费者喜好。数字媒体与实体空间联系越加紧密，商家、消费者、网络达人共同塑造街区“数字化”形象。网络媒体强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吸引更广泛地区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对塑造实体空间产生网红景观，也削弱了本地文化特色。商家和消费者受媒体引领程度较高，街区本地性和多样性受到挑战。
6.4 政府街区治理与对商业活动的干预桂林路商业发展长期以市场力量为主导，政府基本以实施街区环境与设施整治为主，对商业活动干预不频繁但影响程度不一。2000年初基于街区集聚韩国商品特色，政府提出打造“韩国风情街”；2015年青年文化消费氛围出现，政府参与组织青年文化活动。这期间政府对商业活动本身并无实质性干预，对特色商户却具有鼓励效应，促进了青年化和绅士化发展。2018年政府提出与桂林路特色并不匹配的“津门风情街”目标，规范商户门面及牌匾，对商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尤其是青年文化氛围被显著削弱。2020年政府对街区进行品质打造，部分街区改造为步行街打造网红小吃街。此轮改造仅针对道路与环境设施，对商家业态、门面景观并无干预。然而，网红景观营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网络传媒对实体消费空间的重构作用，街区商业趋向餐饮化、大众化。
7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本文以长春市桂林路商业街为例，从业态构成与空间演化、经营者与消费者群体变化、政府、媒体影响等方面，总结2000年以来商业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0—2023年桂林路商业绅士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2000—2005年绅士化萌芽阶段、2006—2011年青年化阶段、2012—2017年商业绅士化阶段和2018—2023年大众化阶段。其中，萌芽阶段街区是服务周边居民和高校师生活需求的生活性街区，舶来文化入侵，零星出现了新业态；青年化阶段主要表现为文艺青年加入经营者队伍，开设新颖的青年化业态，营造青年文化景观，桂林路成为青年人的精神家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商业绅士化阶段中，商业精英置换青年经营者，街区业态景观升级，呈现商业化趋势；大众化阶段作为后商业绅士化阶段，街区景观品质整体升级，网红街区迎来大量游客，但业态结构“餐饮化”，本地特色被削弱。
第二，文艺青年以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在文化消费需求引导下集体行动，以青年化业态和青年文化活动为表征，塑造街区青年文化内涵，触发商业绅士化；商业精英对业态景观高档化升级推动商业绅士化进入高峰期，房租上涨、竞争激烈对年轻经营者产生驱逐效应，而后商业资本以低端加盟餐饮业代理角色进入街区，对绅士化形成反噬效应，商业趋向大众化；从本地传统媒体、口碑网站至外卖平台、短视频社交媒体，媒体形式演化对实体商业空间影响程度从浅层影响走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政府对桂林路街区以环境整治为主，对商业活动干预不多但较大范围规范整顿商户门面和牌匾、局部路段步行街改造对绅士化阶段性转型产生显著作用。总的看，供需综合视角仍是解释桂林路商业绅士化演化机制的有效理论[32, 50, 51]，经营者、消费者、政府、媒体等多主体互动关联作用推动了商业绅士化演变。
7.2 讨论首先，与以往研究侧重消费者需求解释不同，本研究更强调经营者群体变化对商业绅士化的解释。桂林路商业绅士化过程中，最可贵的群体是具有草根性质的文艺青年，以较低经济成本、较高文化资本赋予街区文化内涵、激发商业活力[52]，但却埋下触发商业绅士化自我驱逐的隐患。本研究表明青年经营者与青年消费者对商业活力同等重要，城市不应停留在打造青年消费街区，更应重视营造青年友好的创业街区，从限制租金涨幅、合理引导业态等方面对年轻的经营者和青年化业态予以保护和激励，更能有效地构建可持续活力街区。
其次，本研究特别关注了后商业绅士化阶段，桂林路街区在绅士化后期在步行街改造、网红文化影响下呈现了商业大众化转变[53, 54]。也许是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带来中产消费走向平民化，也许是大众消费更具规模化商业价值，商业大众化在网络传媒推动下如此喧嚣热闹。尽管如此，桂林路商业同质化、地方文化内涵缺失、“网红热点”频繁更替不得不让人担忧其可持续性。街区未来如何，大众化是绅士化的终点吗？仍有必要开展跟踪研究。
最后，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一是数据获取存在难度，我国缺少街区尺度系统化商业统计数据，本文以企业工商注册数据为基础，并不能全面反映业态规模、功能与特色等信息，需要结合大数据、街景数据和长期调研数据进行识别修正，虽最终能基本反映街区业态特征，但仍可能产生偏差。二是个案研究具有特殊性、临时性，应探索更有效的绅士化时空特征识别方法，开展不同地点、尺度比较研究，为理论完善和实践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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