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Ruth Glass率先关注伦敦内城工人社区的社会—空间重构[1]，并将其命名为绅士化（Gentrification）。绅士化是一种以阶层置换（Displacement）为核心，伴随建筑物及周边环境（再）开发的现象[2, 3]。近半个多世纪，绅士化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4]，衍生出了差异化的发生路径、权利博弈和治理策略[5]。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全球东方（Global East），绅士化已经超越了盎格鲁—撒克逊城市地理研究的“都市主义”范畴[6-8]，在多地域类型的城乡空间广泛发生，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本土经验。具体地，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下更加复杂的国家—社会与政府—市场关系[9, 10]、都市周边更高密度的农业人口和更大规模的农业用地[11, 12]以及大量新兴的中产阶层（Middle Class）[13]，共同为全球南方/东方更多类型、更大范围、更广受众的绅士化现象奠定了发生的必要条件。这也为绅士化的本体论革新提出了现实要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全球绅士化的多样性，开展了大量针对城市内城、郊区、小城镇和乡村等地的案例研究[14-18]，为从地域类型视角对复杂、分散的绅士化现象进行整体性思考提供了经验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由1982年的2.15亿快速增长至2023年的9.33亿①，城乡空间剧烈转型[19]。大都市、小城镇、乡村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开发与再开发，共同构成了广地域、多层次、不均衡的地域空间格局[20]。都市企业家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和竞争性区域主义（Competitive Regionalism）合谋[21, 22]，去地域化（Deterritori‐ alisation）与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并存[23]，将城、郊、乡等串联为统一的整体，引致出迥异于西方经验的城乡发展模式[24]。绅士化作为一种与城乡转型伴生的社会—空间结果，受到城乡空间内部演化及相互间关系的作用。目前，商业绅士化（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25]、教育绅士化（Education-led Gentrification）[26]、新建绅士化（Newbuild Gentrification）[27]、乡村绅士化（Rural Gentrifica‐ tion）[28]、旅游绅士化（Tourism Gentrification）[29]等在中国广阔的城市、城郊、乡镇地域不断涌现。针对上述现象，学者们从绅士化背后的制度条件[30]、发生周期[31]、表现形式[32]、尺度[33]等角度，解构其内在复杂性，但鲜有研究思考绅士化的地域类型。中国的绅士化在发生路径、规模、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关联。基于地域类型视角，不仅能够将这些外在差异进行比较，也能够对其内在关联进行探究[34]。鉴于此，该视角可以作为洞悉中国绅士化特征和经验的理论透镜，为绅士化研究提供新的认识论思考方向。
文章从地域类型视角着眼，结合城乡治理的相关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通过系统梳理中国绅士化的经验研究文献[35]，总结中国绅士化研究的总体时空特征与价值论倾向，分析城市内城、都市边缘区、腹地等多类型地域的绅士化及内在关联，最后比较中西方绅士化经验并进行研究展望。以期为更好把握中国绅士化经验提供新视角，探讨中国绅士化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2 理论基础地域类型有其演化脉络和内在逻辑。城乡空间结构和不平衡发展等理论阐发了城市、郊区、乡镇等地域类型分化和发展的一般结构，以及其相互之间要素流动的一般规律。二者共同为从地域类型视角探究中国城乡空间的绅士化前沿提供了分析框架。
2.1 城乡连续体与星球城镇化理论早在绅士化概念被提出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便关注到了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转型，以及大都市系统的形成。在彼时的美国，约90% 的人口生活在主要城市及向外辐射130—140公里的空间范围内[36]，都市主义是其核心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城中村（Urban Village）以及都市外围地区仍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区域与典型的城市内城和乡村地区共同构成了“城乡连续体”（Rural-urban Continuum）[37]。在典型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中，中心城区（Concentrated City）、都市边缘区（Urban Fringe）和都市阴影区（Urban Shadow）、乡村腹地（Rural Hinterland）共同构成了城乡连续体（图 1）[38]。其中，都市边缘区作为一类兼具城市和乡村属性的广阔地域，因其动态、复杂的土地、人口和产业属性，成为全球城乡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北美、西欧都市进程的深化，城市和乡村的边界日益模糊。作为两股相互依存的力量，城市性和乡村性在一个更大视阈的都市空间中彼此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空间秩序[39]，呈现为“星球城镇化”（Planetary Urbaniza‐ tion）[40, 41]。核心与边缘地带表现出“多尺度叠加与纠缠”[42]，为新时期的城市和乡村发展提供了更加复杂的系统性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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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模型 Fig.1 The Form of The Regional C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8]。 |
绅士化是一个与土地利用转型和居民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密切相关的过程。城乡关系与空间结构的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人口及生活方式变化，将直接影响绅士化的发生场所、路径和规模。20世纪60年代后欧美城市内城的人口集中和建成环境更新[43]，在时间线上与内城的绅士化现象相契合[1]。随着都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中心城区与外围的小城镇、乡村的空间联系不断增强，绅士化现象也由传统的城市内城拓展至都市边缘的滨水港口[44]、生态绿地[45]乃至更广阔的腹地小城镇和乡村[46, 47]，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属性。因此，基于城乡空间结构的领土逻辑（Territo‐ rial Logic）是考察绅士化特征和经验的重要逻辑起点。本文基于城乡空间结构的经典理论模型，根据发生场所将绅士化现象划分为城市内城、都市边缘区、腹地小城镇及乡村三个类别，并据此对相关的经验研究展开进一步分析。
2.2 不平衡发展与租差理论绅士化在中微观尺度反映了城乡关系和城市功能的转型，而后者直接受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作用。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是现代土地所有权和地租的创造者”[48]，“现代化的历史即是乡村的城镇化”[48]。在城市内部和更广阔的城乡空间，资本基于级差地租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不断生产剩余价值。20世纪60年代后，Heri Lefebvre、David Harvey、Neil Smith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不平衡发展思想拓展至地理学领域，认为资本积累利用并加剧了区域和城乡之间的资源与要素差异，不断转移自身危机并攫取超额利润[49-51]。其中，Smith作为不平衡发展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分别探讨了该理论的内在规律，并直接用以阐发绅士化机制。在宏观层面，Smith指出资本会随着平均利润的下降由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的“洼地”，不断往复，并形象地将其称为“资本的跷跷板”[51]。在微观层面，Smith指出随着区位条件变化和建筑设施折旧，潜在地租（Potential Ground Rent）与资本化地租（Capitalised Ground Rent）之间的差值（即“租差”）将不断扩大。当租差足够使资本获取超额利润时，绅士化现象便将发生[52]。
租差理论不仅阐释了绅士化社区地租变化的机理，也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解释了资本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流动的机制，与不平衡发展理论相互补充。正如Smith所言，城市内城的绅士化重建是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体现[53]。结合前文，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资本在中心城区、都市边缘区和腹地之间的转移及相应的绅士化进程，也与各地不同时期的地租水平和可期望的租差水平相关。因此，进一步探究不同地域类型下的绅士化经验，需要结合资本流动规律展开分析。不平衡发展与租差理论为探寻绅士化的资本逻辑提供了概念工具，本文将基于此，对中国不同地域类型绅士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探讨。
2.3 理论适用性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是一个以乡土关系为核心、以重点城市为窗口、广袤乡镇为生产基地的“整体性社会”（Totalized Society）[54, 55]。经过四十余年的长足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大都市区和城市群为经济增长核心、广大小城镇和乡村为劳动力和资源保障的多层次空间格局，契合了城乡空间结构的理论模型。2023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2%②，城镇化步入增速放缓的成熟期。对比发达国家经验，这一时期城乡关系与空间结构将发生深刻转型。譬如，美国在城镇化率达65%（1950年）后，发生了大规模郊区化运动。都市外围不断新建卫星城，加速了内城衰落及社区的绅士化[56]。日本在城镇化率达70%（1970年）后③，东京大都市区呈现出高度分散的城市蔓延趋势，带动了周边地区的人口迁移和土地调整[57]。英国也曾在1950年代推行“绿带”（Green Belt）政策，用以限制大都市的无序蔓延，但客观上并未阻止城乡边缘地区土地利用的多元化趋势[58]。这些经验均反映了城乡空间格局和空间功能的耦合演化关系，以及区域不平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方城乡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为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及进一步创新奠定了基础。
在空间形态上，大都市及其边缘的城镇将成为中国未来城乡发展的重点区域，远离主要都市区的腹地也将继续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一格局契合了城乡空间结构的理论模型和星球城镇化理论提出的一般趋势。在经济规律上，城市剩余资本将进一步寻求都市边缘或腹地的优质资源，或对内城衰落的社区进行再开发，契合了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宏观模式和租差理论的微观机制。结合本研究的地域类型视角，城乡连续体与星球城镇化理论为地域类型的分化和演进勾勒出了整体轮廓，不平衡发展和租差理论为不同地域类型间的转型和互动提供了阐释路径。二者互为表里、彼此支撑，共同为地域类型视角下的城乡发展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因此，中国目前的城乡发展现实契合经典理论对应的语境，上述理论对洞悉中国绅士化的特征和经验具有适用性。
3 中国绅士化研究的总体特征经验和案例研究是客观反映社会经济前沿的重要载体，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围绕中国的绅士化开展了丰富探索。本文将首先对这些经验进行梳理并对其整体特征进行总结，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域类型绅士化的特征和机制奠定基础；同时对国内外文献的价值论情况做简要分析，为进一步探讨中国绅士化经验的本土创新和国际接轨提供依据。
3.1 文献数据来源本文的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数据库，分别用以检索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中文和英文文献（鉴于制度差异及资料可得性，不包含针对港澳台地区的文献）。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绅士化”“士绅化”“缙绅化”“中产阶层化”“中产阶级化”“学生化”等为主题进行检索。截至2024年11月底，共检索到期刊论文632篇，学位论文216篇。通过逐篇阅读，剔除与绅士化弱关联的文献（譬如核心内容为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绅士化仅作为相关概念提及；或研究现象不属于绅士化主流范畴，如“自我绅士化”），以及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高度相关的重复文献，最终共得到绅士化理论研究文献53篇，经验研究文献156篇（其中期刊论文116篇，学位论文40篇）。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以检索式（Topic=（“Gen‐ trification” and “China”）），共检索到文献405篇。剔除弱关联文献，最终共得到绅士化理论研究文献19篇，经验研究文献140篇。由此，得到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中英文文献共计296篇。
根据案例所在城市的总体空间规划和人口规模④，本文将城区（市辖区）人口300万以上、城市总规明确定义为中心城区的区域界定为“城市内城”，涉及文献190篇；将“城市内城”向外100公里范围内、城市总规定义为副城、郊区、新城等的区域界定为“都市边缘区”，涉及文献75篇；将“城市内城”和“都市边缘区”以外、所在地城区（市辖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地区界定为“腹地中小城镇”，涉及文献31篇⑤。根据文献作者对绅士化案例社会效应的价值判断，本文将重点强调地方经济增长、景观更新等的计为“积极”；将重点强调阶层替代效应、居民流离失所等的计为“批判”；将同时涉及积极和消极效应的计为“中立（正反两面）”；将未涉及价值判断的文献计为“中立（价值无涉）”。后文将围绕这些文献，对中国绅士化研究的时空特征和价值倾向展开分析。
3.2 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时空特征时间维度上，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自2000年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图 2）。2000至2008年，研究者开始将绅士化概念应用于中国内城案例，这一时期文献数量相对较少，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9至2016年，更多研究者将视野置于城市内城的绅士化经验，并开始关注都市边缘区乡镇和腹地乡村的绅士化，这一时期的研究处于探索阶段。2017年至今，经验研究呈现出爆发式的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城市内城仍是受重点关注的地域类型，都市边缘区和腹地的绅士化现象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者视野，并在2019年后占据近一半的比例。中英文文献在发文数量、增长态势和各阶段关注的地域类型上差异不显著。英文文献近年来增长态势尤为迅猛，反映出国际学界对中国绅士化经验的密切关注。综上可见，中国的绅士化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城乡发展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伴随中国城乡空间结构转型，在城市内城之外，都市边缘区和腹地乡镇也日益成为绅士化现象发生的重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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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统计趋势 Fig.2 The Trend Chart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
空间维度上，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案例分布范围广，总体上覆盖了“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同时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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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案例分布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Cases of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1:1400万）绘制，底图无修改。 |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都市圈和城市群区域是绅士化案例的集中分布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绅士化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其中，南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等六座城市（包含其都市边缘区）共包含绅士化案例184个，占案例总数的约60%。在地域类型上，城市内城的经验研究在空间分布上更为集中，主要集中于上述六座城市及西安、苏州、天津、重庆、杭州、宁波等区域中心城市。都市边缘区的绅士化案例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出较强的地理相关性，这一特征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大都市区体现尤为明显。腹地城镇和乡村的案例分布相对分散，多位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禀赋优越、旅游业发达的地区。这些绅士化案例反映了中国城乡（再）开发的前沿，也折射出地方高校及科研机构对这些前沿领域的关注。
3.3 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价值倾向绅士化是一个关乎社会流动和阶层置换的概念，因而该领域天然具有政治性[59]。绅士化研究的价值论问题涉及概念本身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也将对研究者、城乡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判断与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呈现出的价值判断进行分析（图 4）。在中文文献中，半数呈总体中立立场。其中绝大部分文献既关注绅士化对原住民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也强调对地方经济和建筑环境等方面的正面作用；少量文献聚焦于计量分析或建筑构造，不涉及价值判断。约三分之一持批判态度，多聚焦于城市内城的商业绅士化和教育绅士化现象。还有约五分之一持积极态度，多关注绅士化对乡村和城市历史街区等的修复和经济带动作用。相比之下，英文文献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批判立场，极少数文献对绅士化持积极态度，且均指向乡村绅士化或旅游绅士化。面对相同的场域，中英文语境呈现出显著的价值差异。为更好地认知差异的形成原因，需要结合文献内容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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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价值倾向分布 Fig.4 The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Value Judgement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Gentrification |
在上述文献中，超过82% 关注到绅士化的负面效应，因而单纯阐发积极效应的研究更加值得讨论。其中，一些研究将不涉及阶层替代的社区更新过程视作绅士化[60]。这自然回避了阶层分化、居住隔离等负面效应，但也使绅士化概念面临过度泛化的严峻风险[61]。另一些研究将视线聚焦于绅士化带来的地方经济增长[62]，或是从艺术和审美角度强调社会资本对社区的更新[63, 64]。还有一些研究关注绅士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但研究者认为这一过程将使社区原住民获益，不符合西方绅士化对流离失所的描述，故推论中国语境下的绅士化效应是积极的[65, 66]。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中国绅士化对城市贫民、流动人口等的社会挤出效应（Socially Exclusive Outcomes）[67-69]。他们往往缺乏知识、技能和话语，或来自内陆省份的乡镇。大都市中心城区及边缘郊区不同规模的绅士化迫使他们向更偏远的地区迁移或返乡，这种剥夺往往是相当隐蔽的。这一现象反映了在中国大尺度城乡空间格局下，城市积累危机及负面效应可能会通过间接途径，向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转移和稀释。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并提出要“探索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反映出新时期城乡社会空间矛盾的转变及对治理提出的新要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关系一直是城乡治理的关键问题，值得研究者们进行重点关注和深入思考。
4 地域类型视角下中国绅士化经验从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时空特征可见，当前中国的绅士化现象已经在城市内城、都市边缘区和腹地中小城镇及乡村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为进一步呈现不同地域类型绅士化的详细特征以及相互间的关联，本文将结合各地域类型绅士化的典型模式展开具体分析。
4.1 城市内城的绅士化经验城市内城是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关注的起点，也是目前文献涉及最多的地域空间类型。在早期的内城绅士化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住房市场化转型下，绅士化与旧城区改造和高档房地产住宅开发之间的联系，并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介入[70, 71]，为后续的内城绅士化研究奠定了整体基调。事实上，在21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关注绅士化之前，大规模的绅士化现象就已经在内城展开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城市经历了以零星的老城区改造为具体形式的商业绅士化[72]。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市政府对以四合院为代表的旧城进行大规模重建，原址则被商业建筑和精英群体所取代[73]。
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城市（再）开发进程的深入，不同类型的内城老旧社区经历绅士化，给城市景观和居民日常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其中，工人社区、历史街区与城中村、学区的绅士化作为几类代表现象，受到重点关注。在老工业区的工人社区，城市功能转型加速了社区衰落。在行政和市场力量共同推动下，这一具有浓厚社会主义集体色彩的社区组织在绅士化中被逐渐瓦解[74, 75]。城市历史街区和城中村均属于中心城区范围内的传统社区，主要区别在于居民户籍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留存的历史街区和城中村因较便利的区位条件，无形中受商业活动影响和游客、学生、艺术家等外来群体进入，并最终成为绅士化社区[76, 77]。在上海泰康路、复兴路和成都春熙路等历史街区，街区改造和商业化开发极大改变了当地居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空间，表现为典型的商业绅士化[67, 78, 79]。在严格的学区制度下，教育绅士化是内城绅士化的另一典型现象。富裕的中产阶层通过购置高价学区房，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并在同一阶层间传递，在时间和空间层面上产生深远的社会隔离效应[80, 81]。
近年来，随着学界和社会各界对大规模绅士化的批判和反思，各地政府开始推行“微改造”等新形式的城市更新项目，譬如广州永庆坊和南京小西湖。然而，尽管地方政府进行了积极干预，更多地鼓励文化保护、创意产业和公共参与，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商业化逻辑下的社区绅士化和原住民迁移[82, 83]。这一新的现象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城市开发者、规划者和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4.2 都市边缘区的绅士化经验都市边缘区是介于中心城区和乡镇腹地的区域，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空间属性。中国的都市边缘区通常是工业产业集中地和流动人口聚集地[84, 85]，乡镇政府在土地整合和开发中常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以控制成本[19]。都市边缘区在人员构成、产业结构、土地产权等方面更具杂合性和多样性[86]，使该地区的绅士化呈现出区别于典型内城和乡村的叠加特征。近年来，随着建成区扩张、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新城、卫星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等大规模开发建设，都市边缘区已经逐渐成为绅士化研究的热点区域。
在都市边缘区的城镇，学生化（Studentification）、大规模的新建绅士化和绿色绅士化（Green Gentrification）是常见形态。在上海闵行大学城和南京仙林大学城，高校新校区的建设带动了郊区乡镇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大学生群体及外来从业者迁入，与当地社区居民互动，为地方社区治理带来挑战[87, 88]。在广州，地方政府出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目的推动新建项目，使郊区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绅士化[89]。在南京近郊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同推动大型购物中心和度假区项目，引致了当地社区的绅士化[90]。近年来，绿色空间的可达性和公平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边缘区，新兴的大型绿色空间在可达性方面与高端房地产呈现强相关性，使得低收入阶层迁移到更外围的地区，表现为绿色/生态绅士化[91-93]。应对这一现象，如何保障绿色空间的公平性，将国家生态文明政策的红利落实于广大人民群众，或将成为新一轮城乡可持续建设面临的重要实践问题。
在都市边缘区的乡村，一些具备优良文化旅游资源的村庄成为绅士化的主要场所，这些地区的乡村绅士化、旅游绅士化也是中国绅士化研究的重要方向。这些乡村由于邻近发达的都市地区，更易于接触到优质社会资本和先进管理理念与经验，绅士化的发生规模和置换效应通常表现得更为温和[94, 95]，但仍须警惕资本积累下的过度商业化和更加隐蔽的农村土地剥夺[96, 97]。而在一些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的都市边缘乡村，绅士化则常伴随大规模的拆迁安置和社会挤出效应。在北京和深圳的城郊村庄，追逐地租利润最大化的城市开发项目消灭了原有社区的非正式性，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在生活成本增加、社会网络丧失等变化下被迫迁离[98, 99]，他们成为中国城乡变迁宏大叙事下被习惯性忽视的“失所者”和“失语者”。
4.3 腹地城镇与乡村的绅士化经验在中国城镇化率不断升高、人口和产业日益集聚的背景下，广大的腹地城镇和乡村是一类与大都市及其边缘迥异的地区。它们往往远离成熟的城市化地区，常住人口密度和建成区密度相对较低，通常为人口流出地。其城乡定居点往往相对分散，并一般具有较低的地租价格和生活成本。近年来，该地区的绅士化逐渐受到研究者重视，呈现出与大都市及其边缘地带不同的特征和经验。
在腹地的中小城镇，绅士化常与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生活方式移民等密切关联，多发生在具有独特文化资源禀赋的西南民族地区。在拉萨，“藏漂”群体聚集于八廓街，他们租赁当地原住民的房屋或商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被置换的原住民则前往新建的仙足岛社区和市郊[100]。在云南大理和丽江，外来投资者、艺术家、民宿经营者等集中进入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居住空间，在促进遗产保护、繁荣地方旅游业、增加原住民经济收益的同时，也改变了原住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101, 10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绅士化现象更为柔和，原住民的话语权也相对更强，但仍须警惕规范性力量对社区原真性的破坏。
在腹地的乡村，绅士化在主客体关系和发生机制上与腹地城镇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多表现为乡村绅士化和旅游绅士化。由于相对偏僻，腹地乡村吸引资本和城市中产阶级需要更强的资源优势。因此，发生绅士化的腹地乡村多位于文化特色鲜明的民族地区或世界遗产地。在此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建设和商业集团组织的作用更为明显[103]，反映了欠发达地区单一村落组织赋权薄弱的被动状况。在广东丹霞山，企业集团的进驻加速了资本力量对绅士化的推进，使村落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更为复杂[104]。在广西巴马，地方政府与商业资本合作开发康养地产项目，改变了“候鸟人”与当地居民间的社会网络，使绅士化转向更激烈的方式[105]。在安徽黄山西溪南，地方政府推动乡村旅游与商业地产结合，促进了古建筑保护的同时，也使当地居民产生了文化心理层面的被剥夺感[106]。
4.4 多地域类型绅士化的关联分析从城市内城、都市边缘区和腹地中小城镇与乡村的一般经验来看，中国不同地域类型的绅士化呈现出差异化模式（表 1）。比较这些经验和模式，可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域间的内在联系，这将为探究中国绅士化的机制和规律提供更为整体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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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多地域类型绅士化典型模式比较 Tab.1 A Comparison of Typical Model of Gentrification in Various Territorial Regions of China |
时间维度上，城市内城、都市边缘和腹地呈现出由内向外的绅士化发生次序，契合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变迁和人口流动的总体趋势。内城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便是工业产业和人口集中地，单位住宅和城市街道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住宅形式[20]。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和人口（尤其是精英阶层）在内城的不断聚集，这些住宅形式面临资本化地租下降和潜在地租上升的双重趋势。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后，单位住宅和老旧街道成为城市再开发的主战场，并随着新兴中产阶层的需求变化遭受不断侵袭。都市边缘区的绅士化主要发生在21世纪后。改革开放初期及更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市边缘区是小城镇和乡村的集中地，并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伴随城市蔓延，边缘区成为新的工业产业和流动人口集中地。与内城不同，边缘区由于土地广袤和整体开发程度较低，其绅士化具有更加鲜明的大规模和新建属性，形式上更为剧烈。腹地中小城镇和乡村的绅士化多见于21世纪10年代后。在近四十年的城乡变迁过程中，腹地地区多为产业和人口流出地，具有独特资源禀赋的城镇和乡村分布分散，因此该地区的绅士化在空间规模和社会效应方面均表现得更为温和。
空间维度上，内城、都市边缘和腹地的绅士化直观反映了中国城乡发展要素和空间功能的互补关系，契合了不平衡发展视角下资本积累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工商业资本总量迅速增长，其中一部分进入扩大再生产和分配与再分配循环，另一部分剩余资本则进入城市建成环境，转移资本积累危机并寻求超额利润。位于内城的工人单位社区、老旧街道、城中村等作为欠发达的“洼地”，且一般具备优良的地理区位和较高的预期租差，成为资本最先进行投资和再开发的场所，城市内城的大规模绅士化运动随之发生。21世纪后，城市内城房地产项目逐渐饱和，伴随城市工业向外转移，新城、开发区等大规模新建[107]。都市边缘区成为资本进入第二重积累循环的新目标[50]。相较于内城，都市边缘区具有更为充足的土地储备及相对模糊的土地产权。在“管理委员会（项目管理）+开发商（建设运营）+乡镇政府（拆迁安置对接）”的国家企业家主义典型模式下[108]，更大规模的绅士化在都市边缘区发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化，资本对于城乡空间的生产逐步向更加精细的方向推进。近年来，内城的滨水社区、历史街区和学区、都市边缘的旅游乡镇和绿色空间、腹地的历史文化小城和特色乡村等逐渐成为新的绅士化场所。这些现象契合了新时期中心城区和外围乡镇的功能互补，也符合资本进入文化、教育、娱乐等第三重积累循环的一般规律（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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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多地域类型绅士化的时空演化规律 Fig.5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Gentrification in Various Territorial Regions of China |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西方的绅士化经验在时间、规模和方向上均存在差异。在中文和英文语境中，绅士化研究的价值论倾向亦存在统计差异。为更好地分析这些差异的形成原因，并进一步探寻中国本土经验创新和中西方学术对话的可能方向，本文将对中西方绅士化经验进行比较，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5.1 地域类型视角下中西方绅士化经验比较通过上述对中国绅士化经验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绅士化现象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内城绅士化集中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发生时间上远晚于西方。由于中国尚未经历大规模的郊区化，中国的绅士化没有“中产阶级返城运动”（Back-to-the-city Movement）的前置语境[52]，使其在地域类型上整体呈现出由内城、边缘区向腹地的递推次序。在空间层面，中国较之西方有更为漫长的乡土社会史和更广的城乡空间纵深。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经历了从“来自乡土”到“离开乡土”的结构性转变[54, 109]，在此背景下，绅士化经验体现出了更为鲜明的城乡关联。如果将类似的城乡关联放置于欧洲和美洲，绅士化更多体现为跨国乃至跨洲的主客体互动，譬如西欧中产阶级对中东欧历史城镇的绅士化[46, 110]，美国中产阶级对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圣地亚哥等拉美国家城镇的绅士化[18, 111]。因此，中国的绅士化在地域类型上呈现出了更强的“内循环”特征。在发生机制上，中西方的绅士化均符合不平衡发展视阈下资本积累的逻辑，不同点在于政府在中国的绅士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企业化政府的参与下，基于建设项目的资本积累效率显著提高，也造成了更为剧烈的绅士化，体现了“计划中心、市场工具”（Planning Central‐ ity, Market Instrument）特征[108]。在要素流动日益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多地域类型的绅士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区域间和城乡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成为“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矛盾下城乡治理将面临的关键问题，值得研究者和规划者持续关注和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绅士化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上，中西方经验可能因土地所有权制度、社区赋权情况、政府积极干预等具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并不存在方向上的本质区别[83, 112]，这一点从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价值判断的总体情况中亦可得到印证。因此，尝试从社会影响和正义性层面为中国绅士化现象进行独特性阐释，可能会使中国绅士化研究陷入“例外论”（Exceptionalism）陷阱而逐渐脱离国际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乃至最终丧失概念的学术性和解释力。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针对中国绅士化经验和概念边界争论的关键问题。相比之下，严格遵循概念内涵，深入挖掘中国语境的丰富性并讨论其与国际经验的多样化差别，可能是更为严肃而理性的努力方向。
5.2 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未来展望中国绅士化的经验研究目前已经产生了丰硕成果，且大有迅猛发展的态势。然而，仍有一些方面是当前学界较少关注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本文据此提出4点展望：
在横向拓展方面，空间维度的多地域类型绅士化的复杂性值得进一步探索。①从研究关注的地域类型来看，当前大多数研究仍聚焦于内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典概念可能带来的思维惯性。近年来，都市边缘区和腹地的经验研究文献显著增多，但多集中于乡村绅士化、旅游绅士化等案例尺度较小的范畴。研究者对剧烈城乡转型下的大规模绅士化，尤其是对发生于都市边缘区的新城、卫星城、开发区等的景观变化，以及新兴城市中产阶层进驻、城市贫民和流动人口流离失所等现象缺乏足够的敏感性和关注度。这是未来研究需要继续推进的课题之一。②从城乡发展要素来看，已有绅士化经验研究更多聚焦于中微观视阈，缺乏对更大时空尺度社会结果的考察。这种视阈上的局限性可能会使绅士化的效应判断乃至研究结论产生根本性的偏差。譬如，一些研究关注到绅士化对中产阶级和本地居民带来的社会经济增益，却忽略了流动人口的流离失所问题；一些研究关注了农村宅基地流转带来的短期效应，却忽视了生产资料转让后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绅士化发生后被置换者的去向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这种人口流向既包括小尺度的户籍人口搬迁，也包括大尺度的流动人口返乡和迁移，这是未来研究中另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纵向探索方面，历史维度和制度维度是挖掘中国绅士化多样化内涵的可行路径。①在现有的中国绅士化经验文献中，研究者多聚焦于绅士化发生前后的转型过程。在关注社区变迁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将改革开放作为时间分析的起始点。一些研究者关注了绅士化社区更早期的历史，但多将其作为模糊的背景。如果将中国的绅士化经验放置在城乡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中，那么是否充分考察社区更长尺度的变迁史，将直接影响研究者对当地户籍居民、外来务工人员等被置换群体的关注和理解程度，进而影响价值判断和研究结论。目前国际学界愈发重视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后四十年”城乡变迁的影响[54, 113]。换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发展史和地域空间演化并不是断裂的。事实上，对于内城工人单位社区、历史街区以及“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out Urbanization）时期发展起来的边缘乡镇而言，更早的发展史可能对后续的绅士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是未来经验研究可考察的方向。②在制度维度方面，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普遍反映了政府主体的关键作用，但对其内在逻辑进行深度解剖的文献较少。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城乡治理上实现了由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向韦伯式现代官僚组织（Webe‐ rian Bureaucracies）的方式转型[114]。在行政分包制（Sub‐ contracting）下[115]，各级地方政府、准政府机构和开发商间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这在空间层面上与各地域类型的结构、功能、景观等均存在关联，并直接影响社区（再）开发及可能导致的绅士化。对这一关系的考察是中国绅士化经验研究的又一可行方向。
6 结论本文从国际学术前沿和中国国情出发，尝试以地域类型视角为着眼点，判别中国绅士化现象及相关研究的基本特征，为进一步弥合中国绅士化现实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差距、探求中国绅士化研究与国际对话的新路径作出参考。在研究设计上，文章整体上遵循演绎法的一般逻辑。首先通过理论梳理，文章从理论层面上初步提出了中国的绅士化现象与城乡空间格局演变、不平衡地理发展之间的可能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绅士化的已有经验研究展开文献分析，探寻经验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并对文献蕴含的价值倾向进行呈现。中国绅士化的经验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长足进展，近年来相关文献呈现出迅猛的增长态势；研究案例地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达的区域和城市，并在地域类型上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在价值论层面，绝大多数研究者关注了绅士化的负面效应，并展开了辩证思考。通过对不同地域类型绅士化经验的深入考察，文章进一步探明了中国绅士化与城乡关系、资本积累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献分析对理论演绎进行了充分的印证。中国的城市内城、都市边缘区和腹地地区的绅士化类型存在差异，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关联机制，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城乡大时空尺度下的变迁过程和相应的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绅士化经验不断提示研究者对此过程中的核心与边缘、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批判性反思。中国的城乡变迁道路漫长而曲折，多地域的绅士化经验不仅关乎城乡土地利用和经济增长，也关乎宏大叙事下个体的生命历程。绅士化是一个强调人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主题，在今后的经验研究中，学者们更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秉持更加严谨务实的研究态度，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学术上的积极贡献。
注释：
① 数据分别来源于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数据来源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银行数据库。
④ 参见2014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第51号文件)。
⑤ 城区(市辖区)常住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202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致谢: 感谢河海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宋伟轩教授，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在文章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建设性意见和宝贵修改建议！|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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