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3.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深圳 518055;
4. 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南京 210093
2.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3.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Shenzhen 518055, China;
4.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绅士化（Gentrification）概念自提出以来，因其对城市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的深刻解释，成为城市研究的核心议题。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改造提升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的转型。在此背景下，从北京宣武门社区[1]到上海泰康路[2]，从广州越秀区中心区[3]到成都宽窄巷子[4]，城市更新成为推动社会空间重构的核心路径，绅士化现象随之在各地涌现，并成为解析我国转型期社会空间重构的关键视角。
随着绅士化现象的全球性地理扩张与尺度重构，绅士化已不再是个别全球城市的转型过程，而是蔓延至全球，甚至成为新城市自由主义背景下的一项“全球城市策略”[5]。从伦敦、纽约到开普敦、上海，其表现形式、驱动机制和影响效应表现出显著差异。这不仅引发关于理论普适性的争议[6]，还引致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激烈争论：绅士化是单一的阶层上升与空间重构过程，还是包含了文化、社会和政治多重维度的复杂现象？绅士化是由中产阶层推动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还是全球资本循环和文化流通的产物？绅士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绅士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其成为城市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7]。尽管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其演变过程[8, 9]、驱动机制[10, 11]、影响效应[12]及其在不同环境中的适用性进行了广泛讨论[7, 13]，但相关的绅士化理论争议仍在持续发酵。
争议根源在于绅士化概念及其所指涉的现象长期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14]，并表现出巨大的突变能力。在此背景下，绅士化概念不断泛化，类型日益增加，其多维特性在学界展现无遗。研究表明，同一社区可能叠加多种绅士化类型[15]，凸显其多维复杂性。对此，有学者批评过于宽泛的定义缺乏实质性意义[16]，而有些学者则呼吁对绅士化进行更加广泛、“有弹性”的定义[17]。然而，现实是概念的泛化和发展伴随着理论争议的不断升温，这使得绅士化成为住房、社区发展和公共卫生领域最具争议和最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18, 19]。此外，绅士化研究长期注重“本土化”，过于强调基于不同区域的独特语境去理解绅士化现象的过程、机制和效应[20]，而忽视了对其共性和一般规律的总结，陷入理论碎片化困境，这也是争议产生和加剧的原因之一。对此有人建议绅士化研究应超越地方背景，以使其能够应对更广泛的城市变化问题[21]。近年来，受星球城市化、比较城市主义等理论影响，部分学者将比较城市研究的视角引入绅士化领域，试图将全球范围内的绅士化现象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通过这一方法，学界希望超越传统绅士化研究在城市和农村，以及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二元对立，推进绅士化地理学的纵深发展[6, 22]。在此背景下，虽然以Waley为代表的学者，尝试从全球东方的视角深入研究东亚地区绅士化类型[23]。然而，学界对绅士化类型的系统性探讨仍显不足[24]，阻碍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与理论对话。因此，本研究基于国内外相关理论讨论和实证研究，在追溯绅士化起源和争议演化的基础上，在把握绅士化本质为基于阶层向上变动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现象的前提下，构建面向比较研究的绅士化类型体系，以助力绅士化比较研究的理论发展，并启发政策实践。
2 绅士化思辨：概念诞生及现象溯源 2.1 西方城市发展语境下诞生的绅士化概念（1）西方城市发展背景
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进入郊区化阶段。在英国，面对城市人口激增、住房短缺、环境污染、战后城市重建等问题，政府推行新城运动，给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深刻的变化：大量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流向郊区，选择低密度、独立式住宅；内城因大量人口外迁而出现衰退，导致建成环境恶化、低收入人群比例上升、房价和租金下降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60年代，随着郊区化浪潮退去，中产阶层出于对大伦敦内城维多利亚式房屋的偏好以及住房价格低等因素的考虑，纷纷回迁至内城，引发了伦敦内城的空间重构和社会变迁[6, 20]。
（2）绅士化概念的诞生：古典绅士化
作为对被主体主观感知到的客观世界里某些现象的分类和命名，概念的提出往往晚于现象的发生。绅士化概念最早由Glass在1964年观察伦敦伊斯灵顿（Islington）、诺丁山（Notting Hill）等市中心社区发生的经济、社会、人口、文化和物质景观等方面的一系列转变时创造性提出。绅士化最初是用来描述中产阶层占领大伦敦内城破败的工人阶级住处并进行翻新，同时工人阶级和低技术家庭等低收入群体被迫迁出而发生的阶层置换现象[25]，是一种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过程（图 1）。
|
图 1 伊斯灵顿绅士化的证据 Fig.1 The Evidence of Gentrification in Islington 注：图片改绘自 http://www.london24.com/11-amazing-oldpictures-of-islington-1-3569277。 |
Glass对绅士化的描述通常被称为“古典绅士化”（Classic Gentrification），概念范围较窄[26]，其典型特征包括：①发生在全球城市内城老旧住区；②驱动主体为来自郊区的中产阶层；③结果表现为建筑翻新、房产升值和阶层演替；④表现形式为居住绅士化。根据她的观点，一旦某个地区开启绅士化进程，便会持续下去，直到所有或大部分工人阶级原住民被取代和整个地区的社会特征随之改变。
2.2 早于概念存在的绅士化现象：基于阶层向上变动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就绅士化现象的历史及起源，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从20世纪60年代欧美大城市社会经济背景理解绅士化，将其视为郊区化进程之后，再城市化的产物[5, 6]。绅士化被视为郊区化的对立面。第二种观点主张将绅士化从特定语境中“解放”出来[6]，应在把握绅士化现象是一种基于阶层向上变动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过程这一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理解它[20]。该观点认为，尽管绅士化概念刚诞生半个多世纪，但绅士化现象的历史比其概念要古老的多[27]。有研究表明，英国在公元3世纪罗马统治时期就已发生大别墅取代小商店的类似绅士化现象[28]。在美国，绅士化现象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20世纪初。是时，发生在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纽约格林尼治社区等地的“重塑”或“复兴”行动诱发“萌芽阶段的绅士化”（Embryonic Gentrification）[27]。在法国，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计划”时期，也出现了早期形式的绅士化[29]。该计划导致巴黎城市地理结构的重大转变，房屋租金迅速增长，迫使大量贫困居民迁移至城市边缘[7]。在中国，1927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后，山西路、颐和路一带的旧功能区被以独立式花园洋房为主的上层阶层住宅区所取代，也可视为一种绅士化过程。上述前概念时期的绅士化实践表明，绅士化是一些城市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常见现象。这一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现象虽与城市更新密切相关，但并非仅限于再城市化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绅士化普遍化”（Gentrification Generalized）、“星球绅士化”（Planetary Gentrification)等概念的建构，都在积极呼唤对绅士化概念更为广泛和一般性的界定。
3 争议性演变：“混乱的”绅士化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绅士化研究始终伴随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争议性扩展。20世纪60—80年代，古典绅士化是其基本内涵和特征[26]。这一时期，“再开发”未被纳入“绅士化”范畴，前者指在已开发土地上建造新建筑，而后者指对老旧建筑的翻新[26]。此后至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语境下，绅士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并衍生出许多新类型，这些新类型阐明了概念泛化的扩展过程[3]。面对众多复杂的新现象和新类型，Rose[30]于20世纪80年代做出绅士化是一个“混乱的概念”的论断。国内学界对“绅士化”“中产阶层化”“中产化”“士绅化”等概念的混用，是其混乱性在我国的现实反映[31]。学界对绅士化概念的争议，源于地方发展环境的差异，反映在形成机制、复杂效应以及衍生方向等多个维度（图 2）。这些争议既反映了概念的混乱性，也反映了现象识别的多样性、复杂性。本节将从上述多个维度对争议性演变进行梳理回顾，为绅士化类型体系的提出和建构奠定基础。
|
图 2 绅士化概念的争议性演变示意图 Fig.2 The Controversi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Gentrification |
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关形成机制的争议是绅士化被贴上“混乱”标签的重要原因。争议主要体现为两个理论流派的对立：一个是强调资本、阶层、生产和供给在绅士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流派[5, 10]，另一个是强调选择、文化和消费的自由人文主义流派[32]。前者认同生产端理论，认为绅士化是资本追求租差的结果[33]；后者认可消费端理论，关注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将绅士化视为后工业社会身份认同的空间实践[11]。Rose批评了两者长期以来对绅士化的固守立场，特别是将绅士化视为一个统一、连贯的过程以及其仅由单一因素（资本或文化）决定的观点，认为这种单一化的解释框架不仅限制了对其多维性、复杂性的理解，还是造成概念混乱的重要原因[30]。此后，城市政策干预及其他理论视角的解释使争议更加复杂化[9]。尽管后续研究提出了“权力—资本—社会”融合的解释框架，以期全面解析绅士化的成因和机制，但这一综合框架可能存在“大而全、宽而泛”的问题。
3.2 基于复杂效应的争议：正面还是负面？学界对绅士化效应的评价长期存在争议，主要体现在对其正负效应的不同解读[6, 20]。20世纪60—70年代，绅士化往往被视为内城复兴的有效策略[34]。20世纪80—90年代，社区排斥、地方特色消失、空间正义缺失、宜居性减弱、阶层置换等绅士化负面效应得以揭示[35]。因此，关于绅士化的正负效应展开了争论，政府也开始调整租金、廉租房等城市政策[7]。这种争议在21世纪进一步复杂化：在学界，关于社区抵抗和反绅士化的研究逐渐增多[36]，使得绅士化逐渐背负城市负面形象，陷入“污名化”的困境；在实践中，绅士化在某些城市取得成功，并成为制度化了的城市政策[5]。此外，对于特定问题的讨论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绅士化与犯罪率之间的相关性[6, 37]。可见，绅士化是一个毁誉不一的、复杂的空间现象。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立场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发展环境和语境存在差异。
3.3 基于地理区位和更新模式的争议：城区还是农村地区？修复还是新建？在地理区位方面，古典绅士化的发展环境为内城区。1980年，乡村绅士化概念由Parsons基于英国农村地区发展环境的观察而提出[38]。这一概念尽管被部分学者接受，推动了绅士化理论边界的扩展，但同时也引发关于绅士化应限定在城区还是应扩展至农村地区，乡村绅士化是否可以借用城市绅士化框架的争议。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殊性使乡村绅士化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加剧了关于其普适性的争议。近年来，郊区绅士化的出现进一步突破理论边界，凸显理论揭示的尺度张力。在更新模式方面，古典绅士化以老旧建筑翻新修复为更新模式；而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将“再开发（拆旧建新）”纳入绅士化范畴，提出新建绅士化概念[39]。这一改变使争议扩大至关于绅士化应限定于老旧建筑修复还是应泛化至拆旧建新的争论。批评者指出，新建地区的建筑为全新建筑，且不具备经典的直接阶层置换过程[40]。支持者则主张，绅士化本质是社会空间重构，强调的是“Gentrification”的后缀“-fication”，即使新建项目未直接导致原住民失所，但可能间接造成临近社区低收入居民的失所，表现为间接的“排他性失所”（Exclusionary Displacement），因而其概念不应限于修复模式，还应包括新建模式[13, 17]。
3.4 基于其他衍生方向的争议：概念的更加泛化与争议的持续扩大21世纪以来，国际绅士化先后迎来第四波和第五波浪潮。在第四波浪潮中，受全球资本与绅士化的联系更为密切、绅士化成为“全球城市战略”、住房市场高度金融化、政府企业主义色彩加强等发展环境改变影响，超级绅士化、商业绅士化、旅游绅士化、绿色绅士化、政府主导型绅士化等新类型被建构。在第五波浪潮中，受国际金融资本驱动、平台资本兴起等发展环境改变影响，交通诱发型绅士化、郊区绅士化、教育绅士化等新类型被建构[41]。总体来看，在居住绅士化的基础上，基于空间功能类型提出商业绅士化等新类型[42]，引发关于绅士化应固守居住空间还是应拓展至其他功能空间的讨论。就士绅群体（Gentrifiers）类型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吸纳边缘中产阶层基础上，于21世纪初将超级富豪纳入绅士化范畴，造成其混乱性更加严重[43]。就驱动因子而言，学界基于旅游、教育等资源的作用提出旅游绅士化、教育绅士化等新类型[44, 45]。就城市更新主导力量而言，在传统士绅主导型绅士化基础上，相关学者识别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等绅士化新类型[10, 46]。综上可知，基于绅士化不同衍生方向的争议，实际上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强调各地绅士化实践及其发展环境独特性和差异性，而相对缺少一个便于开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绅士化比较研究和理论对话的框架的结果。
4 面向比较研究的类型体系构建：多维度视野下的绅士化新类型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绅士化现象广泛涌现，并且其所涉及的城市现象愈来愈广泛，新类型越来越多[7]。在此背景下，绅士化研究习惯于与地方语境深度绑定。无论是西方早期的古典绅士化理论，还是近年来全球性的本土化探索，学者们通常从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出发，分析绅士化现象。这种“本土化转向”既是学术回应地方实践复杂性的必然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理论碎片化与争议的持续发酵。当前研究亟需在深入理解绅士化本质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比较框架，来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绅士化研究及理论对话。唯有如此，方能破解“越本土越混乱”的学术困局，推动绅士化研究从“地方知识”迈向“行星理论”。
4.1 分类方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改造提升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绅士化作为城市更新的伴生现象，与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尽管全球绅士化现象因地理区位、更新模式、空间功能、关键资源、推动主体及士绅群体等差异衍生出众多新类型，并在特征、机制和效应等方面呈现差异性，但其“基于阶层向上变动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的本质内涵未发生改变。本研究基于古典绅士化的泛化脉络和常见绅士化新类型及其特征，采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成功经验，兼顾类型体系的系统性、开放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提出六维分类体系，以促进国内外绅士化比较研究。
（1）基于地理区位
地理区位即发生绅士化现象的城乡空间区位，涉及内城、乡村、郊区等地域。古典绅士化被解释为发生在衰落的内城的一种空间现象，属于内城绅士化（Inner-city Gen‐ trification）范畴[32]。然而，中国内城绅士化往往出现在仍然充满活力的内城[3]。此外，随着城市发展重心从传统的中心区转向更广泛的“城市区域”，中产阶层群体以不同目的进入城市外围地区，包括农村地区和郊区[47, 48]，使其也成为绅士化的频发区域，从而衍生出乡村绅士化（Rural Gentrifica‐ tion）、郊区绅士化（Suburban Gentrification）等新类型。
（2）基于更新模式
更新模式主要涉及翻新与新建等模式。古典绅士化被解释为对老旧建筑的翻新修复（Renovation、Restoration、Rehabilitated、Repairing等）（图 3），强调社会结构的渐进式升级，不涉及再开发（Rebuilding、Redevelopment等）。然而，随着开发商意识到“提供基于地点的产品”的机会[49]，绅士化被视为通过“更新改造”或“再开发”的方式，对建筑资本进行再投资的过程。士绅群体的住房选择不再仅限于翻新后的房子，还包括拆除后新建的别墅和公寓；士绅群体的工作场所选择也不再仅限于翻新的工业厂房、仓库工作室，还包括市中心拆除旧建筑后新建的办公楼[50]。学界将这种在先前已开发土地上建设新建筑所引起的社会升级现象称为新建绅士化（New-build Gentrifica‐ tion）[17, 51]或拆建型绅士化（Slash-and-build Gentrifica‐ tion）[23]。在中国，城市更新模式经历了从早期零散分布式更新到2000年以后大规模拆除重建，再到当前“拆、改、留”并举的转变[52]，绅士化的空间更新模式也经历了从微更新到拆旧建新[53]，再到当前以多种模式并存发展的阶段转型。
|
图 3 英国伦敦内城翻新与修复后的建筑 Fig.3 The Buildings Renovated and Restored in the Inner City of London, England |
（3）基于空间功能
空间功能指发生绅士化现象的用地和空间功能属性，涉及居住空间、商业空间、稻田空间等概念。传统绅士化研究多指向居住空间的变化，即居住绅士化（Residential Gentrification）。然而，随着绅士化现象的全球性地理扩散，绅士化从居住空间拓展至商业空间、稻田空间等领域[23, 50]，衍生出商业绅士化（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稻田绅士化（Rice-paddy Gentrification）等新类型，揭示了资本对空间使用价值的重构。值得指出的是，既有研究多从现象发生之后的城市功能来界定绅士化概念，鲜有探讨现象发生之前的城市空间功能和状态。而综合考虑现象之前和之后的城市功能状态，则涉及到土地产权、土地使用规划和制度等因素对绅士化过程和机制的影响。
（4）基于关键资源
关键资源指诱发绅士化现象的城乡优质资源，涉及旅游、绿化、教育、交通等概念。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界关注到现象背后的驱动因子，发现旅游设施、城市绿化、教育设施、交通设施等优质资源均可诱发绅士化现象。基于关键驱动资源的差异，提出旅游绅士化（Tourism Gentri‐ fication）、绿色绅士化（Green Gentrification）、教育绅士化（Jiaoyufication）、公共交通诱发型绅士化（Transit-oriented Gentrification）等概念。这些新类型是优质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和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本质是士绅群体对关键优质资源的垄断性占有。
（5）基于推动主体
推动主体指推动城市更新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基于推动主体对绅士化进行分类，反映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绅士化过程中的复杂作用关系。古典绅士化被视为一种由社会力量自发推动的现象，即中产阶层主导的“返城运动”[25]，艺术家主导型绅士化（Artist-led Gentrification）是其分支之一。当政府、市场主体觉察到绅士化在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积极效应后，主动转变为推动绅士化的主导力量，引发政府主导型绅士化（State-led Gentrification）、市场主导型绅士化（Market-led Gentrification）等现象。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在政府角色、市场作用、公众参与程度等方面都指向了一种明显不同的绅士化过程[6]。
（6）基于士绅群体
传统绅士化研究通常继承了古典绅士化对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关注，并将其视为士绅群体。随着绅士化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国际精英阶层、学生、新中产阶层、超级富豪等群体被纳入士绅群体范畴。这超越了古典绅士化对士绅群体的认识和界定，衍生出学生化（Studentifica‐ tion）、边缘绅士化（Marginal Gentrification）、超级绅士化（Super-gentrification）等概念。
4.2 绅士化新类型（1）地理区位类型
乡村绅士化：指城市中产阶层向农村地区迁移，导致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升级、住房紧张以及低收入原住民失所的现象[54]。农村地区具备满足城市中产阶层对自然环境美好向往的空间，是乡村绅士化的触发因素[22]。因此，乡村绅士化通常发生在自然景观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乡村。与西方不同，中国乡村绅士化受特定发展环境和农村土地制度影响，未显著呈现失所特征。比如，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及寻租行为，以及民俗经营来参与资本分配，不仅规避了被直接置换的风险，还推动了乡村绅士化发展。此类现象通常伴随着逆城市化进程，凸显城乡权力关系的再平衡。
郊区绅士化：指城市中产阶层向郊区迁移引发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现象。这一概念关注绅士化的扩散，以及城市外围地区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现象。大量郊区绅士化实证研究表明，郊区TOD开发模式、郊区土地价值和投资风险普遍低于城区、新城市主义设计与郊区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引发郊区绅士化的重要成因[37, 48, 55]，意味着其形成机制融合了政策干预，租差驱动和消费牵引等。在中国实践中，郊区绅士化多与新建绅士化、边缘绅士化、旅游绅士化叠加，驱动因素涉及投机购房、舒适移民、政府企业主义等多个方面的复杂互动[37]。在不同语境下探讨郊区绅士化的普适性，是当前相关研究的主要特征。
（2）更新模式类型
新建绅士化：指拆除破旧建筑后新建为中高档建筑，并伴随阶层置换的过程[17]。Mills最早在研究温哥华费尔文斜坡（Fairview Slopes）新建社区时揭示了该现象，并指出再开发也是绅士化发生的重要形式[39]。Smith所提的再开发和绅士化之间的界限[26]，也因此变得模糊。如今，尽管新建绅士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图 4），但在西方国家并非主流类型。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城市经营模式和发展路径，它更为普遍，且在表现形式、驱动机制和阶层置换效应等方面具有独特性[1]。
|
图 4 德国凯泽斯劳腾内城发生的拆建现象 Fig.4 The Demoli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Inner City of Kaiserslauten, Germany |
（3）空间功能类型
商业绅士化：亦称零售绅士化，通常指将住宅或工业空间转变为高价值的商业空间，是产业绅士化的一种表现形式[4]。商业绅士化表现为高档商业门店入驻曾经衰退的社区和街道（图 5），同时导致原住民和小企业主失所。商业绅士化与居住绅士化密切相关，前者不仅是后者的结果，也是后者向更高层次演进的驱动力[56]。虽然当前有关商业绅士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随着学界对消费和文化领域的关注不断加深，商业绅士化逐渐成为热点议题。
|
图 5 南京市中心城区发生的商业绅士化 Fig.5 The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Central City of Nanjing, China |
稻田绅士化：指痴迷于增长主义的政府和开发商在农田上建设各种项目，导致农民因土地征收而被迫脱离传统生计的过程，主要发现于东亚大都市边缘区和郊区[23]。然而，概念模糊性与案例稀缺性阻碍其理论发展，未来需加强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
（4）关键资源类型
旅游绅士化：指以娱乐和旅游场所激增为特征的旅游业发展，导致临近社区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富裕和排外的飞地社区现象[44]。其本质是旅游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与地方认同的消解。在全球经济社会转型和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景观等优质旅游资源的地区成为旅游绅士化高发地区，旅游绅士化成为塑造当代城市景观和社会经济的关键力量。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崛起的Airbnb、HomeAway等短租平台将旅游产业重新空间化[57]，成为近年来研究新方向。
绿色绅士化：指通过实施增加城市绿地供给策略，导致临近社区环境改善和房价上涨的过程[58]。这一概念与生态绅士化、环境绅士化等概念相似，核心指向为“绿地空间分布不平衡造成绅士化”。绿色绅士化则从环境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城市绿化实践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城市绿化实践若无以公平为导向的政策干预，将可能产生资源负向再分配的效应[59]。在全国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进程中，需警惕“环境正义”缺失引发的空间剥夺效应。
教育绅士化：亦称学区绅士化，指富裕家庭迁往优质学区，以获得高品质教育资源，从而引起学区内社区在经济、社会、人口、文化和物质景观等方面转变的过程[45]。教育绅士化是优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结果[45]，揭示了中国家长追逐“学区房”的租差驱动逻辑[60]。它也是我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的重要表征和因素之一，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和社会风险，并且引起的物质景观变化更具隐蔽性[61]。
公共交通诱发型绅士化：指由于公共交通站点引入，周边社区社会空间发生转型的现象，通常与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紧密相关[62]。在此过程中，交通便利性直接转化为士绅群体的择居资本。加拿大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图 6）的案例显示，靠近轨道交通站点以及靠近其它绅士化人口普查区对绅士化有显著的统计学影响[62]。近年来，中国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铁建设狂潮，绅士化是地铁站点周边地区社会空间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
|
图 6 加拿大温哥华轨道交通沿线的潜在和正在绅士化人口普查区（1986—2006） Fig.6 Gentrifiable and Gentrifying Census Tracts in Vancouver, Canada (1986—2006) 注：图片改绘自参考文献[62]。 |
（5）推动主体类型
市场主导型绅士化：指由市场主导，以开发商为推动主体，依赖资本投资驱动的一种自下而上型绅士化过程，但后期往往离不开与政府的深入合作和政府的政策支持[63]。甚至随着政府参与的深入，绅士化由市场主导型演变为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绅士化：亦称政策主导型绅士化（Policyled Gentrification），指政府为追求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通过政策引导、规划指引、干预供给等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城市更新引发的绅士化现象[21]。其本质是政府积极干预空间再生产，为更富裕的使用者创造空间[64]。近年来，学界普遍认识到政府在绅士化浪潮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21]，其推动作用也比以往更为直接[64]。
（6）士绅群体类型
学生化：指高校周边社区因大量学生涌入而在经济、社会、文化与物质景观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的过程[65]。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居住空间的边缘化往往与其消费空间的高端化并存[66]，形成独特的“知识经济—空间排斥”矛盾。欧美地区的大学生住宿需求较早便主要依赖市场供应，故较早发生学生化现象。近年来，学生化现象已持续扩散至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地区[67]，但相关研究仍明显不足。
边缘绅士化：通常指由文化资本较高但经济资本较低的相对弱势群体率先发起的一种绅士化类型[68]。实际上，边缘绅士化早在西方第一波绅士化浪潮中就因涉及大量女性、单亲父母等边缘就业群体而显现[30]。这些弱势群体为寻求真正的城市生活方式只得购买市中心的旧住宅[30]。在我国，有研究表明部分边缘中产阶层因郊区房价低、环境好、房产投资等原因选择投资或迁居郊区[37]。
超级绅士化：通常指在已完成绅士化的社区基础上，进行更高水平的绅士化，士绅群体以新兴国际精英阶层和超级富裕群体为主，代表形式为金融绅士化（Financifica‐ tion），在国际大都市中较为常见。超级绅士化涉及更高强度的资本再投资，并且需要不同程度的资本来源[43]。其排斥效应甚至波及中产阶层[69]，体现了资本全球化的空间霸权。随着理论的外推，尚未绅士化的地区若直接发生高水平的绅士化，也被纳入超级绅士化范畴[70]。尽管中国一线城市已现类似趋势，但本土研究仍显不足。
4.3 面向比较研究的绅士化类型体系构建虽然绅士化这一概念起源于英国语境，但它凭借对社会空间重构过程及其结果的深刻揭示与批判，显示出蓬勃生命力。在全球范围内，其概念传播和演化轨迹已跳出单向的“核心—边缘”模式，呈现出“绅士化普遍化”的格局特征。基于此，Lees提出“星球绅士化”概念，试图从比较城市研究的视角，来探讨绅士化地理学的全球—地方、核心—边缘等多中心关系[71]。可以认为，基于地方发展环境强调独特性，以及基于全球趋势强调共性，是传统绅士化研究中极具张力和协调性的两个方面，两者共同推动着绅士化地理学的发展与演化。然而，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绅士化现象的多样性与地方语境的深度绑定加剧了理论碎片化。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绅士化“基于阶层向上变动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的本质内涵，从地理区位、更新模式、空间功能、关键资源、推动主体和士绅群体六个维度，构建面向比较研究的绅士化类型体系（图 7），以破解“越本土越混乱”的困境，并推动绅士化研究从“地方知识”迈向“行星理论”。
|
图 7 绅士化类型体系 Fig.7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Gentrification |
（1）六个维度共同揭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语境下社会空间重构的过程、机制和效应。具体而言，地理区位、更新模式和空间功能三个维度分别聚焦社会空间重构的区位特征、物质形态变化和空间功能转型，关键资源和推动主体两个维度则共同揭示了特定语境下社会空间重构的成因和机制。士绅群体维度不仅揭示了社会空间重构的社会效应，还揭示了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因此，该体系有助于学者在把握绅士化本质内涵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维度来理解不同语境下绅士化现象及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此外，六个维度之间互为交织，联系紧密，反映了学界对绅士化复杂性和多样性认识的发展过程。比如，乡村绅士化虽归为地理区位类型维度，但它往往是旅游绅士化、士绅主导型绅士化的结合体。
（2）该体系既强调绅士化地方发展语境的独特性，又揭示全球资本循环和“绅士化普遍化”的共性逻辑，为两者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接触点，有助于为比较城市研究提供理论框架，进而揭示不同国家和地区绅士化的本质差异和发展路径。以推动主体为例，在伦敦，国家与私人资本结成战略联盟；在上海，国家借助其平台公司化身为投资主体；在首尔，国家与本国头部建筑公司合作[23]。以更新模式为例，西方“翻新修复”强调历史文脉延续；中国大规模“拆旧建新”体现政府企业主义导向。这种对比不仅凸显制度环境差异，亦指向绅士化作为空间再生产工具的普适性。
（3）该体系不仅可以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绅士化现象和类型的对比研究，也适用于历史上不同绅士化类型的对比研究。比如，在该分类体系下，可以将古典绅士化理解为内城绅士化、翻新式绅士化、居住绅士化、文化诱发型绅士化、士绅主导型绅士化、一般绅士化（图 8）。因此，该体系从六个维度连接了古典绅士化与各种绅士化新类型，有助于学界对绅士化的理解由狭义走向广义。
|
图 8 基于六个维度的古典绅士化解读 Fig.8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Gentrification Based on Six Dimensions |
（4）类型体系的建构对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绅士化作为一种社会空间重构的过程，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近年来在国内因其积极效应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空间再生和复兴的策略来研究[6]。通过构建类型体系，从六个维度对其背景、过程、机制和效应等进行揭示，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识别不同类型绅士化的积极效应及潜在风险，从而在政策制定、制度设计、规划编制过程中进行更加科学的调控，以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绅士化研究缘起和现象起源，并从历史维度分析绅士化研究的争议性演变，在提出绅士化分类方法、厘清各常见绅士化类型的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面向比较研究的绅士化类型体系，以推动国内外绅士化比较研究。具体来说：
（1）当代绅士化概念虽源于二战后对西方大城市再城市化过程中中产阶层“返城运动”的探讨，但作为一种基于阶层向上变动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现象，早已是一些大城市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常见现象，并随全球化进程泛化为“星球绅士化”。早期对绅士化现象的描述和概念的界定，是基于长期的绅士化实践，并为当代绅士化研究构筑了理论基础。
（2）绅士化作为一个极具背景变化性的全球性过程，其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显著的泛化，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语境下不断扩展，并衍生出许多绅士化新类型。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对绅士化形成机制、复杂效应以及绅士化概念衍生方向的争议逐渐显现，认为绅士化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值得指出的是，无论相关争议如何演变，绅士化作为一种基于阶层向上变动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现象的本质内涵并未改变，相关争议实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语境差异的映射，是绅士化研究长期注重“本土化”的结果。争议的持续发酵凸显理论碎片化困境，亟需超越地方语境，揭示共性和一般规律，加强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和理论对话。
（3）在把握绅士化本质内涵的基础上，为超越地方语境，揭示共性和一般规律，本研究基于地理区位、更新模式、空间功能、关键资源、推动主体和士绅群体等六个维度，构建了一个面向比较研究的绅士化类型体系。这六个维度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语境下社会空间重构的过程、机制和效应，而且彼此交织，紧密相关，既体现了绅士化概念的多样化发展方向，也反映了不同发展环境之间的差异性。
5.2 讨论（1）随着绅士化现象的全球性地理扩张与尺度重构，如何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一个关键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政治体系各不相同，因此绅士化的表现和影响也各异。未来研究应加强跨国比较，探索不同地区绅士化的共性与差异，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多维性和特殊性。
（2）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改造提升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城市更新成为推动物质—社会空间重构的核心路径。相较于西方，中国城乡正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空间转型。绅士化作为解析社会空间重构的理论工具，需要就丰富的中国实践开展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尽管基于中国的语境和发展环境可能凸显其形成机制、影响效应以及概念衍生等方面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但本研究构建的绅士化类型体系为超越地方语境，实现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与理论对话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未来研究应在加强中国绅士化本土研究的同时，加强绅士化比较研究。
（3）当代国际绅士化研究表明，绅士化与城市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甚至成为新城市自由主义下的一项“全球城市策略”。然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形式和影响效应差异较大。近年来，相较于西方，国内学界更多在学术层面将绅士化视为一种城乡衰败区域再生和复兴的策略来研究，在实践层面则鲜有提及。未来研究应通过多层次的实证研究，全面评估绅士化的影响效应，并探讨其是否存在成为推动城乡衰败区域再生和复兴的有效策略。
（4）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构建的绅士化类型体系是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常见绅士化类型，并结合其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和地方环境构建的，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考虑到绅士化研究的“本土化”传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绅士化概念的拓展，将有更多新的绅士化现象和类型不断涌现。相应的，本研究建构的绅士化类型体系也需要不断补充、调整和完善。比如，随着我国跨国移民群体的增长，跨国移民群体在某些地区成为推动城市更新的主导力量，从而诱发跨国绅士化现象。根据其特征，可将跨国绅士化现象纳入“士绅群体类型”的维度。总之，未来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丰富本研究建构的面向比较研究的绅士化类型体系。
致谢: 本研究受益于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余思奇老师给予的建议对本研究亦有贡献，特此感谢。| [1] |
黄幸, 刘玉亭. 消费端视角的中国大城市新建绅士化现象——以北京宣武门ZS小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4): 577-587. [Huang Xing, Liu Yuting. Exploring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from the demand side: A case of the ZS neighborhood in Xuanwumen, Beij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4): 577-587.] |
| [2] |
Wang S W.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in Shanghai: A case study of Taikang Road Creative Cluster[J].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011, 29(4): 363-380. DOI:10.1080/08111146.2011.598226 |
| [3] |
Zhang X, Hu J, Skitmore M, et al. Inner-city urban redevelopment in China metropolises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trification: Case of Yuexiu, Guangzhou[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14, 140(4): 5014004. DOI:10.1061/(ASCE)UP.1943-5444.0000169 |
| [4] |
Yang Q, Liu Y, Yang L.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and its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and correlates: The case of Chengdu[J].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 10. DOI:10.3389/fenvs.2022.992092 |
| [5] |
Smith N. New globalism, new urbanism: 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J]. Antipode, 2002, 34(3): 427-450. DOI:10.1111/1467-8330.00249 |
| [6] |
陈銮, 李郇. 国内外绅士化研究的趋势、争论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3, 38(3): 63-72. [Chen Luan, Li Xun. Research progress on gentrification: Trends, debates and implications[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3, 38(3): 63-72.] |
| [7] |
Smith N.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M]. London: Rutledge, 1996: 28-45.
|
| [8] |
Clay P. Neighborhood Renewal: Middle-Class Resettlement and Incumbent Upgrading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1979: 57-59.
|
| [9] |
Hackworth J, Smith N. The changing state of gentrification[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1, 92(4): 464-477. DOI:10.1111/1467-9663.00172 |
| [10] |
Smith N.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79, 45(4): 538-548. DOI:10.1080/01944367908977002 |
| [11] |
Ley D. Liberal ideology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70(2): 238-258. DOI:10.1111/j.1467-8306.1980.tb01310.x |
| [12] |
Murdie R, Teixeira C. The impact of gentrification on ethnic neighbourhoods in Toronto: A case study of Little Portugal[J]. Urban Studies, 2011, 48(1): 61-83. DOI:10.1177/0042098009360227 |
| [13] |
Ley D.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entral C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3-80.
|
| [14] |
Knieriem M. Why can't we grasp gentrification? Or: Gentrification as a moving target[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3, 47(1): 3-23. DOI:10.1177/03091325221135564 |
| [15] |
Lorenzen M. Rural gentrification, tourist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Analysing evidence from Mexico[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6: 62-75. DOI:10.1016/j.jrurstud.2021.05.015 |
| [16] |
Maloutas T. Contextual diversity in gentrification research[J]. Critical Sociology, 2012, 38(1): 33-48. DOI:10.1177/0896920510380950 |
| [17] |
Davidson M, Lees L.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and London's riverside renaissan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5, 37: 1165-1190. DOI:10.1068/a3739 |
| [18] |
Smith G S, Breakstone H, Dean L T, et al. Impacts of gentrification on health in the U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2020, 97(6): 845-856. DOI:10.1007/s11524-020-00448-4 |
| [19] |
Gibbons J, Hyra D. Special issue introduction: Gentrification, housing, and health outcomes[J]. Housing Policy Debate, 2023, 33(1): 2-5. DOI:10.1080/10511482.2023.2167332 |
| [20] |
黄幸, 刘玉亭. 中国绅士化研究的本土实践: 特征、议题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21, 36(3): 5-14. [Huang Xing, Liu Yuting. A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gentr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aracteristics, topics and prospects[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3): 5-14.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3.002] |
| [21] |
He S. State-sponsored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ation: The case of Shanghai[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7, 43(2): 171-198. DOI:10.1177/1078087407305175 |
| [22] |
Lees L, Shin H B, López-Morales E.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M]. Bristol: Polity Press, 2016: 1-23.
|
| [23] |
Waley P. Speaking gentrification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Global East[J]. Urban Studies, 2016, 53(3): 615-625. DOI:10.1177/0042098015615726 |
| [24] |
陈培阳. 西方绅士化研究进展[J]. 城市规划, 2021, 45(1): 94-104. [Chen Peiyang. A review on gentrification studies in western countri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1): 94-104.] |
| [25] |
Glass R. Introduction: Aspects of change[M]//Centre for Urban Studies.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64: 19-29.
|
| [26] |
Smith N. Gentrific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J]. Economic Geography, 1982, 58(2): 139-155. DOI:10.2307/143793 |
| [27] |
Gale D E. The Misunderstood History of Gentrification: People, Planning, Preservation, and Urban Renewal, 1915-2020[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1-15.
|
| [28] |
Parkins H, Smith C. Trade, Traders, and the Ancient City[M]. London: Routledge, 1998: 1-14.
|
| [29] |
Verlaan T, Hochstenbach C. Gentrification through the ages[J]. City, 2022, 26(2-3): 439-449. DOI:10.1080/13604813.2022.2058820 |
| [30] |
Rose D. Rethinking gentrification: Beyo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Marxist urban theor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4, 2(1): 47-74. DOI:10.1068/d020047 |
| [31] |
Liu F, Zhu X, Li J, et al. Progress of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 bibliometric review[J]. Sustainability, 2019, 11(2): 367. DOI:10.3390/su11020367 |
| [32] |
Ley D.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inner-city gentrification: A Canadian assessment[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6, 76(4): 521-535. DOI:10.1111/j.1467-8306.1986.tb00134.x |
| [33] |
Clark E. On gaps in gentrification theory[J]. Housing Studies, 1992, 7(1): 16-26. DOI:10.1080/02673039208720720 |
| [34] |
Lipton G. Evidence of central city revival[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77, 43(2): 136-147. DOI:10.1080/01944367708977771 |
| [35] |
Schaffer R, Smith N. The gentrification of Harlem?[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6, 76(3): 347-365. DOI:10.1111/j.1467-8306.1986.tb00124.x |
| [36] |
Newman K, Wyly E. The right to stay put, revisited: Gentr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to displacement in New York City[J]. Urban Studies, 2006, 43(1): 23-57. DOI:10.1080/00420980500388710 |
| [37] |
刘风豹. 大都市郊区绅士化的过程、机制及效应研究——以南京市为例[D]. 南京: 南京大学, 2021: 131-156. [Liu Fengbao. The Process,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Suburban Gentrification in Metropolit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2021: 131-156.]
|
| [38] |
Parsons D. Rural Gentrification: The Influence of Rural Settlement Planning Policies[M].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1980: 5-12.
|
| [39] |
Mills C A. "Life on the upslope": The postmodern landscape of gentrifica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8, 6(2): 169-189. DOI:10.1068/d060169 |
| [40] |
Boddy M. Designer neighbourhoods: New-buil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n nonmetropolitan UK cities-The case of Bristol[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7, 39(1): 86-105. DOI:10.1068/a39144 |
| [41] |
刘风豹, 余思奇, 李建树, 等. 国际绅士化实践及其研究进程、特征与展望[J]. 现代城市研究, 2024(9): 124-132. [Liu Fengbao, Yu Siqi, Li Jianshu,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of gentrification, and its research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4(9): 124-132. DOI:10.3969/j.issn.1009-6000.2024.09.019] |
| [42] |
Bridge G, Dowling R. Microgeographies of retailing and gentrification[J]. Australian Geographer, 2001, 32(1): 93-107. DOI:10.1080/00049180020036259 |
| [43] |
Lees L. Super-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Brooklyn Heights, New York City[J]. Urban Studies, 2003, 40(12): 2487-2509. DOI:10.1080/0042098032000136174 |
| [44] |
Gotham K F. Tourism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New Orleans' Vieux Carre (French Quarter)[J]. Urban Studies, 2005, 42(7): 1099-1121. DOI:10.1080/00420980500120881 |
| [45] |
Wu Q, Cheng J, Chen G, et al.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Chinese city based on the 2000 community-level census data: A case study of the inner city of Nanjing[J]. Cities, 2014, 39: 109-119. DOI:10.1016/j.cities.2014.02.011 |
| [46] |
Newman K. Newark, decline and avoidance, renaissance and desire: From disinvestment to reinvestment[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4, 594(1): 174-176. DOI:10.1177/000271620459400102 |
| [47] |
Qian J, He S, Liu L. Aestheticisation, rent-seeking, and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China's rapid urbanisation: The case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3, 32: 331-345. DOI:10.1016/j.jrurstud.2013.08.002 |
| [48] |
Markley S. Suburban gentrification? Examining the geographies of New Urbanism in Atlanta's inner suburbs[J]. Urban Geography, 2018, 39(4): 606-630. DOI:10.1080/02723638.2017.1381534 |
| [49] |
Zukin S.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79-216.
|
| [50] |
Shaw K. Gentrification: What it is, why it is,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J]. Geography Compass, 2008, 2(5): 1697-1728. DOI:10.1111/j.1749-8198.2008.00156.x |
| [51] |
Davidson M, Lees L.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ts histories, trajectories, and critical geographies[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0, 16(5): 395-411. DOI:10.1002/psp.584 |
| [52] |
王世福, 易智康, 张晓阳. 中国城市更新转型的反思与展望[J]. 城市规划学刊, 2023(1): 20-25. [Wang Shifu, Yi Zhikang, Zhang Xiaoyang.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3(1): 20-25.] |
| [53] |
He S. Three waves of state-led gentrification in China[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8, 110(1): 26-34. |
| [54] |
Phillips M.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the processes of class colonis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3, 9(2): 123-140. DOI:10.1016/0743-0167(93)90026-G |
| [55] |
Jones C E.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suburban gentrification: A "natural reality" of refugee displacement in Metro Vancouver[J]. Housing Policy Debate, 2023, 33(3): 533-552. DOI:10.1080/10511482.2020.1839935 |
| [56] |
Lin J, Yang S. Proximity to metro stations and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J]. Transport Policy, 2019, 77: 79-89. DOI:10.1016/j.tranpol.2019.03.003 |
| [57] |
Robertson D, Oliver C, Nost E. Short-term rentals as digitallymediated tourism gentrification: Impacts on housing in New Orleans[J]. Tourism Geographies, 2022, 24(6-7): 954-977. DOI:10.1080/14616688.2020.1765011 |
| [58] |
Amorim Maia A T, Calcagni F, Connolly J J T, et al. Hidden drivers of social injustice: Uncovering unequal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behind green gentrificatio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20, 112: 254-263. |
| [59] |
Gould K A, Lewis T L. Green Gentrification: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Struggle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22.
|
| [60] |
Wu Q, Zhang X, Waley P. When Neil Smith met Pierre Bourdieu in Nanjing, China: Bringing cultural capital into rent gap theory[J]. Housing Studies, 2017, 32(5): 659-677. DOI:10.1080/02673037.2016.1228849 |
| [61] |
宋伟轩, 曹辉, 涂唐奇, 等. 南京主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导向的学区绅士化研究[J]. 地理学报, 2023, 78(4): 792-810. [Song Weixuan, Cao Hui, Tu Tangqi, et al. Jiaoyufication as an education-driven gentr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Nanj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4): 792-810.] |
| [62] |
Grube-Cavers A, Patterson Z.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and gentrification in Canadian urban centres: A survival analysis approach[J]. Urban Studies, 2015, 52(1): 178-194. DOI:10.1177/0042098014524287 |
| [63] |
Yetiskul E, Demirel S. Assembling gentrification in Istanbul: The Cihangir neighbourhood of Beyoğlu[J]. Urban Studies, 2018, 55(15): 3336-3352. DOI:10.1177/0042098017746623 |
| [64] |
Hackworth J. Postrecession gentrification in New York City[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2, 37(6): 815-843. DOI:10.1177/107874037006003 |
| [65] |
Smith D P. Studentification: The gentrification factory?[M]//Atkinson R, Bridge G. Gentrifi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The New Urban 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72-89.
|
| [66] |
Hubbard P. Regulat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studentification: A Loughborough case stud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8, 40(2): 323-341. DOI:10.1068/a396 |
| [67] |
Gu H, Smith D P. 'Living off the campus': Urban geographies of change and studentification in Beijing, China[J]. Urban Geography, 2020, 41(2): 205-224. DOI:10.1080/02723638.2019.1659071 |
| [68] |
Mendes L. Marginal gentrification as emancipatory practice: An alternative to the hegemonic discourse of the creative city?[J]. RCCS Annual Review, 2013(5): 140-158. |
| [69] |
Halasz J R. The super-gentrification of Park Slope, Brooklyn[J]. Urban Geography, 2018, 39(9): 1366-1390. DOI:10.1080/02723638.2018.1453454 |
| [70] |
Morris A. 'Super-gentrification' triumphs: Gentrification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public housing tenants in Sydney's inner-city[J]. Housing Studies, 2018, 34(7): 1071-1088. |
| [71] |
张清源, 叶超. 星球绅士化理论前沿及其对中国城乡治理的启示[J]. 地理研究, 2022, 41(6): 1778-1795. [Zhang Qingyuan, Ye Chao. The forefront of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rural-urban governa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6): 1778-1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