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化作为一种描述社会阶层向上演替的空间重构现象，自英国社会学家Glass于1964年首次提出已发展了60年有余。我国对其概念的引入和关注始于1990年代末，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国外成果综述引介和国内城市实证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沉淀，中国的绅士化研究已有较多的实证案例积累，相关研究成果逐年增加，并且涉及多样的研究主题，对多类型的绅士化、公共政策与绅士化、文化驱动与绅士化群体、绅士化与多类型城市现象、绅士化的公平争议等都有较为丰富与详实的中英文成果。可以说，中国城乡地区的绅士化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然而，中国绅士化研究的发展道路始终充满着艰辛，绅士化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仍然被许多学者所误解与质疑。同时，大多数的中国绅士化研究只是单纯地将国外研究框架嵌套在中国的实证案例，“重广度、轻深度”仍然是当前中国绅士化研究的实际问题现状。基于西方经验而来的理论工具与拥有特殊背景的中国绅士化现象是当前研究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且，中国城乡空间迅猛而复杂的变化使得绅士化理论与成果需要不断更新来适应其时效性；厘清中国语境下的绅士化概念以及建立中国式绅士化的理论框架是理解当前中国城乡地区绅士化本质的关键，也是应对绅士化西方中心主义与发展中国本土理论的契机。同时，在当前实施全面城市更新行动时代的到来，绅士化作为“注重社会经济层面的城市更新”，为今后理解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社会性提供了较好的维度视角。

事实上，绅士化的概念经过半世纪的发展与演化，虽然与Glass最初提出的表达有所出入，但其精髓却始终保留，即阶层向上演替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与结果。英文的“gentrification”一词被翻译成“绅士化”而被学界熟知，虽然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该现象的表征，但包含“绅士”一词常常让人误解该现象与绅士的关系。然而“绅士化”中并没有“绅士”，“绅士化”作为一个整体用语需要被更广泛地普及与宣传。更为重要的是，将其深耕于中国土壤，产生本土化理论，才是发展我国自身学术话语的关键。2024年1月，黄幸副教授、宋伟轩研究员、谭华云教授和刘成副教授在《人文地理》期刊组织发起了以“中国式绅士化与社会空间重构”为主题的专栏，并面向相关学科的学者征集优秀稿件。专栏共有6篇研究论文和1篇笔谈组成，其中理论研究2篇，主要对绅士化的缘起与争议进行再思考以及从地域类型视角对绅士化特征与经验进行讨论；实证研究4篇，内容包括租差、绿色绅士化、遗产化的工业城市绅士化以及街区尺度的商业绅士化，涉及城市包括南京、西安、景德镇和长春。从理论建构与案例特征来看都带有浓烈的中国本土色彩。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式绅士化在学科发展、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与实践应用等方面的本土化探索，本次笔谈召集国内外13名学者针对中国式绅士化进行深入探讨，发表观点，辑成此文，以飨读者。期望通过这次专刊与笔谈能够促进绅士化概念的普及与正确理解，为助推我国社会空间本土化理论建构和服务国家高质量城市更新发展需求提供参考。

（黄幸，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核心观点：绅士化理论的本土转化需要普及其真实的概念内涵，突出该词条所蕴含的特殊寓意；同时需要从不同尺度出发，审视绅士化的跨尺度机理与效应，才能发现中国绅士化的自身语境特征，成为洞察中国城乡空间转型的关键抓手。

绅士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阶层演替的空间重构现象，在西方一直是学术研究的最前沿。虽然我国在经历了快速城市化与大规模城乡空间重构的过程中，绅士化现象也屡见不鲜，且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空间重构模式之一，但国内学界对该类用语的认同与接受仍然具有较大的争议。绅士化现象以及其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需要结合中国本土语境，基于本土社会文化制度将其中国化。换句话说，绅士化所表述的内核精髓可以不变，但是其外在形式与特征可以依照环境而进行筛选与重组。这就需要对绅士化的本土化探索从其概念与尺度入手，向更多的学者和大众阐述其在国内的适用性及其特殊性。

从概念来看，绅士化是一种基于阶层向上演替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其核心是较高社会阶层的土地使用者对较低社会阶层土地使用者的替代，同时也伴随建成环境的改造与更新^[1]。它涉及了一个纵向上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横向上空间格局的更新，前者因带来了社会不平等的过程与结果而成为批判学者们的攻击对象，后者因其对物质环境的改善又受到了地方政府与部分学者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一种绝对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即绅士化的产生与资本积累/经济投资相互对等。因此，“绅士化”这一词条就不是单纯的一个地方所谓的外来“绅士”置换了本地“低收入群体”，而是一个包含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博弈过程的空间重构现象。纵观与绅士化相似的用语，例如城市更新、城市再生、城市复兴、城市再开发等，没有一个词能像“绅士化”那样包含如此复杂的多维博弈内容在里面。这也反映了绅士化概念的独特性，以及很难用其他用语来将其对等代替的事实。

从尺度来看，当今的绅士化已经不再拘泥于社区尺度的过程叙事，而是面向更大尺度之间的转化与交互。星球绅士化的提出预示着绅士化在各地的自主性和内生性，突出了一种自身与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多尺度联动^{[2, 3]}。特别是在中国的城乡转型过程中，复杂的城乡关系、央地关系、全球—地方关系使得中国的绅士化现象不是单纯由下至上的纯市场行为，其牵扯了更多的资本循环、空间修复以及地方城市企业家主义等的政治经济要素。在绅士化形成机制方面，全球投资、全球文化影响与央地之间的政策博弈，促使了中国城市绅士化充满了更多的政治性，多尺度的作用者与跨国家、跨区域的多尺度交汇在为星球绅士化提供南方经验的同时，也让我们在探究我国绅士化的动力机制时，需要重点关注中国城乡转型过程中多尺度作用与尺度重组的重要性。在绅士化空间效应方面，不同尺度呈现了绅士化复杂的正负效应。例如单纯从社区尺度出发，绅士化确实对当地原住民产生了较为不公的空间置换效应；但从城市尺度出发，绅士化却能带来一个城市新地标，甚至是城市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因此，中国绅士化的多尺度与跨尺度特征是今后发掘本土化理论的关键抓手之一。

辨析概念内涵是了解中国绅士化的意义内核，厘清多元尺度是发展中国绅士化特色机理的横向外沿。绅士化的中国本土化研究需要结合中国独特的语境特色，从中国自身出发来建立和发展中国式的理论。如果仍然说中国的绅士化是例外论或舶来品的话，那说明我们还未脱离西方中心—边缘主义的束缚。不过，中国的绅士化始终遵循全球绅士化的精髓意义，该用语所指代的内容信息丰富，并非其他词条可轻易替代。此外，从尺度视角去审视中国绅士化的机理与效应能为中国式绅士化本土理论建立提供契机。因此，只有抓住绅士化概念的精髓，再基于中国语境从多尺度的方向上开枝散叶，才能为中国绅士化的普适性与实践性开辟新的道路。

（宋伟轩，研究员，河海大学 地理与遥感学院/流域水土过程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核心观点：中国绅士化研究正面临关键发展阶段，亟待由中国的绅士化向中国式绅士化研究演进与蜕变。

绅士化概念引入中国至今已接近30年，在取得较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亦面临着本土理论建构瓶颈与概念内涵认知误解等问题。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和舶来概念认知惯性的影响下，绅士化概念通常与流离失所、空间剥夺、社会排挤等批判性词语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视为一种颇具负面意涵的社会空间过程，并认为应该尽量避免绅士化现象的出现。然而事实上，脱胎于中国特有社会制度与政策环境下的绅士化过程，与西方种族隔离和矛盾频发社会背景下的绅士化现象存在显著差异。简言之，应广义理解中国的绅士化概念为：在一定地域内社会空间的升级现象。据此理解，绅士化过程并非必然与消极的社会后效挂钩，正相反，可以认为中国绅士化是推动城市更新的必然结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具有明确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鉴于此，中国绅士化学者应秉持本土化理念，着力探究中国式绅士化的内涵、特质、动因、调控等科学问题，切实推动中国绅士化研究走向规范化、科学化。通过对复杂绅士化现象的实践积累，加强绅士化规律总结与理论建构，厘清中国绅士化概念、类型、过程、机制、效应等基本科学属性问题，逐步形成中国绅士化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通过在现实操作层面加强规范和监管，在发挥其土地/住房增值、功能转型升级与物质环境更新作用的同时，尽量规避绅士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因“置换”导致的相关群体利益受损、资源配置失衡加剧等社会公平问题。通过期刊论文、学术专著、网络媒介、主题论坛等形式多渠道宣传、推广绅士化概念，阐明绅士化过程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争取得到包括地理、规划、管理和其他领域学者的理解、认可与支持，吸引更多人参与绅士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总而言之，以社会空间升级为表征的绅士化过程，是中国城乡高质量发展和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阶段，中国的绅士化研究不必、不应也不能盲从西方话语体系，与其跟风批判、刻意回避，不如主动接纳、积极引导，让绅士化成为推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实施的有效工具，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谭华云，教授，南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核心观点：中国乡村绅士化研究需要在沿用城市绅士化概念理论的同时，推进乡村绅士化理论发展，研究对象需要从乡村绅士化适度转向绅士化乡村，实现从全球化、星球化到本土化的情境关切，推进中国乡村绅士化研究、实践与创新。

首先，从城市绅士化到乡村绅士化的区域比较。乡村绅士化沿用绅士化概念理论（阶层置换、（流离）失所、绅士化迷失、租差、资本供给论、文化需求论等）^[4]。城郊、乡村是绅士化研究的第二、第三空间^[5]。西方学者提出了乡村绅士化过程类型演替的“蝶变”理论^[6]；揭示乡村绅士化因果机制与地理尺度关联，从空间尺度视角深化了绅士化机理解释的“资本供给论”和“文化需求论” ^[7]；明确提出绅士化影响效应包括显性的物理空间失所和隐性的社会空间失所，且乡村绅士化的影响效应主要指向隐性失所^[8]。作为但不同于绅士化范畴的其他衍生类型，广义的乡村绅士化即发生在乡村地域的绅士化现象，如此，乡村绅士化的概念内涵、研究对象、类型模式、动力机制与效应调控，富有理论弹性，极具讨论空间与理论潜力。

其次，从乡村绅士化现象到绅士化乡村发展的对象转化。乡村绅士化和绅士化乡村是对乡村多元复杂流动与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的典型刻画及生动承载。乡村绅士化的行动主体动机与三生空间效应体现在人口迁移、生活变迁与文化转型等方面，正在面临乡村空间商品化、乡村文化异化、主客利益冲突等问题与挑战^[9]。学术关注需要从乡村绅士化现象适度转向绅士化乡村地域系统，将乡村绅士化现象与实践放入其发生与演变的地方空间与社会联系之中，身临其境地“重审”乡村绅士化，关注绅士化乡村（正在经历或已然绅士化的乡村（Gentrifying/Gentrified Rural））的发育特征、主客生活、空间实践、利益协商、乡村建设、场景营造与社区发展等路径模式，回应全球乡村衰退、乡村复兴、后现代发展等相关区域发展与政策议题。从“乡村绅士化”转向“绅士化乡村”研究，本质是从现象观察升级为地域系统解析的视角转向。这一转向强调主客互动、制度弹性与地方适应的动态耦合过程和复杂互馈机制。理论上可以建构绅士化的乡村地域系统分析框架，拓展乡村绅士化研究的理论边界。

最后，从全球化、星球化到本土化的中国乡村绅士化的情境关切。基于对资本主义、效率逻辑、欧美中心、同质模式的“全球化”反思与批判，尊重区域国别多元价值和城乡互动共存的星球化思维，在政策、实践与理论领域逐渐取得共识。乡村和乡村绅士化研究转向星球化思维、理念引导和差异比较^{[3, 10]}。受农村土地权属与农户宅基地制度约束，中国乡村绅士化和绅士化乡村尚属“小概率”、“小尺度”现象，中国乡村绅士化因制度背景、前提条件与动力结构的差异，呈现中国特性^[4]。受社会主义政体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11, 12]}、国家嵌入与政府主导^{[11, 12]}、利益行动与地方协商等综合影响^[13]，中国乡村绅士化体现出行动者制衡和“一地多类、多类共生”的演化特征^[13]，并未引致直接的阶层置换和不可调和的失所效应^{[13, 14]}。此外，中国乡村绅治的传统深厚，当前乡村人口多元流动，乡村地域类型多元，可以融合制度、历史、文化、社会等多重语境综合考量，推进中国乡村绅士化研究与创新，指导乡村地域发展，以应对日趋增多的流动性、空心化和可持续性发展挑战。

（刘成，副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公共管理学院）

核心观点：西方绅士化理论城市权分析框架过于简化，难以解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复杂社会动态与利益博弈，不利于为中国绅士化提供可行解决方案。

绅士化理论所持强批判立场已逐渐不适应中国实践。绅士化理论认为城市物质空间更新引发外来高收入者取代低收入本地居民，导致后者直接及间接失所。绅士化过程参与主体众多、利益关系复杂。解决绅士化引发的社会不公本质上是协调各主体间的“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冲突，重点保护弱势群体的城市权。传统西方理论认为城市化进程依赖于集体力量^{[15, 16]}。因此，城市权多被归为集体权利（如人权）而非排他性个体权利，造成现有主流绅士化理论对于城市权处理过于简化。该问题主要表现为“受害者—加害者”二分法及静态城市权。两者显现的理论不足在中国绅士化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

第一，“受害者—加害者”二分法难以准确描述绅士化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城市权关系。传统绅士化理论通常认为失所是本地居民与绅士化群体/开发商之间对城市权的争夺^[17]。但在乡村绅士化中，失所呈现的是人口阶层向上演进，绅士化群体对乡村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11, 13]}。外来绅士化群体增加了农村常住人口，带来了新的经济和就业机会，提升了房屋价值。就地安置的低收入本地居民获得补偿成为房东后，又会反过来积极推动绅士化^[18]，促进了中国乡村正向社会变迁。

第二，城市权具有主观性，其诉求随时间变化而不同。主流失所研究通常采用停留权中心论，即假设保障弱势群体在绅士化过程中的停留权有助实现其城市权^[19]。中国城市更新会极大提升区域房价，不少居民选择将改造后的住房出租或出售，换取更高商业回报^[20]。因此“停留权”（Right to Stay Put）并非中国绅士化过程中城市权唯一最优解。在时间维度上，城市权的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21]。如异地安置对居民生活和社交网络的负面效应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明显感知。居民城市权诉求的侧重点在绅士化前后期存在差异。前期更看重物质补偿，后期可能会转移到社会文化层面^[22]。在乡村绅士化中，随着村企合作关系到期，绅士化群体与村民的权利诉求面临重新调整，乡村绅士化带来的重构效应亦呈现出临时性和不稳定性^[23]。

综上，西方绅士化理论过于简化的城市权分析框架不利于为中国绅士化提供可行性解决方案。新型城镇化使得中国绅士化过程很难明确界定城市权获益人与受害人^[24]。城市权二元结构框架中基于阶层对抗的解决方案往往将政府置于对立面，忽视了中国政府在缓解失所问题、构建“社会可接受（Socially Acceptable）”绅士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25]。同时，过于简化的城市权框架掩盖了我国阶层内部等其他需要关注的矛盾，不能较好地保障弱势群体的城市权 ^[26]。在中国城市化背景下，探讨实际可行的绅士化与理论批判现有不足同等重要^[27]。为此应全面认识绅士化的复杂性，超越“零和思维”，更多关注相关利益主体城市权的协调共存，为解决弱势群体失所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何深静，教授，香港大学 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张清源，博士后，香港大学 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核心观点：“中国式绅士化”的本土经验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中国剧烈的城乡社会空间重构引致了多类型的绅士化现象，值得研究者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展开反思和创新，为新时期的城乡治理和学科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作为城市演变的一种重要机制，绅士化与建成环境改造与社会阶层流动密切相关。伴随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多线程的进展，中国的绅士化现象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和持续探讨，并逐步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当前，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如何基于中国语境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绅士化”的理论内涵？如何挖掘中国本土的绅士化经验并与国际学界进行更加平等、深入的对话？对这些问题做出深入思考及有效回应，将有助于构建更加科学的中国绅士化研究体系，并形成更加开放和更具社会责任感的学术共同体。

（1）现实根基：绅士化与社会空间重构

覆盖时空间维度以及政治、社会、经济等维度，绅士化折射了中国城乡空间的快速发展和相应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国2023年末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6.2%，城乡空间的开发与利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部分的大都市地区也进入了“存量经济”的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下，绅士化从过去大规模的新建绅士化、零售绅士化转向更加微观与精细的方向，譬如广州永庆坊、南京小西湖等“微改造”形式。随着乡村振兴、双碳行动等政策的实施，乡村绅士化、旅游绅士化、绿色绅士化等多种形式的绅士化层出不穷、方兴未艾。从中观到微观、从显性到隐性、从趋同到多元的绅士化转型，也对研究者的学术敏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在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背景下，传统意义上“富裕阶层”、“中产阶层”的投资与消费不一定是推动绅士化的最主要主体，富有文化资本的“知识阶层”、“艺术阶层”，乃至“新乡绅”、大学生等群体已成为多元绅士化的生力军。这些变化将深刻影响绅士化的区位、规模、类型与影响，值得研究者的持续关注。

（2）研究现状：绅士化的认知差异

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概念，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绅士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伴随全球范围内的城乡社会空间转型发生了一系列辩论与革新。在国际学界愈发强调全球南方和全球东方话语与知识生产的背景下，中国的绅士化经验日益进入学术探讨的前沿。然而，当前国内学界针对绅士化仍存在诸多认知层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尺度范畴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在尺度范畴方面，目前国内研究者仍更偏好从经典的绅士化定义着眼，即聚焦于内城社区的小尺度空间，对都市边缘区乃至乡村地区等发生的更广阔时空规模的绅士化缺乏足够的关注，反映出在绅士化本体论上的差异。在价值判断方面，相较于英文文献中研究者（包括内地学者）对中国绅士化现象整体批判性的价值取向，中文期刊和学位论文中对绅士化的态度显得相当温和。这其中既包含对绅士化中社会维度的相对忽视，也存在将不涉及阶层替代效应的城乡发展问题纳入绅士化研究的概念泛化问题，反映出认识论层面的差异。长远来看，这些差异将不利于中国绅士化经验参与国际对话，需要研究者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展开充分探讨。

（3）创新方向：绅士化的本土经验挖掘

最后，落实到中国式绅士化未来的创新方向上，可以具体从“动态性”、“尺度性”和“过程性”三个方面着手，深入挖掘绅士化的本土经验。在动态性方面，应重视从普通民众乃至底层弱势群体的视角，关注“城市权利”的动态过程。在强调中国国情和全球东方语境的同时，也需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绅士化理论的研究传统，回归绅士化的价值论原点，为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空间发声。在尺度性方面，应重视中国作为发展型大国的多尺度特征，关注绅士化现象背后的资本、人员、产业等的跨尺度过程。跨越社区和城市尺度的局限性，结合宏观的政治经济和微观个人、社区尺度开展深入分析。在过程性方面，应重视中国绅士化经验的历史沿革，从更长久的时间尺度考察绅士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不局限于西方经典概念的时间范畴，深入探索中国近现代史中符合绅士化一般特征的城市开发过程（例如半殖民时期的城市空间演变），为非西方语境的绅士化经验提供知识增量。

整体而言，不论从实践还是理论层面，整体趋势均对中国式绅士化的本土创新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在实践上，中国正处于城市和乡村社会空间转型的关键时期，将涌现出新的绅士化经验。与此同时，历史时期的绅士化经验尚未被充分挖掘。这些都为绅士化研究者提供了不断探索和创造的热土。在理论上，中国的绅士化研究者有必要摆脱范畴限定和价值无涉的桎梏，以开放、严谨、科学的方式重新思考中国式绅士化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全球绅士化研究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陶伟，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核心观点：“绅士化地理学”主张以地理学视角解读绅士化概念、分析绅士化现象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迈向“绅士化地理学”有助于为绅士化研究注入新的动力并实现理论创新。

随着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绅士化研究已由最初聚焦西欧和北美城市内社区低收入阶层居住空间的变化，拓展至对全球更广泛的城乡社会空间变迁的研究中，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领域“绅士化地理学”。“绅士化地理学”的提出，首先根植于地理学对绅士化现象的空间本质与过程特性的独特阐释力。地理学界关于空间正义的学术争鸣，对调和绅士化研究中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张力具有重要启示；另一方面，地理学长期积累的空间生产理论、尺度分析框架和地方建构范式等，与绅士化研究的核心命题“社会空间正义”产生了深刻的学理共鸣。从现有研究来看，“绅士化地理学”是将地理作为一种认知、识别、塑造绅士化的视角或因素，强调地理要素、结构、特征对分析绅士化的作用，从而把绅士化理解为一个全球—地方互动的地理空间发展与重构的过程^{[5, 28, 29]}。

从概念本身来看，绅士化的概念自诞生起便面临学术争议：其既被视为“混沌概念”（Chaotic Concept）的典型代表^[30]，又在“失所或置换”（Displacement）这一核心维度上保持着理论连贯^[31]。而地理学对“置换”的深层解读，超越了社会学对阶层流动的单一关注，转而聚焦空间排斥的生成机制，讨论的内容包括从“地方感”的断裂到社会网络的空间分异，从物质空间升级到文化符号的霸权重构等^{[32, 33]}。

从绅士化的解释机制来梳理，无论是消费/文化，还是供给/经济，或是在二元话语中寻求中立的“盲人摸象”的思想，绅士化研究一直在探究两个核心问题：①地方和空间是否以及如何（对绅士群体或资本）具有吸引力？②地方和空间本身在绅士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从影响效应来梳理，绅士化显而易见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空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暂时的时空结果，作为一种空间升级现象，其测度和影响涉及人口、经济、社会、住房、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34]。而地理学的时空动态模拟技术可以为绅士化进程提供宏观空间格局演化的量化追踪工具，微观民族志的人文深度解析则可通过田野叙事揭示社区主体的记忆、抵抗与身份重构，二者协同构建了“技术观测—意义解码”的双向互馈研究路径。

需强调的是，对“绅士化地理学”的呼吁，彰显了地理学的学科优势，标志着地理学从空间解释者向空间变革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它要求学者不仅需揭示绅士化的空间逻辑，更需直面其伦理困境，在跨学科对话中构建更具批判性与实践性的知识生产体系。换言之，绅士化地理学既需关注绅士化引发的物质空间形态变迁（如历史街区风貌改造、文化地标重塑等），更需聚焦于空间重构背后的权力关系重组与地方意义的争夺，由此才能突破传统研究中“经济驱动论”这种单一叙事的范式，从而为绅士化研究注入新的动力并推动实现理论创新。

总之，“绅士化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整合了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思维与绅士化研究的社会批判传统，形成了兼具解释力与伦理关怀的研究范式。未来需构建跨学科的“空间—社会”分析界面，持续探索大数据地理计算与传统质性研究方法的协同创新路径。

（王丰龙，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

核心观点：“绅士化”作为一个描述社会空间变迁的重要概念，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未来需要加强机理研究和微观尺度的研究，并与宏观研究相整合，更深入地揭示绅士化的进程、机制和效应。

绅士化主要是指某一区域内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被更高的社会阶层替代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往往伴随着旧区的再投资和景观的更新改造乃至土地再开发（如新建绅士化）。作为城市更新和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一部分，绅士化是城市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住房研究关注的热点议题。

自薛德升率先引介西方的绅士化理论研究以来，吴启焰、何深静、宋伟轩和黄幸等中青年学者先后对绅士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对西方的绅士化研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梳理^[35]，并在此基础上围绕中国的案例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36]，也开始关注很多特殊类型的绅士化，如新建绅士化（New-build Gentrification）^[37]、教育绅士化（Jiaoyufication）^[38]、旅游绅士化（Tourism Gentrifica‐ tion）^[39]、乡村绅士化（Rural Gentrification）^[40]、环境绅士化（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41]和公共交通开发驱动的绅士化（Transit Induced Gentrification）^[42]。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基于人口统计指标对绅士化过程的识别，基于租差、消费文化及领域污名化等理论对绅士化机制的解释，以及绅士化过程中的置换或驱离效应等议题。

不过，目前国内对绅士化概念也存在质疑。一方面，由于“绅士”带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情调”，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拒斥。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绅士化概念的内涵被泛化，过多的现象都被界定为“绅士化”。笔者认为，不论绅士化概念的翻译是否合适，其所指代的社会空间演替现象都是切实存在的、也是始终值得关注的。因此，应该淡化名实之争，将注意力更多放到对其背后真实过程的深入研究。实际上，绅士化可以分解为空间更新和阶层演替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前者可以放在城市再开发的更大语境中讨论，后者则可以融入社会变迁的文献当中。

此外，目前对绅士化现象的识别及其效应的分析更多基于区域整体的统计指标，相对较少展开居民层面的微观分析。笔者认为，整体性分析建立在前定的不平等语境和群体消费偏好等假设之上，忽略了绅士化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异质性^[43]，导致讨论落入尺度陷阱^[44]。同时，现有研究仍以描述性分析为主，而对绅士化的具体驱动机制及其效应的机理性考察不足。为此，有必要加强微观尺度的分析和机理性研究。第一，结合目前正在兴起的对中国城市空间重构中政府角色的理论分析，将绅士化研究融入城市再开发和人口迁移研究，深入考察政府推动绅士化进程的策略^[45]。第二，基于对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细致评估绅士化的各类后果，加强对居民幸福感等情感效应的关注^[46]，并且打破“只要是阶层替代就不公平”的刻板思维，分离物质空间效应和社会心理效应^[47]。第三，比较基于区域层面的分析和基于个体的分析结论之间的差异，并整合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尤其是异质的个体迁移决策如何累积形成了集体性的阶层社会空间替代。

（谷浩，副教授，湖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核心观点：中国式绅士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中国式绅士化发展跨越了全球北方城市的社会阶层对立，也避免了全球南方城市的社会两极分化，体现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诉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打破了“全球南北”城市发展的刻板印象，成为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样本。地理学者眼中的全球南北已并非完全是地理意义上的分割，而是具有国际政治、经济意义的划分。“全球北方”普遍被认为是分布在北半球北部的发达国家，并且已完成现代化进程；“全球南方”主要用来指代分布在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意义上，中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也是“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扩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已对“全球南方”发展的传统路径产生了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带来全球显著的快速城镇化，也推动了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占据全球城市网络的核心位置。

绅士化作为一个全球城市现象，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必经过程，也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具体而言，全球北方城市的绅士化现象主要集中在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出现社会居住空间分异等特征，从而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的冲突与对立^[48]。全球南方城市的绅士化现象主要出现在国家主导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产生新建住房及零售业态等消费空间，并且引发城市贫困人口失所与社会分化^[49]。

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改革成果。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全民现代化，而不是社会严重对立、政党政治冲突的现代化^[50]。其中，中国式绅士化便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中的重要空间表征，呈现出执政党和政府共同主导下城市更新与城市建设双向并行的发展特点。一方面，政府联合开发商提供大量新建封闭式商品住房及配套消费商业化综合体满足日益增长的中产阶层群体，不仅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也在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政府出台货币化安置、住房安置等多项城市公共政策来保障被置换居民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居民再就业空间，规避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贫民窟化。

总之，中国式绅士化发展跨越了全球北方城市的阶层对立，也避免了全球南方城市的社会分化，体现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诉求。

（肖扬，教授，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核心观点：人民城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而存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加关注物质空间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谨慎处理与规导绅士化的长效机制，将城市的空间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协同统一。

伴随“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更新作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正以年均3.5% 的增速重塑中国城市肌理。然而，北京798艺术区周边租金十年暴涨380%、上海田子坊原住民保留率不足15% 的现实，暴露出城市更新过程中绅士化的负面效应^{[51, 52]}。这种新自由主义驱动下的城市发展模式，正在全球制造同质化的空间剥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中国的城市更新总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早期的城市更新受到经济资源限制，政府主导下的更新注重工业建设和城市物质环境的改善。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期的城市更新呈现出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与重建趋势，以政企合作推动的更新侧重对经济效益的追求。21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的城市更新则更强调多样性、包容性和公平性，多元治理模式下的城市更新迈入了存量更新与结构调整的新型阶段^{[53, 5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新时期我国的城市更新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规划机制的不完善、多元主体的不协调、制度路径的不适应等。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引下，亟需构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更新范式，灵活提炼绅士化的正面作用，既要激活城市活力，更要守护市井温度。借鉴从柏林到东京，从阿姆斯特丹到波特兰等全球城市探索的多元路径，以期为推动我国“人民城市”建设，实现城市更新的社会公平提供启示。

（1）规划调控：优化社会公平的空间秩序

实施灵活多样的规划调控是构建社会公平的首要条件。德国政府根据需求调整住房供给补贴政策，计划在2018—2022年建造150万套享受住房供给补贴的保障性住房。较高比例的社会住房在克罗伊茨贝格区的高端化改造中得到体现。东京新宿区则采用“容积率奖励+可负担住房捆绑”政策，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需求。上海市虹口区17街坊更新中采取“市区联手、政企合作、以区为主”的开发模式，开发商在历史建筑改造中注重原住民的需求，探索出历史风貌保护与社区存续的平衡点^[55]。此外，中国深圳在湖贝古村改造中创新“政府统租+市场运营”模式，由国企统一承租村民物业后实施改造，既提升空间品质又保障原住民持续获益，创造出产权不流转情况下的共赢机制^[56]。政府需要在规划调控中增强对弱势群体住房的保障，同时结合我国土地产权性质进行有效创新。

（2）社区赋权：重塑城市更新的动力机制

提升多元参与的社区赋权是重构更新动力的核心路径。参与模式方面，《波特兰2035总体规划》是通过20个政府部门的参与，召开300多个公共参与的会议，收集并吸纳了两万多条来自居民、公司、住区和社团的建议而制定的。在珍珠区改造中，社区居民通过“规划实境游戏”参与相关设计。广州永庆坊微更新借鉴这种参与式规划，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居民参与”的BOT模式，让原住民与设计师共同制定改造方案，创造出骑楼修缮"一户一策"的个性化更新模式^[57]。利益分配方面，阿姆斯特丹在NDSM旧港区改造中设立“创意保留基金”，将土地增值的部分收益注入社区发展账户，资助本地艺术家工作室和社区文化项目。成都猛追湾更新中创新的“EPC+O”模式，由万科进行一体化的设计、采购、施工及后续运营，并将滨河商业的部分收益反哺社区养老、教育服务，形成可持续的共享机制^[58]。在城市更新的策略制定、过程实施和效益分配中提升当地居民的参与性，有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

（3）制度创新：谨慎处理与规导绅士化的长效机制

推行弹性适宜的制度创新是规导处理绅士化的有效机制。德国《住房租赁法》最新规定，房东要上调租金，必须满足租金15个月未变，且租金在3年内涨幅不得超过20%。这种立法保障启示中国需要加快《住房租赁条例》修订，建立更新项目租金涨幅备案制，探索“产权调换+租金管制”组合拳，防止市场机制单边突进。香港市区重建局推行的“需求主导”模式，要求更新项目必须获得80% 业权人同意才能启动，并通过“楼换楼”计划保障居住权延续。这种权益保障机制在深圳南头古城改造中演化为“原址回迁+功能混合”，允许村民在修复后的祖宅中自主选择居住或经营，形成居住与商业有机共生的生态^[59]。北京杨梅竹斜街改造中，政府通过“平移安置”保留大量的原住民，同时引入24小时书店、非遗工坊等新业态，证明保护与发展可以兼得^[60]。结合供给和需求的双重视角，厘清绅士化的正负效应，实现有效的租金、产权制度创新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

城市更新本质上是对空间正义的重新分配。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提炼绅士化的正面效应并规避其负面影响，中国需要建立“社会效益一票否决”的评估机制，将原住民保留率、可负担住房比例、社区文化存续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未来的城市更新，应当是用制度设计守护人间烟火，用机制创新留存城市记忆，最终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刘春卉，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核心观点：中国教育绅士化研究需突破西方新自由主义框架，建立本土化分析路径，重视非正式教育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功能，及其与正式教育的空间重叠效应。同时，应超越“学校—住房”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探讨教育绅士化空间内中产家庭之间的群体互动模式，及其对社区结构和治理的深层影响。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教育竞争日趋激烈，教育绅士化（Jiaoyufication）这一现象逐渐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教育绅士化的研究多延续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分析模式，将中国教育绅士化现象纳入市场化与去中心化的叙事中，强调资本力量对教育空间的重构。然而，由于基本国情的差异，这种研究路径在当前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并不完全适用。而且，近些年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微观人地关系研究的兴起^[61]，也为教育绅士化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考。

首先，中国的教育绅士化现象与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教育绅士化通常被描述为“企业社会”（Enterprise Society）在教育领域的自然延伸，在学校选择自由化的背景下，教育逐渐与就业、住房和消费一样，成为驱动内城绅士化的重要动力^[62]。然而，中国近几年的教育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转向，政府逐步回归公共教育的主导角色。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强化教育公平的政策措施，例如教师轮岗制度、“双减”政策等。这些举措明确限制资本对于教育的过度渗透，以缩小城乡、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这种政策背景之下的教育绅士化，理应呈现明显的中国特色，即政策干预与市场力量并存，但政府主导色彩更为突出。因此，研究中国教育绅士化不能一味延续新自由主义的叙事框架，应对政府政策调整的社会空间效应给予更多关注。

其次，目前教育绅士化研究过于聚焦于正式教育（For‐ mal Education），却忽视了非正式教育（Non-formal Educa‐ tion）的重要性。高风险考试（High-stakes Examinations）促使课外补习、兴趣班等非正式教育活动极为流行，甚至形成了一种超越地域边界的全球性扩散现象^[63]。非正式教育并非仅仅是正式教育空间的补充，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产家庭维护并再生产自身优势地位的重要工具。此外，随着政策持续强调正式教育的公平性，正式教育空间内的竞争不断向非正式教育空间转移。在城市地区，中产家庭对非正式教育的重视，使得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出现了伴生与空间重叠^[64]。因此，有必要将研究视野从正式教育延伸至非正式教育领域，深入探讨非正式教育在绅士化进程中的作用。

最后，当前关于教育绅士化的研究继承了绅士化、居住分异研究的基本范式，即探讨教育资源分布与住房市场之间的互动。这一研究范式忽视了空间内部中产家庭之间、以及中产家庭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围绕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展开的频繁互动。事实上，中产家庭会形成一种特定的群体互动模式，通过不断交流教育理念、分享教育资源信息，进而建立一种集体性竞争实践，巩固彼此的社会位置与身份认同^[65]。因此，未来的教育绅士化研究应该特别关注空间内部的互动模式，并进一步探讨其对社区社会结构、邻里关系及社区治理的深远影响。

总之，对中国教育绅士化的研究需要跳出单一的新自由主义叙事框架，重新聚焦中国特色的政策环境；扩大研究范围，深入非正式教育领域；并从居住模式的外在分析转向空间内部群体互动的动态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教育绅士化现象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与长期社会影响。

（杨钦然，副教授，西南交通大学 建筑学院）

核心观点：中国式绅士化研究需从现象挖掘转向揭示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中国式城市发展理论建构，从“批判”视角转向“辩证”视角下的实践模式研究，以此增强本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绅士化研究关注城乡发展过程中社会空间升级的现象及其影响。这一现象通常在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显现，伴随着宏观城市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下半程，城市发展由增量转向存量，这将促使绅士化现象的进一步增加。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城乡发展势必重回对弱势群体、社会融合与社会公平的关注，突显了绅士化研究的时代意义。然而，中西方城市现象的差异性使得学术研究话语体系的转换面临挑战。建议构建中国语境下的绅士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目标共识，以夯实本领域的价值贡献。

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视角出发，强化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绅士化的解释理论构建，提高中国特色化城乡发展路径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半个多世纪以来，绅士化一直是西方城市地理研究的关键议题，为追踪城市与乡村的演变、比较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路径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绅士化往往受到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力量的驱动，然而，其具体动因、空间表现、影响及意义则可能被地方主体和制度所改写。绅士化同时具备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特征，决定了其多变性与国际可比性。然而，目前关于中国绅士化的研究呈现出现象日益多元、理论凝练深度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验的国际传播^[36]。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绅士化主要是由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城市和乡村发展计划所推动。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尤为明显。然而，当前国家战略正在逐步从推动大规模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共同发展，这使得城市发展战略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政府引导下的绅士化，不应简单地被视为资本家追逐“土地租差”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空间表征，而是城市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这一过程由地方政府主导，资本家、中高消费群体乃至部分低收入居民共同参与推动。政府与资本家不断创造出新的空间与文化，从而激发新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行为的出现，甚至同时促进低收入居民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从而维持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社会的协调发展^[66]。这一过程展现出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更为重要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绅士化的驱动机制及其社会效应的独特性^[67]。因此，基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角，探讨中国式绅士化现象的机制及其影响，构建能够引领国际对话的城乡发展理论，应是未来绅士化研究的核心方向。

推动“辩证”视角下的绅士化实践模式研究，助力包容性的城乡发展实践创新。在西方研究中，绅士化是批判地理学的代表性议题，通常与低收入者的居住权剥夺、人地关系断裂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密切相关。中国式绅士化具有显著的利弊共存的特征，其发生始终与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制度改革、促进社会融合的居住空间规划与设计、以及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等举措相伴相生。事实上，中国丰富多样的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实践，已经催生出不同于西方批判语境下的绅士化现象。从最初的老旧社区居民住房货币补偿与异地安置政策，到后来的就地安置政策，再到现如今的自拆自建社区更新模式及（新）内生式乡村振兴模式，这些变化均体现了中国制度下绅士化的辩证本质^{[68, 69]}。因此，中国式绅士化研究亟需从传统的“批判”视角转向“辩证”视角，重点关注具有创新性和包容性的中国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客观分析在中国制度背景下绅士化正负效应的形成机制，以便为包容性的城乡政策、制度及规划方法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持。

（张云鹏，助理教授，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建筑、规划与环境政策学院）

核心观点：随着城市更新被多地政府列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绅士化可能会加速并以更为隐匿的形式存在。研究者需要采取更为宽泛的定义，但同时应将焦点放在绅士化对家（园）的破坏上和绅士化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化对绅士化的认识，但需要注意克服对比式研究缺乏历史视角的问题。

六十年前，Glass基于对伦敦城市空间重构的观察，首次提出了绅士化这一概念。此后，绅士化在全球各地愈演愈烈，实施土地有偿使用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后的中国城市也未能幸免。绅士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基于对中国城市的发展特征与国情语境来丰富绅士化理论，是所有中国城市研究学者面临的共同挑战。

要回应这一挑战，比较研究是重要手段之一。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前，首要任务便是界定绅士化这一概念，而这并非易事。首先，随着绅士化影响范围扩大，驱动机制越发复杂，空间过程愈加多样。在诸如乡村绅士化、旅游绅士化、超级绅士化等各种概念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早期基于中心城区衰退社区的重构而提出的定义则显得过于狭隘。是重新定义绅士化概念以应对变化不断的空间生产新过程新现象，还是另起炉灶创造新的概念来表征它们？前者的问题在于容易导致概念外延过分扩大，使得绅士化与其它空间生产过程难以区分，并因概念的泛化而失去指导意义。而后者则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忽视不同空间过程的共性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此，Clark认为在面对全球各地城市纷繁复杂的新现象新过程时，绅士化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主张应当在保留概念核心要素的前提下增加其弹性^[1]。在他看来，绅士化过程的核心在于土地使用者人口结构的变化，即新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原使用者，同时伴随着固定资本的重新投资，从而引发建成环境的改变。他进一步指出，绅士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空间的商品化，社会权力关系的两级分化与精英们对城市空间想象、城市愿景的主导。因商品化程度不同，权力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区的绅士化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这一过程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与激烈程度也有所差异。

Clark的主张中保留了阶层置换（Class Displacement）与失所（Displacement）这一过程，而这也一直是绅士化讨论的焦点之一。Slater和Hamnett甚至围绕这一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战^[70-72]。然而，在实践中，长期以来由于难以或者无意搜集相关数据，阶层置换和失所现象的实证研究相对滞后，相关研究多停留或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原住民被迁离或者驱逐这一经验证据上。事实上，Clark的主张亦存在局限性，若是只关注弱势群体的空间流动，容易得出“若没有原住民被迁移或者被驱逐，便没有出现绅士化”的结论。近期的研究试图回应这一不足，关注绅士化所带来的变化对居民居住体验，特别是对家（园）的影响，提出了非家园化（Un-homing）^[73]、象征性失所（Symbolic Displacement）^[74]、以及家（园）破坏（Domicide）^[75]等概念，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绅士化对居民生活空间、生活方式、地方文化、地方认同和归属感的负面影响。这些概念突破了将失所视为弱势群体的物理空间迁移这一认识局限，有助于揭示在不出现原住民被迁离或者驱逐的情况下，绅士化如何通过对空间生产和利用的变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因为没有发生明显而规模化的社会阶层更替，因而这些伤害更为隐性，也因此更容易被学界和社会忽略。

基于这两点认识，中国城市研究可以通过绅士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与重构的过程、形式、机制与后果。通过对中国土地制度的安排，政府、准市场主体、市场和社会主体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关系与角色、拆迁政策和各类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分析，深化对不同背景、制度安排对绅士化和失所过程和后果的影响的认识。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存量更新为主的时代，理解绅士化及其消极后果产生的条件，有助于我们在规划和政策层面进行管控，避免绅士化的负面影响。

但是在比较研究过程中，应当避免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许多研究会以选择全球北方或者全球西方的绅士化过程作为参照，视全球北方或者全球西方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认为基于此得出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出现的特殊现象，并据此来阐释中国绅士化特征和规律，强调对相关英文文献的贡献。这种方法一方面忽视了全球北方和全球西方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绅士化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则低估了大量的基于全球南方或者全球东方城市绅士化讨论对理解中国绅士化现象的价值。第二，正如全球北方或者全球西方城市存在内部差异，中国城市的发展也是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研究不仅需要讨论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对所选研究案例的影响，同时也需要谨慎思考基于特定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的普适性，对深化中国城市绅士化特征与规律的贡献。第三，研究在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时，容易陷入中国特殊论的困境，或将特定案例中的绅士化过程有意或者无意地视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空间过程，忽视了与其它尺度上（尤其是与全球尺度的）空间过程之间的联系。例如，在中国多地流行的城市历史街区的旅游和商业导向的城市更新实践中，地方政府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运用市场方法建立了土地发展权转移机制，这实质上建立了郊区新城更高强度的新建绅士化与中心城区历史街区的商业旅游绅士化之间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