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失衡及乡村衰退是世界各国转型发展中普遍面临的难题^[1]，城乡融合则是世界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2]。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构建起人口管理制度一元化、社会保障制度平等化等完善的城乡融合政策体系，确保了乡村享有与城市平等的发展权^[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大致经历了对立、互动、共生、融合等发展阶段^[4]，21世纪以来先后确立发展“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等新型城乡关系。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中国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亦是人文地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5]。

城乡融合是全新认识和理解现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6]，作为重要且传统的议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空间、人口等多维度内容的综合评价^[7-9]，国外学者评价城乡融合的视角相对单一，倾向于强调城乡间相互作用的依存关系，如城乡农业互动发展^[7]、区位和城乡人力资本差距^[10]、城乡福利差距^[11]等内容。国内学者多从省域、市域、城市群等宏观尺度评价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化，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经济、人口、社会、空间、生态等不同维度^[12-14]，少数研究将夜间灯光数据、POI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等大数据纳入了评价指标体系^[15-17]。城乡融合水平相应的定量测度方法主要包括熵值法^[14]、主成分分析法^[18]、无监督机器学习^[19]、综合指数法^[20]以及TOPSIS模型^[21]等。与此同时，中微观尺度下的县域和乡镇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演化仍是鲜少研究和相对薄弱的环节，且一般延续现有已经广泛使用的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5]。

就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而言，国外“城乡等值化” “一村一品”“土地改革”等实践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尚存在户籍藩篱、要素流动不畅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大等问题^[2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突破点与发动机^{[23, 24]}，要素流动梗阻是城乡融合的症结所在^[25]，要素单向流动转化为双向流动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26, 27]}，要素错配则会阻碍城乡二元结构优化^[28]，应积极促进以“人、地、钱”为核心的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均衡配置^[29]。概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30]、城市化水平^[31]、资源要素^{[32, 33]}以及政治制度、基础设施等因素交互作用于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的研究方法以理论政策梳理结合逻辑演绎的定性分析为主，少数学者尝试采用多元线性回归^[13]、灰色关联分析^[34]、Tobit模型^[35]、BP神经网络^[36]等定量模型分析了相关因素对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此同时，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亦从系统论、融合论、流动论等视角切入，且多停留在影响机理的定性分析阶段，地方性特征的驱动因子有待进一步挖掘^[5]，尤其对不同程度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变与影响机制研究较少。

福建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区域发展相对均衡，县域经济相对发达，开放型经济发展态势向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态势明显，2022年福建省城镇化水平为70.11%，已处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3]。其中福建福州东部片区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八部门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中划定的11个试验区之一，其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探索和示范效应。县域是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是城乡融合发展最合适、最有效的切入点^[37]，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对县域视角的城乡融合研究偏少，一方面缺少较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缺乏实证性的驱动机制检验^[5]。有鉴于此，本文选择福建省县域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多维评价指标体系的论证与构建，采用改进熵值法测度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运用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刻画其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其时空跃迁机制，以期充实县域城乡融合的研究内容，为中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福建省简称“闽”，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与广东省、江西省和浙江省相邻，与台湾省隔海相望，下辖9个地级市，省会为福州市。福建省依山傍海，境内山地、丘陵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0%，全省陆地面积12.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2023年末常住人口418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54355亿元。本文以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83个县域（不含金门县，数据缺失，下同）为基本研究单元（图 1），分析2011—2020年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时空演变及其跃迁机制。

图 1(Fig. 1)

图 1 福建省行政区划示意图 Fig.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Fujian Province 注：该图基于福建省自然资源地理信息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闽S[2024]131号，比例尺1∶100万）绘制，底图无修改。

城乡融合本质上是城乡关系转型的高级阶段^[3]，旨在实现城乡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等多维等值化重构，促进形成城乡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互动共生的复合系统^[12]。兼顾全面性、科学性和数据可获取性，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5个维度测度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构建城市化水平、人均GDP等18个代表性指标（表 1），其中状态类指标9个、对比类指标6个以及动力类指标3个。具体内涵：城乡人口融合是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旨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乡居民知识和就业结构趋同，从城乡人口聚集、农村就业结构等方面选取指标；城乡经济融合是以城市的扩散效应带动乡村地区发展，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过程^[38]，从城乡经济总量、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农业保障等方面选取指标；城乡社会融合强调城乡居民享有等值化的公共服务与福利保障，从城乡消费差异、财富状况、教育水平、医疗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选取指标；城乡生态融合是以城乡共同生态价值链的构建实现城乡生态功能互补共生^[39]，从城乡生态本底和污染状况等方面选取指标；城乡空间融合是城乡要素配置的载体和基础，包括优化用地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城市空间溢出性等^[38]，从城乡交通可达性、土地配置、空间扩张等方面选取指标。

表 1(Tab. 1

表 1 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Tab.1 Evaluation Syste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ounty Territory of Fujian Province

表 1 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Tab.1 Evaluation Syste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ounty Territory of Fujian Province

鉴于加入时间变量的改进熵值法评价模型能够有效处理三维立体数据，本文采用该模型测度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计算步骤如下：标准化处理并向右平移各指标数据；计算各指标的比重和熵值，获得信息效用值；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采用综合加权求和法计算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LISA时间路径在传统静态的探索性空间数据框架中引入时间维度，通过量化空间单元坐标及其空间滞后项在莫兰指数散点图中的移动轨迹，以时空耦合视角揭示地理现象的局部空间结构差异及其时空协同变化，以相对长度、弯曲度和移动方向反映LISA时间路径的几何特征，其中相对长度与弯曲度分别解释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性和波动性特征。以y_{i, t}表示第t年县域i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标准化值，yL_{i, t}为相应的空间滞后项，则[(y_{i, 1}, yL_{i, 1}), (y_{i, 2}, yL_{i, 2}), …, (y_{i, t}, yL_{i, t})]反映空间单元LISA坐标的移动轨迹，具体公式如下：

(1)

(2)

式中：d为相对长度，f为弯曲度，若d或f大于1，表示县域移动距离或移动曲折度高于均值，即d和f的值越大则局部空间结构动态性及波动性越大；N为县域数量；T为时间间隔；d(L_{i, t}, L_{i, t+1})为在t和t+1年内县域i的LISA坐标移动距离。

LISA时空跃迁作为马尔科夫链的连续性表达，嵌入特定时间间隔内各空间单元在莫兰指数散点图中的几何特征变化。本文采用LISA时空跃迁进一步揭示福建省县域单元及其相邻单元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局部空间中相对关系的变化情况，具体包括16种跃迁形态，归纳为4种类型（表 2）。

表 2(Tab. 2

表 2 LISA时空跃迁类型 Tab.2 Types of LISA Spatial-temporal Transition

表 2 LISA时空跃迁类型 Tab.2 Types of LISA Spatial-temporal Transition

分位数回归模型克服了传统OLS均值回归的期望缺陷，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分位点对其进行划分，在被解释变量的不同数值阶段上估计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相较于传统回归分析，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算结果更为稳健，可以更为详细地展现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全貌。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嵌入LISA时空跃迁的不同类型，有效解释地理现象的跃迁变化，故本文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跃迁机制。

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双重作用下进行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与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空间等多维重构^[38]。经济发展、劳动力流动、产业高级化、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力量包括教育支持和政府行为等均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①经济发展（ECO）。经济发展水平是驱动城乡融合发展重要的动力因素^[40]，经济总量的提高有助于拓宽农产品销售市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影响城乡融合^[38]，选取国民生产总值测度经济发展水平。②劳动力流动（LAB）。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择优流动，通过空间聚集、资本回流和文化扩散等效应作用于城乡融合，选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劳动力流动。③产业高级化（IND）。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重新配置，促进城乡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影响城乡融合^[20]，选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产业高级化指数^[41]。④城乡收入差距（REV）。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表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趋向于等值化，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加快实现^[14]，选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测度城乡收入差距。⑤教育支持（EDU）。政府增加教育财政支出有助于人力资本提升，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进而影响城乡融合^[41]，选取地方财政支出中基础教育经费占比衡量。⑥政府行为（GOV）。地方政府通过控制财政支出规模和方向，引导城乡空间生产与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城乡融合，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来表征^[42]。

对分位数回归模型式的两边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3)

式中，i为各县域，t表示年份，q为分位数，可选择0.1、0.25、0.5、0.75和0.9五个分位点，u为残差项，α表征县域单元固定效应，Y表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ECO为经济发展，LAB为劳动力流动，IND为产业高级化，REV为城乡收入差距，EDU为教育支持，GOV为政府行为。

本文以2011—2020年福建省83个县域为研究单元，涉及的数据来源多样，其中用于测算化肥投入强度、城乡土地配置等指标的林地面积、耕地面积、建成区面积来自武汉大学杨杰和黄昕教授团队发布的30m分辨率长时序逐年土地覆被数据（https://doi.org/10.5281/zenodo.5816591）。相关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相应年份各县市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福建统计年鉴》《福州统计年鉴》《厦门经济特区年鉴》等统计年鉴，少量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计算补充。

基于Jenks自然断裂法绘制2011、2020年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图（图 2），2011—2020年期间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均值由0.385增长至0.451。2011年鼓楼区、台江区、马尾区、新罗区、三元区、邵武市、德化县等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秀屿区、泉港区、连江县、永泰县、平和县、漳浦县、云霄县、诏安县、光泽县、政和县等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2020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县域包括鼓楼区、台江区、马尾区、新罗区、丰泽区、鲤城区、思明区、湖里区等，相对较低的县域包括秀屿区、荔城区、大田县、松溪县、政和县、南靖县、平和县、漳浦县、云霄县、诏安县等，整体呈现“高值区—闽西团簇，闽东松散；低值区—闽南、闽北聚集”的分布特征。

图 2(Fig. 2)

图 2 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ounties of Fujian Province 注：该图基于福建省自然资源地理信息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闽S[2024]131号，比例尺1∶100万）绘制，底图无修改。

2011—2022年期间，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呈现出“中西部内陆低，东部沿海高”的空间特征（图 3-a），即福建省中西部内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变化幅度较小，而东部沿海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较为活跃，变化幅度较大。相对长度小于1的县域为53个，占比为63.86%，表明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其中古田县、顺昌县、建阳区、闽清县、尤溪县、永春县等中西部内陆的县域LISA时间路径移动较短，古田县相对长度最小（0.407）；福鼎市、晋江市、思明区、湖里区、石狮市、秀屿区等东部沿海县域的LISA时间路径移动相对较长，福鼎市相对长度最大。

图 3(Fig. 3)

图 3 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LISA时间路径几何特征的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LISA Time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ounties of Fujian Province 注：该图基于福建省自然资源地理信息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闽S[2024]131号，比例尺1∶100万）绘制，底图无修改。

同期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图 3-b）整体上表现为“中部低，边缘高”的空间格局，即福建省中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的局部空间依赖方向相对稳定且空间依赖效应较低，而边缘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的空间依赖效应较强，易受相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2011—2020年，弯曲度位于第一梯度（0.028, 3.639]和第二梯度（3.639, 6.557]的县域有61个，占比为73.49%，表明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相对独立，空间依赖效应较弱，城乡融合较高水平县域与周边区域的互动性仍有上升空间。其中弯曲度相对较小的为晋安区、鼓楼区、大田县、蕉城区、顺昌县等县域，弯曲度相对较大的为南靖县、龙海区、武夷山市、寿宁县、长乐区等县域。

计算2011—2020年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LISA坐标点移动方向（图 3-c），以此评价福建省县域及其邻近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协同增长关系。0—90°表示县域自身及相邻县域呈正向协同增长趋势，90—180°表示县域自身呈低增长趋势，其相邻县域呈高增长趋势，180— 270°表示县域自身及相邻县域呈负向协同增长趋势，270— 360°表示县域自身呈高增长趋势，其相邻县域呈低增长趋势。共有48个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协同增长，其中29个县域表现为负向协同增长，占协同增长县域的60.42%，负向协同增长的县域包括延平区、建瓯市、尤溪县、大田县、漳平市等，正向协同增长的县域包括古田县、闽侯县、永泰县、平潭县、仙游县、惠安县、诏安县等，主要分布于闽东沿海，表明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具有较强空间整合性，整合性中负向略高于正向。

运用LISA时空跃迁揭示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转移特征，并计算得出2011—2020年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Local Moran's Ⅰ转移概率矩阵（表 3）。从主对角线看，主对角线元素的数值均大于0.9，表明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类型变化相对稳定，存在“路径锁定”现象。从非对角线看，“HH_t → LH_{t + 1}” “HH_t → LL_{t + 1}” “HL_t → LH_{t + 1}” “HH_t → LL_{t + 1}”的转移概率均小于0.05，“LH_t → HH_{t + 1}” “LH_t → HL_{t + 1}”“LL_t → HH_{t + 1}”“LL_t → HL_{t + 1}”的转移概率均小于0.03，表明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倒退为较低水平的概率较小，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较难转变其发展困境。从跃迁类型比例看，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为Ⅳ型时空跃迁的县域高达81.30%，表明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类型演进倾向于维持自身原有状态，大部分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相邻县域的溢出效应影响较小。

表 3(Tab. 3

表 3 2011—2020年局部Moran's Ⅰ转移概率矩阵 Tab.3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Local Moran's Ⅰ from 2011 to 2020

表 3 2011—2020年局部Moran's Ⅰ转移概率矩阵 Tab.3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Local Moran's Ⅰ from 2011 to 2020

对分位数回归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系数平均值为1.55，故无需考虑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选择0.1、0.25、0.5、0.75、0.9五个分位点划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图 4），经济发展（ECO）系数均为正，且随分位数上升而逐步递减，表明经济发展对不同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县域均有促进作用，对较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县域的促进作用更强。劳动力流动（LAB）系数均为正，在0.1 —0.75分位阶段持续降低，而在0.75—0.9分位阶段略有上升，整体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劳动力流动对不同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县域均有促进作用，对较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县域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高级化（IND）系数在0.1分位数上为负，在0.25—0.9分位阶段均为正，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表明产业高级化即提升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门槛，对较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县域的促进作用更强。城乡收入差距（REV）系数均为负，其绝对值整体上呈现减小趋势，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县域均有抑制作用，对较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县域的抑制作用更为凸显。教育支持（EDU）系数均为正，整体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教育支出对不同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县域均有促进作用，对较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县域的促进作用更强。政府行为（GOV）系数在0.1—0.75分位阶段为正，在0.75—0.9分位数上为负，且以0.5分位数为拐点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特征，表明政府行为具有阈值效应，即增加到某一临界点后，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不升反降，对较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县域呈现抑制作用。

图 4(Fig. 4)

图 4 影响因素分位数回归 Fig.4 Quantile Regress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整体而言，经济发展、劳动力流动、教育支持和政府行为是城乡融合滞后地区弥补差距且实现追赶的关键，产业高级化是城乡融合较发达地区维持或强化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助推器，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掣肘。

通过嵌套分位数回归模型与时空跃迁类型，揭示福建省各县域及其邻近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驱动模式。依据分位数和系数正负划分响应类型（表 4）：低分位模型分位数为0.1、0.25、0.5，是城乡融合发展较低水平阶段，包括低分位驱动和低分位制约；高分位模型分位数为0.75、0.9，是城乡融合发展较高水平阶段，包括高分位驱动和高分位制约。

表 4(Tab. 4

表 4 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的嵌套 Tab.4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Nesting of Spatial-temporal Transition

表 4 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的嵌套 Tab.4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Nesting of Spatial-temporal Transition

根据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的嵌套结果将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变迁的驱动要素划分为“经济—教育—政府”低分位驱动、“产业—收入”低分位制约、“产业—劳动力”高分位驱动和“政府—收入”高分位制约4种时空跃迁的驱动机制模式（图 5），并可视化分位响应类型与驱动类型的空间分布（图 6）。

图 5(Fig. 5)

图 5 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跃迁驱动模式 Fig.5 The Spatio-temporal Transition Driving Mod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ounty Territory of Fujian Province

图 6(Fig. 6)

图 6 福建省县域分位响应类型与驱动类型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Quantile Response and Driving Types in Counties of Fujian Province 注：该图基于福建省自然资源地理信息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闽S[2024]131号，比例尺1∶100万）绘制，底图无修改。

“经济—教育—政府”低分位驱动模式。在低分位驱动 类型中，县域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由较低水平跃迁为较高水平，经济发展、劳动力流动、教育支持和政府行为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显著因素。经济发展为城乡融合积蓄发展能量，以工业化与城镇化反哺于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有利于提升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财政自主权较高的政府具有充足的动力扶持农村居民，深化户籍管理制度和农村宅基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实质性扭转城乡二元结构。该驱动模式的县域占低分位类型总数的12.82%，在空间上零散分布，包括武平县、连城县、蕉城区、泉港区、闽清县5个县域，其中武平县和连城县表现为同向发展，能够带动相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蕉城区、泉港区、闽清县表现为反向发展，相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受阻，差距逐步扩大。

“产业—收入”低分位制约模式。在低分位制约类型中，县域自身城乡融合保持较低水平，产业高度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是抑制城乡融发展的主要因素。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推动农村居民进城就业，从而不利于农村发展。该制约模式的县域占低分位类型总数的87.18%，在空间上集中分布于闽南、闽北、闽东地区，表明城乡融合发展难以打破“马太效应”，较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县域仍面临短板制约，破除城乡融合障碍较为困难。其中，永泰县、松溪县、云霄县、霞浦县、寿宁县等20个县域表现为同向制约，相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受阻；古田县、顺昌县、闽侯县、仙游县等14个县域表现为反向发展，相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

“产业—劳动力”高分位驱动模式。在高分位驱动类型中，县域自身城乡融合保持较高水平，产业高度化与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较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县域的非农产业增长，对于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具有推动作用，并通过劳动力“回浪效应”促进城乡技术、教育、医疗等资源共享，实现城乡各方面的发展差距缩小。该驱动模式的县域占高分位类型总数的65.12%，在空间上呈现“闽西集中，闽东零散”的分布格局，包括鼓楼区、思明区、涵江区、三元区、长汀县、福鼎市等县域，其中鼓楼区、思明区、明溪县、上杭县等21个县域表现为同向发展，涓滴效应显著，促进相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邵武市、新罗区、延平区等7个县域表现为反向发展，其相邻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政府—收入”高分位制约模式。在高分位制约类型中，县域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阻，由较高水平跃迁为较低水平，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增长型激励”的传统政绩观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形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目标^[12]，促使政策、资本、产业等资源配置倾向城市，进而加剧城市和农村的分割。该制约模式县域占高分位类型总数的34.88%，在空间上主要分布于泉州及其周边县域，包括安溪县、永春县、石狮市、龙文区、长泰区、漳平市等县域，其中安溪县、永春县、石狮市、建阳区等13个县域表现为同向制约，相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降低；晋江市和南安市表现为反向发展，相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得到更大的提升。

整体上，在低分位阶段，影响因素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县域较少，而抑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县域较多；在高分位阶段，影响因素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县域较多，而抑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县域较少，“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难以打破。从驱动类型的空间分布来看，同向发展主要位于三明、龙岩等闽西地区，反向发展主要位于福州、莆田等闽中、闽东地区，同向制约主要位于南平、宁德、漳州等闽北和闽南地区。

县域是联系城镇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键节点，是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福建省区域发展相对均衡、县域经济相对活跃、城乡融合发展处于关键阶段，研究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可行性和代表性。研究发现：

（1）2011—2020年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整体呈现“高值区—闽西团簇，闽东松散；低值区—闽南、闽北聚集”的分异特征，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集聚性呈弱化趋势。

（2）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空间格局具有稳定性。时间路径整体呈现“中部低，边缘高”的空间格局，中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依赖方向相对稳定，边缘县域则表现为易受相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正向协同增长的县域主要分布于闽东地区，负向协同增长的县域形成中部连绵带。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类型变化相对稳定，存在“路径锁定”现象，存在较为明显的“马太效应”。

（3）经济发展、劳动力流动、教育支持和政府行为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高级化则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其对较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县域的促进作用更强，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融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较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县域的抑制作用更为凸显。福建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变迁的要素驱动表现为“经济—教育—政府”低分位驱动、“产业—收入”低分位制约、“产业—劳动力”高分位驱动和“政府—收入”高分位制约4种模式，其中同向发展主要位于三明、龙岩等闽西地区，反向发展主要位于福州、莆田等闽中、闽东地区，同向制约主要位于南平、宁德、漳州等闽北和闽南地区。

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涵盖了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以及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43]，学术界在城乡融合的理论溯源与认知、发展水平多维评价、国内外经验与实践路径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现有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研究一般参照或套用省域、城市群等宏观尺度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模型，部分县域数据的缺失降低了实证研究的系统性和准确性；县域尺度下城乡融合影响机制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少数研究利用前沿的仿真模型制定城乡融合发展策略^[20]。整体而言，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测量与实施路径等研究体系尚未形成，亦缺乏涵盖县域城乡互联和协同融合发展路径的分析框架^[44]。未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应注重通过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交叉研究，以强化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嵌入人才、资本、土地、信息、技术等要素流动评价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相互作用机制；丰富县域城乡融合典型案例的实践实证研究，拓展城乡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撑作用研究。本文是县域尺度下城乡融合实证研究的有益尝试，但也存在数据获取受限、依赖传统常规的研究方法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