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在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要素长时间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综合体^[1]，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地域性等特征^[2]。然而，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地区面临着青壮年劳动力外迁、社会主体弱化、本地市场萎缩及农业边缘化等问题^[2]，致使其自我发展能力与适应性不断受到挑战，甚至可能导致“乡村衰退”现象的出现^[3,4]。作为对乡村衰退问题的响应，乡村韧性是指乡村系统在面对外界扰动与冲击时，通过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子系统的调整与适应，最大程度吸收并化解系统暴露出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提升乡村地域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实现乡村地域系统由原有均衡状态转到新的均衡状态^[3,5]。乡村韧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及生态韧性等多个方面^[3]。其中，乡村经济韧性是乡村韧性的基础^[6]，强调在面对经济波动、宏观调控及行业竞争等外界冲击与扰动时，乡村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以避免潜在经济损失或将损失降到最低，进而保障乡村经济系统平稳运行的重要能力^[2]。乡村经济韧性作为乡村地域系统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外在表现，反映了其有效应对内外部冲击与扰动的综合能力，并且这一能力的提升是防止脱贫地区再次返贫的关键^[7]。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地理环境复杂，是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有效实施，新疆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历史性消除了绝对性贫困，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关键阶段，对乡村地域系统的抗风险与自我发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如何提升新疆乡村经济韧性以应对外部冲击、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与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值得进一步关注。

经济韧性是区域韧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最重要的指标之一^[9]。当前，针对经济韧性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概念界定^[10]、理论分析框架构建^[11-13]、测度方法^[7,14,15]以及影响因素分析^[7,15]等方面。其中，在实证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多以省级或城市群作为研究单元，着重探讨了经济韧性的测度^[7,15]、时空分异特征^[15,16]以及战略耦合^[9]、区域一体化^[17]、产业结构多样化^[18]、集聚^[19]、旅游发展^[20]等因素对其的影响。乡村经济韧性是推动乡村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2]。然而，现有围绕乡村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以单个贫困县作为研究区域，探究其乡村经济韧性的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2,21]。部分研究以省级或区县作为研究单元，探讨了乡村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等因素对其的影响^[6,22-25]。

总体而言，现有经济韧性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是针对乡村经济韧性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其一，现有研究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关注不足，尤其是脱贫县广泛分布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已有研究多以中国东部或中部的单个贫困县作为研究区域，考察了其乡村经济韧性的空间布局或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2,21]，一定程度上能够更为精细化地总结出该研究区域乡村经济韧性的规律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但是其所总结出的相关结论往往具有较强的独特性，难以为其他脱贫地区提供更为广泛的参考意义，尤其是脱贫县广泛分布的西部欠发达地区。李东麟等^[23]虽然关注到西部丘陵山区的乡村经济韧性的空间布局特征，但是其聚焦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直辖市。另外，乡村经济韧性作为反映脱贫地区返贫风险的重要指标^[7]。已有研究从省级层面探究乡村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规律等^[25]，往往会掩盖省级单元内部脱贫地区的返贫风险的变化趋势。其二，虽然已有研究基于地理学角度对乡村经济韧性的空间布局或集聚特征进行了分析^[2,21-23]，但是忽视了从时间维度探讨乡村经济韧性的时间演变趋势或动态转移趋势。程慧等^[26]指出可变时长的马尔科夫链相较于传统马尔科夫链可以从不同时长下考察变量的趋同效应与动态转移趋势，即能够很好地从时间维度揭示变量的动态转移趋势。同时，空间马尔科夫链是一种将“空间滞后”引入到传统马尔科夫链的创新模型^[27]。该模型在弥补空间关联视角不足的同时，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结合，更为深入地揭示变量的时空动态演变趋势。其三，现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探讨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相对不足。Cui等^[21]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一定程度可以揭示出乡村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在作用方向与强度上的空间异质性，但忽视了影响因素对乡村经济韧性的不同维度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性。鉴于此，文章以新疆83个县市作为研究单元，在构建其乡村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尔科夫链、面板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其的时空动态演进趋势及影响因素，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针对性地管理建议，以期从宏观层面把握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巩固新疆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可能的边际贡献有：其一，文章尝试构建脱贫县广泛分布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地理学角度对其时空演变规律展开分析，对从宏观上把握新疆巩固脱贫攻成果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借助可变时长马尔科夫链与空间马尔科夫链剖析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动态转移趋势及空间因素对其的影响，能够有效弥补已有研究对乡村经济韧性动态转移规律考察的不足；其三，文章在尝试分析各因素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维度解析，以期为提升新疆乡村经济韧性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经济韧性是乡村韧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乡村韧性主要包括抵御能力、适应能力以及转型能力3个方面，并且它们呈现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28]。基于此，Cui等^[21]指出一个具有较强经济韧性的乡村可以调配内外部资源来抵御冲击（即抵御能力），自我组织以适应扰动（即适应能力），并进行渐进式变革以创建新的发展路径（即转型能力）。同时，丁建军等^[7]、陈勤昌等^[29]从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以及创新与转型能力3个维度对连片脱贫地区的经济韧性进行综合评价。因此，文章结合新疆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能力角度构建“应对冲击—适应变化—转型发展”的乡村经济韧性评价模型，即从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以及创新与转型能力3个维度进行评价（表 1）。其中，抵抗与恢复能力是乡村经济系统维系其原有功能与均衡状态的基础，是乡村经济系统最为基本的能力，强调乡村经济系统抵御外界风险与挑战，并保持其功能与结构的能力^[21]；适应与调整能力强调乡村经济系统对外界扰动与冲击作出积极反应的能力^[21]，主要通过自我革新、结构调整等方式实现^[28]；创新与转型能力是在适应外界冲击扰动的基础上^[28]，乡村经济系统在原有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或突破性变革，并创建新的发展路径，进而实现更高层次发展的能力^[21]。同时，这三种能力呈现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共同推进乡村经济系统螺旋式发展。

表 1(Tab. 1

表 1 指标体系构建 Tab.1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表 1 指标体系构建 Tab.1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对于脱贫县广泛分布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它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高、产业基础不牢、经济竞争力不强等^[2]，所以其在面临外界风险与挑战时，往往需要一个由外援帮扶转向内生动力激活与提升的过渡过程，进而实现稳定脱贫。这一过程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扭转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趋势^[30]，即着力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通道。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通道的打通，加速了资本、劳动力等外部资源要素流向乡村系统，并激活乡村本身的闲置资源要素，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乡村由外援帮扶转向内生动力提升的转变，进而推动乡村经济系统的自我革新与结构调整等，并实现突破性变革，在原有发展路径上创建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路径，即提升乡村经济系统的“适应与调整能力”与“创新与转型能力”。需要说明的是，“外援帮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整体的投资、人力、消费等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另外，从整体层面上来看，当乡村经济系统面对外界冲击扰动时，往往是在上级政府调控下发生要素流动，形成区域整体应对冲击的能力^[7]。这一区域整体应对冲击的能力形成对于脱贫县广泛分布的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尤为重要。同时，乡村地域系统具有动态性与开放性等特征^[2]，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开展有关乡村的研究时，需要将乡村系统置于城乡系统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31]。基于以上考虑，文章在构建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适应与调整能力”与“创新与转型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时，需要结合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

另外，文章采用CRITIC—熵权组合权重模型^[32]计算各指标的综合权重，并运用线性加权方法测算其综合评价值。

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主要探究的是在时间和状态均离散的情况下变量动态转移的马尔科夫过程^[26]。由于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及政策效应滞后性等的影响，乡村经济韧性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为此，文章采用可变时长马尔科夫链^[26]探析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在不同时长下的动态演进趋势。另外，乡村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趋势还可能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因此文章进一步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考察空间因素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动态演进趋势的影响。具体计算公式参考程慧等^[26]与王松茂等^[27]的研究。

文章所需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EPS数据库（http://www.epsnet.com.cn/）、国泰君安数据库（https://cn.gtadata.com）、《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2007—2021年）中新疆县市部分、《新疆年鉴》（2007—2018年）、《新疆统计年鉴》（2007—2021年）等，少量遗漏数据通过各县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2020年）补充获取。另外，部分年份或县市的少量缺失值，采取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补齐。

从时间演变趋势来看，研究期内，新疆乡村经济韧性指数由0.188上升至0.373（图 1），这说明新疆乡村经济系统运行稳健，经济韧性呈现稳步增强的趋势。同时，整体上呈现“北疆>南疆”的空间特征。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等级的乡村经济韧性呈现较为明显的“群”状空间分布特征（图 2）。其中，高水平区域数量呈现明显增加趋势，主要分布在天山北坡经济带与天山南坡产业带等；中等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高水平区域周围；低水平区域数量呈现显著地减少趋势，较低水平区域数量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图 1(Fig. 1)

图 1 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时间演变趋势 Fig.1 Tim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Xinjiang

图 2(Fig. 2)

图 2 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空间演变特征 Fig.2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Xinjiang

新疆32个贫困县^①的乡村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图 1）。具体来看，在2006年，新疆绝大多数贫困县的乡村经济韧性处于低水平；2011年，11个贫困县的乡村经济韧性上升至较低水平及以上；2016年，贫困县的乡村经济韧性进一步上升。其中，12个贫困县的乡村经济韧性值上升至中等水平及以上（莎车县、叶城县及巴楚县的乡村经济韧性上升至高水平）。2020年，除柯坪县、阿合奇县及乌恰县处于较低水平外，其他贫困县的乡村经济韧性均处于中等水平及以上。其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尼勒克县、叶城县等11个县市的乡村经济韧性上升至高水平（图 2）。这表明随着脱贫攻坚相关政策的持续深入实施，贫困县得到更多政策、资源等的倾斜，乡村经济系统应对外界扰动与冲击的能力逐步增强，经济韧性呈现稳步增强的趋势，同时一定程度上说明新疆脱贫县返贫风险有所降低。

文章运用可变时长马尔科夫链探讨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在不同时长（T=1, 3, 5）下的动态演进特征，并且划分南北疆^②进行更为细致分析（表 2）。结果表明，①当T=1时，对角线上概率值远大于其他位置的概率值，但是当T≥2时，对角线上概率值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例如，当T=1时，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等级稳定在Q₁的概率为0.785；而当T= 3与T=5时，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等级稳定在Q₁的概率分别为0.450、0.242。说明在不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时，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在短期内具有俱乐部趋同的特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俱乐部趋同程度表现出显著地减弱趋势，即从长期来看，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流动性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②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状态转移更大可能发生在相邻类型之间（例如，Q₁→Q₂），然而跨越式状态转移（例如，Q₁→Q₃）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其发生的概率呈现增加的趋势。例如，从全疆来看，当时长T=1、T=3与T=5时，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发生跨越式状态转移的概率分别是0.003、0.063与0.405。③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状态发生下移的概率较低。

表 2(Tab. 2

表 2 新疆乡村经济韧性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 Tab.2 Traditional Markov Chain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Xinjiang

表 2 新疆乡村经济韧性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 Tab.2 Traditional Markov Chain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Xinjiang

考虑到传统马尔科夫链忽视对空间因素的影响，因此文章进一步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在不同时长（T=1, 3, 5）下探讨空间效应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动态演进趋势的影响（表 3与表 4）。结果表明，当T=1时，对角线上概率值大多数情况下均远大于其他位置概率值。但是当T≥2时，对角线上概率值也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说明在考虑空间滞后条件的情况下，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在短期内具有较为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空间分布趋势，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该俱乐部趋同程度表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但是，在不同的空间滞后条件下，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状态转移趋势与概率存在明显差异，说明空间因素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状态转移具有重要影响。具体动态演进特征如下：①当“邻居”乡村经济韧性等级越低，新疆乡村经济韧性保持在低水平（Q₁）的俱乐部概率越大。但随着时间推移，该现象有所改善。例如，在T=1的条件下，当“邻居”为低水平（Q₁）时，本地乡村经济韧性处于Q₁（t期）仍然保持在原状态（t+1期）的概率为0.851（北疆地区为0.826；南疆地区为0.883）；在T=3与T=5的条件下，稳定在低水平（Q₁）的概率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分别为0.571与0.349（北疆地区分别为0.477与0.221；南疆地区分别为0.546与0.312）；然而当“邻居”为高水平（Q₄）时，本地乡村经济韧性处于Q₁（t期）仍然保持在原状态（t+1期）的概率为0.000。②当“邻居”乡村经济韧性等级越高，“本地”乡村经济韧性等级更有可能向上移动，但主要是上移至邻近等级（如，Q₁ →Q₂）。例如，在T=1的条件下，当“邻居”乡村经济韧性等级分别为Q₁、Q₂、Q₃与Q₄时，“本地”乡村经济韧性等级发生上移的概率分别为0.360、0.660、0.845与1.695；其中，当“邻居”乡村经济韧性等级为Q₃时，“本地”乡村经济韧性发生Q₁→Q₂、Q₂→Q₃、Q₃→Q₄的概率分别为0.357、0.273、0.215，而Q₁→Q₃、Q₁→Q₄、Q₂→Q₄跨越式上移的概率均为0.000。进一步考虑时长变量T，发现上述现象愈加凸显，并且有一定概率发生跨越式上移。例如，在T=5的条件下，当“邻居”乡村经济韧性等级分别为Q₁、Q₂、Q₃与Q₄时，“本地”乡村经济韧性等级发生上移的概率分别为2.591、2.659、2.832与1.778；当“邻居”乡村经济韧性等级为Q₃时，“本地”乡村经济韧性发生Q₁→Q₃、Q₂→Q₄跨越式上移的概率分别为0.360、0.214。这说明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是一个长期过程。③不论何种空间滞后条件，新疆乡村经济韧性整体上的下移概率相对较低。

表 3(Tab. 3

表 3 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空间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 Tab.3 Spatial Markov Chain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Xinjiang

表 3 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空间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 Tab.3 Spatial Markov Chain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Xinjiang

表 4(Tab. 4

表 4 不同区域乡村经济韧性空间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 Tab.4 Spatial Markov Chain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表 4 不同区域乡村经济韧性空间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 Tab.4 Spatial Markov Chain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综合新疆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及数据的可获取性，文章选取经济基础（RGDP）、工业发展水平（IND）、财政自给率（GOV）、旅游发展水平（TOUR）以及产业集中度（HHI）5个指标作为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①经济基础采用各县市人均GDP表征。区域经济总量越大，经济系统抗风险能力越强^[21]。②工业发展水平采用工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表征。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对较好，且稳定性高，能够分散外界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33]。③财政自给率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比表征，反映政府对资源要素的调配能力 ^[7]。政府资源调配能力越强，应对乡村经济系统的突发状况的适应与调整能力越强。④旅游发展水平采用各县市旅游总收入表征。在过去数十年间，新疆旅游业发展迅猛，且在稳疆富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4]。⑤产业集中度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表征^[7]。适度的产业集中能够通过集聚经济和比较优势降低贸易成本并提升经济效率，为适应性发展提供动力^[18]。但是如果乡村经济结构长期集中在某一产业，易产生“铆钉效应”，致使其经济系统脆弱性增强。

基于此，文章选用面板模型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面板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ES_it为i县市t年的乡村经济韧性；RGDP_it、IND_it、GOV_it、TOUR_it、HHI_it分别表示i县市t年的经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财政自给率、旅游业发展水平、产业集中度。a为常数，b₁，···，b₅为各因素的估计系数，d_i为个体固定效应，m_it为随机误差项。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文章首先运用LLC、IPS、Fisher-ADF与Fisher-PP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表 5）。结果表明，所有变量至少通过两种方法在10%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初步表明面板数据具有较强平稳性。考虑到部分变量可能存在不平稳因素，文章进一步对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并再次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序列不平稳的假设^[35]。因此，文章构建的面板回归模型可以进行估计。随后，文章通过F检验与Hausman检验决定是采用哪种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 6与表 7）。结果表明，全疆、北疆及南疆面板估计模型的F检验和Hausman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因此，文章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比较适宜。

表 5(Tab. 5

表 5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5 Panel Unit Root Test Results

表 5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5 Panel Unit Root Test Results

表 6(Tab. 6

表 6 模型估计结果 Tab.6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表 6 模型估计结果 Tab.6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表 7(Tab. 7

表 7 分区域模型估计结果 Tab.7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by Region

表 7 分区域模型估计结果 Tab.7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by Region

表 6与表 7显示，①经济基础均显著促进其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经济基础越好的县市越能够为乡村经济系统应对外界冲击与扰动提供充足的资金、完善的基础设施及先进的技术保障，增强乡村经济系统承受冲击与风险的能力，有助于乡村经济韧性能力的提升。②工业发展水平显著阻碍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并且对南疆地区的阻碍作用要大于北疆地区。细究原因，南疆地区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且尚未形成完善的工业产业链。短期来看，可以吸收大量贫困群体，实现就业脱贫，并促进乡村经济增长；但是长期来看，由于缺乏对技术研发与创新的持续投入，产业难以实现转型升级，可能会导致经济复杂程度向低端化发展，经济系统脆弱性有可能增强^[18]。③财政自给率促进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财政自给率越高，地方政府可调配的财政资源越丰富，其应对乡村经济系统的突发状况的能力越强。然而，财政自给率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力度较弱（回归系数较小），并且南疆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受产业基础薄弱、人力资本不足、技术创新相对落后等的影响，新疆多数地区的财政“造血能力”不足，对外部资金、人才及技术等的依赖性较强，难以激活稳定的内生动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④旅游发展水平显著促进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发展旅游业能够推动各类要素回流与在地重聚，扭转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趋势，并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进而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有助于增强乡村经济系统抵抗风险的能力，为乡村系统平稳运行提供支撑与保障。⑤产业集中度均显著阻碍其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这表明产业过度集中化的区域，其经济的脆弱性更强、稳健性更差，不易分散风险。

文章进一步从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创新与转型能力3个维度探究其影响因素（表 8）。需要说明的是，适应与调整能力对应的Hausman检验的统计值为负数，说明随机模型的渐进性假设无法得到满足，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更为适宜^[36]。

表 8(Tab. 8

表 8 分维度模型估计结果 Tab.8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by Dimension

表 8 分维度模型估计结果 Tab.8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by Dimension

结果表明，①经济基础显著促进新疆乡村经济韧性3种能力的增强。区域经济基础越好，上级政府可调配资源要素更加丰富多元，所形成的抗风险能力越强，即乡村经济系统面对外界冲击与扰动时，抵抗与恢复能力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域往往更强。同时，也会增强乡村经济系统的适应与调整能力、创新与转型能力。②工业发展水平显著抑制新疆乡村经济韧性3种能力的增强。其中，对创新与转型能力的阻碍强度最大。细究原因，新疆工业以资源依赖型重工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于以资源依赖型重工业为主的地区而言，其产业固化程度较高，资源配置灵活性较差，在遭受外界冲击（例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开发政策的变动）时，经济系统短期内难以对冲风险，降低其经济系统抵抗与恢复能力。同时，由于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可能远高于寻租的机会成本，易造成人力资本的错配与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37]，进而阻碍乡村经济系统的创新与转型能力的提升。另外，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区可能也存在因压缩用工成本与研发成本，忽视对教育与技术创新的投入，进而阻碍乡村经济系统的创新与转型能力的提升。③财政自给率显著促进乡村经济系统的适应与调整能力的增强，而对其他2种能力的促进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财政自给率越高，乡村经济系统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越强，并且能够及时对可用财政资源进行重组，有助于乡村经济结构调整，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乡村经济系统的适应与调整能力。④旅游发展水平显著促进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3种能力的增强。一方面，旅游业发展能够显著带动区域整体经济增长，有助于强化乡村经济系统抵御外界冲击与扰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旅游业发展能够带动关键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助于乡村产业链条的纵深拓展与升级再造，实现乡村经济系统能够分散外界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⑤产业集中度显著阻碍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3种能力的增强。其中，对抵抗与恢复能力的阻碍强度最大。这说明乡村地域产业结构长期集中在单一产业，不利于资源要素调配，并且由于“铆钉效应”存在，乡村经济系统难以分散外界冲击带来的风险。

文章以2006—2020年新疆83个县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究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趋势及空间因素对其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

（1）研究期内，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并表现出“北疆>南疆”的空间特征。同时，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有效实施，新疆贫困县获得更多资金、人才、政策等的倾斜，乡村经济韧性也呈现明显增强的趋势。到2020年，绝大多数贫困县的乡村经济韧性上升至中等及以上水平。其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尼勒克县、叶城县等11个县市的乡村经济韧性上升至高水平。

（2）从时间维度来看，新疆乡村经济韧性实现向上跨越式移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短期内，其俱乐部趋同趋势较为突出。从空间维度来看，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特征较为明显，即当“邻居”乡村经济韧性等级越高，本地乡村经济韧性等级发生上移的可能性越大，但是更大概率是向相邻等级移动。

（3）经济基础、旅游发展水平、财政自给率促进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而产业集中度、工业发展水平对其起到阻碍作用。其中，受产业基础、经济竞争力等的影响，财政自给率对乡村经济韧性的促进力度较弱。从不同维度来看，经济基础、旅游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乡村经济系统的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及转型与创新能力的提升；财政自给率显著促进新疆乡村经济系统的适应与调整能力的增强，而对其他2种能力的促进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工业发展水平与产业集中度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3种能力起到阻碍作用。

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双重复杂影响，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在发展上存在差异，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各因素对乡村经济韧性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基础显著促进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验证了“经济总量越大，经济系统抗风险能力越强”的论断^[21]。财政自给率也表现出显著地正向促进作用，与丁建军等^[7]所得出结论一致。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变动将会影响到区域经济遭受冲击的脆弱性和抵抗能力^[38]。有研究发现产业集中度高的地区相较于产业多样化地区呈现出更低的经济韧性^[18]，这与文章中“产业集中度显著阻碍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的观点类似。Lee等^[39]指出旅游业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者，其持续健康发展是目的地经济韧性增强的重要标志，即旅游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韧性的增强。这一观点在文章中得到了验证。然而，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工业，并未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起到显著地促进作用，这可能与新疆长期以来以传统重工业为主的强路径依赖特征的工业发展模式有关。同时，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南疆地区，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限制了工业发展水平对乡村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

为进一步提升新疆乡村经济韧性，文章提出以下管理建议：①发挥高水平邻近地区的辐射联动作用，建立常态长效的跨区域合作机制。新疆应在空间上破除地方壁垒与行政性垄断，保障资源要素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强化信息、资源等的共享机制，并构建多元化的联结关系，增强区域经济系统整体抵抗外界冲击的能力。②转变以传统重工业为主的强路径依赖特征的工业发展模式，重组现有工业产业资源，实现产业内部结构性调整，并积极推进数字赋能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提升技术创新效率与资源交易效率。同时，统筹协调现代化工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乡村经济结构向多样化转型。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旅游业在提升新疆乡村经济韧性能力中的关键性作用，在扩大旅游产业发展规模的同时，注重对发展质量的把控。同时，新疆可以通过将发展旅游业积累的财富投入到先进制造业中，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规避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去工业化”问题。另一方面，强化工业生产部门与旅游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提高要素流动与重组能力，并以“旅游+”与“+旅游”的方式推动现代化工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乡村经济结构向多样化转型。③提高财政“造血能力”，激活新疆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贫困地区过度依赖上级政府拨款与外部援助，往往会削弱其应对外部冲击时的资源调配能力，并且难以实现由外援帮扶向内生动力提升的过渡。因此，新疆可以通过培育与扶持新兴产业，同时为中小企业、个体经营户等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更多企业入驻，拓宽财政增收渠道，进而提升财政“造血能力”。此外，市场与政府协同配合是增强乡村经济韧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新疆在通过发挥政府在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的引导作用，破除关键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的同时，强化市场机制，激活城乡间要素双向流动的内生发展动力，有助于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文章作为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初步探索，仍然存在以下不足有待于深化研究：其一，文章仅探讨了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趋势及空间溢出效应，未来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空间差异及其差异来源，以期深入分析造成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空间非均衡性的根本原因；其二，囿于新疆乡村经济社会统计数据的不全面，文章仅从经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旅游发展水平、财政自给率、产业集中度5个方面探究它们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未来还可以选取典型研究区域，通过实地调研等方式获取一手乡村社会经济数据，从划分内部与外部因素的角度更细致地分析它们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以期更全面地总结出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驱动机制。其三，乡村经济韧性的上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会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所以文章仅从线性角度探究各因素对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显然是不够的，未来还可以从非线性角度与空间溢出角度探究各因素影响新疆乡村经济韧性的非线性效应与空间效应，以期为提升新疆乡村经济韧性、推动新疆乡村经济结构多元化提供参考依据。

注释：

①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按照国家乡村振兴局在2014年12月24日公布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划分（https://nrra.gov.cn/art/2014/12/23/art_343_981.html）。

②北疆地区包括哈密市、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所辖县市以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高昌区、鄯善县（共41个县市）；南疆地区包括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所辖县市（共42个县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