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对确立地理学身份来说非常重要^[1]。首先，地理学从其本源来看就是一门有关自然的学科^[2]；其次，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联构成了地理学亘古至今的2大主题之一^[3]，而且地理学在如何刻画这种关联上是不断演进发展的。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人类主义、建构主义等思潮对现代哲学主客二元论及其中主体中心地位的挑战和批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西方人文地理学涌现了自然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关系地理学（Relational Geography）、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y）、混合地理学（Hybrid Geographies）、“再物质化”（Re-materializing）、拼装理论（Assemblage Theory）等一系列超越人类走向混合的“后自然”或“后人类”理论主张，它们在不同的方向和刻度上建构人与自然的混合性关系，自然或人类不再被看作外在于彼此的实体，而是相互关联和缠绕所形成的准客体（Quasi-objects）或混合体（Hybrids）。这意味着，以自然解释社会，或以社会解释自然的传统单向度地理解释方式转向到了以“社会自然”（Socio-nature）这一概念同时解释自然和社会变化的混合地理解释方式。

自然的社会建构是以建构主义观点审视自然，以“社会渗透到自然之中，自然亦会被社会所建构”^[4]把握自然与社会交互关系的一个西方后人文地理学理论。它为地理学从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性和混合性上深化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契机，为洞察日益系统深入的经济社会—生态转型提供了新视角，为推动人地和谐、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范式^[4]，为推进地理学与哲学以一种更加系统的方式结合起来提供了新议题，因而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渐成潮流并于2017年被引介到国内。自然的社会建构问题域广阔，据统计，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2001年学术年会（纽约）上共有22篇论文的标题或摘要中出现了“自然的社会建构”这一术语^[1]。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增长迅速，但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与“自然”的多义性和哲学亲缘性，以及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情境的中西差异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本文再考察了“自然”一词，并基于自然的社会建构提出背景、理论主张及相关研究回顾，提出了若干可能的本土化研究方向，冀望于进一步促进学界对自然的社会建构现象的关注和讨论，服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

英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先驱Williams通过对自然这一也许是英语中最复杂词汇的考察，区分出了先后于13世纪、14世纪和17世纪出现的3层自然含义^[5]。

（1）某事物的基本性质与根本特性，即自然是事物之为事物及其发展的内在根据。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这都是自然一词最原始的含义。在道家看来，自然一词，并不是名词，而是状词。也就是说，自然并不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6]。沟口雄三认为，“准确的读法应该是作为形容句式来理解的，就是说‘自而然’，亦即‘本来就是那样’……是物只能如此的本来的存在方式”^[7]。Collingwood对古希腊自然观念史进行考察发现，“自然总是带有被我们认为是英语单词na‐ ture的原始含义。它总是意味着某种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作为其行为之根源的东西”^[8]。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便区分了自然与自然物，认为自然并不是实体，而是存在于自然物之中，构成自然物存在、发展的本原和根据；自然物乃是一个合乎自然的事物，是自然的固化的外在表现形式^[9]。

（2）支配世界或人类的内在固有力量。其从自然的第一层含义演变而来，即“自然”从每个事物的“基本性质”变成单一、抽象和普遍的“基本性质”，如自然力、自然法则、自然规律等。另外，这种“自然”，既具有诸如生物天性、自然本能等本体论含义，也包括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非自然的”（如同性恋长期被用“非自然”进行谴责）等规范性含义^[1]。

（3）外在物质世界本身。其中，认为自然外在于人类社会的被称为外在自然（External Nature）观，认为自然囊括了人，包括人性/内在自然（Human Nature）的属于普遍自然（Universal Nature）观。围绕是把人类类比为自然还是把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抑或超出自然的存在，它所引出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最为广泛^[10]。

综上，自然含义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描述一种性质或过程演变成独立的名词^[5]。现代语言中，“自然”一词总的说来是更经常地在集合的意义上用于自然事物的总和或汇集^[8]，略近于现象世界^[11]，即“nature不再被视为内在的形塑力量，而是一种案例的累积与分类”^[5]。与Williams有所不同的是，Johnston在《人文地理学词典》中认为“某事物的本质”“未被人类活动影响或干扰的地区”“普通意义上的物质世界”构成了自然在现代地理学中的三种主要含义，并认为第三种含义最重要。从后两种分类均涉及实体自然（Physical Nature）来看，地理学倾向于从物质化的角度界定自然，“自然要么是指事物及其所有属性的集合所构成的整个系统，要么是指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的样子所是的事物”^[12]。

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学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一种反思“自然—社会”二分的理论动向和解释社会自然交互关系的概念工具，自然的社会建构孕育于特定的学科语境、时代背景和理论动向。

围绕“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地理学的学科体系是统一的还是分割的”等二元论之争，地理学形成了客体本体论（自然生态）、主体本体论（人类社会）、主客体本体论（人地关系）^[13]。依附后两种本体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人文地理学要么不关注“无人的”自然，要么以一种人类/社会/文化中心视角看待自然，其本质都是二元论的。但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西方人文地理学开始重新关注自然，思考自然在人文地理学中的位置，这既和人与自然二元论日益受到质疑和批判有关，也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自然被广泛列入西方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议程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如二战后兴起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明显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70年代以后勃兴的新自由主义以自然资源产权私有化、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资源攫取和污染排放全球化为特征显著异化了人与自然关系；资本、市场与技术裹挟下频发的生态环境危机酝酿了70年代和90年代西方两次环境保护运动；“人类世”（Anthropocene）新地质年代被提出用来标记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活动对地表环境变化和地球演化方向的主导等。

而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人类主义和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伴随着行动者网络理论、“非表征”理论、新辩证法和新生态学等当前地理学4个“后自然”思想流派对地理学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之间的本体论区分所提出的挑战^[2]，西方批判人文地理学者和环境地理学者看待自然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技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外在自然观被批判，人类或自然作为价值原点的地位被消解，而且自然知识的客观性、唯一性和意识形态性，以及自然实体的自在性受到了质疑。在此背景下，自然开始以社会自然身份被重新引入到人文地理学，并逐渐酝酿出了关注自然的表达及其所指的生物物理世界^[2]的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

其中，①前者与自然的话语建构或自然的象征性生产研究相联系，它将自然理解为一个广义上的文化和历史的概念，认为其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关注谁建构了什么样的自然？赋予自然什么意义？造成了什么样的自然后果^[14]，以及自然思想如何随着人、地方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15]。②后者与自然的物质实践或自然的物质性生产研究相联系，它视自然为“由社会创造的生态系统和生产出来的自然”^[16]，主张关注一定意识形态和社会系统下人类与自然结成的物质性关系，探讨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物质性介入、使用和分配及其社会—生态后果。其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主要关注那些内化于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环节的“生产的自然”（the Produced Nature）^[17]，认为自然或自然的特定部分是以物质化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如在农业领域，人类已能通过生物育种技术对种子的遗传信息进行重新编码，物质性地生产出高产不育种子。这表明农业不仅仅代表了人对自然的征服，而且还象征了自然彻底转化为耕种的土地^[18]以及土地之中的种子和土地之上的作物。

总之，自然的社会建构所力求呈现的是，自然和社会从一开始就是内在相关、彼此渗透的，不是相互对立的范畴。或者说，社会不先于自然，自然也不先于社会，二者是同时生成的。Schmidt也认为，社会内在于自然，自然受到社会的中介，社会也受到自然的中介^[19]。Swyngedouw把社会自然视为由历史和地理生产出来的一种具有社会和物质双重属性的建构物（Socio-physical Constructions）^[20]，号召关注两组辩证概念：一是社会自然的物质生产的辩证，二是社会自然的再现生产的辩证^[21]。前者要说明的是，自然和社会相遇下所生产的东西是部分社会、部分自然的混合体、准客体，没有分开的界限。后者要说明的是，虽然社会自然的物质生产是真的，但这可能是知识生产的再现论述。也就是说，Swyngedouw也质疑建构世界真相的可能性，并试图揭开意识形态的建构^[22]。总之，自然在本质上是社会自然，自然的社会建构是社会自然混杂（Socio-natural hybrids）的过程，“并由此产生在本体论上的新事物”^[23]。

自然的话语建构研究主要通过审视、解构与批驳那些有关自然的观念、知识，以及二元论的自然意识形态，以完成对自然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sation）解释。

（1）自然的话语无法反映真实的自然。Hewitt的《In‐ terpretations of Calamity》认为人类建构了社会，也建构了灾害，强调更加关注灾害的社会环境而非自然环境^[24]。Braverman批驳了将自然仅仅理解为原真自然（Pristine Na‐ ture），将原地保护视为真正的自然保护或优于非原地保护的观点^[25]。针对入侵生物学、恢复生态学等“伊甸园”科学关于“生物入侵是全球濒危物种生存的第二大威胁”的观点，Davis认为从物种的地理起源来看，许多所谓的本地物种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强调与其称非本地物种为入侵物种，不如称它们为因气候变化和栖息地丧失而被迫迁徙的物种（气候追踪物种），主张许多外来物种不仅不会导致生态灾难，而且对于生态系统具有积极或中立影响^[26]。

（2）自然的话语是霸权主义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分形成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性关系，并常服务于一系列中心—边缘关系的建立。如通过将自然与贫瘠、原始、恐怖联系起来，以及自然作为女性通过实验被控制、被分解的新形象，使得掠夺自然资源合法化^[27]，而自然被女性化的同时，女性也被自然化了，即自然和女性是一个隐喻的共同体^[28]。“水危机”作为一种霸权话语为水资源商品化建构了合理性前提^[29]。“原生态”“环境退化”“荒漠”“荒野”等自然话语合法化了那些排斥原住民的自然保护实践，如美国黄石公园就是在野蛮驱逐了许多土著部落后建成的。事实上，美国社会中荒野自然概念（Nature as Wilderness）的输出侵犯了地方社会与自然的多元连接形式和文化价值观，本质上构成了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30]。

（3）自然事实上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既存实体（a Pre-given Reality）^[15]和自在之物（Things-inThemselves）。如有观点认为：①自然本身是文化建构的。正如是城市创造了乡村，而不是农民发明了乡村，Berque强调“自然”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依赖自己的人工产品而不是自然产品的时代被创造出来^[31]。即独特的自然观念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与自然绝不相干。Cronon认为荒野是一种颇为深刻的人类发明，无人居住、未受干扰、风光极致的荒野并非一直如此，而是反映出日渐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中的文化价值^[32]。Tuan指出，我们希望逃向的地方已经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这一迷人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人们经验与历史（或文化）的产物^[33]。②自然本身是语言建构的。Braun认为语言看似按照自然本身的样貌再现了自然，实则自然仅仅通过语言自身的二元对立结构（如“自然—文化”“野生—驯化”“女性—男性”等）获得了语义，而非从其真实世界的所指中“由内而外”自发产生^[34]。语言是创造差异的一种实质手段^[35]，那些被自然区分开来的存在，其概念界定恰恰源于自然本身^[36]。

总之，所有被当作自然的事物，都无法先于它的话语建构而存在^[37]，其隐含的本体论是世界不会脱离人的观察和语言系统而存在。而且，在西方特有的自然与文化二分法之外还存在其他世界认知方式^[38]，如原始采集狩猎者几乎完全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自然概念的文化世界当中，不大可能形成自然与文化这样相对的概念，通常不会将他们所处的环境视为一个等待被赋予意义的外部世界。毕竟，他们本就嵌入在物的自然世界之中，行为和思想都要与物的自然世界相通^[39]。

自然的物质实践研究多涉及对资本/技术—自然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非常关注社会对自然的物质特性或物质的自然属性的商品化利用和改造，重在揭示自然被裹挟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式，即社会—自然关系如何被重构以使之嵌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如Smith提出的“自然的生产”概念，不仅从自然在实体上未脱离人类社会说明二者并不是相互分离的领域，而且通过关注“我们如何生产自然以及由谁来控制这种自然的生产”^[19]，揭示了第一自然一旦内化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会丧失其外在性和客观化，成为一种极大脱离自然进化过程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并构成下一轮资本积累的关键环节和不均衡发展的物质性征兆。Warman揭示出玉米的蔓延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40]。Kloppenburg分析了美国种子公司将玉米种子由自留种改造为高产不育杂交种，切断种子与粮食古老关系的过程^[41]。Goodman识别出了资本将具有自然特性的农业活动转化为工业活动的2种方式：占取主义（Appropriationism）和替代主义（Substitutionism）^[42]。其中，占取主义指工业资本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占取，替代主义指工业原料对农产品的替代^[43]。另外，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看，对作物的物质建构还涉及地理空间移植维度，即移植作物和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往往是并行的，殖民的扩张即作物的扩张。如橡胶、巴西红木、可可等热带美洲植物的地理扩张，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方殖民扩张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扩张往往伴随着迁入地森林的砍伐、本土作物圈的缩小、原住民土地所有权的丧失。墨西哥犹加敦半岛盛产的“赫纳昆”仙人掌便因非常适合制作小麦捆扎绳而被卷进美国中西部小麦的生产环节，这使得当地的印第安人失去了他们的玉米地，沦为赫纳昆叶纤维大种植园的奴隶^[44]。

自然的社会建构源于自然的话语建构和自然的物质实践两股力量，将二者统一起来，一可避免因忽视自然的文化属性和意义而陷入纯粹物质建构主义的陷阱，二可规避因忽视自然的物质性和主体性而落入自然/物质虚无主义的窠臼。否则，自然的社会建构将很难避免“只见社会，不见自然”的弊端，从而与政治生态学曾因“只见政治经济，不见生态”而招致的批评类似。事实上，自然的话语建构与自然的物质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关于自然的观念（Ideas/Concepts of Nature），而自然的观念又被用来支持特定的政治经济议程和对自然物质性（Materialities of Nature）的改造。如驯化再生产了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论和人类例外论，同时这两者也使驯化合法化^[45]。相关研究发现，自然如何被概念化会影响人们的自然旅游体验^[30]，进而又会引导人们的自然旅游活动及与自然相处的方式。玛咖和普洱茶等特色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云南山地乡村的农业扶贫项目，实与“内地—边疆”二元分异的自然话语体系紧密相关^[46]。河涌这一城市自然系统物质形态与功能演变与其社会建构之间存在着持续、流变的相互影响关系^[47]。粮食生产领域中对稻种、种养、土地等农业自然要素的利用与改造策略与消费领域中红米作为发达地区乡村想象载体的建构策略是协同的^[48]。总之，自然的社会建构始于权力对自然知识话语的表达，并在话语引导下开展对自然的一系列社会化实践，又在多元主体的响应中解构与重塑自然的表达，这构成了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话语—实践—反馈”路径^[49]。

作为一个后人文地理学理论，自然的社会建构面临着如何与空间、地方、景观等地理学经典概念的对话和融合锻造问题。这既与地理学将自然作为一种空间形态和被赋予意义的场所或地方^[50]有关，也和人地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表征^[51]有关。自然的社会建构具有空间和地方属性，如以自然为基底的空间生产过程具有明显的自然社会化特征，涉及自然—社会要素的丰富互动与复杂建构^[49]。自然的商品化不仅是一个人类通过物质实践和话语建构影响自然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自然要素影响人类行动网络，并嵌入到乡村重构和地方发展中的过程^[52]。自然资源与人类的互动不仅导致广州河涌形态与功能的演变，而且两者互动所形成的广州特色地方文化，赋予河涌除了自然资源以外的地方意义^[47]。

另外，自然、空间和不平衡发展问题被资本绑在了一起^[19]。如通过自然生态的资本化占用和损害代价外部化，资本主义国家在使“全球化的北方”成为“绿色资本主义”的同时，却使“全球化的南方”陷入生态环境危机^[53]。云南玛咖和土地的商品化造成并加剧了地方精英与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内部的不平等^[54]。新自由主义下水资源的私有化、商品化对穷人的水获取和非人类生命体的水需求产生了排斥性，全球水资源分配格局背后往往是地方水权的丧失^[55]。总之，自然是人地关系实践的重要媒介，是深刻嵌入地方，参与和影响地方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重要要素。完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不外乎三方面：“人对自然的思想认知、认知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作用后的空间结果”^[56]，或“社会如何建构自然、自然被社会建构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被建构后的自然反过来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和形塑”^[57]。

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会把强权加在自然之上，从而扭曲了自然的本来形态^[58]，并引发了关于“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伦理讨论。如动物疫源性疾病被认为与人们对“食药同源”概念的曲解以及野味功效等自然属性的夸大建构有关^[59]；将鳄鱼等野生动物卷入人类社会的自然的社会建构过程是向野生动物施加生命权力的过程^[60]；科学知识及其所隐含的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在野生动物管理实践中具有局限性^[61]。此类研究对控制野生动物消费、改善动物福利、优化野生动物管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但除了动物，植物也是自然的社会建构领域重要一环^[52]。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聚焦植物这一生命有机体被商品化的过程及其地方效应，相对缺乏面向生物技术、农业现代化、生态产业化、农食系统转型、“大食物观”等自然社会化背景，直面植物生命伦理、生物种质资源流失和食品安全等问题的讨论。此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域下，自然既是对象化的自然，也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目前已有研究探索了自然的人化实践和人的自然化实践何以构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的2条路径^[57]，但以“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为概念工具去检视自然的社会建构负面效应的研究尚不足。

研究发现：①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下，“自然”是自然与社会杂糅且不可分割的“社会自然”，自然与社会是互为主客体的交互（Intra-action）关系而非我者与他者的互动关系（Interaction）^[50]。②自然的社会建构中的“自然”主要指外在的物质世界。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和环境变化的影响，“某事物的基本性质”和“支配世界或人类的内在固有力量”两种含义的自然亦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一种物质性的社会建构（a Material Social Construction）^[1]。③自然的社会建构通过自然的话语建构和自然的物质实践2条研究主线去解释自然是否以及如何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前者关注自然的社会文化属性赋予，后者聚焦自然物质性的变化。④在人类社会建构自然的过程中，自然的话语建构和自然的物质实践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被建构后的自然会重新嵌入地方社会中，这可能引发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讨论和地理不平衡发展问题。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本质与核心是在自然保护的前提下，实现自然的商品化^[62]，增值自然资本。自然资源领域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领域，各地推出的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展示出自然并非像在西方社会那样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占取和攫噬的一元线性过程，充满了严重的社会—生态后果，而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的资本—自然关系和新自由主义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治理术。在党的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背景下，锚定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生态保护补偿、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中新型社会自然关系构建的研究值得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面临着为何转型、转向何处、如何转型的命题。城镇化、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同时也是快速、剧烈的社会—生态转型期，内含丰富多元的人与自然关系实践。如转型农食系统有利于乡村振兴，但伴随着农作物商品化而出现的剧烈土地利用转型和农业变迁，特别是大片土地及其原有农业利用形式被迅速转变为（近乎）单一作物生产的“作物潮”（Crop Booms）现象亦值得反思和警惕。总之，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是耦合交织的，自然的社会建构有潜力成为文化地理学关切这一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

社会—生态转型往往涉及环境正义问题。毕竟，自然作为一种机会或风险往往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被分配^[63]。环境正义探究人类与自然之间实施并实现正义的可能性，既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种际正义，也包括不同群体环境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人际正义。作为正义在环境问题上的表征，环境正义既关于环境本身，也涉及设置环境议程与塑造环境变迁的政治经济力量与社会文化因素；“环境正义”话语既表现为环境权利与义务，也隐藏着社会—环境权力关系。因此，环境正义可成为自然的社会建构伦理研究的重要命题。此外，作为空间正义的一种形态、一个重要分支和一条实现路径^[64]，环境正义亦可与自然的社会建构通过讨论地理不平衡发展问题取得对话。

西方人与自然关系是二元论的，无论是排斥人的荒野式自然保护实践，还是资本和市场逻辑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式自然保护实践，都忽视了当地人与自然的生计、制度和意识形态联系在自然保护中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相互依赖和作用。在此背景下，保护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就是保护自然的观点被提出，基于文化的自然保护被呼吁纳入自然保护决策。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一种新视角，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在文化重要性物种（Cultural Keystone Species）的调查识别、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s）评价、生物社会形成物（Biosocial Becomings）研究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CHS）是一种典型的基于文化的自然保护倡议，作为人类与其所处自然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它进一步矫正与破除了自然与文化二分的国际主流遗产保护叙事。但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其生物—社会协同演化过程和机制是怎样的？系统又如何将非人生物、社会和人关联为一个地域性的整体^[65]？这是农业和遗产领域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的重要问题，对科学把握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形成与演变规律，促进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至关重要。

就像树木每年都会增加一层年轮一样，关于自然的社会概念在历史进程中累积了无数层次的意义^[19]，包括植物、作物、动物、环境、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景观、物质等含义，以及边疆、乡村、遗产、少数民族、原生态、健康等隐喻。此外，不同学科对自然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分类体系，这提示我们未来应进一步结合商品化、多重遗产化、旅游化、农业现代化、环境绅士化、生态文明建设等社会化语境探讨自然作为社会自然的形式、过程和效应，以进一步释放自然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张力和解释潜力。

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新视角，自然的社会建构是否只涉及自然与社会/文化二元关系？空间或地方在这样的话题中如何体现^[66]？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通过“非人类的能动性”这一中介建立自然与空间和地方的联系，但问题在于能否基于自然的空间形态特征与物质性，或自然的地方特性等，将自然的社会建构与空间或地方以一种更加系统的方式结合起来，这对地理学基于“人—非人—地方”关系拓展重构人地观^[67]具有重要意义。如“三次自然”构成了地方三大本性来源^[68]的观点实质上说明了自然与地方具有互构性，那基于这种互构性，自然的社会建构与地方建构便是一体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