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加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为促进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提供道路和方向。作为智慧城市新基建、经济发展新形态和财富增长新引擎，数字经济有效拓展了资源要素的范畴和潜能，促进现代服务业生产效率整体提升[1]。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已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应用场景及发展趋向，极大地释放了数字经济的功能价值，推动着旅游产业生产效率趋优向好，在扩内需稳增长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2]。当前，中国旅游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质效提升过程中也日渐暴露出资源依赖偏重、生产成本攀升、创新能力滞后和环境压力增大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同时数字经济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面的效能释放不强，直接或间接抑制了旅游产业内涵式、可持续发展[3]。因此，准确衡量数字经济发展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有效剖析两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对充分激发数字经济要素效能、深化旅游供给侧改革、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
客观审视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学和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焦点议题[4]。国外学者聚焦于数字经济对旅游经营主体[5]、旅游目的地[6]以及旅游经济[7]的影响等层面，明确了数字经济助益于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景区建设以及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内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高质量发展[8]、文旅产业融合[9]、旅游产业绿色发展[10]等领域，证实了数字经济能够夯实旅游发展基础[11]、驱动旅游创新发展[1]、促进旅游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10]。此外，国内外学者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着力于工业[12]、农业[13]以及社会整体产业结构[14]，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的影响[15]，证实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促进作用，为厘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有关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鲜有研究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以单一角度的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较为丰富[16]，主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理论，从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17]和高级化[18]综合测度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水平，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交叉研究较为薄弱。
综上所述，拟作出边际贡献如下：①既有学者仅从“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对旅游产业结构内容构成进行解析，忽视了旅游产业数字化、生态化的客观实际，故本研究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指标体系中合理增加“生态化”维度，以精准反馈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状态。②现阶段鲜有学者剖析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调整优化的作用机理，本研究明确了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调整优化的作用机理，采用门槛效应揭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非线性影响，以更真实反馈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调整优化的作用程度。鉴于此，采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藏）的面板数据，逐次构建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指标体系，从时空二维性角度揭示两者演化特征，并从直接效应、中介效应以及门槛效应厘清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机制。
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传统服务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旅游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支脉，其生产、运营、供给、消费和再生产等环节的优化，倒逼旅游产业效率提升与结构变迁（图 1）。①数字经济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数字经济是推动劳动、资本、技术等优质要素跨界融合的驱动力，有益于旅游发展多要素的耦合协调，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均衡化发展，持续解决旅游产业供需结构矛盾、优化旅游要素结构，加速旅游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发展[3]。②数字经济促进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资源、数字平台能够实现信息价值共享、知识创新升级以及产品组合优化，不断推动旅游产业由低阶向高阶转变，更好满足更高层次的旅游消费体验，进一步驱动旅游产业迈向高级化[19]。③数字经济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为统筹协调好旅游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因此，须用数字技术提供数据分析、以数字治理提高动态防范、借数字平台提升保护效率，整体提升旅游地环境调节能力和生态福祉水平，进而推动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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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机制图 Fig.1 The Mechanism Diagram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
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新型经济业态，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能力和数字技术能力等是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然而，中国区域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技术研发投入差异大等问题，致使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失衡初显，表现出从东到西梯度递减趋势[20]。因此，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分异性，或将导致其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异质性特征，同时也加剧了“数字鸿沟”在旅游产业领域的外显表征。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数字经济能够正向显著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假设1b：数字经济能够正向显著促进不同地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1.2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中介效应基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理论[21]，内驱力与外推力共同作用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数字经济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承担重要地位，闫涛[22]、袁惠爱[23]、赵萱[24]等学者均研究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中介作用（图 1）。①以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主的数字经济具有技术属性，其所表现出的规模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了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提供动力。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能帮助优化创新活动过程、创新资源跨界配置，改变创新过程和模式，以提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促进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25]。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会通过技术溢出和技术关联推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18]。②数字经济为产业价值共创与升级提供可能，产业升级倒逼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快了传统产业迈向中高端转型的步伐，数字服务能力的提升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数字技术能力为推动第三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有利于实现产业升级[26]。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红利”在惠及第三产业经济增长、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催生新的旅游资源配置机制，促进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协同提升，进而有利于推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27]。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假设2b：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产业升级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1.3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门槛效应“梅特卡夫法则”使数字经济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决定了其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28]，同时黄令等[12]学者认为，数字经济作用于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因此旅游产业也不例外。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理论[29]，数据支撑、融合创新、开放共享是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结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30]。然而，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推动了旅游产业设施水平的完善，同时也存在信息化设备投入成本高、产出范围小等问题，多数情况下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中发挥着辅助作用[31]；数字服务能力的提升消除了旅游业的交易性障碍，推动旅游企业加大对服务环节要素的投入，提升了专业化能力，但也存在着缺少完备的质量反馈和监督机制，导致供需双方在信任与交易方面仍存在部分障碍；数字技术能力为旅游产业在信息获取、营销推广等方面建立优势，但数字技术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相关技术并非完全成熟，因此，在甄别游客需求、搭建互联网平台等方面也存在着效率损失、成本增加的阻碍，导致拥挤效应[32]。当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趋于均衡，将出现理想状态下的“零和效应”。
鉴于此，本研究重点分析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①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受科技创新约束。互联网为主的数字经济为科技创新部门提供了更优质的发展平台，有效提高了旅游产业的管理效率与服务质量，降低了旅游产业各部门联动边际成本，提高了旅游产业的交易效率与生产效率[23]；然而，旅游信息安全等方面可能会出现问题，不利于交易信任壁垒的破除[33]。②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受产业升级约束。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各部门主体关联模式的重构与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了各产业部门的运行效率，推动旅游产品和服务向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27]；同时，传统的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过程充满阻力，或将使旅游产业陷入“表面”跟风转型境地，不利于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23]。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数字经济在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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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门槛效应机制图 Fig.2 The Threshold Effect Mechanism Diagram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
为实证探究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直接效应，参考闫涛等[22]思路构建基准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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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其中，tour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指数；dig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Cit为相关的控制变量；α0表示常数项，α1和α2为待估系数，μi和y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同理探究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不同维度的直接效应，构建基准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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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其中，tourmit表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m维度中i地区第t年的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指数。
2.1.2 中介效应模型为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间接影响机制，参考温忠麟等[34]研究方法，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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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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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其中，Mit为中介变量；β与θ为待估系数。式（4）用于检验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式（5）用于分析数字经济和中介变量共同作用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
2.1.3 门槛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threshold effect model）是一种用于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统计模型。参照Hansen[35]的方法，检验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作用于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非线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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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dig为核心解释变量，即数字经济水平；thv为门槛变量，即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C为控制变量；I(∙)是指示函数，满足括号内相应条件时取值为1，否则为0；η0表示常数项，γ表示门槛值，n表示门槛个数，λ和φ表示待估系数。
2.2 指标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基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理论[21]，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主要包含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其中，合理化指旅游产业多部门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平衡，高级化指旅游产业从低级向高端持续发展的过程。结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理论与要求，构建包含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3个维度15个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表 1）。其中，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rat）反映旅游产业各部门的发展协调度、旅游基础设施布局的合理度；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adv）反映旅游产业的发展规模、高弹性部门的发展现状、创新的投入产出能力；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eco）反映旅游产业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保护贡献。所有指标均采用相对指标，指标权重以熵值法测算，最后得分采用TOPSIS法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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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
（1）解释变量
陈晓红等学者提出，数字经济以数据支撑、融合创新和开放共享为主要特征[29]，本研究借鉴付文宇[39]、戴魁早[31]、杨利[40]等学者研究成果，构建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能力和数字技术能力3个维度12项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表 2）。其中，数字基础设施（fou）反映互联网的发展规模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数字服务能力（sev）将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反映数字经济的服务效率；数字技术能力（tec）反映数字经济的技术投入与产出能力。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出，各指标得分采用TOPSIS法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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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Tab.2 Digital Econom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
（2）中介与门槛变量
为探究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路径，引入2个变量作为中介与门槛变量：①科技创新（ti）：专利能体现不同地区开展高端创新的能力，采用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的对数表征[39]。②产业升级（ui）：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推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征[40]。
（3）控制变量
为系统检验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赋能效应，减少遗漏变量产生的估计偏误，加入控制变量如下：①经济发展水平（pgdp）：地区经济发展是影响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元）的对数表征[3]。②外商投资（fin）：旅游经济增长与旅游产业国际化离不开外商投资，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具有重要影响，采用外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表征[31]。③政府支持水平（gov）：旅游产业发展与地方政府规划关系密切，采用政府财政一般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征[41]。④公共交通服务能力（pt）：交通承载力是实现游客区域流动、推动旅游产业跨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铁路交通承载力（铁路客运量/铁路营业里程）与公路交通承载力（客运量/等级公路里程数）之和（单位：万人/公里）表征[31]。⑤人力资本水平（hr）：作为劳动密集型的旅游产业，人力资本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具有重要作用，采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占该地区总人口比重来表征[31]。
2.3 数据来源囿于2011年以前数字经济、旅游景区等数据未全面统计，故选取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港澳台及西藏除外，并依据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法，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数据主要源于2011—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各省区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1—2018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2019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20—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标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专利相关数据来自知嘟嘟专利查询网（https://www.iprdb.com/）。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充，为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对价格型数据已进行平减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入表 3所示，且VIF=2.03 < 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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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3 Vari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
在时序演化上（图 3），中国整体数字经济发展以2019年为分水岭，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各省（区、市）具有不均衡性特征。其中，2011—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从0.339上升到1.207，增长率达到256.3%；2018年与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增幅最大，分别达到38.1%与35.7%；2020年开始受新冠疫情影响，平均逐年下降20.1%，至2021年下降到0.767。分地区来看，2019年之前，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升高，平均增长率为16.6%；中部地区于2017—2019年发展迅猛，平均增长率达43%；西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为21.1%；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年均增长率仅为4%，总体累计发展规模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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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时间变化图 Fig.3 Digital Economy and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Time Change Diagram |
在空间格局上（图 4），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交错递减的分布格局，具有空间集聚特征。2011—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均值在前五的省市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2019年，北京、上海、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超过0.3，成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状态；位于西部地区的甘肃、内蒙古、青海等省区，数字经济发展缓慢，且均低于0.1。分地区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表现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区域特征，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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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布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3)2767号，比例尺1：740万）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
从时序演变特征来看（图 3），中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趋向近似。2011—2019年，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平均水平上升了34.8%，2020—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平均每年下降17.9%。分地区来看，其发展趋势与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相似，但在内部呈现不均衡性的特征，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部”。2019年之前，东部地区波动上升发展，平均增长率为2.6%；中部地区稳步发展，平均增长率为1.5%；西部地区增长幅度变化达，平均增长率为4.2%；东北地区的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水平呈波动式平稳发展，最高仅达到0.599，发展速度缓慢且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从空间演化态势来看（图 5），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呈现由沿海向内陆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2011—2021年，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平均水平在前五的省份为广东、上海、江苏、北京和浙江；2019年，五省市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水平均超过0.4，增长级效应明显；位于西部地区的甘肃、宁夏等省市，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水平均低于0.2。分地区来看，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水平相似，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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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空间分布图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
在进行回归之前，通过豪斯曼检验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结果显示F检验值为32.17，P值为0.0000，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dig对tour的作用系数为0.4804，考虑控制变量情况后，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系数为0.2315，均在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为深刻探究数字经济对不同维度的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作用机制，分别将rat、adv、eco与dig进行基准回归。从结果显示，dig对rat、adv、eco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直接影响按强度排序为“adv>rat>eco”，控制变量中仅gov的正向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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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Tab.4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
为探究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地区分异特征，对中国四大经济区域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四大经济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生显著正向作用，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影响系数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说明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具有区域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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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5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
为明晰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引入中介变量开展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为方便结果对照，将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直接效应在第3列列出，分别加入ti与ui这两种变量后，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ti与ui均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大小为ti>ui，与中介效应检验保持一致，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同时发现分别加入ti与ui后，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系数比基准回归小，即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分别占总效应的32.12%和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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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6 Media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
为探究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利用bootstrap法自抽样300次，以dig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以ti、ui为门槛变量，检验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是否受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约束，门槛特征值结果见表 7。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过程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均发挥单一门槛作用，门槛估计值分别为11.941和0.551，分别通过1%与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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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门槛特征值检验结果 Tab.7 Threshold Eigenvalue Test Results |
在确定门槛存在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分别对ti与ui进行门槛模型系数估计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8。①科技创新的门槛效应。单一门槛效应下，当ti≤11.941时，dig对tour的影响为0.150，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当ti>11.941时，dig对tour的影响系数为0.479，且通过了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同时侧面说明数字经济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有赖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②产业升级的门槛效应。单一门槛效应下，当ui≤ 0.551时，dig对tour的影响为0.572；当ui>0.551时，dig对tour的影响系数为0.387，均通过了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促进作用与产业升级密切相关，当数字经济处于初期迅速发展阶段时，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较大；当数字经济处于中后期发展阶段时，影响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正向显著。因此，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旅游产业逐渐产生规模效应，当跨越科技创新门槛后，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翻番增长。然而，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效应逐渐达到饱和状态，并出现了信息安全、生态破坏等新的问题，当跨越产业升级门槛时，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正向影响效应减弱，证明了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门槛变量的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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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门槛回归结果 Tab.8 Threshold Regression Results |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促进作是否可靠，通过以下方法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9。①剔除部分年份。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促进作用可能受新冠疫情防控的影响，因此剔除时间段2020—2021年进行稳健性检验。②剔除直辖市与自治区。直辖市经济总量与规模较大，自治区与其恰好相反，回归中的极端值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因此在样本中剔除直辖市与自治区进行稳健性检验。③替换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由fou、sev以及tec 3个子维度构成，将其作为新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更具说服力。从结果来看，各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印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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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9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
（1）数字经济的内生性检验。为进一步佐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减少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问题，识别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影响的净效应，借鉴黄群慧等[42]研究步骤，选取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①，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信息网络，而互联网则是信息网络的代表，过去电信基础设施可能会影响到后续阶段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满足相关性；另一方面，固定电话等传统电信工具对现代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较小，满足排他性。需要说明的是，该工具变量为截面数据，不可直接用于本研究的面板数据，参考Nunn等[43]的做法，构造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和上一年全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交互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pho）进行2SLS回归。
（2）产业升级的内生性检验。鉴于不同地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存在自选择问题，即“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提升是否会自动提升产业升级水平”，这种逆向因果关系的存在或将高估中介效应的作用程度，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通常而言，相对固定的人口、地理或历史等变量能较好满足外生性条件，因此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为产业升级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具象表征和评判尺度，反馈出产业结构伴随经济发展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递进演化的动态过程，满足相关性；另一方面，依据苏丹妮等[44]学者的研究经验，过去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现代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较小，满足排他性。本文通过构造1984年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上一年全国GDP的交互项（upg）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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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10 Endogenous Test Results |
DWH检验结果表明基准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有较好的解释能力；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同时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两个内生性检验的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分别为38.946和33.835，大于Stock-Yogo检验的临界值16.38。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后，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估计系数值依然显著为正，并且大于基准回归系数0.232，进一步佐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合理性；中介变量产业升级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估计系数值显著为正，在兼顾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产业升级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本研究着重分析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机制和门槛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时序演变上呈先升后降态势，2011—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迅猛，2020—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呈逐年下降趋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状态，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沿海向内陆交错递减的分布格局。②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数字经济发展近似，在时序上呈先升后降趋势；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水平在空间上呈沿海向内陆递减的分异特征，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③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作用大小依次为“高级化>合理化>生态化”，并存在地区异质性特征，影响强度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且分别存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单一门槛效应。
4.2 讨论结合对数字经济发展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机制分析，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①加强数字经济在旅游产业政策倾斜，营造数字化旅游发展新模式。基准回归显示政策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正向效应并不显著，未来可推进“数字经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增加旅游数字化发展专项政策和财政扶持，提升中西部欠发展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完善数字经济助推旅游产业要素流动与跨区域合作机制，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②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提升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效率。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未来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数字经济优势资源，扩大数字技术在旅游产业的应用范围，将资源适当向西部地区进行倾斜；中部地区持续稳步推进数字化旅游建设，加速释放数字化潜能，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寻求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西部地区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推进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发展协同提升，加快打造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东北地区拓展旅游数字化应用场景，打造旅游科技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场景，以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旅游产业包容性、高质量、可持续增长。③持续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加快与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重视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非线性影响规律，削弱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门槛效应，促使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但同时注意科技创新在部分门槛值区间中，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应进行适时调整与优化。
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双重背景下，探析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影响是响应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议题。在理论上，客观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时空演化特征，试图揭示出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非线性特征；在实践上，激发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正向作用，推进数字时代下旅游产业“质的有效提升”中实现高质量发展[45]，同时响应了刘英基[3]、杨勇[4]等学者将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动能的倡导，为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协同集聚研究提供参考[46]。诚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①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持久的演化过程，需顾及主客观因素的协同作用，本研究考虑到控制变量列举有限，难以完全覆盖实际发展中的全部要素，后续应加入更多深层次彰显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影响的内外部指标。②囿于数据资源获取的限制，聚焦2011—2021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结构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作用机制，未来将尝试面向流域、市域、县域等空间尺度，更加精准揭示二者的交互关系和互馈机制。③数字经济是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长效机制，探索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机理，仍有待于后续学习、思考、验证。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源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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