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心理学的概念，情结一词最早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是涵盖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并产生于个体与往昔认知记忆乃至有机界进化过程相联结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1]。因此，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家乡情结”也便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所自然生成的一套心理定势、行为准则和精神信仰的集成^[2]。家乡情结根植于人们的故土依恋，建构于传统社会关系的连接，形成于长期活动的积累，实质上是个体对故乡这片地方以及地方上的人与物的认知、情感等依恋心理。正如费孝通所言：世代生活在乡土之中的农民，将乡土作为其生长的基本，同时将乡情作为其与乡村之间联结的纽带，由此孕育了家乡情结^[3]。尽管城镇化进程使得农村中“人地分离”的现象愈发普遍，但古老文化使得人们对故土仍怀有本能的思念与向往。家乡情结所构筑起来的人与地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寄托了人们对家乡的依恋，使家乡传承产生了无限可能，还孕育了人们对家乡的回馈意愿，为家乡发展提供了潜在支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特别强调“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能否组织动员各类人才参与乡村建设，直接关乎乡村振兴的实施成效^[4]。然而，当前乡村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人口外流现象，使得乡村振兴面临着巨大压力。农村大学生作为生长于乡村、发展于城市的优质人才，“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是其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一方面，故乡养育了他们的体格和心性，凝结了其童年回忆、乡土认知和亲情观念，使之永远无法割舍^[5]；另一方面，城镇生活中脱离了家人的庇护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6]，使得他们的家乡情结极其容易被唤醒。有研究将家乡情结视为家乡认同感、家乡安全感和家乡思念感的三维结构，发现总体上大学生的家乡情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相较于城市大学生，农村大学生的家乡思念感更加强烈；相较于现居地与家乡的关系为本省异市、异省异市的大学生，本省本市大学生的家乡安全感更加强烈^[7]。

西方较早便发现了家乡情结对回馈家乡的积极效应^{[8, 9]}，这主要是基于个体经历^[10]、家庭移民史^[11]以及宗教文化^[12]等背景下的探讨。相较于西方，我国研究呈现出不同特点：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城镇化兴起所带来的“人地分离”等社会问题，推动了我国家乡情结与回馈家乡间关系的研究^[13]；另一方面，我国奉行“熟人社会”的法则^[3]，家乡情结与回馈家乡间关系的研究也更多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更强调“人情社会”对回馈家乡的塑造。围绕家乡情结与回馈家乡间关系，我国研究广泛探讨了家乡情结对家乡地区的经济发展^[14]、环境保护^[15]以及公司创新^[16]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二者间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然而，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基本不涉及农村大学生，研究场景也多为宏观层面的城市而非微观层面的村庄，忽视了农村乡土社会的底层角色。与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相比，农村大学生群体有其独特的特征：一方面，农村大学生的成长历程嵌入于乡村人情社会之中，其家乡情结的塑造与回馈家乡意愿深受社会网络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农村大学生的资源禀赋具有天然的劣势，其家乡情结对回馈家乡的具体影响受其未来预期效用的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予了农村大学生对家乡发展的期望，这个过程中家乡情结将扮演重要角色。家乡情结可能会通过影响农村大学生的发展预期增强其回馈家乡的现实可能性^[17]，然而，这种积极效应也可能受到限制：一方面，乡村奉行熟人社会的文化法则，长期外出求学的农村大学生可能很难再次融入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18]。另一方面，亲朋好友希望农村大学生借助上大学实现“跳农门”，这种“亲情压力”将与其家乡情结产生冲突^[19]。

综上，有关二者的关系不仅未能得到理论层面的系统梳理，而且缺乏经验层面的证据支持，难以明晰农村大学生家乡情结对回馈家乡意愿的复杂作用过程。因此，本文以地方依恋理论为研究视角，将家乡情结视为地方依恋在家乡情境下的具象表现，并分解为家乡认同与家乡依赖，构建了家乡情结影响回馈家乡意愿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家乡认同与家乡依赖对回馈家乡意愿的独立效应与互动效应，并基于来自30个省级行政区1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461个区县共计727个农村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为研究假设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发展地方依恋理论，通过将地方依恋带入到家乡情境扩展该理论的应用范围，深化对家乡情结衍生效应的理论认知，还将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为以人才振兴为抓手，促进农村大学生回流故土反哺乡村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地方依恋理论

作为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对地方感及人地关系的探讨中衍生出有关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研究。其起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Fried的研究，基于强迫再安置居民的心理调查，他描述了迁移居民对地方的强烈情感^[20]，而后Tuan进一步提出了“恋地情结”的概念^[21]。1983年Shumaker等人开始对地方依恋进行定义，认为地方依恋就是人们与其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结^[22]。后续的发展过程中Williams的定义得到了广泛接受，即地方依恋是人与地方之间基于感情（情绪、感觉）、认知（思想、知识、信仰）和实践（行为、行动）的一种联系^[23]。而Jorgensen则从态度理论出发，为地方依恋由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要素构成的观点进一步提供了支持^[24]。具体而言，地方依恋以个体对地方的记忆与想象等心理认知为基础得以形成，其本质便是人与地方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结，并会表现出特定的行为特征^[25]。围绕着地方依恋这个核心概念，相关理论不断衍生与发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便是Scannell的三维框架理论。他将地方依恋视为涵盖人、心理过程、地方三个维度的框架，其中，人指个体或群体层面的地方依恋；心理过程指人处于地方依恋时所经历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过程；地方指地方的地理尺度以及社会与物理等特征^[26]。

地方依恋具有多维属性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虽然具体维度划分仍然存在分歧，但Williams所提出的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与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二分法成为了相关研究的基础^[27]，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应用^[28]。由于地方依恋不仅包含了经济关系，还包含了社会关系^[29]，诸多学者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常将地方依恋划分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30-32]。其中，地方认同是人对地方情感层面的依恋，强调地区所具备的虚拟功能以及其对个人认同构建的社会意义；地方依赖是人对地方功能层面的依恋，强调地区本身所具备的实体功能以及其对人行为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不仅在定义上清晰明确，便于逻辑推理，而且在操作上简单易行，便于概念测量。起初学界认为二者是相互平行、分别独立的关系，然而后续有学者指出二者之间逻辑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主要观点便是认为地方依赖能促进地方认同^{[33, 34]}。这是因为相较于地方依赖，地方认同作为个体对地方自我认同感的表达，其形成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个体很可能先形成地方依赖，而后随着地方依赖的加深而形成地方认同。地方依恋作为人与特定地方之间的特殊联结，会培养出个体对特定地方的归属感，从而影响个体有关地方的行为意愿与活动，这集中体现于亲环境行为^[35]与亲社会行为^[36]。

综上，地方依恋理论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却仍然存在以下薄弱环节：一方面，虽然地方依恋存在多元化的空间尺度，且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存在着差异，但在具体应用情境中，旅游地往往成为关注的重点，而更能反映个体与地方之间情感纽带的家乡则鲜有研究涉及，这严重限制了研究范围的扩展；另一方面，虽然地方依恋对个体有关地方行为的影响已经在不同情境与主题中被广泛探讨，然而，在实证研究中，往往仅注意到地方依恋简单的单维影响，而地方依恋多维属性的特征决定了影响过程的复杂互动，这导致了对理论的浅层次理解。因此，本文拟将地方依恋理论应用于家乡情结，探讨农村大学生的回馈家乡意愿形成的过程中家乡情结所起的作用。

2.2 假设提出

本文以地方依恋理论为研究视角，将抽象的地方依恋代入到家乡情境，具象为家乡情结这一更加本土化的话语。家乡情结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根据地方依恋的二分法，可将家乡情结划分为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据此，以农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构建家乡情结影响回馈家乡意愿的理论框架（见图 1）。

个体地方依赖产生的基础是，地方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生活所需的资源以及这些可获取的资源相比于其他地方具有优势^[37]。因此，所谓家乡依赖，实质上指农村大学生对家乡中各类关乎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的功能性依赖，这些资源主要存在于家乡的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内容，进而衍生了其回馈家乡意愿。具体而言：一方面，家乡物理环境是农村大学生成长的区域，存在具体与切实的地理内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物理环境中以土地核心的资源禀赋正是抚育农村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物质保障。随着惠农政策与数字技术的下乡浪潮，这些资源将焕发出新的活力，如脱贫攻坚下老旧房屋的居住改善^[38]与网络营销下农业产品的增值潜力^[39]。这将对那些资源依赖较高的农村大学生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为了更方便地获取这些资源禀赋所蕴含的潜在经济价值，他们极有可能借助于回馈家乡的方式。另一方面，家乡社会环境是农村大学生成长的社会，具有模糊与虚化的人文内涵。在乡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农村大学生的周围萦绕着“亲缘”与“地缘”，由此构建出以自身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40]，积累出可以帮助其获取内部信息与外部资源的社会资本^[41]。那些对其依赖较高的农村大学生考虑到社会关系网络的未来收益，会采取行动予以维持、巩固与强化，而回馈家乡正是具体行动的抽象体现。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₁：农村大学生的家乡依赖正向影响其回馈家乡意愿。

作为自我认同的重要构成，当个体将自我与地方相连接，在自我定义中汇合、融入自身有关地方的记忆、思维、价值、爱好、分类等认知时，地方认同便从物理环境中衍生而出，正是这种地方的象征性或代表性意义构成了自我认同^[42]。因此，所谓家乡认同，实质上指农村大学生对家乡这个符号所蕴含的丰富意义的情感性依恋，这些意义形成于长期以来人与地方之间的交互联结，成为建构自我认同的关键要素^[43]，进而深刻塑造了其回馈家乡意愿。具体而言：一方面，家乡反映了人们的身份认同感^[41]，身份认同经济学认为，个体效用函数不仅包含了个体收益，还包含了其予以身份认同的群体收益。那些家乡认同较高的农村大学生在自身强烈情感驱使下更可能萌发出回报家乡、建设家乡的动机。这已经得到来自于官场与市场的诸多经验证据支持，涵盖了政府官员^[14]与企业高管^[44]。另一方面，家乡成员对于农村大学生回馈家乡有着较高的社会期待，作为农村大学生呈现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中最接近于“己”的一环^[3]，这种社会期待会从情感上改变农村大学生的未来预期，形塑他们的行动逻辑^[45]。尤其是对于那些家乡认同较高的农村大学生而言，他们会更容易受到这种基础性规范的影响，从而顺应期待、回馈家乡。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₂：农村大学生的家乡认同正向影响其回馈家乡意愿。

根据地方依恋理论，个体的家乡情结会使其产生保护或改善该家乡的行为意向，以维护家乡发展起来的内群体的利益^[46]。而作为家乡情结的构成，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并非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这意味着在其对回馈家乡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可能具备着一种交互效应，即家乡依赖成为其家乡认同影响回馈家乡意愿的权变因素。具体而言：家乡认同作为农村大学生对家乡的情感性依恋，这种深厚的情感联结使得农村大学生在主动驱使与被动规范的同时加持下更可能产生回馈家乡意愿。但农村大学生也是“经济人”，资源禀赋也是影响其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体现在农村大学生的家乡依赖中，家乡中的资源禀赋作为农村大学生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倚仗，会直接影响家乡认同的积极效应能否充分释放。如果农村大学生的家乡依赖较低，意味着家乡资源禀赋对农村大学生的价值有限，那么农村大学生回馈家乡的潜在收益就无法得到保证，情感与现实的冲突会抑制家乡认同对回馈家乡意愿产生的积极效应。以土地这个农村大学生在家乡中最重要的资源禀赋为例，如果农村大学生失去土地资源，其将失去立足家乡的根基^[47]，很难再从回馈家乡的行动中获取经济收益，这意味着农村大学生的家乡依赖的降低。那么，即使农村大学生还可以凭借着其家乡认同所塑造的行为逻辑回馈家乡，在现实发展需求与理想情感依恋的冲突情境下，这种家乡认同所形成的积极效应也势必会受到抑制。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₃：农村大学生的家乡依赖正向调节了其家乡认同对回馈家乡意愿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农村大学生，即生源地为农村，但在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48]。主要采用便利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寻找受访者，并通过自填问卷法收集资料，线上线下问卷联动发放。调研团队在四川省与重庆市的多所高校内进行周期性的目标搜寻与问题采访，而后利用初期调查者的社会网络进行广泛扩散，以求将更多地区更多人群覆盖进来。调查过程中要求调查对象独立作答以保障不受外部因素干扰，并使用“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填写以简化数据整理。在2021年12月—2022年5月共收回完整问卷771份，通过数据清理，剔除作答时间过短以及前后回答存在矛盾的样本，最后获得有效问卷共727份，有效率为94.29%。受访者来源遍布全国各地，涵盖了我国大陆的30个省级行政区（除宁夏回族自治区）1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461个区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本文所采用为非概率抽样的方式，但本文的目的并非是推断总体情形，而是为了检验理论与解释关系，此时严格的随机抽样并非是必需的，即降低了对高代表性与高概括性样本的要求^[49]。

3.2 变量选择 3.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回馈家乡意愿。由于回馈家乡研究的缺乏，无从获取成熟的量表。因此，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结合专家咨询与情境考量的结果，设计了该量表。农村大学生的回馈家乡是一个抽象概念，根据其对回馈家乡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可以将其划分为人力、物力、智力这三个维度，并分别设计各维度下的相应具体题项。其中每个维度分别包含4个测量题项，这3个分量表共计12个题项，构成一个总量表（见表 1），具备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值=0.9651）与效度（KMO值=0.9652）。为从这些题项中抽取出所隐含的共同构念，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法，选择最大方差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旋转，以特征根大于1为标准，提取出了1个公共因子，以衡量回馈家乡意愿，该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高达72.36%，因子载荷都达到了0.8以上，效果较好。此外，为对各维度的回馈家乡意愿进行分析，对每个分量表也进行因子分析，分别提取出了1个公共因子，以衡量人力回馈意愿、物力回馈意愿、智力回馈意愿。

3.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参考地方依恋理论相关研究所构建的成熟量表，并根据本文研究情境进行相应的修改，构建了两个量表分别对其展开测量。二者皆具有5个测量题项（见表 1），各量表的信度与效度都较高，一方面，Cronbach's Alpha值分别达到了0.9099与0.9188，一致性较高；另一方面，KMO值分别达到0.8951与0.8878，可靠性较好。采用相同的因子分析思路，分别提取出了1个公共因子，以衡量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两个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73.88%与75.74%，因子载荷都达到了0.8以上，效果较好。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围绕可能影响农村大学生回馈家乡的因素进行设计，主要包含三个维度，具体而言：第一，个人维度，主要包含农村大学生个人的性别、年龄、学历、户口、党员等信息。第二，家庭维度，主要包含农村大学生家庭的村干部数、党员数、收入结构、承包地面积以及宅基地面积等信息。第三，家乡维度，主要包含农村大学生家乡的区位条件、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禀赋等信息。详细说明见 表 2。

3.3 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以推断农村大学生的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对其回馈家乡意愿的影响。

(1)

式（1）中，Feedback_i是被解释变量回馈家乡意愿，Attach_i与Identity_i分别是核心解释变量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其系数α₁与α₂就分别衡量了具体效应。Z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对影响估计结果的混杂因素进行控制，u_c为家乡固定效应，对农村大学生家乡所在城市不随时间而变的地区特性进行控制，ε_i为随机误差项。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调节效应检验模型，以对农村大学生家乡依赖在其家乡认同与回馈家乡意愿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判断。

(2)

式（2）中，交互项Attach_i×Identity_i的系数φ₁就代表了家乡依赖的调节效应。由于Attach_i与Identity_i都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因此，其在俩式中的系数α₁与φ₂、α₂与φ₃皆可比。

4 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选择Stata16.0进行实证分析。应用模型（1）得到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为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敏感性，本文应用逐步回归法，在各列中依次加入个人维度、家庭维度、家乡维度的控制变量以及家乡固定效应，以进行估计结果的对比。结果显示，各列中，随着混杂因素的逐渐纳入，一方面，家乡依赖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始终不显著；而家乡认同的系数则除第（1）列外，其余列至少在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并未因为混杂因素的控制而出现较大的波动。

核心第（5）列中，家乡依赖对回馈家乡意愿并无显著影响，H₁不成立。虽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的社会经济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但是城乡之间在就业机会、公共服务以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的差距仍然明显。因此，如果仅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去考虑，农村大学生在城镇中谋取生计不仅会获得更加稳定的收益预期，而且会遇到更加丰富的发展机遇。然而，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加速推进，乡村的非农就业机会逐渐增多^[56]，这可能使得农村大学生家乡依赖对回馈家乡意愿积极效应在未来得以充分释放。家乡认同对回馈家乡意愿的效应为0.162，H2成立。随着农村大学生家乡认同的提升，理性选择的影响被逐步弱化，家乡的情感性依恋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大学生的未来发展抉择上使其更加倾向于家乡^[17]。此外，农村大学生更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使其对家乡成员社会期待的回应也会更加积极，更容易产生家乡偏袒^[44]，从而做出有利于家乡发展的选择。

4.2 异质性检验

回馈家乡意愿是一个多维概念，本文将其划分为人力回馈、物力回馈、智力回馈三个维度，以表示农村大学生能为家乡发展所做的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贡献。那么，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对这三个维度的回馈家乡意愿的具体影响如何呢？是否与总体层面的回馈家乡意愿相一致呢？本文拟对此进行检验（见表 4）。结果显示，与基准估计结果相似，一方面，家乡依赖对各维度的回馈家乡意愿都不存在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家乡认同对物力回馈意愿与智力回馈意愿都存在显著促进效应，而对人力回馈意愿的促进效应则并不显著。

这意味着各维度回馈家乡意愿的不同特征，塑造了家乡认同在农村大学生各维度回馈家乡意愿中所发挥的异质性作用。根据这三类回馈家乡意愿的特征，可知就回馈成本而言，呈现出“人力>物力>智力”的系统性差异。相比于智力回馈的建言献策，物力回馈需要农村大学生做出实质性的利益割让，而人力回馈则更甚，需其放弃在城镇的发展机会与优渥待遇而投身于乡村发展。家乡认同是个体构筑自我认同、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要素，并天然地附有“轻利益得失、重心灵慰藉”的属性。这在高管为家乡利益而牺牲公司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行为中表现地淋漓尽致^[57]。然而，一方面，农村大学生毕竟不等同于业已功成名就的高管，其承受着亲朋好友的成就期待，背负着家庭生计改善与阶层提升的包袱，感知着更多的刺激与焦虑^[58]，因此，仅凭借家乡认同便驱使其放弃发展机会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物力与智力回馈的差异性成本导致了与之对应的积极效应，农村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资源劣势使其无法果断地选择牺牲物质利益而回馈家乡，而良好的知识素质则为其智力回馈提供了合适且可行的选择。因此，对于那些家乡认同较高的农村大学生而言，智力回馈理所当然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物力回馈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接受，但家乡人力回馈却略显不切实际。

4.3 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应用模型（2）得到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5），不仅包含了总体的回馈家乡意愿，还包含了细分的人力回馈意愿、物力回馈意愿、智力回馈意愿。一方面，在总维度层面的第（1）列中，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的交互项系数在10% 的水平上显著，家乡依赖的调节效应为0.0632；另一方面，在分维度层面的第（2）—（3）列中，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的交互项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家乡依赖的调节效应分别为0.0746、0.0778，而第（4）列中该交互项则不显著。综合而言，在农村大学生家乡认同影响回馈家乡意愿的过程中，家乡依赖确实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即强化了家乡认同本有的正向影响，H3成立。

根据第（1）列的估计结果绘制图 2，可以直观地看到，在考虑家乡依赖的调节效应后，农村大学生家乡认同对回馈家乡意愿的边际效应并非始终为显著为正，约在家乡依赖大于-1后才显著为正。这说明家乡认同对回馈家乡意愿所表现出的正向影响存在边界条件或权变因素，其具体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乡依赖。当家乡依赖较低时，家乡认同的边际效应为0，而随着家乡依赖的提高，家乡认同的边际效应逐渐增长，效应逐渐凸显。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作为构成地方依恋的主客观维度，前者体现客观上的功能性依恋，后者体现主观上的情感性依恋^[59]，二者并非割裂的，而是相互紧密联系^[60]，主观理想期待发挥作用的过程往往会受到客观现实需求的约束。行为经济学认为，个体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会用预期理论揭示的过程来评价效用^[61]，而农村大学生回馈家乡意愿的产生过程正是呈现出有限理性的选择模式^[17]，这主要体现于乡土情感之中经济理性的有机嵌入^[62]。因此，家乡依赖作为农村大学生对家乡的功能性依恋充当了权变因素，使得对回馈家乡的预期效用产生差异。家乡认同虽会促进农村大学生产生回馈家乡意愿，但是家乡依赖充当了“催化剂”的角色，可以强化家乡认同对回馈家乡意愿的积极效应。例如，对于家乡认同相同的大学生来说，更高的家乡依赖意味着家乡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资源对其而言更具有价值，这会使其对回馈家乡的预期效用评价更高，进而导致家乡认同对回馈家乡意愿的积极效应得以充分释放。

分维度层面，农村大学生家乡依赖的调节效应呈现出物力回馈高于人力回馈而智力回馈无显著效应的面貌，而智力回馈则不显著。这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第一，物力回馈与人力回馈需要农村大学生付出的成本较高，仅凭借家乡认同的单方面情感性依恋不足以使得农村大学生产生强烈的回馈意愿，这凸显了家乡依赖这种功能性依恋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家乡依赖对家乡认同促进回馈家乡意愿的“催化剂效应”能够充分释放，以预期效用强化家乡认同促进回馈家乡意愿的效应。第二，人力回馈需要农村大学生付出的成本远高于物力回馈，这使得人力回馈对农村大学生的预期效用有所降低，功能性依赖的“催化剂效应”随之减弱。因此，家乡依赖会对家乡认同促进物力回馈意愿与人力回馈意愿的过程产生异质性效应，即对那些预期效用较高的回馈方式（物力回馈）产生更强的调节效应。第三，家乡智力回馈需要农村大学生付出的成本最小，且恰好发挥了其在高校教育中所学的专业知识，因此，家乡认同对家乡智力回馈的积极效应并不太依赖于其他条件，这对于家乡依赖这种功能性依恋更是如此。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地方依恋理论为研究视角，将抽象的地方依恋代入到家乡情境，具象为家乡情结，并将其解构为家乡认同与家乡依赖，以农村大学生为例，构建了家乡情结影响回馈家乡意愿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家乡认同与家乡依赖对回馈家乡意愿的复杂影响过程，并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作为农村学生对家乡的功能性依恋，家乡依赖对回馈家乡意愿并不产生影响，这种结果也存在于各维度的回馈家乡意愿之中；第二，作为农村大学生对家乡的情感性依恋，家乡认同对回馈家乡意愿具有积极影响，但主要体现于物力回馈意愿与家乡智力回馈意愿维度上，且前者的积极效应小于后者，而对人力回馈意愿则没有影响；第三，作为农村大学生家乡情结的维度解构，家乡依赖对家乡认同的积极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主要体现于人力回馈意愿与物力回馈意愿维度上，且前者的调节效应小于后者，而对家乡智力回馈意愿则不具备调节效应。以上结论表明：一方面，相较于家乡依赖，家乡认同对于农村大学生的回馈家乡意愿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情感性依恋比功能性依恋更加稳定持久，是构成个体地方依恋的深层内核；另一方面，农村大学生的回馈家乡意愿由家乡依赖与家乡认同共同塑造，这主要是因为个体决策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在主观现实需求与客观理想期待之间取得平衡。

本文主要有以下理论贡献：第一，将地方依恋代入到家乡情境具象为家乡情结，扩展了地方依恋理论的应用范围。既有地方依恋研究多关注于旅游地^{[63, 64]}，少数研究注意到了家乡^{[59, 65]}，但仍然忽视了对家乡情结的系统考察。家乡情结作为我国的本土化话语，与地方依恋有着天然的内涵契合性。本文以农村大学生为例，将地方依恋代入到家乡情境，并延用地方依恋的二分法对家乡情结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在促进西方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理论的解释广度。第二，探索了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之间的互动过程，发展了地方依恋理论的逻辑关系。既有地方依恋研究多聚焦于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的独立效应^{[66, 67]}，少数研究认识到了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的影响^{[33, 34]}。然而，既然共同作为地方依恋的构成维度，那么两者之间很可能之间存在着同频共振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从理论上澄清了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积极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并给出了经验证据支持，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第三，构建了家乡情结影响回馈家乡意愿的理论框架，增进了对回馈家乡过程的理论认知。既有关于回馈家乡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经济学中的政府官员^[14]与企业高管^[44]，且往往采用个体的籍贯信息来反映“家乡认同”，而以农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调查研究则几乎没有。本文通过对农村大学生的量表调查，为回馈家乡提供了来自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丰富了对个体回馈家乡过程的心理层面理解。

本文为地方吸引人才回流进而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政策启示：第一，推动乡村资源开发利用与优势产业发展，为农村大学生回馈家乡提供物质基础。农村大学生作为初出校园的青年仍然需要安家立业，其能否回馈家乡还有赖于乡村所蕴含的发展机会与增长潜力。因此，地方需要围绕本地的自然、文化、生态、历史等特色资源，出台相关产业扶持政策，为农村大学生提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平台。同时，许多自然村落、文物古迹、传统建筑等具有怀旧情感^[68]，这些乡村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够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而且能够强化农村大学生对家乡的情感，提高其家乡认同感。第二，发展乡村社会网络关系与资源反哺风气，为农村大学生回馈家乡提供文化支持。农村大学生对家园故土有着深切的心理眷恋，与家乡亲族也维持着基于血缘的情感纽带。因此，地方需要大力弘扬“乡愁文化”，借助于农村大学生与乡村的固有连接，通过关系纽带与社会期待激发农村大学生的身份认同感，形塑其回馈家乡的道德使命。第三，保护农村大学生乡村中的资源与权益，为农村大学生回馈家乡提供利益纽带。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高中毕业生通过高考升入大学，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现实发展需求与理想情感依恋的冲突，虽然家乡认同感塑造了其回馈家乡，但这仍然有赖于其与家乡的资源连接。因此，地方需要妥善处理好农村大学生的在乡权益与福利，维护好农村大学生的土地、宅基地等切身利益，保留其留恋故土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