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作为现代社会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素，其起源与发展可追溯至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矛盾^[1]。乡村公共服务由公共服务发展而来，旨在服务于乡村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改善乡村民生、保障社会公平与稳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2, 3]}。随着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改变以及社会矛盾的转变，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表现出的“城强、乡衰、村弱”现象，导致城乡公共服务供需失衡^{[4, 5]}。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城乡统筹”“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减弱了城市对乡村地区的单向拉力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乡公共服务供需失衡的问题，为公共服务均衡发展提供新机遇。近年来，城乡要素由单向流动转向双向流动，公共服务的作用机制愈发显著^[6-8]。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的战略目标，并指明“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战略方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新要求，旨在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相关政策文件都指明乡村公共服务布局不仅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内容^[9-11]。因此，乡村作为现代化建设最艰巨的地理空间，消除乡村公共服务短缺区，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4, 12]}。

公共服务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切入点，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优化空间布局、完善服务体系显得尤为迫切^{[13, 14]}。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学术界对于公共服务的研究视角逐渐由“城市”向“城乡和乡村”转变，涵盖了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规划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针对现有问题^[15]、供给模式^{[16, 17]}、供需关系^{[18, 19]}、社会效应^{[20, 21]}、治理对策^[22]等方面展开论述。其中，地理学从空间系统和人地互动视角为公共服务研究提供了独特思维和分析工具。随着学科融合的不断深入、技术革新以及信息资源整合，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从单一的空间布局公平到资源配置公平，再到社会公平的多维度动态协同过程^{[16, 18]}。在政府政策引导和社会参与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的优化促进了乡村地区空间与社会的重构，有力支撑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内涵。

因此，本文按理论基础—研究维度—关键环节—实践探索的逻辑主线系统构建乡村公共服务布局与统筹政策的研究框架。通过理论回顾揭示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的本质和规律，为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提供学理支撑。梳理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研究的维度以审视其空间物理特征、供需动态变化和社会发展脉络。聚焦制定统筹乡村公共服务布局政策的关键环节，归纳目前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研究中可达性、均等化、短缺区、优化模拟等方面的观点与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量化分析工具和决策支持方案。最后对当前国家和乡村居民关注的乡村公共服务关键领域实践进行总结，探讨教育、医疗、文化服务的空间布局特征与演化模式，为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教训和创新思路。本文旨在构建从理论深挖到实践落地的完整研究链条，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巧妙搭建桥梁，形成多维度、多环节、多模式的研究内容，为乡村公共服务布局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参考。

区位论作为公共服务布局的基石，其理论体系的演化与创新为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20—30年代，冯·杜能（Johann Hein‐ rich von Thünen）《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出版标志着区位论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发展的基础^[23]。该阶段主要关注农村作为农产品的供给地，忽略了聚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空间布局中的作用，缺乏对“人”的关注^[24]。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活动的行为因素逐渐受到重视，1933年沃尔特·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出版，成为研究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空间分布的里程碑成果，其中心地理论为重构乡村、小城镇与高等级服务中心之间的关联模式提供理论启示。在此基础上，1968年麦克尔·忒兹（Michael Teitz）提出的公共设施区位理论，深入探讨了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布局策略，尤其关注服务对象的利益，指出效率和公平是公共服务布局的关键要素，强调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一重要目标^[25]。该理论不仅开创了地理学在公共服务研究的新领域，还为乡村公共服务区位选择及优化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26]。随后，学者们基于更广泛的区位因素，构建一系列区位模型，深化了公共设施区位理论，为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提供了方法借鉴^{[27, 28]}。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推动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提出的“流空间”理论，突破传统区位论中的“场所均衡”限制，建立了超越等级和地理临近的联系，这种转变使得公共服务布局更加灵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理中心，为区位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29, 30]}。

理论体系的演变与创新反映了人类社会对区位理解从最初的空间维度到更加关注个体和群体需求的主体维度，再到强调社会网络互动的社会维度的深化和扩展。同时，也表明了价值导向从单纯追求效率和经济利益，转向更加重视个体公平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考量。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作为资源配置的物理载体，其空间公平是衡量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初级探索。鉴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固定性与长期稳定性，供需主体之间建立连接关系是乡村公共服务得到有效实现的关键。这种关系不仅关乎服务的供需匹配，还包括社会角色演变、信息有效沟通和社会联系建立等多维动态要素。了解和适应这些多维因素的变化，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基于现实问题的决策依据。

空间维度是从地域差异的角度揭示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特征的重要途径。地形地貌、城乡距离及区域发展水平作为地域特征的核心指标，对乡村公共服务布局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形地貌作为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的自然基础，可将乡村划分为山地丘陵和平原地区两种类型。山地丘陵乡村因地形和人地矛盾的双重制约，公共服务布局呈现分散式分布的特征，多沿交通线及地形较为平坦的地域分布，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31, 32]}。平原地区因其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均质性，公共服务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模式，中心地区设施优良且集中，外围地区设施则匮乏单一 ^[33]。城乡距离作为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的关键因素，可将乡村划分为近郊和远郊乡村。位于城镇周边的近郊乡村受资源溢出效应吸引，人口集聚显著。但这种集聚往往造成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配置滞后于人口增长的需求，引发资源供需错配和供给不足的问题^[34]。位于城镇边缘的远郊村，因城镇公共服务的辐射能力有限及政府资源投入不足，难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引发大量人口外流，造成资源浪费与闲置^{[35, 36]}。区域发展水平作为决定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质量的关键，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差异。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社会水平，为公共服务建设提供坚实支撑^[17]。对于西部欠发达、人地关系紧张的区域，城镇化水平不高、资源供给缺乏、人才缺失成为制约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的关键因素^{[31, 37]}。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农业及流动人口占比最大的地区，乡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不高且不平衡不充分明显阻碍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38]。

主体维度聚焦于乡村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人”作为需求主体的异质性，驱动供给内容的多样化。具体体现在需求主体的客观属性（如年龄、性别、收入水平等）和主观选择（如行为、个性、主观感受等）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的需求差异^[39]。与空间维度相辅，共同构建了一个全面多元的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系统。现有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揭示了不同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40]。如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医疗服务等设施的主观选择为资源合理配置提供现实依据^[41]。收入水平可直接影响个体获取公共服务的资源类型与层次^[42]。在供给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乡村医疗、教育、文化服务三个关键领域展开。医疗、教育服务作为乡村发展的基础保障，是推进当代中国及乡村发展的“硬”抓手，服务设施等级、设施配备情况、人员数量是衡量供给内容的主要指标^{[33, 43]}。文化作为乡村的“根”和“魂”，是推进当代中国及乡村发展的“软”抓手，文化站、祠堂、广场等作为乡村文化的物质载体，其建设投入产出的效率是衡量乡村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44]。然而，现有供给内容忽视了人口发展的“供—需”矛盾、城镇建设的“缩—张”矛盾、异质空间的“分—合”矛盾、均衡发展的“建—设”矛盾，导致供给内容单一、资源错配、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多元化需求^{[31, 37]}。

社会维度是从动态观察的视角，精准把握空间维度和主体维度共同作用下公共服务布局的演进脉络。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城乡关系的深刻转变，乡村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从“供给不足”演进至“供需错配”最后趋于“供需均衡”。同时，服务质量也从“低效”转向于“高效”和“优质”^[43]。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催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在粮食供给、住房、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利益获取的不平等，制约乡村发展^[15]。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向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城乡关系也历经从二元结构到一体化的变迁。在此背景下，乡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增长促使供给模式从以往的低覆盖、低成本、低水平的国家统一集体供给逐步过渡到全覆盖、可及化、均等化的新型供给体系^{[15, 45]}。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正式宣布，象征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与历史性飞跃。在这一时期，“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公共服务资源下沉”成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关键词。这些举措旨在构建一个更为均衡、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网络，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

在乡村公共服务布局中，空间维度、主体维度和社会维度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一个多维度协同的复杂系统。政策在此系统中扮演核心角色，不仅是布局落地的根本依据，也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为确保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需依托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严谨的实证和模拟来支撑。其中，可达性和均等化表达、短缺区发现及决策的模拟是制定统筹乡村公共服务布局政策的关键环节，对其开展研究能为乡村公共服务布局提供有效的政策预演，进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的表达与发现是制定决策模拟的重要依据，可按照“可达性测度—均等化评估—短缺区识别”三个部分展开，可达性测度是基础，均等化评估是关键，短缺区识别是目的。可达性是评价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通过基于地“空间维度”和基于人“主体维度”出发。常借助最小距离、引力模型、两步移动搜索等方法^[46]，以地理信息系统为载体，创新构建时空模型和行为空间模型，对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进行全面测度^{[28, 47]}。随着人口流动格局及城乡关系的转变，乡村公共服务的合理配置不仅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更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48]。均等化作为衡量乡村公共服务布局合理性的重要指标，现有研究多在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20, 49]}，运用熵值法、泰尔指数、基尼系数等方法，从全国、省、市、县、城市边缘区等多级尺度出发，对可达性与均等化水平、空间特征等展开研究^[48-52]。研究结果表明乡村公共服务可达性不高、城乡不均等是普遍现象，人口分布^[32]、交通系统^{[14, 53]}、资源配置^[54]、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9, 48]}是影响可达性和均等化的主要原因。短缺区的识别是资源配置不公平的直观表现，通常基于可达性和均等化水平来识别空间分布短缺和供给质量短缺^[55]。

决策模拟是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手段，涉及空间优化配置方法的探索与缩小城乡差距策略的制定。区位配置模型作为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主要方法，传统区位模型强调“效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缺乏对“公平”问题的探讨^[55]。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引入为公共服务布局决策模拟提供了新机遇，打破了传统的场所限制，推动了行为主体与服务流间耦合机制的创新。融合空间数据和主体数据的区位配置模型创新与优化，能够更精准地模拟和预测公共服务的供需状况，实现更为合理的区位配置^{[56, 57]}。等级规模偏好系数的引入、重新选址和设定规模的二次规划以及基于改进移动搜索法的区位配置模型已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优化手段^{[55, 58]}。鉴于社会公平日益成为公共服务布局考量的关键因素，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也面临新的需求，相关研究开始结合数学和计算科学的求解优势，将优化布局问题转变为求解模型最优解的过程，从而为公共服务优化布局提供重要支撑^{[24, 59]}。有学者通过求解多目标优化模型，提出减少城乡资源配置不平等的优化方案^[13]，通过构建可达性公平最大化模型，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提供技术和实践支持^[60]。这些方法和技术的推进，不仅深化了对公共服务优化布局问题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操作指南。

乡村公共服务布局实践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主要内容，以空间维度优化、主体维度对接和社会维度公平的实现为基础。不同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乡村公共服务空间布局差异显著，这些差异不仅影响服务的实际覆盖范围和人口数量，还直接塑造了各公共服务的等级体系和布局模式。纵观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在医疗、教育和文化这三大领域，一是受到国家政策和社会背景的指引，医疗、教育和文化历来是国家在制定乡村发展目标和编制规划方案的主要内容。二是源于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医疗是保障居民健康的基础，对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61]。教育是提升乡村居民素质的关键途径，对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62]。文化是乡村发展的精神支柱，对重塑乡村形象，增强乡村吸引力，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63, 64]}。通过对关键领域布局模式的研究，提高了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研究的实践性和针对性，丰富了案例支持。

乡村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客观上决定了乡村公共服务布局模式的复杂性。县城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载体，充分发挥县城的辐射带动能力，实现“县城—中心镇—中心村”基础节点的建设与优化，是构建不同等级公共服务布局模式，实现均等化的重要路径^[65]。其中，县城内高等级公共服务是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重要平台；中心镇和中心村内中、低等级公共服务设施是接受县城高等级公共服务辐射带动的重要节点^[66]。在这种布局中，不同等级的服务设施与居民点之间通过“点—线—面”的空间布局体系相互连接。

层级性是医疗服务设施布局的主要特征。设施供给级别和水平的差异，不仅对居民的就医决策产生影响，而且构成各级医疗设施间互补与协同的基础^[50]。特别是在城乡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供需失衡及资源错配成为制约医疗服务均等化发展的重要障碍^{[55, 58]}。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乡村地区着手构建的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设施网络，初步建立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但设施数量少且服务水平不高，暴露出严重的供给短缺问题（图 1a）。随着乡村地区交通网络的不断优化，乡村居民能更便捷地接触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67]。这种便利性促使居民的就医行为逐渐向高等级医疗服务设施倾斜，导致县域内高等级医疗服务资源的紧张。与此同时，中等和低等医疗服务在资源支撑、资金投入与设施配备上的不足，制约着医疗服务效能的发挥，难以满足居民的基本就医需求^[68]。由此产生高等级医疗服务设施供给能力不足，中、低等级医疗服务设施供给数量过剩的空间失衡现象（图 1b）。新时期，分级诊疗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的建设。该体系借助自上而下资源配置和自下而上就医模式，强化了各等级医疗服务设施间的协同合作。通过打造医疗高地、补齐服务短板，促进了医疗资源的优先整合，成为医疗服务设施布局均等化发展的关键内容（图 1c）。

图 1(Fig. 1)

图 1 医疗服务设施布局演变模式 Fig.1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the Layout of Medical Service Facilities

均等性是教育服务设施布局的关键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教育出现了村村办小学的快速扩张现象，但质量与秩序的兼顾失衡，导致教育资源普及的同时出现办学混乱和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制约乡村教育的发展^[69]（图 2a）。为了优化乡村教育服务布局结构，提升办学质量，相关部门实施了“撤、改、联、并”的策略，旨在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整合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然而，该策略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巨型学校”的形成^[70]。特别是偏远山区，由于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出现了所谓的“教育真空”现象^[69]。这种现象导致城乡之间资源供需失衡，合作网络缺乏以及校际联系减弱，从而催生了新的不公平^[14]（图 2b）。新时期，得益于数字技术的支持，县域内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共同体（以下简称教联体）的创新实践强化了县—乡—村各教育设施之间的联系，旨在实现教育质量从区域突破到整体提升，形成“以城带乡、以强带弱、以大带小”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促进教育资源的流动与共享^[71]（图 2c）。

图 2(Fig. 2)

图 2 教育服务设施布局演变模式 Fig.2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the Layout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Facilities

集聚性是文化服务设施布局的主要特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演变是居民内在需求和政策与市场外在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的过程^{[63, 72]}。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社会秩序和经济基础的重建挑战，政府实施了以县城为核心、辐射至乡村的发展战略。通过建立覆盖广泛的广播网、定期巡回的电影放映队，以及流动的文艺演出团体，实现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设施缺失是该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4]（图 3a）。改革开放后，随着“撤社建乡”政策的推行，原有的村级公共文化体系遭遇了断裂，许多村庄的文化设施和活动陷入停滞。文化资源向乡镇层面汇聚，形成了以乡镇为中心的文化服务格局。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镇的文化服务质量，但也加剧了乡村居民与文化服务之间的距离，导致了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严重短缺^[73]（图 3b）。2012年公共文化服务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图书室等基础设施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历史建筑、宗祠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增强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乡村文化空间的创新与重构^[63]。随着乡村居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生活品质的改善，人们对文化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内容不匹配成为现阶段重要的特点（图 3c）。

图 3(Fig. 3)

图 3 文化服务设施布局演变模式 Fig.3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the Layout of Cultural Service Facilities

通过对现有文献以及发展政策的梳理可以发现，乡村公共服务布局作为连接社会发展和城乡关系转变的重要纽带，一直都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表明，乡村公共服务布局正在经历从单一维度到多维度协同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体现在空间布局优化、供需主体互动增强以及社会公平实现等多个层面，为乡村公共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的决策依据。“可达性测度—均等化评估—短缺区识别—决策模拟”这些环节既是乡村公共服务研究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也是统筹政策制定的关键支撑。以往在关键领域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乡村公共服务布局模式随着社会政策演进的转型特征，为统筹乡村公共服务布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践经验（图 4）。然而当前地理学科在乡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与规划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融合程度不够，导致多元学科互动的逻辑框架缺乏。尽管学者们已经重视人在乡村公共服务布局中的角色，但定量研究尚显不足，主要源于乡村数据获取的难度、深度与精度均有待提升，特别是针对人的动态模拟分析亟需增强。同时，现有研究多是基于城市或乡村公共服务配置现状，忽视了资源要素对城乡公共服务布局内部机制探讨，割裂了城市与乡村在社会发展中的关联性与整体性。此外，在医疗、教育、文化等关键领域，随着联合体等新型供给模式的出现，关联模式及其社会效益的研究有所滞后。据此，针对现有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未来乡村公共服务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方向。

图 4(Fig. 4)

图 4 乡村公共服务布局研究框架 Fig.4 Research Framework for Rural Public Service Layout

乡村公共服务布局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不仅涉及到多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还受到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其研究的核心应聚焦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深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趋势，紧密结合国家的战略政策，促进多学科间的知识融合与创新。为此，建立一个综合性的逻辑框架和技术路线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效对接，还能有效推动政策制定与实施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及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的深度整合。一是以现实问题为基点，立足于我国城乡公共服务配置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将城市与乡村作为统一整体，探索要素流动和数字经济影响下，乡村公共服务发展的内生动力、城乡间资源要素流动的外部推力，谋划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的技术路线。二是以社会发展背景为支撑，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实践基础，将乡村公共服务布局同国家战略相结合，发挥多元学科的理论研究基础，综合集成多学科交叉的理论体系，探索逻辑研究框架。三是根植于国家政策导向，推动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探讨，打通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之间的研究壁垒，探索新时代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践验证。

借助大数据信息平台和空间交互网络，实现数据、技术、人文社会的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公共服务研究。以传统问卷和访谈等田野调查方式为主流的研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日常的出行方式与偏好，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随着农村信息网络的覆盖和电子设备的普及，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成为可能。通过大数据的挖掘与应用，建立具有乡村特性的数据库，发现更为精准的空间布局模型，能有效地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利用大数据的新技术手段，将信息技术与居民行为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乡村发展的特征与村民差异化的需求，提取相关的数据和指标，构建时空行为模型，实现乡村公共服务的优化布局，为社会决策提供技术与实践支撑。综合“对地观测”数据和“对人观测”数据，探索融入机器学习、模型预测等更为精确的科学技术方法，解析和预测城乡系统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异质性、时间动态性和受益主体差异性，为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布局模式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

在城乡关系的演变中，公共服务供需主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动态主体。特别是地理位置偏远、资源相对匮乏的乡村地区，由于劳动力的外迁，导致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问题严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公共服务的需求类型和规模，增加了资源配置的难度。在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城镇扩散效应将会呈现新的方式，城镇公共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作为重要方式之一，对乡村重构、城乡融合发展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成为带动乡村空间发展和增进乡村常住居民民生福祉的新形态。因此，有必要针对城乡公共服务延伸与对接，科学分析和辩证解析城镇公共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的动力机制、场景条件和决策模拟。深入研究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对乡村聚落重构与收缩以及乡村公共服务空间布局重组和功能重塑的影响，精准刻画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向乡村覆盖演变的过程与布局模式，提出不同类型公共服务在多样化城乡系统中向乡村延伸对接的应用策略。

随着医联体、教联体等公共服务联合体的提出，乡村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模式发生转变，资源配置与均衡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这些联合体在促进资源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联合体之间的关联模式与社会效益却很少受到关注。因此，探究联合体之间的关联模式和社会效益，对于优化乡村公共服务布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关联信息的挖掘与模式的测度。基于深度社会调查，充分挖掘“医联体、教联体”关联信息和空间信息，总结其生长和发育模式，揭示服务设施间相互促进或制约的内在机制，为优化乡村公共服务整体布局提供现实支持。二是量化分析与社会效益识别。通过构建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量化分析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具体影响，识别提升社会效益的关键驱动因素，为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以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