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产业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体验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拓宽了文化消费形式，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密不可分，二者融合发挥了稳增长、扩内需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提出后，旅游产业低碳循环发展成为新热点，生态旅游发展迎来新契机^[1]。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能源消耗^[2]、生态破坏^[3]等负面影响逐步凸显。研究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对于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能、区域生态保护、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和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作用。

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三者关系密切相关，国内外部分学者聚焦于单一产业，如旅游产业组织的时空耦合关系^[4]，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逻辑框架^[5]、文化产业效率^[6]等。更多学者关注两两之间：首先，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关研究。二者融合的相关研究最多，涉及文旅融合起源^[7]、模式、路径、动力机制、融合成效评估^[8]、发展质量空间计量^[9]、社会效益 ^[10]等方面，数字化驱动是融合重要动力^{[11, 12]}，交互响应具有区域差异^[13]，政策力度促进二者产业规模增长^[14]。其次，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相关研究。二者协调效应^[15]、韧性协同演化的驱动机制^[16]、耦合协调类型^[17]、时空关系^[18]的研究相对集中，有学者认为旅游业发展有助于生态提质升级^[19]，也有学者认为各类旅游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20, 21]}，不同地域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日益增多，如黄河流域^{[22, 23]}，丝绸之路经济带^[24]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发展的研究多是探讨其中二者之间发展困境、模式、策略及路径等定性研究。黄河是我国人居环境最脆弱的流域，也是全球生态治理最复杂的流域之一^[25]，需要关注其绿色生产率时空分异^[26]，有学者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旅游—文化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27]、协调关系^[28]，但关于三者之间互动响应关系的动态演变和时空差异研究尚不系统。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三者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趋势、制约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等问题亟需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

黄河流域西接昆仑、北抵阴山、南倚秦岭、东临渤海，横跨东中西部，是我国经济和人口集聚的重点区域。考虑行政区划单元的完整性，参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相关研究成果^[29]，将研究区域界定为黄河流经的上游（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中游（包括山西和陕西），下游（包括河南和山东）。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资源富集、旅游发展活跃地区，截止2023年底，黄河流域九省区共拥有20处世界遗产、87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厘清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实现黄河流域文旅深度融合及高质量发展颇具裨益。

2.2 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30-32]，在考虑样本数据可得性、可比性及科学性的基础上，构建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1）。其中，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涵盖文化产业基础、文化产业支撑、文化产业效益三个维度，选取文化机构数、文化机构从业人员、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等10项指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涵盖旅游要素投入、旅游规模结构、旅游产出效益三个维度，选取旅行社数、旅行社从业人数、国内旅游收入等10项指标；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涵盖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环境响应三个维度，选取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人均水资源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9项指标。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用黄河流域沿线九省区2007—2021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区历年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前后均值法、线性插值法补齐，亦或用上一年数据替代。为避免主观因素的偏差，借助熵值法客观确定指标权重。

2.4 研究方法 2.4.1 加权求和法

加权求和法是根据各项指标权重乘以标准化后的指标值，通过算术累计方式求取综合评价值的方法。采用加权求和法测度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计算公式为：

(1)

式中，f (a)、g(b)、h (c) 分别表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a_i、b_j、c_k分别表示指标的标准化值；w_i、w_j、w_k分别表示指标的权重；m、n、o分别为指标的个数；T为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也即协调度，该值越大，三者协同发展程度越高；α₁、α₂、α₃分别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待定系数，考虑三者同等重要，均取，即α₁ = α₂ = α₃ = 。

2.4.2 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

作为衡量不同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有效工具，耦合协调度模型能真实反映各系统之间的耦合效应与协调程度，被广泛应用于经济、交通、生态及旅游等领域。为解决传统耦合协调度模型降低耦合度C效度问题，采用王淑佳等^[33]提出的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为：

(2)

式中：C为耦合度，耦合度越大，三者相互影响程度越大；D为耦合协调度；U_i即前文的f (a)、g(b)、h(c)，maxU_i表示三者之间的最大值。在前人^[34]研究基础上，将耦合协调关系分为三类共十个发展等级（表 2）。

2.4.3 障碍度模型

为探究制约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以改善三者耦合协调关系，采用障碍度模型进行测算，计算公式为：

(3)

式中：w_i为因子贡献度，即各指标权重；1 - x_ij为指标偏离度，x_ij为指标标准化后的值；O_j为障碍度，指各指标对总体的影响程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

基于加权求和法得到黄河流域各省份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及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数。

3.1.1 发展水平动态变化特征

将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发展指数按照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进行均值处理并予以展示（图 1）。首先，上游地区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在2011年赶超中游地区。或可归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上游地区文化产业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其次，中游地区旅游产业领先于上游地区，主要因为陕西和山西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近年陕西各地级市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优化旅游产品供给，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山西自2015年起举办一年一度的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大力推动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最后，下游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与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均始终领先于上游和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方面与上游和中游地区并驾齐驱。河南和山东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在黄河流域均处于前列，表明下游地区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优势显著；整个黄河流域的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在2020年和2021年均呈下降趋势，这与新冠疫情密切相关。

3.1.2 发展水平格局演变特征

根据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发展指数，绘制各时期三者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图（图 2）。为突出三者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将黄河流域发展水平划分为低[0，0.2）、较低[0.2，0.4）、一般[0.4，0.6）、较高[0.6，0.8）、高[0.8，1.0] 5个等级，分别分析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综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1）文化产业发展。2007年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介于0.083和0.318之间，处于低水平和较低水平，2021年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均值为0.576，整体升至一般和较高水平。上游地区的四川2021年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以0.634位居第三，这源于四川近年不断出台相关措施及规划，深入挖掘天府文化资源。青海、宁夏、甘肃和内蒙古的文化资源相对匮乏，文化产业发展较慢，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其文化产业升级动力明显。中游地区虽历史传统悠久、文化资源深厚，但陕西优质文化资源分布相对集中，加之2021年处于疫情阶段，文化产业效益产出受到影响；2021年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其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均处于优化升级期。下游地区的山东和河南2021年发展指数分别以0.705和0.695稳居前二，除历史文化悠久、文物资源丰富之外，山东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河南强力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密不可分。

（2）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指数介于0.008和0.484之间，2007年各省区旅游产业发展以低水平为主，2019年旅游产业已发展至较高水平，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年又跌落至低水平和较低水平。旅游产业发展低水平区域位于上游和中游地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属于欠发达地区，第一、二产业占比较大，第三产业占比较小。此外，该地区旅游产品多为观光型，旅游资源利用率较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各省区陆续出台多项旅游政策和建议，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合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下游地区，河南旅游业发展势头迅猛，2021年河南旅游市场低迷受到疫情防控和七月下旬极端暴雨的影响；山东近年出台数个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和各类规范标准，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旅游、体育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

（3）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环境是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中的优势类型，2007年生态环境发展指数介于0.326和0.542之间，整体以较低水平和一般水平为主，2021年整体以较高水平为主，发展指数最低的甘肃为0.599，也逼近较高水平。黄河流域多数城市依赖矿产资源开采和工业生产，“高耗能、高排放”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迫使生态承载压力逐年升高，上游的甘肃、内蒙古湿地退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中游的山西水土流失风险大、局部地区土地退化加剧，下游的河南水沙关系不协调。相较而言，上游的青海、四川和宁夏，中游的陕西以及下游的山东生态环境发展指数较高，这些地区林地占比高、生态保育能力强，且长期坚持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不断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力度，促使地区生态质量持续向好。

（4）综合发展。各省综合发展水平均有所上升，发展指数由2007年介于0.192和0.424之间上升到2021年的0.382和0.620，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整体表现为递增的阶梯式变化过程。上游地区除四川外，囿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发展存在生态主导的突出问题，综合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亟需优化区域产业发展、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开发利用效能。中游地区因存在一种或两种优势产业主导，三者呈现“一高两低”或“两高一低”的结构特征，综合发展指数处于一般水平。下游地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发展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尤其在2019年三者发展形成“三足鼎立”格局，产业协同发展程度较高，资源开发利用成效较好。

3.2 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历年耦合协调度。自疫情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均受影响，故2019年为研究期内峰值，为更好探究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情况，选取2007年、2012年、2017年、2019年、2021年展现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趋势。

3.2.1 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

2007年、2012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393、0.468、0.561、0.602和0.532，三者之间由轻度失调向轻度协调发展，后又跌落至勉强协调（图 3）。

（1）从不同时点来看，2007年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三者发展的空间分布“错位”导致耦合协调水平较低，其中上游地区的青海、宁夏处于中度失调阶段，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环境治理成本较高，三者发展关系失衡。四川与下游地区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较高，这些地区文化、旅游和生态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便利、经济基础良好，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日益提升，三者之间冲突减弱、协同发展程度加深。此后十多年，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2019年三者处于轻度协调发展阶段，达到研究期的峰值，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促进，处于协同增长状态，属于协调提升型。2021年除甘肃外，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归因于旅游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从之前的高速稳定发展急转直下乃至负增长。

（2）从区域差异来看，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上游地区呈现四川“一枝独秀”状态，归因于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为四川文化和旅游发展注入新动能，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研究期内，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经济实现提质增量，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文化事业、旅游产业和环境治理得到较大发展，耦合协调程度不断提高。中游地区的山西和陕西、下游地区的河南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重视优质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三者协同增长显著。相较于其他省份，山东不仅拥有厚重的文化传统和丰裕的旅游资源，并且陆海联动，文旅发展格局可塑性更强，协同发展水平更高。

3.2.2 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2007—2021年，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单元由失调衰退型多、协调过渡型少向协调过渡型和协调提升型多转变，耦合协调等级包括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轻度协调和中度协调，空间演化特征明显（图 4）。从耦合协调等级分布来看，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呈现梯度提升的过渡型演化特征，表现为东南部>中部>西北部。在耦合协调度低值区的西北部，青海生态环境发展程度较好，受区位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文化和旅游资源未充分开发利用，资源利用效率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呈现“一高两低”的特点，三者间互促互进效果不明显。在耦合协调度中值区的中部，宁夏的耦合协调度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究其原因是宁夏旅游发展起步较晚、景区知名度较低，旅游业发展潜力尚未完全释放，且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利用不足，文物资源未能合理有效利用；此外，甘肃、内蒙古和山西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不断发展，逐渐接近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三者耦合协调程度持续增强。在耦合协调度高值区的东南部，山东、河南、陕西和四川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稳中有进、繁荣向好，不断推进文旅融合，应用数字技术实现创新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三足鼎立”，耦合协调水平较高。

3.3 障碍因素分析

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因评价指标较多，故仅列举各准则层中指标障碍度最高的因子，分析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障碍因素（表 3）。

（1）文化产业发展主要受文化产业从业人数和娱乐生活水平制约，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足是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产业基础主导障碍因子为文化机构数（A1），表明文化产业机构分布不均衡是阻碍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且影响程度随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增强。文化产业支撑主导障碍因子为文化机构从业人员（A4），目前文化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文旅融合程度不高，需要以创新需求为导向，适应数字化时代需要，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培育和造就高质量数智化人才。文化产业效益主要受娱乐场所营业收入（A10）影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重心逐渐由衣、食、住等生存型转向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型和享受型，娱乐生活水平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日益加大。

（2）旅游业发展主要受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数和服务质量、国内旅游消费水平制约，旅游服务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制约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旅游投入和规模的主导阻碍因子包括星级饭店（B2、B5）和旅游景区（B3、B6），旅游饭店和景区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意识不强、监管机制不健全、高素质人才匮乏、品牌美誉度不高、质量持续提升动力不足等问题仍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性因素。旅游产出效益主要受国内旅游收入（B9）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旅游业发展有极大影响，国内旅游市场整体疲软，无接触度假、周边游、预约游览成为主基调。

（3）生态环境主要受环境本底和环境承载力制约，环境治理水平不高是制约生态环境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压力主导阻碍因子包括二氧化硫排放量（C2）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C3），黄河流域部分支流、湖库、工业园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地区存在固体废物倾倒情况，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人均公园绿地面积（C5）和森林覆盖率（C6）对环境状态影响较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黄河流域个别地区存在过度开发和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植被覆盖率减少，环境质量下降。环境响应主要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C9）影响，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任重道远。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第一，综合发展具有空间异质性，由西北向东南发展程度逐级递增；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整体呈稳定上升趋势，下游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但受疫情影响较大；生态环境是子系统中的优势类型，整体发展保持在较高水平。

第二，耦合协调度整体呈平稳上升态势，其空间演化特征与综合发展水平演变特征保持一致。2007—2019年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平稳上升态势，2020年和2021年受疫情冲击，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整体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特征与综合发展水平演变特征保持一致，均表现为东南部>中部>西北部。

第三，根据障碍度模型结果分析，娱乐生活水平、旅游饭店服务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等是影响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是提升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途径。

4.2 讨论

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对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7]。本研究为黄河流域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一，依据上中下游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打造能够展现黄河文化的标志性旅游目的地，如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35]，编制黄河流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建立区域合作框架，提升黄河文化旅游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加快“数字+旅游”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在线旅游产品，赋能低碳发展，提高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36]。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能够加快城乡间资本、信息、物资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黄河流域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

第三，黄河流域的文化企业、旅游企业及其他各类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时，应对照专项发展规划，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各级政府与监管部门根据环境治理情况，及时出台相关环境保护政策，遏制旅游景点的无序投资和肆意建设。推进政企学研合作拓宽人才培养路径，培养厚基础、强实践、四融通、广交叉、复合型旅游行业人才^[37]。通过各类专题培训活动，提升旅游从业者服务意识和环保意识。

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囿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仅从省域视角展开分析，对市域或县域等视角关注不足，未来应从微观视角收集数据，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其次，研究未区分旅游景区级别，高等级的旅游景区对游客的吸引程度更高，未来研究应强调不同级别旅游景区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38]。最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涉及范围较大，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细化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