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济是乡村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也是一个复杂的交叉学科命题^{[1, 2]}。在农业社会，乡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以农业人口占主要社会构成的地区。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业经济在乡村中的地位持续降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开始广泛渗入乡村地区^[3]。乡村经济的转型发展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整体上表现为农业生产效率的逐年提高、第一产业及其劳动力占比不断降低、二三产业及其劳动力占比不断提高的普遍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经济重构^[4-6]，除了乡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乡村经济发展路径之外^[7-9]，电子商务、乡村民宿、文旅创意产业等新兴经济形态也相继出现且逐渐成熟，为乡村经济转型注入了新活力^[10-14]。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乡村经济转型同样值得关注。与中国乡村所经历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开启了以后工业化和逆城市化为社会背景的转型进程^{[15, 16]}。最初，西方发达国家乡村经济的转型被学者们归纳为由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线性路径^[17]。“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这组概念与其说是对乡村经济转型的理论凝练，不如说是西方借由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而炮制的一种叙事方式，并未能准确反映乡村经济转型的经验事实^[18]。21世纪以来，“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提法是否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遭到学者们的广泛质疑^[19]，在学界持续争议的推动下，多功能乡村的概念被正式提出^[20]。乡村多功能性位于以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为两端的光谱之间，蕴含了乡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可能。以此来看，如果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转型视为阶段性的时间过程，便自然而然会预设一个滞后与先进、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之分的阶段性秩序。多功能乡村则不预设确定目标，更多地体现了广阔空间内乡村经济转型的多样化状态。那么，以空间的视角来看待乡村经济转型可以得出哪些独到的见解与思考？众所周知，地方、尺度、空间是人文地理学最为核心的几个概念，地方间的互动、尺度间的转换、不同的空间组织形式等一系列地理学的方法与理论应该如何解释乡村经济转型的外在表征与内在机理？是否有可能从空间出发以替代“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范式，继而从更大范围内认知乡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

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城市—乡村”“全球—地方” “集聚—分散”三个对立统一的词组展开，结合西方乡村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整体性论述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乡村经济转型过程，并尝试提出乡村经济转型研究的跨尺度分析框架。中国与西方同处于一个共时性的全球空间之中，两者的乡村发展是高度相关的，本文归纳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与一般规律，也有助于为中国乡村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以福特模式为主的资本积累体制增长乏力，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即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型，灵活的资本积累模式开始逐渐显现，新自由主义时代由此到来^[21]。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体制为了化解其内部矛盾，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生产部门开始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具体表现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经济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去工业化特征明显。在此期间，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逐步从城市向乡村地域扩散^[22]，西方国家乡村的去农业化态势渐趋明显^{[23, 24]}。在消费领域，资本主义消费模式同样也发生着诸多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人们对物质商品的消费逐渐转变为对服务的消费，包括娱乐、体验以及消遣游憩等服务，引致了一系列休闲活动的兴起^[25]。对于服务的消费实际上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与流通，面对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资本若想操控人们的消费欲望，就必须要引导多元化的生产，即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塑造越来越多的与具体商品有关或者无关的意象。因此，意象本身也逐渐成为商品^[26]。此时期恰逢西方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形成，大都市区域的部分人口开始向非大都市区域乃至乡村流动^[27]。新型城乡关系促使乡村持续重构，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去农业化速度明显加快，乡村地区逐渐由生产空间向消费空间转变，乡村发展的外部依赖性不断增强，乡村空间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Halfacree将新出现的各类乡村形态都揉进了“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概念之中^[28]，“生产主义乡村”到“后生产主义乡村”成为西方乡村转型的新范式。在后生产主义的语境之下，乡村空间不再承载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还具备休闲、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功能^{[29, 30]}。例如，利用城市人群脑海中的乡村意象吸引城市居民去乡村地区旅游、购买房产、消费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以达到销售乡村资源的目的，乡村空间中的各类要素乃至乡村空间本身作为商品向市场开放^[31]，乡村空间的交换价值突显。

经济结构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乡村作为整体中结构性的一部分，城市经济的变动势必会引发乡村经济的变化，因此，城市与乡村之间并不是简单对立的二元结构，城市与乡村的发展是相互交织、齐头并进的两条主线，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除此之外，全球化将城乡关系带入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状态^[32]。在全球化背景下，城乡关系开始突破固有结构和地域边界，乡村地区也开始跨尺度地参与到全球事务当中。一些学者认为，城乡的相互作用与乡村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不能仅仅用城乡二元论的框架进行讨论，还应该加入“全球—地方”的分析框架^[33]。Marsden提出需要结合“水平”与“垂直”两个维度来理解乡村经济转型，进一步综合政治经济学、社会网络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进行分析。其中，水平维度是指城乡之间的人口、非农业服务和工业部门等的互动与转换，垂直维度是指国际粮食体系以及日益集中的上下游部门对粮食市场的控制^[3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Harvey指出，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资本流动的空间障碍被不断清除，“时空压缩”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前提^{[25, 35]}。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学者们开始以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视角来关注乡村转型的动态过程与机制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得到广泛运用。Newby认为乡村转型主要是资本积累的地理变迁而导致的乡村社会空间结构的瓦解与重组^[36]，Urry也认为乡村转型的动力来自于资本重构对当地社会的重塑而不是乡村本身^[37]。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必须不断重构其时空结构，以方便资本的逐利过程。在以自由贸易为核心意识的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无差别的经济与资本流动作用于“地方”，以试图抹平“地方”阻隔，使空间不断同质化^[38]。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商品化和新自由主义从外部形成合力，推动了西方国家的乡村转型^[39]。

通常认为，城市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大型企业的垂直整合被水平蔓延所取代，跨国公司迅猛成长，金融行业等虚拟经济市场也迎来了空前发展^[40]。面对宏观的世界经济转型，大部分学者都将目光聚焦在城市或者区域层面，而乡村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实际上，全球化同样也是驱动当代乡村经济变化的重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经济逐步走向自由化，农业跨国企业的生产部门也向着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较为廉价、环境法规较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日益增加其海外投资^[41]。全球化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但是，农业的产业化与全球化使得核心企业居于支配地位，权力处于食物链条的销售端而不是生产端^[42]。从农业中获利的主要是大型食品贸易集团，而并不是农民。大量的产品附加值在农产品商品化的中间流通过程产生，并不会落到农业生产者的手中。例如，有4家公司控制着全球70% 的农用化学品和种子市场，4家谷物贸易商控制着近70% 的主食^[43]。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垄断性农业资本快速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土地（land grabbing），不断侵占小农发展空间、挤占小农发展利益^[44-46]。大型农业企业的全球性扩张与升级对发达国家的乡村经济社会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得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和庭院经济相对衰落^{[41, 47]}，农业生产能力受到一定挤压，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经济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型。生产主义的农业体制追求的是资本投入农业之后能否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维持农产品的供需平衡，所以必然导致大量农产品剩余。农产品的过剩累积、农业补贴带来的国家财政压力、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共同引发了发达国家“生产主义农业模式”的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范围的乡村经济转型。

然而，乡村是否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被剥夺者，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实际上，随着相关学者对全球化认知的不断深化，“地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乡村是地方性的天然载体，地方性的存在体现了某一地域特定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背景，使得空间具备了地方“黏性”^[38]，能够依托自身的优势发展特定产业。从生产主义视角下单一模式的农业产业化到多样化、生态化的替代型食物体系（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FNs），西方国家农业经济的转型发展使得部分消费者更接近食物产地，食物生产的自然基础及其社会文化背景得到重视，这实际上是乡村利用“地方性”优势推动自身发展的典型路径。地方性并未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消灭，而是受到全球化与地方化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实现了重新建构，全球化与地方化两个过程是共存的，表现为全球与地方之间复杂的关系^{[48, 49]}。Marsden系统性地研究了欧洲的替代型食物体系问题，将传统食物体系（conventional food networks, CFNs）视为“去地方化”的过程，而将替代型食物体系视为“再地方化”的过程，并将其延伸为一种新的乡村发展模式。他还强调CFNs与AFNs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概念，两种模式也可以有机地融合到一起^[50]。当然，除了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型，“全球—地方”的对抗与融合还影响了乡村其他产业的布局。

集聚与分散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空间组织模式，工业化以来，产业发展追求的是规模效益与集聚经济，城市为产业提供了物质空间载体，导致产业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形成路径依赖。乡村是农耕社会形成的分散化的聚落体系，不适应当下的高度集约化的经济生产模式。纵使在交通、通讯技术发达的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的集聚也仍未减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51]。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实际上加剧了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尤其表现为城乡的不平衡发展。全球化加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边缘的乡村地区却变得更加边缘化^[52]。同时，为了化解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需要进行“空间修复”（spatial fix），由城市向乡村扩展，寻求更为广阔的空间，无疑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之一。然而，资本向乡村地区扩张的结果是将乡村地区创造的价值和财富带离乡村，集聚到了遥远的城市及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52]。诸多学者对后福特主义模式下产业布局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53-55]。但是，类似研究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城市或者区域层面，由于城市与乡村在空间组织模式上存在着本质不同，基于城市视角的产业布局规律并不适用于乡村地区。

随着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去中心化、多元化等后现代主义思潮日渐流行，文化创意经济逐渐兴起，相关产业的分散布局模式开始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在乡村地区蓬勃发展，尤其是一些依托乡村地区独特优势的创意创新产业、手工制造业等。同时，欧美经济地理学出现了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被统称为“新经济地理学”，强调非经济要素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新的理论与方法被用于乡村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之中^[35]。例如，Bunting等人探讨了加拿大文化产业在乡村地区发展的空间布局与影响因素，认为市场可达性、乡村景观的吸引力、地方经济的危机以及土著文化是影响乡村文化产业布局与发展的主要因素^[56]。Bell等研究了英国乡村文化经济的政策与实践，指出乡村创意产业与城市创意产业集群形成的机制存在明显差异^[57]。他认为要超越“创意城市”的概念，强调以往的创意产业政策都是围绕城市而制定的，并不适用于指导“创意乡村”的发展。乡村地方性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变得尤为重要，乡村的宜居性和优美景色可以激发创作者的灵感，独居一隅的偏远乡村可以赋予创作者充分的自由，而一些最地道的手工艺品产业正是因为很少与外界发生接触才得以保持原真性^[57]。当然，不可否认，与外界联系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下，随着互联网经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乡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乡村的可达性持续提升^[58]。在全球化背景下，乡村地区在本地和非本地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Woods提出了“关系乡村”以解释各种复杂关系如何重构乡村空间^[30]。Sonnino和Marsden指出“关系转向”的经济地理学可以揭示农业经济转型中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的^[50]。此外，演化经济地理学作为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最新进展之一，虽然常被用来解释产业的空间演化和城市及区域发展问题，其实在解释乡村经济转型上也是适用的，为研究乡村经济、制度以及社区的演化路径提供了有益途径。例如，Argent利用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研究了澳大利亚本地化的手工啤酒产业在乡村地区的发展，认为地方依赖性（place dependence）是影响该产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有效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59]。

由上文可知，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经济转型不只是发生在乡村地域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整体性重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质上是资本与劳动力在不同尺度的地域上进行重新分配的结果。显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微观地方尺度的乡村经济转型不是纯粹内生性的。从中观区域尺度来看，城市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必然会影响到乡村的变化。从宏观全球尺度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乡村经济转型存在着一定的远程耦合关系。我们与其把乡村经济转型视为一个多阶段的时间过程，不如认为其是一个多级尺度嵌套的空间过程，更需要关注各级尺度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及其在不同尺度之间传递的复杂性，因此，本部分尝试构建一个跨尺度的分析框架以加深对乡村经济转型的理解。

本文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推动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开启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力源自资本的空间扩张本性。首先，城市过剩资本向本国乡村地区的外溢重构了区域内的城乡关系。例如，城市部分制造业迁往乡村，乡村地区非农就业增加，以农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被重塑^{[15, 60]}。城市中产阶级对游憩休闲消费的需求促进了大都市周边乡村由生产空间向消费空间的转变，乡村的自然风光被转化为产品进行兜售，推动了乡村空间的商品化^[61]。其次，资本进一步由发达国家扩张至发展中国家，引致发达国家的城市与乡村同步开启了以去工农业生产能力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进一步脱实向虚。在此过程中，资本与乡村地方性相结合，客观上则表现为产业布局的去中心化和多元化，一部分乡村依托其自身所独有的地方性优势，成为越来越均质化的全球空间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形成“垄断地租”并从中获取超额利润以实现经济发展，甚至转型为“全球乡村”^[62]。最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核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中并非必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其乡村经济转型同样受制于全球尺度的结构性问题。处于同一全球空间之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乡村经济转型理应是同频共振的，而不应前置一个初级与高级的发展阶段错位感。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认定西方语境下的乡村经济转型叙事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便会出现的既定规律（图 1）。

图 1(Fig. 1)

图 1 西方发达国家乡村经济转型示意图 Fig.1 The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总体来说，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村庄）是直接承载乡村经济转型的可感知的绝对空间^[63]，具体表现为乡村土地、人口、产品、货币等要素的变化，主要受地方性的产业、生态、文化等一系列资源禀赋的影响，这是演化经济地理学擅长的问题领域。进一步将乡村经济转型嵌入到中观尺度的城乡关系之中，乡村经济转型便会进入各类要素在城乡间流动所建构出来的相对空间。在该层面上，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和城乡一体化市场体制的成熟度等因素是决定乡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对此，传统区位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的空间经济学或许可以给出更为充分的回应。最后，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的乡村经济转型，还必须被放置于宏观尺度进行分析。非物质的资本、价值、制度、话语等要素将世界笼罩，形成了完全去物理性的关系空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乡村经济转型彼此产生跨尺度的抽象关联，可借助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予以解释（表 1）。需要强调的是，本框架仅仅是从整体性出发，对每个尺度层面所涉及的主要矛盾进行侧重展现，并未排除各级尺度和各类空间相互交织与渗透的复杂可能。

表 1(Tab. 1

表 1 乡村经济转型的跨尺度分析框架 Tab.1 The Multiscalar Analysis Framework of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表 1 乡村经济转型的跨尺度分析框架 Tab.1 The Multiscalar Analysis Framework of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人文地理学为理解和剖析乡村转型发展的现实与理论问题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概念工具。本文通过分析城市与乡村的地方间互动、全球宏观与地方微观的尺度间转换、集聚与分散的不同空间组织形式，梳理了西方发达国家乡村经济转型的相关经验，探讨了乡村经济转型的相关规律与逻辑。本文质疑了基于线性时间观的被总括为“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的乡村经济转型，并将其视为以资本扩张本性为动力的复杂空间过程。文章随之构建了跨尺度的分析框架，从微观地方、中观区域（城乡间）、宏观全球（国家间）等层面提出了乡村经济转型需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研究手段，以期尽可能全面形成对乡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认知，也为今后研究某一具体维度的乡村经济转型问题打下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尚未涉及中国乡村经济转型实证研究，但基于西方发达国家乡村经济转型经验而归纳的跨尺度分析框架对于理解中国问题也提供了有效路径。中国的城乡关系已然深嵌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现实背景下，中国乡村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困难和机遇，都应当被视为跨尺度事件。本文在此基于中国城乡发展的经验事实对前文提出的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作简要论述。首先，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城乡关系是经济基础的重要方面，他国经济动荡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也往往会深刻改变中国的城乡关系，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滞胀危机^[64]和2008年金融危机均是如此^[64]。其次，全球性危机向国内转移时将如何影响城乡关系，还需考虑国家宏观背景。由于政治经济结构的差别，70年代滞胀危机推动了中国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城镇化，2008年金融危机却刺激城乡关系开启自上而下的阶段性重塑并逐渐迈向城乡融合发展，均与同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同步的去生产性特征迥然不同。我国当前的乡村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而形成的成本转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中国自身多年以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所积攒的巨大负外部性，客观上体现为现阶段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和微观层面上部分乡村发展能力的提升与发展条件的完善，进而影响村落内部地方性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态环境。综上，资本的空间运动由外及内、由宏观及微观，其多尺度复杂性决定了乡村经济转型目标的非线性与不确定性。

总之，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互为外部空间，乡村经济转型本质上不是历时性的阶段过程，而是共时性的空间问题，相较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范式，本文提出的基于资本扩张本性的跨尺度分析框架更具优势。此外，“转型”通常被定义为系统结构发生了质性变化^{[18, 65-66]}，如果并不像“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那样预设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结构性质变的前提便会消失，转型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转型”只能是过去完成时，而不是现在时，更不是将来时。话语范畴的“转型”实际上存在着明显悖论，如何概念化当前乡村经济正在经历的变迁还值得进一步商榷，换言之，对西方经验性的学术概念进行祛魅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