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2010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被首次提出^[1]。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2]。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再一次完整而充分地阐释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思想^[3]。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4]。202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决定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5]。因此，基于未来进一步实证研究旅游发展与民族往来互动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的现实需求，探讨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测量维度、指标体系就成为当前亟需开展的研究议题。

旅游作为现代人开阔视野、增加阅历、体验他者的生活方式，不仅为游客与目的地居民提供了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互动交流机会，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鲜活的场景。把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置于旅游场景中，将有助于从主客交往互动的辩证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质及其内在逻辑。近年来，从旅游视角考察新时代民族关系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学理上聚焦研究旅游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 6]}、旅游流动情境下的民族交融与认同^[7]、文化旅游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8, 9]}、民族杂居地经济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0]等方面。但是，现有研究宏观理论探讨多、微观实证研究少，面临着研究过于宽泛，难以量化和可操作等具体问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包含递进关系论和多层关系论^[11]，民族交往属于初步阶段、民族交流是较深层次阶段、民族交融是最终目的^[12]。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具有“阶段性”和“螺旋式”的属性。因此，旅游促进民族交往、旅游促进民族交流、旅游促进民族交融的内容也会体现“界面性”特征。此外，旅游促进民族交往、旅游促进民族交流、旅游促进民族交融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程度如何”“如何测量”，目的地居民感知最为真实和深刻，但目前针对居民视角缺乏一套规范、完整、有效的测量指标体系。因此，亟需开发一套可以有效测量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量表，为学界在旅游场域中进一步研究新时代民族关系提供测量工具。

鉴于此，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本文以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选取新疆喀什噶尔古城景区为样本采集地，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程序，应用文献回顾、定性访谈、专家咨询、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量表开发和实证检验，为后续在旅游情境中研究民族关系提供测量工具，也为解决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引。

2 相关研究进展 2.1 理论回顾

正确理解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内涵，需要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论土壤中汲取养分，从实践活动中总结经验，从方法探索中提炼规律。马克思主义交往观认为，交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而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以物质生产交往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13]。1969年，弗雷德里克·巴斯出版了《族群与边界》一书，对解决族群接触和族群边界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14]。巴斯在族群理论中强调，族群边界是指社会边界而非地理边界，且族群边界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和族群的互动而改变^{[15, 16]}。族群边界理论为旅游学者研究民族地区文化变迁^[17]、族群认同^[18]、族际交往^{[19, 20]}、共同体意识^[17]等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交换理论在研究旅游目的地主客互动关系中应用广泛^[21]，通常被用来解释目的地因旅游业进入而发生的社会交换、主客互动、影响感知、行为倾向等方面的变化^[22-24]。符号互动理论为考察民族地区主客互动过程提供了微观视角^{[25, 26]}，对考察民族交往互动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新思路，特别是实现了从早期对主客双方互动行为的表面描述转向对符号意义解读和行为控制分析^[27-29]。1992年，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从旅游人类学角度提出了旅游凝视理论，为人类学、社会学、旅游学等领域的学者研究主客双向互动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30]。已有学者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置于民族学、人类学理论范畴进行解读。郝亚明认为，民族交往主要表现为族际间在生产生活场景中的日常性接触与互动；民族交流是进一步的民族交往，表现为族际间误解与偏见的减少、理解与认同的增加；民族交融则体现在族际间分歧与矛盾的化解消融以实现族际间在文化、语言、习俗、观念等多个层面上的相互影响、借鉴和融合^[31]。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演进过程，从初步的族际互动逐步过渡到深入的族际理解，最终实现族际间的团结与和谐^[32]。

2.2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与本土化发展，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意涵和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是研究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民族交往是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出现一种跨民族接触、互动和一般性的往来现象；民族交流是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民族交往，其程度超越一般性的往来互动，可延伸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不断增强后的结果，是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表现形式^[9]。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通过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33]。在概念的深层含义上，民族交往被理解为以经济互动为核心，涵盖各民族间的全方位互动；民族交流则基于主体间的对话原则，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性沟通；民族交融则着重于促进共同性，旨在实现民族间和谐有序的融合^[34]。金炳镐认为，民族交往构成了民族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民族交流体现了民族关系的具体互动实质，民族交融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民族关系发展方向的根本要求^[35]。杨生明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层层递进的一种发展状态，互相之间不可替代^[36]。在推动区域均衡发展、达成共同繁荣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族际互动、沟通与融合发挥着“润滑剂”的重要功能^[12]。然而，由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层面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具体情境中的内涵和外延仍需深入探讨。

2.3 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旅游业的流动性特征使其天然具有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殊功能，特别是在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被赋予了诸如“润疆”“稳疆”“兴疆”“建疆”等更多功用，相关议题也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6, 8, 38]}。学者们先后引入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旅游凝视理论等对旅游促进目的地社会互动^[26]、民族交往^[16]、文化适应^[39]、族际接触^[15]等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案例研究，探讨了旅游对民族关系影响的历史经验、作用机制和实践路径等^{[10, 40-42]}。旅游流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仅促进了跨地域文化要素的传播，还促进了族际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交流与借鉴^[7]。此外，旅游流动还建立了一种全方位的、结构性的互动模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多个维度。旅游促进民族交往始于旅游情境中的族际接触和互动，伴随着族际间的了解、互助、往来和共情等交往要素^[43]。旅游促进民族交流是以平等、尊重为原则的物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沟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各民族在相互欣赏、学习和借鉴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民族关系^{[44, 45]}。旅游促进民族交融是指在旅游场域中，各民族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共性逐步增多，差异逐渐减少，并在族际共同体孕育、构建和发展过程中认同感得到加强，疏远感逐步减弱的状态^[34]，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民族相互接纳、吸收、包容与认同的一种过程^{[12, 46]}。这与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指导原则相一致，即在民族事务管理中，应遵循增强共性的原则，同时实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47]。

综上所述，旅游业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对各民族语言沟通、文化习俗、社会交往、族际通婚等具有显著影响^[10]，已成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和载体^[8]。现有旅游对民族关系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文化变迁^{[8, 48, 49]}、民族认同^[7]、经济发展^[10]、社区变迁^{[16, 50]}等方面。尽管旅游发展与民族地区人地关系演变的研究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并有众多的研究成果发表，但针对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一直缺乏规范的测量量表，衡量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缺乏可测量性、可归纳性和可比较性。这种状况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身的意涵和理论尚不完善，一些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二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关系具有层层递进的特征，但每一层之间的界限尚不明晰，对其测量具有一定的难度。笔者认为，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有其内在的联系性和内涵的差异性，不能用单一维度来衡量。因此，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充分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内涵与结构维度的基础上，将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三个维度置于旅游场域中进行考察，生成不同维度下的测量题项。本研究严格遵循量表的开发步骤^{[51, 52]}，在文献综述、定性访谈及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开发并检验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为学界后续实证研究提供规范的测量工具。

3 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编制过程 3.1 确定构念

在量表构建的初始阶段，确定构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53]。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开发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出于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选取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作为研究对象。2015年7月，喀什噶尔古城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涵盖老城核心区、艾提尕尔清真寺、高台民居等18个游览参观点，是新疆唯一的5A级历史人文景区。喀什噶尔古城景区总面积3.6 km²，其中核心区面积1.57 km²，居住人口为1.2万户，近4万人^①。喀什噶尔古城景区是民族地区典型的“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古城既是居民生活区、休闲区、娱乐区，也是喀什市最具特色的旅游区、商业区和美食区^[54]，对研究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极好的代表性。

3.2 测项生成

本研究通过四个步骤实现初始测量项目的生成：第一，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献进行全面回顾，在把握其意蕴、内涵、外延和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将其置于旅游场域中进行分析，形成尽可能多的测量题项；第二，从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邀请长期从事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研究的4名教师、3名博士研究生、8名硕士研究生于2021年7月2日举行线上碰头会，开展头脑风暴，针对目的地居民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感知测量提出各自观点，该阶段不做任何限制和评论，所有参与成员通过多种情境进行发散性思维，尽可能想象到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和细节；第三，再次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意涵、研究脉络、学者观点进行阐述，并参考已有研究，初步形成每个维度的测量题项；第四，参考何彪等学者的做法^[52]，并基于“简约易懂”的原则，从语义、措辞、内容等方面对题项进行规整和完善，最终形成21个初始测项。

3.3 预调研

在形成初始测项后，笔者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根据维度与指标的逻辑关系对测项的内容效度进行检验和评价，并对每个测项与维度的一致性水平进行排序，删除一致性差、内容效度低的测项。在专家对每个维度的测项配适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对测项的要义和用词表达进行讨论和修改，合并内涵相同但表述不同的项目，最后保留19个测项。接着，笔者通过入户的方式选择了8位景区内居民对问卷进行试填，并对填写过程中被试者有疑问的测项进行记录，询问其不理解或者无法判断的原因。在综合被调查者的意见和建议后，笔者对问卷再次进行修改和完善，并于2021年7月4日至7月5日在案例地进行预调研，共发放120份问卷，收回96份有效问卷。利用SPSS26.0统计软件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计算测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ITC）以及Cronbach's α系数，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评估。根据Hair等人^[55]的建议，维度的Cronbach's α要大于0.7，维度内部测量题项之间的相关系数要大于0.3，CITC要大于0.5。据此，删除了“旅游促进民族交融”维度中的2个测项，保留17个测项（表 1）。最终，旅游促进民族交往、旅游促进民族交流、旅游促进民族交融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65、0.846、0.883，且三个维度内部测量题项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3、CITC值均大于0.5，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3.4 正式调研

正式调研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被试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来源、民族、家庭年收入、本地居住时间、住址与景区距离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被试对旅游促进民族交往、旅游促进民族交流、旅游促进民族交融三个维度的感知测项，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于2021年7月18日至21日由笔者与三位项目组成员以及当地旅游管理专业3位本科生组成正式调研小组，在案例地以随机入户的方式完成。在调查过程中，针对不认识汉字和不会用普通话交流的调研对象（占总样本量的8.5%），调研员采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口头表述，然后由居民进行做答，并代为填写选项，检查无误后，完成调研。本研究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50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447份，185份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262份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

4 实证检验 4.1 样本特征

被调查者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2所示：男性与女性分别占比为53.9% 和46.1%；少数民族占比81.7%，汉族占比18.3%；^{[18, 45]}岁年龄段的居民占51.9%；受教育层次偏低，高中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70.1%；收入来源方面，主要来自旅游业和部分来自旅游业的占比达到71.6%；年收入水平方面，8万元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比为67.6%，其中（5, 8]万元占比26.4%，^{[2, 5]}万元占比25.3%；被访者在本地居住时间大于15年的占比为41.2%；58.2%的被访者居住地址与景区的距离在10 km以内。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SPSS 26.0软件对185份有效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揭示潜在的结构关系。结果显示，KMO检验结果为0.914，Bartlett检验P值小于0.001，拒绝了各指标之间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

4.3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基础上，使用AMOS24.0软件对262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 4）。基准模型：旅游促进民族交往、旅游促进民族交流、旅游促进民族交融；二因子模型a：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旅游促进民族交往和旅游促进民族交流合并为一个因子；二因子模型b：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旅游促进民族交往和旅游促进民族交融合并为一个因子；二因子模型c：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旅游促进民族交流和旅游促进民族交融合并为一个因子；单因子模型：将旅游促进民族交往、旅游促进民族交流、旅游促进民族交融合并为一个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基准模型与另外4个模型相比，对实际数据拟合效果良好，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其他模型，表明本研究基准模型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4.4 信度与收敛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AMOS 24.0软件对信度与效度进行了检验。卡方值（χ²）为119.476，自由度（df）为119，卡方与自由度之比（χ²/df）为1.030，满足小于3的要求。RMSEA和SRMR的值分别为0.011和0.036，均小于0.080，处于可接受范围；GFI、AGFI、CFI、TLI的值分别为0.951、0.935、0.998、0.998，均大于0.900，拟合效果理想。总体来说，该测量模型拟合度较好。各维度的测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大于0.7），表明所设计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通过计算各维度的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检验各维度测量指标的内部一致性程度，结果表明，三个维度的CR值在0.860至0.892之间，均大于0.7的门槛要求，表明量表各维度具有较高的组成信度。收敛效度通常采用最大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ing, AVE）进行衡量，要求AVE值大于0.5。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三个维度的AVE值在0.507至0.593之间，均大于0.5。因此，本研究量表的信度和收敛效度都得以验证，通过严格的项目可靠性检验（表 5）。

4.5 区别效度检验

区别效度主要用来检验各维度之间的差异性。根据Fornell和Larcker的建议^[56]，潜变量的AVE开根号值应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则表明各潜变量之间具有区别效度。据此，本研究中的三个潜变量具有区别效度（表 6）。

4.6 效标效度检验

所开发的构念能否预测现象的发生是判定构念效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任何一个构念的开发都要求其能够预测某些已经存在的变量，即量表的效标效度问题。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来检验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感知量表的效标效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旅游场域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形塑国家认同^[57]，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而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58]。因此，本文以旅游促进民族交往、旅游促进民族交流、旅游促进民族交融作为自变量，将“我认为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紧紧联系在一起”单一测项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理变量进行效标效度检验。分析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其中χ²/df值为1.129，RMSEA为0.022，SRMR为0.036，满足小于0.08的标准；GFI/CFI/IFI/TLI等值均超过0.9的标准。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路径系数显著为正（表 7），与理论预期一致，表明本研究开发的量表具有效标效度。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喀什噶尔古城景区为例，在文献综述、专家咨询和定性访谈的基础上，采用严谨规范的量表开发程序，编制和检验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本研究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等方法精简和检验量表，最终得到旅游促进民族交往、旅游促进民族交流、旅游促进民族交融3个维度、17个题项的量表。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开发的量表可以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可靠的测量工具。

5.2 研究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基于少数民族地区居民视角编制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并对量表信度和效度进行统计检验。研究成果可为后续开展目的地民族关系演变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分析奠定实证研究基础。

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调查分析民族地区旅游地居民对民族关系感知的研究，能够对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抽象概念进行定量测量，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旅游影响情境下民族关系演进的研究。第二，本研究为旅游促进民族关系实证分析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测量工具。目前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定量测量的研究却非常少见，量表更是匮乏。本研究从民族地区旅游地居民视角出发，客观呈现当地社区居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而归纳维度与具体的测量题项，开发的量表贴近旅游情境中研究民族关系的需求现实，有利于学界进一步开展民族关系的定量研究。第三，以往相关研究多关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探讨和案例研究，缺乏对特定情境中民族关系量化测量的关注。旅游作为新时代最具流动性的一项活动，游客与居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存在不同形式和程度的互动交流，探索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测量指标，可以丰富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第四，由于研究情境和目标的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往往具有不同的结构和维度。本研究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置于旅游这一特定情境中进行考察，在测量题项内容和数量上与陈立鹏等^[59]学者的研究有所不同，强调旅游情境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定内涵和逻辑关系，这一点在以后的研究中也有必要进行区分。

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编制的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量表简单且易于操作，关注旅游业发展对民族关系影响的学者可以使用该量表对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测量，了解民族地区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促进民族关系发展的感知，从而开展更为丰富的研究。第二，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新思路。在旅游场域中考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态和过程，不仅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也拓展了旅游学研究的边界和领域，同时也为交叉学科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新例证。第三，为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实践指引。由于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利益需求的差异，游客与目的地居民在互动交往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阻力。本研究按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关系，将各维度中可能的情境抽象为对应的测量题目来表征各维度的核心要义。因此，本研究的测量题项本身可以为民族地区旅游业促进民族关系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引。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遵循严格的量表开发步骤，从目的地地居民视角探讨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维度与测量题项，为定量研究新时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本量表的开发与检验，外部有效性需要进一步确定。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在更多的案例地收集数据，对量表进行检验和修正，以提高量表的有效性。第二，在量表原始题项的提炼阶段，鉴于现实条件的约束，测量题项主要来自研究文献和案例地居民访谈，结合专家意见后修改完成。但作为一套完整、客观的测量工具，应当征询更多相关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如旅游者、行业从业者、行政部门的管理者，以确保问卷测项的代表性和完整性。第三，本量表开发以民族地区景区内外的居民为被试群体，尚未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后续研究宜进一步扩大被试群体的范围，如开发基于游客、从业者等群体视角的量表，为研究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新思路。

注释：

①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喀什古城景区[EB/OL]. [2022-10-14]. http://www.kashi.gov.cn//ksdqxzgs/c106707/202108/5442c83e851e413cadd6e0add63da9e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