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镇化上半场四十年间，乡村在外部资本裹挟下面临“灰色”重构危机^{[1, 2]}。城乡要素加速互通的趋势下多元主体对乡村的建构成为学界焦点^{[2, 3]}。然而，研究偏重“他者”的作用而忽视了乡村亦是村民的实践场所。着眼于中国乡村的历史脉络及其未来发展的研判，聚焦提升人本价值的现实诉求，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政策相继出台，乡村迎来新发展契机。其中，溯源“家”情感将有利于把握村民的潜在诉求与行为特征，响应“为民而兴”、“立足乡土”等号召^①②，破除“村落终结”、“乡村性消亡”等质疑^[3-5]。进一步地，聚焦在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将有助于（homemaking practice）剖析其突破市场约束、摆脱待政府兜底的涸辙之态的能动过程^[6]，即“家实践”。近年来，急骤的社会变革令家研究重归地理学视野，成为地缘、亲缘绞合地方中理论化和实证的抓手^{[7, 8]}。该视野下，家实践旨在凸显传统意义中被规训的村民如何通过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守护家园或促成物质空间向家园的再转化^{[9, 10]}；其既契合政府的可持续乡村构想并助力村民践行社会资本为基石的家，还有助于村民跻身现代化湍流并协同市场经济资本重塑家园感和家空间。

家凝聚个体的生活经验、维系着群体间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仅是个人的扎根之处，更是承载物质基础和情感联系的空间综合体^{[11, 12]}。随着社会经济变迁和资本扩张，家还由私人精神容器演化为群体关系展演的平台^[13]；中国的家内涵在大众旅游和金融资本影响下拓展出多主体凝视、想象、怀念的公共空间属性^[14]，但同时，其依旧是乡土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物质与精神归处^[15]。即无论在费孝通、梁漱溟笔下，还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中，家始终作为总体性和根基性的隐喻贯穿了社会^{[6, 16]}：在地村民将家情感隐喻于空间，作为家实践的基础，将抽象的社会网络凝练成具象的空间秩序^{[17, 18]}。可见，家实践可作为一种审查治理的视角，从在地者视野展开分析，有助于理解盘活分散的经济与社会与资本的过程，从而促成“善治”。

当前的中国家实践研究成果颇丰，聚焦家情感、居住空间、旅游化、拆迁失地、重聚等议题^{[5, 8, 9, 10, 19-22]}。尚存以下不足：①研究多将家实践局限在固定的物理空间而忽视家的动态性和生命力^[21]；②鲜有学者审查家由抽象情感向具象空间映射的有机过程^{[10, 17]}；③研究偏重“他者”塑造的“流动的家”，而忽略村民对家的独特诠释及其对应的扎根实践^{[8, 9]}；④缺乏系统性理论辅助，未能解释在地者具体的实践能力和方式。对此，布迪厄的理论提供了有效参照：首先，家可概念化为超越物理边界的、弹性的社会网络集合，期间充斥行为主体和资本要素，统合了人类社会联系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可解释动态的家实践^[24]；其次，资本揭示了主体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及其相互作用、转换和竞逐抽象位置的过程，家也在此期间随着资本的积累/流失而重构^[25]。由此可见，“资本”是解读实践的关键，为此，本文将借资本分析阐述在地村民家实践的特征与机制。

2 理论借鉴与分析框架构建

布迪厄的资本范式突破了货币形式，延展至文化、社会、象征等维度^[26]，本文锚定其中最关键的部分——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前者可量化为金钱或被制度化为产权 ^[27]，最容易向外转换；后者由社会责任关系组成，以象征性名号呈现，也能转化为经济资本^[27]。资本分析弱化个体倾向而强调群体能力和行为方式：主体通过竞逐资本确定在场域中的位置时，位置也将赋予主体惯习以促成其追求特定资本的行动，进而再塑造场域^[26]。该理论发展于社会学领域，但地理学的应用较少。近期，学界在旅游和文化研究中逐步拓展，并在地方营造、空间生产、社会响应等议题中思辨^[28]。

全球乡村演化处在社会—经济资本交织的宏观背景中，西方村民在资本博弈中位于被动态势，难以抗拒政府、移民、市场等象征的外部资本力量^[29-31]。中国乡村面临相似窘境，但资本博弈关系不同：村民在外部经济资本干预下，通常采取积极态度以实现经营盈利。当外部资本借以土地征用、流转等手段将空间资本化，令住宅、设施、景观衍化为排他性场域时^{[2, 32]}，村民通过外租将集体土地和住房等“非流动资本”转为金钱或产权形式的经济资本，从而参与空间博弈^[33]。然而，集体产权固有的残缺性使其缺乏流通度^[34]，导致经济价值限于租赁时的短期兑现^[33]。此外，村民在社会资本裹挟下仍以根植性的原生资本对外抗衡。移民占据生产用地和消费景观时潜移默化地消磨乡村社区的社会文化氛围，形成社会性驱替^[21]。相对地，村民的社会资本则依赖沿袭和积淀的宗族制网络，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集体—村民—产权”链接，构建差序化的、凝聚的且排他的社会联盟^[16]。社会资本不仅限于日常交往和集体赋予个体信任等纯粹关系，还表现为可分配、处置的具象集体权属空间^[16]。后者是构建在动态关系上的契约产品，其价值不能以市场经济标准衡量，还取决于特定主体间的关系稳固程度^[33]。

综上，村民的资本能力极大归因于其在地特质。在地并非户籍或常住概念，也不仅限在物理空间维度，它蕴含特定经济、社会网络中凝聚的家情感，象征着常住和流动户籍村民的潜在实践方式。户籍是链接个体与集体的纽带^[35]，流动则反映城镇化、全球化下村民与家空间的柔性互动^[36]。因此，即便村民家情感遭受剥夺式冲击，但其仍能因相似的感知、诉求和能力而聚合，持续建构其共同的家^{[5, 37, 38]}。这一积极实践过程具备社会性和物质性内涵^[23]：社会性的家是其依恋感的归处，是群体共识的基础，对应“根”、“源”等；物质性的家是支持其日常生活、生产的空间，对应家情感映射的空间表征，即“屋”、“院”等。本文回溯社区的共同体意涵^[39]，视家空间为家情感的凝结，就此探究在地村民的家实践，而非只讨论恒定物理边界内的现象。当前，快速城镇化、城市扩张下人口等要素加速互通，村民利用多种形式资本一方面维系宗族社会沿袭至今的传统的家，另一方面也在异质性和流动性中探索家的现代性^{[40, 41]}；期间，家被“他者”所塑造，也被在地村民所实践，而后者最终适应了这超脱原生地方的、变迁的社会空间（图 1）。

3 研究案例 3.1 案例概况

本文案例XZ村位于广东省，是具有深厚宗族文化氛围的传统村落（图 2）。20世纪90年代起，艺术从业者进驻以体验风光、创作艺术或经营商业；他们除了塑造独特的艺术氛围外，还引致原生社会环境变迁，其中规模化竞租、肆意拆建等改变了村落景观和社区生态，最终又致使商业热度消退。村民则对应经历了部分搬离、规模外迁、流动返回的过程，在此期间持续建构着家空间。XZ村在地（常住和流动性返回）户籍村民为本文研究对象，他们世代居在这一传统聚落，但也在快速城镇化中被现代化氛围浸染；其契合中国东、南沿海乡村的演进规律：现代化要素不断冲击传统家情感，两种感知合力形塑了家空间。根据布迪厄解释，家情感即身处家场域中群体的必然感知，其将具备“维系家情感”、“维系家场域”等惯习，具体表现村民为塑造特定空间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即家实践；期间，资本作为主体参与博弈的筹码或工具贯穿全过程，侧面反映出实践能力。就此，本文认为XZ村在地村民作为分析家实践的个案具有典型性。

具体而言，其家实践表现传统—现代双向特质^[42]。一方面，村民依赖传统惯习烙印的生活模式，依附于血缘网络，日常行为也受限于差序社会空间，即“个体—家庭—家族—邻里”的亲疏递减^[15]。这是礼制、家族制、父权思想等积淀的结果，社会关系紧密聚拢，形成排斥外族的传统家空间。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变迁使村民行为表现个人主义等逆家长制特征^[16]。相较守护集体或宗族利益，差序边缘群体率先搬离或改造住宅以构建现代家空间。他们挑战旧式且固化的社会准则，追求市场化、现代化的家。值得注意，“离家”和“守/回家”不直接映射“传统”与“现代”的所谓二元关系^[43]，中国村民家实践需要更具超越性的理解，从村民视野充分解析其行动的逻辑和意义^{[10, 44]}。

3.2 数据与方法

研究使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问卷收集数据，于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持续田野跟踪。数据来自36名在地和5名非在地村民、40名艺术从业者（包括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机构经营者等）的访谈，有效文本近8万字。重点访谈30名在地村民，人均时间超1小时。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招募合格受访者并建立网络，滚雪球地拓展调研。受访者性别与年龄结构合理，处于20—90岁年龄段，月收入水平介于2000至20000元不等。村民访谈内容包括：社会经济背景、家情感认知、塑造家空间方式。笔者还利用文献、史料、新闻等收集二手数据以佐证访谈信息。为弥补质性研究的不足，作者与受访者保持联系，确保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动态性。

村民基于资本的家实践是分析重点，其具有隐喻性，需深入解析文本。因此，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识别内容（书面、在线文本、口语）背后的信息，将有关家情感认知、实践家的事件节点整合至时间轴（图 3）。实证还用NVIVO辅助梳理访谈，旨在阐述“什么是XZ村在地村民的家情感”及其对应的“空间表征”（表 1）。

4 XZ村在地村民的家实践

村民同时表现对家的追忆和革新^[42]：前者即传统家情感，主要在社会感知层面形成共识，是对氏族社会及对应空间秩序的依恋和维系；后者即现代家情感，更多在物质空间维度达成一致，是对原子化生活理念、模式和商品化空间的偏好（表 1）。两种情感并非孤立，村民长期徘徊在维系传统邻里与竞逐现代空间之间。当被问及“是否有离家感觉”，外迁、常住、流动者分别回答“有”、“有”、“无”。可见，外迁者怀念亲近的社会关系，常住者向往现代生活，流动者既寻求舒适的物质空间（村外或村内新宅）又不愿错失去其根植性的空间记忆，村民就此共同营建家空间。根据布迪厄理论的构成性（constitutive）假设^[25]，“拥有资本”侧面体现村民在家场域中的位置、能力和倾向。因此，往后三节将分别叙述如何实践传统家、如何实践现代家、家实践的资本逻辑，从而避免赘述。

4.1 传统家的实践

该向度建立在村民对原生地方的共识感知、认可和依赖的基础上，传统社会关系、文化氛围等奠基并延续了这种家园感。XZ村村民为明初同血亲的移民后裔，其同姓（简）旁支分布在C村、L村等处，XZ村简姓是其中的代表和缩影。村民起初设X祠和D祠，后设J祠为合族祠。为延续传统，他们据水系设五处最具认同感的场所（“约”）以组织探亲龙舟穿行。就此，呈现“外村—同村—约—房—户”的差序结构，形成“祖祠（与旁支共同祭祀）—J祠和R祠—约议事点—分词—（户中）堂”的等级化空间格局（图 4a）。

（1）“差序化的家”——维系空间格局

稳固的社会空间格局直至20世纪末周边艺术学院招生所致的移民迁入潮才迎来挑战。起初，村民难以接纳甚至排斥艺术家迥异的日常行为及其塑造的创意空间，因而利用社会性的宗族势力将其阻隔于边缘。而即便有经济能力以翻修或支出远超本地住房价值租金的租客逐渐增多，闲置和废弃空间也逐渐无法满足移民的居住和经营诉求，但社会排斥却始终存在，移民仍只能在村落西侧聚居并缓慢扩散。经数年的集体租赁收益积累，村民还在2007年集资修缮J祠以强化凝聚力，将翻新的场所作为传承舞狮、粤曲、祭祖等的新载体。

（2）“秩序化的家”——延续场所活力

规模移民、建筑改造、环境污染、活动置换等行为持续冲击村民对传统家的依恋。为延续约的凝聚力，村民在2010年合并中、西约，后将南、北、中西约迁至东侧快速路高架下以延续龙船饭等活动，并一度扩大了节庆规模（图 4b）。商业氛围趋缓后，村民在2018年起终止公共建筑租赁并收回权属，重归作集体管理的、非盈利的私密场所。同时，村民后怕移民潮加剧宗族文化衰败，因而在2022年组织两脉、五约的各房宗亲修撰族谱，并重启停滞的与外缘血亲村落交互的龙船争渡。即便常住村民有所减少，但交往空间与活动再营建却有效地重塑了家园感，依恋家乡的外迁者也日常往返并参与集体活动。

可见，社会资本通过强化社会凝聚力为传统家实践提供根本支撑，村民在此期间获得的经济资本则通过维护和延续象征性空间以发挥出类似作用。过程中，社会资本巩固和经济资本增收被村民归功于其所处的传统家场域对个体的庇护，从而在城市化影响下维系住舒适的熟人社会空间，因此，村民也将根据从该场域中习得的惯习，将资本重诉诸于传统家空间的再营建。

4.2 现代家的实践

该向度在城市扩张、资本流动等趋势下形成。面对式微的文化、混杂的网络、疏远的邻里，村民经历从抵抗到挣扎，再到无奈与妥协，甚至摒弃坚守、形成新的家共识的过程，最终追求更具现代化市场价值的资产形式和空间表征。系列行为象征着传统规范向现代诉求的妥协。在空间维度，村民不仅共享私密空间以换取收益、推动承载传统活动公共建筑的外租，还拆除古宅并建起握手楼、购置并移居至现代小区。

（1）“混杂化的家”——突破空间秩序

早期的外租经济带来收入，但仍不足以负担新宅建设，因而大多村民选择原址加建或修缮。但这一举措却逐步打破了约俗——构筑物本不得高出J祠，私宅不得高于其从属的分祠（图 5）。移民推动潜在地租持续上涨，村民也在集体分红驱使下让步于公共建筑外租决议：先在2008年临时出租R祠，后在2010年签订长租；J祠、T祠、M祠等均是血亲网络中社会共识的重要约数和蕴含象征意义的神圣空间，但也悉数出租。对此，受访村民表达“谋求更好生活”、“结婚成家需要”、“老宅不抵经济价值”等高度一致的观点。

（2）“商品化的家”——竞逐商业资产

祖宅、宗祠等日渐被视作回村祭祀的临时场所或经营用的经济资产，该观念转变在租赁空间饱和后的拆建潮中凸显。一方面，地方依恋由低至高的年轻与年老村民陆续迁至新村、搬离或在外购房后偶尔返回；另一方面，传统邻里衰败令村民更“理性地”出租失活和闲置的空间以兑现经济回报（图 6）。过程中，集体产权的私有化处置凸显家理念的现代性转变。传统社会的产权基本单位——户，一定程度上在集体或宗族尺度中被还原，即亲缘关系解构间接重塑了过往的共同体理念^[46]，家由凝聚传统情感的空间转化为商品化资产。

由此可见，现代家实践十分依赖经济资本对私宅兴修、重建的支持，社会资本则在统筹集体性租赁中发挥作用。过程中，村民生活场域已随城市化对村庄的裹挟而受到原子化理念的潜移默化影响，从而习得追求现代生活模式的惯习，并厌倦传统聚居生活、试图使其资产摆脱低市场经济价值的窘境；因此，促生了村民外流、拆建低矮民居等行为，他们只为赢得更多经济资本，再投入现代家空间实践中。

总体而言，村民通过多种手段获得社会或经济资本并诉诸于传统或现代家实践，而两类实践间却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矛盾，因而呈现牺牲部分社会资本换取经济收益或压抑部分经济诉求以维系社会资本的现象。整体看，三十余年的家实践后，村民失去大量处在外部的松散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不影响节庆等功能的民居的自住功能被商业经营取缔，但也对应地实现了经济资本持有量的增长。与此同时，村民积极探索并逐渐稳固了蕴含两种家理念的新生活场域，例如M祠等便与租客达成分时段的权属分配协议（图 4b），即除端午等节日需将空间归还给村民以维系社会资本、支持村民的传统家空间实践，其余时间则被投入租赁市场换取经济资本收益，间接满足村民的现代化生活追求。可见，家实践本质是一系列受家情感驱动的行动策略，资本作为博弈筹码被投入并支撑具体的空间实践，并在过程中维系或夺取、积累或流失。

4.3 XZ村在地村民家实践的资本逻辑

总言之，XZ村在地村民具备社会关系、群体信任、地方宗族等社会资本，拥有金钱和集体土地、住房等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主要通过权属流转、空间改造等方式将空间资本化，社会资本则多通过差序的、排他的联盟强化维系群体凝聚力。越多的资本象征村民越强的博弈能力，并决定其潜在的家实践导向。为深入解释资本这一筹码/工具作用下的家实践逻辑，本节将在家实践的两类社会环境中做总结性阐述：一是“他者”外部影响下，村民对资本的维系或夺取，进而重塑场域；二是村民在自我或群体内部博弈后实现的资本的积累或流失，最终营建传统和现代家空间（图 7）。

（1）家实践的外部环境

一方面，城市社会中的市场主体表现夺取村民资本的态势。即便制度环境约束集体权属向经济资本转化，但现代市场体系的渗透却间接活化其潜在的经济价值。传统社会的土地和房屋仅承担村民居住、生活等自给需求，因此房屋再利用也局限于简单的租赁形式。相对地，艺术家和商户重置了集体资产的价值标准，通过挖掘和营造自然、人文环境与文化审美价值，将闲置和低效的空间转为发展文创、旅游等产业的成本洼地^[32]。然而，受限于文化认知和经营理念差异，村民并不具备相同的自主经营能力，也因而被夺取部分增值收益，只能赖以权属持有者身份享有持续但低廉的租赁回报。

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血缘外亲维系着村民的资本持有。村民的家是从属于并和简氏族高度关联的子场域，血亲通过龙舟争渡、寻亲祭祖等活动增进XZ村村民与外部的社会链接，间接强化在地村民的社会资本。传统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依赖超越单一社区的地方关系，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也仰仗于此，且该特质在现代乡村中依旧存在^[6]。氏族关系是在地者向外拓展时最可靠和亲近的网络外延，也是侧面规范他们在村内日常交往的最大公约数。这种依存、共建、强化的关系彰显村民的文化认同与自信，其不断循环并稳固了社会资存量本，也奠定了村民后续竞逐经济资本的运作根基。

（2）家实践内部的资本运行逻辑

经济和社会资本表现出迥异的运作逻辑：社会资本累积通过日常交往或节庆活动中的群体互动创造社会信任以实现，经济资本扩张得益于制度叠加作用下的房产继承和市场化的权属经营；前者更多指向传统家的建构，现代家营建则更仰仗经济导向的资本运作。

此外，两类资本持续地相互转换，反映出不同阶段村民家实践的微妙差异。早期，村民传承传统家理念并将社会资本视作根本，差序关系在空间中对应显现，外来资本和移民长期被隔绝在边缘^[15]。该时期的经济资本缓慢积累：个人主义、现代价值理念驱动村民竞逐经济资本^[46]，尽可能地激活“非流动资本”以将社会住房商品化；社会资本则在宗族、约、户等层面不同程度地流失，但也高效地向经济资本转换。随后，村民同时追求两类资本并表现传统和现代交融的家实践特征：他们持续推助租赁市场发展以积累经济资本，但也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削弱，并组织宗族、集体活动以重积累社会资本。后者即将公共建筑为主的产权重新象征化的过程，是一种传统家理性的回归与空间策略的转型^[8]。最终来看，村民获得超出其原资产价值的经济资本，但也折损部分难以补足的社会资本：前者是其利用市场化契机的经营结果，后者则因建筑景观损毁、习俗失传而流失不复。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目前，鲜有学者讨论在地村民的家情感价值及其驱动地方实践的进程。而基于地方视角审视村民的家情感和家实践则将有助于解析中国乡村转型以及中国城乡社会空间变迁^[29]。就此，本文梳理相关问题，试图突破固化的社区边界，超越感知和构想的家，以“家情感凝结的空间表征”为切入点探究在地村民家实践。XZ村展现典型的传统—现代双向家实践特征，本文借其解构村民沿袭、转换资本以建构家空间的机理。

本文结论：首先，在地村民的家情感变迁及其家实践均紧密联系宏观时代与区域背景，而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则为资本流动和家空间营建提供现实条件。其中，XZ村村民的流动特质与“村落终结”等热议对应，但又给予了更深层的回应与解释^[3]。例如，传统家理念驱动下的村民回流象征着其将资本重诉诸于家的过程，表现出传统家的再实践^{[7, 17]}。这反映了XZ村村民迎合社会转型但又超脱的独特属性，同时展现“积极寻求”和“韬光养晦”之态。其次，家实践一定程度反驳了“边缘化社区”、“无关紧要的在地者”等刻板印象，本文充分挖掘其价值，即村民基于家情感形成的博弈潜力和实践能力^[47]。相比被迫动迁，本文展演扎根的在地实践，为乡村社区治理提供延展性参照和新范本。相对霸权主义或城市中心思维，本文更倾向解释在地村民的本土抵抗和适应两种力量，使地方的解构、重构不遵循同一性和剩余价值逻辑。再次，本文基于资本分析系统地审查家这一自我调适的社会空间：社区在资本介入下保持生长和内嵌，甚至演化出新的社会等级和权力结构。值得一提，本文的研究范式存在局限：许多乡村已丧失驱动集体行动的潜力，原生家情感也在社会主义改造、城镇化等进程中几近瓦解，社区仅为行政管理单元而鲜有“共同体”凝聚力。这一现实也警醒了培育新家园情感和社区邻里性的价值所在^{[4, 47]}。

5.2 讨论

需要特别强调，中、西方的家研究存在本质差异，还需本土学者在后续研究中更深入地辨析与审思，而本文仅从在内涵与实践两个维度做初步的延伸性讨论。

内涵方面，西方学者普遍将家置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辩论中，认为家只是支持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进而聚焦离家（leaving home）、归家（homing practice）等论题，提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差异在于是否脱离原生家的观点。中国研究一定程度受到该理念影响，但还需重审西方主义的预设。本文立足于家同时存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认知基础，倾向于展现以下观点：在地者的家共识隐喻及其对应的空间表征具有生命力。换言之，中国的家从未被现代性话语掩盖或抹去，而是在特定地方中持续内嵌和延续。

实践方面，西方学者肯定家作为情感依恋的载体，认为家寄身于现代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但也奠定了家天然蕴含的分离与剥削意志。中国的家实践思维有本质不同：其着重将广义的家伦理与社会组织关系相映照，并置于“家国同构”等统一性的组织体系中，发展更稳固的群体联系，相关研究也因而聚焦传统家对“他者”的包容与兼容^[47]。这解释了为何背向西方个人理性的家研究处学界边缘，但却是中国社会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中国乡村同全球的总体趋势一致，趋于现代化转型中，但却并非传统至现代的单向演化。有别国外经验，中国家实践与独特的市场经济、集体制度、宗族文化等紧密联系，在家为核心的行为取向中，在地者存在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即便现代化转向是必然，但深刻的传统家理念也将始终保藏有机的驱动力，现代经济理性和传统社会伦理或持续交织，地方治理只有重视其独有的动态价值才能兑现长久活力。

注释：

①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2022年2月22日。

②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2023年2月13日。

③ XZ村社会空间格局经由水系串联有差序的宗祠/庙宇形成，宗祠外租期间导致部分约的传统活动不便开展。因此，议事点搬迁可被认为是牺牲水系串联但延续活动的传统家实践策略之一。

④ XZ村自1998年起不批复宅基地，果林等经济型农用地在2006年被征收，往后的集体收入多来自集体产权租赁。人口数据来自XZ村村委和村集体，2021年数据包括村委为组织事务而专门统计的流动户籍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