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学科，交叉学科门类下的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背景下的必然要求^[1]。当下，“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中国方案逐渐扩展、覆盖至以往被视作“边缘地区”的小国、弱国和传统意义上不受重视的国家。其中，作为普遍面临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小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区域。21世纪以来，海洋权力斗争日益尖锐，构建对SIDS的外交政策逐渐成为大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与SIDS的经贸、文化与外交联系也愈加紧密，对SIDS研究的现实迫切性日益增强。

SIDS在1992年6月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被定义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集团（下文简称为“SIDS”），其领土坐落在一个或多个岛屿之上，地理位置偏僻、地域空间狭隘、产业结构单一、资金技术缺乏、生态环境脆弱^[2]。在202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公布的《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新加坡作为SIDS中唯一的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HDI）为0.939，世界排名12，除瑙鲁和纽埃之外（缺少数据）的其他36个SIDS的HDI平均值为0.713，平均位次排名101，最高值为马耳他的0.918，排名23；最低值为海地的0.535，排名163。在39个SIDS中，有17个国家的HDI位次居于100名开外。综上，目前绝大多数SIDS仍属于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小国。

国际上对SIDS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类尺度。包括对特定SIDS的研究和SIDS岛群的研究。但囿于空间分布上的边缘性和破碎性，既有研究多从岛群或海域尺度考察，这种区域性视角也赋予了SIDS更深的地缘政治色彩。作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议题，SIDS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属性。人类学领域主要关注其早期居民的文化景观（农业生产^[3]、艺术品^[4]、遗址^[5]等）、岛间亲缘关系^[6]、岛民体质与健康^[7]的发展演变等，为岛屿人类文明变迁研究提供线索；历史学领域主要关注SIDS的殖民轨迹和政治制度的演进^{[8, 9]}，为理解SIDS当下的现实发展问题提供参考和依据；社会学主要关注移民浪潮^[10]、后殖民主义^[11]和全球变化^[12]背景下的民族或群体的社会建构，为实现SIDS的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对外友好往来提供理论参考；国际关系学主要关注域外大国对SIDS的援助行为^[13]和博弈机制^[14]，并探讨SIDS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地位的演变过程，为大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依据。在地理学视域下，SIDS作为区域研究的自然地理单元，综合集成了上述领域的研究内容，来自于历史、社会、政治多个层面的多类议题为SIDS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视角。在此基础上，地缘政治博弈^[15]、城市化进程^[16]、迁移与移民^[17]、土地政策^[18]、气候变化^[19]、旅游发展^[20]等主题逐渐成为国际地理学家关注的内容。

总结来看，国际上对SIDS的研究已形成多领域并行发展的态势，政治驱动和学术驱动并存。放眼国内，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即开启了SIDS研究，但受到综合国力的制约以及与SIDS外交关系的长期空白期，研究多以介绍性成果为主。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性成果开始显现。但长期以来国内SIDS研究仍处于较为边缘化的位置，其成果数量与人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研究相比较少，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优势与尺度性、综合性等特征未得到明显应用和体现。在地理学视角下，SIDS或SIDS岛群可视为世界上较为特殊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其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受到域内外地缘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深化SIDS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这种耦合关系以及SIDS所处的国际地位变化和未来发展形势颇具意义，同时也是指导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和“走出去”对外政策深入落实的必然要求。

SIDS主要分布在南太平洋地区、加勒比海地区、印度洋、非洲西海岸以及地中海5大区域，共计39个联合国成员国，具体国家区位分布如图 1所示。

图 1(Fig. 1)

图 1 世界主要SIDS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1 Map of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World's Major SIDS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选取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CNKI总库）中的期刊作为样本，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国家联盟” “SIDS”“小岛屿”和39个SIDS名称作为主题与篇名进行检索，检索截止日期为2023年1月18日。由于检索结果中含有报刊文章等非学术论文的检索结果，且部分岛国或岛屿并不属于本文所研究的SIDS之列，所以进行筛除，最终得到610篇文献。需要指出的是，这610篇文献多数并非来自于地理学期刊或基金项目，因此本文将是否涉及到地理学理论、概念或方法作为进一步筛选文献的依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524篇。继而梳理所得文献，将文献的研究内容划分至地理学学科体系下的研究领域，并识别所涉及的交叉学科，整合国内学界对SIDS在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进展。研究中参考的外文文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检索主题和关键词为“small island states”“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以及39个SIDS的英文名称，获取被引量前300名的文献，对其研究内容与所属的地理学分支学科进行梳理，并将结果与国内研究进行对比。最后，基于中国与SIDS外交实践的现实情况，汲取国际上对SIDS的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展望。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对SIDS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议题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经济互动与产业发展、全球变化响应和文化地理与社会建构四类议题（图 2）。

图 2(Fig. 2)

图 2 地理学视域下国内学界对SIDS的研究议题及交叉学科 Fig.2 Research Issues and Cross-disciplines in Geography of SIDS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众多SIDS和一些未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在共享的地理空间与相似的社会文化特质中，通过地区治理机制以及由地区认同构成的地区主义来推动SIDS共同发展^[21]。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以贸易、投资等经济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加勒比海SIDS^[22]、南太平洋SIDS^[23]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没有揭示SIDS内部的合作发展机制。2005年有学者首次从贸易、投资、外交等视角对加勒比海SIDS的地区主义特征进行了归纳^[24]；后有学者从理念、制度、外交等层面解析了南太平洋SIDS地区主义的内涵^[25]。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的讨论赋予了SIDS地区主义新内涵，气候治理、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等新理念融入至传统的政治性区域主义中^[26]，“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被用来概括南太平洋SIDS新阶段的地区主义，强调了SIDS的“主体性”。基于Sloan对“发展地区主义”的定义^[27]，学界将南太平洋SIDS新地区主义的核心特征概括为3方面：以地区集体外交为主要内容、具有浓郁海洋特色、聚焦发展议题^[21]。综合已有研究，国内学界对SIDS地区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定性化探讨，并以地区组织进行了案例解析。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海域SIDS地区主义研究聚焦的重点有所差异。相比之下，南太平洋SIDS地区主义研究的起步较早、成果较多，多以主体性参与、综合性发展、地区性认同等视角来探究，这与加勒比海SIDS以经贸为主的地区主义研究相区别。

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是SIDS塑造自身国际政治角色的重要途径。目前SIDS面临的海洋治理困难较为复杂，主要体现在安全结构风险、对国际援助的依赖性、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的边缘化以及域内海洋治理的碎片化^[28]。但也有学者认为SIDS可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以“可持续发展特殊案例”“全球环境难民”“广袤海洋监管人”等特殊身份与优势参与推进全球海洋治理^[29]，如南太平洋SIDS已借此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处于“先行者”地位^[30]；在海洋经济方面，蓝色经济议程已成为引领全球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流范式^[31]。此外，非政府组织在SIDS海洋治理中的力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加勒比海SIDS的波浪之下组织（beneath the waves）促使巴哈马政府同意在专属经济区内考虑重构海洋区划并建立保护机制^[32]；位于萨摩亚的萨瓦伊（Savaia）海洋保护区由萨瓦伊村庄委员会建立，国内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证实了该保护区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33]。综合来看，国内对SIDS海洋治理的讨论多建立于宏观的地缘政治语境，这与国际上对SIDS海洋治理具体策略（海洋垃圾处理^[34]、海洋酸化治理^[35]等）的关注有所差异。此外需要指出的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海洋保护区制度的建立重构了SIDS与大国间的海洋资源利用规则^[29]，引发了SIDS间能源地缘关系的转变，这种由海洋管辖区制度所引发的SIDS能源地缘政治议题是目前较少被关注的。

自2012年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南太平洋SIDS与印度洋SIDS的地缘战略价值与日俱显。中美在南太平洋SIDS的博弈被部分学者视作“软平衡”^[36]，澳大利亚、日本可能成为美国在南太平洋SIDS影响力的助推器，而法国则对中国有助推作用^[37]。另有学者针对印度洋SIDS的博弈局势，提出“一带一路”与美国的“印太构想”、印日的“亚非自由走廊”战略并非对立关系，合作机遇远大于竞争^[38]。此外，对于部分SIDS转向对华外交的现象，有学者从双层博弈视角出发，将其归结为国内政府与民间、中央与地方的多维较量和平衡自身与中、美、澳等国利益的必然要求^[39]。

除了战略政策外，政府开发援助（ODA）是当今大国对SIDS博弈的重要手段。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对加勒比海SIDS的援助规模明显提升，且呈现出国家安全战略驱动的特征，更加关注反恐怖反毒品、保安全等项目的援助^[40]。而自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以来，日本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额也出现骤增^[41]。大国对SIDS的援助规模及模式受到安全形象树立和能源地缘利益的驱使，有学者基于社会交换论将大国对SIDS援助行为视作一种以权力资源为基础的利益交换^[42]，如日本向斐济提供ODA，既增强了斐济对日本的亲近感，又有助于保证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资源供给和海运通道的畅通^[41]。此外，还有学者探究了不同类型援助的有效性，证实了技术合作援助是对南太平洋SIDS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43]，而卫生领域援助的经济促进作用并不显著^[44]。

既有研究借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理论解析了域外行为体在不同海域SIDS的地缘战略价值以及博弈下的政策实践，凸显了发达国家对中国与SIDS外交关系构建过程的介入性，如发达国家如何影响中国对SIDS的援助政策的调整转变；通过贸易与投资等经济手段来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在SIDS存在的隐性博弈等。

截止2022年底，已有27个SIDS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且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条约（图 3），双方经贸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从产业类型看，农产品贸易是被关注较多的领域（其中又以渔业为代表），涉及到农产品贸易的出口竞争力与潜力^[45]、贸易协定解析等^[46]。从贸易整体特征来看，中国与SIDS的贸易总额逐年攀升，SIDS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呈现出整体偏低、波动性强、空间分异明显的特征^{[47, 48]}。从贸易发展的驱动机制看，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直接投资额对于中国与SIDS贸易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地理距离虽对贸易总额具有负向效应^[47]，但其对于旅游贸易不具备显著影响^[49]；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以SIDS案例为研究对象，如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50]、斐济^[51]的经贸合作风险评估等。也有部分学者将域外大国角色融入中国与SIDS经济互动的实证研究中，如有学者提出在加勒比海SIDS，来自中国的OFDI吸引了更多的来自美国的OFDI，但在资源不丰富的SIDS这一吸引作用不显著^[52]。此外，综合中国与SIDS之间的经贸研究来看，已聚焦到进出口的地理格局与商品结构，阐释了距离、社会经济要素等变量对贸易流发生与演变的影响机制，但缺少将交通流、信息流、文化流等多维要素融入至贸易特征的分析中，对于多维邻近性的刻画仍有待深入。

图 3(Fig. 3)

图 3 中国与SIDS在贸易投资领域签署的双边条约数量 Fig.3 The Number of Bilateral Treaties Signed Between China and SODS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条约数据库。

旅游业是大部分SIDS与国际经济市场互动的重要产业^[53]。部分学者选取马尔代夫、塞舌尔、塞浦路斯、毛里求斯等典型的SIDS目的地与三沙群岛^[54]、舟山群岛^[55]、长山群岛^[56]等国内知名海岛的旅游开发、发展模式进行对比研究，内容涉及到海岛酒店经营、海岛旅游资源与产品以及海外市场营销等。其次为时空演变类研究，目前全球SIDS的旅游竞争力呈现出平稳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异不明显^[57]。近20年来，中国与SIDS的旅游经济联系呈增强趋势，在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的主导性不断增强，但整体网络密度仍较低，且空间分异显著^[58]。从影响机制来看，旅游业对SIDS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对SIDS经济增长具有双重门槛效应^[59]。综上，国内既有研究基于案例对比、空间实证等方法探究了SIDS旅游业发展特征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近年来，在气候适应讨论主题下，旅游业的脆弱性和恢复力对SIDS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愈加明显，可持续旅游成为SIDS旅游业的主流发展定位，而这一主题目前讨论尚少。

大部分SIDS属于避税港型（tax heaven）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从形成机制来看，大洲交界、沿海、殖民历史、跨时区等条件是SIDS避税港形成的主要地理因素^[60]。在此基础上，无外汇管制、健全的配套产业、低廉的注册和运营成本、免双重征税等离岸优势也为避税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61]。但新世纪以来SIDS避税港面临的财政、金融威胁增强，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环境的加速转变，一方面来自SIDS不断凸显的自身社会经济环境的先天劣势，有学者即提出SIDS避税港“自由放任”的环境以及产业结构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加之国家规模小，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性欠佳，财政金融体系往往不够稳健，塞浦路斯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体现^[62]。另有学者对加勒比海SIDS避税港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下，在岸金融（onshore finance）的自由化削弱了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制度的相对优势，新兴地区的离岸金融业在政策扶持下也会对SIDS避税港造成打压^[63]。综合来看，案例分析是国内对SIDS离岸金融业研究的主要方法，通过对离岸金融中心的产业发展要素挖掘，关注到了不同SIDS离岸金融中心基于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历史与模式。但从宏观来看，SIDS的离岸金融产业属于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必定会与其他子金融体系产生空间相互作用^[60]，产生跨尺度的金融体系互动，该部分的讨论则较为欠缺。

求偿权制度是SIDS维护自身气候利益的基本途径，部分学者以此视角解读了SIDS在求偿过程中的法律障碍和局限，包括责任主体的集体性与难确定性、气候融资机制的复杂性、国际诉讼程序的繁琐性^{[64, 65]}。基于此现实，部分学者论证了SIDS气候变化损害求偿的逻辑连贯性和合法性，认为国家责任制度是维护SIDS气候损害权益的基础，基于此SIDS可要求温室气体排放国赔偿损失^[66]，还可要求负有义务的缔约方履行公约义务，从而得到救济^[67]。从资金需求来看，SIDS可建立国家信托基金、气候变化基金，并完善简化资助的审批流程，以增强自身融资能力^{[68, 69]}。此外，SIDS可利用国际人权法，将气候变化威胁下的“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概念逐渐纳入难民定义范围内，但这之中仍然存在较多困境，如“公约难民”身份的不确定性、可能被定义为非法移民的风险等^[70]。另有学者从地缘合作视角出发，认为“意识联动、排放联动、征税联动”是SIDS气候损害求偿权实现的三重联动机制^[67]。基于此机制，从舆论宣传、重建排放标准、重构征税体系等途径来突破SIDS目前所面临的求偿困境。整体来看，国内对SIDS气候求偿路径的研究多建立在宏观视角下，这与国际研究中的个体、社区、媒体等较为微观的视角有所差异^[71]。

SIDS可发挥能动性，通过构建治理框架、参与治理议程、借助外力干涉等方式来推动气候治理进程，加勒比海地区的加共体气候变化中心（CCCCC）实行的一系列区域气候项目则是典型体现^[68]；在南太平洋地区，为应对在气候治理议题上与美、日、澳等组成的“伞形集团”（umbrella group）立场相悖的局面，SIDS借助“外力”来维护自身气候变化利益^[72]，利用机制竞争、设置地区议程等举措将外部权力资源转化为SIDS气候治理的实际进展^[26]。此外，迁移也是岛民面对气候变化威胁的一种解决途径，包括国内跨岛屿迁移和跨国移民，迁移方式的选择受到岛屿面积、地势等自然条件的制约^[73]。但与此同时，有学者从国家权力的视角指出，迁移所造成的人口与权力流失会对SIDS的国家资格造成巨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整体搬迁是SIDS可采取的终极应对措施^[74]。国内学者基于法学和国际关系视角探讨了SIDS在适应气候变化中面临的困境和解决方案，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单一化、定性化特征，且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局限，对于SIDS脆弱性的把握有所欠缺，这导致中国对SIDS气候适应的长期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了解目前十分有限。

既有研究聚焦于移民群体在不同空间下的社会建构模式与影响，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域外移民群体与SIDS土著的互动。如有学者认为南太平洋SIDS的华人移民劳工和华人资本参与并推动了当地农牧矿复合生态的形成，这种影响经历了由海至陆、由间接至直接、由劳动密集至资本密集的三种扩大过程^[75]。在西印度洋SIDS，华侨男子与当地女子的结姻对华人社会产生“侵蚀力”，而与华人女子的结姻则有助于维持华人社群结构的稳定并促进商业的繁荣^[76]。但另一方面，华人华侨群体过度地消耗本就稀缺的自然资源，以及从事的商业活动对当地产业造成挤压等因素也导致了SIDS的社会不稳定甚至岛民的反华情绪增长^[77]。二是SIDS移民群体与移居地群体的互动。如有学者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将加勒比音乐视作移居于美国的加勒比离散劳工社群在社会场域中表达自我、维护社会关系的工具^[78]。此外，还有学者采用身份认同、集体记忆理论剖析了加勒比移民群体在伦敦所遭受到的身份危机^[79]。总体上，SIDS居民和外来移民群体间、SIDS移民群体和移居地本土居民间的互动中既存在合作共赢，也存在矛盾冲突，二者共同影响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社会身份建构。在中国视角下，将华人华侨移民视为影响SIDS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对于中国对SIDS的移民政策制定与调整具有参考意义。但需指出，既有研究主要涉及劳工移民与创业移民，对气候移民的关注较少。

在后殖民时代，SIDS的物质空间通过新赋予的社会文化资本进行再生产。有学者从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出发将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大岛群视为帝国主义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作用与转化的资本场域（图 4）^[80]，在二者共同作用下，三大岛群已成为混杂多元、他者反抗和无限包容的异质性“第三空间”^[81]。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整体性的反历史取径忽略了不同社会区间在殖民历史、去殖民化运动与最终政治目的上的差异性，并以波利尼西亚进行实证^[82]。此外，较多学者借助文本场域来理解后殖民主义，如有学者基于奈保尔（Naipaul）创作中的后殖民语境分析了加勒比海SIDS社会空间的“他者”（others）建构过程^[83]，认为通过游船、传教站和监狱等文化景观所赋予的殖民空间隐喻，加勒比海SIDS社会空间中权力主体和边缘他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分化不断加剧。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借助空间生产理论，从宏观和微观探讨了SIDS后殖民主体在西方话语体系实践下的社会建构过程以及识别周围世界的方式，但对于殖民文化在SIDS对外贸易、离岸金融产业发展中的根植性研究则较为欠缺，这有待进一步讨论。

图 4(Fig. 4)

图 4 南太平洋SIDS资本场域形成机制 Fig.4 Capital Field Formation Mechanism in SIDS of South Pacific

结合已有研究议题，在地理学视域下国内学界对SIDS的研究已涉及到地缘政治、贸易经济地理、全球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地理等研究领域，呈现多学科融合并行的特征。从研究方法来看，基于理论的定性分析成果较为丰富，以案例研究、文本分析、比较研究为主，定量研究显著不足，目前仅少数集中于SIDS的贸易地理研究。整体来看，国内学界尚未较好地将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优势运用在SIDS实际研究中。

域外国家或利益集团通过地缘博弈与历史文化驱动等外力来强化SIDS发展的硬实力基础，而SIDS也同样调动自身能动性，通过国别合作、次区域合作、区域合作等地缘合作来嵌入全球网络。因此，SIDS之间的关系结构是多层次的，SIDS的研究并非局限于其地理边界，而是具备更广泛的外延。传统的区域国别学框架虽凸显了SIDS的区域性以及跨学科视角下多要素之间的相互融合特征，但对于解析SIDS多层次下的关系结构则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综上，SIDS的研究目标要求学者需从区域国别学与地理学的学科融合角度、地理学的时空跨尺度思维、社会历史演进的文化线索等来自地理学的视角来审视SIDS研究议题与方法。

和主流大国的国别研究相比，SIDS是区域国别研究中一众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边缘化小国群体的代表，其自然本底空间上的“区域性”更为区域国别学者所强调与关注，深化地理学视角下的SIDS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范式与框架的构建。在区域国别研究诞生之前，SIDS的研究属性主要体现在人文地理学领域，这导致现如今的区域国别研究具备显著的区域性、社会性和综合性等特征。而在人文地理学视域下，区域研究是一个集多尺度、多视角、综合多要素的领域，“国别”则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尺度。基于该尺度，国别与区域、次区域的互动关系成为地理学者的重要研究视角。因此，地理学研究方法的空间传统以及综合性、跨尺度性等特征赋予了从多视角深入认知SIDS的机会，把握住SIDS由地缘特征引发的地理现象、过程与机制的探讨对于扩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议题、加深与区域国别学间的学科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尺度（scale）是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84]。从空间格局来看，SIDS在空间上的大分散小集聚特征赋予了其先天的跨尺度性；从历史线索来看，SIDS一直都较为被动地被纳入世界体系中。尺度的等级化模式将以SIDS为基本空间单位的区域进行划分，形成“全球—大洲—海域—岛群—岛国”的五级空间尺度与“神灵文化统治时期—殖民时期—去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的四级时间尺度；在尺度化思维下，应将不同尺度下的社会经济现象关联起来，探究其互动效应。如某SIDS的离岸金融产业嵌入区域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路径；从大国或世界气候治理框架下来理解SIDS在气候变化威胁下的利益诉求等。尺度间关联的视角避免了单一尺度视角下陷入割裂性、孤立化的SIDS研究困境，有助于形成超越单一学科视角的“互视”思维^[1]。

20世纪80年代末起，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勃发引起地理学界对文化景观背后象征意义的解释和探讨^[85]。殖民时期的宗主国雇佣他国劳工前往SIDS开展农矿业活动，推动了SIDS外来族裔群体的形成^[80]，同时原住民因失去土地面临文化与生存危机，价值认同处于模糊混乱状态^[86]。尔后奴隶制的废除推动了岛民向海外移民迁徙的进程，这一现象也导致SIDS迁出群体在移居地的种族歧视和身份认同问题。而在去殖民化过程中，SIDS本地岛民因自我认同障碍而产生模拟前殖民者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行为，形成了高度混杂的文化过渡阶段^[81]。到了后殖民时期，殖民时期所奠定的社会等级制度仍然作为一种社会隐性基因在SIDS发挥着作用，如加勒比海SIDS多元混合且矛盾冲突的文化特征^{[78, 87]}，再如宗主国在殖民地修建的遗址对于来自其国旅游者的情感吸引与亲近属性^{[49, 88]}。综上，殖民历史不仅是时间线索，也是切入SIDS社会现象看本质的“理”，学者需在历时性（diachronic）与共时性（synchronic）双重语境下，透过文化现象来解析根植于SIDS的后殖民隐性基因的形成与演化。

相比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战略意图，中国更加注重与SIDS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这在和平发展时代背景下对于SIDS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具现实意义^[89]。因此，国内学界对SIDS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应契合于双方的外交实践，而非盲目照搬西方学界的研究议题或内容。立足于中国视角，从以下几方面对国内SIDS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进行展望，并构建研究框架（图 5）。

图 5(Fig. 5)

图 5 国内学界对SIDS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展望及框架构建 Fig.5 The Prospect and Framework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SIDS in China

SIDS跨东西、南北向分散于世界多个海域，社团状格局特征明显，连通了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网络，网络科学与SIDS研究具有较高的契合度。采用网络视角可将SIDS视为一种关系节点，并将传统的属性数据转化为以空间流为表征的关系型数据，以此来考察岛群内部之间、或SIDS与其所在的区域或次区域之间的地缘体的相互作用关系。结合既有SIDS议题，未来的研究可聚焦于SIDS在国际贸易、离岸金融、旅游网络中的地位演变，可从全球集群网络（GCN）、多维邻近性等视角，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政治经济学等方法进一步深化对SIDS的定量化研究，挖掘SIDS贸易网络、金融网络演变中所根植的殖民文化或国际政治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研究中应将尺度思想融入SIDS网络作用机制的探讨中，注重对比SIDS在不同尺度网络中的地位差异（图 6）。

图 6(Fig. 6)

图 6 不同尺度下的SIDS研究网络 Fig.6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Research Network at Different Scale

SIDS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建立在“全球—地方”互动框架下，单方面讨论SIDS能动作用或大国立场难以揭示这种跨尺度下的意识交互过程，因此在视角上，应注重这种交互的方式及媒介，如非政府组织在联通SIDS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中介作用、SIDS如何通过气候谈判来重塑其权力格局等。从SIDS自身来看，需重视SIDS不同利益主体发起适应行动的方式及有效性（如观察评估、检测评估、政策规划、教育管理等方式[93），] 可从个体、社区、政府等视角切入。其次，从宏观上对比不同SIDS气候适应模式的空间差异也可为国内学界对SIDS的援助模式制定等提供政策参考。在方法上，可借助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实施框架对SIDS气候风险、脆弱性以及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评估^[90]，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将经济、社会、生态等可持续性要素融入人类发展指数（HDI）中^{[91, 92]}，综合评估SIDS气候适应的水平差异及发展历程。最后，可从信息与知识管理技术作为切入点^[94]，探讨SIDS克服获取气候变化信息障碍的途径，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国与SIDS的技术和文化合作。

国内学者虽剖析了SIDS在外交战略方面的地缘政治问题，但对于SIDS的电力、燃料等能源地缘政治的关注则有所欠缺。因此，能源的供应模式（尤其是可再生能源）、与外部的能源依存关系以及域外能源援助对SIDS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等成为SIDS研究的重要地缘政治议题。在权力视角下，全球能源权力的重构是否影响到SIDS在能源网络中的地位？在新的全球能源秩序下，中国对SIDS的能源援助结构与格局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且能源援助对SIDS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何？SIDS与中国的能源依赖关系如何作用于双方的政治、外交？此外，在社会文化视角下，去殖民化过程影响了SIDS对能源的使用方式和需求转变^[95]，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SIDS对曾经的宗主国的能源依赖经历了怎样的演变阶段？这些都是有待国内地理学界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在中国视角下，应关注“南南合作”背景下的SIDS研究。从微观来看，华人华侨在SIDS的聚居区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进过程？融入当地文化的路径有哪些？均为重要研究议题。此外，可基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结合媒体舆论、历史资料及扎根化的田野调查，并借助设立在SIDS的孔子学院或援助基地^[77]来关注西方媒体舆论、SIDS政府话语权作用背景下的SIDS岛民对中国地理想象的形成机制与历史演变。从宏观来看，需厘清SIDS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辩证关系。如在空间生产视角下如何理解SIDS通过规训的空间实现社会与政府的统治和管治？二者又是如何互动的？最后，需从经济合作、政治外交、社会文化交流等多层面综合评估并预测中国在SIDS的地缘风险格局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