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C在第六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中多次提出人类要采取行动适应气候变化^[1]，适应性强调系统对外部变化的动态调整与适应过程^[2]，是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3]。目前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较少关注系统适应性状态量化界定以及时空尺度的动态演化分析^[4]。而适应性循环理论为系统动态演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适应性循环理论运用潜力、连通度和恢复力三个属性来刻画系统适应性演化过程中各阶段特征^[5]。在生态系统领域，研究认为不应该依赖于定性描述系统适应性循环动力学的特征^[6]。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对系统适应性动态过程表现在单一生态、社会系统^[7-9]，城市景观生态风险^{[10, 11]}，以及旅游社会—生态系统^{[12, 13]}等描述阶段^{[14, 15]}。借鉴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方法，尝试形成科学的半定量或定量化分析方法，是目前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演化领域亟待探究的问题。

乡村转型是乡村系统长期演化的动态过程，主要表现在生态空间、社会组织结构、农业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多功能转变^{[16, 17]}，是关系我国乡村振兴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研究领域。现阶段关于乡村转型研究从单一到复杂要素变化，聚焦土地利用、人口—土地—产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等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剖析了乡村转型的过程特征、功能、结果及动力机制。但以往研究更关注乡村系统要素和功能的本身，忽视了乡村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其转型适应的内在属性，尤其缺乏从系统动态适应视角定量刻画乡村转型的系统状态、适应结果等。因此，借助适应性理论与方法重新审视传统乡村转型问题对推动乡村地理学研究和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干旱环境和生态脆弱区，其不足总土地面积10% 的灌溉绿洲区支撑了该区域85% 以上的人口和93% 的GDP产出^[22]。甘肃民勤县由于干旱气候、沙漠化、水资源匮乏等因素胁迫，成为我国脆弱环境的典型代表区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石羊河中上游进入民勤的地表径流量急剧减少，加剧了其水资源短缺，尤其农业用水受到严重制约，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发展，民勤县开始大规模开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矿化度增加，促使土地盐碱化和沙漠化加剧^[22-24]。为应对恶化的生态环境，2007年以民勤绿洲为核心的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生态治理和农业经济政策变革推动了区域生态恢复和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增加了乡村转型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农户生计风险。在脆弱环境胁迫、社会变革和生态治理共同影响下，民勤县乡村转型状态和适应性如何？影响其适应性关键因素是什么？是亟需解答的科学问题。

基于此，本文选取脆弱环境胁迫的民勤县为案例地，基于对适应性循环模型的改进，构建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量化界定乡村转型的适应状态，分析其转型适应性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在总结案例乡村转型发展问题基础上，结合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其乡村转型发展的优化路径，以期为脆弱环境地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框架

乡村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其动力过程与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本质上较为相似^[25]。乡村转型适应性是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为减少环境变化、政策变革等扰动、风险与压力，通过调整或转变系统状态（功能与结构），以提升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借鉴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总结适应性科学问题的基础上，将乡村转型与适应性循环理论相结合，尝试构建了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该框架明确了乡村转型的适应对象和主体，聚焦于乡村转型状态与适应结果，试图用系统不同阶段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度变化趋势来理解乡村转型的动态演化过程，通过乡村转型适应性评估来反映乡村转型的适应结果。

本文构建的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包括适应对象、适应主体、转型状态和适应结果四个部分。其中，适应对象是对外部干扰或不利影响的反应，如乡村环境变化、政策变革、社会变迁、干旱灾害等。适应主体指系统中具有主动行为或被动反映的个体一直延伸到整个系统，该框架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作为适应主体。转型状态反映的是乡村系统转型过程中的状态，利用开发（γ）、保护（K）、释放（Ω）、重组（α）四个阶段来表征。同时每个阶段的系统状态借助潜力、连通度和恢复力三维度的变化关系界定。适应结果表征乡村转型所处状态产生的适应结果或影响，基于乡村转型适应性评估确定，通过潜力、连通度和恢复力三维度指数表示。

2 研究区与数据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民勤县隶属甘肃省武威市，地理位置介于东经101°49′41″—104°12′10″，北纬38°03′45″—39°27′37″之间，总面积1.59×10⁴ km²。民勤县南邻凉州区，西毗金昌，东北、西北面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东北、西北分别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环绕，中部由石羊河冲积成平坦而狭长的绿洲带。民勤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缺水、风大沙多。全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520 m³，为全国均值的1/5、全省的1/3。全县以沙漠、低山丘陵和平原三种基本地貌为主，绿洲面积仅占9%。石羊河是境内唯一的地表径流，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石羊河进入民勤境内的径流呈逐年减少的趋势。民勤县是著名的绿洲农业大县，农业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由于人口、农业生产生活等主要集中在绿洲地区，因此选择核心绿洲地区的13个乡镇为研究案例区（图 2）。

2.2 数据来源

社会经济数据由民勤县统计局和各乡镇政府提供，包括：1990—2018年《民勤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各乡镇《农业统计年报》（2013—2015）、《民勤县志（1986—2005）》，以及县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资料。

调查数据包括农户问卷和关键人物访谈。2015—2017年课题组对民勤县开展了连续跟踪调查，获取了典型乡村和农户的基础数据。2019年7月13日至24日，在绿洲核心13个乡镇发放调查问卷，按照系统抽样和分层抽样的方法，共选取62个行政村为研究样本村，涵盖区域内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同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入户进行农户问卷调查，并以家庭户主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233份，其中有效问卷228份，回收有效率为97.85 %。发放的调查问卷基于前期多年跟踪调查修正，采取问答式填写问卷法，保证了问卷质量与回收率。问卷内容涵盖1990—1999年、2000—2009年和2010—2018年三个时期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生计资本、生计适应行为三部分。为深入了解案例地乡村转型发展情况，同时在调研村中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村干部或对乡村发展历程了解的中老年农户，访谈时间1—1.5小时。访谈内容包括各时期乡村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政府的政策措施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农户生计变化及其原因等。此外，由于调查内容需通过农户回忆获取，基于前期预调查对问卷内容进行了修订，剔除模糊量表问题，以农户能相对准确回忆的客观问题为主，从而保证回忆式调查的科学性和数据有效性。

2.3 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本文构建的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将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解为潜力、连通度和恢复力三个维度，并根据已有定义选取关键指标。Gunderson和Holling认为潜力是系统固有属性，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支撑要素，通过生态、社会和经济三方面要素来测量^[5]。其中社会要素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在经济要素中，农作物产量和收入决定了经济潜力水平^[5]；生态因素中的水资源质量和耕地质量是体现生态潜力的关键要素^{[26, 27]}。Grundmann认为连通度是由系统的内部和外部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决定^[28]。由于本文将乡村作为研究主体，因此选取交通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和经验交流学习等连通度指标表征乡村内外部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恢复力代表系统抵御外在风险的应对能力^[29]，已有文献从自然风险应对、社会保障、经济能力等因素来选取恢复力指标^[30-32]。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构建了乡村转型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表 1）。

2.4 研究方法

（1）数据处理与标准化。利用村域尺度统计数据的指标，由各时期内所有年份的均值表示。利用农户调查数据的指标，以各村所调查农户均值来代表。对原始数据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原始数据量纲的影响。

（2）权重计算。采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AHP）组合的方式计算出综合权重^{[37, 38]}。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_j为第j项指标熵值法与AHP确定的综合权重；w_j表示第j项指标通过熵值法计算的权重；v_j表示第j项指标通过AHP计算的权重。

（3）适应性指数计算。充分利用综合指数法和函数模型法的优势，并根据适应性循环理论和已有文献方法^[11]，乡村转型适应性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AI代表乡村转型适应性指数，PI代表潜力指数，CI代表连通度指数，RI代表恢复力指数。PI、CI、RI分别通过综合指数法计算得出，具体计算公式在此省略。

（4）障碍度模型。为进一步厘清乡村转型适应性的影响关键变量，本文运用障碍度模型对乡村转型适应性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具体计算公式在此省略。

（5）适应性循环模型的修正。根据Gunderson和Holling提出的适应性循环理论，理论上良性的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经历开发（r）、保护（K）、释放（Ω）和重组（α）四个阶段^{[2, 5]}，而在不良适应的系统内，出现了偏离适应性循环的阶段和状态，即称为贫困陷阱或僵化陷阱^{[2, 5, 39]}。本文的“贫困陷阱”（poverty trap）不同于生计贫困研究中的含义，是指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处于低潜力、低连通度和低恢复力的状态^[2]，乡村转型发展受限。利用量化的潜力、连通度和恢复力三维度值关系界定乡村适应性循环所处的阶段和状态，如表 2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3.1 乡村转型适应状态界定

如图 3结果所示，整体来看，1990—2018年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循环变化明显，不同时期变化趋势差异较大。1990—1999年潜力、连通度和恢复力均较低，根据其趋势面的形态，呈现先上升后逐渐下降的变化趋势。2000— 2009年潜力和恢复力仍较低，连通度相对较高，其趋势面反映出上升趋势。2010—2018年潜力和恢复力较高，连通度相对较低，其趋势面表现为下降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根据Holling和Allison的研究成果^{[2, 28, 39]}，得出民勤县1990—2018年乡村转型适应循环经历了贫困陷阱、释放和重组三个阶段（表 3）。

1990—1999年乡村系统处于贫困陷阱状态，该状态偏离了适应性循环的四个良性阶段，系统可能会打破理想中的发展轨迹，跨越式进入下一发展阶段。该时期处于民勤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初期，乡村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政府号召大力发展农业，扩大种植规模。因此农户开始大规模开荒打井。农户以种植经济效益好但高耗水作物为主，如黑瓜子、棉花等，加之农业粗放式发展下的无序开垦荒地、地下水超采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态破坏，导致该时期乡村转型呈现出低潜力、低连通度和低恢复力的状态。

2000—2009年乡村系统跨越进入适应性循环释放阶段，此时乡村系统处于混乱且缺乏稳定平衡的状态，原来紧密连接的资本被释放。由于前一时期粗放式发展和该时期乡村市场经济巩固，促进了民勤县乡村系统内外部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但有限的乡村社会和经济发展是以生态破坏为代价，该时期局部生态治理的滞后性并未缓解由上一时期积累的生态破坏现状，导致该时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生态系统濒临崩溃。因此，该时期乡村转型呈现出低潜力、高连通度和低恢复力的状态。

2010—2018年乡村系统处于适应性循环重组阶段，该阶段系统新要素茁壮成长。同时系统开始挑选部分要素并限制其动态发展。前两个时期民勤县农业经济的积累使得乡村经济发展迅速，并促进了乡村快速转型。而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促使政府不再一味追求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关井压田”和水资源控制取得一定成效，乡村生态系统逐步修复。然而，乡村系统内部重组的社会-生态要素的紧密程度却不如积累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升速度。因此，该时期的潜力和恢复力较高，而连通度较低。

3.2 乡村转型适应性评价

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指数及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度指数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图 4）。

乡村系统连通度在乡村转型适应性指数中所占比重最大，恢复力所占比重最小。由于民勤县乡村集中分布在绿洲平原核心区，有利于乡村公路、灌溉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了乡村转型发展的社会经济要素流动与交流。从时间尺度看，整体上乡村转型适应性指数提升明显，潜力、连通度、恢复力各维度所占比重均明显增加，尤其2010—2018年。说明2007年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生态治理与保护和农业经济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乡村转型发展，有利于乡村系统潜力、连通度和恢复力的提升。

根据乡村转型适应性评价方法，计算出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指数。在对适应性指数标准化的基础上，利用等距离法将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划分为五个等级，即低（0—0.200）、较低（0.201—0.400）、中（0.401—0.600）、较高（0.601—0.800）、高（0.801—1），借助ArcGIS分析民勤县1990—2018年乡村转型适应性时空演化特征（如图 5）。

1990—2018年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的空间分布整体表现为“东北低，中部和西南部高”的特征，并呈现显著提升趋势。1990—1999年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以低和较低为主，其中低水平的适应性集中在东北部湖区三乡镇。与1990—1999年相比，2000—2009年整体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稍有提升，但仍以较低水平的适应性为主，低水平的适应性仍集中在东北部湖区三乡镇。2010—2018年，全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显著提升，尤其中部和西南部乡镇提升明显，而东北部湖区的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仍然较低。这与潜力和连通度的显著增加有关（图 4），湖区的西渠镇和东湖镇靠近沙漠腹地边缘，其本底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社会基础较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外界关系网络联结不足，其生态、社会、经济潜力与连通度水平均较低，这是其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长期较低的主要原因。总体来看，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空间分化特征显著，表现为“东北低，中部和西南部高”的空间格局。

3.3 乡村转型适应性障碍因素识别

根据障碍度模型，计算不同时期乡村转型适应性影响因素的障碍度。为突出关键障碍因素，参考已有研究^[40-42]，列出障碍度最高的前五个关键变量（如表 4）。乡村适应性指标的障碍度越大，表明该指标在该时期对提高乡村转型适应性的阻碍越大，是影响乡村转型适应性提升的主控因素。如表 4所示，1990—2018年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障碍因素和障碍度变化较小，主要障碍因素包括：恢复力维度的农业转型（R₅）和医疗保险（R₂），连通度维度的公路可达性（C₂）和学习交流（C₁），以及潜力维度的农业技术支持（P₂）。说明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医疗保障、农业结构转型、农业技术是1990年以来影响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提高的关键障碍因子。

（1）农业经济转型低效与医疗保障压力阻碍乡村恢复力提升

恢复力维度的农业转型（R₅）和医疗保险（R₂）是影响乡村恢复力水平的关键障碍因素，也是图 4中恢复力维度指数比重较小的重要影响因素。

如表 4结果所示，恢复力维度的农业转型（R₅）是阻碍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提升的首要关键因素，且障碍度逐渐升高。民勤县1990年开始由传统粮食作物转变为以高耗水的黑瓜籽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以生态牺牲为代价的粗放式农业发展并未提升乡村适应性；而2007年以后大力发展生态治理优先的节水设施农牧业（日光温室和养殖暖棚）和特色林果业，成为民勤县乡村农业种植结构转型（调整）的重点。但在实地调查和农户访谈得知，特色林果业经济效益极低，设施农牧业的经济效益受市场影响较大，存在不稳定性，在乡村转型适应性中并未显著提升经济恢复力。尤其民勤县北部湖区，由于生态环境恶劣，水质较差，以生态治理优先的节水设施农业如日光温室并不适合发展，而低效的特色林果业和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养殖暖棚，并没有推动农业经济转型发展，因此东北部湖区适应性水平低的乡村比重较大（图 5）。部分地区农业转型低效成为适应性和恢复力提升的关键障碍因素。

其次，恢复力维度的医疗保险（R₂）对乡村转型适应的障碍度增加更为明显，由1990—1999年的12.58% 上升为2000—2018年的13.99%（如表 4）。虽然2000年以前农户几乎没有享受到医疗保险等保障政策，但农户老龄人口较少，看病就医的压力相对较小。2000年后，虽然国家逐渐开始实施医疗保险等政策，但乡村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明显，同时医疗保险的保障力度有限，农户看病就医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乡村社会恢复力降低，因此，医疗保险（R₂）成为影响民勤乡村转型恢复力和适应性提升的关键障碍因素。

（2）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农业技术支持有限提升乡村适应性

如表 4所示，连通度维度的公路可达性（C₂）其障碍度逐渐下降，由1990—1999年的12.75% 下降至2010—2018年的10.90%。根据统计数据，2006—2018年全县公路总长度增长近1倍，油路总长度增长近5倍，乡村公路不断完善，公路可达性不断提高，有限促进乡村连通度的提升。尤其中部和西南部人口更集中，公路可达性更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该区域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如图 5）。因此，公路可达性（C₂）对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的障碍度显著降低，成为乡村转型连通度和适应性提高的重要因素。

潜力维度的农业技术支持（P₂）的障碍度也逐步下降，由1990—1999年的12.14% 下降至2010—2018年的10.38%（如表 4）。根据实地调查发现，2010年以前政府没有统一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提供种植技术支持，大多数农户凭借传统经验进行种植。2010年以后，政府倡导发展设施农牧业，上级农技部门到各村里定期组织农业技术培训，尤其是日光温室、特色林果业种植等现代农业技术的普及，乡村转型潜力和适应性得到一定程度提升。在民勤县中部和西南部，日光温室发展迅速，农业技术在该区域应用较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区域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提高（如图 5）。随着农业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农业技术支持（P₂）对乡村转型适应性的障碍影响下降，但其推广和普及的效果有限且存在区域差异，农业技术支持仍然是影响乡村转型潜力和适应性提高的障碍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总结得出，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过程存在的问题：①以生态优先的农业结构调整出现农产品经济效益降低问题。同时水资源费用和种植成本增加，农户务农积极性明显减弱，出现生计外出务工转移，劳动力大量流失和部分乡村空废化，劳动力老龄化严重。老龄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较低，其参与现代农业技术学习交流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普及效果较差。②社会保障力度有限。除贫困户外，普通户长期服药或遇到大病时，农村医保报销额度有限，较高的医疗费用造成部分农户出现因病致贫的现象。③基础设施有待完善。交通便捷程度区域分化明显，北部湖区较差，尤其道路的可达性和路网密度等，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4 面向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优化

结合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以及案例区在“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的现状问题，提出了乡村发展路径优化策略（如图 6）。

（1）兼顾生态治理与农业经济转型效益。政府在提倡设施农业、特色林果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应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在保障生态用水基础上，不断优化和动态调整现代节水作物种植结构，从种植、加工、销售各环节把握农业经济效益状况。同时，发挥地方乡村、农户主体地位，给予其水资源调控、作物种植调整话语权。此外，组织推选出地方优质农产品，推动并引导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政府为农产品加工提供政策扶植，吸引投资商投资办厂。加强宣传，帮助农产品开拓销售渠道，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售相结合的方式，打开农产品的销售市场。

（2）加强有效农业技术应用与新技术推广。政府应制定鼓励措施，调动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积极性；针对农户文化水平，制定针对性培训方案和内容；根据农户种植需求，不断调整和引进新型栽培种植技术，并将有市场潜力的作物种植技术及时推广。尤其是让农户掌握实用种植技术，落实技术应用和农户与技术专家的交流。

（3）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保障。首先，深化乡村医疗保险保障力度。增加对老年病保障的力度，扩大报销比例、额度和报销药物的范围，以减轻农户医疗负担。其次，扩大乡村社会保险保障范围。加大对农户家庭教育保障，扩大助学贷款申请范围，增加农业贷款金额，减少贷款限制。最后，提高乡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标准，有效保障乡村老龄人口、低保家庭生活。

（4）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和生态宜居建设。一方面，增加乡村路网密度，提高道路的可达性和交通的便捷度，以便于农产品销售的运输，也有利于加强乡村与外界的学习交流。另一方面，加强乡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加强村卫生室的建设，便于农户日常就医，针对有基础疾病的老龄农户，给予更多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应该加强乡村卫生环境问题和风沙侵袭的综合治理，推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5 结论与讨论 5.1 基本结论

本文借鉴适应性循环理论，构建乡村转型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乡村转型发展的优化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民勤县不同时期乡村转型适应性循环变化较为显著，不同时期变化趋势差异较大，1990—2018年乡村适应性循环经历了贫困陷阱、释放和重组三个阶段。②近30年间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水平整体提升明显，空间出现分化特征，适应性水平呈现出“东北低，中部和西南部高”。③农业经济转型低效与医疗保障压力阻碍乡村恢复力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农业技术支持有限提升了乡村转型适应性。④未来发展中应兼顾生态治理与农业经济转型效益，加强有效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加强生态宜居建设。

5.2 讨论

本文借助适应性循环理论，构建了乡村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将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与乡村转型结合，强调了乡村转型适应演化过程、状态和结果的动态评估，为传统乡村转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分析框架。同时对适应性循环定性分析的单一评价方法进行了定量化的尝试，揭示了乡村适应性循环阶段，能够较直观的界定乡村转型所处的系统演化状态。将甘肃民勤县作为脆弱环境的典型代表，提出的乡村转型发展优化路径，对脆弱环境地区的乡村转型与振兴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此外，基于案例分析民勤县乡村适应性循环各阶段特征，在适应性循环理论中对各阶段描述均能得到印证^[43]。本文总结的民勤县1990—2018年乡村适应性循环经历了贫困陷阱、释放和重组三个阶段与已有研究在同一时期乡村发展经历的适应性循环阶段存在差异^[30]，其主要原因是本研究尝试了量化表达，较以往定性方法判别兼顾了客观性。本文结果表明公路可达性和医疗保险是阻碍民勤县乡村转型适应性提升的关键因素，与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脆弱区相关研究的发现趋同，交通通达性越高，越有利于获取区域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源，是提高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23, 44]}。医保参保比例也是影响适应能力提高的因素之一^[45]。

本文重点探讨的是1990年以来乡村转型适应性的发展状态与结果，并不强调对乡村现状适应性的评价。因此，本文数据截止到2018年对整个研究的长时间序列的时效性影响并不大。研究对乡村转型适应结果的评估，涉及货币数据的指标并未有效剔除通胀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适应性动态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考虑此因素对涉及货币指标的影响。同时，应深化对乡村适应性循环过程中各阶段演化阈值的探讨，其对科学识别乡村发展趋势具有改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