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镇安置模式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典型模式，该模式通过改变搬迁户的生活空间，使搬迁户享有均等化的城镇化待遇，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因此被理解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1]。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是易地扶贫搬迁和城乡融合的有机契合，能实现城乡要素之间流动和城乡空间重构^[2]。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发挥迁入区的城镇化发展红利，既可破解生计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约束，也能实现搬迁人口的市民化^[3]。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的生产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搬迁户生计韧性是衡量易地扶贫搬迁和城乡融合契合效果的重要指标^[4]，增强搬迁户生计韧性是确保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实施效果的关键^[5]。

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在实施过程中，迁入区多为县城和县域内重点镇。因此，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既具有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特征，也具有城乡融合的时代内涵^[6]。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搬迁政策的减贫效应^[7]、搬迁政策对搬迁户生计的影响^[8]、搬迁户生计适应策略^[9]等方面。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搬迁户生计变化^[10]、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搬迁户社会融入现状^[11]、采用半结构式问卷分析政策对搬迁户生计的影响^[12]。然而已有研究未达成一致。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搬迁政策能改善搬迁户的生计困境^[13]，使搬迁户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均等的公共服务，增强搬迁户的生计韧性和家庭收入^[14]。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受限于搬迁户的生计能力，搬迁政策导致搬迁户存在生计困境，使搬迁户陷入新的贫困陷阱，与搬迁政策的初衷相悖^[15]。空间贫困理论认为搬迁政策虽然改变了搬迁户的居住空间，却未实现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优化，导致搬迁户出现经济状况无法改善以及社会空间不被接纳等困境^[16]。

已开展研究未达成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多是搬迁户主动或半主动迁入新居住地，搬迁户的生计资本既直接受到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影响，也直接影响搬迁户生计韧性^[17]；另一方面，搬迁户生计资本变化对于搬迁户的生计韧性提高至关重要，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搬迁户的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存在差异性，从而导致搬迁户生计韧性存在差异性^[18]。因此，以西宁都市圈为研究案例区，以搬迁户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搬迁户生计资本→搬迁户生计韧性”分析框架，试图打开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影响的“灰箱”，为西宁都市圈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参考，以破自然约束之殇，解生计贫困之难。

2 研究框架

西宁都市圈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是搬迁户生计空间重塑的过程，搬迁户生计韧性直接影响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的成效^[19]。生计资本与生计韧性之间的研究已形成两方面共识：一方面，搬迁政策能改变搬迁户的生计资本，并以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对搬迁户的生计韧性产生影响^[20]；另一方面，既要关注搬迁户生计资本总量变化，也要重视搬迁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21]。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取决于搬迁户的生计决策，而生计决策的基础就是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不同将导致生计韧性存在差异^[22]。按照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搬迁户的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23]。综上所述，考虑搬迁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搬迁户家庭年收入衡量搬迁户生计韧性，分析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图 1）。

2.1 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资本的影响路径

本研究中的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是指西宁都市圈所辖的西宁市和海东市通过以县城和县域内重点镇为迁入区的易地扶贫搬迁，既实现了搬迁户的生计空间重构，也实现了城乡融合。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的生计资本的影响路径可能为5条^[24]：路径1、路径2、路径3、路径4和路径5分别表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路径。

2.2 搬迁户生计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

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不仅要关注“搬得出”，更要关注“稳得住”。搬迁户生计韧性是检验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实施效果的重要标准。搬迁户生计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可能为5条^[25]：路径6、路径7、路径8、路径9和路径10分别表示搬迁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

2.3 搬迁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路径

搬迁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之间存在正向作用或负向作用，可能为20条路径^[26]：①自然资本对其他4类生计资本的影响路径可能为4条，路径11、路径12、路径13和路径14分别表示自然资本对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路径。②金融资本对其他4类生计资本的影响路径可能为4条：路径15、路径16、路径17和路径18分别表示金融资本对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路径。③社会资本对其他4类生计资本的影响路径可能为4条：路径19、路径20、路径21和路径22分别表示社会资本对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路径。④人力资本对其他4类生计资本的影响路径可能为4条：路径23、路径24、路径25和路径26分别表示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路径。⑤物质资本对其他4类生计资本的影响路径可能为4条：路径27、路径28、路径29和路径30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对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路径。

3 研究区与数据方法 3.1 案例区概况

西宁都市圈既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也是青海省人口最集中、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包括西宁市、海东市及其所辖的13个县（区），社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西宁市主城区以及湟水河谷沿线的城镇，呈现出典型的点—轴空间结构特征（图 2）。2020年西宁都市圈常住人口382.65万人，占青海省常住人口592.40万人的64.59%；2020年西宁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1887.58亿元，占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的62.80%。西宁都市圈具有以下发展特征^[27]：①西宁都市圈处于加速成长阶段，快速城镇化能够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实施提供发展的动力；②西宁都市圈具有明显的城乡连续体空间形态，能够有效提高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实施的效果；③搬迁户的非农化转型重塑了都市圈的空间结构，能够加速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频率。因此，以西宁都市圈为研究靶区分析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3.2 数据来源

对参与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的搬迁户开展半结构式问卷访谈，以获取本研究的基础数据。具体访谈时间和地点为：2020年12月在西宁市所辖湟源县的城关镇、湟中区的多巴镇、大通县的桥头镇开展问卷访谈；2021年4月在海东市所辖乐都区的碾伯镇、平安区的三合镇、民和县的川口镇、化隆县的群科新区、循化县的积石镇开展问卷访谈（图 2）。问卷访谈对象采用随机选择形式，共对452个搬迁户开展了半结构式问卷访谈，收回有效问卷440份，有效率为97.35%。调查内容包括：搬迁户的家庭人口基本情况、搬迁户对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的感知、搬迁户的各类生计资本特征、搬迁户的家庭年收入等内容。

3.3 研究方法

（1）结构方程模型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西宁都市圈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原因在于结构方程模型可分析不能直接观测的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28]。参考模型选择标准，本研究所界定的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关系适用于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构成，表达式为^[29]：

测量模型：分析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关系。

(1)

(2)

其中，x和y分别是外生潜变量η和内生潜变量μ的观测变量；Π_x和Π_y为多元回归系数矩阵；δ_x为外生变量的误差项，δ_y为内生变量的误差项。

结构模型：分析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

(3)

其中，μ为内生潜变量，α为常数项，η为外生潜变量，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路径系数，ζ为结构模型的误差项。本研究中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为外生潜变量，搬迁户生计韧性为内生潜变量。生计资本作为中介变量，既是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的内生潜变量，也是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外生潜变量。

（2）参数估计方法

参数估计方法主要包括ML估算（极大似然法）和PLS估算（偏最小二乘法），当样本量服从多元正态分布，且样本量大于500时，应使用ML估算；当样本量不服从多元正态分布，且样本量小于500时，使用PLS估计能获得更好的估算结果^[30]。本研究以西宁都市圈的440份搬迁户访谈问卷为样本，样本数量小于500，不服从多元正态分布，因此，采用PLS估算（偏最小二乘法）更适合本研究^[31]。

（3）观测变量说明

结合实际调查进行观测变量说明（表 1）。①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P）的观测变量为搬迁补助（P1）、基础设施（P2）、就业培训（P3）^[32]。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为引导型移民政策，政府为搬迁户提供搬迁补助、基础设施和就业培训等措施可提高该政策的有效性。②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NC）、金融资本（FC）、社会资本（SC）、人力资本（HC）、物质资本（PC）。自然资本（NC）的观测变量为耕地面积（NC1）、林地和草地总面积（NC2）^[33]。搬迁户由原居住地迁出之后，搬迁户的耕地、林地和草地依然能够为其提供一定经济收入，以提高其生计韧性。金融资本（FC）的观测变量为存款数量（FC1）、贷款能力（FC2）^[34]。搬迁户拥有更多的存款和更强的贷款能力，可增加其经济收入，以提高其生计韧性。社会资本（SC）的观测变量为邻里交往（SC1）、交往频繁的亲朋好友年收入（SC2）^[35]。搬迁户与邻里之间交往的频率越高，拥有交往频繁的高收入亲朋好友，更易增加收入和提高生计韧性。人力资本（HC）的观测变量为受教育程度（HC1）、健康状况（HC2）^[36]。搬迁户的家庭成员中最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越好，则获取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越强，以提高其生计韧性。物质资本（PC）的观测变量为家庭消费品总额（PC1）、生产性固定资产总额（PC2）、住宅及配套设施（PC3）^[37]。搬迁户拥有的家庭消费品总额越高，则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越高，增加收入和提高生计韧性的可能性越大；搬迁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总额越高，则从事生产活动的成本越低，增加收入和提高生计韧性的可能性越大；搬迁户拥有的住宅及配套设施越好，则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动力越强，增加收入和提高生计韧性的可能性越大。③搬迁户生计韧性（LR）的观测变量为搬迁户家庭年收入（IN），即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之和^[38]。搬迁户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抵御社会经济风险的能力越高，则生计韧性越强。采用极差标准化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原始指标量纲影响^[39]。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测量模型估算结果分析

采用PLS估算测量模型，基于Smart PLS 3.0软件得到估算结果（表 2）。在表 2中显示了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权重及显著性，以解释测量模型有效性^[40]。搬迁补助、基础设施和就业培训对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的权重分别为0.241、0.289和0.464，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为搬迁户提供搬迁补助和基础设施，能让搬迁户感知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其生计改善的正向作用。政府通过组织就业培训可使搬迁户感受到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其就业竞争力提高的正向作用。

耕地面积、林地和草地总面积对自然资本的权重分别为0.353、0.252，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搬迁户虽然改变了生活空间，但耕地、林地和草地依然对其自然资本具有正向作用。一方面，搬迁户会在无法外出务工的情况下，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农业生产，以获取粮食及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搬迁户将耕地、林地和草地出租，以获取经济收入。存款数量对金融资本的权重为0.27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搬迁户在搬迁时家庭存款多被用于购置房屋，部分搬迁户甚至需要借钱购置房屋。贷款能力对金融资本的权重为0.410，通过显著性检验。政府为搬迁户提供信用贷款，对金融资本具有正向作用。邻里交往、交往频繁的亲朋好友年收入对社会资本的权重分别为0.266、0.384，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邻里交往的频繁程度越高，则搬迁户能够获取更多的资讯，对社会资本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交往频繁的较高收入亲朋好友会对社会资本产生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对人力资本的权重分别为0.433、0.519，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搬迁户的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更有可能获得高收入；另一方面，搬迁户的家庭成员拥有更好的身体健康条件，更易获得高收入。家庭消费品总额、生产性固定资产总额对物质资本的权重分别为0.339、0.311，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住宅及配套设施对物质资本的权重为0.14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家庭消费品总额越高对搬迁户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就更加明显，拥有更多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总额的家庭，能够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城乡融合的集中安置，住宅及配套设施较为统一，所以住宅及配套设施对物质资本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4.2 结构模型估算结果分析

采用PLS估算结构模型，基于Smart PLS 3.0软件得到 表 3和表 4的估算结果。结构模型估算结果有效性的评判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依据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评判，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反映了内生变量被解释的程度，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被界定为3个等级，临界值分别为：较好（0.67）、中等（0.33）和较差（0.19）^[41]。由表 3知，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为0.689，达到较好水平，这表明五类生计资本能有效解释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形成过程。搬迁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均较低，这表明搬迁户在搬迁之后，生计资本在除了受到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的影响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二是，依据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与内生潜变量调整系数之间的差值大小评判，两者之间的差值越小表示结构模型估算结果的偏差越小^[42]。由表 3知，各内生潜变量的测定系数与调整系数之间差值均较小，说明结构模型能够用于分析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

在表 4中，路径系数及显著性表示各潜变量之间的作用强度，路径调节系数表示结构模型解释力度，路径调节系数在0.02—0.15之间说明模型解释力度一般，在0.15—0.35之间说明模型解释力度适中，大于等于0.35说明模型解释力度较强^[43]。由表 4知，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路径调节系数均较大，但是搬迁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路径调节系数较小。原因在于：一方面搬迁户对于生计资本的转化能力较弱导致生计资本没有充分发挥其效果；另一方面生计资本在促进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加时需要循环累积的时间过程。总体而言，偏低的路径调节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结构模型的解释力度，但并不否定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以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对搬迁户生计韧性产生影响的客观规律。

（1）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资本影响路径

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自然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132，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1得到验证。搬迁之后搬迁户会将耕地、林地和草地撂荒和转包，导致其并未充分发挥作用，使自然资本减少。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金融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277，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得到验证。搬迁户在搬迁之后能够获得货币补助和优惠贷款，使金融资本增加。虽然搬迁户在迁入区购置房屋使其存款几乎全部被使用，但搬迁户购买的房屋具有产权证，搬迁户购置的房屋成为存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社会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265，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3得到验证。搬迁之后搬迁户的居住空间由原来的农村分散居住变为城镇集中居住，既可促进搬迁户的社交频率，也能降低搬迁户的社交成本，使社会资本增加。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人力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258，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4得到验证。搬迁之后搬迁户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搬迁户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得以改善，使人力资本增加。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物质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389，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5得到验证。搬迁户获得搬迁补助，住宅及配套设施显著改善，政府通过补贴等形式鼓励搬迁户购置家庭消费品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使物质资本增加。

（2）搬迁户生计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

自然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路径系数为-0.148，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6得到验证。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主要采用无土安置，访谈过程中发现多数搬迁户会将耕地、林地和草地转让或出租，但是总体利用效率较之前而言减少，自然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为负向作用。金融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路径系数为0.270，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7得到验证。通过搬迁补助和金融贷款的形式使搬迁户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金融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为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路径系数为0.267，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8得到验证。随着搬迁户社交频率和社交范围的增加，搬迁户能获取更多的增收资讯，拥有更多的增收途径和机会，社会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为正向作用。人力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路径系数为0.255，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9得到验证。搬迁户在获得各类技能培训之后，获得更强的就业能力；此外更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使得搬迁户能拥有更高薪酬的就业岗位，人力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为正向作用。物质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路径系数为0.355，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10得到验证。搬迁户拥有更多的家庭基础设施、消费品数量和生产性工具的情况下，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会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生产成本就会越低，物质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为正向作用。

（3）搬迁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路径

自然资本对金融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072，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11得到验证。搬迁户以出租等形式将耕地、林地和草地等自然资本的使用权转让，表现为自然资本对金融资本具有正向作用。自然资本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负向作用，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12、路径13和路径14均未得到验证。搬迁户拥有的自然资本总量较少，未形成规模效应，使自然资本难以对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形成显著的正向作用。

金融资本对自然资本具有负向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15未得到验证。搬迁户的金融资本越多的情况下，从事非农生产的可能性越大。金融资本对社会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175，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16得到验证。搬迁户在拥有更多的存款和更容易获得贷款的情况下，能获得良好的社交关系。金融资本对人力资本具有正向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17未得到验证。金融资本虽能促进人力资本，但是金融资本并非决定人力资本的唯一决定性因素。金融资本对物质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274，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18得到验证。在金融资本越多的情况下，对物质资本的正向作用越强。

社会资本对自然资本具有负向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19未得到验证。搬迁户在搬迁之后不愿意将社会资本转换为低收益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对金融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224，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0得到验证。社会资本越多的情况下，更易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整合资源，对物质资本具有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143，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1得到验证。社会资本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对人力资本具有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物质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355，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2得到验证。社会资本能够改善搬迁户的生活条件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对物质资本具有正向作用。

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175，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3得到验证。搬迁户的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越高，投入在农业生产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少，对自然资本具有负向作用。人力资本对金融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208，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4得到验证。搬迁户的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越高，获取金融资本的可能性越强。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152，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5得到验证。搬迁户的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越容易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255，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6得到验证。搬迁户的人力资本越优越，越容易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对自然资本具有正向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7未得到验证。搬迁户的物质资本越多，从事非农生产的机率越大，物质资本作用于自然资本的可能性越低。物质资本对金融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244，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8得到验证。搬迁户购置的房产及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之后，能够将其作为融资的有效抵押品，物质资本对金融资本具有正向作用。物质资本对社会资本的路径系数为0.179，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29得到验证。搬迁户的物质资本越丰富，越容易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具有正向作用，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路径30未得到验证。人力资本增加具有其规律，搬迁户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程度不仅受物质资本的影响，更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4）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

如图 3所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系数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搬迁户生计资本”和“搬迁户生计资本→搬迁户生计韧性”路径系数的乘积^[44]。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自然资本导致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加，路径系数为（-0.132）×（-0.148）=0.020。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减少了搬迁户对自然资本的依赖，搬迁户会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非农产业，以实现生计韧性增加。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金融资本导致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加，路径系数为0.277×0.270=0.075。政府通过金融支持和政策兜底等方式让搬迁户有了增加生计韧性的原始资金积累。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社会资本导致生计韧性增加，路径系数为0.265×0.267=0.071。政府对搬迁户进行就业技能培训，加强与劳务需求地之间的对接，确保搬迁户收入增加和生计韧性增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人力资本导致搬迁户的生计韧性增加，路径系数为0.258× 0.255=0.066。搬迁之后搬迁户的就医和子女教育等消费支出减少，以及政府为搬迁户家庭提供的教育补助和奖励，均有效提高搬迁户的生计韧性。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物质资本导致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加，路径系数为0.389× 0.355=0.138。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能有效推动搬迁户实现生产生活要素的总量增加和质量提升，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进而提高搬迁户生计韧性。

5 结论和启示

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是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实施成效的关键之所在。构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搬迁户生计资本→搬迁户生计韧性”分析框架，揭示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得到以下结论：

（1）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通过改变搬迁户生计资本影响搬迁户生计韧性。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自然资本具有负向作用。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对搬迁户物质资本的正向作用最大，对搬迁户金融资本的正向作用次之，对搬迁户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再次之，对搬迁户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最弱。搬迁户自然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作用为负向。搬迁户物质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正向作用最强，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正向作用次之，搬迁户金融资本搬迁户社会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正向作用再次之，搬迁户人力资本对搬迁户生计韧性的正向作用最小。

（2）搬迁户的不同类型生计资本通过相互作用强化了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具体表现为：自然资本对金融资本的正向作用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其他资本的负向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金融资本对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均具有正向作用，对自然资本的负向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对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均具有正向作用，对自然资本的负向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具有负向作用，对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均具有正向作用。物质资本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具有正向作用，对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3）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以搬迁户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影响搬迁户生计韧性。搬迁户物质资本的正向中介效应最强，说明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促进搬迁户生计韧性增加主要是通过物质要素的积累和优化。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正向中介效应依次减弱。金融资本能够促进搬迁户生计方式的非农化转型，进而增强搬迁户生计韧性。在搬迁之后搬迁户原来的社交网络面临重构，搬迁户社会资本增加不会一蹴而就。搬迁户人力资本除了受到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人力资本存量累积的自身规律所影响。搬迁户自然资本的中介效应最弱，原因在于搬迁户拥有的自然资本未形成规模效应。

通过本研究得到以下启示：①西宁都市圈在实施移民搬迁型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增加搬迁户的生计资本存量是长远之计，优化搬迁户的生计资本结构是当务之急。②着眼于搬迁户的生计资本，消除搬迁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的制度藩篱，实现生计资本非农化，对提高搬迁户生计韧性具有现实意义。③以土地流转、农业合作社经营等形式，促进搬迁户的自然资本发挥规模效应；在政策性资金分配时向移民搬迁户倾斜，实现搬迁户的金融资本增加；通过密切的社交网络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搬迁户的社会资本增加；提高搬迁人口的教育素质和身体素质，加强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促进搬迁户的人力资本增加；发挥迁入地的城镇化发展红利，促进搬迁户的物质资本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