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地缘政治的互动是当今全球化的重要现象之一，也是地理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1]。自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国际移民、全球贸易、跨国组织的兴起，世界各国进入了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状态。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已难以完全捕捉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驱动力和机制^[2]，地理学者逐渐开始关注移民与地缘政治的关系。

移民既是地缘政治变化的反映，又是地缘政治发生作用的中介（mediation）。移民与地缘政治相互塑造的关系体现在许多方面，无论是政局动荡和气候变化等导致的难民，还是主权国家对跨国流动人口的管制，以及海外侨民与母国的交流联系。可以说，移民是地缘政治力量的具体化——地缘政治权力是影响移民空间流动和社会实践的强大结构性力量，而移民又不断塑造和生产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地理想象。

关注移民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对中国理解、参与国际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中美贸易战使得华人技术移民作为美国“反中”战略的受害者，成为了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在2023年的巴以冲突中，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则以多样的方式影响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行动。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将会应对比以往更为复杂的挑战。因此，对移民与地缘政治关系的梳理，有利于对全球化作用机制的理解，也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的背景下，“移民地缘政治”（the geopolitics of migration）逐渐成为国际地理学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本文试图通过移民与地缘政治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揭示移民地缘政治的概念、发展脉络和核心研究内容。所谓移民地缘政治主要关注的是移民如何成为地缘政治的过程、中介和主体，也就是说移民既是地缘政治变动后果的承载者也同时调节和塑造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在研究范式上，作为对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分析框架的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的突破，移民地缘政治在尺度上呈现“超国家转向”和“微观转向”两大趋势，加深了对地缘政治学中宏观与微观互动关系的理解。本文梳理了该领域的四个主要议题，包括难民、边境工作、劳工和离散族裔，指出移民地缘政治拓展了地缘政治的过程、中介和主体。最后，本文认为未来须要深化地缘政治与移民研究的对话，拓宽与相关学科的交流，并讨论了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搜索了1990年至2022年包含关键词“geopolitics”、“geopolitical”且包含“migrant”、“migration”的文章，限定研究领域为地理学，共计有351个结果。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在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图 1），但是在一些年份波动发展，在2020年达到目前的最高峰。其引用量在大部分年份仍然保持增长趋势，2021年所得文献引用量达到了最高峰。这说明该话题已经成为地理学热烈探讨的领域。

图 1(Fig. 1)

图 1 1996—2022年所选文献发表和引用数量 Fig.1 The Publication and Citation Number of the Selected Literature (1996—2022)

期刊来源主要为Geopolitics和Political Geography，两者占所选文献约24%，综合类期刊上也有较多讨论，如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和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该领域受到了不同视角的关注，包括政治地理学^[3]、人口地理学^[4]、城市地理学^[5]等。图 2是根据文献数量和引用数量排名前十的作者。该领域引用数量较高的作者大部分来自北美和欧洲的机构，例如加拿大劳里埃大学的Mountz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Coleman。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Ho是前十中唯一的华人学者。图 3是根据文献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或地区，美国和英国两国总和占所选文献超过50%，可见欧美学者是该领域国际研究的主导者。

图 2(Fig. 2)

图 2 所选文献数量和引用数量排名前十的作者 Fig.2 The Top Ten Authors of the Selected Literature by the Number of Articles and Citations

图 3(Fig. 3)

图 3 移民的地缘政治所选文献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或地区 Fig.3 The Top Ten Countries or Regions of the Selected Literature

直至21世纪初，移民和地缘政治基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研究话题^[6]，只有少数学者使用移民地缘政治这一术语^{[7, 8]}。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交通、通讯技术和制度等的发展，有学者认为移民流动产生了复杂的跨国社会网络、经济联系和政治意识形态，去领土化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9]。因此，在移民研究学者看来，移民（与跨国企业一起）是一种去领土化的力量。但这种跨国主义视角下的移民研究被地缘政治学者所批判。一些地缘政治学者反思了全球化的话语，重新挖掘了民族国家在重塑流动中的力量^[6]。同时，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动往往把移民塑造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对移民的共治是“新世界秩序”形成的重要内容^[8]。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以及移民研究与地缘政治学的对移民—国家关系的争论，让“移民地缘政治”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移民地缘政治也是对地缘政治研究转向的一种回应。传统地缘政治学关注国际关系的宏大叙事^{[10, 11]}。在兴起之初，移民地缘政治也主要关注了民族国家尺度下有关移民的表征和实践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但随着地缘政治实践和哲学理论思潮的发展，地缘政治研究开始考虑国家之外的尺度和行动者：“人们的身体、家园、社区和生计已成为当代冲突的战场”^[12]。不仅慈善组织、跨国公司和信用评级机构等非国家行动者越来越频繁地参与世界政治，大众同样是地缘政治的参与者^[13]。在此背景下，对移民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深化了移民如何作为地缘政治的过程、中介和主体的认识。所谓“过程”指移民和人口的跨边界流动是地缘政治过程的重要方面，而“中介”指移民和离散族裔是调节地缘政治关系的中介力量。“主体”指移民是地缘政治后果的承载者，同时移民的日常生活和主体性也是地缘政治力量在微观尺度的呈现。

通过与移民研究相关议题的结合，移民地缘政治跨越了局限于民族国家尺度的研究范式。移民地缘政治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突破可以概括为在尺度上的两大转变^[14]：一个是尺度的上移，由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转向超国家实体^{[15, 16]}；另一个则是尺度的下移，转向移民社区、家庭、身体的地缘政治^{[12, 17]}。这既是对于地缘政治和移民治理实践多元化的响应，也是受到女性主义、生命政治等理论的启发^{[18, 19]}。

其中一个变化是尺度上移。随着超国家实体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长，在超国家框架下的移民流动与治理得到了学界关注。超国家实体通过区域移民协定、政策重塑流动，构建内部的和外部的边界，而流动也影响着超国家地缘政治的实践。其中欧盟是典型的超国家实体。欧洲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兼顾国家主权与成员国资格在内的移民管治框架，从而可以吸纳和排除特定移民群体^[15]。例如，Collyer^[20]指出欧盟尝试通过移民管理战略构建地缘政治区域（欧洲—地中海地区）。Stoffelen^[21]探讨了流动性不平等如何被强化以维持欧盟的政治经济现状。除欧盟外，Fakhoury^[22]讨论了叙利亚难民背景下阿拉伯地区如何成为一个多层级移民治理的场所，不同的超国家组织对难民问题的响应和分歧。

另一些学者则转向了尺度下移的视角，关注城市、社区、家庭和身体尺度上移民的表征和实践中如何生产地缘政治。这种微观转向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有关。长期以来，女性主义地理学呼吁沟通宏观过程与微观尺度的分析^[23]，关注被忽略的地缘政治行动者日常经验中的情感、感受、依恋^[24-26]。另外，生命政治视角被引入地缘政治^{[14, 19]}。在移民和地缘政治实践中的新技术与新模式，如生物识别管理及其新法律、政策和边境实践的组合使得地缘政治和生命政治密不可分^[27]。所以边界不仅是将两个国家分隔的物理障碍，也作用于移民的身体，是在不同尺度下运作的生命权力^[28]。在女性主义和生命政治结合的视角之下，移民物质化、具身化、情感化流动体验的地缘政治性得以彰显。

具体而言，在城市尺度，研究者近年来关注了城市空间中的暴力和军事化，以及城市的种族、民族冲突与建筑、规划之间的关系^[29]。有关城市和社区中移民地缘政治的讨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是移民管理的空间，在美国，移民刑事定罪被纳入联邦法律，因此联邦内的城市警察和其他服务机构在边境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0, 31]}；另一方面，移民、难民的生计也包含在城市进程之中，地缘政治事件与移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策略、移民社区微观政治有着相互作用^[32]。城市中移民的地缘政治不仅仅是国家尺度下地缘政治的转移和投射，城市行动者是移民多层级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更微观的家庭和身体是移民地缘政治中的新兴视角。家庭和身体是地缘政治发生的空间，反作用于不同尺度和关系中的地缘政治。这种地缘政治可以体现为宏观叙事与微观体验的矛盾。例如，Choi^[33]关注了朝鲜女性移民的亲身经历与西方主导的“普世人权”叙事的冲突，挑战了西方意识形态将朝鲜女性视为毫无权力的受害者的话语。此外，家庭中的依恋和亲密关系不仅附属于地缘政治，更是生产着地缘政治^[17]。例如，Wilkins^[34]分析了在缅泰边境，缅甸移民妇女的家庭经历的变化，指出家的观念在迁移和地缘冲突中受到质疑和重新配置。Botterill等^[35]探索了位于后殖民、强迫迁移的背景下的代际关系。微观转向有助于理解移民流动体验与地缘政治的情感的、具身的相互作用。

可以说，移民研究与地缘政治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了地缘政治研究视角上的尺度变化，拓展了地缘政治的过程、中介和主体，并进一步加深了地缘政治中宏观与微观互动的理解。总的来说，移民地缘政治的核心是移民实践和地缘政治在不同尺度下的相互作用，这也让移民地缘政治在方法论和研究问题上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

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不同尺度的移民地缘政治学研究是相互交融的，体现在不同的研究议题之中。囿于篇幅，本文关注地缘政治与移民研究对话密切的四个议题：难民、边境工作、劳工和离散族裔。它们无法穷尽该领域文献，但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接下来，本文将围绕着这四个具体议题展开讨论。

难民是当今世界面临最紧迫的地缘政治挑战之一。战争与宗教和种族冲突等地缘政治变动使得数百万人在身体和情感上流离失所。同时，对难民的接受、阻拦或管治是一个跨越国家边界的地缘政治过程。因此，难民的安全化、难民的安置和难民的主体性是地理学相关研究的重要议题^[36]。特别地，COVID-19大流行以及随后对流动和重新安置的限制和障碍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流离失所者所面临的挑战^{[37, 38]}。

对难民的界定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性。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39]，难民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根据此定义，难民一般意义上具有人道主义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依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如“本国之外”），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产物。

在实践中，难民成为难民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在地缘政治的网络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给予难民的庇护较少，更多试图将难民限制在其来源地，这种被称为“预防性保护”的措施在一些情况甚至会造成难民的死亡^[1]。地缘政治不稳定和相关的社会动荡会导致人们流离失所；例如，尼日利亚的东北部叛乱活动迫使居民逃亡到邻国和国内其他地区寻求庇护^[40]。而后，在寻求庇护的过程中，地缘政治体现在难民申请程序的每个阶段，从有关难民申请的决定到与政府的日常接触^[41]。在疫情背景下，美墨边境出现了一系列非正式的等待名单，它利用无限期的等待时间阻止流离失所者的合法庇护申请^[38]。

难民重新安置后，其（再）领土化过程和地缘政治有关。难民的再定居有多个维度，包括如何重新创造生计、如何与当地人生活相处、如何产生归属感等等。在抵达接收国后，难民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空间管制，特别是如何通过难民营地^[42]、临时居留所^[43]和难民卫星城^[44]等空间实现对难民空间分布、流动性和社会交往的管制，从而使难民被排斥于“正常的”的社区之外。这种地缘政治并不全然是负面影响，上世纪在东南亚对华裔的政治和经济迫害使其成为事实上的难民，中国接受后赋予其归侨的身份，由此形成的侨乡景观被看作地方的一种重要国际化社会资本 ^[45]。

难民的表征离不开安全、人权的议题。而在战争和冲突中，人道主义常被地缘政治化。例如，Mitchell和Sparke^[46]发现，欧盟声称其出于人道主义建立的一个制度系统为难民创造了安全空间，但是事实上，难民营中的延误、拘留等因素反而让难民不安全。此外，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对难民的表征生产着地缘政治。以2015年的欧洲难民潮为例，一些媒体将移民的到来等同于自然灾害，最终将其视为对地缘政治安全的威胁^[47]。俄罗斯在难民危机背景下，将欧洲重新定义为保守的和传统的，重返欧洲的地缘政治舞台^[48]。难民的流离失所、到来和安置被上升成为国家、地方等行动者尺度政治的中介，而这反过来影响着难民的处境。

最后，一些文献关注了难民在地缘政治中的主体性。与上述两个方面的讨论不同，关注主体性意味着超越将难民视为被表征、被管理的对象。正如Sanyal^[49]在讨论难民营时所指出，难民营往往被视为一种生物政治的空间，权力主体可以将客体贬为裸露生命（bare life）。Sanyal认为难民营中的人们通过“生产空间”在生理和政治上恢复他们的主体性^[49]。类似的，Dempsey^[42]考察了难民营中地缘政治暴力的空间生产和移民在这些独特的政治空间中的能动性，认为难民营难以在情感上实现对难民的治理。地缘政治渗透至难民具身和情感的迁移之中，难民的身体是一个移动的跨国空间。因此，难民在不同空间中如何抵抗暴力和应对管控等是值得探讨的一个方向。

边境在一般意义上是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看似没有边界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全球化和去领土化的身份政治同样依赖于原有的国家制度和结构。有学者受到生命政治的哲学讨论的启发，认为主权权力的功能从对于边境领土的保卫转向区分“我们”和“他者”、“公民”和“非法移民”^[50]。基于此，Makarychev^[51]认为移民现象是对（后）国际关系中领土性的彻底否定，“国内的自我”和“外来的他者”之间的高度媒介化的冲突揭示了一种去领土化的边界，它穿过人的身体而不是土地。边境变得无处不在，通过多种方式被生成、被物质化和被展演^[52]。

在这种背景下，移民地缘政治将边境管制视为对于移民身体的管制，而不仅仅是国家和机构维护边界的系统性实践。在实践中，随着治理方式的变化和生物识别技术、数字监控等技术的发展，排斥和包容的地缘政治追随着移民流动的身体再空间化^{[53, 54]}。移民地缘政治不止产生于越过边境本身，而是伴随着移民的旅程之中^[55]。因此，地理学者开始使用“边境工作（borderwork）”一词，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抵抗或影响边界的活动纳入讨论^{[56, 57]}。这种转向从三个方面拓展了移民与边境相关的地缘政治。

首先，在空间上，边境工作可以深入国家内部^[58]，例如，非公民家庭拘留包含了一系列空间策略，包括破坏移民支持网络的稳定，遏制个人移民和阻止未来移民^[54]。其影响可能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例如，美国的移民拘留和驱逐政策在空间和时间上延伸到厄瓜多尔当地的个人空间和地方^[59]。边境工作也可以被外化。通过建立各类机构和代理实体，地缘政治行动者能够将移民事务的执行拓展到边界之外的区域。例如，欧盟将移民管理事务“外包”给其他非欧盟国家，如利比亚和乌克兰，使得边境外部化^{[16, 60]}。同时，欧盟的移民治理与合作国家执行中的日常抵抗密不可分，后者以不同的方式调节着边境，为新形式的主权提供了可能性^[61]。

其次，在治理方式上，传统意义上的边境工作通常以上述讨论中的制度化、安全化、刑事化形式开展。除此之外，近年不多的研究转向了更柔和的情感边境工作^{[62, 63]}。例如，Williams^[62]研究了美国边境执法机构在1990年至2012年间发起的公共信息运动，展示了这些活动如何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传播战略性的信息和图像，影响移民决策并减少非法移民。这些工作进一步扩大了移民地缘政治发生的时空和影响的范围，边境工作深入了潜在的和未来的移民日常的家庭生活和情感动态之中。

最后，在参与者上，一些学者关注了边境地缘政治的多元化。Achtnich^[64]以利比亚试图乘船前往欧洲的移民为案例，发现国家和犯罪行动者从移民流动的生活中获利。在相关组织方面，Collyer^[53]指出在双边和多边重新接纳协议的协商中，国际组织起到了调解人的作用；Prokkola^[65]关注了非政府组织在难民涌入背景下芬兰—瑞典边境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基层治理方面，Panebianco^[66]分析西西里岛城市锡拉库萨的人道主义实践，探讨了当地的不同行动者如何在“边做边学”的过程中塑造了移民治理和社区实践；Dean^[67]分析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跨境联系，关注了动态之中的物质、移民与国家的异质性组装。国家、移民、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共同塑造了边境的治理。

总结而言，从空间、治理方式和参与者上，边境地缘政治转向了更为复杂、日常、多元的边境工作方式，这也呼应了对于移民治理中地缘政治^[68]的反思。有关边境的视角从不同维度上拓展了移民地缘政治的范围与图景。民族国家的边境不再被视为单一的线条，而是多重的、异质的、具身的空间。边境安全和移民管理不仅仅是一项国家事务，而是一个混合的、动态的、多方参与的地缘政治过程。

本节关注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地缘经济影响和相关政治响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移民是流动的生产力。对于移民而言，工作机会是重要驱动力，而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劳工的到来可能是一种应对社会问题的手段，也可能带来新的矛盾。因此，人们如何跨越国境，不同机构如何响应，国家如何运用多种多样的治理形式控制合适的劳工流动性，这些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69]。

劳工地缘政治产生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悖论”之中^{[70, 71]}——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意味着全球劳动分工和最优化配置；同时，民族国家需要维持地理边界的完整，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70]。国家可以通过公民身份政策^[71]、流行病控制^[72]等形式调节跨国流动，吸纳和排斥特定的劳工群体。劳工群体和市场力量与国家的调节发生冲突，进行协商，这一过程生产了地缘政治。例如，来自罗马尼亚的劳工长期在西欧从事低薪的农业或社会护理工作，在COVID-19大流行中，游说团体向当地政府施压，使得大量劳工能够在流行病高峰期流动^[72]。本质上，新自由主义中的劳工地缘政治是国家与市场两股力量作用的体现，是自由化、安全化进程的时空复合。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劳工地缘政治产生了复杂的社会经济影响。例如，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咖啡市场与日益严格的美墨边界管理背景下，咖啡豆的国际价格危机迫使南美依赖咖啡谋生的家庭冒险非法穿越美墨边界，导致移民死亡^[73]。劳工流动的影响不一定是全然负面的。在中缅边境地区，来自缅甸的劳工成为云南当地劳动力的替代和补充，可能有助于避免土地荒废，实现农业集约化^[74]。这些影响说明了以劳工视角审视移民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劳工流动，地缘政治以多种形式展现。地缘政治秩序渗透至劳工的教育培训、日常工作和移民管理过程中。在教育培训中，以菲律宾的护士教育为例，它植根于美军占领时期建立的殖民体系，殖民性隐藏在教育体系现代性的外表之下^[75]。在日常工作中，以挪威招募波兰护士为例，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历史地缘政治区隔与全球化的力量将波兰的护士贬低为外籍廉价劳动力^[23]。在移民管理中，以印度尼西亚为例，雅加达机场了设立3号航站楼将劳工与其他旅客隔离，这种针对跨国劳工阶层的特殊治理再生产了社会不平等^[76]。可见，不同的地方、不同类型的劳工面临着不同的处境。移民地缘政治以制度性的^[75]、观念性的^[23]、物质性的^[76]形式表现，反映着历史上延续至今的权力关系。

同时，对劳工流动的管理也成为了地缘政治的途径和调节中介。移民劳工本身是地缘政治的利益相关者，例如中东和南亚之间的劳工流动对外交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77]。政府可以通过移民劳工政策改变地缘政治叙事。例如，摩洛哥边境管理政策的尺度下移改变了有关叙事，将摩洛哥塑造为赋予地方管理移民权力的倡导者，将移民本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78]。另外，移民劳工政策也可以调节地缘政治关系。欧盟内有选择开放流动和限制流动的政策是一种地缘政治工具，塑造着民族国家主权与欧盟决策之间的关系^[21]。劳工流动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反映，也成为了地缘政治过程的一部分。

总之，全球化流动性与民族国家领土性的张力，在从工作空间到国家尺度上，影响着移民作为劳工和作为外来者的处境。而移民携带着劳动力、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展开跨国流动，不仅能带来经济增长，作为能动的主体，同时与国家、组织等行动者互动，在协商和冲突中影响着地缘政治。

离散族裔的概念挑战了地方与认同之间的固定关系，其实践和叙事是一种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的过程^[79]。离散族裔维持着当前居住的“此处”与过去或未来的“彼处”的联系^[80]。历史上，“Diaspora”曾专指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而后一些西方学者用离散族裔（diaspora）指代其他非自愿离开来源地的族群^[81]。但是离散族裔这一概念不应该被泛化为所有移民。Brubaker^[82]指出了构成离散族裔三种核心要素，即分散、故乡信念（不论真实或假想的故乡）和边界维护（团结和维护团体边界的过程）。据此，Cohen^[83]提出了劳工、殖民者、商人等若干种离散族裔的理想类型。与前三节所不同的是，离散族裔不止是一个明确的实体，而是一个习语、立场和主张^[82]。

离散族裔地缘政治，刻画了多种基于身份认同、民族叙事和政治实践复杂的相互关系。这话题并置了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地缘政治在起初是民族国家中心的，而离散族裔意味着一种流动的、非领土的视角下的民族或群体，与固定的、领土的民族国家相反。在Agnew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中，世界被视为一个由先进和落后地区组成的整体，国内政治发生在民族国家的主权单位之中^[3]。这意味着离散族裔和其地缘政治无法被国内—国际的二分法所容纳，它的动力和目的既是一种民族主义，也是一种跨国主义。

离散族裔的视角从以下三个维度拓展了移民地缘政治。首先，离散族裔的实践作为国际地缘政治的过程。这种过程可以是自下而上的。例如，在20世纪，美国的罗马尼亚离散族裔与试图影响美国政治机构，促使美国在北约向东欧扩张中给予罗马尼亚北约成员资格^[84]。离散族裔的地缘政治实践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例如，中国的侨民政策从寻求侨民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国家统一的支持，转向与移民进行对外联络，以扩大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和影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85]。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基于离散族裔，建构超越领土范围的“俄罗斯世界”，强调非西方的现代性模式^[86]。尽管离散族裔有所参与，这些讨论仍然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

其次，关注离散族裔与国家、社会行动者的联系产生的地缘政治。一个国家的不同社会行为者和机构可以影响离散族裔对另一个国家的态度和行动，而另一个国家也要求他们的忠诚和贡献^[87]。Gamlen^[3]比较了一系列国家和离散族裔联系的机制，指出国家—离散族裔的联系是一种常见的政治组织形式。国家通过有关族裔（ethnic）亲缘的叙事，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实践，制造离散族裔地缘政治^{[45, 86]}。例如，Ho^[45]考察了基于族裔的地缘政治，东南亚华侨作为难侨和归侨的二重身份的转变是地缘政治变动的结果。离散族裔联系着祖国和生活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媒介。

最后，离散族裔作为地缘政治主体。这种视角则尝试摆脱以民族国家视角思考地缘政治的思维定势。离散族裔不仅参与了民族国家地缘政治，而且他们的日常的实践和表征本身也生产着地缘政治^[88-90]。Hyndman等^[89]以加拿大的泰米尔（Tamil）离散族裔为例，将注意力从安全化话语和对极端主义的偏见，转移到讲述民族主义和正义的不同含义的主体和声音。Hui^[90]通过离散族裔的自传实践，提出离散族裔所构建的、他们所生活的想象地理是多层次的、具身的，无法被民族国家定义。这种自下而上的角度与前二者互相补充。地缘政治不一定来自于国家机构和政治精英，也产生于离散族裔的书写、社交媒体和日常生活空间中。

因此，离散族裔的归属和行动违拗了单一的民族—国家概念、二元的国内—国外政策划分，它是多元的和多维度的^[91]。不论是显性的、军事的和制度的^{[84, 85]}，还是隐形的、文化的和叙事的^{[86, 90]}，离散族裔地缘政治生产着国家—离散族裔、祖国—离散族裔和国际关系。

综上所述，尺度变化中的移民地缘政治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了地缘政治的研究议程（图 4）：①移民地缘政治追踪了新的地缘政治过程。以往地缘政治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宏观战略和国家行动。而移民地缘政治探索了移民迁移过程的政治意义与情感力量，追溯了难民治理、边境工作、劳工管理、侨民联络等移民相关过程中涌现的地缘政治动态。地缘政治过程回归了多重的、异质的、具身的实践中。②移民地缘政治发掘了新的地缘政治中介。以往研究侧重于民族国家之间相对正式的中介。而移民地缘政治将超国家实体的治理、边境官员的日常任务、劳工的工作互动、离散族裔的交流网络等被纳入到了地缘政治考虑的范畴，通过移民的视角考察多种尺度的地缘政治中介。③移民地缘政治拓展了新的地缘政治主体。以往研究考察的主体大多是民族国家或国家机构的行动者，而移民地缘政治补充了地缘政治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难民、劳工、离散族裔、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成为了地缘政治中能动的主体。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展望。

图 4(Fig. 4)

图 4 移民地缘政治的尺度变化与具体议题 Fig.4 The Scale Shift in the Geopolitics of Migration and Specific Themes

进一步挖掘移民研究中不同议题潜在的地缘政治性，有助于深化对于移民地缘政治的认识。本文在此提出三个可能的方向。首先是移民管控中技术发展带来的生物政治过程。目前，移民地缘政治对于社会和自然环境影响的关注仍然较少。例如，病毒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对病原体的控制因此与对移民流动的管制互为一体，生产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 ^[92-96]。如何理解这种治理过程中的地缘政治值得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其次是关注以往未涉及的、被视作非政治的地缘政治联系。例如，如今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有关的流动十分常见，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拥有多个国家的联系和关系^[97-99]。在变化的全球局势中，各种跨国联系如何被地缘政治化值得探索。最后是理解移民本身作为地缘政治主体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或者说移民本身的社会经济状态、身份认同等在地缘政治中的形成（becoming）。例如，已有文献讨论了未成年移民在地缘政治空间中的话语和展演。围绕着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从国家机构至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会采取不同行动 ^{[100, 101]}。

移民地缘政治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建构。移民地缘政治是对批判地缘政治对于民族国家中心长期反思^{[18, 25, 68, 102]}的延伸和发展。如前所述，与女性主义、生命政治思潮的对话已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地缘政治的意涵，但是超国家转向和微观转向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在探讨移民地缘政治时，有必要借鉴更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探讨。在本体论上，对于地缘政治、移民、民族国家等概念的斟酌是有必要的。例如，地缘政治研究似乎仍然无法脱离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在地缘政治实践中，民族国家仍然被当作且执行着全球关系的基本单元，是许多话语中一个方便直观的指代。超越地理学常见的对民族国家的领土性和制度性定义，可以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已有的探讨，采取其更为关系性和相对性的本体论。在认识论上，地理学者应尝试避免个体与国家、西方与东方、边界与流动等简单对立，也应认识到西方在许多国际事务和研究议程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借鉴来自其他领域的批判理论的同时，以实践为基础，批判而联系地推动跨学科理论发展是未来的探索方向之一。

中文文献中有关移民地缘政治的研究方兴未艾^[103]。整体来看，移民研究和地缘政治两个学科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中国的移民研究对于移民相对狭隘和制度主义的定义，缺乏与移民研究这一广泛学科的接触^[104]。另一方面，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关注集中在资源、经济等方面，对社会文化相关的分析较少^[13]。作为两者的交叉领域，移民地缘政治提供了一个不同学科互补、国际成果交流的窗口，在此领域的工作有助于完善跨学科理论体系。

国际移民地缘政治研究对中国地理学研究可以有两点启示。其一是对移民微观尺度过程的地缘政治性的探讨。国内已有学者讨论了移民和地缘政治^{[105, 106]}，但是集中在较为宏观的尺度下移民迁移格局，缺少对于生活经验中地缘政治的分析。国际精英移民、跨国劳动工、贸易移民和国际留学生等群体如何通过家、工作场所等日常空间展演地缘政治值得探讨。例如，Ho的研究揭示了日常生活实践和文化资本的获取让非洲留学生形成了南—南全球化的地缘认知^[107]。其二是关注移民的跨国社会网络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 跨国移民和海外华人的社会文化网络如何作为地缘政治的中介和调节力量发挥作用值得学者关注。例如，高权等人的研究发现东南亚华人的会馆和庙宇网络对“儒家地缘文化圈”的投资和跨国合作起着重要作用^[108]。

中国的移民地缘政治与其他国家有一定共性，也有其独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移民大国。2023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正式签发启用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中国经验对移民地缘政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第一，随着中国建设世界人才和创新强国战略的开展，大量的国际知识和技术移民开始进入中国，挑战了以往南—北的国际人才流动地缘格局。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是中国地理学和移民研究学者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二，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愈发重要，中国如何参与到世界各国地缘政治冲突的调解，从而减少战争难民等人道主义灾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