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006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人文地理学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的“数字转向（digital turn）”：①遥感、GIS等数字技术在地理研究中的应用；②由数字技术生产的新型地理现象，即数字技术的应用为社会空间带来的新变化；③数字化活动的地理特性，即依托数字技术开展的活动所蕴含的空间性[1]。该“数字转向”不仅强调数字技术在方法层面为人文地理学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呼吁学界结合地理学的思维方式，重新理解由数字技术和社会活动的相互纠缠所构成的复杂现实及其空间内涵[1, 2]。“数字转向”下的城市研究致力于探讨，科技企业、居民、政府等城市行动者如何共同构建城市与数字技术共生的系统，以及该系统对城市空间生产方式与社会空间关系造成的影响[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数字技术与城市之间日趋密切关系的概念层出不穷（诸如字节城市[4]、赛博城市[5]、网络城市[6]、智慧城市[7]等）。近年来，城市的数字化进程呈现出了“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的新特征[8, 9]：分布式的数字平台技术与城市运转的嵌合逐渐加深，并正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城市的数字化转型[10, 11]。如今，数字平台渗透到了出行（如Uber、滴滴、哈啰）、住宿或居住（如Airbnb、途家、贝壳）、即时需求（如Deliveroo、美团、叮咚买菜）、休闲娱乐（如Pokémon GO、小红书、抖音）、政务服务（如Consul、粤省事、杭州城市大脑等）等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了数字平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相互融合，为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特征，引发了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转变，并使曾经私人的空间经由平台的中介实现数据化和公共化[8, 12]。这些新现象促使地理学者以更加多元和综合的思路刻画城市与平台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理解数字平台在城市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平台城市主义（platform urbanism）”的概念应运而生，旨在探讨数字平台与城市之间紧密嵌合的关系[8]。传统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市与平台之间关系的讨论，倾向于通过一系列量化的指标分析，从要素的空间集聚—扩散与规模效应、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城市等级体系、城市空间网络与联系等方面，揭示互联网活动、数字经济或平台经济对城市发展产生的作用[13, 14]。不同于这些研究脉络，平台城市主义研究重点关注科技企业、居民、政府等多元行动者在城市内部情境中的平台化社会空间活动，将数字平台视为城市运转的内生条件，而非影响城市发展与变化的外在因素[8, 9]。由于平台城市主义这一概念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刻画当前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数字化过程及其影响，所以越来越受西方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的重视[15]。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社会民生、政务服务等各领域的深度融合①。“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及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作出明确部署②。国家对数字化的促进使数字平台在中国的普及度、用户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16]。承载了重要经济社会职能的中国城市正经历着数字化浪潮的洗礼，丰富多样的平台活动固然可以为城市的就业机会创造、治理能力优化、产业发展升级以及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等提供宝贵契机[13]。但是，多元的数字平台、行动者、城市空间在城市平台化过程中的相互交织及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学界有必要深入剖析和充分理解，受到平台中介调控的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逻辑、过程及影响[8, 17]。鉴于此，文本试图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研究所强调的平台城市主义的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国内开展相关研究的展望，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数字中国的建设。
2 平台城市主义的内涵平台城市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地理学者Barns于2014年提出，最初是为了说明开放数据平台对城市空间管理带来的影响和变革[18]。近十年间，提出者Barns以及Sadowski、Leszczynski、Rose等其他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概念加以发展和完善，他们基于城市地理、经济地理、社会地理和文化地理等视角拓展了其内涵（表 1）。如今，平台城市主义的主要内容强调，数字平台为城市的平台化转型提供了关键性技术支撑，并日益发挥着维系城市运转的枢纽作用[8, 12, 19-21]。也就是说，数字平台是连接不同城市行动者的技术体系，并为他们创造出了新的互动空间。数字平台往往通过中介作用、数据积累和算法分析，在垂直整合（不同层级的数字基础设施之间的整合）和水平整合（在特定的城市活动范畴内对不同来源数据的整合）的基础上，收集多种城市应用场景下产生的数据并在关联方之间实现数据流通，进而重构城市的商业形式、基础设施运作方式和治理模式[8, 10, 22]。这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①开发者在满足一定规则要求的前提下，依托平台API（application program‐ 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接口）调用数据和服务[23]。这意味着应用于不同城市场景的数字平台以及不同来源的数据，可以被连接与聚合在一起，并在平台核心服务的基础上衍生出更多外围服务[24]。②用户在不同平台和应用程序上的活动为前端分散化的数据生产提供了条件[25]，他们既消费了平台提供的服务，又因使用时产生的内容和痕迹为平台生产了数据，使平台具有了网络规模效应[26]。③用户协议、平台算法与资本的不透明运作方式，则使后端集中化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具有一定的封闭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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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代表性学者对平台城市主义内涵的主要贡献 Tab.1 Contributions for Connotation of Platform Urbanism from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
平台的发展依赖于城市，即便它们未必只能在城市中使用。对海量城市数据的提取、分析、处理和再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平台的价值及其调控社会活动的能力[28]。相比于乡村地区，城市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更紧密的用户空间邻近性以及更多样广阔的市场[28]。许多平台在城市中进行原型设计并将城市作为主要的试验场所，使其设计逻辑和运作模式能更好地嵌入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建成环境之中[29]。平台基于数据与算法介入和调控多元城市行动者的社会空间活动，并与他们差异化的利益、目的、社会关系和互动扭结在一起。也就是说，平台与城市的嵌合使城市呈现为一个复杂动态的“平台生态系统（platform ecosystem）”[8, 23, 30]（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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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台城市主义核心内涵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of Core Connotation of Platform Urbanism |
平台城市主义这一研究领域所关注的城市运转现象可以称为平台城市（platform city），它与广泛探讨的智慧城市既有关联又具有显著的区别（表 2）。它们都体现了新兴数字技术与城市运转的结合，强调更加高效、便捷和宜居的城市数字化发展愿景[9, 31]。但两者针对的是城市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不同现象，因而有必要分开看待[19, 32]。二者的核心区别可以从技术资本和城市主权之间的关系加以定位和理解[15]。具体而言，智慧城市以“政府采购—企业提供智慧解决方案”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基本模式，科技企业主要提供数字系统的项目设计和运营支持服务，旨在为城市政府装配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技术治理体系[33]。而平台城市以广泛分布且直接连通用户的数字平台为支撑，强调平台充当了城市运行赖以维系的基础设施，并可能拥有对抗政府政策的能力[10, 11, 15]。这意味着平台城市中的科技企业具有通过占据城市服务的垄断地位以争夺城市主权的可能性。同时，一些由政府或其他组织主导的非营利平台逐渐涌现，这正在为平台城市的实践拓展出新的特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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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平台城市与智慧城市的特征对比 Tab.2 Comparison between Platform City and Smart City |
总而言之，平台城市主义强调，城市和平台构成了相互紧密联系、不断发生动态演化的嵌合共生体[27]。平台城市的标志性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4方面[8, 32]：①各种数据流被集成到提供城市服务的特定平台上，平台运用算法对数据加以分析处理；②平台的技术架构横跨了广阔的地域范围，但其实际运行仍然根植于微观具体的城市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情境；③私有、公共或公私混合部门都可以成为架构和运营城市平台的主导力量；④平台在城市中的运转必须依靠广泛分布的基础设施。
3 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人文地理学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基于“数字转向”的视角，关注平台与城市之间的互动所生产的新地理空间以及新空间活动的特征和机制。根据Leszc‐ zynski和Rose等人文地理学者的总结，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别：强调平台经济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强调平台社会情感和文化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分析[19, 21]。
3.1 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将数字平台视为一种包含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商品，探讨数字平台中介下的资源分配、劳工利用和城市管理问题，从而分析数字平台在技术资本的主导下对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这些研究看来，当代城市的发展受到平台资本主义（plat‐ form capitalism）的驱动[34]。平台资本主义是科技企业用于最大化数据积累的新兴商业模式，它通过服务于数据生产、收集与处理的软件和设施，构建起辐射到城市运行各领域的平台生态系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城市管理者的角色[12]。资本逻辑主导的平台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从数据积累中提取价值[35]：一是数据的商品化，即直接出售数据或者收取广告投放、信息发布等活动的费用；二是数据的资本化，即将数据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进行积累，并根据数据的类型和应用情境采取合适的方式挖掘其价值。该视角指出，平台城市主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资本性的空间和价值生产预期之上，平台在其中主要被用于满足少数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利益[36]。这些研究认为城市的平台化发展逻辑不应完全由资本主导，而应接受公共部门和组织一定程度上的干预，以社会空间公正和城市权利维护为宗旨，创建一个更加民主、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未来[37]。
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相关研究，既关注技术资本主导下城市劳动、治理和服务平台化的权力运作过程并对其造成社会空间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又强调平台劳动者、市民社会和城市政府等行动者结合平台在城市中的运作特性寻求抵抗和变革的应对行动。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3.1.1 平台服务在城市空间中的不平等分配城市服务领域中的数字平台应用，从供需匹配的角度促进了市场整体效率的提升，为人们获取服务提供了更多样的选择和更便利高效的渠道，有助于盘活城市当中的闲置资源并为居民增加收入创造新的途径[38]。但是，城市服务的平台化也可能延续和加剧现有不平等的城市社会空间关系以及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例如，Boeing等认为，西方国家城市住房租赁平台的逐利导向致使其内容系统性地延续了种族偏见，进而固化了基于种族的居住空间分异和不平等[39]。随着平台服务日益与城市更新及绅士化相互融合，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数字鸿沟问题愈发显现[9]。例如，Klausen指出，丹麦哥本哈根的城市政府在城市更新项目中推出的平台自助服务，使缺乏数字技能的老年居民产生了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疏离感[40]。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为城市绅士化提供的营销推广服务，营造出了美化的城市景观与想象，这可能会强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41]。例如，Wal‐ ters和Smith发现，开发商在社交平台上的营销活动选择性地表现社区的特征，以构建符合目标人群期望的社区形象，使本地社区的声音和绅士化改造过程中的复杂性淹没于商业话语之中[42]。
此外，城市社会空间关系在建成环境、行业特征、文化背景等方面体现出的差异性，也可能使平台服务的运营遭遇阻力和挫败[43]。例如，Fisher在对导航平台Waze的研究中发现，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路线规划把交通分流到社区支路，这种无视城市社会空间异质性的霸权逻辑遭到了社区居民的强烈抵制[44]；Dattani对印度德里城市家政平台的研究表明，平台的技术男性主义逻辑在高度女性化的家政行业中的应用，忽视了女性普遍缺乏数字能力和城市空间流动性的现实，最终导致其日趋走向衰落[45]。
3.1.2 平台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劳动者抵抗平台对城市劳动的重新配置造就了数字化的零工经济形式，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空间分散化的灵活就业机会，有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提升其劳动利用率，因而往往受到城市管理者的推崇[46]。然而，平台为了谋求自身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会基于不透明的算法对劳动者时空活动加以系统管控，从而生产出针对劳动者的新型剥削模式[46]。例如，Chen和Sun对送餐平台的研究显示，平台按单计价和有限送餐时间的算法设定，不仅引导骑手花更多时间等待以延长劳动时间，还增加了骑手穿越城市空间时的紧迫感和安全风险[47]。同时，零工经济的不稳定和低保障意味着当外部环境发生负面变化时，平台劳动者更容易因平台的退出而陷入困境，进而导致社会空间秩序的失常[48]。例如，Alten‐ ried指出，平台在德国城市中以较低门槛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但是新冠疫情下平台活动的停滞对缺乏保障的移民劳工造成严峻的失业危机，这可能会引发城市空间的失序和动荡[49]。
然而，劳动者并非完全处于被剥削和被控制的劣势地位，而是可以有意识地结合城市空间的特质和平台的技术特征，实施规避、扰乱或抵制的策略以抗衡平台[19, 50]。例如，Gregory和Maldonado指出，外卖平台Deliveroo在爱丁堡的骑手会根据城市环境特征（如地形、天气、交通等）和算法派单规律，主动谋划配送的区域与路线以规避风险，以此对抗平台的控制并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51]。也有研究发现，劳动者可以结合平台在城市的运行特征，将其关联着的社会资源为己所用[21]。例如，Straughan和Bissell的研究表明，在平台零工经济活动中，劳动者能够抓住与城市不同地方和他人发生“好奇邂逅（curious encounters）”的机会，藉此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心理调剂，并为更新自身的社会关系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52]。
3.1.3 城市管理的平台扰动与民主参与平台基于算法和数据对城市社会活动的调控力远超于城市政府的管理能力范围，因而可能对城市原有管理秩序造成干扰[8]。平台企业能够在嵌入地方进行信息交换与收益攫取的同时，在组织层面与其所处的地方相分离以逃避责任和政府监管[50]。例如，Woodcock和Graham指出，Uber南非为了避免本地法律的规制和问责，用地址位于荷兰的“Uber国际控股公司”的名义和司机签订合同[53]。Van Doorn拓展了该观点，他发现短租平台Airbnb通过“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自由”的话语策略，动员其业主在本地房屋共享俱乐部中发声以实现对城市租赁规则的把控，从而由规则的逃避者转变为了规则的主导者[54]。也有研究指出，平台企业可以凭借隐私保护的名义限制城市政府对专有数据的访问，令其无法获取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55]。而且，一些大型科技企业不再满足于仅仅为城市提供平台服务，它们试图通过与城市政府合作以主导土地开发和规划建设等公共事务，凭借技术资本领域化特定的城市空间[56]。例如，以Alphabet公司主导的多伦多滨水区规划为案例，Carr和Hesse的研究指出，尽管科技企业将城市的数字规划包装为中性的技术方案，但它通过掌控平台基础设施扮演了“特许政府”的角色，以实现对城市空间的掌控并从中攫取资本价值[57]。
虽然科技企业控制的平台对城市公共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一些突破技术资本主导的新型城市治理平台也开始涌现。这些平台通过落实民主化的市民参与促进城市社会的空间正义，为维护和提升市民福祉提供了替代性选项[58]。部分学者认为，对平台的界面和架构加以适当设计，有助于引导市民围绕城市议题进行公共讨论和参与式的方案思考[59]。例如，荷兰的城市治理平台Verbeterdebuurt为市民提供了具有地图定位和实时连接功能的公共空间问题反馈界面，这有助于汇聚市民的集体智慧，增强他们面对城市政府的商议能力[60]；西班牙马德里的Decide Madrid和中国台湾的vTaiwan这两个政府主导的平台则通过一系列游戏化的界面设计，鼓励市民参与城市管理，推动城市的民主化进程[61]。也有学者发现，一些社会组织即便缺乏足够的平台架构能力，也可以依托技术资源的共享网络以及与市民、政府、技术人员等行动者的合作，维持本地化平台的有效运营以应对城市社区的公共问题[62]。例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盲人协会通过搭建Streets for All平台并组织竞赛活动，引导技术人员和市民关注盲人和弱视者的“共享街道”问题[63]。
3.2 日常生活空间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随着平台技术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数字时代下的城市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平台与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相互融合的过程也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37]。日常生活空间视角的平台城市主义研究将数字平台视为日常活动的中介，探讨日常空间活动的平台化特征及其对城市空间意义的重塑。现有研究指出，城市居民基于数字平台开展的日常活动具有高度情境化和复杂动态的特征。情绪与情感、习惯与记忆、知识与技能、身体状况与能力等多重因素，会与人们对平台的使用相互融合[64]。这些活动不仅突破了虚拟—现实空间、公共—私人空间的二元划分，还体现了居民在平台城市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人们对平台化城市空间的理解、体验及相应的行动不会完全受到平台系统预设逻辑的掌控，而是能够将或长期稳定、或即兴偶然、或跨多平台等丰富巧妙的平台实践融入日常生活空间之中，为自身与城市创造出多元价值[21, 65]。因此，城市居民不只是被动地充当了平台用以提取资本价值的宿主[19, 66]。
日常生活空间视角的相关研究，致力于阐明居民日常平台实践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及其超越于资本逻辑的多元体验、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过程。相关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以下两个互相交叉的方面：
3.2.1 城市居民平台化的社会空间联系当今城市居民的社交活动因受到平台的调控而呈现出更加即时、灵活和频繁持续的特性，这有助于打破时空距离的限制和公私空间的界限，从而改变了人们在不同场景下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的方式、过程及其时空属性[67]。
城市居民可以在多样化的生活空间中，通过不同的数字平台保持与远方的家人、伴侣、朋友等较为亲密或熟悉的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例如，Hjorth和Lupton发现，由于难以面对面照护的情况日益普遍，城市家庭会通过消息应用、数字游戏和自我监测程序等平台化的方式，支持远距离的代际关怀，并且在对平台的调适中形成规律、持续和舒适的联系节奏，增进被照护人的身心健康与幸福感[68]。而且，城市居民还可以充分利用平台社交的特性，在巧妙的时间管理中维持跨越空间的亲密关系。Clayton等的研究表明，长期在外流动和工作的城市居民将与家人的社交平台联系穿插入工作活动的间隙，这种即兴的“数字一瞥（digital glimpse）”有助于营造超越空间的连接感和在场感，进而缓解异地分居带来的关系压力[69]。
同时，数字平台的使用为分散在城市各处的陌生城市居民建立关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70]。一些学者探讨了，人们通过共享经济或即时需求平台和陌生人产生的社会互动，及其为城市日常空间活动带来的变化。例如，基于对澳大利亚城市单身人士的研究，Parkinson等发现，他们可以通过非正式的平台渠道解决合租住房的需求，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分布式的信任文化，以管理与陌生人合住时的接触风险[71]；Medina-Hernandez等的研究显示，由志愿社群创建并运营的城市住宿空间共享平台Couchsurfing所具有的非营利性运行机制，有助于更好地拉近原本陌生的房东与客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主客良性互动和信任建立[72]。也有学者关注到，城市居民运用约会交友平台寻求浪漫关系的空间实践过程。Miles指出，英国伦敦的男同性恋群体依托平台的约会实践造成了活动空间的分散化和私人化趋向，但是实时在线状态和地理定位功能，可能会导致私人空间信息在平台公共场域中的暴露，进而为使用者带来社会压力[73]。此外，少数研究尝试探索了，城市外来移民为了融入本地社会而进行的社交平台实践。例如，Fogelman等的研究显示，丹麦哥本哈根的外来移民通过在社交平台上主动展示对这座城市的理解，表现出自身符合于本地居民的期望以及对本地生活方式的适应，有效地降低了本地人对自身的陌生感，获得了他们的接纳与认同[74]。
3.2.2 平台调控下城市空间中的日常流动性居民在城市日常活动中的空间流动性，越来越受到地图导航、即时需求、社交媒体、数字游戏等不同类型平台的中介调控作用。人、平台技术、城市空间在流动中的复杂交互融合了身体化的动作、习惯以及丰富的情绪情感状态，进而使不同流动情境下的城市居民产生了多元化的城市空间体验并赋予了城市空间新的意义[75]。
为了清晰细致地呈现平台嵌入人们空间流动的过程，一些学者致力于深描居民使用平台进行流动性活动时的身体运动态势。例如，Laurier等通过对步行者的行走动作（如停止、转弯、重新开始等）和地图动作（如显示地图、调整比例尺、跟踪位置标示点等）的交互分析，描绘了平台界面辅助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穿行的具体方式[76]。也有学者尝试阐明，居民平台化的日常活动习惯与自身和他人在城市空间中的流动性的相互关联。例如，Bissell的研究表明，外卖活动是消费者的停滞和服务人员的高度流动交织在一起的平台化生活方式，用户使用平台进行食物消费的习惯，不但会随自身的体验和在城市中的生活变动发生动态变化，也会受到外卖服务人员变化的送餐时间和路径的影响[20]。
另一些研究侧重于分析，城市居民在交通出行、休闲娱乐等平台化流动实践过程中的情绪情感体验与意义建构。在交通出行的情境下，Hanchard认为，地图平台对城市地点和路径的指示能够向人们传递一种与确定性相关的安全感，使人们愿意相信并参考地图平台安排自身在城市空间中的流动[77]。然而，通过研究女性在夜晚城市行走时的平台使用，Hardley和Richardson进一步指出，虽然具有地理定位和即时联系功能的移动媒体平台可以为女性提供安全感，但是定位偏误和网络连接的不稳定反而增加了她们的焦虑情绪[78]。休闲娱乐情境下的研究则强调，现实城市场景与数字平台的结合可以为居民创造出更多富于可玩性和趣味性的休闲娱乐活动，让人们获得积极愉悦的情感体验[79]。许多学者将关注的重心置于以地理定位和AR（augmented real‐ ity, 增强现实）技术为支撑的在线游戏平台上，探讨居民通过游戏探索和体验城市空间的过程。例如，凭借对Pokémon GO的研究，Lehtinen等指出，这类游戏通过把新奇有趣的元素添加进人与城市环境互动的界面，激发了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探索欲以及新鲜、期待、惊喜等情感体验[80]；同样以Pokémon GO为案例，Richardson等的研究发现，其浓厚的趣味性和易于掌握的触摸式互动设计，使城市老年人也愿意参与这个游戏，这有助于调动他们的流动积极性并提升其幸福感[81]。除数字游戏外，Hjorth和Pink认为，城市居民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视频分享和网红打卡也是一种重要的流动性休闲娱乐实践，人们通过平台的地理定位信息与现实场景，记录和展示自身在城市空间中的流动与体验，并从社交网络的空间化个人身份表达以及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愉悦[82]。
3.3 小结无论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还是日常生活空间视角，当前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核心都在于强调数字平台、城市行动者和城市空间的相互嵌合生产出了复杂动态的平台城市。这些研究认为，企业、居民、政府、社会团体等多元行动者及其在城市中开展的社会活动与形成的社会关系，既以特定的空间性为条件，又导致某种空间性的再生产或改变[83]。同时，这些研究将平台理解为连接行动者与城市空间的介质，强调平台与城市社会空间活动融为一体并持续发挥着中介调控的作用（如生成、筛选和传播空间信息；支持和组织空间实践；调整行动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充当人们认识空间的延伸感官等），从而造就了平台中介作用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活动过程[2, 84]。总而言之，西方相关研究的重心在于从动态过程的角度，解答城市的劳动、治理、服务与日常生活等社会空间活动如何受到平台的介入和调控，以及这些社会空间活动如何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情感等方面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秩序进行重塑。
4 国内平台城市主义研究展望 4.1 国内人文地理学对数字平台的探讨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国家的大力推动，促进了中国城市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内人文地理学也开始围绕基于ICT或新兴智能技术的城市活动展开了一系列探讨[85, 86]。具体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数字平台的使用对虚拟和现实城市空间形态和布局的影响。这些研究共同指出，数字平台对现实的城市社会空间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催生了较之现实空间辐射范围更广、圈层结构更强、渗透性更好的虚拟城市空间[87, 88]，并重组了以往的经济供应链和城市功能空间格局，导致城市功能空间出现分布调整、综合化、多元化和边界模糊化的新趋势[89]。
（2）借助数字技术开展的城市居民活动所呈现的时空间特征。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购物[90]、出行[91]、餐饮[92]、社交媒体[93]等数字平台及其相关的城市空间活动，这些活动呈现出更加不受现实时空限制的复杂特征，不同活动之间的时空关系愈发具有复合化的趋势，并通过新型社交网络的构建对虚拟城市空间进行生产与再生产。
（3）数字技术影响下城市空间运行管理的智能化升级与挑战。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在面对城市空间规划与管理问题时，新兴的数据分析工具所能起到的作用[86]。另一些研究则强调，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虽然有助于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城市生活便利性，但也可能为城市空间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干扰正常的城市运行秩序[31]。
这些研究大多仍倾向于把数字平台视为城市和空间分析的数据源，或者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一项基础设施并分析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相对于西方研究来说，国内相关研究更加注重从共性总结和规律探索的角度，分析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空间与空间活动。这虽然有助于从整体上描述城市社会和功能空间结构、城市居民活动的时空特征在数字化背景下发生的改变，并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但是尚未能深入刻画平台中介作用下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动态过程。而且，这些研究对不同城市行动者在平台化社会空间活动中的互动和博弈关注较少，对日常空间活动中无规律性、临时发生和非理性因素的关注尚有欠缺，亦未能在具体案例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平台城市现象并尝试构建现阶段的本土化理论。
4.2 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数字平台的推广和传播受到全球化力量的深刻影响，由此引发的城市转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具有一定共通性[30]。因此，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进展，能够为未来国内研究的丰富和完善提供有益借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部分国内学者对未来研究应当采取“人—技术—空间”相结合的视角[85, 86]、超越虚实空间二元论[89]以及重视社会活动的动态时空情境[94]的倡导相契合。根据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总结出其对国内未来相关研究的两方面启示：
（1）进一步阐明中国平台城市的政治经济特征，揭示不同行动者在其中的参与、互动和博弈，从而更加深刻地解释数字平台对虚拟和现实城市空间形态、社会空间关系和城市功能空间的影响机制。与西方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市场导向社会结构不同，我国国家的宏观政策导向为数字产业的崛起和平台经济的勃兴提供了有力支撑，使技术资本深度参与了中国的城市平台化进程。以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美团等为代表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极大地推动了平台在中国城市运行各领域的渗透和发展，这为其从城市社会活动的平台化扩展中攫取了巨量的资本价值，促成了平台与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日渐紧密的交织[17]。复杂多元的社会差异普遍存在于中国城市，资本性的平台活动与之的交织叠加，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空间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例如，城市服务的平台化可能会对老年人等缺乏数字技能的群体产生空间排斥[95]、网约车司机或外卖骑手等灵活分散的平台劳动者面临新的空间困境等[32]。同时，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政府对城市数字化和平台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可能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考量而对技术资本主导的平台活动施加调控和限制，也可能主导特定平台的运营[96]。在遭遇平台的资本逻辑霸权时，中国城市的平台劳动者与消费者也能够依托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反抗性空间策略维护自身权益。
然而，国内人文地理学对该议题的参与，目前主要从技术解决方案的角度探讨智能化城市运行管理面临的挑战与需要进行的革新[14, 86]。因此，未来国内人文地理学界可以充分发挥综合性和空间性的学科优势，深入探讨由数据、算法和资本逻辑等支撑起的平台介入各类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方式，揭示其与多元行动主体相互交织的过程，进而与其他学科建立对话并产生知识溢出。同时，本土化平台生态系统在中国城市中广泛应用，意味着国内研究还可以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关注其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地方性，以弥补西方主流研究将重心置于少数主导全球科技业务的平台生态系统（例如，谷歌、苹果、Meta等）的局限。
（2）进一步关注平台化的城市日常生活空间实践，及其带来的空间体验和地方意义。智能手机的普及促进了数字平台与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人们在出行、休闲娱乐、社交等各方面的日常活动都因平台的介入得到重塑[17]。例如，在平台的指引和辅助下组织自身在城市中的交通出行[97, 98]；通过平台了解城市休闲娱乐信息并据此策划自身的活动[99]；通过平台进行点外卖、跑腿送货等即时需求活动[100]等。平台特性（如目标定位、界面设计、运行机制等）、物质空间（如建成环境、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等）以及居民自身的因素（如情绪情感、知识习惯、身体能力、价值观念等）的相互交织，使现实中的平台化城市日常空间活动呈现复杂动态的面貌，让居民的生活更加便利、舒适和高效，生成丰富多元的体验、意义和价值，也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新形式的焦虑、不安和困扰[21]。同时，城市居民也能够形成灵活动态的平台使用技巧，以适应平台化城市生活中由数据错乱、算法偏误、设备失灵等造成的不确定性[65]。
国内人文地理学的已有研究往往将人们借助平台开展的活动，视为以效率和经济价值为导向的理性行为，忽视了居民平台化活动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人们对多元价值与意义的追求。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索城市日常空间活动过程中无规律、临时发生、非理性的因素，以及人们在其中的能动性、展演性、跨平台使用和故障应对技巧，并结合对居民、企业、政府等多元城市行动者的分析，厘清平台化城市空间活动的时空过程、形成机理及其对城市空间体验和地方意义的重塑。
5 结语平台城市主义将平台化视作当今城市数字化进程的核心特征，强调平台与城市构成了深度嵌合的共生体关系。这些研究都体现出，平台中介作用下城市社会空间活动的过程，是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理解“行动者—数字平台—城市空间”嵌合关系的关键所在。国内人文地理学对城市与平台之间的互动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积累，但在认知方式、研究内容、国际对话等方面仍可以进一步补充完善。通过借鉴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研究的概念框架、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国内学界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城市平台化现象，在审视中国城市数字化深入发展阶段的社会问题及改进方案时，具备更宽广的思索视野。同时，学界也需要结合中国城市自身的独特性，推进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从而为指导我国城市现阶段的数字化进程提供更贴切的建议。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 [EB/OL]. (2021-07-02) [2022-10-07]. http://www.cac.gov.cn/2021-06/28/c_1626464503226700.htm.
② 资料来源：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2021-03-13)[2022-10-09].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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