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各地区政府工作强调将韧性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1]。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化背景下，旅游业也由粗放式的规模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旅游业属于高敏感性和脆弱性产业，其发展过程容易受到内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干扰^[3]，这将极大阻碍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旅游业依托于地方自身基础性条件发展壮大，其健康发展与城市或地区和谐稳定紧密相关^[4]。韧性作为表述事物应对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要属性，被广泛认为是保障地方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5, 6]}。在这一背景下，提出通过提升城市韧性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影响效果还处于“黑箱”解密阶段。这是一个亟待探索的兼具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命题。

在应对多重不确定扰动因素和回应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双重号召下，学界开始关注韧性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有研究多侧重于经济韧性、城市韧性等层面的探讨，其中，经济韧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二者也呈现出互为因果关系^[7]；在城市韧性与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关系上，主要展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该影响在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上具有异质性^[8]。在旅游领域中，少有研究直接考察韧性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关系，但不乏相关文献讨论韧性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有学者认为韧性可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在保障旅游产业稳定发展方面意义重大^[9]。不仅如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城市韧性不仅会拉动本地旅游产业发展，还会对周围地区的旅游业产生影响^[10]。相关研究也发现，韧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提升韧性水平对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有推动作用^[5]。可见，学界已经意识到韧性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是否会受到城市韧性水平的影响还有待理论检验。此外，现有研究发现韧性发展过程并非单一线性变化，而是存在复杂动态性特征^[11]，这一变化规律可能会影响到城市韧性的作用过程和作用效果。在新时代背景下判别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对于地方科学开展韧性建设、促进旅游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为回应这一理论诉求，研究将具体构建城市韧性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并实证检验二者间的影响效应及其变化特征。考虑到2010年旅游产业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为此选取2010—2019年十年研究期进行分析。另外，由于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12]，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作为案例对象。本文将为韧性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议题提供理论依据。

2 假设提出 2.1 城市韧性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旅游业是以城市为重要空间载体的综合性产业，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等特征^[13]，其运行方向和发展态势与城市稳定运行紧密相关。然而，城市常暴露于多重扰动和不利因素的环境中，遭受着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疾病、金融危机等多种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安全风险干扰。城市韧性在保障地方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支撑和基础保障（图 1）。第一，城市韧性保障经济系统健康运转，可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动力条件。城市韧性能较快吸收和克服风险冲击，保障产业资源要素得到充分利用^[14]，从而为旅游业发展高效地匹配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不仅如此，城市经济系统韧性能催生多样化的产业结构^[15]，有助于延伸和拓宽旅游产业链条，推动旅游产业结构改革稳步向纵深发展。第二，城市韧性促进社会系统稳定有序，可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城市韧性通过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来抵御灾难风险冲击的影响^[16]，地方市政基础设施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旅游交通、酒店住宿等旅游支撑条件的优化与完善。此外，较强的城市社会系统韧性可以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促进消费需求升级，从而助推旅游产品结构调整优化，促进旅游业发展质量提升。第三，城市韧性保障生态系统绿色和谐，可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基底。城市韧性有助于加速生态环境的修复进程、提升生态文明水平^[17]。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有利于推动旅游资源永续利用，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另外，城市韧性能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生态环境容量和优化区域生态网络^[18]，有助于提升旅游环境承载力，推动旅游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提出：

H1：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2.2 城市韧性的门槛效应

扰沌理论认为城市系统会经历开发、保护、释放、更新等适应性循环过程，外部因素的干扰会引起适应性循环过程的重复与改变，导致地方原有结构功能发生变化，并促使其迈向更大尺度的循环中^[19]。基于扰沌理论，不少学者提出韧性存在非线性多重演化轨迹，且韧性发展呈现动态非均衡性特征，如Simmie等人认为区域经济韧性具有复杂动态性，其发展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变化，而是存在着反馈、涌现与自组织并存的非线性动态过程^[20]；杜志威等人结合能动性视角将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化过程划分为认知、适应、重塑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21]。这意味着城市作为聚集多种功能且不断调整的复合地理系统，其韧性发展过程并非单一有序的，而是具有非线性特征。当前，我国韧性发展存在着较大差异，甚至呈现多阶段共存特征。在不同韧性发展阶段，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其影响效果可能会表现为一种动态的非线性特征。基于此提出：

H2：以城市韧性为门槛变量时，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门槛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3.1.1 线性回归模型

为检验上述研究假设，本文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城市韧性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并综合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构建了以下模型：

(1)

在式（1）中，hqd_it为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resilience_it为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城市韧性水平；Xi_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外商投资、政府调控、可进入性、人口密度等；μ_i表示第i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γ_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_it表示随机扰动项；α为常数项；β、δ分别表示城市韧性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3.1.2 门槛回归模型

本文将通过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由于现有面板门槛模型最多含有三个门槛值，因此本研究设定的面板门槛模型是四区制的门槛模型。为验证假设H2，本文构建以下门槛回归模型：

(2)

其中，I(·) 为指标函数，式子（2）括号内的resilience_it为门槛变量城市韧性水平，θ₁~θ₃为三个门槛值，当门槛变量满足条件时，I(·)取1，否则为0。

3.2 变量选取及测度 3.2.1 被解释变量及其测度

根据扰沌理论，城市系统内部的适应性循环并非具有独立性，它可能是上一个适应性循环的简单重复，也有可能是前者的变化创新，既关注原有系统的保留和恢复，也强调新系统新元素的形成与创造^[22]。基于此，本文提出城市韧性是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等系统受到不确定性因素扰动后的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重组能力等的综合评价。具体而言，抵抗能力是抵抗内外部因素干扰并维持自身发展状态的能力；恢复能力是系统较快恢复到原有状态的能力；重组能力是城市应对内外部环境干扰时重新将内部结构进行组合以突破原有状态实现转型升级的能力。本研究基于扰沌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前人相关研究^{[19, 22, 23]}，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重组能力三个子系统对城市韧性进行评价，并在经历了文献指标梳理和专家评估、数据可得性评估后，最终构建了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利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进行度量^[24]。

3.2.2 解释变量及其测度

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包含了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层面，为高质量发展评价提供了良好的立足点。因此，本文将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指标建构依据，同时考虑到高质量发展更注重发展过程与结果质量^[32]，故设立旅游高效发展用于衡量旅游产业发展效率，以此形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六大系统层。研究经过文献指标梳理、专家评估、数据可得性评估后，确立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2）。

本文将单位GDP能耗乘以旅游总收入获得旅游收入能耗；旅游收入水耗、旅游收入电耗分别由供水总量、全社会用电量乘以旅游业产值占GDP的比值获取；旅游从业人数由住宿餐饮业从业人员数与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员数之和获得；用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与旅游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就业人员比重的绝对值差来表征旅游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城市旅游收入占城市GDP比重与长江经济带旅游总收入占其总GDP比重之比表示旅游产业聚集度；城市人均旅游消费与长江流域人均旅游消费的绝对值差来反映旅游消费聚集度；以国内外旅游接待人数与住宿餐饮从业人员数之比来表示旅游劳动生产率。

3.2.3 控制变量

外商投资 （investment）。外商投资水平反映了地方与外部经济的交流合作情况，地方通过资本状况改善、技术外溢与扩散效应有助于提升区域旅游发展质量，本文借鉴董钰涵等（2022）利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对外商投资水平^[38]。

政府调控 （gove）。政府调控可以有效反映地方政府宏观管控的能力，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可为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影响区域旅游的健康发展，本文借鉴王新越等（2019）研究采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39]。

可进入性 （lnroad）。地方可进入性的强弱可以反映该城市的交通便利程度，可进入性越强说明游客在旅途中耗费时间较短，游玩的相对时间增加，有助于增加地方吸引力，促进地方旅游业发展。本研究借鉴董尊孟等（2018）的研究利用等级公路里程来度量可进入性^[40]，为保证数据平稳，将其对数化处理。

人口密度 （lndensity）。人口密度可用来反映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41]，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条件、地理位置要素越好，越有利于该地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本研究将人口密度取对数处理纳入研究模型。

3.3 案例选择、数据来源与处理

长江经济带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等突出优势，对于促进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引领示范作用^[12]。鉴于此典型性与代表性，研究选取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因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将巢湖市、毕节市、铜仁市给予剔除）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中星级酒店数量以及A级景区数据来自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各地方统计局或政府报告；旅游专利公开数和旅游院校数据是通过八爪鱼软件爬取万方数据库中2010—2019年公开在权的旅游专利数以及教育部高校招生官方网站中公布的开设旅游管理类的院校数量统计整理而成。未经特别说明数据均来源于地方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EPS数据平台（http://olap.epsnet.com.cn/）等。本文采用插值法对缺失值进行补充，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4 实证分析 4.1 测度结果分析 4.1.1 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水平测度

为直观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水平的测度结果，本文利用自然断裂法将其划分为六个等级，并以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为基准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 2。

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特征，各城市之间的相对差异较大。具体而言，城市韧性的高值区呈现零星分布特征，且随时间推移并未呈现出明显变化，多集中于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等地；中高值区的总体数量随时间推移增加明显，主要在长江下游地区呈现连片分布特征；城市韧性的低值区和偏低值区分布范围较为分散，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呈现带状分布规律，且其总体数量随时间推移呈现下降趋势。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的城市韧性水平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且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区域内部的城市韧性水平差异明显，非均衡性突出。

4.1.2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本文同样利用自然断裂法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分年份的空间可视化分析（如图 3）。

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高值区分别是上海市、武汉市、重庆市和成都市四个城市，且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偏高值区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中呈现散点分布特征，2016年时数量最高达到9个城市，2019年又降至5个城市，分别为南京市、杭州市、南昌市、长沙市、昆明市；中高值区和中低值区总体数量增加明显，且其分布范围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均有涉及；偏低值区和低值区总体数量呈现缩减趋势，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呈现散点分布特征。可见，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分布规律，且长江各个区域内部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

4.2 总体回归分析 4.2.1 基准回归分析

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为1.65，表明各变量之间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并设置了时间和地区的双向固定来检验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表 4）。

在模型（1）中，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505且在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H1得到验证。另外，模型（2）—（4）分别反映了城市抵抗能力、恢复能力、重组能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945、0.868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城市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均显著促进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且抵抗能力的作用效果大于恢复能力。原因可能在于：根据扰沌理论和适应性循环理论，恢复能力关注于系统受到危机冲击后的恢复和重建过程，而抵抗能力更强调在危机发生前主动采取应对措施积极抵御外部风险冲击、降低灾害风险的影响^[22]，城市抵抗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为旅游业提供安全且稳定的发展环境，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比较而言，重组能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大，估计系数为1.754且在1% 水平下显著。究其原因，城市重组能力建设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等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聚集技术、资金等资源要素，助推旅游融资渠道和旅游产业链的拓宽与延伸，进一步提升旅游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从而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动力和机遇。

在控制变量影响上，外商投资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外商投资水平有利于与外界人才技术的交流合作，促进了旅游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调控和可进入性分别反映了政府宏观管控能力和地方交通便捷程度，二者对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也同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口密度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人口密度有助于为旅游业提供更大的客源市场规模，从而增加旅游业发展潜力，促进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

4.2.2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模型有效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5）。首先，由于直辖市的体量相较于其他地级市存在差异，可能对基准模型造成干扰，本文将上海市和重庆市从样本中剔除，第（1）列结果显示，城市韧性的系数和方向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其次，考虑到样本异常值可能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为此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1%和99% 进行缩尾处理，第（2）列结果与基准回归差距不大，说明回归结果受异常值影响较小。最后，为避免城市韧性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能互为因果导致内生性问题，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滞后一阶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进行内生性检验。Hansen检验显示工具变量选择有效，另外AR(1)统计量显著，AR(2)不显著，满足系统GMM估计的矩约束条件，第（3）列结果显示城市韧性的估计系数为0.044，且在5% 水平下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在排除内生性问题影响后仍然可靠，由此证明假设H1成立。

4.3 门槛效应分析 4.3.1 门槛效应检验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探讨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另外，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水平的地区差异较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借鉴汪侠等（2020）^[12]的划分标准，将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划分为上、中、下游地区，分别考察不同区域的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研究首先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方法进行门槛效应检验。

表 6显示，以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韧性为门槛变量时，得到第一个门槛值为0.460，且在1%水平下显著，基于此，通过确定第一个门槛值进一步检验模型得到第二个门槛值为0.549，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当进行三重门槛检验时，模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双重门槛效应，验证了H2。同理，本文通过对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发现，长江上游地区的P值不显著，说明不存在门槛效应；长江中游地区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487；长江下游地区通过了双重门槛效应检验，其门槛估计值分别为0.459和0.547。

4.3.2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表 7呈现了长江经济带整体及分区域的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回归结果。整体上看，在长江经济带韧性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在初级韧性发展阶段（resilience≤0.460），其系数为0.058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此阶段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凸显。旅游产业具有关联性高、综合性强的特征^[42]，在韧性发展初期，城市韧性提升所带动的政策环境利好、资源要素聚集、产业结构升级、配置效率提升等为旅游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了旅游业发展进程，助推旅游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转型升级。在中级韧性发展阶段（0.460＜resilience≤0.549），其系数降至0.032，仅在5% 水平下显著。随着城市韧性水平的提升，旅游产业综合能力和规模效应得到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旅游产业对外部要素的依赖^[43]，因此在此阶段城市韧性提升所产生的边际效益有所减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也呈现弱化趋势。在高级韧性发展阶段（resilience＞0.549），城市韧性的系数进一步由0.032降为-0.001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这表明随着城市韧性发展到一定阈值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受到限制。综合上看，2019年长江经济带平均城市韧性水平为0.429，整体处于初级韧性发展时期。除了上海、南京、杭州等13个城市已经迈入高级韧性发展阶段以外，九江、蚌埠等81个城市以及扬州、嘉兴等14个城市依旧处于初级和中级韧性发展时期，这也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城市仍有待借助韧性的提升红利进一步强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

分区域上看，不同区域的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对于长江中游地区，随着城市韧性水平跨过门槛值0.487，其影响系数由0.084下降为0.047，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韧性提升有助于发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但超过一定水平其促进作用会下降。对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韧性水平在分别突破门槛值0.459和0.547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有所降低，进而转变为不显著。这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边际效率递减特征，当韧性水平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其影响效果不显著。对比长江中游、下游地区城市韧性的影响系数可知，中游地区城市韧性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效果高于下游地区。原因可能在于：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等较为完备，相较于长江下游地区，中游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推动下，中部地区韧性城市建设进程加快。中游地区通过积极承接下游产业转移，不断吸收与积累资本、技术与人才等资源要素，为形成旅游产业竞争优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基础，因此，中部地区韧性城市建设所释放的要素动能对于旅游业发展质量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研究在构建城市韧性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借助多种计量模型对二者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长江经济带的城市韧性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现非均衡性特征。其中，城市韧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中高值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中低值区和低值区集中于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低值区和高值区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异质性特征明显。

（2）长江经济带的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分维度上看，重组能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最大，其次是抵抗能力，恢复能力的影响效果最小。

（3）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影响作用会随着城市韧性水平的提升呈现正向边际递减。分区域上看，长江上游地区的城市韧性水平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并未呈现门槛效应；长江中游、下游地区分别存在单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且二者影响效果也呈现出正向边际递减规律。

5.2 讨论

尽管当前学界已经认识到韧性建设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但多停留于定性分析层面^{[44, 45]}。与当前研究相比，本文通过构建城市韧性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进一步量化实证了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弥补了以往研究仅从理论层面探讨二者影响关系的不足。另外，有学者认为韧性发展具有动态非线性特征^[20]，这可能使其作用效果不同于线性变化的环境变量，但鲜有研究涉及这一议题。本研究对这一理论盲盒进行揭示，并且从长江经济带的不同区域论证了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并非呈现简单线性影响，而是存在动态变化规律。本文进一步深化了韧性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有助于为韧性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议题提供实证依据。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长江经济带应树立系统化、协调化的韧性发展理念，注重区域韧性水平的协同发展，促进各区域优势互补和互惠双赢，以达到整体性提升旅游产业发展质量的目的。第二，长江经济带应综合考虑多重能力的影响，在培养城市风险免疫和风险自愈能力的同时，还需着力强化重组能力的建设，为旅游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长江经济带应根据韧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旅游产业发展政策。可建立区域韧性发展动态监测机制，积极探索阶段性、差异性的韧性管理方案，不断构建和完善符合韧性发展特征的旅游发展政策。另外，长江各地区应制定因地制宜的旅游发展着力点。长江中、上游地区可借助韧性提升所释放的红利推动优势资源有机整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下游地区韧性较高的城市可借助韧性优势发挥引领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区域旅游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外，本文还存在以下研究局限。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产业的影响不言而喻，囿于数据可获得性原因，本研究尚未对疫情背景下城市韧性建设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