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历史上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其自然和人文背景,其在内容上包含物质和非物质、在属性上包含自然、人工和人文、在价值上包含受到保护的和大量尚未受到保护的资源[1]。对此,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以文物古迹、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由点到面的整体性、层级性保护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已公布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批共计5058处①,确定历史建筑5.7万处,全国划定历史文化街区超过1200片②,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1座③。历史资源作为文化记忆载体具有延续意义[2],反映着历史空间与社会的变迁,与现代城市之间存在显性或隐性的时空二维关联。
在历史演进中,中国传统社会形式与生产方式发生着延续、演替,城市以空间为媒介不断分化并呼应着历史空间。过程中,城市空间从封建社会专制属性逐步转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物质空间建构语境由形式范式转向功能范式而发生重构,空间意义因此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之一即:城市空间通过社会性设施为大众提供公共服务,兼具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3],公共服务设施成为了现代城市空间组织模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新表征。
总体而言,现代城市要素是在历史空间上进行的迭代性、创造性建构,而历史城市要素延续至今日,成为了现代空间不可分割的部分。面对现代要素的多元融合和持续碰撞、历史要素的不断衰退和不可再生,明晰二者空间关联脉络、探索二者共生模式对于城市文化的传承、地方文脉的延续至关重要。
据此,本研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即: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的关联性在空间中有何规律?其中诠释了怎样的内在机制?进而从空间视角出发,以现代为时间基点,基于个体—单元—整体三维度将其进行拆解:个体维度上,历史城市要素在延续脉络上与现代城市具有怎样的互动?单元维度上,现代城市的空间单元划分是否适配于历史城市?整体维度上,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之间有着怎样的耦合和依存关系?
对于现代与历史城市空间要素的关系,国际、国内已有诸多讨论。宏观理论建构层面,涉及可持续理论[4]、适应性理论[5]、韧性理论[6, 7]、参与式保护理论[8-10]、整体性、关联性理论[11, 12]等方面。个体维度上,研究要素主要在微观层面,包括历史要素之间的关联[13]、历史与现代要素之间的关联[14-16]、历史要素与环境关联[17, 18]等;研究方法涉及统计学方法[13, 14]、地理信息系统[15, 17]、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动态环境建模[18]等。单元维度上研究较少,但较多研究从局域维度展开,研究要素涉及历史城市中心区[19-21]、边缘地带[22]、历史区域[18, 23, 24]、历史景观[8]等;研究方法涉及网络调查[8]、空间句法[19]、历史地图研究[22]、统计学及计量经济学技术[21, 24]、历史地理信息系统[18]等。整体维度上,研究要素涉及历史要素之间的整体关联耦合性[13]、遗产城市[25]、遗产路径[26]、历史城市与现代城市的空间、经济、社会关联[27, 28]、以及政策与权力视角的关联性探讨[29, 30];研究方法涉及城市形态学方法[25]、空间句法[27]、城市连锁网络模型[28]等。总体来看,目前研究的局限在于:研究维度多为单一的个体、局域或整体,少有综合个体—局域—整体的多维度讨论;研究内容多以历史性单线为出发点,鲜少进行不同时期的历时性比较和规律性挖掘;研究方法鲜少有基于历史文化资源全面整合数据的空间分析。
对此,本研究选择历史要素相对繁多、历史脉络相对清晰的南京为对象,立足于历史长河首尾,从“现代—历史”双线视角对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的空间关联性展开“个体互动性—单元适配性—整体依存性”综合维度的剖析;并基于历史演化的线性过程予以形成机制的探究。其一,本研究兼具现代和历史的双侧视角,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过往研究偏重单侧、轻视关联的不足;其二,本研究尝试寻找现代城市在个体上对历史城市架构的延续脉络、在单元上对历史空间属性的复刻程度、在整体上对历史要素簇群关系的依循状态,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历史资源更好地融入现代城市空间并延续其历史性、文化性提供实现思路,这对于现代语境下的城市遗产本体探索、历史语境下的城市遗产保护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与范围 1.1.1 研究对象本文选择公共服务设施点代表现代城市要素。其定义为学术界通常所指:为满足居民日常教育、医疗、购物、文化娱乐和社交等活动要素,由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提供,供全体市民享用的服务或设施[31]。综合我国公共服务设施相关标准规范[32-35]及国内外学者研究[36, 37],结合本文研究目的,将其分为商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福利、行政办公等七类。
选择点状历史资源代表历史要素。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区县级四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中国工业遗产、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南京市历史建筑等五大类,涵盖了南京市大部分在册的不可移动历史资源点状要素类型。
据此,本研究围绕七类公共服务设施(表征现代城市要素)与历史资源(表征历史城市要素)展开关联性分析。
1.1.2 研究范围本文研究范围确定为南京市主城区。结合南京市建设情况,将主城区范围限定至绕城高速,并以现行行政区划的街道为基本单元对主城区范围进行修正,最终形成的研究范围覆盖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的全部街道以及栖霞区、雨花台区、建邺区的部分街道,共计6区42个街道,总面积300.90l km2。其中以明城墙为界,内为老城区,总面积55 km2(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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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范围 Fig.1 Study Area |
公共服务设施利用POI数据进行分析。通过高德地图开发平台获取到南京市主城区范围内全部176类二级行业分类POI数据④。将其对应至七类公共服务设施,最终得到125417个设施坐标点。
历史资源点数据来自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⑤、南京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⑥。首先经过初筛,将重复点纳入最近更新的名录类别中;其次通过百度坐标拾取器确定点位坐标;再次筛选得到主城区点位;最终确定主城区历史资源点坐标共计1349个(表 1)。其建成年代覆盖商周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时间跨度约3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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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京市历史资源点登录情况及筛选结果 Tab.1 Registration Status and Filtering Results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Nanjing |
本研究分为三个步骤:①总体分布概况把握:从个体—单元—整体维度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历史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全局把握;②单因子关联性分析:从个体—单元—整体维度构建关联性定量研究方案,分析两者关联特性;③聚类及形成机制剖析:通过聚类总结关联性分异特征,并在现代语境下剖析关联分异的形成机制。
1.2.1 步骤一:总体分布概况分析个体维度上,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分别探究公共服务设施和历史资源点的空间分布形态特征;单元维度上,将点位落至街道单元,分别分析数量分异情况;整体维度上,利用Ripley's K函数分别探究两者空间集聚特征。
1.2.2 步骤二:单因子关联性分析结合上文所提三个关键问题,首先建立两项关键技术原则:①从个体互动性—单元适配性—整体依存性三维度出发,分别建构个体—可达关联度、单元—区位匹配度、整体—耦合协调度的“三维度—七类别”关联指标体系。②以街道为基本单元进行分析,便于进行特征和分异情况讨论。
(1)个体互动性—可达关联度
研究思路:个体维度,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的互动性可通过基于现代道路拓扑的可达性进行表征,由此将其转化为各类设施和历史资源的可达关联度的探讨。可达关联度越高,则两者关联性就越强。
研究方法:两步移动搜索法考虑到两类要素的相互关系从而计算两者之间的可达性[38, 39],计算过程及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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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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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式(1)中:v为搜寻域,d0为搜寻域的距离阈值,k为设施点位置,dkv为位置k与v之间的距离,Sk为位置k的设施点到历史资源点的距离;Mv为搜寻域内历史资源点数量。
式(2)中:u为历史资源点位置,Rj为u的搜寻域内的公共服务设施j搜寻域v对应的Rv,duv为位置u与v之间的出行距离,AvF即表示历史资源点u的设施可达性,AvF越大表明可达性关联越强。
(2)单元适配性—区位匹配度
研究思路:单元维度,历史要素对现代城市基于街道划分的单元适配性可通过基于数量比重的区位度差异进行表征,由此将其转化为历史资源和各类设施的区位匹配度的探讨。区位匹配度越高,则两者关联性越强。
研究方法:经济领域常用地理联系率来分析区域经济活动差异[40],本文将其转化为区位匹配度指标G,并构建区位差指数G'k来表征街道单元内两者之间的区位度差异,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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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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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式(3)中:G'k为k街道区位差指数,xk为k街道历史资源点占整个区域的数量百分比,Pk为k街道公共服务设施占整个区域的数量百分比。G'k越小,则k街道区位匹配度越强。式(4)中:G为全域范围的区位匹配度,x'i为第i个街道历史资源点占整个区域历史资源点总数的百分比,P'i为第i个街道公共服务设施点占整个区域公共服务设施总数的百分比。G值越大表示区位匹配性越强。
(3)整体依存性—耦合协调度
1)测度基础—邻近度
研究思路:整体维度上,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的依存关系可通过跨行政区划的邻近度进行表征,由此将其转化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与历史资源的邻近度的探讨。邻近度越高,则两者关联性越强。
研究方法:协同区位商(Colocation Quotient)主要用于定量测量不同点集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41, 42],可跨行政区划从整体维度上揭示公共服务设施与历史资源点之间不对等的依赖关系。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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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式(5)中:CLQA → B表示A被B吸引的程度;A、B分别为历史资源点和公共服务设施点;NA→B表示拥有B类点作为最近邻点的A类点的数量;NA和NB分别指样本点类型A和类型B的点个数;N为两类样本点总个数。CLQ越大表明依赖性越大。继而从相反方向构建指标CLQB→A,即表示B类点对A类点的邻近性,且CLQA→B≠ CLQB→A。
2)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研究思路:仅通过邻近度无法验明二者的直接相关关系,由此引入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43]探究基于邻近度的耦合协调性。耦合协调度越高,表明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的邻近关系越紧密,依存性越强。
研究方法:改进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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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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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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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其中,D为耦合协调评价值;C为原始耦合协调度;T为综合邻近指数,用以调节C因削弱了值本身大小的影响而造成的误差;X、Y分别为CLQ资源点→设施和CLQ设施→资源点;k为调节系数,一般取≥2;α、β、θ为可变参数,α + β = 1,一般取θ=1/2,考虑到历史资源与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性一致,取α = β =0.5。D值越大,表明二者耦合关系越密切。
1.2.3 步骤三:聚类及形成机制分析以街道为单位将三维度—七类别单因子进行聚类,由此分析其空间分异情况和形成机制:①利用系统聚类绘制空间单元属性距离的谱系图以判断聚类数;②结合数据性质及聚类目的,选择K-means方法进行聚类,得到关联性分区;③计算各关联分区的三维度指标的平均值及因子均方构成判别表,通过自然断点法确定关联强度分级及其对应的主导设施类别,分析分异特征并探究形成机制。
2 总体分布概况个体维度上,通过核密度分析集聚形态(图 2),发现公共服务设施与历史资源点在老城区形成明显的集聚态。公共服务设施核密度高值区集中于新街口,并沿中山南路—中山路—中央路、中山东路—汉中路,以及中山北路三个方向的主要城市道路向外辐射,呈“单核集聚+面状辐射”分布;历史资源点也形成多个高密度聚集区域,整体呈“多核心簇团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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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共服务设施与历史资源点密度分布形态 Fig.2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
单元维度上,分析街道单元的点位分布,可以发现历史资源点的单元分异更为显著,其高值街道主要集中于老城区,低值街道多在外围;而公共服务设施的高值街道同样集中于中心,但整体均衡性更强,其中建邺区、栖霞区整体值较高。
整体维度上,通过Crimstat软件的Ripley's K函数功能进行多距离空间集聚性分析,具体探讨空间集聚强度与相应的集聚规模。分析结果显示(图 3),公共服务设施点集聚强度为2.613,对应集聚规模为5.592,可见集聚规模相对较大,集聚强度相对较小,表现为“低集聚+大分散”的集聚特性;而历史资源点集聚强度为3.865,对应集聚规模为4.402 km,相对呈现出“高集聚+小分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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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公共服务设施与历史资源点Ripley's L(t)分析结果 Fig.3 Ripley's L(t) Result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
从Open Street Map获取开源道路数据,进行清洗并构建拓扑结构;根据生活圈已有研究,以步行15分钟对应1000 m的出行半径为距离阈值,得到每个公共服务设施点与历史资源点的可达性并落至街道求取平均值,使用自然断点法分级得到街道空间和设施类别分异结果(表 2,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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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类设施与历史资源点的可达关联度计算结果 Tab.2 Accessibilities between Each Kind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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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商业设施与历史资源点的可达关联度分异 Fig.4 Differentiations of Accessibilities between Commercial Fac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注:因篇幅所限,单因子分析的关联性空间分异图仅以七类设施中的典型一类为例,下同。 |
从街道空间视角分析:数量层面上,低值街道占比较大,而高值集聚性较强。结构层面上,整体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核心—圈层状分异形态,老城区整体为高值区,外围呈楔形逐层降低,低值街道集聚显著。究其原因,是因为老城区道路密度更大,资源点和设施点均较为集中,由此反映出因道路结构导致的以老城为界的互动性分异。
从设施类别视角分析:数量层面上,类别差异较大,其中商业设施可达性关联最强(527.57个/km),社会福利设施最弱(5.21个/km)。结构层面上,只有社会福利设施呈现出“南北轴向条带状”结构,其他六类设施均为“核心—放射状”,高值区集中在核心,中值区呈楔形放射状。
从街道空间视角分析:数量层面上,高值街道占比更高,即区位匹配度整体分异较小。结构层面上,整体呈现出“中心低—外围高”的核心圈层结构,老城区整体为低值区,高值街道集中在外围设施聚集程度较弱的区域。由此反映出历史要素与现代城市街道单元的整体不适配。
3.2 单元适配性—区位匹配度通过区位匹配度及区位差指数计算,得到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与历史资源点的整体区位匹配度及各街道区位差,并使用自然断点法将街道分级,得到街道空间和设施类别分异结果(表 3,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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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类设施与历史资源点的区位匹配度计算结果 Tab.3 Location Matching Degrees between Each Kind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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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社会福利设施与历史资源点的区位匹配度分异 Fig.5 Differentiations of Location Matching Degree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Fac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
从设施类别视角分析:数量层面上,类别之间差异较为微弱,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只有0.131;结构层面上,行政、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设施呈现出“核心—圈层式”的分异结构,老城区为低值区;而商业、体育、文化设施较为斑驳,整体分布较为均衡。
3.3 整体依存性—耦合协调度首先利用ArcGIS Pro进行邻近度分析,据此计算耦合协调度,结合数据特征及结果显著程度,调节系数k值取2,并将结果落至街道单元求取平均,再通过自然断点法分级,得到街道空间和设施类别分异结果(表 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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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类设施与历史资源点的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Tab.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between Each Kind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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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文化设施与历史资源点的耦合协调度分异 Fig.6 Differentiation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between Cultural Fac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
从街道单元视角分析:数量层面上,整体上高低值分布较为均衡。结构层面上,整体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分异特征,尤其以新街口为中心的区域耦合协调度最高;外围低值街道主要分布于建邺区、栖霞区南部、鼓楼区西南部。究其原因,是因为老城区内历史资源与设施的双向邻近度都较高,而外围的历史资源对部分设施的邻近度相对较弱(尤其是社会福利、文化类设施),由此表现出较高的耦合协调性。
从设施类别视角分析:数量层面上,类别差异较大,其中文化设施与历史资源的耦合协调度最高(0.846),体育设施的耦合协调度最低(0.695)。结构层面上,整体呈现出两类分异形态:行政、教育、商业、体育、医疗卫生整体呈“核心放射状”,老城区整体为高值区;第二类为社会福利和文化设施,呈现出“斑驳分散状”,高值街道多分布于外围。
4 聚类及形成机制分析结果 4.1 聚类结果根据以上分异特性分析,利用SPSS对三维度—七类别单因子进行空间聚类。首先通过系统聚类谱系图确定4类聚类数,其次利用k-means方法得到聚类结果(图 7),通过自然断点法得到各关联区主导特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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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公共服务设施与历史资源点的关联性特征分区 Fig.7 Feature Zone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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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关联性特征分区判别表及主导设施类别 Tab.5 Discrimination of Correlation Feature Zones and the Dominant Facility Types of Each Zone |
关联区Ⅰ:强互动—弱适配—强依存老城轴向带形区
依据均值及均方判断,该关联区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个体互动性最强,以商业、教育设施主导;单元适配性最弱,以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设施主导;整体依存性最强,以行政、医疗卫生设施主导。该类型共5个街道单元,均位于老城区,呈轴向条带状沿中央路—中山路—中山南路分布,占街道总数的11.90%。
关联区Ⅱ:中互动—弱适配—强依存老城扇形半环区
依据均值及均方判断,该关联区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个体互动性适中,以医疗卫生、教育、行政设施主导;单元适配性较弱,以行政、教育设施主导;整体依存性较强,以行政、教育、商业设施主导。该类型共9个街道单元,主要呈半环扇形分布于老城区西侧和北侧,占街道总数的21.43%。
关联区Ⅲ:弱互动—中适配—中依存外围平原楔形区
依据均值及均方判断,该关联区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个体互动性较弱,以社会福利、文化、体育设施主导;单元适配性偏强,以社会福利、体育、文化、医疗卫生设施主导;整体依存性偏弱,以教育、医疗设施主导。该类型共14个街道单元,主要呈楔形放射状分布于山体之间的平原,占街道总数的33.33%。
关联区Ⅳ:弱互动—强适配—弱依存外围山地环形区
依据均值及均方判断,该关联区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个体互动性最弱,以商业设施主导;单元适配性最强,以社会福利、教育设施主导;整体依存性最弱,以教育、医疗、体育设施主导。该类型共14个街道单元,较多分布于外围山体区域呈外环状,占街道总数的33.33%。
分析发现:①关联性的空间分异呈现从老城到外围、从平原到山地的明显规律:个体互动性、整体依存性从Ⅰ区向Ⅳ区逐渐递减,单元适配性逐渐递增;②设施类别分异基本呈现出商业、教育、文化(本文将其归类为直接相关类设施)和行政、体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本文将其归类为间接相关类设施)的分异:其中直接相关类设施主要在个体维度主导Ⅰ、Ⅳ区,在单元维度主导Ⅰ区,在整体维度主导Ⅱ区,以老城区为主;间接相关类设施主导区域以外围为主。
4.2 关联性分异的形成机制关联性分异的表层原因为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在区位、功能及社会属性等层面的差异性,在更深层次可从维度和类别两方面进行剖析。
4.2.1 个体—单元—整体维度分异的形成机制(1)基于现代城市路网的个体互动性:功能结构和城市骨架变迁导致的互动性差异
个体互动性主要与城市功能结构和交通变迁直接相关。老城Ⅰ、Ⅱ区表现出与商业、教育类设施的强互动性,一方面是因该老城区中,大量商业设施依托历史资源和居住空间进行布局(如夫子庙—秦淮观光带),同时大量教育设施本身作为历史资源沿用至今(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由此形成较强的个体互动性;另一方面是因历史进程中老城区范围内的道路骨架变化较小、密度较大,因此依托历史路网布置的历史资源点依然能够与现代设施点呈现较好的可达性互动。外围Ⅲ区表现出间接相关类设施的弱互动性,主要原因在于该区域是现代开发建设的新区,因此与历史资源互动性偏弱;外围Ⅳ区表现出与直接相关类设施的弱互动性,主要原因在于该区域多为山地,路网的历史延续性较弱,因此与基于现代居住空间布置的公共服务设施的互动性较弱。
(2)基于现代街道划分的单元适配性:要素社会属性不同导致的单元适配性差异
单元适配性与公共服务设施自身公共性以及街道单元划分方式有关,因为设施点在街道内部分布较为均衡,但街道之间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适配性的单元分异。老城Ⅰ、Ⅱ区为设施点和资源点集聚区,但却表现出弱适配性,是因为该区域作为现代城市行政、文化、商业中心,现代设施的数量和集聚程度均远高于历史资源点,由此造成两者均衡性低、适配性弱的结果。外围Ⅲ、Ⅳ区表现出与间接相关类设施的较高适配性,主要在于该类设施兼具公共性与福利性,分布相对老城区较少;此外,Ⅳ区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较大,其包含了北部幕府山—狮子山和中部钟山两大山脉,导致该区域的街道单元面积相对较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适配性分异。
(3)基于要素耦合关系的整体依存性:时序差异和现代保护理念导致的依存性分异
整体依存性主要与设施和历史资源本身的时序差异和保护理念直接相关。老城Ⅰ、Ⅱ区表现出较高的依存性,虽然主导设施类别不同,但其机制较为相似:一方面在于老城区为历代都城、宫城或城市中心所在区域,随着现代城市建设过程中用地逐渐铺满,公共服务设施就会对老城内历史资源产生包围效应而具有与之更为密切的邻近关系;另一方面,受保护制度和更新实践的影响,历史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并承担起新功能,设施点即产生邻近历史资源布局的倾向性,这一点以商业设施最为明显。外围Ⅲ、Ⅳ区的依存性普遍较低,均以间接相关类设施主导,一方面是因外围区域为历代城市的外郭,历史资源点(如军事防御、苑囿观游、纪念性建筑等类型)布局模式与现代以居住为核心的设施布局模式并不契合;另一方面因为自然原因或战争、城市开发等人为因素影响,该区域留存至今的历史资源点数量相对较少,因此表现出较低的依存性。
4.2.2 设施类别分异的形成机制(1)直接相关类设施:自身延续历史要素功能,使其成为老城关联分区的主导类别
直接相关类设施包括商业、教育、文化设施类别,其与历史资源的关联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类,其自身就是历史文化资源或处于历史性片区内部,且延续了历史性功能;该情况以教育设施为多,如南京大学(原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原国立中央大学)等院校。第二类,依托历史资源遗址、旧址进行建设,但功能已不同于原始;该情况以文化设施为多,如展览类设施中的六朝博物馆(六朝建康宫城建筑遗址)、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总统府旧址)等。第三类,主要依托历史性街区、片区等进行综合规划布置,功能以配套服务为主;该情况以商业设施为多,如夫子庙、颐和路等历史街区。由此可见,该三类设施均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其与历史资源的强关联也显著呈现在了空间上。
(2)间接相关类设施:以现代居住空间为媒介,使其成为外围关联分区的主导类别
间接相关类设施包括行政、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设施。该类设施的公共性、福利性更强,主要围绕居住空间均衡布局,因此其与历史资源的空间关联性受居住空间演化的影响较大。南京城市空间起源于“三山、两河、三湖泊”的自然地理格局[44],而率先在老城范围内形成了稳固的聚居结构,但外围区域建设却相对较晚,受地理环境影响也相对较大——这就导致一方面,外围区域的现代设施配套基本与城市建设同步,尤其是间接相关类设施较老城区建设更为成熟,因此其成为了外围区域的主导类别;另一方面,因外围区域建设密度相对老城区较小,因此造成了其整体关联性偏弱的结果。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本文基于“三维度—七类别”的单因子关联测度指标体系,探讨了现代与历史城市要素个体互动性、单元适配性、整体依存性的空间分异情况,并分别从维度和类别视角进一步剖析了其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单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维度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核心—圈层状互动形态,设施中商业设施与历史资源的互动性最强;单元维度呈现出“中心低—外围高”的核心圈层适配结构,设施类别分异不显著;整体维度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依存性分异特征,文化设施的依存性最强。
通过聚类发现从老城到外围、从平原到山地的明显分异:街道空间视角上,形成了依托主城区中轴线的轴向带形区、倚靠老城区西北面城墙边界的扇形半环区、依托山体地形形成的放射状楔形区和圈层外环区四个关联性分区;设施类别视角上,以直接相关与间接相关为划分形成主导设施类别的分异。
由此剖析其形成机制,总结其在空间层面,主要涉及功能和城市骨架变迁导致互动性分异,要素社会属性不同导致适配性分异,时序差异和历史资源保护制度导致依存性分异;在类别层面,主要因为不同类别设施与历史要素的内在关联逻辑不同而导致分异。
5.2 讨论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对文首所提的核心问题作答。其一,从静态视角来看,现代城市显现出对历史城市明显的延续脉络,现代与历史的个体要素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互动规律。其二,站在动态视角上,可以说空间演化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要素息息相关,其存在着同时同向的波动与突变;因此在不同制度与社会形态的约束之下,现代城市对历史城市空间属性的复刻程度较为有限,这就致使单元维度中,现代城市要素在类别上表现出了对历史要素的不敏感性。其三,回到城市空间本体,当下的城市空间正是历时性要素的共时性并存所形成的稳定系统,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历史要素簇群关系的依循和在地性还原。
研究结论也进一步表明,现代城市开发建设与历史资源分布之间实则具有矛盾与冲突:老城区为各类现代城市要素高度集聚区,与历史要素依存性极强,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历史资源空间,并对其周边的历史环境造成了一定干扰;外围区域的城市开发地带多为历史城市外郊,自然地理环境独特,但现代城市铺设其上,实则是对原始自然地理格局的破坏。不过需要看到的是,老城区内现代与历史要素高度依存,外围区域的建设也逐渐将历史资源包围其中,这一方面为历史资源保护设定了更为复杂的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为历史资源融入当代城市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与环境潜力。因此需要依据老城和外围区域的差异性关联针对性地制定差异性保护策略,并重视过渡区域的联系性;对于历史资源的开发利用,则需明确历史资源与现代城市空间的耦合形态和关联逻辑,充分考虑周边环境及现有的功能需求,从而缓解强互动、强依存区域的压力过载,优化弱适配区域的缺口和不足。
最后,本研究依旧存在优化空间。其一,城市要素的对象选择较为片面:本研究主要选择了点状要素作为代表,在现代主线上存在数量庞大且针对性弱的问题,在历史主线上存在不够全面的问题,未来将考虑选择更具代表性且更为完整的对象。其二,研究时域局限于静态:本研究主要使用了静态统计数据进行关联性测度,未来将考虑纳入动态视角,一方面对历史资源进行年代划分;另一方面尝试采用动态大数据进行更为精准的关联性研究。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EB/OL].(2019-10-07)[2022-05-1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0/16/content_5440577.htm
② 数据来源于王建国.中国城镇建筑遗产多尺度保护的几个科学问题[J].城市规划, 2022, 46(6): 7-24.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同意将江西省九江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EB/OL].(2022-04-02)[2022-05-12].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4/02/content_5683190.htm.
④ 高德地图.POI行业分类[EB/OL].(2021-08-10)[2022-05-13]. https://lbs.amap.com/api/webservice/download.
⑤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文物保护名录[EB/OL].(2020-12-31) [2022-05-12].http://wlj.nanjing.gov.cn/zwgk/wwbhml/index.html.
⑥ 南京市人民政府. 中国工业遗产名录南京名录[EB/OL].(2018-01-30) [2022-05-16]. https://www.nanjing.gov.cn/njxx/201801/t20180130_367110.html.
[1] |
邵甬, 胡力骏, 赵洁.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3): 98-105. [Shao Yong, Hu Lijun, Zhao Jie.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southern Anhui[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3): 98-105.] |
[2] |
李凡, 朱竑, 黄维. 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25(4): 60-66. [Li Fan, Zhu Hong, Huang Wei. A geographical study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urban historical cultural landscape[J]. Human Geography, 2010, 25(4): 60-66. DOI:10.3969/j.issn.1003-2398.2010.04.012] |
[3] |
周春山, 高军波. 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 2011, 31(3): 272-279. [Zhou Chunshan, Gao Junbo. Provision patter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during transitional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3): 272-279.] |
[4] |
Lucchi E, Buda A. Urban green rating systems: Insights for balancing sustainable principles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for neighbourhood and cities renovation planning[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22. DOI:10.1016/j.rser.2022.112324 |
[5] |
Throsby D, Petetskay K. Heritage-led urban rehabilitation: Evaluation methods and an application in Jeddah, Saudi Arabia[J].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021. DOI:10.1016/j.ccs.2021.100397 |
[6] |
Yagoub M M, Al Yammahi A A.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hazards and their proximity to heritage sites: Case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2. DOI:10.1016/j.ijdrr.2022.102827 |
[7] |
Saha A, Pal S C, Santosh M, et al. Modelling multi-hazard threats to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cenario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DOI:10.1016/j.jclepro.2021.128713 |
[8] |
Van der Hoeven A. Valuing urban heritage through participatory heritage websites: Citizen perceptions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s[J]. Space and Culture, 2018, 23(2): 129-148. |
[9] |
Stones S. The value of heritage: Urban explor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J].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Policy & Practice, 2016, 7(4): 301-320. |
[10] |
Li J, Krishnamurthy S, Pereira Roder A, et al. Informing or consulting?Explor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ithin urban heritage management i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0. DOI:10.1016/j.habitatint.2020.102268 |
[11] |
张兵. 历史城镇整体保护中的"关联性"与"系统方法"——对"历史性城市景观"概念的观察和思考[J]. 城市规划, 2014, 38(S2): 42-48, 113. [Zhang Bing. Correlativity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in integral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city: Understanding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in China's context[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 38(S2): 42-48, 113.] |
[12] |
张杰. 论中国历史城市遗产网络的保护[J]. 上海城市规划, 2015(5): 23-29, 42. [Zhang Jie. Conservation of the heritage network of Chinese historic citie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5(5): 23-29, 42.] |
[13] |
黄松, 李燕林, 李如友. 桂西地区地质遗迹与民族文化资源的空间关系及成因机理[J]. 地理学报, 2015, 70(9): 1434-1448. [Huang Song, Li Yanlin, Li Ruyou.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geological relics and ethnic cultural resources in western Guangxi,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9): 1434-1448.] |
[14] |
Venerandi A, Iovene M, Fusco G. Exploring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informal and medieval settlements: A methodology and an application[J]. Cities, 2021. DOI:10.1016/j.cities.2021.103211 |
[15] |
曾永强. 城市重点文保单位所处空间活力的解读及研究——以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5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652-660. [Zeng Yongqiang.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vitality of majo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s protec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A case study of city center in Chengdu[C]//. Urban Planning Society of China. Sharing and Quality: 2018 Chinese Urban Planning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05 Application of New Urban Planning Technologie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2018: 652-660.]
|
[16] |
朱晓渭. 基于考古遗址公园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人文地理, 2011, 26(2): 112-115, 36. [Zhu Xiaowei. A research on urban cultural ecological system optimization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park: Taking Xi'an city as an example[J]. Human Geography, 2011, 26(2): 112-115, 36.] |
[17] |
Ghermandi A, Camacho-valdez V, Trejo-esponosa H. Social mediabased analysis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eritage tourism in a coastal region of Mexico[J]. Tourism Management, 2020, 77: 104002. DOI:10.1016/j.tourman.2019.104002 |
[18] |
Van Lanen R J, Van Beek R, Kosian M C. A different view on (world) heritage. The need for multi-perspective data analyses in historical landscape studies: The example of Schokland (NL)[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22, 53: 190-205. DOI:10.1016/j.culher.2021.11.011 |
[19] |
Miranda E, Batista e Silva J, Rocardo da Costa A. Emergence and structure of urban centralities in a medium-sized historic city[J]. SAGE Open, 2020. DOI:10.1177/2158244020930002 |
[20] |
Fernández B M C, González R C L, Lopez L. Historic city, tourism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balance of social behaviours in the city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 (Spain)[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6, 16(3): 282-293. DOI:10.1177/1467358415578473 |
[21] |
Romero V, Solís E, De Ureña J M. Beyond the metropolis: new employment centers and historic administrative cities in the Madrid global city region[J]. Urban Geography, 2014, 35(6): 889-915. DOI:10.1080/02723638.2014.939538 |
[22] |
Thompson D K, Mohamoud K, Mahamed J Y. Geopolitical boundaries and urban borderlands in an Ethiopian frontier city[J]. Urban Geography, 2021. DOI:10.1080/02723638.2021.1979285 |
[23] |
Wang F, Liu Z, Shang S S, et al. Vitality continuation or overcommercialization?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services and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historic and cultural areas[J]. Tourism Economics, 2019, 25(8): 1302-1326. DOI:10.1177/1354816619837129 |
[24] |
郭岩, 杨昌鸣, 张雨洋. 场域视角下清代北京宣南雅文化核心区范围及空间关联特征[J]. 地理研究, 2020, 39(4): 836-852. [Guo Yan, Yang Changming, Zhang Yuyang. The scope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features of the core area of hierarchic culture of Beijing Xuannan in Qing Dynasty from the field view[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4): 836-852.] |
[25] |
Wu J Y, Lu Y T, Gao H, et al. Cultivating historical heritage area vitality using urban morphology approach based on 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J].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2022, 91: 101716. DOI:10.1016/j.compen-vurbsys.2021.101716 |
[26] |
Zaninovic T, Palaiologou G, Griffiths S, et al. Urban landscape and spatial heritage: The case of gateway-pathways in Zagreb, Croatia[J].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Policy & Practice, 2018, 9(3-4): 274-305. |
[27] |
Ruiz-Apilanes B, Solis E, Garcia-camacha I,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heritage cities: The case of the historic city of Toledo, Spain[C]//Univ Politecnica Valencia, Escola Tecnica Super Arquitectura. 24th ISU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ity and Territory in the Globalization Ag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Valencia, Spain: Universitat Politècnica de València, 2018: 221-230.
|
[28] |
Taylor P J. City generics: External urban relations in ancientMesopotamian and modern-global city networks[J]. Urban Geography, 2019, 40(8): 1210-1230. |
[29] |
Swensen G. Tensions between urban heritage policy and compact city planning: A practice review[J].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2020, 35(5): 555-574. |
[30] |
Burgos-Vigna D. Quito, a world heritage city or a city to live in?[J]. City, 2017, 21(5): 550-567. |
[31] |
张大维, 陈伟东, 李雪萍, 等.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与实施单元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3): 99-105. [Zhang Dawei, Chen Weidong, Li Xuepi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code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pla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unit: A case of Wuha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6(3): 99-105.] |
[32]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GB/T50280-98, 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7-8.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B/T50280-98, Standard for basic terminology of urban planning[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1998: 7-8.]
|
[33]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GB50442-2008,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3.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B50442-2008, Code for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planning[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2008: 3.]
|
[34]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GB50180-2018,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13-14, 22-25.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B50180-2018, Standard for urban residential area planning and design[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2018: 13-14, 22-25.]
|
[35] |
南京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公共设施配套规划标准的通知[EB/OL]. (2015-01-26)[2022-10-18]. https://www.nanjing.gov.cn/zdgk/201502/t20150212_1056577.html.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Nanjing. The issuance of Nanjing specifications for planning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EB/OL]. (2015-01-26)[2022-10-18]. https://www.nanjing.gov.cn/zdgk/201502/t20150212_1056577.html.]
|
[36] |
高军波, 周春山. 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进展[J].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4): 81-90. [Gao Junbo, Zhou Chunshan. The progress of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supply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western countries[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9, 18(4): 81-90.] |
[37] |
罗震东, 韦江绿, 张京祥.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发展的界定、特征与途径[J]. 现代城市研究, 2011, 26(7): 7-13. [Luo Zhendong, Wei Jianglv, Zhang Jingxiang. Definition, characturistics and gateway of the equalized develop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1, 26(7): 7-13.] |
[38] |
王建廷, 刘雅文. 基于GIS的天津市中心城区综合医院空间布局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8, 34(5): 25-30. [Wang Jianting, Liu Yawen. Spatial layout analysis of general hospitals in central city districts of Tianjin based on GIS[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8, 34(5): 25-30.] |
[39] |
程敏, 连月娇. 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城市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2): 266-275. [Cheng Min, Lian Yuejiao.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urban medical facilities based on improved potential model: A case study of Yangpu district in Shanghai[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2): 266-275.] |
[40] |
张超, 杨秉赓. 计量地理学基础(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28-54. [Zhang Chao, Yang Binggeng. Quantitative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91: 28-54.]
|
[41] |
申庆喜, 李诚固, 刘仲仪, 等.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格局特征[J]. 地理研究, 2018, 37(11): 2249-2258. [Shen Qingxi, Li Chenggu, Liu Zhongyi, et al. Spatial patter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space and living space in Changchu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1): 2249-2258.] |
[42] |
Leslie T F, Kronenfeld B J. The colocation quotient: A new measure of spa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categorical subsets of points[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11, 43(3): 306-326. |
[43] |
刘耀彬, 李仁东, 宋学锋.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05, 20(1): 105-112. [Liu Yaobin, Li Rendong, Song Xuefeng. Analysis of coupling degree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5, 20(1): 105-112.] |
[44] |
姚亦锋. 南京古都景观核心和生态文化研究[J]. 地理学报, 2009, 64(6): 677-686. [Yao Yifeng. Essential geography landscapes and ecological culture in Nanj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6): 677-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