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科学技术和交通技术的高速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人、货物、资源和信息等物质或非物质的流动显著增强，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流动性的全新阶段。与之相对应，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也呈现出“流动转向”和“新流动范式”的特征。新流动范式指出，流动是当代生活的核心特征，因而要去研究各种不同形式的流动^[1]。其本质上认为研究不同形式的流动可以提供一种考察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再把稳定和固定的位置放在理解世界的核心^[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和固定位置不重要，因为“静止”和“固定”依然是人类生活重要的经验^[3]。

“流动”(mobility) 一词，在传统地理学中，泛指的是在空间上的相对位移和置换(displacement) ^[4]。流动涉及多种活动形式，比如徒步、搬家、出行、度假、移民等，Cresswell因此指出流动是关于存在的一个基础地理学概念^[5]。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传统的流动性研究以交通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为特点，强调移动的效益和效率，着重从空间科学角度分析移动的机制和效果^[6]。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空间流动成为具有更多丰富意义的过程，意味着“进步、自由、现代性和可拓展性”^[7]。人文地理学家开始对流动性进行反思，探究流动背后的运动、权力和社会意义之间的关系^[8]。与此同时，还重视不同移民群体在流动影响下的身份变化与建构^{[9, 10]}、生活适应^[11]和社会融合^[12]等。

流动的意涵因而也被丰富化，流动越来越成为各个学科都关注的话题。在新流动范式下，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是两个需要结合分析的概念，与国外人文地理学界相比，目前国内学界仍缺乏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梳理及分析。西方的人文地理和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关注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研究的哪些议题？为何空间流动以及哪些空间流动对个人或群体的社会流动产生影响？西方的相关研究能为国内学界提供什么启示？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围绕“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两个核心概念，梳理国外学者对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讨论，一方面对两个概念和二者关系进行阐释和回顾，加深对其内涵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评述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涉及的主要研究主题，为人文地理学的后续流动研究尤其是人(移民) 的流动提供议题和理论参考。

“空间流动”与“地理流动”在文献中常是同一事象的两种表达，都是指在地理空间距离上的流动变化。空间流动传统上是指地理位移，即沿着特定轨迹从起点到目的地的实体(entities) 的移动，这一过程常以空间和时间来描述^[13]。流动的实体可以是具体的(如物品、资本或人)，也可以是抽象的(如信息、思想等)。在位移和“流动的旅程”中，实体不仅可能经历自我状态和地位(如价值或重要性) 的变化，它的空间移动也可能影响出发地、穿越地或目的地。其中人的空间(地理) 流动常指人们从一个地理空间迁移到另外一个地理空间^[14]，它既可以表现为主动的“移动”，如自愿移民和旅游，也可以表现为强制性的迁移甚至被迫地相对不流动^[15]。人在城市内、城市之间和国家之间等不同地理空间尺度、不同距离的移居过程，即是移民的空间流动。当今时代，交通、物流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显著改变了具体和抽象实体的位移速度和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速度和效率的提高压缩了距离，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和融合，信息和思想的传播近乎同步；也使人的移动更加便捷和可能。

与空间流动相对应，社会流动指的是对社会分层的动态分析。它指给定社会结构或网络中个人、家庭或群体的资源分配或社会地位的转变。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 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一书中最早提出“社会流动”概念，用于对社会分层、社会平等问题的研究。社会流动代表着个体社会经济阶层的升降或社会群体集体地位的变化^[16]。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则对社会流动作出了更为细致的界定和分类，即社会流动是指在社会分层结构之下，不同阶层与阶层之间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升降现象^[17]。以方向为标准可以分为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垂直流动中获得财产、社会地位等的人为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反之则为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水平流动指不同社区、城镇或区域间的水平流动。以时间为标准，还可以分为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其中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是个人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变动情况；而代与代之间的流动是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即子女在多大程度上继承父母或祖父母同一类型的职业或社会地位^[17]。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社会流动成为了社会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流动本身也有着自身的、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规范，同时亦是多种类型的社会互动发生的场所。因此，人在经历空间流动的变化过程中也会对其自身的社会阶层流动产生影响。

空间流动不仅是空间的位移，它也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结构化的维度^[13]。时空压缩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各个方面。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都是流动性研究中的基础概念，两者存在着相似之处和重要关联。首先，两种流动都包含不同尺度下的活动范围、资源和制度安排；其次，两种流动都隐含着前提条件和后果。空间流动包含作为影响和调节时空变化的交通和通信系统，而社会流动则提出了社会背景、制度安排、代际继承和个人或群体成就之间的相互作用^[13]。再次，两者都强调了空间(社会的与地理的) 和时间(如对社会地位和结构的时间影响与货物、信息和人员的转移速度) 的重要性^[13]。尽管流动的形式不同，但都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转型，影响到整体社会中资源的置换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位移与阶层变化，两者相互交织，蕴含着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和深刻变化。

从对两者关系探讨的实证研究看，Watson早期从社会系统和社会阶层视角出发，用“螺旋主义”(spiralism) 对两种流动的关系进行描述^[18]，指出中产阶层为了实现阶层上升，利用空间流动进行渐进式社会向上流动。Kaufmann等认为流动本身是一种资本，从现代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强调能动性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13]。Nutley等通过对北爱尔兰乡村地区的调研，发现“ (空间) 流动性可能代表了一种生活标准”，社会阶层越高的人往往拥有更强的空间流动能力，部分论证了社会阶层地位对空间流动的影响^[19]。英国地理学者Fielding以职业向上流动数据作为社会向上流动的评判标准，依据样本调查分析，提出扶梯区域效应假说(escalator region)，认为特殊的地方像自动扶梯一样能够推动迁入者在该地实现社会向上流动^[20]，这一理论近年来仍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开始关注不同层级的城市对迁入者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存在多少差距^[21]。此外，一些学者近年来还注意到社区和邻里空间的结构属性(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 对人们生活机遇的影响^[22]，提出了“机遇地理”(GO，geography of opportunity) 的概念，同时也有从主客观社会定位与地位、边界理论等视角切入二者关系的研究^[23]。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关键词频次和重要文献的系统梳理和阅读，作者提出当前国外人文地理和相关学科对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三大议题(图 1)：①教育驱动下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它强调教育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资本积累对于维护社会阶层和代际传承的作用；②职业驱动下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它一方面论述了不同区域由于经济和资源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地方的工作和生活机遇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探讨工业社会自由理论背景下，个人成就基于能力和努力以及公平社会的观点，人们如何通过职业的发展获得阶层地位的上升；③居住流动影响下的社会流动：这类研究从居住社区、邻里效应等结构化的视角论述了资源分层与阶层分层的关系。下文将对以上三个议题进行展开论述。

图 1(Fig. 1)

图 1 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及其主要议题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Mobi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and Its Related Themes

随着全球化发展，教育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为受教育者提供了系统知识和专业技能。事实上，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存在不平衡性，全球北方国家在高等教育资源上拥有较大优势，在2021年度世界大学排名的前100位中，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占92所，全球南方国家或地区仅占8所^[24]。教育资源的空间不平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要素) 的空间流动。教育的空间流动或教育的流动性主要包括学生与学者的流动、教育机构的流动和知识流动等多个方面^[35-37]。学生通过教育的空间流动获得专业技能和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从而获得智力资本^[28]与国际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促进自身的社会向上流动。如Findlay等分析了英国来自全球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的留学动机，发现他们通过跨国留学积累了不同维度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阶级再生产，追求具有国际资源的“世界级”优质教育^[29]，从而为其进一步的社会向上流动打下基础。

在国际留学生的教育流动中，国际学校、跨境联合办学、海外分校等教育场所的流动同样对个人或群体的流动意愿和其社会结果产生影响^[30]。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资本也在全球进行拓展，一些大型国际教育资本进行跨国联合办学，通过设立国际学校等教育机构吸纳更多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学习，增加了高收入家庭背景的学生的文化资本，有利于此类学生维持自身的阶层优势。如Wilson等通过一项全球择校的研究发现，对于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和种族背景的学生，“学校选择”与学校内的种族区隔程度有关。学校间种族隔离的增加可能导致学校的社会构成更加同质化，从而对城市的社会凝聚力和教育不平等产生更广泛的影响^[31]。由此，教育原本应是社会底层家庭学生进行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但在教育精英化的背景下，教育往往成为了阶层固化的强化剂，社会向上流动对社会底层家庭而言举步维艰。

受教育者通过教育空间流动后，收获的学历优势和职业技能不只是让自己获得社会流动，也会进行社会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继而更好地让后代维持现有的阶层地位，并且其后代得以凭借更为优越的资本和资源进行更高层次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指出资本不只是特定交易系统中的一种物质性关系，同时也可以是象征性的^[32]。此外，文化资本还可以赋予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32]。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不只是决定了自身的收益能力，更决定了其发展能力和社会流动能力。受教育者的空间流动可以看作是不断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文化资本中包含的教育成就(学历)、社会地位等也存在代际流动和代际地位继承意愿。彼得·布劳(Peter Blau) 与奥蒂斯·邓肯(Otis Duncan) 在其研究中发现，在美国这样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都较高的西方市场化国家，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先赋性因素) 对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具有显著影响力^[33]。Urban等通过研究瑞典1990年至1992年移民的个人数据，发现父母的教育水平和收入通常与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呈正相关^[34]。当然，一些移民群体也表现出与父母收入影响相反的教育模式，如有研究认为低收入父母期待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在实施一种补偿策略^[34]。可见，教育空间流动不只是对受教育者个体产生影响，更会进行代际流动，继而影响子女的社会流动。

英国地理学家曾指出，“由于空间经济的重组，在一个(发达) 经济区的外围，向上职业流动的机会是有限的”^[35]，因此选择发达地区就业的移民往往更有机会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英国伦敦有着很高的城市首位度，使得这一现象在英国尤为明显，Fielding等提出并完善了英国的扶梯区域效应假说，证明了职业的发展与空间差异和流动是联系在一起的^{[20, 21]}。

不同职业类型移民的流动动机具有差异性，其在空间流动上的特点也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如劳工移民，他们往往是以经济因素为导向，从乡村流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乡—城”移民和从发展中国家流向经济发达国家的“南—北”移民。劳工移民的流动一般不以改变国籍为目的，主要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其在空间流动上更多呈现出以经济收益为目标的流动特征。当劳工移民进入到流入地社会时，由于低学历和低社会资本，因此常面临更高的社会融入成本，其流动性和社会向上流动受到制度和资本的影响更大。人类学者项飙曾以“劳工移植”来定义从中国流向新加坡和日本的劳工移民，认为这些劳工移民的跨国空间流动是一个“被移植”的过程，工人们以“点对点”的形式从国内直接流入到海外被严密控制的工作场所，其难以与流入地社会发生有机双向互动，始终处于被严格监管的状态^[36]。Sarka则以在新加坡的孟加拉男性劳工移民为对象，运用民族志调查的方法，发现成熟的劳动力输出机制使劳工移民在招募过程中，受到培训公司和中介代理机构的联合规训和压榨，使他们必须缴纳更多费用才能出国打工^[37]。由此可见，劳工移民在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上更多地受到自身劳动力资本和移入地制度上的制约，在移入地的社会向上流动面临更大困难。

与传统的劳工移民相比，高学历和高技术的智力移民(intellectual migrants) 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越高的人员遭遇的流动障碍会越少^[38]，其具有的流动性也可能更大。此外，知识移民群体空间流动的倾向不只是关注流入地的经济因素，他们同样重视流入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非经济因素。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 将高技术和高学历人才概括为创意阶层，认为他们更倾向于生活在文化服务水平高、种族包容性强的城市环境中^[39]。近年来，知识移民在空间流动上呈现“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等更多样化的空间流动特点^{[40, 41]}。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高新技术人才逐渐成为地方发展的储备力量，许多城市为引进知识移民降低或消除制度障碍，在住房产权获得、城市入户等制度上设置绿色通道^[42]，这些制度设置为知识移民在流入地进行社会向上流动产生积极影响。再者，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知识移民在重新嵌入流入地社会的过程中不仅是实现微观上的社会垂直向上流动，他们也可能对当地产生良好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流入地的宏观社会垂直流动营造良好的环境。如Faist以跨国知识移民为研究对象，发现跨国精英在定居或停留的过程中，为移入地带来了国际学术(技术) 网络、多元的文化和更为国际化的社会关系^[43]。Boren等认为知识移民的进入还可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成为构建创意城市的中坚力量，从而扩大了当地社会垂直向上流动的渠道^[44]。

西方国家对于高知识(高技术) 移民和劳工移民的移民政策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同移民群体的社会流动和空间流动同样存在区别。对于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工移民来说，不稳定的居留权和福利保障成为其在移民流入地国家更长期工作的障碍。而职业影响下的迁移中，并非所有工作移民的空间流动都会带来向上的社会流动，比如对于一些女性随迁移民来说，其流动还意味着放弃其原有的教育背景，许多女性知识移民在移动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向下流动”的降级过程^[45]。因此，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常因为不同移民群体的不同特点而有着明显差异，需要关注暂时移动群体和特殊群体移动的政策公平性。

除了教育和职业影响下的空间流动，居住流动也是西方流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学者们除了关注居住流动的迁移意愿及动机^[46]、迁居后环境对健康带来的影响外^[47]，居住流动带来的社会流动也逐渐得到重视。居住流动(也称居住迁移) 是指人们在城市内部的居住搬迁过程，它既是家庭居住需求与住房不匹配的空间调整过程，也是城市重构的基本动力^[48]。居住流动是现代社会中空间流动的其中一种重要形式，它既涉及到人们在居住空间上的调整过程，也有助于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变迁过程的认识。不少学者探讨了居住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相互影响。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居住的环境都涉及到社区，社会阶层提高后，购置改善性住房乔迁至新社区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社区内会形成基于邻舍的社会关系网络，网络中固有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联结随之产生。实际上，权力的社会分配反映在居住的地理模式中，个人或群体的出生地和归属地被认为有助于控制其积累资源的可用性。比如美国人在推动“房屋所有制社会”中造成了不同种族群体的住房财富和居住空间中的不平等^[49]。学者们关注到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 对个人生活或就业机遇的影响，认为“生活在贫困社区会严重减少个人生活机遇”^[50]，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向下流动。这发展了对“能动—结构”分析中的关系影响和邻里关系变化，以及对居住流动和社会资本的讨论。因此，考虑更加公平的居住社区资源开始成为城市政策制定的关注点。

居住流动导致的社会流动的深层次原因是地理空间生活机遇的不平等。不同地理空间的位置、环境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原本处于大致相同生活状况的社会成员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的差异而落入到收入差距大、资源不均等的境地，继而影响不同个体及群体的社会阶层地位、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者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 在其著作《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中阐述了居住流动后社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对内部居民生活机遇产生的影响^[51]。他提出了集中贫困的概念，认为社区的社会经济若持续发展向下，将导致社区陷入集中贫困的境地，居民也将会因与代表主流社会的个人或组织缺乏联系而走向社会孤立^[51]。Ewing等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解释美国通勤区城市扩张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密集区域(compact areas) 的社会向上流动明显高于城市蔓延区域(sprawling areas) ^[52]。由此可见，个体或群体的居住流动的变化和其社会的垂直流动形成相互影响，并且在社会向下流动中由于“社会孤立”，进一步降低了个体的空间流动性。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提出的“生活机遇”概念更综合地阐述了社区对于人的社会流动的重要性。他认为不同地理空间具有不同的生活机遇和资源，从而能为个人的能力、职业等方面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53]。学者除了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流动外，也关注居住流动后的社区对青少年未来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Zou等通过构建多维度社会经济融合指数，发现与居住在非正规社区(如城中村) 的流动人口相比，居住在正规居住小区(由商品房、单位房和经济适用房组成) 的流动人口表现出更高的整体社会经济一体化水平，能更好地实现经济融入^[54]。居住在经济适用房和工作单位社区的流动人口在社会文化上的融合程度高于其他人^[54]。Toft等将邻里研究的方法论与阶级优势的理论相结合，探讨了邻里的社会阶级(层) 构成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个人教育成就和成年生活后的社会阶层地位^[55]。

基于个体能动性的居住区流动性和不流动性还与其地理位置和空间过程有关，例如绅士化、种族隔离和邻里分化^{[56, 57]}。将居住流动视为一种关系重构而非单独的事件，可以帮助我们在微观层面上理解居住流动如何通过重新配置家庭生活和社会网络来重构生活^[58]。在中宏观层面也提供了一个视角说明个人的能动性如何与社会—空间结构相互作用^[57]。此外，居住的非流动性也是参与流动的一种策略，比如有学者认为人们通过住宅的不动性建立的空间“停泊”是至关重要的“锚”，人们围绕其通过通信、休闲旅行和数字互动等方式积极构建日常移动实践^[59]。这些研究对居住中的流动或不流动策略如何融入人的生活实践和生活选择的再思考，可以为地理学流动性研究提供新的议题和研究方向。

“流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民日报曾以《解码活力中国·流动的中国充满繁荣发展的活力》为题，整版报道良性的社会流动与空间流动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①。在流动性社会的背景下，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也正在成为重要关注点。本文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发现当前国外对两者的关系研究处在稳定上升发展阶段；从已有文章的议题上看，可以得出以下研究发现：①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空间流动不仅是空间的位移，它也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结构化维度；空间流动可能带来个体的阶层变化以及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而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影响着个体的空间流动；②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教育、职业发展和居住驱动下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等三个方面。其中，教育驱动下的空间流动强调教育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资本积累对于维护社会阶层和代际传承的作用；职业驱动下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一方面论述了不同区域由于经济和资源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工作和生活机遇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探讨工业社会自由理论背景下，人们如何通过职业的发展获得阶层地位的上升；居住流动影响下的社会流动则从居住社区、邻里效应等结构化的视角论述了资源分层与阶层分层的关系。

总结来看，过去30年来国外人文地理学界采用多种理论框架，关注不同类型和不同形式下的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积累了理论和实证经验，可以为我国人文地理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比如，在宏观层面，我国当前发展语境下的资本流动、基础设施流动、机会的地理分布等话题值得探讨；对人们微观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也可以关注，如跨城通勤和学区房等话题。另一方面，与国外研究相比，当前国内地理学界对相关议题的研究相对关注“乡—城”移民的市民化、社会融入等，对不同类型流动带来的多样化空间过程和社会意义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如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城—乡”回流移民在身份、职业和收入水平等方面的社会流动过程同样值得分析。再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日渐成为各国留学生、高技能人才与教育资本的流入地，这一过程对微观个体或宏观社会的垂直流动影响也值得关注。从研究方法上，国内学界对于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还相对缺乏综合方法的分析，因此，应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理论和实证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统计学和质性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尽管过去几年由于疫情，人、物的流动和各类移民迁移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流动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并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15]。人、资源、信息等多重要素的地理空间流动日渐增强的同时，地理空间的不平等仍然存在甚至扩大，地方或城市也出现如社会一样的等级分层现象，而地理空间的流动必定带来社会关系的重构和改变。关于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除了需要地理学与社会学的相关学者重视之外，亦需要如人口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讨论和关注。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下，国内学界能为世界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贡献更多的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

注释：

①http://pic.people.com.cn/n1/2019/0726/c1016-312580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