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其中，“治理有效”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保障性要素，在诸因素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乡村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其中个人是社会治理最基本的元素^[3]。从乡村发展历程来看，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下，乡村精英积累了大量的优势资源，且对乡村社会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掌握着较大的话语权^{[4, 5]}。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培养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和乡土人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作为新时代的一种关系型社会资本，乡村精英不仅能够充当人才振兴的优质资源，而且能够作为理性人发挥自身影响力，参与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过程中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6, 7]}。但乡村精英也存在一些隐忧：一些乡村精英出于自利性，凭借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优势，挤占公共资源，从而支配或破坏乡村社会治理，导致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现象或乡村治理内卷化^[8]。

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9, 10]}。乡村地理学是研究乡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分布格局、空间组织、演化机制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1-14]。而乡村振兴实质上就是乡村地域系统要素重组、空间重构、功能提升的系统性过程，其核心在于遵循城乡发展规律、实现乡村系统全面振兴^{[15, 16]}。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村精英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之一，在整合资源、社会动员、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实现补齐乡村短板、重塑城乡关系和促进乡村振兴的不可替代的力量^[17]。因而，乡村精英成为乡村地理学的重要议题。当下，有关乡村精英的实证研究较多，却未能系统全面地揭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通过梳理乡村精英的概念、类型和演变历程，进而阐释乡村精英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与隐忧，并对未来重点研究领域进行展望，为乡村研究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借鉴和参考。

“精英”（elite）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指的是处于优势地位或占据优势资源的少数人或优秀人物^[18-20]。最初，精英理论由帕累托、莫斯卡等人提出，主要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用以阐释社会变迁过程中权力、结构、制度等的变化。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古典精英理论形成并取得较大的发展。其中，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被广泛传播。他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旧精英的力量逐渐衰弱，会被另一个新精英阶层或原来的精英阶层推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精英循环”^{[21, 22]}。精英循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他对精英的概念作出了界定。他认为，精英是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具有杰出能力或才能，并在财富、权力、名望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少部分人^[23]。20世纪50年代后，精英理论有了新的发展。除了重视政治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其他社会精英的重要性，因而，“精英”一词开始在社会科学等领域广泛流传和应用^[24]。

乡村场域中的精英群体历来是学术界研究乡村社会问题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当前，有关乡村社会精英群体的研究，已衍生出“乡贤”、“乡村能人”和“乡村精英”等概念。一般而言，乡贤主要指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品德高尚、才学出众、能力突出，在乡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贤能人士^{[25, 26]}。“乡”表明乡贤的行动范围在乡村，“贤”表明乡贤必须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因而，在地理属性上没有在村与不在村之别。新乡贤传承而又区别于传统乡贤，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内涵。虽然学术界尚无定论，但一般指具备现代知识文化，品德高尚，熟稔乡村社会规则，有乡土归属感和乡愁情结，具备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意愿，在乡民邻里间具有一定声望，能够影响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的人才^{[27, 28]}。新乡贤熟悉现代市场经济，能够将乡村与城市有机连接起来，不论在村与否，均可参与乡村事务，因而兼具乡村与城市双重地理属性^[29]。乡村能人指的是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从事农产品或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具有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势，在乡村场域中具有非正式的权威，对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30, 31]}。现阶段，随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和与乡村振兴的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广泛应用“乡村精英”概念，也称之为“村庄精英”、“社区精英”、“农村精英”和“乡土精英”等，但统一的乡村精英概念界定尚未形成。乡村精英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费孝通先生的“双轨政治”理论^{[32, 33]}，他认为乡村精英既是皇权在村庄整治结构中的代理人，又是村庄内部民众利益的保护人，是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切入点，在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34]。然而，并未严格界定出乡村精英的内涵和外延^[33]。此后，贺雪峰等学者以响应能力界定乡村精英，他们认为乡村精英具有一定的权威和感召力，能够为公共利益和共同目标发挥个人能力，形成“影响力决定论”^{[18, 35, 36]}。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乡村精英的资源优势来界定，形成“资源优势论”，他们认为乡村精英在社会阶层分化进程中积累了大量优势资源，在乡村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和影响力，往往在权力、声望和经济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37, 38]}。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精英群体逐渐复杂，其概念很难用以上两种理论来界定，于是有学者依据影响力、资源优势、权力结构和个人成就、经历等因素来界定乡村精英。如王生斌^[39]和孔令刚^[40]强调乡村精英的个人地位和才能和特质，以及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由此可见，乡村精英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存在差异。尤其是现阶段，乡村精英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存在不同的属性角色，甚至是多种角色的重叠。通过梳理乡贤、乡村能人和乡村精英的概念，发现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又有一定的联系。乡贤更重视个人品德，且强调本土性，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奉献于乡村的本土贤才。乡村能人则强调个人在智力、经验和资源方面的优势，更侧重于强调个人能力，但忽视了个人参与乡村发展的意愿，也忽视了个人道德品质。而乡村精英不仅关注个人能力和道德品质，也重视个人拥有的资源优势，更强调个人能够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和威望。相比乡贤和乡村能人，乡村精英更强调个人的综合素质，其范围更小，门槛更高。目前学界对于乡村精英还没有较为明确的定义，学者们往往根据研究需求对其进行定义。本研究按照该群体的发展演变，归纳出乡村精英的概念具有以下几点核心特征：第一，需具有内生动力。无论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社会地位，还是为了实现个人人生价值，都是乡村精英带动乡村发展的内驱力；第二，需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单方面或多方面具有资源优势，如政治权力、人际网络和信息资源等等；第三，需具备较强的个人能力、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长远的发展目标；第四，能够利用比较优势对乡村振兴做出贡献从而获得某种权威和影响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城乡间劳动力要素加速流动，乡村精英格局在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变化趋势。因此，本研究认为乡村精英指的是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拥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场资源优势，德才兼备，能够为乡村发展做出贡献，同时被赋予一定权威的社会成员。此外，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不仅仅局限于本土，其身份具有更为广泛的空间范围。

关于乡村精英的类型划分，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乡村精英划分成不同的类型（表 1）从分类方法上看，可以归纳为两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其中，二分法的分类依据主要有按照权力结构、优势资源和时间序列。最初，贺雪峰根据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将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民小组等村干部定义为治理精英，将其他非村干部但却拥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村民称为非治理精英^[41]。随后，仝志辉也根据村庄权力结构，将乡村精英分为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42]。李小平根据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状况，将参与村庄管理的群体称为管理者群体，那些没有进入公共权力领导位置的村民群体则是非管理精英群体^[43]。这两种分类方式都是从权力属性角度出发，把是否参与乡村治理作为界定乡村精英的主要因素。另外，贺雪峰根据乡村精英的身份特征和价值观念把乡村精英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35]。还有一些学者根据乡村精英的空间流动，将其划分为村内人与村外人两种^[44]。延续二分法中的空间流动，覃国慈^[45]采用三分法，将乡村精英分为外出精英、回归精英和留守精英三类，将“村外人”拆分为外出精英和回归精英。就三分法而言，学者们基本上均是依据马克斯·韦伯以财富、权力、声望三方面的标准来划分。最早由王汉生将乡村精英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46]。刘红旭^[47]和尹广文^[48]也据此将其分为传统型精英、卡里斯马型精英和法理型精英。然而对于中国乡村发展的复杂性而言，这种分类方法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为乡村精英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权力和财富，所以社会精英与另外两种精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49]。鉴于三分法的模糊性，有学者提出四分法和五分法来进一步细分乡村精英的类型。郭苏建依据乡村治理权威来源，将其划分为长老型、任命型、能人型和治理型四类^[50]。蔡兆凝^[51]结合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精英所发挥的作用将其分成政治精英、技术精英、管理精英和商业精英。刘生琰^[6]则根据乡村精英的表现和村民的评价，将其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技术精英、文化精英和传统精英。

表 1(Tab. 1

表 1 乡村精英类型划分 Tab.1 Types and Divisions of Rural Elites

表 1 乡村精英类型划分 Tab.1 Types and Divisions of Rural Elites

综上所述，乡村精英类型的划分方法和划分依据均有所不同，不同的划分依据会导致乡村精英类型存在一定的重叠。在乡村社会发展中，乡村精英的类型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往往是多重角色或相互转化。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不同的乡村精英群体，如传统社会时期的士绅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村干部。土地制度的演变和国家权力是影响中国乡村社会精英的核心因素^[37]，据此归纳总结乡村精英的研究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传统社会时期。该阶段处于“皇权止于县政”的背景下，费孝通认为乡绅是维护中国传统封建统治的一股重要力量^[32]。在国家权力无力深入乡村底层的情况下，必须借助社会自治力量进行治理，主要依靠士绅、乡保、地主阶级以及宗族领袖等^[52]。作为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代理人”，乡村精英既没有得到皇权明确的合法性地位，也不能单单依靠财富来确定，各种势力和力量互相牵制、相互影响。他们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地方利益，在官府和民众之间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同时还具有维持乡村活动秩序，引导社会风向等作用^[53]。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成立，土地私有制被公有制所取代，打破了传统时期士绅、地主等传统势力的延续，形成了以乡村党员干部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单一化格局，大大加强了国家权力对乡村基层的控制力^[54]。在这一时期，乡村精英得到了合法性的身份和地位，且个人能力和品行道德都优于传统的乡村精英^[53]。如王思斌^[55]从边际理论探讨了村干部的地位与行为，并指出村干部是官系统与民系统的中介。

三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经济增长，乡村精英的地位和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上一阶段的政治精英之外，也涌现出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等，各种类型的精英共生共存，彼此之间的界限也趋于模糊。由此，乡村精英格局由单一化格局转换为当前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格局。在此阶段，学者们对乡村精英的权力结构和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给予了较多的关注^[56]。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了乡村精英的流失和流动等^[57]。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个方面，是人才、资源、战略等要素的有机结合。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发生变化，由“汲取式”转变为“供给式”，国家不断向村庄输入资源，乡村社会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58, 59]}。本研究基于贺雪峰的“农民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60]，构建了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模型（见图 1）。乡村精英理熟、人熟和事熟的优势将其自身置身于合作网络的中心。乡村精英在乡村场域中，得到双层认同。乡村精英通过服务乡村、维护村民利益得到村民的乡土认同。同时，乡村精英受到当地政府的信任，重构乡村社会秩序，被吸纳进乡村治理体系，进而得到组织认同。来自乡村内部的乡土认同和组织认同共同构成对乡村精英的内部认同。新时代的乡村精英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具有丰富的市场资源，在社会中吸纳更多资源，进而获得外部认同。这种双层认同共同推动乡村精英在乡村发展中的行动力量，促使其整合、管理、统筹、协调乡村社会中的各项资源，通过产业培育、社会动员、文化重构、理念重塑和乡村善治等机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图 1(Fig. 1)

图 1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Fig.1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Rural Elit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产业振兴，产业振兴的根本是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在乡村社会中，人们生活范围狭窄且缺乏流动性，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虽然乡村人数多，但如同原子般地分散在乡村中，呈现出明显的“弱组织化”形式^[61]。这种“原子化”的组织形式无法应对市场竞争，而且缺乏资源支持，难以形成产业化。乡村精英的资本积累、社会地位以及政策驱动，使得他们更容易获得村民的认同与支持，能够重塑乡村集体行动能力，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因素。

首先，乡村精英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或是满怀乡土情结，或是追求经济利益，或是寻求自我实现^[62]。由于乡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存在，乡村精英与村民存在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社会网络关系，使其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更强烈的责任感^{[27, 63]}。其次，乡村精英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凭借自身丰富的才能和经验，能够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新理念和新思路^{[25, 64]}，能够改造活化乡村传统产业，培育乡村经济新业态。再次，乡村精英作为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经营主体，充当着联系城市与乡村的枢纽。频繁的信息交互行为使得他们对政策信息和市场信息更加敏锐，对于市场风险的把控能力更强^[65]，促进了城乡发展要素流动，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了城乡空间互动关系^[66]。最后，乡村精英的文化程度较高，能够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知识和新技术，更加注重产业经营的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和科学化^[25]。而且乡村精英注重利用互联网思维，尤其是注重电子商务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应用^{[65, 67]}。

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前提和重要支撑^[68]，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内驱动力，同时也是乡村振兴中的最大短板^[69]。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长期积累产生的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乡村发展滞后、不平衡、不充分^[68]。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乡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传统乡土熟人社会解体，农业生产功能弱化，造成乡村发展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老龄化严重^{[68, 69]}。乡村精英的“返场”不仅是激活“本土人才”的关键因素，也是补齐乡村人才短板的重要支撑。

在新时代，具有群体身份优势、拥有人力资本的乡村精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资源。乡村精英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内生权威和外生权威之间，建构链接的枢纽^[70]，重塑乡村文化网络，提升资源配置能力^[5]，吸纳城乡之间的社会资本，有效补充了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其次，乡村精英能发挥引领作用，培育乡村人才，提升村民职业素养。乡村精英的优势在于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开办乡村中小企业，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71]，可以全面激活乡村资源，吸纳本地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通过示范效应，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5]，引导本地村民进行自主创业，形成“引育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72]，充分发挥乡村精英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的作用。另外，乡村精英还能吸引更多人才回流。在政策契机、城市推力和乡村拉力的合力作用下^[23]，乡村精英产生“一花引来百花开”的效应^[25]，吸引更多年青年群体返乡就业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69]。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文化振兴产生于现代化反思和新文明探索的变革之中^[73]。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化的自然性和人文性的情感魅力不仅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也扩展了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73]。乡村精英之所以拥有权威，不仅仅是因为控制或掌握着某种资源，更多地是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他们承担着文明教化、伦理规范、民俗文化活动组织等功能，为乡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74]。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发生了变化，宗族关系解体，血缘关系弱化，地缘联系破坏，村民已经“原子化”，传统的利益秩序和道德规范逐渐瓦解^{[75, 76]}。乡村精英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他们作为内生性权威，往往承担着乡村秩序的守护者。在文化振兴过程中，乡村精英对引领村庄价值取向，培育文明乡风，引导村民将优秀的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良好的乡村社会风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75]。在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多元主体格局中，乡村精英还发挥着主体性作用，这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创新机制上，还体现在引导村民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过程中^[77]。乡村精英在对传统文化合理扬弃的基础上，融合现代文明，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通过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将乡村文化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资本^[78]，作为乡村凝聚力的文化资源支撑，进而增强村民文化自信，传承乡村文化精神，实现乡村文化复兴。此外，乡村精英还承担着教育培训功能^[77]，旨在拓宽村民现代化的政策视野，增强村民“文化获得感”，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

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79]。在实施乡村生态振兴中，乡村精英扮演着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者、健康生活理念的践行者、美丽乡村的建设者、生态利益的协调者，他们能够坚持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重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实现乡村生态系统的优化调整^[80]。

首先，乡村精英有助于乡村生产空间绿色化。一方面，乡村精英通过农业绿色的生产减少面源污染，增加绿色优质产品供给，推动乡村生产功能优化转型^[81]；另一方面，乡村精英能够立足乡村资源环境优势，统筹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促进乡村三产融合^[25]。其次，乡村精英有助于乡村生活空间宜居化。乡村精英的凭借其威望和号召力，能够动员村民将生态理念植入日常生活，一方面处理好生活垃圾，建立长效的环境保护机制；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乡村生活环境，创造干净整洁、文明健康的人居环境^[82]，进而引导村民践行生态的、健康的生活理念^[79]。最后，乡村精英有助于乡村生态空间清洁化。美丽乡村是乡村生产现代化、生活富裕化和环境生态化的建设过程^[83]。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精英不仅推进了乡村自然景观建设，如乡村精英能够整合乡村水域资源、山体资源等，有效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基础，也推进了乡村人文景观的建设，如乡村精英为乡村建筑外立面改造、道路建设、排给水设施建设等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进而强化乡村生态功能，为乡村产业发展和村民生活提供健康、优美的乡村生态空间^[80]。因此，乡村精英通过有效推进乡村“三生”空间系统的优化转型对改善乡村生态功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头和根本保证，在乡村振兴中起着统领性作用。二十一世纪以来，基于乡村的半熟人社会，乡村精英身份得到了官方的合法性建构，使其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进而使得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备了情感支持、道德使命和历史使命^[26]。

乡村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主体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能力，促使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84, 85]}。一方面，乡村精英有助于激活村民潜力，调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建设，凝聚乡村“人气”^[66]；另一方面，乡村精英有助于强化乡村空间关系，将现代化基层治理要求同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相结合，形成“软治理”和“硬治理”两种不同治理策略^[86]，提升乡村基层组织力，从而使得乡村治理手段更加灵活。其次，乡村精英在重塑自治、引领法治、践行德治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86, 87]}。乡村精英将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有机地联系起来^[87]，利用亲缘关系和威望来调节乡村社会的冲突和矛盾^[26]，充分激发了乡村自治的活力，弥补了传统“自上而下”治理模式的不足，形成了“上下互动”、“上下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88]；乡村精英通过制约和监督乡村政权，完善乡规民约，引导村民个体理性，培育村庄集体理性^[89]，强化乡村治理法制化水平^[87]；乡村精英还通过发挥乡村优良道德规范的引导和浸润作用，弥补乡村治理结构中道德治理主体的缺失，加强乡村道德体系建设^{[86, 87]}。最后，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能够重构乡村社会共同体^[87]。通过将“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强化村集体的空间组织能力^[90]，破解乡村组织体系零散化、空心化、悬空化等弊端，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和有效治理，为探索乡村空间组织治理提供参考，进而完善乡村振兴支撑体系^[66]，实现乡村善治。

乡村精英凭借自身拥有的知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脉等资源优势，处于乡村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其社会功能是连接国家与农民，为乡村社会的重塑和再造，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乡村精英在参与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隐忧。

第一，乡村精英垄断乡村资源。在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乡村精英通过所掌握的制度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来谋求优势地位^[91]。由于不同领域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乡村精英通过整合、调配分散的资本，对现有资本进行再生产，实现不同资本之间的转化，进而不断垄断和控制乡村资源。从外部环境看，后税费时代，国家不断向乡村注入各种惠农资源，而且主要是数额巨大的转移支付项目。然而，在实际的配置过程中，资源按照权力关系网络来分配，大部分支农资源和收益被乡村精英所垄断，不断巩固其控制力，从而造成普通村民利益被剥夺。从内部动力看，资源集中和逐利本能会使得乡村精英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侵蚀甚至掠夺村民的权益，扩大自身利益空间，破坏乡村公共资源使用机制^{[91, 92]}，进而引发“精英俘获”现象，即造成乡村精英掠取资源的俘获行为。同时，乡村精英的这种利益排斥会随着自身内部结构的稳定而不断壮大，并且呈现出刚性化趋势。

第二，乡村精英异化乡村权力。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起点是其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但随着话语权的增加，乡村精英通过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串谋”，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构建政治权威，从而使得自身在乡村社会分层中占据优势地位。乡村精英在政治上的话语优势使得他们凭个人意志、偏好等非理性行为来决策乡村事务，从而瓦解乡村内部权力公共性，压缩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空间，不利于乡村基层治理，甚至会导致寡头政治、权力资本化和治理内卷化的困局^{[91, 93]}。乡村权力的本质在于公共性，即权力的实施要以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为核心。然而在利益主导下，一些乡村精英将乡村权力据为己有，不断将加强自我权威。同时，他们采取庇护主义^[94]，操控乡村公共事务，由“代理人”转变为“经营人”^[91]，导致基层权力的异化与失控。这种行为失范使得乡村精英治理向人治极化转变，与基层自治所倡导的民主取向相背离，进而偏离乡村振兴的民主治理精神。

第三，乡村精英形成利益联盟。随着市场经济推进，传统的依靠亲缘和地缘建构的差序格局逐渐演化成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新差序格局^[92]。同时，由于乡村精英所掌控的资本存在一定的差异，彼此之间必须进各取所需、“优势互补”，进而形成较为稳定的关系网络，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利益联盟^[95]。利益集团化致使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一定的封闭性，乡村精英治理权威色彩突出，而村民参与度低，乡村治理体系不稳定。乡村社会私人性增强，公共性消解。乡村精英为了巩固利益联盟，笼络住灰黑势力的躁动，就会将其吸纳进利益集团，进一步扩大利益关系网络，形成了以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分利秩序^[96]。未能与乡村精英形成“庇护—附庸”关系的普通村民对利益被侵蚀毫无反制能力，更不能在利益集团中分一杯羹，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94]。最终，造成国家权力逐渐“悬浮”于乡村社会，乡村治理的公益性丧失，乡村治理变为乡村经营，乡村秩序恶化^{[92, 97]}，乡村内部贫富差距加剧。

目前我国乡村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乡土社会治理内生需求和国家政策外部导向的共同作用下，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空间。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村精英的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划分类型也没有清晰的“边界”，但其具备共同的核心特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精英不仅在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中充当着人力资本，发挥着引领作用，而且在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中扮演着“智囊团”角色，在乡村产业培育、发展和融合，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革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然而，乡村精英在参与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隐忧，容易导致乡村精精英垄断乡村资源、乡村权力异化、利益联盟形成等问题出现。尽管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论，探索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但现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进一步加深。

（1）跨学科的乡村精英研究还需深化。乡村精英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鉴于学科差异，不同学科的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同一个问题往往不能全面系统地分析，存在明显的学科“烙印”。以乡村精英参与组织振兴为例，已有研究更多侧重于乡村精英对于乡村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和治理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而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方面构建综合框架的研究较少。

（2）基于多源数据的乡村精英研究还需强化。目前关于乡村精英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以单案例研究为主，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但单案例研究容易产生误差，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无法做出科学判断。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提高。综合来看，大样本、定量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也缺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研究，尤其是运用信息技术、管理科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来探索乡村精英作用机制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强化。

（3）新时代乡村精英研究议题有待丰富。已有研究集中探讨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但整体来看，研究议题相对单一，研究视角也不够丰富。尤其是当前中国正面临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课题，涌现出许多新类型的精英，如大学生村官、外来精英、技术精英等。研究新精英的行为模式十分有必要。此外，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精英俘获现象与传统的精英俘获有何不同？乡村传统优秀文化创新过程中话语权的争夺，乡村精英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等等。这些乡村精英新议题应引起学者重视。

（1）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完善乡村精英系统化理论分析。跨学科研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新范式。跨学科研究能够打破学科之间的偏见，跨越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模型，运用不同学科工具，对研究问题进行整合性研究。乡村精英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的一个议题。在不同学科视角下，乡村精英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精英通过发展乡村产业，必然影响到乡村人地关系建构、人地系统演化和乡村资源开发利用和规划。从管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中承担着整合、配置资本要素同时开展乡村产业经营活动的重要任务。从民族学或人类学角度来看，乡村精英扮演着传承和保护传统优秀文化的角色，并在乡村文化场域中掌握着话语权，能够使得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转化。乡村精英看起来只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但其身份多样，角色重叠，嵌套在乡村社会网络关系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系统。因此，相关研究需要有多学科的积极介入，从跨学科多视角中寻找突破口，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2）强化多源数据量化研究，深化乡村精英作用的综合认知。目前，乡村精英研究多集中于单案例分析，往往只针对某个或某类乡村精英进行具象分析，难以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研究结论。此外，理论概括滞后于乡村社会实践发展。因此，未来研究需从多元化的经典案例分析中实现从个体特征到共性特征再到学理性归纳的跨越。首先，乡村精英研究可以考虑设计结构化的数据库，将不同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纳入，基于此数据库开展计量分析、基本特征和画像分析，概括乡村精英的发展动机、角色演化和作用机制，揭示乡村精英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和风险。其次，还应考虑多案例比较分析。当前关于乡村精英的实证研究还不充分，面对新的议题，仅凭单案例研究无法相互推断和验证。因此，多案例研究可以对乡村精英进行详尽的描述，更好地归纳乡村精英的共性特征和差异特征，为理论建构、机制提炼、寻找规律提供途径，有助于提高研究的一致性、准确性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一般性。

（3）立足中国乡村社会实践，挖掘乡村精英多元化研究议题。在全面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发展取得了新进展。但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精英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表现出来的问题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创新空间。首先，乡村精英作为推动乡村社会发展重要力量，其关键在于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方面的振兴，但能够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这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验证的议题。其次，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扮演着“代理人”“引导者”“组织者”等多重角色，但结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有关乡村精英的评价机制、退出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研究略显薄弱。因此，研究还需关注体制机制，为乡村精英发挥正向作用提供可靠保障。第三，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乡村社会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就为研究乡村精英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立足不断变化的情境，如何将乡村精英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与各主体的互动关系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分析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