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由资源驱动，到廉价劳动力驱动，再到资本驱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奇迹^[1]。但随着一般生产要素成本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为此，中国开始从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重视新市场开拓等多元化方向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2]。不管是哪种经济增长动力，都意味着经济活动的空间重组，尤其是全球尺度的空间重组^[3]。2014年，中国首次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大于实际使用外资状况，自此，中国初步形成“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的相对稳定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国际形势渐趋复杂和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大背景下，从维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我国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我国选择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双轮驱动下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江苏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水平长期居全国首位，外商直接投资是江苏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4, 5]}。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实现实际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持平状态下，同期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仍明显低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近几年，无论从OFDI项目数，还是从中方协议投资额看，江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省的占比均保持在70%以上。“走出去”是民营企业富裕产能转移、创新资源逆向吸收，实现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6]。但长期盲目投资带来的低效问题会大大降低民营企业持续“走出去”的信心。江苏省占据“一带一路”交汇点的重要战略位置，对外投资潜力巨大，但目前鲜有研究关注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区位和影响因素问题，因而很难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科学指导和政策支持。本文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网络演化特征，将多要素互动作为企业对外投资过程机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基于组态视角解释江苏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在微观上可以对不同类型民营企业“走出去”实践进行分类指导，在宏观上对江苏高质量发展实践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一直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学者从不同空间尺度，采用不同量化方法分析中国对外投资来源地的时空特征^{[7, 8]}和全球化空间特征^[9-12]，但鲜有学者从企业微观视角分析投资源地和目的地联系。全球范围内跨国投资在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网络状态，即企业OFDI网络^[13]。企业OFDI网络是企业价值捕获过程中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所做出的战略选择，而网络的格局和演化特征直观反映了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企业对外投资网络重构对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投资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过程受来源地、投资动机、公司战略、东道国环境等诸多方面因素影响，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投资理论可以完美解释相关问题。在理论层面上，邓宁^[14]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为关注。该理论认为一个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水平与结构取决于其能否同时具备三个优势：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即在企业异质性(如企业所有权、生产效率、规模、对外投资经验等) 方面表现出的优势；而母国或者投资源地制度环境会对企业所有权优势产生影响^[15]。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经济禀赋因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经济规模、技术水平、集聚经济、基础设施等) 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如贸易壁垒、外资促进政策等) ^[16]。内部化优势，就是通过市场内部化，企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UNCTAD^[17]从东道国视角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分析框架，将东道国因素分为三大类：外资政策因素、促进投资措施和经济因素；依据东道国经济因素差异，将企业对外投资者动机分为市场导向型、资源与资产导向型和效率导向型三类。

关于中国O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学者多从企业异质性、区位优势和投资动机三个方面出发开展综合研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顺向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流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18]。因此，区位选择因素上表现出更大复杂性，是不同优势交互影响的结果^[19]。例如传统国际投资理论认为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具有制度风险规避特点^[20]，但对中国实证研究却得出了风险规避^[21]、风险偏好^[22]、风险偏好与风险规避共存^[23]等不同结论。学者结合东道国制度和经济要素禀赋进行组合分析，发现“风险偏好”是顺向投资造成的偏差结果^{[24, 25]}。顺向投资多具有资源和市场寻求动机，而这些国家在制度环境上通常比较差^[26]。同样，中国学者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开展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越高，其OFDI区位选择范围越大，流向投资难度大国家的可能性也越大^{[27, 28]}；另外，国际投资经验可以提高企业再次进入意愿，并减弱与东道国制度距离的负向影响^[29]。也就是说企业异质性方面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东道国区位优势上的不足。陈胜蓝和刘晓玲^[30]研究发现位于“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的企业由于获得更有利的政策支持，具有更低的对外投资壁垒，这表明投资源地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所有权优势。可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过程，是多因素共同约束、匹配调控的自选择过程^[31]。基于此，赵云辉等^[32]建立东道国经济要素禀赋—制度环境—企业异质性等之间联动匹配分析框架，采用fsQCA方法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为本文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明显政治意图，政策依赖度高^[33]；而民营企业则基于经济利益驱使“走出去”，具有更大投资灵活性和适应性^[26]。目前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投资主体，但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王钢和张朝国^[34]把民营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梁育填^[35]认为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但已有研究缺少多要素组合互动分析，难以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更明确的分类指导。目前关于江苏省对外投资研究成果多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36-39]，基于微观的企业投资过程缺少深层次分析，因而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实践的指导价值还有待提高。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用于描述策略行动者之间关系或者通过这些关系流动的信息或资源等^[40]。社会网络分析中比较重要的几点是研究对象的规模、强度、密度与内容^[41]。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江苏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网络及其演化特征。规模指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数量，某地区对外投资流入(或流出) 企业数量越多，代表其在投资网络中地位越重要。强度指各企业对东道国对外投资额。密度，在投资结构网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反映了投资源地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相似性，相似性越大密度越大，反之越小。具体的企业区位选择与地区间投资特征的相似性体现在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距离。内容即是各节点之间的线状关系，投资源地对东道国投资企业数和投资额均是关系内容，属于经济关系。论文采用Gephi软件制图并进行不同时间段比较分析。

fsQCA是基于集合论思想和组态思维，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的分析方法。该方法认为对特定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不是孤立的，而多是相互依赖的^[42]。因此，该方法考察的是多因素之间的组态，而非单个因素对结果的影响^[43]。江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条件之间相互匹配，联动反应所产生的结果。本文采用fsQCA 3.0软件开展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识别案例和条件，本文共147家企业案例，企业生产效率、企业对外投资经验、投资源地制度环境、东道国(地区) 制度环境、自然资源、效率水平和市场规模7个前因条件变量和企业OFDI强度1个结果变量；第二步是构建数据集，并对数据集进行校准；第三步，检验7个条件变量和1个结果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充分性和必要性关系，以确定影响结果的条件组态类型；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相比单一条件下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fsQCA方法更适合解释在复杂情况下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机制。

本文以江苏对外投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时段为2015—2019年。其中2015年和2019年为对比分析时间节点，主要基于如下考虑：①2015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末年，江苏省商务厅数据显示：2015年江苏省对外投资中方协议额突破100亿美元，标志江苏对外投资进入新发展阶段。②2020年1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民营企业“走出去”产生明显影响。本文暂不考虑新型冠状肺炎特殊事件影响，故选取2015年和2019年作为对比年份开展分析，以考察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来，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路径变化。企业相关数据从国泰安数据中心有偿获取，从江苏省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筛选出有对外投资行为的江苏民营企业。企业数据涉及企业名称、企业地址、固定资产、营业收入、股权性质、企业人数、公司注册地址、投资国(地) 和对外投资额等。

在进行江苏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因素分析时，考虑到数据连续性，共选出147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量化分析数据涉及企业对外投资水平、企业异质性、制度环境和东道国(地区) 经济禀赋，具体指标和原始数据来源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样本企业对外投资水平和区位选择因素指标 Tab.1 Indicators of OFDI Flows and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the Sample Enterprises

表 1 样本企业对外投资水平和区位选择因素指标 Tab.1 Indicators of OFDI Flows and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the Sample Enterprises

采用Gephi软件处理2015年和2019年147家样本企业的OFDI出发地、目的国(地区)、投资企业数，得到基于投资企业数的网络结构图(图 1和图 2)。图 1和图 2中城市节点大小代表本地对外投资企业数量；东道国(地区) 节点大小代表在东道国(地区) 投资的江苏民营企业数量；投资企业节点间距离代表网络空间拓展方向的差异性程度。根据图 1可知：①2015年苏州对外投资的民营企业数量最多，其次是南通、南京、常州和无锡；②中国香港和美国处于投资网络结构的中心，是江苏民营企业最重要投资地；③从OFDI企业数看，苏州—中国香港、南京—中国香港、苏州—美国、常州—中国香港、常州—德国、南通—中国香港、南通—意大利、无锡—新加坡是重要的空间拓展方向；④主要投资地苏州、南通、南京、常州和无锡对外投资空间拓展方向差别很大。

图 1(Fig. 1)

图 1 2015年OFDI网络(企业数) Fig.1 OFDI Network by Number of Enterprises in 2015

图 2(Fig. 2)

图 2 2019年OFDI网络(企业数) Fig.2 OFDI Network by Number of Enterprises in 2019

与2015年相比较，2019年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网络结构特点如下：①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企业数量规模有所增长，尤其是苏州增长突出；南京作为民营企业投资源地的重要性有所提升；苏北城市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有明显增长。②OFDI网络复杂程度明显加大，呈现出更加分散的空间格局；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进入网络中心。③主要投资源地OFDI网络拓展方向仍旧存在较大差异，南通和常州的民营企业区位选择相似程度加大。

采用Gephi软件处理2015年和2019年样本企业OFDI出发地、目的国(地区)、投资金额，得到基于OFDI金额的网络结构图(图 3和图 4)。据图 3可知，2015年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流入地高度集中在中国香港、意大利和美国；南通是最重要对外投资来源地，其次是苏州、南京、无锡和常州；从占比看，南京—中国香港、苏州—中国香港、南通—中国香港、南通—美国、南通—意大利、无锡—中国香港等为重要空间拓展方向；苏州对外投资网络拓展最复杂。

图 3(Fig. 3)

图 3 2015年OFDI网络(对外投资额) Fig.3 OFDI Network by Flow in 2015

图 4(Fig. 4)

图 4 2019年OFDI网络(对外投资额) Fig.4 OFDI Network by Flow in 2019

与2015年相比，从投资额看，2019年江苏民营企业OFDI网络发生明显变化(图 4)：①网络空间拓展方向复杂程度加大，呈现非常明显的分散空间格局；除了中国香港和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入网络中心。②苏州成为最重要投资源地，南通退居第二位，南京、无锡和常州的重要性均下降；苏州—中国香港成为最重要资本流动方向。

本文依据直接校准法^[44]对案例赋予隶属集合值。整理和计算出表 1中8个指标的实际值，然后对实际值按照从高到低顺序排列，采用分位数值计算将各个数据以75% 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隶属阈值，以40%的分位作为隶属阈值交叉点，15%作为完全不隶属阈值^[32]，即包含与不包含关系。表 2为上述条件和结果的校准数据。

表 2(Tab. 2

表 2 条件和结果校准 Tab.2 Condition and Result Calibration

表 2 条件和结果校准 Tab.2 Condition and Result Calibration

必要条件是引导结果发生的某个前因条件，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32]。本文中必要条件是指必然使企业OFDI行为发生的条件。通过fsQCA 3.0软件进行条件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 3。表中，一致性即企业OFDI发生的必要程度，当一致性水平大于0.9，称之为必要条件；覆盖度指某一条件在样本企业中的覆盖程度。表 3中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说明不存在驱动企业OFDI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

表 3(Tab. 3

表 3 条件必要性分析 Tab.3 Condition Necessity Analysis

表 3 条件必要性分析 Tab.3 Condition Necessity Analysis

在条件组的充分性分析中，原始覆盖度通常要大于0.75，但由于研究样本的不同，现有研究机构的匹配度阈值不同^[44]。频率阈值也根据样本的数目来确定，较小的样本通常被设定为1，较大的样本可以被设定为大于1^[45]。在实际研究中，根据对真值表的数值和案例整体的把握度决定阈值和一致性。本文根据判别基准和观测样本，将频度阈值设定为2，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9。本文将东道国(地区) 的制度环境条件变量设定为“存在”或“不存在”。由于企业的OFDI有可能是摆脱投资源地制度环境的，所以选择投资源地制度环境条件变量为“不存在”。基于企业生产率对企业OFDI有正面影响的研究结论，本文选择企业生产率为“存在”。基于国际经验条件变量的研究结果，选择国际经验作为“存在”变量。基于企业OFDI动机的多元性，将东道国(地区) 经济禀赋视为“存在”或“不存在”。表 4是六个条件组态结果，表中各组态的一致性和总体解的一致性均超过0.85，故达到了充分性要求。

本文通过调整一致性水平和改变校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一致性水平从0.89调低至0.88，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没有变化，其组态形成的条件完全一致。所以，在提高一致性阈值后，研究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改变。改变校准区间，完全不隶属阈值用12% 代替15%，完全隶属阈值用72%代替75%。频数阈值为2，一致性阈值调整为0.88，第二次进行组态分析。结果显示总体解的一致性由0.8596提高至0.9026，总体解的覆盖度，由0.3720下降至0.3319，形成六组相似组态，所以结果稳健。

表 4所呈现的总体解与单个解的一致性均高于0.85，总体解一致性与覆盖度分别为0.8596、0.3720。说明在六种组态下江苏民营企业OFDI驱动因素的一致性最高，组态1—6可认为是驱动江苏民营企业OFDI的充分条件组合。

表 4(Tab. 4

表 4 样本企业OFDI区位选择条件组态 Tab.4 The Configuration of OFDI Determinants for Sample Enterprises

表 4 样本企业OFDI区位选择条件组态 Tab.4 The Configuration of OFDI Determinants for Sample Enterprises

从单个条件横向比较看，企业生产效率和东道国(地区) 制度环境在4个组态中占据核心地位，说明生产效率高的江苏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且在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存在制度风险规避偏好；东道国(地区) 市场规模在3个组态中占据核心地位，说明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明显市场驱动特点。

通过纵向比较组态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可以将江苏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驱动路径归纳为“制度动因下优势寻求”、“高生产效率企业的自然资源寻求”和“国际经验丰富企业的市场寻求”三大类。每大类下均存在2个组态，组态间存在一定差异。

第一类为制度动因下优势寻求路径，含组态1和2。该路径下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前因组合条件具有共同特点，即东道国(地区) 制度环境存在+投资源地制度环境不存在+市场规模不存在+劳动效率水平不存在。这些共同特点说明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明显制度动因，这类民营企业先知先觉，并不以一般经济要素禀赋为寻求目标，而是流向制度环境好的发达国家，带有明显“优势寻求导向”。组态1和组态2存在一定差异，组态2覆盖的企业样本数量在6个组态中第二多(14.57%)。组态1中，东道国(地区) 制度环境与企业生产效率发挥核心作用，可以解释为高生产效率民营企业为逃离本地制度环境约束，向制度风险比较低国家投资，同时投资并非追逐东道国(地区) 的市场规模和效率水平。组态2中东道国(地区) 制度环境作为唯一核心条件，3个东道国(地区) 经济禀赋因素均不存在。说明江苏民营企业倾向于向制度环境良好的国家(地区) 投资。例如江苏民营企业对美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OFDI网络拓展，很大程度上是追逐技术升级目标而走上全球化之路。

第二类为高生产效率企业的自然资源寻求路径，含组态3和4。该路径下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前因组合条件共同特点是企业生产效率存在+自然资源存在+国际经验不存在，这说明生产效率高的江苏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面临资源短缺或成本攀升问题，有“走出去”冲动，以寻求自然资源为目标进行对外投资。组态3和组态4存在一定差异，组态4覆盖的企业样本数量在6个组态中最多(15.82%)。组态3以企业高生产效率、自然资源为核心条件，兼顾东道国(地区) 效率水平。表明高生产率民营企业倾向于向自然资源条件优越，具有一定一般劳动力资源供给能力，但制度风险大国家投资。组态4以东道国(地区) 制度环境、企业生产效率、自然资源和市场规模为核心条件。表明生产效率高的民营企业为逃离本地制度环境约束，向自然资源优越、市场规模大、制度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如江苏民营企业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矿业、农业和林业，在投资过程中企业会兼顾寻求市场和规避制度风险。

第三类为国际经验丰富企业的市场寻求路径，含组态5和6。该模式下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前因组合条件共同特点是企业国际经验存在+市场规模存在+自然资源不存在，这说明具有丰富对外投资经验的江苏民营企业，市场寻求动机明显。组态5中企业生产效率与东道国(地区) 市场规模为核心，企业国际投资经验作为边缘条件，表明具有较高国际经验与生产效率的企业倾向于寻求市场，对其他要素考虑较少。组态6中东道国(地区) 制度环境、投资源地制度环境、市场规模为核心条件，国际经验和效率水平为边缘条件。表明具有一定国际经验的民营企业，充分利用本地制度环境，可以向治理能力强且劳动效率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达到寻求市场的目的。

本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网络及其演化特征，用fsQCA方法组态分析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机制。

(1) 江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呈现空间拓展的多元化趋势，反映了对外投资驱动机制的复杂性；中国香港和美国一直是江苏民营企业最重要投资地，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逐渐成为江苏民营企业OFDI重要选择地；苏州、南通、南京、无锡、常州等沿江城市是重要投资源地；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强度上看，苏州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增长迅速；各城市对外投资网络拓展方向差别很大。

(2) 从整体上看，东道国(地区) 制度环境、企业生产效率和市场规模是影响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大致呈现出三种基本路径：制度动因下优势寻求、高生产效率企业的自然资源寻求、国际经验丰富企业的市场寻求，三个路径下存在6个组态。在制度动因优势寻求路径下，江苏民营企业向治理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尤其是生产效率高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并非为寻求一般生产要素优势，而是带有关键技术等优势寻求动机。在高生产效率企业的自然资源寻求路径下，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在国内自然资源短缺或成本大幅提高背景下，尽管缺少国际化经验，仍旧具有强烈动机在全球尺度上寻求廉价自然资源，同时也会兼顾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规模等一般区位优势。在国际经验丰富企业的市场寻求路径下，江苏民营企业长期存在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早期很多民营企业以拓展国外市场为动机进行对外投资，同时也会兼顾东道国(地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

江苏省具有“一带一路”交汇点战略地位优势，对外投资潜力巨大。从对江苏民营企业OFDI网络空间拓展看，投资目的国(地) 数量增加快，但是从OFDI企业数量和OFDI流量看，都存在投资分散特点。另外，江苏城市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网络拓展方向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散装”江苏特点。建议为民营企业建立更多沟通平台，交流共享对外投资信息，利于促成企业抱团“出海”，共同抵御风险。

江苏省民营经济发达，很多生产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存在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同时也面临国内一般生产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提高带来的利润空间压缩问题。因此，很多民营企业有“走出去”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获利的强大动力。但这类企业在顺向投资目的国(地) 选择中可能会比较“冲动”，尤其是自然资源寻求型企业并不具有丰富海外投资经验，需要注意规避风险。另外，研究中也发现这类企业不关注或者并不擅长利用投资源地制度平台和对外投资优惠政策。建议政府了解企业诉求，做好宣传和培训工作，着力解决企业不会用、用不好优惠政策问题。

江苏民营企业流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占比不断加大，这类企业并非寻求一般生产要素优势，而是通过对外投资逆向吸收创新资源，达到提高全球竞争力的目的。建议鼓励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城市群的企业之间进行协作发展，提高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权力地位，提高产业主导权，为进一步推动苏南的城市向创新枢纽和全球城市升级奠定基础。

本文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民营企业行业分布未给予考虑。不同行业企业对生产要素需求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全球空间尺度资源配置的组织和空间模式上也存在分异。同时，企业行业特征与其他企业异质性因素组合特征也会对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我们下一步研究将排除行业分布干扰，选取特定行业企业开展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