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贵州师范大学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贵阳 550025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 Cul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近年来，我国传统民族村寨火灾时有发生，已然成为威胁民族村寨居民生存、生活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灾难以取代个体、家庭和分裂社区扰乱日常生活[1, 2]，致使人与地方情感纽带断裂[3]，并在受灾群体中产生“住地毁灭”（domicide）的消极情感[4]，如何恢复受灾居民因灾致失的情感、回归灾前日常生活正常感[5]、厘清灾后情感流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情感恢复作为灾后研究重要内容，情感流变贯穿情感恢复过程始终[6, 7]。Ong将情感恢复定义为消极情感向积极情感的转变，情感恢复指向积极情感并由受灾者身体实践达成[8]。首先，积极情感作为情感恢复的重要表征，Shing从个体角度分析了受灾者积极情感恢复过程，认为灾难的积极应对可增强受灾者积极情感水平[9]；Becker讨论了积极情感与个体应对策略抉择的关系，并指出积极情感有利于个体应对策略调整与情感恢复时长缩减[10]；Hidaka发现受灾个体受积极情感驱动，具身参与削弱灾难影响的工作抵御因灾所致的消极情感，促成“故乡情”的恢复[11]。其次，个体情感的恢复衍生家的情感恢复需求，而家作为个体嵌套的尺度，因此受到重视[12]。一方面，家作为承载个人情感意义的场所[13]，Morrice探讨了影响家庭回迁的因素，并强调家庭怀旧情感在回迁中起关键作用，而非物质驱动[14]。另一方面，家作为人—物共在的空间[15]，Gloryrose Alcoran讨论了住房重建的积极影响，认为住房在为受灾家庭提供安身之所的同时，推动家的情感复苏[16]；张建荣揭示了灾前家物品如何构成灾后家的意义体系以及家的情感营造与恢复[17]。最后，家是社区的基本构成要素，家的情感恢复促成社区恢复实践开展，涉及社区参与中社会资本效用、社区与地方依恋重建等内容。社会资本作为社区恢复重要资源[18]，Nakagawa认为拥有社会资本的社区可调动成员积极地参与社区重建活动，从而成功地摆脱灾难的影响[19]，而重建活动的开展为社区互动营造场所，推动灾后社会资本培育与地方依恋重建[20]，郑春晖指出地方依恋重建作为包含“稳定—中断—恢复”的过程，社区参与是其恢复的关键[21]；随后，Silver也证实了社区重建中的群体互动对社会关系与地方依恋重建的益处[22]。此外，社区参与作为增强社区抗灾能力的重要手段[23]，也能以仪式的方式呈现。Bode指出经灾难建构的社会类别被灾后仪式解构，并在调节群体对抗中促成群体团结[24]；Ekanayake认为灾后仪式疏导了受灾者消极情感，并提供情感的鼓励[25]，激励其勇敢的面对灾难[26]；郑春晖也认为参与集体性、纪念性的仪式有助于个体与家庭、群体、以及地方情感的恢复[21]。
文献回顾可知，现有研究在探讨受灾者情感恢复时，主要基于“事件—结果”的方式，从个体、家庭与社区层面展开分析，注重受灾居民具身实践、结果与积极情感效用的讨论，而缺乏受灾者具身实践驱动、过程及其表征建构的探讨。因此，本文以表征与非表征为分析视角、情感唤醒为切入点，串联个体、家庭及社区尺度，探讨受灾居民身体实践过程与表征建构，厘清情感恢复中受灾居民情感流变过程及其恢复机制呈现，并尝试探索由非表征实践向表征意义转化的机制，以期为灾后情感恢复研究做出贡献。
2 研究案例与理论框架 2.1 研究案例与数据来源报京侗寨隶属贵州镇远县报京乡，300余年历史，是中国最大的北侗①聚居村寨。曾凭借独特的北侗民族文化风情、别致的木质建筑群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民族旅游目的地。火灾作为侗寨频发的集体性灾难[27]，报京亦如此。1661年至今，报京累计发生火灾超十次，尤以2014年最为严重[28]。2014年1月25日晚，报京侗寨突发火灾，造成148栋民房烧毁，296户、1100余人受灾[29]，7月启动重建，年末完成建房222栋，安置276户、搬迁20户，恢复道路、洗葱塘、踩鼓场等基础设施，新建风雨桥、报京楼等民族性建筑。火灾作为侗寨传统社会、文化嬗变与集体情感创伤的引致因素，为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介入营造契机[27]，本文也将着重关注报京侗寨地方性知识典型载体报京“三月三”与招龙仪式，探究其如何调适因灾所致的个体、群体情感创伤，并围绕其中受灾居民的身体与展演实践展开论述。
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法收集数据。观察内容为报京“三月三”前居民准备活动、节庆中居民的身体展演实践；访谈对象为受灾居民，并以编码进行匿名处理，编码依据受访者职业差别而设（见表 1）。访谈围绕灾时、灾后受灾居民情感变迁，民族节庆、仪式提升受灾居民积极情感水平的作用，挖掘灾后仪式如何疗愈受灾居民情感创伤。数据来源：①灾时、灾后（见图 1a，图 1b）以及招龙仪式图片、文字资料由报京乡政府与县非遗中心提供；②重建后的报京（见图 1c）、“三月三”民族节庆开展图片为实地拍摄；③访谈材料于2018年、2019年4月“三月三”举办时实地调研所获，于19年11月14—19日进行补充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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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访谈对象概况 Tab.1 Overview of Interviewe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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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报京侗寨灾时、灾后及重建现状 Fig.1 The Situation at the Time of Disaster, Post-disaster and Reconstruction of Baojing Dong Village 图片来源：a，b为报京乡政府提供；c为作者拍摄。 |
表征是社会学的概念，而后被引入地理学探讨空间的文化意义[30]。受建构主义影响，地理学者重新阐述了表征概念，认为表征不仅是事物的再现，也是一个动态过程[31]。随后，Hall借鉴符号理论提出表征理论，认为人与语言或文化系统的互动建构了事物的文化意义，并以符号进行传递[32]。随研究推进，地理学者再次拓展了表征的内涵，认为表征既是客观实在的事物，也可是抽象的符号[33]。上世纪80年代，地理学研究者提出空间表征的概念[34]，即以地理空间为对象，探讨人如何利用空间建构和生产自我与他人、地方、社会的关系和文化意义[35]，而人通过空间、社会关系的维系参与了建构过程，使实践成为表征内部过程[36]。因此，空间表征不仅是人与空间、社会关系的解释，更是塑造实践的表达。
表征作为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概念，阐述了文本、语言、图像及符号在物质和情感上的能动性，并以唤醒、激发和转化影响人的感知与认知[37]。如Brickell在越南家庭研究中发现，“家庭谚语”表征出女性维持家庭幸福与营造温暖、和谐家庭氛围的责任[38]；Gilge认为谷歌地图以“空间化图像”改变了人们的地方体验[39]。然而，表征作为语言文本的系统进程，其意义在记录、传递过程中发生偏离[40]，许多创造文化意义的事物与直接、动态的体验相关联，不一定能被间接地表征[41]，表征的权威由此受到质疑，非表征理论应运而生[42]。近年来，表征与非表征的辩论使人们再次关注表征[37]，非表征研究也并未否定表征，而是拓展其分析方式，以协助人们理解表征如何构成世界。
2.2.2 非表征理论Nigel Thrift提出的非表征理论是区别于表征的、值得实践的新思考方式[40, 43]。Thrift认为日常生活嵌套于特定情境中，并以运动为基础，运动捕捉了日常生活中难以被表征涵盖的体验[44]。因此非表征理论以实践和展演为认识论，提倡从身体和展演的角度挖掘非预期、持续变化且不易被表征建构的意义[41]，而非从表征剖析真实世界。首先，非表征理论强调对湍流式日常事件的关注，挖掘情感如何驱动身体实践以及身体实践承载的意义[45]，如Lager指出年龄增长导致人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迫使个人极力寻求支持身份连续的地方[46]。其次，聚焦于“具身体验”，即身体实践塑造了地理空间差异化体验与空间意义建构，如Watson & Ward指出音乐人和录音师通过情绪营造将录音室重构为脱离社会与情感约束的空间[47]；Crewe认为商店中奢侈氛围营造导致人的认知与体验产生分异[48]。此外，非表征还强调对“间性关联与关系主体”的关注，将身体视为中介探究人与社会、空间、人与非人的关系内涵[49]。随着非表征研究的深化，身体、情感与物质被推向文化地理研究前台[30]，但表征并未被抛弃。Thrift指出非表征实践需要表征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记录与表达[50]，而二者也存在转化的必要性[51, 52]。因此，本文从情感与身体实践的角度出发，探究受灾居民身体与展演实践过程及其表征意义建构。
2.2.3 人类情感理论人类情感理论由Jonathan H. Turner提出，用以解释社团和范畴单元的具体特征如何影响情感唤醒，以及唤醒的情感对社团与范畴单元社会结构、文化有何效应。特纳认为，正如情感动力机制蕴含于人类生物基础一般，情感也存在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中[53]，并对人的认知与行为产生影响[54]。首先，情感基于需要而唤醒，是身体实践驱动的根本力量，包含信任、确定、自我证明、获益交换和群体归属五种需要，并推动人际互动的产生，达成共同的体验与情感唤醒[53]；其次，社会结构、文化以微观动力机制的形式对情感唤醒施加影响，即微观个体、中观范畴与宏观社团单元的嵌套使上级社会结构、文化对下级设置限制，如微观人际互动受中观范畴单元的限制。其中，社团指无论目标清晰与否，都有某种目标追求的组织或群体，而范畴指社会区分，如性别、年龄、受害者等[53]；此外，嵌套为文化与情感唤醒基本原理（期望与奖惩）影响人际互动构建通道，人们携期望进入互动并渴望获益，而期望的满足与否取决于互动双方是否共同嵌套于高一级的社会结构、文化与是否使用相似的情感语言，由此收获正性情感体验的奖励，反之则产生负性情感体验惩罚，如疏离感[55]；最后，情感唤醒作为微观尺度改变中观、宏观社会结构最具力量的基质，以人际互动强化或重构中观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由此实现对宏观、中观社会结构、文化稳定的维系[53]。
灾难使报京侗寨形成与灾前截然相反的社会背景，将受灾居民从灾前经社会结构、文化所生成的社团单元中剥离，形成以物质损失和情感创伤为特征的范畴单元。而受灾居民在选择应对情感压力的身体实践方式时通常建立在中观的范畴单元与宏观的社团单元中[53]，从而实现对微观人际互动的控制[56]、以及基本需要和情感恢复的满足。因此，本文于非表征实践转向表征建构视角上，引入人类情感理论构建分析框架（见图 2），探究报京侗寨受灾居民情感恢复过程中微观受灾个体具身实践、中观受灾家庭应对实践与宏观社区集体实践的表征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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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论分析框架 Fig.2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
情感基于需要而唤醒，是身体实践的驱动[53]。从信任、确定、自我证明、获益交换和群体归属需要角度，分析个体、家庭、社区尺度下报京侗寨受灾居民身体实践的过程。
3.1 信任与确定需要下受灾个体身体实践的产生信任由社区网络活动建立，是社会资本重要组成；确定指个体对事件的真实感知[53]。信任与确定作为受灾个体最明显的需要状态，唤醒受灾个体中“在家者”与“非在家者”家的情感，驱动身体实践发生。首先，家作为承载个人情感与社会意义根植的空间[13]，迫使“在家者”具身参与物品抢救与火灾扑灭：“当时顾不了那么多，只想尽力去打火，把东西都搬出来，不要遭烧了（A02）”；“起火的时候很晚了，我赶紧把家人叫醒把东西都搬出去，不要被烧了（A01）”。“非在家者”不在场特性导致其身体实践的差异：“当时我在省外打工，知道起火后我就给我兄弟打电话，但都没有接，后来打通我姐电话，她说寨子进不去了，应该烧到家里了（E04）”。其次，当家园毁灭成定局，身体安置成为受灾个体迫切需要满足的需求。一方面，社区内部以接纳入住协助受灾个体安置，当个体完成自我安置后转向他者的安置行动：“很感谢表叔接我到他家住，把我安置下来，但还有很多人安置成问题，我就叫媳妇招呼家里，我去帮忙（C03）”。另一方面，受灾个体协助外来救援力量进行临时住所搭建，加快社区安置进程：“我们跟救援队一起搭帐篷，用最快的速度把受灾群众安置下来（E05）”。临时住所恢复有利于受灾个体身体实践的开展[57]，并唤醒家屋重建的正性情感，取代家园毁灭的消极情感：“伤心不解决问题，必须要修房子，有房才有家（B04）”；“房子烧了很痛心，但无论如何都要把房子修起来才行（D02）”。受灾个体经家屋重建的正性情感驱使，具身参与家屋重建实践：“当时政府包办重建，我们接房就行，但还是想出力，就去打杂，一直到修完（C04）”，而经火灾扰乱的社会关系也因家屋重建的互助行为得以恢复：“哪家人多就抽人去帮忙，都是邻里亲戚要多帮衬（A04）”；“自家都在修还来帮我家，真是大灾大难才晓得亲（D03）”。最后，家屋重建作为受灾个体具身实践载体，凝结个人的情感意义[58]、实现身体与物品的归置、以及家的情感复苏：“房子修好高兴，因为有家了，有地方放我的东西了（E03）”。信任与确定需要下的情感唤醒驱动受灾个体具身参与物品抢救、火灾扑灭、灾后安置及家屋重建实践，达成其身体、物品的归置与家的物质空间重塑，促成灾后情感初次恢复，而家庭作为个体嵌套的尺度，将在家的情感复苏驱动下开展应对实践。
3.2 自我证明与获益交换需要下受灾家庭应对实践的开展自我处于互动的显著位置，当认知与情感在互动中展现，便受双方表现与接收姿势调节，并以互动协商实现自我证明和身份采择；获益交换指双方情感互动而成的收益[53]。当道路、房屋等优先事项得以恢复，日常生活与生计恢复成为受灾家庭主要目标[59]，驱动家庭应对实践的开展。首先，家的物质空间重塑为受灾家庭提供安全、可靠的空间[60]，但因结构、形式巨变致使家的情感脱节[61]：“新房是水泥和砖修的，只有房顶和原来一样，很不适应（E04）”。因而受灾家庭日常生活恢复的首要任务是家的情感重建。一方面，住房改造增强了人与家的情感联系，推动家的不适感解构与情感重连[16]：“在房子周边种花草是想和别家不一样，能一眼认出我的房子（B02）”。另一方面，家物品作为人与家的情感联结，可唤醒人们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记忆，延续家的情感氛围[62]：“以前的电视机、影碟机都还在用，主要是想让它有点老家的感觉（B01）”，而家物品全部损毁的家庭则以新购的方式营造家的情感氛围：“新房子空荡荡的没得家的样子，我们就买了些新家具，让它有个家的样子（B05）”。其次，村落环境改善与基础设施修缮也有助于日常生活恢复[12]：“先前叫捡垃圾、修花池、修路我们都参加的，把寨子搞干净、漂亮，住起也舒服嘛（D02）”，并将生计恢复推向前台。
生计恢复作为受灾家庭成年成员共同参与的事件，有助于家庭经济再生与改善[20]。首先，灾后旅游实践为受灾家庭生计恢复构建平台，致使其生计模式的转变：“以前都是种田，后来村里鼓励我们腾空房子搞旅馆、饭馆接游客抓经济，种田反而是次要了（C01）”，并为家庭成员实现自我证明营造契机：“原先都是在家带小孩、煮饭，后面我通过培训成了绣娘，还可以挣钱，家里也支持我（D02）”；“寨子搞旅游请去我吹芦笙，没想到老了还能挣钱（A03）”。另一方面，村落环境变迁与旅游服务设施完整度低导致报京旅游吸引力下降，无法满足家庭生计需求，迫使受灾家庭转向其他领域谋求生计：“新寨子没特色，没人来，挣不到钱，只能去打工，留老婆和父母在家带娃娃、种庄稼（B05）”。其次，生计恢复实现受灾家庭经济再生，并于自我证明与经济获益中提升家庭成员积极情感，驱动其回归家的情感氛围营造：“这两年打工把家里的东西都添置好了，以前买不起的现在买了，别人没有的我也有了，都是劳动换的，出门也是念着这个家的（B03）”。日常生活恢复对受灾家庭成员积极情感起作用，实现家的情感重连与情感氛围重建，而生计恢复实现家庭经济获益，驱使受灾家庭回归家的情感氛围营造，巩固家的情感意义与情感恢复水平。
3.3 群体归属需要下社区节庆仪式中身体的展演归属是体验的内容，人们需体验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63]。招龙仪式与“三月三”民族节庆作为报京侗寨神圣与世俗仪式的典型代表，构建社区互动场域，互动结果呈现社区—家庭融合与社区社会关系重构，是具有层次递进和情感连带的连续体。
3.3.1 招龙仪式下社区—家庭的融合招龙仪式是报京重要的崇龙文化表征，目的是祈求龙的庇佑，并于灾后取代扫寨仪式成为报京首个集体参与的神圣仪式（见图 3a，图 3b）。首先，招龙仪式为家庭的社区融入建构空间，唤醒家庭成员的地方依恋情感，并渴求以神圣仪式实现地方情感的维系：“招龙我是支持的，因为龙是保佑寨子的神，把它招来可以保佑我们寨子不遭难，人平安（E03）”。另一方面，招龙到寨后举寨参与祭龙，仪式的社区性参与为家庭情感注入构建通道，实现情感的补给与慰藉：“家里男的去招龙，我们在家准备贡品，龙吃满意了就会保佑我们寨子不受灾、生活过得好（C05）”。而后报京齐聚报京楼共摆“龙席”、欢歌载舞庆祝招龙成功，并为家庭间的情感互动构建场所：“灾后这样聚还是头一回，大家一起吃饭喝酒、跳芦笙舞庆祝招龙，也拉近了感情（E03）”。其次，经仪式中“引龙闹寨”的串联，达成社区—家庭的融合。在巫师引领下，由寨内人员组成的串寨队伍访问各户，单户迎龙结束后将陪同串寨直至仪式完结：“按理说只在寨子闹，但有几家搬安置点了，不能说搬走就是外人，要给他们闹一下（E05）”；“我是跟着串完寨子的，感觉闹寨又把大家连起来了，让我想起以前大家一起团结做事的样子（E04）”。此外，寨外宾客的邀请为群体间的互动构建场所，于答谢其灾时救助之上提升群体间的团结水平：“请他们来就是想感谢他们的帮助，一起玩也维护了这种相互帮助的风俗，今后遇到事情就会互相帮忙（E01）”。受灾家庭经仪式互动赋予社区成员身份，建立家庭间情感共通机制，促进群体归属感的生成，实现社区家庭的融合，而宾客答谢中主客双方基于共同事件的体验增强了群体间的信任与情感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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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招龙仪式 Fig.3 Dragon Worship Ritual 图片来源：照片由报京乡政府提供。 |
报京“三月三”作为报京独有的、集文化与展演为一体、一年一度的民族节庆，是报京社会文化生活的集中表征。火灾迫使“三月三”举办中断，当重建完成，重办“三月三”的群体情感被唤醒：“因为重建停一年，建好后都反映重办，又是灾后第一个三月三，大家看的很重（E06）”；“场地都建好了就必须重办，还要隆重的办（C02）”。报京“三月三”作为集体参与的世俗仪式，个体、群体互动贯穿其中，可依据其内容分为节庆筹办、仪式展演、亲友拜访与节庆封停四个阶段。
首先，社区物质空间恢复唤醒受灾居民“三月三”的情感，驱动其积极参与节庆筹办实践，而居民的参与提高了社区互动频率，为社区嵌套提升创造机遇：“大家都在为灾后第一个三月三做准备，就像家里准备过年一样（A04）”。其次，场所的恢复为社区互动提供空间，经寨老主持营造仪式氛围场，导致社区成员情感刺激，推动其具身参与仪式，成为仪式的展演者（见图 4a）：“大家在芦笙塘集合，寨老宣布开始男的就吹着芦笙往鼓场去，我们就跟过去围成圈跳踩鼓舞、芦笙舞（D04）”。观赏者的到来使展演者更加注重展演的力度与美观，并将其情感带至极高程度：“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很激动，芦笙都吹的更起劲了（E03）”；“当时芦笙塘都站不下了，大家都很卖力，说要让他们欣赏一下我们的表演（E05）”。当仪式推进到“捞鱼讨葱”环节时，未婚男女主导这一环节（见图 4b，图 4c），现场氛围由开始时的严肃、展演时的高涨转向轻松愉悦，已婚居民转变为观众与外来观赏者一同观看仪式展演：“我们任务完成了，就当个观众看年轻人捞鱼逮虾、讨葱就行了（D01）”，而该环节蕴含的青年男女爱情萌发之意也被其视作情感鼓励：“我觉得捞鱼讨葱也是在鼓励我们，要像他们那样开始新生活，把今后的日子过好（D04）”。第三，展演的结束将节庆推入亲友拜访阶段，即“姑妈回门”和“打平伙”。“姑妈回门”指出嫁女子携礼回访原生家庭以示生活幸福，而灾后首次“姑妈回门”已然超越其本意，转为对受灾亲人情感的鼓励，并以身体和情感的互动给予其积极情感补给：“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小孩她都抢着做，还一边安慰我们，看她过得好我们也有信心把生活恢复好（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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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报京“三月三”民族节庆 Fig.4 March 3 Ethnic Festival in Baojing 图片来源：a，b为作者拍摄；c为访谈对象E06提供。 |
而“打平伙”作为社区内部多人、多户参与的活动，再次营造个体、群体互动的空间：“打平伙是全部人一起参加的，等于是我们自己人的聚餐（B05）”，经个体、群体互动的催化，再次补给受灾居民积极情感，提升社区嵌套程度与集体亲密感，实现群体归属需要满足：“大家一起拼长桌子吃饭、喝酒、聊天，就像一家人，开心的很（C03）”。最后，节庆封停预示“三月三”民族节庆的完结，寨老以独特的民族谚语、肢体动作以及仪式蕴含的农耕文化加持，营造仪式封停氛围，唤醒参与者为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实现美好生活的积极情感，驱动其积极参与生计实践：“三月三结束就要种庄稼了，要干好活路保证秋天的收成（A01）”；“打工和种庄稼是一个道理，只要勤快、肯干就行，好生活都是干出来的（B03）”。“三月三”民族节庆作为报京集体参与的世俗仪式，构建民族节庆仪式互动集体记忆、促进社区团结的增强与居民文化身份的维系，并经个体、群体的互动成为象征群体归属重获的情感符号，达成灾后报京社会关系的重构。
4 受灾居民身体与展演实践的表征意义建构及转换机制情感恢复作为受灾居民身体实践表征，经个体、家庭及社区尺度受灾居民身体实践、展演与互动达成（见图 5）。个体、家庭尺度下家的恢复实践建构人与家、物品的间性关联；社区层面受灾居民身体的展演经主体间性链接，构建集体回归的通道[49]，而受灾居民情感流变呈连带递进，构成灾后情感恢复连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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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尺度嵌套关系下受灾居民身体实践的关联 Fig.5 Correlation of Bodily Practices of Disaster-affected Residents under the Nested Relationship of Scales |
受灾个体作为火灾亲历者见证了家的毁灭，并具身参与家的拯救与重塑，弥补自我情感匮缺，而家作为凝结个人情感意义的空间[58]，使家的拯救具有情感的意义：“我晓得房子肯定保不住，但还是想去救，毕竟住了几十年的家，感情重（A02）”。而家的建造作为人生存意义的重要构成，是区分家、非家或无家的意义标记[64]：“房子建好我们都高兴，因为有家了，不用住帐篷了（E04）”，也是重建时受灾者间互助行为产生的关键因素：“自己有房不算什么，要大家都有才行（B01）”。火灾致使受灾者无助感的产生，并陷入消极情感陷阱，进而产生寻求身体安置的确定需要，而基于社区网络建立的社会信任作用于个体身体实践全过程，不论灾时家的拯救实践、或是灾后住房重建中的互助行为，均围绕家的物质空间重塑而发生。因此，个体尺度下受灾居民情感恢复表征即为家的物质空间重塑。
4.2 家庭应对实践对家的情感空间重建家庭作为受灾个体与家物品嵌套的尺度，经家的物质空间重塑得以安置，但家的情感氛围重建经历由脱节到认同的过程。首先，日常生活实践中家的情感、功能营造为受灾家庭消解家的情感脱节提供助力，并体现家的情感意义。一方面，家的物质空间重塑构建人与家、物品互动场所，促成家的熟悉与舒适感生成，消解家的陌生与不适：“不习惯是正常的，但至少有地方住了，装修一下，再买点家具，慢慢的就习惯了（E03）”。另一方面，家的边界并非仅由实体性符号限定，更包括情感等非实体要素[65]，村寨损毁致使受灾者家的情感边界逾越其物质界限扩展至整个村寨：“整个寨子都烧了，不单是我家，我报名当义务消防员也是想守好我家、守好寨子，因为它也是大家的家（E04）”。其次，受灾家庭生计实践的开展实现家庭经济再生与改善，但其本质仍是家的情感营建，即家庭经济获益驱使受灾家庭回归家的情感营造，达成经济获益向情感获益的转变：“挣钱也是想把家维持好，家里的需求能够满足，住起也舒服（B01）”，并产生家的情感认同：“我们把新家打理的很好，新家也成老家咯（D02）”。家的情感恢复作为家庭应对实践的表征，包含日常生活恢复到生计恢复，再回归日常生活恢复的循环，实现家的情感氛围重建和情感恢复增强。
4.3 社区节庆与仪式对社会关系的重构节庆与仪式作为增强个人与家庭、以及社区联系的重要方式，消解了因灾所致的社会类别[24]。多元民族节庆、仪式作为报京侗寨特征之一，为灾后社区互动构建空间场所，有利于社区成员情感交流的增强与社会关系重构。首先，招龙仪式为提升受灾家庭的社区嵌套构建通道，推动受灾家庭成员情感慰藉与群体归属感生成，促成社区—家庭的融合“: 招龙我们更看重闹寨，就是龙进门，进门后家里就有福气，而且一闹也把大家连一起了（E03）”。其次，报京“三月三”中受灾居民与非受灾居民的共同参与构建双方情感共通的机制，推动社区分裂愈合：“很喜欢当时那种氛围，受灾的没受灾的都一起参加三月三，像一家人一样（D01）”。最后，节庆、仪式中地方文化的嵌入营造极具文化仪式感的、被社区成员感知的氛围情境，经身体和情感的互动唤醒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灾后恢复实践的情感：“我们肯定会努力挣钱，因为三月三又叫播种节，是鼓励大家干好活路的节日（A05）”，并强化地方文化认同：“招龙和三月三的文化只有我们懂，办它们也可以让我们更认可自己的文化（E02）”。节庆、仪式中个体、群体的互动推动了社区—家庭融合、社区分裂愈合，解构因灾所致的社会身份对立，并于强化地方文化认同之上巩固居民文化身份的稳定[66]，重构报京侗寨灾后社会关系，使其成为象征社区集体参与和情感恢复的表征符号。
4.4 情感恢复的非表征实践与表征意义转换机制综上对个体、家庭与社区尺度下受灾居民身体与展演实践过程、表征建构的分析，厘清了受灾居民灾后情感流变过程与恢复机制，并构建出受灾居民非表征实践向表征意义转换的机制（见图 6）。首先，家的物质空间重塑作为个体受灾居民身体实践的表征，达成身体与物品的归置，促成灾后情感初次恢复，激励家庭应对实践的开展；其次，家的情感空间由日常生活与生计恢复实践所建构，经由灾前家物品的联结、人与新家及其物品的情感互动消解家的不适，达成家的情感氛围重建，而生计的恢复促成家庭经济再生，助推家的情感氛围营造，强化受灾居民情感恢复水平；最后，受灾居民基于家的物质、情感空间重建所增强的情感恢复水平与群体归属需要驱动，具身参与社区民族节庆仪式，以身体展演和互动解构因灾所致的社会类别，实现群体归属需要满足，而仪式所蕴含的地方文化被社区内部成员所感知，并经仪式互动成为社区成员文化身份象征。因此，报京侗寨受灾居民经个体、家庭及社区层面身体、展演与互动实践收获积极情感补给，实现家的物质、情感空间重建与社区社会关系重构，建构个人、家庭、群体情感恢复的表征符号，达成非表征实践向表征意义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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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报京侗寨受灾居民灾后情感恢复机制 Fig.6 Emotional Recovery Mechanism of Affected Residents in Baojing Dong Village |
本文以表征与非表征为分析视角、人类情感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报京侗寨受灾居民情感恢复的非表征实践与表征建构进行探讨，构建了民族村寨居民灾后情感恢复机制。研究发现：情感恢复作为报京侗寨受灾居民身体与展演实践的表征结果，经个体、家庭及社区尺度家的物质、情感空间重塑，社区社会关系恢复建构。具体而言，个体尺度受灾居民身体实践实现家的物质空间重建，达成受灾个体身体与物品的归置，而住房结构与形式巨变所致的家的不适被家庭应对实践消解，即以日常居住、灾前家物品联结、生计恢复进行家的情感氛围营造，重塑家的情感意义与功能。面对因灾所致的社区分裂与群体归属丧失，民族节庆、仪式担负起群体链接与弥补受灾居民群体归属的重任，以营造社区集体参与氛围与个体、集体互动场所的方式，实现社区团结的增强和群体归属需要的满足，而仪式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经仪式互动提升受灾居民文化身份稳定性[66]，进一步推动社区灾后社会关系重构。此外，本文也实现对非表征实践向表征建构转化的实证探索。
5.2 讨论情感恢复作为灾后研究重要内容，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非表征的“事件结果”与表征力量介入视角进行分析。非表征作为情感恢复研究的主要分析视角，重点关注对受灾居民具身实践、结果，以及积极情感效用的探讨[9-11, 24-26]，但缺乏对具身实践中表征意义建构的理论深化与实践转换探讨；而表征力量介入的研究注重对宗教、民间仪式，住房及家物品等符号化事物的积极影响进行讨论[17, 25, 26]，对受灾者非表征实践、情感流变与恢复机制的解释力不足。因此，本文聚焦表征与非表征视角、结合人类情感理论，探讨报京侗寨受灾居民情感恢复过程，详细阐述了情感唤醒驱动下“个体、家庭到社区”尺度受灾居民身体与展演实践的过程化体系、“家的物质、情感空间重建、社区社会关系重构”的情感恢复体系，并尝试构建了“情感唤醒—身体与展演实践—意义建构”的非表征—表征转化机制。理论价值也得以体现：①扩展灾后情感恢复研究分析内容。即在社区参与之上，从社会文化结构、情感唤醒驱动角度挖掘受灾居民身体实践与展演的表征意义；②丰富灾后家的营造实践研究。家作为受灾居民日常实践与情感培育的载体[58]，经由家的物质、情感空间重建，功能与情感氛围营造消解家的不适与陌生，达成灾后家的情感认同；③实现对非表征向表征转化的实证探索。即受灾居民受情感唤醒驱动、以情感恢复为目标、具身参与灾后恢复实践，建构表征家的物质、情感空间和社会关系恢复的符号，达成非表征实践向表征建构的转化。
Building Back Better（BBB）作为灾后恢复的终极目标，人是其核心要义[59]。因此，本文对民族社区灾后情感恢复工作有以下建议：①充分发挥社区居民主人翁地位，将参与灾后恢复实践的权力转移至社区[67]，并协助社区成员制定、参与符合个体与集体恢复需求的决策、行动，推动灾后情感的恢复；②节庆、仪式作为社区集体参与的活动，可于灾后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社区灾后地方依恋重建、社会关系重构与文化身份认同提高；③建筑作为民族历史与情感的见证，住房重建应延续原有民族风貌，避免因住房结构、形式的巨变致使受灾居民遭受二次情感创伤。最后，本文以单一民族成分的民族社区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建议、分析框架是否适宜于其他类型社区灾后情感恢复的解读仍需验证，未来将结合不同民族、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的案例进一步检验本框架的解读张力，以便对社会文化结构、情感唤醒驱动于灾后情感恢复效用有更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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