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至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从36% 增长到64.72%^①，使乡村地区出现人口流失和产业衰落等问题，也为乡村带来新的需求和机会，产生新型经营者、外来经营者等现象，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结构性调整。我国乡村旅游经历了资源特色导向、农业产业带动、政府政策驱动和市场需求导向四个发展阶段，前三阶段主要依靠乡村居民自发提供农家乐、农业观光园等初级产品，经营层次和产品较单一^[1]。进入市场需求导向新阶段，游客高层次的健康养生、文化体验、乡野度假等需求出现，仅依靠乡村居民已难以顺应市场潮流，有必要鼓励本村以外特别是城市经营者介入，他们能带来资金、技术和新理念，弥补乡村资本、智力与技术不足，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下的一类特殊主体，指不属于某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在该农村地区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乡村旅游经营以小型民宿、餐饮、娱乐业态为主，因此外来经营者主要为以“人”为指向的投资经营者，他们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投资人、决策人、执行人和实际控制人，其动机、理念和行为对经营有决定性作用。乡村旅游发展中外来经营者数量不断增加，如2006年至2017年广西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占比从26.29%增长至71.34%，他们与乡村深度互动，也冲击着原有经济社会文化关系，带来更复杂的乡村治理与制度改革要求^{[2, 3]}。

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研究建立于中国特殊的制度情境之上。为便于农业生产开展，我国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核心为集体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拥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即对集体土地占有、使用并获取收益的权利^②。随着多种业态进入乡村，土地所有制单一使资产无法有效流动，产生资源闲置和浪费，压缩了乡村发展空间。因此乡村地区演变出多种土地流转和规模化利用模式，如土地转包、反租倒包、土地股份合作、委托经营等^[4]。我国于2014年提出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2016年起先后提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及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③，探索适度放活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这些政策释放市场要素、激活市场主体，为外来经营者进入乡村创办民宿、农业园、田园综合体等业态提供制度保障。

本文扎根中国制度情境，总结外来经营者研究的一般逻辑，为正确发挥外来经营者作用、促进我国乡村旅游健康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思考。从中国知网（CNKI）、万方、Web of Science等权威数据库中，以“乡村旅游”加“经营者”、“外来经营者”、“小企业”、“微型企业”、“外来移民”以及“rural tourism”加“entrepreneurs”、“small business”、“migrant”等关键词进行直接检索和滚雪球式检索，筛选后获得发表于2021年12月31日前的中英文文献共135篇。目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的属性、动机、经营方式选择、行为倾向及对乡村的影响。

外来经营者最突出的经济属性是以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利用乡村各类集体所有资源从事旅游经营。我国农村集体产权由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等为代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明显的边界，成员资格确认的主要方式为拥有户籍或通过集体决议^[5]。外来经营者作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难以获得农用地、宅基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等集体资源的所有权、承包权和资格权，只能通过向本地村民租赁、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和合作经营等方式获得使用权，使用年限和方式会受一定限制；并且在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等方面受到集体经济组织的选择与约束，集体经济组织可决定是否与外来经营者合作，构成其经济层面的“外来性”。

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在社会层面也具有显著的“外来性”。只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才能直接获得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后的股份和分红，进而享有土地内在的社会保障功能。我国乡村长期以来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系统，外来经营者难以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中也不容易得到身份认同。可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资格确认对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流入具有突出影响，外来经营者无法享受土地附加的股权、分红和社会保障功能，在当地经营与生活的过程中因“外来性”而面临社区支持与融入问题，其旅游经营的可持续性受到限制。

学术界对中国制度情境下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的经济与社会属性研究较少，落后于实践发展需要，特别是外来经营者面临的资源获取与使用、社会身份、社会权利与保障等客观约束会极大影响其主观动机和经济社会行为。

外来经营者介入乡村旅游的动机可用“推—拉”理论解释。拉力动机源于乡村环境和旅游资源优势，以及乡村旅游地不断产业化的需要；有学者认为乡村旅游拉力创业动机包括旅游资源和环境吸引、社交、更换工作、政府政策鼓励^{[6, 7]}。推力动机主要为外来经营者主观原因，包含经济动机、情感动机和其他动机，获取经济收益是主要经济动机，情感动机包括自我实现、改变生活和情怀动机^[8]，其他动机则有生活压力、个人兴趣爱好、对乡村振兴的历史责任感等^{[7, 9]}。

部分学者对经济动机与情感动机进行深入研究，吴琳等将乡村民宿创客动机划分为追求生意、追求生活、生意与生活兼顾三种，持后两种动机的创客占比较高，说明情感动机对乡村旅游经营者有较大驱动力^[10]。因此生活方式型外来经营者也是乡村旅游经营者中的重要类型，其共性推力动机是在经营中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高质量和慢节奏的生活^{[11, 12]}。有学者指出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存在个体差异，受到职业、认知能力、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等因素影响，并受乡村旅游地投资环境、外部支持和投资风险影响^[7]；经营者乡村旅游机会识别受到社会资本和先前经验的正向影响，创业警觉性起到中介作用^[13]。

在上述动机驱动下，外来经营者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方式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根据实践案例研究总结，其经营方式选择可划分为租赁经营、托管经营和股份合作经营三种（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经营方式 Tab.1 The Business Modes of External Operators in Rural Tourism

表 1 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经营方式 Tab.1 The Business Modes of External Operators in Rural Tourism

租赁经营下村民和村集体收益相对固定，但市场机会非均等化，房屋和土地租金受到地理位置和交通等因素影响，而外来经营者在向村集体租赁时受到其选择与约束^[20]。租赁经营容易催生利益分配问题，经济实力强的外来经营者可能借助资本和信息优势剥夺农民应得的土地收益和土地增值价值，经济实力较弱者则面临地租上涨导致的成本上升风险^{[21, 22]}。

选择托管经营的外来经营者往往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仅负责对乡村进行品牌化管理，而不占有生产资料。托管经营与租赁经营的不同在于村集体的收益非固定化，所获得的分红受经营状况影响。这一模式下乡村旅游收益大多由外来经营者获取，村集体和村民受益状况较差，村民可能被排除在旅游经营之外，容易激发外来经营者与社区的矛盾，阻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股份合作经营近年在乡村旅游地使用广泛，这种模式下产权关系明确，广泛吸收资金、人力、物力、技术等要素，外来经营者能以自身管理和创新能力打造产品和品牌，各利益相关者拥有共同利益和目标，村民作为新企业股东或员工可参与到经营和决策中，还能从新企业利润中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员工福利，有利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和观念更新^[18]。此模式的缺陷是部分集体资源难以量化、社区与外来力量难以抗衡，使得股权设置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不规范，民主决策可能沦为形式，最终企业获得大部分旅游开发收益^[17]。

外来经营者在选择经营方式时需要面临产权问题，由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界定不明晰、土地旅游化流转中存在法律缺失，实践中村民的权属和法律意识也较为淡薄，导致所有权主体在土地流转中缺乏动力^{[4, 23]}。且外来经营者仅暂时拥有资源使用权，经营年限和前景不明朗，还要面临租金障碍、淡旺季、成本和竞争、社区支持等一系列风险，可能在投入上缺少信心和胆量，导致经营缺乏效率和持续性^[24]。现有对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经营方式的研究往往与利益相关者研究融合，大多仅提出不同的经营方式，缺少对其生成环境、效果衡量、变迁过程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以租赁经营为主的外来旅游小企业和个体户是乡村旅游服务的基层单位，与当地居民联系密切，是外来经营者社会交往的主要研究对象。李星群等发现乡村旅游外来微型企业在发展初期与当地居民产生冲突，在成熟期则向友好、合作转变，使乡村社会交往呈现由注重“利益”向“情感”与“利益”并重转变^[25]。外来经营者因乡村社群结构和圈层关系的差异而面临不同的社会交往困境，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外来个体户在房东的引领下进行社会交往，通过经济服务关系和有限宗教活动来维持和拓展社区关系，但会因宗教和文化隔阂呈现“貌合神离”的形态^{[26, 27]}。外来经营者和本地居民需要共同努力来形成良好交往氛围，陈靖认为可充分利用熟人社会中人情、面子等乡土习俗，以及“中介”、“担保人”等纽带来营造良好的社会关系^[28]。

研究发现外来小企业主和本地小企业主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本地小企业主深度“嵌入”当地，在资源获取、享受政策等方面存在优势，而外来小企业主则在经营背景、知识和企业内部建设等方面存在优势，但乡村非正式制度会对外来小企业主产生约束，因此李彬彬认为本地小企业创业者的整体创业能力高于外来创业者^{[29, 30]}。郭强等发现二者虽共同形成“熟人社会氛围”，但各自圈子的资源存在差异，不同群体小企业主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能促进共同成长，外来小企业主的个人特质和创新精神能激发本地小企业主创新经营方式，二者需要在经营范围上互补、构建合作关系^{[12, 31]}。

外来经营者在乡村旅游经营中主动承担部分社会责任，如通过积累公积金支持生态保护和乡村公益事业^[17]。但存在社会责任承担不完整的问题，如徐仕彦发现丹霞山旅游小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处于无意识状态下，以经济责任为基础，承担慈善责任较突出、法律责任较被动、道德责任不明显^[32]。外来经营者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交往存在关联，文彤等发现外来旅游小企业主道德驱动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创造更密切的社区关系^[33]。

乡村旅游对环境的依赖较高，经营者的环境责任是其社会责任的重要维度。部分外来经营者较高的生态文明意识对当地居民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生活方式动机驱动的外来经营者受乡村自然环境吸引较大，相较于经济动机驱动的外来经营者在环境责任方面表现更好^[34]。对于环境责任水平较低的外来经营者，杨学儒等认为可通过社区参与正向影响其环境行为，经营者的环境关心对此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35]。

外来经营者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正负两方面行为倾向：正面包括引领村民积极参与村庄治理、支持和改善乡村社区治理、参与乡村共建共治共享；负面则在于加剧族群冲突、影响部分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5, 36, 37]}。受传统乡土社会中“关系”的影响，外来经营者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较困难，需要依赖地方传统权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26]。刘欢等发现陕西袁家村村委会通过引导外来经营者学习和传播当地文化促进共治理格局形成，乡村基层组织应充分发挥吸纳外来经营者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36]。

外来经营者的行为倾向受其动机、经营方式、经营年限、经营理念等多个因素影响，如丹巴等认为外来投资商对长远利益的追求使其经营行为更加规范，而个体户则以小本生意为主，为实现短期利益可能不择手段^[38]。外来经营者的行为倾向不仅影响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也会反作用于自身经营活动，目前对此问题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推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出要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村集体应承担促进社区旅游发展的责任，引导外来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交往和社会治理，促进各方形成互惠共生关系^{[39, 40]}。

现有研究认为外来经营者资金和技术等优势使其拥有较大经营规模和较高层次的游客消费，同时外来投资商会追求最大投资收益，因此外来经营者对乡村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为提升乡村旅游市场化程度、推动产业升级、带动相关产业和当地经济发展、驱动土地流转等；负面影响则在于冲击原有乡村旅游市场格局、使当地产业结构受外来经营者经营状况制约、产生旅游收益漏损、进行破坏性开发、挤压居民获利空间、影响居民土地利用主动权等^[41-44]。此外，生活方式型外来经营者能够提供多元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但其自身持续经营能力不强，可能对旅游地企业结构、发展潜力和可持续创新能力产生不利影响^{[12, 22, 45]}。

对于外来经营者在乡村产业和经济发展中的正负面影响如何调节，有学者从嵌入性角度进行解释：嵌入性指经济活动嵌入地方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程度，嵌入性越低则受外来力量的支配程度越高，高嵌入性与低嵌入性之间的权衡在于旅游漏损和学习渠道；如皖南古村落宏村采取由外来经营者主导的高嵌入性模式，在漏损和学习的博弈中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西递虽采取了社区主导的低嵌入性模式，但因内部漏损和学习渠道有限而出现了内部矛盾^[46]。可见，外来经营者的作用和影响需要综合探讨。

外来经营者的介入使乡村流动人口增多，改变了乡村人口结构。在商业氛围浓厚的乡村地区，外来经营者甚至取代当地居民成为乡村的主要使用者，产生“人口置换”现象^[47]；虽促进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但也提升了乡村人员管理的复杂度。在社会关系方面，外来经营者的介入使乡村传统熟人社会理性化、社会网络复杂化，乡村秩序从熟人道义、利益共享向利益竞争、社会冲突转变，逐渐偏离传统“差序格局”并构建新社会关系。外来经营者与乡村居民形成租赁、雇佣或合作关系，其创业行为会带动部分居民创业，也在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和未参与的居民之间催生阶级和收入分化，产生经济优势和弱势群体，增加个体的横向相对剥夺感和被排斥感^{[21, 25, 48]}。作为外来移民，外来经营者自身在乡村旅游地也需要经历社会融合的过程，包含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49]。

外来经营者的介入加强乡村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使乡村原生文化产生变迁。目前研究中持外来经营者对乡村文化存在破坏的观点较多，认为外来经营者进行破坏性开发，冲击文化原真性和可持续性、使商业文化吞噬传统文化和乡村氛围，导致“乡村性”消解^{[50, 51]}。然而，不同外来经营者对乡村文化的态度不同，生活方式型外来经营者和理念先进的外来经营者更重视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罗秋菊等以民居客栈为例发现自主经营型外来经营者在保留当地特色的同时引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外来文化，而投资型外来经营者则与当地文化互动较弱、主要依据市场需求进行文化创新^[52]。

外来经营者对乡村公共环境的影响因其动机、经营方式和行为倾向而异，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外来经营者尤其是生活方式型经营者倾向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的外来经营者则可能进行“破坏性开发”，造成乡村原生环境的恶化。由于乡村旅游地的吸引物以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等公共资源为主，外来经营者可能催生“公地悲剧”现象，因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政府权力寻租和社区居民参与缺失等原因而产生低效率短期行为，表现在自然和人文环境破坏、旅游公共设施和服务落后，进而造成品牌资产的浪费^{[53, 54]}。乡村旅游因多个群体共同拥有资源的排他权，也会形成多方参与、多头管理和旅游开发的进入壁垒，导致资源利用率低和市场整合困难，最终产生“反公地悲剧”^{[54, 55]}。

综上，外来经营者使原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土社会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由相对封闭空间转变为多元、流通空间^[20]。对外来经营者影响的研究有助于辩证地理解其对乡村发展的作用（如图 1），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是缺少对变迁性影响的研究，如对乡村资源要素配置模式变化、生产关系重构及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二是有必要对不同类型外来经营者的影响进行分类研究；三是科学应对外来经营者介入的负面影响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问题。

图 1(Fig. 1)

图 1 外来经营者对乡村旅游地的影响 Fig.1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Operators o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外来经营者介入乡村旅游是伴随乡村人口流出与产业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现象，他们在中国制度情境下产生独特的经济与社会属性，在不同动机驱动下选择经营方式，形成了颇具自身特点的行为倾向，最终对乡村旅游地产生诸多影响，由此构成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研究逻辑（如图 2）。现有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图 2(Fig. 2)

图 2 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研究的一般逻辑框架 Fig.2 General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Study on External Operators of Rural Tourism

第一，研究相对滞后于实践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外来经营者的广泛介入与作用。对外来经营者这一主体尚未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对其经济社会属性、行为倾向与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入，且研究情境与案例相对集中，对于现行制度的考量和未来政策的走向支撑不够。

第二，研究理论基础较为传统。目前研究大多从实践现象出发对特定问题进行解释，运用了各学科中的成熟理论，如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创造性破坏模型、空间生产理论等，但往往止步于对实践的描述与解释，理论突破与建构较少，未形成外来经营者研究的基础理论体系。

第三，研究方法以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为主。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采用问卷调查获得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工具进行分析；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使用扎根理论、社会网络分析法等进行探索性分析。当前量化与质性的组合研究方法得到重视，但新兴研究方法采用较少，如大数据方法、旅游实验法等。

在大量外来经营者介入乡村旅游的实践背景下，外来经营者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与乡村良性互动成为突出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必须保障当地居民在旅游开发和利益分享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外来经营者选择适当经营模式、发挥好带动作用，将本地优势与外来优势互补，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未来研究应更受政策驱动，关注群体性实践经验，追踪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探索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发展的基本规律，包括：

一是外来经营者自身成长变量之间的深层次、交叉性研究。外来经营者不同动机和经营方式导致的行为倾向和影响有何不同应成为重要研究领域，通过对其自身成长变量相关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知外来经营者的行为规律，为实践中正确引导外来经营者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二是外来经营者嵌入乡村社会发展引发的深层次影响。外来经营者在乡村旅游地的经营与生活对乡村居民、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怎样的冲击，反过来又如何影响其态度与行为倾向，以及催生的绅士化、新乡贤、知识转移等问题都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有利于解释乡村旅游地是否需要外来经营者，指导乡村旅游地在实践中妥善处理与外来经营者之间的关系。

三是外来经营者的持续经营和退出经营机制，及与乡村社会的共生机制研究。外来经营者作为乡村旅游地不可忽视的主体，其自身的成长变量和深层次影响最终如何导致持续经营或退出经营的过程尚未得到解释。在此基础上，外来经营者与乡村社会如何走向共生、在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什么角色，应成为研究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问题的最终目标。

本文着重关注中国制度情境下的乡村旅游外来经营者，限于主题与篇幅约束而缺少国际视野，这一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具有独特性有待后续研究。同时现有研究大多散见于旅游小企业、旅游移民、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等相关主题中，未来应进一步形成专门研究领域。

注释：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2》。

② 参见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1条、第262条。

③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④ 参见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